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污染

第一篇：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污染

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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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珂雨

近年来，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相当严重，以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如今协调资源、环保与发展关系，可见社会对环境的重视是不容小觑的，人们应当重视经济环保的生产方式。

今年年初，严重的雾霾席卷了中国中东部地区。中国74个城市从1月1日起公布PM2.5数据，在过去的十几天内，有33 个城市指标超过300微克/立方米，其中京津冀最为严重。从北方的石家庄、北京，到南方的南京，以及中部的武汉，大半个中国浸泡在浓雾中。

北京气象台发出了北京气象史上首个尘霾橙色预警，城区多数地方的PM2.5浓度一度超过700微克/立方米。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周嵘向中外对话解析了雾霾成因：“首先是由于冬季北方采暖煤炭增加带来整体污染排放增加；周四至周六区域冷空气减弱形成逆温层（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大气层），京津冀的本地污染不断向近地面持续累积；同时周五从西北方向的山西、内蒙等煤工业区还有部分远距离输送，周六晚南部河北的重工业区和煤电厂污染也缓慢传输至北京。”北京市环保局判断:10日到13日，北京地区扩散条件极端不利。在地面闭合低压控制下，地面风速减小，湿度加大，致使逆温层形成，导致污染的持续累积。”

然而，无论其间有多少具体的气象因素，如此严重，大规模的恶劣空气质量，足以累积至此的空气污染物，已经使2013年1月中旬成为一个新的节点，对中国的整体环境质量再次发出警示信号。

与此同时，山东排污地下的时间也引起轩然大波，先有网友微博爆料山东某地许多化工厂，酒精厂，造纸厂将污水通过高压水井压至1000多米的水层，污染地下水。又有网友作证“山东广饶大王镇造纸厂就是典型的地下排污，用压力泵把造纸的恶臭毒水拍到地下水系里”一时之间，“地下排污”成为众矢之的。无论此事真假虚实，地下排污引发了众多人们的共鸣。据媒体报道，“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严重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这些残酷而冰凉的数据，让人遽然惶恐之余，不免黯然感叹，如果连作为生命之源的水都惨遭污染，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何存活，当一名因饮用污染水而染上沉疴，当一个个乡村沦为癌症村，惨烈的事实已经向我们发出最后的哀鸣和警告。再也不能容忍水污染了！

面对以上的环境问题，我想从经济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机制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但要有一系列严格的条件。只有当这些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亚当·斯密曾经所描绘的神奇的“看不见的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如果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时,就出现市场失灵。所谓市场失灵,就是市场机制的某些缺陷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使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而这两个严峻的环境问题造成公共资源配置不均，从而导致市场机制紊乱，经济混乱。

环境既包括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环境实物资源,也包括环境容量、生态平衡和调节、空气质量等环境质量资源。其中一些资源可以被所有人共用,一些资源被一部分人共用,还有一些资源被私人利用。这就涉及到环境的物品属性分析。经济学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把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具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的物品。将物品属性分析引入环境领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环境质量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像清新空气就是最纯粹的公共物品,既无消费的竞争性和也无排他性。即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同一环境物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一个人不论付费与否,都不能从这一环境物品的消费中被排除出去,即环境质量作为公共物品,使得无法、很难或不必对其进行收费,私人企业赚不到利润,市场机制就无法激励其减少空气中污染物的排放来提供清新空气这一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是失灵的,必须政府干预,由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

其次，环境资源的共有资源属性。像森林、地下水、野生动物等就是典型的共有资源,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由于共用资源产权不明以及不能或很难向使用共用资源的人收费,即人人都可以自由取用而不负担成本,必然导致环境资源消费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滥用环境资源。以我国的地下水为例,由于地下水属于共有资源,任何企业都可以随意掘井取用，同时为了避免因污水而向政府缴纳各种费用，许多企业把污水偷偷排入地下，导致严重的地下水污染，对我们的地下资源，甚至土壤、植被、动物、人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些影响都是毁灭性破坏,这就是“地下水的悲剧”。经济学分析认为,当今社会,资源的枯竭、生态的恶化,与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有密切关系。

环境污染是指经济活动的污染物或污染因素排入环境,超过环境容量和环境的自净能力,使环境质量恶化。“外部性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利益。”经济学认为,“市场之所以能有效率的运作,是因为价格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双向传递了信息。然而,有时市场价格并不反映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当一种生产或消费活动对其他生产或消费活动产生不反映到市场价格中的效应时,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的内涵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首先，当企业或个人的行为不是通过影响价格而影响另一个企业或个人的环境时,便有了外部性存在。其次，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不一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价值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导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这种非市场性的影响,对社会有利的称为正外部性,对社会不利的称为负外部性。

将外部性理论引入环境领域,实质是把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放到环境-经济复合系统中考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产生了不能全部反映到市场交易价格中去的额外社会成本。如化工厂向空气中排放污染气体，致使北京雾霾天气。由于无须向任何人赔偿损失,从而导致外部不经济的产生。由于环境污染并不构成私人生产成本,必然出现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这一差异被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外部性成本的顺利转嫁,必然导致这种带有负外部效应的物品的过度供给行为,使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社会福利损失。

因此，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综合利用资源。我们要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有的国家发展以节能、节材、节水、节约资本等重效益、重品种、重质量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制度;有的国家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由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向深加工、精加工的“朝阳工业”转变,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还要重视二次资源的开发利用。很多国家提倡废物资源化,把再生资源称为“第二次物料革命”,或“第二矿产资源”。例如,巴西、意大利每年所消耗的贵金属几乎全部来自再生,其他废旧金属的80%～90%均被回收利用,变废为宝。为减少水资源消耗,有些国家工业用水的回用率已接近100%。更要加强对资源内涵的认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从注重物质投入的外延正在向注重资源内涵扩大的方向转变。如回收利用垃圾也能创造新的价值,日本对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90%,法国每年从垃圾中回收废纸占造纸工业原料的40%。现在世界各大国正在进一步对回收垃圾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以保护地球生态环境。

我们还可以树立生态技术观。每当新科技成果向经济建设转化时,总会带来生产的大发展,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质变效应。然而,进一步深思,又发现另一种倾向,大多数技术的应用,如果是以单一目的性——经济效益为前提,那么技术越尖端,单一目的性越明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就越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技术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这主要取决于人类自己,而非技术本身。21世纪的技术观应当是生态技术观。生态技术观的含义为: 科技发明的指导思想,要坚持技术的单一性目的与多元性目的的统一,即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为双重目的,或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为多重目的。科技成果的应用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内在承受性和外部承受性,如资源再生循环技术、环境无害技术,都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

综上所述面对现在的环境现况，正确的厂商经营模式的建立是必然趋势，经济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环境的因素，形成资源有效利用、合理利用并实现安全生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近年来逐渐增多的和环境污染事件来看，资源的不合理运用造成了人均资源日趋匮乏，污染物不合理排放造成了人员事故。自此我们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了，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过去，环境与经济的双方结合才是发展之道，正确之道。

第二篇：环境污染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环境污染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摘 要]环境污染作为从事经济活动所需付出的代价是一种经济现象，一旦存在外部不经济，环境污染就成为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由于现实中的市场和政府都不完美，所以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而要解决该问题，单纯地依靠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都是不可取的，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发挥政府与市场的比较优势，使二者协调配合、取长补短，以尽可能降低环境污染危害的程度。

[关键词]环境污染；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5－0024－04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环境污染可以看作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在付出的环境成本或代价一定时，取得尽可能大的收益，或者在取得的收益一定时，付出的环境成本或代价尽可能的小，即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值，符合“帕累托最优”标准的要求。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样的环境污染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不是经济问题。能够成为经济问题的环境污染是指在环境遭受污染，付出环境代价以后，社会资源配置并不能做到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值，从而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现象。本文对这样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从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角度揭示问题的成因，以期能对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

一、环境污染问题的实质是外部不经济

所谓的外部不经济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却并未给予应有补偿的现象。对环境污染问题来说，所谓的外部不经济就是指有的经济主体污染了环境，但却并未付出代价，或者虽然付出了代价，但付出的代价却小于环境污染治理的代价，而由其他经济主体承受环境污染治理代价的现象。显然，此时就出现所谓的成本外溢，从整个社会角度考察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条件与从该经济主体自身角度考察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条件就不一致，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

假定污染者是一厂商，其作为“经济人”必然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即利润最大化；假定污染者所处的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即污染者在商品市场上是价格接受者，商品市场不存在垄断性扭曲；假定污染者造成的外部成本是EC=EC(Q)；并假定不存在信息费用。则社会净效益(SNB)就等于产生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总效益减去私人成本C和外部成本EC，即：SNB=PQ-C(Q)-EC(Q)。其中，P是产品的价格，Q是产生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总量，C和EC皆是产生污染的经济总量的函数。当社会净效益最大时，有dSNB(Q)／dQ=P-dC(Q)／dQ-dEC(Q)／dQ=0。即：P=dC(Q)／dQ+dEC(Q)／dQ=MSC。该式中，sc为社会成本，SC(Q)=C(Q)+EC(Q)，MSC为边际社会成本。显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条件是价格(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dC(Q)／dQ+dEC(Q)／dQ)。但是污染者并不考虑外溢的成本，其会按照价格(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私人成本(dC(Q)／dQ)进行决策，这就使得资源配置结果表现为资源配置量偏多，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收益而导致效率损失。

二、市场失灵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使资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最优状态，但要实现帕累托最优，隐含着如信息充分、无外部性、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产权界定清晰、资源自由流动、交易成本为零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发表了著名的《社会费用问题》一文，他的主要思想被后人总结为著名的“科斯定理”：外部性可以通过明确界定和保护产权，并通过市场的自愿交易来解决，即当交易谈判涉及的当事人较少、市场交易费用小于政府干预的成本时，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干预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效率更高。科斯认为外部负效应是产权界定不够明确或界定不当引起的，所以只要界定并保护产权，随后所产生的市场交易就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蓝虹，2004)。科斯以“走失的牛群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的案例来说明他的论点。他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下，分别讨论了养牛人对农场主的损失负责赔偿(即养牛人无权让牛群吃农场主的作物)，以及养牛人不向后者提供赔偿(即养牛人有吃麦的权利)两种不同的情形。他得出的结论是两种情形都能使资源配置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值，因为在对权利给出初始的明确界定后，只要市场交易费用为零，无论产权属于何方，通过协商交易的途径都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在科斯看来，外部性完全可由私人合约得到解决，即基于自愿交易的私人合约行为对市场运转有着自我修正的效能(罗必良等，1994)。

(二)现实中市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何会失灵

在环境问题上市场失灵的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环境资源的公共品属性。大气、森林、水等环境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从性质上讲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其具备公共物品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人都想成为“免费搭车者”——只想享用或利用而不想出资提供或承担成本，于是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此不起作用。由于环境具有的公共产品特征，那么环境资源在使用中必然出现所谓的过度使用，换句话说，对于免费提供的环境资源，使用者会一直使用到自己的边际效用为零为止。这种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表现出很强的负外部性，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表现为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导致人们无节制地使用有限的环境资源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个体的理性却要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即个体追逐个人私利的结果最终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及所有人福利水平的降低，这就是哈丁所表述的“公地悲剧”。

2、环境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对环境行为主体来说，首先，不少环境问题有潜伏期和时滞，这使得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在人们对环境保护尚未产生清醒认识之前，人类行为只能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这意味着环境污染在特定条件下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其次，即使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的必要性，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还是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即人的短视性及机会主义倾向驱使人类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或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局利益，从而以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增长。

3、环境信息的稀缺性和不对称性。环境信息是稀缺的，因为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人类对环境的认识至今还是微乎其微的，与人类对环境信息的需求相比，环境信息的供给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如果信息公开不利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人们就倾向于封锁信息，通过保证自身具有信息优势来谋求私人利益。这很容易导致环境信息的不对称，比如污染者对于他的污染状况、污染物的危害等往往比受污染者了解得多得多，但受个人利益驱使，污染者往往会隐瞒这些信息，以继续其污染行为。污染者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产生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受污染者由于所拥有的相关污染信息相对较少，如果想“讨回公道”则需要付出很大的信息成本。这也许正是在一定的限度内人们宁愿“忍声(噪声)吞气(废气)受污染”的原因(沈满红，1997)。

4、环保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性。所谓规模报酬递增是指随着资源配置规模的扩大，资源配置平均成本下降的经济现象。由于环境具有明显的整体性特征，所以在环境保护方面，单个企业通过自身的投资防治污染往往是不经济的。比如，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如果地域分布较为集中，那么各企业单独建污水处理设备，远不如在该区域内集中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更为经济有效。正因如此，中小企业由于在治理污染方面缺少规模收益，所以其治理污染的能力会因无法实现规模收益而弱化，这是中小企业成为重要的环境污染源的原因之一(金三木，2007)。

5、交易成本导致市场在污染治理方面的局限性。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在产权界定清楚的前提下，市场本身就可以把污染所导致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但是没有交易成本只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远离经济现实的假定。现实中，即便环境资源产权界定清楚，要真正维护产权仍然需要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产品性质，要维护环境产权，就会出现“免费搭车”现象，每个理性的经济主体都希望别人出面与污染者交涉，然后自己在不分担交易成本的前提下获取交易收益，于是也就没有人与污染者进行交涉、谈判或诉诸法律，环境污染也就难以通过市场渠道加以治理。

三、政府失灵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理想的政府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凯恩斯学派通过对新古典学派的“革命”，提出了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主张，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需要具备完全竞争的条件相类似，政府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要求政府必须是理想的政府，理想的政府也需要具备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如具有充分的信息(事前全面、准确：及时地了解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所有因素)、参与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的所有人都必须一心为公而不能谋取个人私利等。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政府也就可以把外部效应内部化，从而解决环境问题。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所著的《福利经济学》提出的“庇古税”就是依靠政府介入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种手段，按照庇古的传统，当一个厂商施加一种外部社会成本时，应该对它施加一项税收，该税收要等于厂商生产每一连续单位的产出所造成的外部损害，即税收(T)应恰好等于边际外部成本，使厂商将环境损失这种外部成本纳入其实际成本核算之中，进而可保证产品的价格能反映生产的社会成本。

(二)现实中政府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何会失灵

在环境问题上，“政府失灵”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政府部门的官员及公务人员存在明显的利己动机。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学派把“经济人”假设运用于政府行为的分析，无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实践活动都证明这一假设是经得起实证检验的。在市场有效作用的领域，由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经济主体要“利己”首先必须“利他”，但在政府部门，由于市场手段的失效，政府官员及公务人员的利己行为却通常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

首先，这种利己动机促使政府干预的缺位。按照公共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情政府应该去做。虽然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情，政府未必就一定做得了或做得好，即市场失灵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有效，但是如果在市场失效而政府相对有效的前提下，客观上就需要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即在政府干预是完全必要的前提下，政府不进行干预，就出现了政府的“缺位”。对于环境污染问题来说，市场机制自身难以进行有效调节，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干预和调节作用，但很多时候政府并没有对环境污染进行必要的干预，而是对污染“放任自流”。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比如，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追求GDP增长率而根本不顾及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环境成本，对严重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不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加以弥补纠正，或即便制定了相应的环保措施也不认真贯彻实施。

其次，这种利己动机表现为政府的不合理干预，即面对市场在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方面的失灵，政府进行了干预，但是这种干预却未能起到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的效果，甚至政府干预所导致的政府失灵较之市场失灵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政府干预的失灵集中体现为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财政、税收、外汇、金融、价格和环境政策等造成环境资源使用价格的扭曲，无法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并最终导致产品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脱节。这一是由于一些作为非环境资源管理部门，在政策制定中没有给环境和生态以足够权重，或者仍然采用在环境问题还没有受到充分重视时期的政策，这明显是强调部门利益以致部门利益重于公共利益的结果；二是污染者为了维护自己污染环境的既得利益，会加大“院外活动”的力度，利用政府部门从业人员的利己动机通过“贿赂”的办法促使政府部门保持或放宽环境标准，这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政策制定的失灵；三是政府本身目标选择失误，过于看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缺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这显然也受利己动机趋使。

2、政府缺乏关于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治理的有关知识、信息、人才及明确的目标或手段。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搞好这一工程需要政府具备充分的知识、信息、人才资源以及切实可行的政策目标和保证目标顺利实现的有力手段。这些条件往往是在环境污染达到一定程度，对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构成威胁，需要政府总结经验教训时才能达到，这是政府干预失灵及西方国家走“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重要原因。

3、政府本身所具有的垄断地位使其在污染治理方面不存在竞争压力。市场有效是因为竞争机制的存在，一旦市场出现垄断通常就出现效率低下。同样的道理，政府垄断的存在也在降低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压力和积极性，这使得政府对污染的治理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4、社会对政府失灵的认识还很不充分。不少研究者还没有把政府行为的分析纳入与私人行为分析相同的逻辑框架，关于政府法制建设还严重滞后，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还缺乏足够的监督。脱离了监督的权力会使腐败的收益大于成本，因此，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其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私人利益，这是政府在治理污染时因存在严重的寻租行为而导致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

四、启示 长期以来，人们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遵循两种基本思路：一种是带有鲜明的政府干预特征的“庇古税方案”，另一种是带有鲜明的市场自由放任特征的“科斯方案”。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单纯采取两种方案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对于强调政府手段作用的“庇古税”方案来说，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政府能够准确掌握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的差额，但这对政府来说是有相当难度的，在政府不能准确判断外溢的成本到底有多大的时候，政府开征的“庇古税”的税额可能是不合理的。如果税负水平偏低，则不能有效把外部成本完全内部化，即经过庇古税的调整，仍然存在成本外溢，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虽然有所改进，但仍然不能做到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如果税负水平偏高，则必然矫枉过正，使本来资源配置量过多转变为资源配置量偏少，以致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而导致效率损失。对于强调市场手段作用的科斯方案来说，其在实践中得以有效运用也需要一定的假设条件：一是谈判的费用(交易成本)要较低；二是产权必须明确；三是外部性影响涉及的范围较小。但由于环境资源具有无形性、流动性、受益范围广泛等特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产权保护和产权界定成本很高，而且受益者往往会隐瞒自己的真实需求，市场主体与众多受益者之间进行直接磋商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科斯定理对治理环境污染也不具备普遍的意义。

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而政府又是理想的政府，则无论强调政府手段的“庇古税方案”还是强调市场手段的“科斯方案”都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从结果看，这两种手段就没有什么差别，但事实恰恰相反。由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单纯依靠市场手段或单纯依靠政府手段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没有出路的，可行的办法是发挥二者的比较优势，使二者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在环境污染问题波及的范围比较小，责任主体比较明确，利益损失涉及主体少且遭受的损失比较容易界定，进而通过市场渠道解决污染问题受交易成本的制约比较小的时候，应该发挥市场手段在解决污染问题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而在环境污染问题波及的范围比较大，责任主体比较模糊，利益损失方涉及主体多且遭受损失难以准确界定，进而通过市场渠道解决污染问题面临很高的交易成本约束的时候，应该发挥政府手段在解决污染问题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时加强法制建设、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使政府从业人员把利己和利他统一起来，也是充分发挥政府手段作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第三篇：养猪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

养猪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养猪环境污染问题的经济学解释

经济学家主要用3种理论来解释环境污染问题，即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产权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现分别运用这3种理论对养猪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

1.1 养猪环境问题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含义是.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资源与环境问题先出现逐步恶化的特征.然后再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在养猪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养猪生产规模较小，环境污染问题较轻。当前我国养猪业正在逐步实现现代化。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猪污染环境问题开始凸显。随着人们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就会加大对养猪环境污染问题的整治力度。随着整治工作的不断推进，今后养猪污染环境问题会得到有效遏制。并逐步好转，最后肯定会得到妥善解决。目前，发达国家的养猪环境污染已经得到很好控制，已经趋于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养猪环境污染问题仍在上升。

1.2 养猪环境产权失灵

用产权方式来分析环境问题，最早是由科斯(Coase，1960)提出的。科斯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只要产权明确.则无论最初产权是如何分配的，通过交易总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外部性也就可以消除。根据这个观点，现实中的很多环境污染问题都跟产权界定不清有关。实践证明，产权界定清晰，环境利用与保护就会越好。目前，我国养猪环境产权失灵现象十分普遍，这是因为养猪环境范围不易确定，其产权边界也难以确定或确定成本较高。由于缺乏排他性的产权安排。养猪环境污染问题的监督就会缺位，污染问题就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1.3 养猪环境问题的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马歇尔于1910年提出的。他的学生、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

古后来提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构成了外部性。所谓“外部”，简单地说。就是在经济活动中，未在价格体系中体现的那部分副产品或副作用，可以用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差来衡量。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就是负外部性，反之就是正外部性。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外部性是有害的，是负外部性。养猪环境污染问题就是养猪生产的负外部性，养猪投资者获取利润，但没有承担环境污染整治的成本。使得养猪生产的社会成本大于养猪生产的私人成本。另一方面，养猪环境保护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物品或劳务，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养猪投资者不会主动为它付费，从而造成了养猪投资者的环境保护行为严重不足。一般来讲，外部性与产权有一定联系，产权界定有助于某些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但有些外部性又决非产权界定就能奏效。当前，通过政府出台一系列制度安排，把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比较理想的办法。这也是当前环境治理政策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养猪环境污染治理的经济制度选择

解决养猪环境污染问题不能单靠市场机制，养猪投资者受个人利益驱动，不会主动根据环境和社会效益来安排自己的生产，所以养猪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需要政府实施强有力的干预。从理论上讲，政府可以选择以下几种方式来达到将养猪环境污染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

2.1 排污收费

“排污收费”是按“污染者付费”原则，将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激励排污者治理污染，从而达到保护环境资源的一项经济制度安排。但实践中很难将污染造成的损害精确计量和货币化，确定最优收费标准的难度大。

2.2 开征环境税

环境税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资源，凭借其主权权力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种税。对污染性产品征税，可以将污染性产品的外部社会成本“内部化”。

2.3 污染削减补贴

污染削减补贴的原理和环境税是一样的。生产者不愿从事环境保护的主要原因是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那么借助于补贴手段，对参与环境保护的生产者给予适当的补贴，使他们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一致.这样可以把社会所需的环境保护活动诱发出来，消除或减少负外部性的活动。

2.4 排污权交易

戴尔斯(Dales)在其1968年出版的《污染、财富和价格》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污染权的概念，他认为国家可以建立排污许可证制度.将污染权出售给出价最高者，运用市场机制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控制。这种手段有利于克服法规标准的局限性，其核心是刺激排污者在其自身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目标间进行权衡。

在养猪环境污染治理中，到底应该选择哪种经济制度方式.这个问题必须结合我国现阶段养猪业的具体情况。当前我国养猪污染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污染隐蔽性强，隐性污染源大大超过显性污染源：二是由于养猪地区的气候、土壤、水文、地形以及地貌等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难以制订一套以技术检验为基础的条例。给治理执法带来了难度；三是我国养猪行业总体经济效益较低，承担污染税或排污费的能力较弱。因此，我国目前对养猪环境污染治理更适合采用以污染消减补贴为主的模式进行。建立养猪污染消减补贴体系。全方位治理养猪环境污染问题

污染消减补贴可以调节养猪生产的外部效应，使养猪生产的外部负效应内在化，一定程度上使养猪生产的成本与收益能接近相应的社会成本与收益.从而解决养猪污染问题。

3.1 完善养猪环境环保立法

借鉴国际上成功控制养猪污染的法律法规，建立我国养猪环保生产的技术规范，制定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养猪环保法律法规。

3.2 加强对养猪行业的环保意识教育

通过科普和大众媒体，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着重提高养猪行业对养猪环境污染的认识和自觉参与防治污染的意识。

3.3 集中财政资金引进国外“洁净农业”技术，加速改造低效率、高污染的传统养猪生产方式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养猪环保技术正逐步由“终端治污”向“洁净”技术与产品过渡。我国应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加速引进国外“洁净农业”技术，改造低效率、高污染的传统养猪生产方式。

3.4 对“洁净型”高效养猪技术与产品创新进行补贴

养猪技术进步是改善养猪环境质量的基本手段。在养猪生产方式的研发中，国家应加大资金投入，重视“洁净型”高效养猪技术与产品创新，探索和推广能够减少养猪污染排放的养猪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淘汰粗放式养猪方式，鼓励发展精确化养猪，实现我国养猪业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四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食品安全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食品安全问题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新的食品安全法的开始实施, 人们应该享有的最起码的食品安全权利, 依然不断受到挑战。诸如苏丹红、“大头娃娃”、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一滴香、洗虾粉等问题仍然充斥着市场。食品安全问题, 越来越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和消费信心,民众生活质量因此受到严重，也同时影响了食品行业的发展。

一、关于食品安全的概述

食品安全是指无毒、无害的食品, 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 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食品安全问题就是食品的质量不过关。随着新的食品资源的不断开发, 食品品种的不断增加,消费方式的多样化, 食品安全问题几乎出现在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食能养人, 也能伤人。一旦食品出现安全问题, 表现出来的危害性一方面导致食源性疾病, 这种疾病通常带有感染性或中毒性质, 且具有群体性、突发性、广泛性与社会性的特征, 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另一方面食品安全问题给市场带来负外部性, 使

第五篇：经济学的角度解读幸福——效用分析

成为同一个幸福的人

刘金典

幸福是一种心灵的震颤。它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不断地训练，简言之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的时刻。它出现的频率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小，人们常常是在幸福的金马车已经驶过去很远，捡起地上的金鬃毛说，原来我见过它。——毕淑敏《提醒幸福》

什么是幸福？我觉得幸福就是一种使人觉得满足的一种感受，一种心理体验。幸福对于视财如命的葛朗台来说拥有无尽的财富就是他最大的幸福。对于忧国忧民的杜甫来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他最大的幸福。对于放浪不羁的李白来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是他最大的幸福。而对于现实中的我。我觉得只要正视事物的两面充分享受现时一切美好的东西。充实大学的生活某部位得到什么而大喜，也不为失去什么而悲伤不已。我只愿积极的乐观的走过我有意义的充实的大学生活，这就是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幸福。

萨缪尔森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幸福公式，即幸福=效用∕欲望。这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个人的幸福的程度。首先他把事物对人的有用性给人的满足程度量化处理，例如吃一顿丰盛的晚餐给人的满足程度是五个效用单位，看一场3D科幻电影给人的满足程度是十个效用单位。那么一个人实现了这两反面的欲望的话，那他的满足程度就是十五个效用单位。另外，我们可以总结出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在欲望既定的条件下，效用越大越幸福。效用既定的情况下，欲望越小越幸福。如果一个人的欲望无限制的膨胀，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都想据为己有的话，他会觉得自己目前拥有的还是太少了。也就是说他的欲望趋向于无限大，那么他的幸福程度也就相当的小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那些贪官们是绝对不幸福的，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机前往甚至是上亿元的人民币，他们还是觉得太少了。他们的欲望也就趋向于无限大，他们的幸福程度也就可能趋向于零了。当然我说上面这些意味着可以抹杀人的欲望。我也反对那些禁欲主义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欲望的话，那何来的幸福感呢。所以幸福还是个和主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当然我们可以克制我们的欲望，我们可以以道家的基本思想为行为准则，不让各种不必要的欲望疯狂的膨胀和蔓延。这样我们才能够从生活中的得到更强的幸福感。而现在我们可以推断一下道家和儒家那个幸福感更强的问题。儒家强调向外求，他们追求的是“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目标大而空。所以用幸福公式来验证儒家的幸福程度时。我想儒家因为追求的目标太难实现而会相当苦闷。道家是向内求，即强调修炼自身，清心寡欲，恬淡虚无，宁静致远。我觉得道家的幸福程度还是会比儒家的高些吧。但儒家也有那种向内求的贤者。例如颜回，一瓢饮，一箪食，一壶浆，居于陋巷而不改其乐。这说明他又达到了另一个较高的境界。

既然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而给我们带来幸福感，那么就要面临需求层次的问题。而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就解决了一个人的需要的分类，并且他把需求层次划分成几个层次：①生理需要②安全需要③社交需要④尊重的需要⑤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随着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就会提出更高层次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例如，安全感，归属感以及受到他人尊重以及自我实现。在物质方面的欲望得到满足是低层次的，因此给人的满足程度也就较小。而精神方面的需求满足会给人很大的满足程度。因此我们可以把幸福公式做一些改变：当然这种改变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既然我们有两方面的欲望，那么也就产生两个方面的效用，即精神层次的效用和物质层次的效用。马斯洛还提及了高峰体验。就是那种投入到自己所做的有意义的事中二玩我的状态。这就是高层次的心理满足。它所产生的效用会是无限大。而物质层次的效用总会受到各种限制而十分有限，因为人们的衣食住行是很容易就得到满足的。不可能说一个人一天吃十顿饭。也不可能说一下穿一百件衣服。这就是说物质层次的效用是一个常数。并且每个人都相差不多。那么更重要的就是精神方面的满足。根据假设的新的幸福公式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很富有却没有幸福和快乐了。以为他虽然可以在物质的需求当中获得比别人相对多的满足，但是他可能在精神方面没能得到满足。所以他还是感觉不到幸福的存在。其实幸福真的很简单，例如有个和谐的家庭关系，我最怀念的就是和家人一起看春晚是的情景。或者是有个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得到众人的尊重。或者是把自己的兴趣和职业结合起来，能在工作中找到快乐。那么这对于一个人精神方面的满足是很有帮助的。精神的需要得到满足，也就使一个人更感受到幸福。

再结合我自己，我觉得我现在很幸福，因为我觉得在精神层次上的效用还是比较大的。我比较喜欢回家，因为我和爸爸妈妈可以说是朋友，和他们交谈时十分轻松。他们十分开明。因此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其次爱我的每天的学习和生活中。我能学到很多东西，我得到了追求的东西。因此我认为我现在的生活值得拥有。

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积极乐观的去生活。抓住现时，做一个幸福的人。正如毕淑敏所说的现在就抓住幸福的尾巴，时常提醒幸福，拥有幸福的人，才是一个心灵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