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学和哲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精选五篇）

第一篇：用经济学和哲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

用经济学和哲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平均主义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我们可以从基尼系数上充分的看出先如今中国贫富差距之大。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基尼系数其经济涵义为：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由上表可以看出198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88，与当时很多发达国家一样低，甚至还要低于他们当中的部分国家。但是截止到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6，特别是从1994年开始就没有基本上没有低于过0.4，均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而在哲学上分析出现该问题的原因。中国人口多资源相对少，因为中国的发展时间太短，不像其他发达国家已经过几百年的资本累积，再者中国还有那么一段被侵略的历史，所以中国的底子比较薄，在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下，这种统治方式也毁掉了国家的根基，导致社会和生产力落后，自然也就不能累积发生质变的资本，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多中所有制共同参与的生产方式，平均分配为主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比如，技术专利是你的，你要求专利入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国的生产力落后，必然有这样的生产关系产生，否则就不发展，根据质变与量变的关系，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所有都一夜共同富裕，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只有富裕的人多了，才能使国家强大，从而使贫困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为了发展，贫富差距的存在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该问题，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应采取相关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一）、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

（二）、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在税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政府应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四）、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

（五）、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二次分配要讲公平，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

第二篇：用经济学角度探讨北京雾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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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学角度探讨北京雾霾问题

北京连日来的大范围雾霾天气，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溯源、反思、问责„„多角度讨论之后，“如何防治”逐渐成为探讨的焦点，“行动起来”亦逐渐成为各方的共识。其中，“以经济手段推进环境治理”又成为最受关注的热点。

环境治理成本谁买单？

“同呼吸”，但并未“共命运”。

污染会切实影响到全社会每一个公民，空气是每个人都无差别共享的，但利益却是被个体所获取了。

经济学家叶檀认为，雾霾是高污染GDP的代价，损失由全社会共同承担，而利益则被汽车厂、石油厂、水泥厂、木材厂和煤电厂等企业拿走。如果没有税收、环境交易等方面的正确激励制度，污染GDP狂欢还将继续。“污染折价的时代已经到来。”叶檀说。

多位经济学界人士抱持相同的逻辑和观点——资源性企业必须缴纳高额的环境税与资源税，以弥补所带来的环境损失。

和所有公共工程一样，环境治理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依照逻辑，这部分成本应由前述“利益获取者”们承担。

以经济杠杆来推动环境治理，成为被广泛讨论的课题，也被认为是“预计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一种手段。

“经济手段是遏制环境污染的根本性措施，应当在有关资源产品价格中纳入环境成本，建立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原全国人大环资委办公室副主任、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表示，这方面至少已有两个成功案例。

骆建华介绍说，2004年开始实行的脱硫电价政策，以及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试点、近10年来全面推行的污水处理费征收政策是近年最成功的两个案例。这两项政策调动了企业脱硫的积极性，推动了城市兴建污水处理厂的进程，极大地刺激了脱硫和污水处理行业的发展，对“十一五”期间国家顺利完成SO、COD减排目标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何拨动经济杠杆？

“未来应借鉴上述两项政策的成功经验，环境政策更多地着眼于经济手段，充分发挥价格信号的引导、调节作用，加快推动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进程，逐步建立环境价格形成机制。”骆建华说。

骆建华称，环境商会近期已将相关建议提交给国务院有关部门。比如：推行污染减排的综合电价政策。200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1.5分/千瓦时脱硫电价政策，2011年国家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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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出台0.8分/千瓦时脱硝电价政策。考虑到中国城市PM10和PM2.5污染严重的现状，并考虑电价政策的公平性，环境商会建议尽快出台0.2分/kW?h除尘电价政策，并进一步调整脱硫脱硝电价政策，依据脱硫脱硝成本核算，将高硫煤脱硫电价调整至1.8分/千瓦时，低硫煤脱硫电价调整至1.1分/千瓦时，脱硝电价调整至1.0分/千瓦时等，使电价补贴与污染治理成本相符。

在环境税制改革方面，环境商会也建议开征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工业COD三个税种，税率暂定为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均为2元/千克，COD为3元/千克。

环境税，也被称为生态税、绿色税。它是20世纪末国际税收学界才兴起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统一定义。它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部分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有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等5种。2011年12月，财政部同意适时开征环境税。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环境税费制度和生态税费制度，但还不够完善。今后应逐步完善环境和生态税费制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首席专家、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李国平表示。

据了解，目前，西方国家不仅普遍建立了环境税制，而且环境税在许多国家已成为环境政策中的主要手段。

“最佳手段”未必能一步到位

即使环境税被广泛认为是推进环境治理的最佳手段，但这个“最佳手段”未必能一步到位、发挥作用。

纵观世界范围内环境税的发展演变，也经历了数个阶段和数十年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环境税主要体现为“补偿成本”的收费。主要基于“污染者负担”的原则，要求排污者承担排污行为的成本。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环境税种类日益细化、增多（如二氧化碳税和二氧化硫税等均在这个时期出现），功能上综合考虑了引导和财政功能。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是环境税迅速发展的时期。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各国纷纷推行利于环保的财政、税收政策，许多国家还进行了综合的环境税制改革。

而在我国，可以说目前甚至连“补偿成本”原则都未能全面覆盖。

“目前的阶段不是推行绿色税收最佳时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采访时表示，当前经济总体处于下行，企业承受的负担较重，政府也在强调结构性减税，这种情况下推出会遇到很多障碍，即便推行的初衷很好，是绿色低碳发展，张雯雯41230075 王淑欣41230066 马一嘉4123

但站在每一个利益主体角度去看待，对企业而言也是增加负担。因此，绿色税收应选在企业承受力较强、经济增长处于上行的阶段推出，效果才会更好。

“新型税制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都需要实践经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周宏春也表示，任何一个好的理念或制度，其实施都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相关社会群体适应。

周宏春认为，在绿色税制的推行中，至少要解决好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如何体现“税中性”原则。“税中性”是世界各国税收通用原则，关键是在倡导结构性减税背景下，增设绿色税种如何平衡税赋水平，在哪些方面减税需有相应的研究和政策。二是如何保证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绿色税制本意是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推进清洁生产和促进绿色消费等目的，能否实现预期目标需实践检验。三是公众的理解。绿色税制与原有环境税和环境费的关系、一般基层税收人员能否正常征收、被征是否被理解，都需实践检验。

第三篇：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污染

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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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珂雨

近年来，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相当严重，以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如今协调资源、环保与发展关系，可见社会对环境的重视是不容小觑的，人们应当重视经济环保的生产方式。

今年年初，严重的雾霾席卷了中国中东部地区。中国74个城市从1月1日起公布PM2.5数据，在过去的十几天内，有33 个城市指标超过300微克/立方米，其中京津冀最为严重。从北方的石家庄、北京，到南方的南京，以及中部的武汉，大半个中国浸泡在浓雾中。

北京气象台发出了北京气象史上首个尘霾橙色预警，城区多数地方的PM2.5浓度一度超过700微克/立方米。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周嵘向中外对话解析了雾霾成因：“首先是由于冬季北方采暖煤炭增加带来整体污染排放增加；周四至周六区域冷空气减弱形成逆温层（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大气层），京津冀的本地污染不断向近地面持续累积；同时周五从西北方向的山西、内蒙等煤工业区还有部分远距离输送，周六晚南部河北的重工业区和煤电厂污染也缓慢传输至北京。”北京市环保局判断:10日到13日，北京地区扩散条件极端不利。在地面闭合低压控制下，地面风速减小，湿度加大，致使逆温层形成，导致污染的持续累积。”

然而，无论其间有多少具体的气象因素，如此严重，大规模的恶劣空气质量，足以累积至此的空气污染物，已经使2013年1月中旬成为一个新的节点，对中国的整体环境质量再次发出警示信号。

与此同时，山东排污地下的时间也引起轩然大波，先有网友微博爆料山东某地许多化工厂，酒精厂，造纸厂将污水通过高压水井压至1000多米的水层，污染地下水。又有网友作证“山东广饶大王镇造纸厂就是典型的地下排污，用压力泵把造纸的恶臭毒水拍到地下水系里”一时之间，“地下排污”成为众矢之的。无论此事真假虚实，地下排污引发了众多人们的共鸣。据媒体报道，“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严重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这些残酷而冰凉的数据，让人遽然惶恐之余，不免黯然感叹，如果连作为生命之源的水都惨遭污染，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何存活，当一名因饮用污染水而染上沉疴，当一个个乡村沦为癌症村，惨烈的事实已经向我们发出最后的哀鸣和警告。再也不能容忍水污染了！

面对以上的环境问题，我想从经济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机制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但要有一系列严格的条件。只有当这些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亚当·斯密曾经所描绘的神奇的“看不见的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如果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时,就出现市场失灵。所谓市场失灵,就是市场机制的某些缺陷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使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而这两个严峻的环境问题造成公共资源配置不均，从而导致市场机制紊乱，经济混乱。

环境既包括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环境实物资源,也包括环境容量、生态平衡和调节、空气质量等环境质量资源。其中一些资源可以被所有人共用,一些资源被一部分人共用,还有一些资源被私人利用。这就涉及到环境的物品属性分析。经济学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把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具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的物品。将物品属性分析引入环境领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环境质量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像清新空气就是最纯粹的公共物品,既无消费的竞争性和也无排他性。即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同一环境物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一个人不论付费与否,都不能从这一环境物品的消费中被排除出去,即环境质量作为公共物品,使得无法、很难或不必对其进行收费,私人企业赚不到利润,市场机制就无法激励其减少空气中污染物的排放来提供清新空气这一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是失灵的,必须政府干预,由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

其次，环境资源的共有资源属性。像森林、地下水、野生动物等就是典型的共有资源,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由于共用资源产权不明以及不能或很难向使用共用资源的人收费,即人人都可以自由取用而不负担成本,必然导致环境资源消费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滥用环境资源。以我国的地下水为例,由于地下水属于共有资源,任何企业都可以随意掘井取用，同时为了避免因污水而向政府缴纳各种费用，许多企业把污水偷偷排入地下，导致严重的地下水污染，对我们的地下资源，甚至土壤、植被、动物、人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些影响都是毁灭性破坏,这就是“地下水的悲剧”。经济学分析认为,当今社会,资源的枯竭、生态的恶化,与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有密切关系。

环境污染是指经济活动的污染物或污染因素排入环境,超过环境容量和环境的自净能力,使环境质量恶化。“外部性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利益。”经济学认为,“市场之所以能有效率的运作,是因为价格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双向传递了信息。然而,有时市场价格并不反映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当一种生产或消费活动对其他生产或消费活动产生不反映到市场价格中的效应时,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的内涵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首先，当企业或个人的行为不是通过影响价格而影响另一个企业或个人的环境时,便有了外部性存在。其次，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不一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价值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导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这种非市场性的影响,对社会有利的称为正外部性,对社会不利的称为负外部性。

将外部性理论引入环境领域,实质是把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放到环境-经济复合系统中考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产生了不能全部反映到市场交易价格中去的额外社会成本。如化工厂向空气中排放污染气体，致使北京雾霾天气。由于无须向任何人赔偿损失,从而导致外部不经济的产生。由于环境污染并不构成私人生产成本,必然出现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这一差异被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外部性成本的顺利转嫁,必然导致这种带有负外部效应的物品的过度供给行为,使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社会福利损失。

因此，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综合利用资源。我们要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有的国家发展以节能、节材、节水、节约资本等重效益、重品种、重质量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制度;有的国家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由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向深加工、精加工的“朝阳工业”转变,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还要重视二次资源的开发利用。很多国家提倡废物资源化,把再生资源称为“第二次物料革命”,或“第二矿产资源”。例如,巴西、意大利每年所消耗的贵金属几乎全部来自再生,其他废旧金属的80%～90%均被回收利用,变废为宝。为减少水资源消耗,有些国家工业用水的回用率已接近100%。更要加强对资源内涵的认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从注重物质投入的外延正在向注重资源内涵扩大的方向转变。如回收利用垃圾也能创造新的价值,日本对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90%,法国每年从垃圾中回收废纸占造纸工业原料的40%。现在世界各大国正在进一步对回收垃圾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以保护地球生态环境。

我们还可以树立生态技术观。每当新科技成果向经济建设转化时,总会带来生产的大发展,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质变效应。然而,进一步深思,又发现另一种倾向,大多数技术的应用,如果是以单一目的性——经济效益为前提,那么技术越尖端,单一目的性越明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就越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技术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这主要取决于人类自己,而非技术本身。21世纪的技术观应当是生态技术观。生态技术观的含义为: 科技发明的指导思想,要坚持技术的单一性目的与多元性目的的统一,即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为双重目的,或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为多重目的。科技成果的应用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内在承受性和外部承受性,如资源再生循环技术、环境无害技术,都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

综上所述面对现在的环境现况，正确的厂商经营模式的建立是必然趋势，经济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环境的因素，形成资源有效利用、合理利用并实现安全生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近年来逐渐增多的和环境污染事件来看，资源的不合理运用造成了人均资源日趋匮乏，污染物不合理排放造成了人员事故。自此我们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了，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过去，环境与经济的双方结合才是发展之道，正确之道。

第四篇：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分析!!!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还存在巨大差距，城乡，地区，行业、及行业内部不同岗位之间收入分配不均等，产生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收入分配方式多样和生产要素不同，受金融危机影响农业人口大量失业，行业垄断行为屡见不鲜，对中小企业发展支持力度不够，新型产业吸收传统劳动力能力减弱，农资成本增高导致农民收入降低，企业内部薪酬和考核制度不合理等几方面。政府对于改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工作，还要进一步提高，构建合理分配体系，让人民群众满意。

针对如何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构和谐稳定社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方面 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通过个税改革，加强中央转移支付力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人群等措施，促进公民个人财富增长。

第二方面 对垄断行业加大管控力度，强化落实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健全分配监管体制，缩小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间的收入差距和内部各层人员的收入差距，从企业本身入手，着实解决分配不均问题，实现企业之间，企业员工之间的利益均衡。

第三方面 改善农民收入环境，通过开展规模性就业培训，提高农民劳动力竞争能力，维护农业市场销售价格与成本价格合理性，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四方面 建立健全的企业薪酬考核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考核机制和奖励办法，使各个岗位之间收入达到均衡。

政府应积极构建合理收入分配 制度，做到还富于民，国民共进 多途径促进公平分配是统筹缩小贫富差距的必由之路

1.加大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力度，完善市场准入机制

资源垄断、不公平竞争和机会不均等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许可，规范国有企业职责，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减少行政性垄断和地区性垄断，完善市场准入机制。政府应为人口、土地、资本自由有序流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资源价格改革，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城乡居民收入不合理差距的体制性障碍。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流动，减少就业壁垒，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通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促进土地自由流转，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通过资源价格改革，促进资源的合理流转，缩小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特别是要在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只有充分竞争，才能减少不合理的垄断利润，形成公平的收入分配秩序。

2.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任务是要通过增加居民总收入来完成的。重点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职工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工资的调控和指导，建立健全职工工资形成机制、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从制度上确保职工工资不断提高。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体制应联动改革，通过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使广大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双增长，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队伍。

必须果断切断权力与资本的利益链条，防止权力、垄断、地位、投机成为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鼓励并倡导勤劳致富。只有当劳动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时，才能真正形成中等收入占多数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3.有效调节高收入，完善税收调控机制

要充分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有效调节高收入群体，切实扶助低收入群体。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控，特别是要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对于土地、矿产、森林等国有资源，其增值收益应由全社会共同均等享有，不应该也不能由占有或使用这些资源的企业坐享其成或独享超额垄断利润。当前，土地、煤炭等已经成为暴富的重要工具和途径，应该引起足够的警觉和关注。

只有建立合理的税收体系，才能对居民收入进行公平的分配和再分配。合理设计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和扣除项、起征点及税率，扣除项应综合考虑家庭收入、家庭人口、赡养负担等情况，起征点应与物价水平上涨等因素挂钩，税率应体现收入贫富的差异化，减少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赋，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征管，调高高收入者的累进所得税率。适时有序开征房地产税，完善资源税，从财产方面调节贫富差距，有效缩小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

4.切实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手段，确保劳动力报酬，特别是低水平劳动力报酬在合理的水平线之上。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程序和动态公布机制，明确职工所应享受的补贴、保险和福利。正常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应每年调整一次。

在低收入群体中，农民占绝大多数。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对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及缩小贫富差距至关重要。要积极推进农产品价格改革，完善资源价格和农产品价格机制，促进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加快小城镇建设，加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投入，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切实减少低收入人群的数量。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失业、疾病、机会不均、资源分布不均因素带来的贫富不均问题的重要途径。应当建立起全面、适度、公平和有效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标准，健全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制度，建立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善贫困者的社会救济制度。特别是要解决好保障性住房问题，尤其是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应向低收入人群倾斜。

5.精心营造机会均等的发展条件，完善公共教育机制

要合理征税，更要合理使用税收，再分配应更加注重公平问题。政府在二次分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科学决策，把握好分配的原则和调控的力度。税收使用应更加注重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公共设施等。通过财税收入的转移支付，注重保障设施建设和劳动者素质教育，以提高劳动者创造价值和积累财富的能力，确保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队伍的渠道畅通。

公平的教育机会是公平的收入分配秩序的起点。一般来说，居民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总体上是呈正相关的，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也越大。应该稳步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保障公民受教育机会均等，完善义务教育制度和机制，教育经费和师资力量应有意识地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倾斜。努力促进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缩小不同群体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

一定要重视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完善，为全社会创造机会均等的发展空间。应鼓励和支持中低收入者创造和积累财富，构建良好的就业和创业外部环境。想方设法提高国民素质和劳动者就业能力。解决就业问题，关键是增加就业岗位，开展就业培训，让贫穷者有通往富有的途径和机会。鼓励并宣传劳动致富，在脱贫和扶贫问题上，应培育并完善致富机制，从根本上摆脱造成贫穷的困境。

第五篇：当前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分析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2012级国外马克思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

当前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分析

韩伟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学号12212078 摘要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日益显著。本文主要阐述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及其原因，并根据我国当前的国情提出了一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贫富差距 成因 对策

一、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

（一）贫富差距概念的界定

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两部分。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是狭义的概念；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是广义的概念。我们在这里主要涉及狭义的概念，贫富差距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状况。

（二）贫富差距的表现

现在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标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0.3以下为平均状态，0.3-0.4为合理状态，超过0.4表示该国贫富差距过大，超过0.6说明该国已经严重两极分化，处于社会动荡的边缘。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数为0.28，在当时我国还是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国家，进入90年代后我国的基尼系数急剧上升，早在1993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4的国际警戒线，2004年上升到0.47，2008年就已经达到0.53，到2012年，当我国的GDP位于世界第二位时，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61，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同时，贫富差距问题还表现为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状态，即分配收入的“马太效应”。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现象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很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如果再不对这种现象加以遏制和改善的话，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两极分化，也即意味着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问题发展到了最为严重的地步。这一现象因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主要表现在城乡间差距、地区间差距、行业间差距三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农民占据全国人口总数的62%左右，所以农村的发展、农民的收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看，199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86元，前者为后者的2.2倍，而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扩大到3.7倍。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 元，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析，城乡居民的财产差距高达15倍。因此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经非常明显。

2、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加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但是，提高幅度的差异却很大，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一般来说，低收入增长地区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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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中西部。据学者研究，2008年，我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已达到26%，而如果从城乡收入差距中各地区对全国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已高达58.3%，东部地区为37%，这表明，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加明显。据统计，2007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为 23622.73 元，最低的是甘肃省，为 10012.34 元，两者相差近2.36 倍;而农村的差距则更大，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为10144.6 元，最低的是贵州省为 2373.99 元，两者相差近4.27 倍。

2、不同行业之间的职工收入差距悬殊

20世纪 80 年代，中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 1.6～1.8 倍之间。90 年代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行业收入差距表现出逐步扩大的态势。2005 年，石油、烟草、电信、水电气供应、金融等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总数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其收入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且收入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垄断。至 2010 年，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和平均工资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收入差距已扩大到4.2倍之多，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 5～10 倍之间。垄断行业凭借其在市场中占有的垄断地位而获取了大量垄断利润，其垄断行业的职工也相应获得了较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以及行业间工资差异呈持续扩大的趋势，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二、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成因

（一）自然历史原因

1、自然地理差异

一个地区的区位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素质及原有的经济发展基础都是该地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东部地区背负大陆，面临海洋，地势平缓，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开发时间长，人们的文化素质较高，人口密集度高，需求量大，所以，东部地区的经济基础较好，各方面生产条件比较优越，可以吸引大量投资，使得资本充足，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从而使得人均收入高。而中西部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通讯落后，自然资源缺乏，人口相对稀少，开发难度大，缺乏投资资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人均收入偏低，从而形成贫富差距。

2、历史积淀的因素

（1）我国文化传统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崇尚大同的平均主义思想较为强烈。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但是在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要高于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这是属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和“不正常”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整个社会获得了一种正常的发展，并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这样就激发了民众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传统的平均主义观念受到强烈冲击。

（2）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逐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价值规律为基本规律的市场经济本来就具有使收入差距扩大的动力，它使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益。这种依照优胜劣汰规则展开的竞争，必然形成各企业及劳动者之间在收益上的差距和在富裕速度与程度上的差别。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带后富”的提议，鼓励一部分人先富带后富，再拉动他人共同致富国家制定发展政策时，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发区等地区，在税收、信贷、投资和对外开放等方面实行了区别于中西部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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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优惠政策。这样促使这些地区经济迅猛发展，必然使得地区间国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差异性明显。

（3）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从政策和体制上将城乡分割为完全不平等的两部分，不论在社会地位上、经济地位上还是政治地位上，城市居民都高于农村居民。为了优先发展城市工业，国家通过农业“剪刀差”的形式来为城市的工业化聚集资金，其主要方式是国家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和人为提高其工业产品销售价格的方式来获得“剪刀差”，从而把农业产品的利润转化为了工业产品的利润，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来为工业化聚集原始资金，使得城市的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然而这种方式扭曲了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价值，使得农业产品的价值被人为低估，造成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并且长期得不到提高。并且我国农业主要集中在种植业，而畜牧业和农村加工业都不发达，这都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经济”战略，对城市建设投入过多，而对农村发展投入过少造成的。同时，我国的城乡户籍制度也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不能享受到和城市居一样的福利待遇，这也在客观上决定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另外，教育因素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也从隐性转变为显性，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教育设施、科技设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内部教育氛围良好、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而乡村教育设施不齐全，农民对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乡村的人均受教育程度远低于城市，从而产生区域的文化思想差异，带来的经济发展效率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差异。因此城乡二元经济的壁垒不仅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增收难，同时逐渐扩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弊端

1、国有垄断行业不规范

我国在经济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对于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实行国有垄断经营，这对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安全有着重要意义。这些行业包括供电、供水、电信、邮政、铁路运输和金融保险等部门。这些国有垄断行都受国家的高度保护和控制，甚至还被国家赋予一定的行政权力，国家对于这些行业也有着很高的进入标准。因此，这些垄断行业凭借着这种垄断优势而获得了超额垄断利润，而且在行业由于政府实行行政性价格管制而出现亏损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而这些高额垄断利润和财政补贴中的一部分就转化为了垄断行业职工的高收入和高福利，这使得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水平和福利与一般行业相比明显拉大，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有公开资料称，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从业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石化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2、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

我国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各种素质和能力的差异，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在收入水平上即使按劳分配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其中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由于对资本等生产要素占有量的不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等非生产要素所带来的非劳动收入自然也存在差异。同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性的道路，制度的不完善为各种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提供了体制性空间。政府配置资源的紊乱和监管的不到位是权力寻租产生的根源，权力寻租会产生大量灰色和黑色收入。通过“设租”“寻租”交互运动的方式用资本换取国家领导干部手中的所掌控的经济优势获准权，这样一方面加剧了企业之间因不公平竞争而导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也使一些官员在行贿过程中获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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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的灰色收入，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3、我国的税收制度不完善

由于我国税制不完善，税收征管上的漏洞较多，税收不但没有达到有效控制贫富差距的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首先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且调节不到位。目前我国对个人收入调节的税制比较单一，主要是依靠个人所得税，其他的相关税种要么没有建立，要么功能不够，如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等。其次对偷逃税行为打击不力。由于全社会缺乏依法纳税的氛围，加之执法方面的原因，我国在税收过程中，对各种偷税、漏税、逃税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致使一些人通过偷税、漏税等手段非法致富。这种不健全的税收制度，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加大，另一方面又使国家缺乏进行必要再分配的资金和能力，不能及时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从而加大了人们贫富之间的差距。

4、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市场经济是风险经济，它本身不会导致人们收入差距的无限拉大，真正导致社会成员贫富差距悬殊的是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和市场经济配套的相关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对市场竞争中的弱者进行及时的保护，就会导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社会现象。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国家包揽为特征的单一型社会保障制度，这种保障制度覆盖小，资金渠道狭窄，管理服务社会化程度低等，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兼顾社会公平，无法适应新体制的需要，致使我国社会保障供需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主要靠工作单位来解决，而一旦面临失业，他们的生活马上就没有了保障;而农民家庭主要靠自己解决，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自身根本就没有能力解决，再加上乡村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还没有制度化，致使部分地区贫困者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有8006的劳动者与老年人没有基本养老保险，90%的人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大多数产业工人缺乏工伤保险，绝大多数女职工没有生育保险，而面向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的社会福利则更加显得比较欠缺等等。虽然各地均出台种种社会保障政策，但往往是因为投入不足、管理不严、落实不到位，只能是形同虚设。由于这些群体在市场竞争中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社会又不能够对他们进行及时的救济和保护，就必然进一步导致了他们生活的贫困。

三、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基本对策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城乡间、区域间的和谐发展

1、统筹城乡发展，贯彻实行“三农”政策

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村发展，关键是要贯彻执行“三农”政策，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更快地推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城市工业已经初步建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已具备自我发展能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首先应深化农村的各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城乡壁垒。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促进就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其次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生产技术的投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最后要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的战略，促进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提高城市化率，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享有一样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

2、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区域间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统筹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关键是要打破空间阻隔、地方壁垒，第 4 页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2012级国外马克思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首先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科技教育发展，发展重点工程和开发优秀特色资源，加强西部人才开发，加大东中西协调互动力度。其次要积极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支持企业联合重组和装备研发制造，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发挥地区优势。再次要落实中部崛起，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发展交通运输业，承接东部地区和国外产业转移。最后鼓励东部地区不断推动体制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时说：“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就要求我们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要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因此，首先，要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并健全要素分配制度，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加大薪酬调整的初次分配薪酬调整的力度，我国对于传统农业以及一些依靠人工劳动力的工作的薪酬分配相对较低，应该适当的修改相关制度，对农业以及以人工劳动力为主的工作进行薪酬的上调。其次，要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使得偷税漏税的行为大大减少，适当修改个税在各薪酬的纳税比值，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从而对穷人进行有效合理的保护，对富人进行更为合理的税的征收。再次，要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更加注重公平。

1、加大政策扶贫力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国家要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帮助地方重建公共财政。各级财政要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用在财政支出的比重，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特别是要将农村人口纳入国家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范围内。

（三）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范政府和市场行为

首先，要加快制定行业规范和市场准入法律的规定，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确保市场公平竞争，对政府垄断的行为和价格加以限制。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差距。其次，要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增强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对公务员实行财产申报制度，严惩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不正之风。因此我国一方面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玩还是那各种社会制度，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从而堵住权力寻租的漏洞，从根本上防止腐败蔓延和非法非正常收入的产生。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法治，严厉打击非法经营和非法收入，以法律的威慑力遏制不法行为，规范政府和市场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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