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超载问题

第一篇：用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超载问题

用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超载问题

制度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

阅读近年来发表的文章，我们会发现，“制度”这个概念的使用率愈来愈高。近年来，大量的制度经济学著作被译介到我国，在我国已成立了多家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并定期举办制度经济学年会，制度经济学必将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期待，借助制度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滋润，在解决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中国能出现自己的经济学说。

虽然近年来在我国的制度越来越完善，但是仍然存在不少不和谐的现象，如超载货车，小金库，拆迁等现象，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

货车超载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危害和不便，之所以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是：

（一）利益的驱动造成超载超限现象。现在很多人都追求利益至上，从事运输业的人也不例外，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受利益驱动，在运输界“多拉快跑”是这些运输行业的一大不成文的宗旨，已深深地印在了运输驾驶员的心理，因为，交通运输本来目的就是挣钱。在经济规律来讲自然是多多益善。所以在很多驾驶员眼里只有经济至上，而没有多少社会责任感。

（二）行业的恶性竞争造成超载超限现象。受市场竞争的影响，车辆经营者之者相互压价，造成经营秩序混乱，形成市场恶性竞争，运输市场不能按市场规律运行，当油价等运输成本上升时，运价上涨，反之，则下降。现实中大家争抢货源，相互降价，但运输成本没有下降，为了维持利润，只有在运量上增加，这样就形成了超载，而且越超越多。

（三）汽车厂家为吸引买者搞“大吨小标”，造成法律上的超载现象。本来厂家在生产汽车时应当根据产品质量要求来确定车辆的载重量，但是在实际上很多汽车生产厂家及改装厂家为追求效益，生产的车辆存在“大吨小标”车辆来吸引买者，这在以前要交养路费时和交过路费时能省下很多钱，造成交警核定载重量很低，但实际上又不可能按交警核定重量进行装载，形成“法律”上超载，而事实上有可能不超载，这种现象在上路时经常能够碰上，驾驶员怨气也很多。但作为交警来说又只能依据核定载重量来执法。

（四）超载治理与地方经济发展冲突，地方政府政策遏制了严格管理。现在交通运输跟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很多地方领导在对外招商过程中往往都会以交通优势和交通管理优惠来吸引外商，于其是在当下很多外商的交通安全意识不是很强情况下，特别有吸引力，无形中政府以牺牲交通安全来打造“优良投资环境”，所以交警在治理超载过程中，都会缩手缩足，顾东顾西，造成在整治货车超载的行动中，往往出现治标不治本的现象，大多只是一阵风，走过场。

（五）治理不力、执法不严。目前，在执法规范上很多地方存在粗放型管理，路有无违法车辆或有无违法、罚多罚少完全掌握在路上执勤民警手中，造成一些人执法不严，徇私情或有其它个人利益，导致对于查处的超载车辆，实行“以罚

代管”、“只罚款而并不卸载”的方式，把处罚放在第一位，没有耐心的教育超载驾驶人，使其交通安全意识得不到应有的提高，超载现象出现反弹率较高，同时，在执法监督上又没有，造成路上民警素质的高低决定了超载执法效果的好坏。

（六）运输企业管理混乱，行业监管失控。货运车辆挂靠问题突出，货运企业监管责任不落实，目前大部份车辆都是私人出钱买然后挂靠在某个运输公司，运输公司则每月收取一定的挂靠管理费，至于货车怎样运营运输公司不管，运输公司也不组织驾驶学习，驾驶员也不听运输企业的，导致企业的管理责任难以落实，所以存在货车车主我行我素，想怎么装就装，想怎么超就怎么超，除了行政管理的约束外，没有企业内部管理任何约束。

危害

（一）严重破坏公路设施，缩短公路使用寿命，增加公路维护费用。根据专家分析，车辆超限重量增加和其对路面的损害是呈几何数增长的，超限10%的货车对道路的损坏会增加40%，一辆超限2倍的车辆行使一次，对公路的损害相当于不超限车辆行使16次；一辆36吨的超限车辆对道路的毁坏程度相当于9600车1.8吨重的小汽车对道路的破坏。司机和车主超限运输每赢利1元钱，就会造成公路破坏100元代价。全国公路每年因车辆超限超载造成的损失达300多亿元，这些受损路面和危桥给我国公路造成严重的损失，隐性破坏与间接破坏更是不可估量。以至于我们经常看到那熟悉的字眼“路面施工，车辆绕道行使”，这样一来出现严重交通拥堵，不但阻碍经济不能快速发展，更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二）造成重特大事故频发或加重事故后果，严重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从交通安全管理角度来讲，车辆的装载必须在符合车辆设计要求，这样车辆在运行时采取制动措施时，制动力才能起到应用的作用，车辆才能停下来，如果车辆超载势必增加刹车的距离，增加了刹车的距离，就增加危险，成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同时，又由于超载，增大的车辆的运动势能，事故发生时无形中会增大后果。

（三）损害运输市场的正常运行，影响国家经济发展。正如前面超载产生原因分析中，车辆经营者之者相互压价，造成经营秩序混乱，形成市场恶性竞争，运输市场不能按市场规律运行，势必影响我国的经济正常发展，同时，超载引发事故频发、造成桥梁损坏，影响通行速度，造成堵车事件，无形中影响经济发展，就如近期内蒙古公路堵车影响煤炭运输，造成许多地方电煤告急，自然影响国家经济发展。

措施

（一）从法律上解决超载和超限的矛盾，解决多法治理，增加法律上的治理手段。目前我国公路交通管理工作主要涉及两部法律，一部是公安部门执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一部交通运输部门执法的《公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从安全角度设计车辆不能超载，而《公路法》是从公路路产安全角度设计车辆不能超限，这就造成车辆超限后就一定超载，往往造成一辆车交通公路部门处罚后，公安交管部门又进行处罚，各罚各的都有道理，但是苦了驾驶员，导致治标不治本。

目前，很多设立治超站并规定只有治超站才能查处超载、超限，公安交管部门不能上路查超载，加上治超站执法问题，很多地方治超成了收费站。所以在法的适用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和执行上都存在一定问题时，笔者建议借鉴别国经验，站到更高一层角度来看待超载对社会产生的危害，从立法的路子增加治理手段和力度。目前国外有的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规定，超载达到一定限度时要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在这我们不是说什么动不动都要刑律）。因此，我们也可考虑在刑法损害公私财产罪中单设损害国家公路财产罪或其它罪名，统一由公安机关执行，这样既能解决多头执法，又能解决治理出现的越治越超的现象。增设执法的威慑性和教育意义。

（二）从管理上解决“被超载”现象发生，加强对车辆生产厂家的监管和现行“大吨小标”车辆的纠正工作。“大吨小标”车辆从“出生”时就打下“被超载”烙印，因为车管理部门只能按厂家核发的有关数据进行装载核定，自然造成实际载重与核定的矛盾，因此要根治超载应从源头上把整顿生产“大吨小标”和非法改装车辆的企业作为整治重点，形成地方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由质量技术监督和工商部门牵头，整顿汽车生产厂家，规范车辆生产与改装，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要对不执行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实行大吨小标的生产厂家停发合核证，取消上牌目录，直至取消其生产、销售机动车的资格，彻底杜绝“大吨小标”或变相“大吨小标”的现象。同时，对现行运行中的“大吨小标”车辆，要由公安部门牵头，联合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商部门等部门进行治理，依照设计数据恢复装载量的核定。

(三)加强行业管理，充分发挥交通运输部门行业管理的优势，联合物价部门合理规范当地货物运输价格，避免恶性竞争。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要根据市场行情，及时、合理规范、调整货物运输价格，打击扰乱运费的不法行为，避免恶性竞争，扰乱运输市场，切实保证货车车主和驾驶员的合法利益。让理性的市场引导驾驶员装载货物，不会产生通过增加运量、超载来获取利润，切断超载产生原因的这一恶性“肿瘤”。因此只有加强交通运输部门行业“静态管理”工作，才能抓住市场无形的手，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驾驶员、从业人员不通过超载获取利润的心理，才能给运输行业指明方向，驾驶员才有生存空间，其它执法才有社会基础。

（四）加大路面超载执法，强化内部法制监督，防止执法工作流于形式。没有监督的权力就容易产生腐败，同样的道理，如果执法没有监督就容易形成徇私、枉法，因此，在治理超载工作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为治理超载工作的主力军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严厉打击超载违法行为。采取不同方法和措施加大违法的查处力度。同时，在超载行动中，也要加强法制监督，做到执法过程监督、执法案卷监督和执法评比，才能提高执法水平，才能真正把国家治理超载法要求落实到实处，才不会让一些人借整治之机，大发个人横财，败坏公安机关和政府形象。

（五）部门联动，综合治理，强化源头管理，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级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交警部门在进行道路交通安全宣传中，加强以“反超载”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深入辖区内的货运市场或者货车集中停放的地方，利用一些超载车辆发生严重交通事故的典型案例制作图片进行宣传，有针对性开展反超载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让广大群众特别是机动车驾驶人和运输专职司机都知法、懂法、守法，了解超载运输给社会和他人带来的严重危害，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交通运输部门加强行业管理，充分发挥管理运输企业的优势，通过加强企业管理来强化治超工作，物价部门通过规范运价指导来防止市场恶性竞争，工商部门加强运输企业工商管理，形成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交通运输部门为主，公安、工商、物价等部门依职权配合的管理机制，每年定期召开交通运输管理工作综合各部门出现问题，这样就能形成长效的治理超载管理机制。

第二篇：失地农民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失地农民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余兴厚

【专题名称】农业经济导刊

【专 题 号】F2

【复印期号】2005年08期

【原文出处】《宁夏社会科学》(银川)2005年03期第39～42页

【作者简介】余兴厚，重庆工商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重庆 400067）

【内容提要】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失地农民问题的存在是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与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缺陷，认为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必须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关 键 词】土地产权/土地征用/制度创新

近几年来，农村土地大量被占用，由此引发的征地纠纷和违法占用土地问题及失地农民的生活问题成为社会关注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征地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农民土地被大量占用，表面上看是因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扩大，市政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增加，导致土地资源减少，但更深层原因还在于我国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大量土地被占用，农民利益被剥夺。

1.传统的土地产权制度设计缺陷与产权主体虚置与模糊

按照西方的产权理论，产权是与财产有关的、具有排他性的权利。产权的排他性意味着某一财产的特定的权利只能是一个主体。产权是界定人们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它规定了交易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在我国一直实行公有制，并写进宪法受到保护。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我国土地实行公有制，具体有两种形式：一是国有，二是农民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这就界定了土地的所有者和土地的产权主体是农民集体（或农村集体），农民个体则行使对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也就是说，农民依法享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和处分权。因此，农民所合法拥有的土地承包权是一种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的结合，应该被界定为一种实质的土地产权。

但现实情况是土地的集体产权是虚置的，农民的个人土地产权受到侵犯。因为农民集体（或农村集体）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它不同于农民集体组织，也不是法人或自然人，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所以，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在现实中是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代表农民集体（或农村集体），而村民委员会作为被农民选举出来并代表农民利益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否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现行的治理结构使得村级组织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代表农民利益，一方面还要对上级组织或上级政府负责，代理上级政府的一部分行政职能，在农民利益和上级政府利益存在不一致时，村干部就自然站在上级政府一边。因为他们的利益与上级政府利益存在一致性，可以与上级政府达成某种利益上的默契。许多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可借集体名义随意处置农民土地，地方政府可以直接与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达成协议，随意占有农民土地；或利用各种名目层层克扣、截留或挪用农民土地补偿安置费，使补偿安置费不能足

额发放，造成有些农民的名义补偿与实际补偿不一致；或者随意挪用征地补偿、安置补助费中村集体提留部分，甚至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挥霍失地农民的保命钱；或干脆强取豪夺将集体资产攫为己有。

因此，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所存在的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置和模糊缺陷，直接导致责、权、利的边界不清，以致农民所拥有的实质性的土地产权不被尊重和承认，影响了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的有效运用，进而导致农民经营土地权利的丧失。结果是在承认农民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在征地时又剥夺了农民对集体土地拥有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使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2.土地管理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土地征用权被滥用

《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里的土地，显然指集体所有土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出现两个问题：首先，农村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国家征用变成国有土地才能进入土地市场。这样政府部门便有权力从集体手中将土地所有权收回，再以国有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土地出让。政府摇身一变成为土地的主人，对国有土地具有审批权、转让权、收益权。那么省级、县级政府以及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注定了村委会只能听命于上级，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其结果是失地农民的权益维护便出现了空白。其次，《土地管理法》没有对“公共利益”作明确的界定，导致一些地区把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混在一起。许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出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考虑，提出“用土地经营城市”的错误口号，把征地作为谋求短期内本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体现政府领导任期内政绩的手段。一是低价征地、高价出让，已成为不少地方政府创造政绩、增加财政收入、改善部门福利的捷径。一些地、市、县、区的土地出让金已占到财政收入的40％甚至60％。二是盲目设立各种开发区、工业园区，占用了大量耕地。按照国土资源部门的统计，目前全国各类开发区已经达到了5000多个，圈地3万多平方公里。据一位土地专家计算，这些开发区用地80％以上是耕地，一些根本不具备招商引资条件的开发区，征而不用的现象十分普遍，造成了大量土地荒芜的“撂荒”现象。三是随意出台土地批租的优惠政策，减免地价甚至实行“零地价”。在农民利益受到损害时，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而使开发商有恃无恐地压低被征用土地价格，农民利益受到损害。

政府以公益性用地需要为名低价统征土地，再高价转卖给开发商，其差价进入了政府的腰包。在征地实践中所出现的这一问题，根源于法律规定上的矛盾和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3.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完善，导致对农民利益的剥夺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以农业产值量为基础核定补偿数额。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一补偿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合理和适用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采用，就没有充分考虑现代农业的现状和特点。因为，第一，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难以全面反映现代高效农业收入现状。随着土地承包经营制30年不变政策的实施，许多农民已对土地进行了大量投入，改变了传统的单一的种植业，许多是集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为一体的现代都市型农业，土地的产出价值已远远高出普通的粮食或蔬菜价值。所以土地的征用价格应充分考虑由于农民持续投入而改变土地的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产出值的增加，而现在的土地征用价格未能充分反映这一点，是一个偏低的价格。第二，征地补偿标准未包含土地的预期收益增加部分。农地一经征用后，随着用途的改变，地价通常会飙升。但是，在制定征地补偿标准时却没有考虑增值因素。根据马克思地租理论，由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位置的差异所带来的级差地租Ⅰ，应该归土地所有者所有，在同一块土地上

连续投资所形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所带来的级差地租Ⅱ，应当由土地所有者和征地者共同所有。而当今土地征用后之所以会产生增值，是由于土地的位置差异、国家规划和开发投资两部分造成的，增值部分当然就包括两种形式的级差地租。因此，在对增值部分的分配上应考虑被征地者的利益。但在现实中各地征用农民土地时，并未考虑到这一点。第三，征地补偿标准未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价的影响。土地价格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一个地区的基础地价从根本上讲是由区域经济条件决定的，任何土地交易价格的形成均受到区域经济条件的制约。由于农地产值的一致性趋势，各地类的产值特别是耕地的产值与区域的经济条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以此为基础测算的征地补偿标准就无法反映地区的地价差异。因此，依据《土地管理法》所确定的我国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和方法，已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现状和土地使用的现状。

二、创新土地产权与征用制度，建立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长效机制

失地农民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产权与征用制度缺陷，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1.改革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实现土地产权多元化。土地产权的多元化包括土地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家庭承包制、股份合作制和私有制等多种形式。鉴于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主体不明确，集体所有权权能缺位，专家建议实行土地国有制，把土地的所有权收归国有，使用权归农民，再不变更。这不失为一项选择，但还不够，应根据我国各地经济发展现状采取不同的形式。在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民种地的经济成本高、比较利润低，但农民流转土地的市场价格高，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多，实行土地的租赁制、股份制和私有制就有助于农民完成土地和身份的双重转型，而且由此产生的土地抵押和兼并也有助于加速东部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但在中西部地区，土地贫瘠、地理位置差，农民困苦，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资源，贸然推动土地私有化将导致两极分化。而且，由于西部土地的价值较低，愿意兼并西部土地、投资西部土地的企业和个人相对较少，所以，维持西部土地的家庭承包体制，维护西部农户的合作传统，仍是目前中西部地区农村土地产权的较好模式。

2.完善征地法规，立法保护农民的土地产权。严格执行联产承包制政策，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征地法规。（1）要有一定的监督机制和监督机构，对征地全过程及用途进行跟踪监督，防止政府有关部门暗箱操作和改变征地用途。（2）在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未改变的前提下，任何土地的征用都必须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未经农民同意，任何部门、个人不得擅自违背农民意愿而实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即使国家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征用土地，也必须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3）充分保障农民的公平交易权。农民或农民利益代表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他们有权直接参与征地和物质补偿条款的谈判。（4）建立、完善农地纠纷的裁决制度。在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中，实行的是谁批谁裁决的办法，这种制度有失公允。因此，须引进司法裁决，以体现公平。首先，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的有关法律制度，包括农民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谈判过程中的所有者申诉权，完善征地委员审议、裁决制度等，以合理解决土地征用中的纠纷，切实保护集体所有者和农民的切身权益，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其次，借鉴国外经验，设立土地法庭，专门审理土地纠纷案件，以维护被征地者的合法权益。如果征地者与被征地者协商不成，或当事人不满政府主管部门所确定的补偿额，可向法院上诉，由法院作最终裁决。目前我国土地征用纠纷，一般是通过法院的民事法庭来进行裁决。由于农民的弱势地位，他们所面对的是强大的政府和利益集团，法院承接的土地纠纷案难以保证及时和公正裁决，不得已农民只有上访。因此，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且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期的中国来说，土地问题涉及到近2/3的国民，设立专门的土地法庭是非常必要的。

3.改革现行的征地补偿和安置办法，为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提供法律上的依据。

（1）征地改革应严格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两种不同类型的征地行为，分别采用不同的征地补偿和安置标准，并规定补偿和安置费用于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以公共利益征用土地的，以土地市场价格为基础，以相当补偿为原则，提高征地补偿和安置标准，一次性足额支付补偿安置费。非公共利益占用农民集体土地，用地单位除为失地农民办理失业、大病、养老等保险外，应更多地引入谈判机制，由用地单位和农民集体自行谈判确定补偿安置费，并一次性足额支付。（2）加强各类土地审批管理，杜绝乱批滥占耕地的现象，赋予农民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征地及土地收益的不适当干预。（3）要通过货币安置、留地安置、用地单位安置和保险安置的有机结合，做好失地农民的安置工作；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筹措建立失地农民社会援助基金；对有长期稳定收益的征地项目，可采用探索土地使用权入股和征地补偿费入股的方式，为农民提供收益保证。（4）要制定土地补偿基金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村财务监督管理机制。土地补偿费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要制定制度杜绝镇（街道）等其他单位截留或变相截留土地补偿费。要制定约束机制及时把国家征地政策、要求征用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向农民公告，并将土地补偿费的数额、分配和参加基本生活保障的对象一并公开，防止征地补偿款被“村委会集体”滥用而产生不良后果。严格限制村级集体资产投资一般竞争性行业，对已经介入的要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努力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4.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失地农民作为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理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多方关注，而建立保障他们基本生活的安全网尤为重要。首先，在政府主导下，由劳动、国土两部门具体承办，在城市规划区内，将征地后需安置的农业人口的户口实行“农转非”，并统一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权利。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其适用的范围仅仅限于城市居民，而将广大农民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失地农民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为一个边缘群体。他们既不享有土地的保障，也不享有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是国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必须重视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建立。其次，建立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问题历来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当农民失去土地之后，重新就业十分困难，老有所养的问题日益突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将对社会稳定、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推行起到积极的作用。可行的办法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把大部分土地补偿费和劳动力安置费足额交给劳动保障部门，劳动保障部门为被征地的农民办理《征地人员手册》，社保机构根据土地征用人员计缴养老保险费的年限，核发《养老保障手册》，为被征土地的农民建立个人账户，达到退休年龄后发养老金。养老保险统筹费由村集体、个人、政府按比例承担。最后，建立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生育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可以适当提高征地成本，从土地收益分配中拿出一点，农民从劳动力安置费中拿出一点，村集体从土地补偿费中拿出一点建立个人账户，保证医疗、生育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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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婚嫁消费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制度变迁视角

婚嫁消费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制度变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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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消费概念及其的变迁

婚姻消费即是指婚姻缔结过程中所形成的消费总和。它主要包括订婚消费、彩礼、嫁妆、婚宴消费、喜钱等物质和金钱消费。我国的婚姻消费变迁经历了从婚姻偿付到婚姻资助和姻亲互惠的变迁历程。姻偿付是指在传统文化时期，女方家庭向男方索要的彩礼，用以补偿养育女儿所付出的辛劳和费用。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成为一种交换礼物。到了现代社会，婚姻消费逐渐成为对新建立家庭中一种资助。男方家的彩礼会以嫁妆的形式返还给新婚夫妇家庭。女方家出于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和姻亲关系中的身份地位考虑，加强了对女儿的直接资助。在男女双方家庭达到一个平衡交换的过程之后，由于男女双方家庭出于平等地位，尤其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的当下农村里，婚姻消费成为男女双方家庭的一种财产转移，同时，男女双方也承担着对家庭姻亲亲属的责任与义务。这时，婚姻消费又逐渐演变为一种姻亲互惠关系。这个阶段是以男女平等交往，感情交换为基础。

婚嫁消费模式数据

由结婚引发的消费额，仅上海一地每年就达500亿元。按照一般标准，每对新人结婚费用在2－10万元，城市每对新人的消费在8－25万元之间。这笔费用主要花在金银首饰、纪念品、婚纱照、服装、家具、电器、烟酒糖、宴席、床上用品、化妆品等，还有人购买轿车、摩托车、电脑或进行装修、旅游等。下面列举几个消费比例。

各项新婚服务需求如下表所示：

新婚消费主要项目（不包括购买新居及轿车）

婚纱摄影消费比例

结婚钻戒价格的选择

结婚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

（1）结婚消费项目增加，62.9％的新人表示要举行婚庆，婚庆的档次也有较大提升，婚礼现场的灯光、音乐、司仪等标准也节节攀升婚车档次一溜排的宝马、凯迪拉克等高档婚车在大街上也能看见；对婚宴气氛和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2）结婚消费范围不断扩大，新娘婚纱从以往租用型，变成了挑新款买回家，婚礼现场的灯光、音乐、司仪等标准也节节攀升

（3）现代人的婚礼正由“物质型”向“精神型”转变，新郎新娘越来越多地关注文化层面，更加追求时尚、健康、文明，个性化、时尚化越来越强化

（4）结婚年龄愈来愈大，结婚人数将逐渐下降，在2008年迎来一个新高峰；婚纱照整体市场规模略有扩大，但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新婚夫妇数量上的增加。

（5）我国的新婚消费集中在节假日，传统观念对结婚择日仍有影响

（6）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里，婚礼出现了新的变化，婚礼的形式、内容、地点变得多样化、个性化；

（7）婚庆从“攀比风”、“炫耀风”到流行“婚事应该从简”的观念，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转换成在经济承担能力之内的婚庆行为，得到认可。

区域经济水平及其结婚消费差异分析

从2011-2012年中国行政大区结婚消费差异来看，基本上是华北和华东地区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如华北地区在婚纱摄影、婚礼服务、珠宝首饰、蜜月旅游和新居价位方面具首位；华东则在婚宴服务、新居装修和新居家电方面具有优势。在一项对婚礼费用的调查中发现，在城市举办婚礼的平均费用为62620元，这里不包含新婚房屋装修、家电家具购买等，在新婚时，对房屋新居装修的费用平均为56998元，购买家用电器平均16680元，家具为17494元。而农村的则在16100元。有88.4%的新人认为结婚时要拍婚纱照，78.7%认为要在酒楼举行宴席。

文献综述

《农村婚姻消费变迁中女性地位及作用探究》张洁（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文章在田野调查所获得资料的基础上，从农村婚姻消费变迁的视角，探究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转变，及其在婚姻消费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论我国婚庆产业的发展与规范》胡业福 刘萍 山东理工大学 我国的婚庆消费激增，婚庆市场空间日趋扩大，婚庆产业逐渐成为充满商机，前景看好的朝阳产业。但是婚庆产业发展尚不成熟，服务、诚信、品牌、竞争、市场等方面都存在着问题。我国婚庆产业健康发展应采取的对策。

《年轻人结婚消费模式数据报告》从新婚人群比例、新婚消费比例、婚庆公司、婚纱摄影、首饰等多方面数据进行了分析及简单的总结。

《2011年婚庆市场经济分析》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活质素的不断提高，以及人们对现代社会时尚追求，使得大众生活中婚庆习俗在不断产生变化，从而诞生了有一定规模符合我国国情的婚庆市场，通过这一市场不断完善和扩大，必定使中国婚庆文化走向更个性化和时尚化，这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又一流行趋势。

第四篇：诚信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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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作者：王前强 李小萍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11期

[摘 要]文章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指出我国社会诚信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失信和产权制度缺陷，提出建设高诚信社会的关键是从“诚信为本”转向“制度为本”，实施宪政。

[关键词]诚信；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019；B822．1

[文献标识码]A

第五篇：环境污染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环境污染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摘 要]环境污染作为从事经济活动所需付出的代价是一种经济现象，一旦存在外部不经济，环境污染就成为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由于现实中的市场和政府都不完美，所以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而要解决该问题，单纯地依靠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都是不可取的，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发挥政府与市场的比较优势，使二者协调配合、取长补短，以尽可能降低环境污染危害的程度。

[关键词]环境污染；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5－0024－04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环境污染可以看作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在付出的环境成本或代价一定时，取得尽可能大的收益，或者在取得的收益一定时，付出的环境成本或代价尽可能的小，即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值，符合“帕累托最优”标准的要求。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样的环境污染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不是经济问题。能够成为经济问题的环境污染是指在环境遭受污染，付出环境代价以后，社会资源配置并不能做到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值，从而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现象。本文对这样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从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角度揭示问题的成因，以期能对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

一、环境污染问题的实质是外部不经济

所谓的外部不经济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却并未给予应有补偿的现象。对环境污染问题来说，所谓的外部不经济就是指有的经济主体污染了环境，但却并未付出代价，或者虽然付出了代价，但付出的代价却小于环境污染治理的代价，而由其他经济主体承受环境污染治理代价的现象。显然，此时就出现所谓的成本外溢，从整个社会角度考察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条件与从该经济主体自身角度考察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条件就不一致，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

假定污染者是一厂商，其作为“经济人”必然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即利润最大化；假定污染者所处的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即污染者在商品市场上是价格接受者，商品市场不存在垄断性扭曲；假定污染者造成的外部成本是EC=EC(Q)；并假定不存在信息费用。则社会净效益(SNB)就等于产生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总效益减去私人成本C和外部成本EC，即：SNB=PQ-C(Q)-EC(Q)。其中，P是产品的价格，Q是产生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总量，C和EC皆是产生污染的经济总量的函数。当社会净效益最大时，有dSNB(Q)／dQ=P-dC(Q)／dQ-dEC(Q)／dQ=0。即：P=dC(Q)／dQ+dEC(Q)／dQ=MSC。该式中，sc为社会成本，SC(Q)=C(Q)+EC(Q)，MSC为边际社会成本。显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条件是价格(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dC(Q)／dQ+dEC(Q)／dQ)。但是污染者并不考虑外溢的成本，其会按照价格(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私人成本(dC(Q)／dQ)进行决策，这就使得资源配置结果表现为资源配置量偏多，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收益而导致效率损失。

二、市场失灵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使资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最优状态，但要实现帕累托最优，隐含着如信息充分、无外部性、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产权界定清晰、资源自由流动、交易成本为零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发表了著名的《社会费用问题》一文，他的主要思想被后人总结为著名的“科斯定理”：外部性可以通过明确界定和保护产权，并通过市场的自愿交易来解决，即当交易谈判涉及的当事人较少、市场交易费用小于政府干预的成本时，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干预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效率更高。科斯认为外部负效应是产权界定不够明确或界定不当引起的，所以只要界定并保护产权，随后所产生的市场交易就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蓝虹，2004)。科斯以“走失的牛群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的案例来说明他的论点。他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下，分别讨论了养牛人对农场主的损失负责赔偿(即养牛人无权让牛群吃农场主的作物)，以及养牛人不向后者提供赔偿(即养牛人有吃麦的权利)两种不同的情形。他得出的结论是两种情形都能使资源配置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值，因为在对权利给出初始的明确界定后，只要市场交易费用为零，无论产权属于何方，通过协商交易的途径都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在科斯看来，外部性完全可由私人合约得到解决，即基于自愿交易的私人合约行为对市场运转有着自我修正的效能(罗必良等，1994)。

(二)现实中市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何会失灵

在环境问题上市场失灵的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环境资源的公共品属性。大气、森林、水等环境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从性质上讲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其具备公共物品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人都想成为“免费搭车者”——只想享用或利用而不想出资提供或承担成本，于是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此不起作用。由于环境具有的公共产品特征，那么环境资源在使用中必然出现所谓的过度使用，换句话说，对于免费提供的环境资源，使用者会一直使用到自己的边际效用为零为止。这种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表现出很强的负外部性，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表现为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导致人们无节制地使用有限的环境资源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个体的理性却要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即个体追逐个人私利的结果最终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及所有人福利水平的降低，这就是哈丁所表述的“公地悲剧”。

2、环境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对环境行为主体来说，首先，不少环境问题有潜伏期和时滞，这使得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在人们对环境保护尚未产生清醒认识之前，人类行为只能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这意味着环境污染在特定条件下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其次，即使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的必要性，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还是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即人的短视性及机会主义倾向驱使人类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或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局利益，从而以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增长。

3、环境信息的稀缺性和不对称性。环境信息是稀缺的，因为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人类对环境的认识至今还是微乎其微的，与人类对环境信息的需求相比，环境信息的供给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如果信息公开不利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人们就倾向于封锁信息，通过保证自身具有信息优势来谋求私人利益。这很容易导致环境信息的不对称，比如污染者对于他的污染状况、污染物的危害等往往比受污染者了解得多得多，但受个人利益驱使，污染者往往会隐瞒这些信息，以继续其污染行为。污染者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产生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受污染者由于所拥有的相关污染信息相对较少，如果想“讨回公道”则需要付出很大的信息成本。这也许正是在一定的限度内人们宁愿“忍声(噪声)吞气(废气)受污染”的原因(沈满红，1997)。

4、环保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性。所谓规模报酬递增是指随着资源配置规模的扩大，资源配置平均成本下降的经济现象。由于环境具有明显的整体性特征，所以在环境保护方面，单个企业通过自身的投资防治污染往往是不经济的。比如，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如果地域分布较为集中，那么各企业单独建污水处理设备，远不如在该区域内集中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更为经济有效。正因如此，中小企业由于在治理污染方面缺少规模收益，所以其治理污染的能力会因无法实现规模收益而弱化，这是中小企业成为重要的环境污染源的原因之一(金三木，2007)。

5、交易成本导致市场在污染治理方面的局限性。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在产权界定清楚的前提下，市场本身就可以把污染所导致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但是没有交易成本只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远离经济现实的假定。现实中，即便环境资源产权界定清楚，要真正维护产权仍然需要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产品性质，要维护环境产权，就会出现“免费搭车”现象，每个理性的经济主体都希望别人出面与污染者交涉，然后自己在不分担交易成本的前提下获取交易收益，于是也就没有人与污染者进行交涉、谈判或诉诸法律，环境污染也就难以通过市场渠道加以治理。

三、政府失灵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理想的政府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凯恩斯学派通过对新古典学派的“革命”，提出了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主张，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需要具备完全竞争的条件相类似，政府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要求政府必须是理想的政府，理想的政府也需要具备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如具有充分的信息(事前全面、准确：及时地了解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所有因素)、参与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的所有人都必须一心为公而不能谋取个人私利等。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政府也就可以把外部效应内部化，从而解决环境问题。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所著的《福利经济学》提出的“庇古税”就是依靠政府介入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种手段，按照庇古的传统，当一个厂商施加一种外部社会成本时，应该对它施加一项税收，该税收要等于厂商生产每一连续单位的产出所造成的外部损害，即税收(T)应恰好等于边际外部成本，使厂商将环境损失这种外部成本纳入其实际成本核算之中，进而可保证产品的价格能反映生产的社会成本。

(二)现实中政府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何会失灵

在环境问题上，“政府失灵”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政府部门的官员及公务人员存在明显的利己动机。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学派把“经济人”假设运用于政府行为的分析，无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实践活动都证明这一假设是经得起实证检验的。在市场有效作用的领域，由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经济主体要“利己”首先必须“利他”，但在政府部门，由于市场手段的失效，政府官员及公务人员的利己行为却通常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

首先，这种利己动机促使政府干预的缺位。按照公共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情政府应该去做。虽然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情，政府未必就一定做得了或做得好，即市场失灵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有效，但是如果在市场失效而政府相对有效的前提下，客观上就需要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即在政府干预是完全必要的前提下，政府不进行干预，就出现了政府的“缺位”。对于环境污染问题来说，市场机制自身难以进行有效调节，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干预和调节作用，但很多时候政府并没有对环境污染进行必要的干预，而是对污染“放任自流”。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比如，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追求GDP增长率而根本不顾及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环境成本，对严重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不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加以弥补纠正，或即便制定了相应的环保措施也不认真贯彻实施。

其次，这种利己动机表现为政府的不合理干预，即面对市场在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方面的失灵，政府进行了干预，但是这种干预却未能起到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的效果，甚至政府干预所导致的政府失灵较之市场失灵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政府干预的失灵集中体现为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财政、税收、外汇、金融、价格和环境政策等造成环境资源使用价格的扭曲，无法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并最终导致产品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脱节。这一是由于一些作为非环境资源管理部门，在政策制定中没有给环境和生态以足够权重，或者仍然采用在环境问题还没有受到充分重视时期的政策，这明显是强调部门利益以致部门利益重于公共利益的结果；二是污染者为了维护自己污染环境的既得利益，会加大“院外活动”的力度，利用政府部门从业人员的利己动机通过“贿赂”的办法促使政府部门保持或放宽环境标准，这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政策制定的失灵；三是政府本身目标选择失误，过于看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缺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这显然也受利己动机趋使。

2、政府缺乏关于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治理的有关知识、信息、人才及明确的目标或手段。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搞好这一工程需要政府具备充分的知识、信息、人才资源以及切实可行的政策目标和保证目标顺利实现的有力手段。这些条件往往是在环境污染达到一定程度，对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构成威胁，需要政府总结经验教训时才能达到，这是政府干预失灵及西方国家走“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重要原因。

3、政府本身所具有的垄断地位使其在污染治理方面不存在竞争压力。市场有效是因为竞争机制的存在，一旦市场出现垄断通常就出现效率低下。同样的道理，政府垄断的存在也在降低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压力和积极性，这使得政府对污染的治理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4、社会对政府失灵的认识还很不充分。不少研究者还没有把政府行为的分析纳入与私人行为分析相同的逻辑框架，关于政府法制建设还严重滞后，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还缺乏足够的监督。脱离了监督的权力会使腐败的收益大于成本，因此，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其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私人利益，这是政府在治理污染时因存在严重的寻租行为而导致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

四、启示 长期以来，人们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遵循两种基本思路：一种是带有鲜明的政府干预特征的“庇古税方案”，另一种是带有鲜明的市场自由放任特征的“科斯方案”。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单纯采取两种方案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对于强调政府手段作用的“庇古税”方案来说，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政府能够准确掌握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的差额，但这对政府来说是有相当难度的，在政府不能准确判断外溢的成本到底有多大的时候，政府开征的“庇古税”的税额可能是不合理的。如果税负水平偏低，则不能有效把外部成本完全内部化，即经过庇古税的调整，仍然存在成本外溢，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虽然有所改进，但仍然不能做到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如果税负水平偏高，则必然矫枉过正，使本来资源配置量过多转变为资源配置量偏少，以致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而导致效率损失。对于强调市场手段作用的科斯方案来说，其在实践中得以有效运用也需要一定的假设条件：一是谈判的费用(交易成本)要较低；二是产权必须明确；三是外部性影响涉及的范围较小。但由于环境资源具有无形性、流动性、受益范围广泛等特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产权保护和产权界定成本很高，而且受益者往往会隐瞒自己的真实需求，市场主体与众多受益者之间进行直接磋商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科斯定理对治理环境污染也不具备普遍的意义。

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而政府又是理想的政府，则无论强调政府手段的“庇古税方案”还是强调市场手段的“科斯方案”都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从结果看，这两种手段就没有什么差别，但事实恰恰相反。由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单纯依靠市场手段或单纯依靠政府手段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没有出路的，可行的办法是发挥二者的比较优势，使二者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在环境污染问题波及的范围比较小，责任主体比较明确，利益损失涉及主体少且遭受的损失比较容易界定，进而通过市场渠道解决污染问题受交易成本的制约比较小的时候，应该发挥市场手段在解决污染问题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而在环境污染问题波及的范围比较大，责任主体比较模糊，利益损失方涉及主体多且遭受损失难以准确界定，进而通过市场渠道解决污染问题面临很高的交易成本约束的时候，应该发挥政府手段在解决污染问题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时加强法制建设、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使政府从业人员把利己和利他统一起来，也是充分发挥政府手段作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