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冲突及解决[范文大全]

第一篇：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冲突及解决

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冲突及解决

【英文标题】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Free Trade SONG Chun-feng,GENG Xian-hui(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5,China)【作 者】宋春峰/耿献辉

【作者简介】宋春峰(1979-)，男，河北邢台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专业1999级学生。南京农业大学 经贸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耿献辉 南京农业大学 经贸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内容提要】自1990年以来，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的关系问题就成了世界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是自由贸易导致了全球环境的不断加剧恶化，应限制自由贸易；而贸易自由主义者坚持只有自由贸易才能更有效地保护环境，应努力消除一切贸易壁垒，使贸易更加自由化。如何协调好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通过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学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二者可以协调发展。环境成本内部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摘 要 题】环境与贸易

【英文摘要】Since the 1990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ction and fre e trade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test issues in the world.Environmentalist s think it is free trade that is deteriora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should be restricted.Free trade advocators argue that only free trade can protect environment efficiently and m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sure of a “f reer trade”.How to harmon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and free trade is becoming a world issue.Through the economic analysi s we can reach a solution tha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free trade can be harmonized by means of cost internalization.【关 键 词】环境保护/贸易自由化/协调发展/成本内部化

environmental protect/free trade/coordinated development/costinternalization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一、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在实践中的冲突

（一）贸易所得与生态失衡

自20世纪80年代，全球贸易的日益自由化使人们将眼光更多地投向贸易所得。许多发达国家利用各种贸易方式耗竭性地掠夺全球资源，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严重失衡。同时，人们一味地追求贸易扩大、资本积累、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模式，又使全球环境进一步恶化（高风、毛毛，1998）。于是，众多学者呼吁对WTO进行体制改革，修订其法律原则，各国实施环保政策限制贸易自由，保护生态环境。但是，在实践中，常常有些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借口，单方面制订歧视性政策和贸易保护的立法，比如名义上合理性、形式上合法性、保护内涵上广泛性和保护方式上隐蔽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绿色贸易壁垒（注：绿色贸易壁垒是指进口国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由，对来自国外的产品进行限制的手段和措施。“绿色贸易壁垒”有两重性，即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贸易，但常成为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手段，本文采用以上定义恰体现了这一点。）（赵苏，1997）。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前执行主任托尔巴博士在1991年北京举行的“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环境法研讨会”上也提出质疑：“保护环境的一系列法律努力是否在无意中创设了贸易保护主义呢？”专断的歧视与暗藏的保护都是与自由贸易的宗旨相悖的。因而，各国的环境保护政策使本已困难重重的贸易自由之路变得更加举步维艰。

（二）消除污染与消除贫困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经济和科技上的显著优势，而使他们在“环保——贸易”政策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发达国家认为：目前全球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日益威胁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因此，为了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应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减少并消除污染和破坏环境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鼓励环保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推动全球环保市场的扩大；同时，为了保护环境和人们身体健康，任何国家都有权采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控制甚至禁止污染环境的产品进出口。而发展中国家认为，保护环境的确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但我们目前最大挑战是贫困，而发展中国家认为，保护环境的确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但我们目前最大挑战是贫困，而消除贫困的唯一出路是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只能优先发展经济，在发展中保护环境（张宝珍，1996）。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保——贸易”认识上和政策上的不同，一方面是发达国家要维护在贸易中的既得利益和日趋衰弱的夕阳产业；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要继续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提高在贸易中的地位，最终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其归根结底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主义在新形式下的利益冲突反应（蒙子良，2000）。

（三）环境标准的制定与统一

环境标准的制订与统一是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在实践冲突中的具体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的不同，各国对环境偏好、需求也不同，从而造成在环境标准和政策上的差异。环境偏好程度高的国家往往有较高的环境目标，制定较高的环境标准，使生产产品的成本较高，在国际市场可能失去价格优势，降低竞争力；相反，在实施较低环境标准的国家里，其产品可能获得一定的价格优势，获得竞争力。比如，在美国与墨西哥金枪鱼一案中，美国通过其严格的环保标准对金枪鱼捕劳方式的限制使墨西哥捕鱼成本提高，墨西哥由此损失了这一方面的比较优势，造成两国贸易冲突（汪洪，2001）。

总之，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更偏好清洁的环境。并有足够的财力、先进的技术来规划国内环境保护。而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阶段，虽然知道环境保护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迫于贫困和人口增长等社会压力不得不以牺牲环境来获得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因此，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的不协调或冲突是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有不同阶段的经济利益冲突的反映。

二、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在理论上的争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关系的争论日趋激烈。经济乐观主义论者认为人类是超越于自然界之上，并且自然界、环境与经济发展是彼此分离的，环境污染问题可以在其发生的时候通过开发新的技术而加以解决。因此，社会必须首先发展经济，才有能力负担环境污染的投资，而自由贸易有助于经济增长，即有利于环境保护。但环境污染悲观论者认为人类是寄生虫，对自然界构成破坏，而自由贸易的发展加剧了环境恶化（托马斯·安德斯·安德森，卡尔·福克，斯蒂芬·奈斯德姆，1998）。

美国经济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著名的“公地的悲剧”可谓是环境主义者观点最有力的实证。美国的另一位环境学家尤劳吉(Christian Euloign)将自然资源分为独占资源(Appropriable Natural Resources)和不可占资源(Inappropriable Natural Resources)。前者是生产者或消费者能够完全独占的经济价值资源，如土地、树木、天然气、铜矿、石油等；后者是那种不能分割、难以独占、现在公众仍在免费使用却由社会来承担代价的资源，如清洁的空气、大气，山光水色，宁静等环境资源，即哈丁所说的“公地”。而传统的国际贸易思想仅考虑了前者，没能正确估价和分配后者，使全球贸易加剧环境恶化。

环境主义者和经济增长极限论或自然保护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和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等以罗马俱乐部为思想库，于1972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一书，提出了“零增长论”。他们认为，如果世界在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按照当时的增长率继续下去，那么未来100年内地球上的经济增长将达到极限，可预期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率将突然不可抑制地下降。在“零增长论”的基础上，有的学者提出了“环境保护第一主义”、“人类返回到大自然里去”等主张。针对增长极限论和自然保护主义，以美国学者赫曼、卡恩和经济学家利朱利安、林肯和西蒙等为代表的乐观主义派提出了“经济发展决定论”。这种理论实际上就是传统经济理论的延伸，认为近200年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已增加了人类的福利，而且所有发达国家的期望寿命和健康水平要比两个世纪前的状况好得多。经济学家吉·曼·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个好事，而且还是所有人类获得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该学派认为市场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对资源稀缺性具有缓冲作用，而且发展中国家应把环境质量放在第二位考虑的问题。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在饥饿和空气污染中当然是面包重要”（王金南，曹东，1997）。零增长论与发展决定论虽都把环境与经济起来，具有同样的片面性的，但也反映了不同的利益要求。

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贸易自由虽对进口国和出口国暂时都有利，能增加全球福利，但贸易所得常被环境成本所抵消，甚至产生更多负效应。而且，进一步应用“环境资源禀赋（注：环境资源禀赋是指一国或地区的环境容量，对污染的物理吸收能力，即对环境损害的修补能力，其包括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可替代、可更新程度，环境对污染物在不产生外部成本的吸收能力和环境技术禀赋三部分。）”理论，把环境要素纳入一国的生产要素体系之中，提出了“污染的避风港”假说——认为由于各国环境资源禀赋不同而导致在国际贸易中环境比较优势的存在，而各国通过激烈的贸易竞争重新安排环境资源，加剧环境恶化。由于环境污染的“不可分性”，又造成跨国性全球环境进一步恶化。

Copeland和Taylor(1994,1995)对“污染的避风港”提出怀疑，认为贸易主要是由于“可占有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引起的，而且在贸易过程中主要是贸易的规模、技术和竞争对环境产生影响。Antweiler,Copeland And Taylor(2001)在此基础上，从贸易的规模、技术和竞争三个方面对4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SO[,2]的浓度变化做了分析，结论是：贸易的规模每提高1%，平均每个国家的SO[,2]浓度提高0.25%-0.5%；但竞争促进的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使世界财富增加，有利于发展对环境无害的产品，刺激环保产品和环保技术的开发，有利于消费者选择较高质量和有效的环境服务，从而使SO[,2]的浓度下降1.25%-1.5%；并进一步推断自由贸易使人均GDP每增加1%，可使污染程度下降1%。

在国际贸易领域，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的理论之争，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实践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环境要素对“两要素禀赋”理论适应性在遭受“里昂惕夫之迷”之后的又一挑战。

三、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协调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贸易与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贸易被看作国家繁荣昌盛的保证，并积极推动世界进步。而有关环境、健康、安全的法律保证了我们饮水的清洁，所吃食物的洁净，呼吸空气的清新。因此，贸易与环境有着紧密联系（刘敏，1997）。事实上，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二者之间本不存在不可协调、分歧甚至冲突，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贸易自由化可以增加收入以支付治理环境的费用，更有效地配置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资源，以较小的成本实现相同水平的产出，保证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肖德、张颖，1997）。

目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际贸易不是全球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能体现环境成本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才是全球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比如某些进出口商的生产、营销、消费活动虽污染了空气和水，造成全球环境资源污染；但这些环境资源的污染在生产或贸易中被忽略不计，造成进出口商品的成本不包含或不反映其全部成本。而在国际贸易中，如果考虑环境的外部性并实行环境成本内部化，那么将对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和环境保护产生重要影响（曲如晓，200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赵凌云教授在“全国资源环境经济论坛研讨会”上认为，在经济学的范式分析中一直把环境资源的供给作为给定的，即相对于资本、劳动、技术、制度是经济学的外部属性。而沿着这样的理念，世界各国在追求经济增长中，付出了通货膨胀、贫富悬殊、资源逐步耗竭等代价，人类社会日益走向混乱和不平衡的绝境。如果把环境内部化，一定会给经济学带来理论上的革命。他进一步指出，人类行为评价标准的价值转型，即从人类中心向生态中心的转型是环境内生型经济的理论基础，生物经济人假设是环境内生型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环境内生型经济理论研究的是在人与环境自然和谐的目标前提下，解决稀缺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配置。

“科斯定理”将外部性与产权联系起来后，研究外部性的许多学者认为“公共财富”的存在是产生外部成本的根本原因。环境资源往往属于公共物品，或者至少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界定环境资源的产权、抑制外部不经济性的基本条件是产权的明晰化，而消除外部性的交易最好对产权的拥有尽可能排他。但是诸如大气、公海和需加保护的自然植被等环境要素，事实上不存在私有化的可能。因此，就有赖于对环境资源合理定价。环境资源是否有价值？这一点在环境学术界仍在探讨，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即“环境是一种资源，应当具有价格。”1972年经合组织环境委员会在《关于环境政策的国际经济方面的控制》中首先提出这一原则，规定“排污者必须负担由公共当局决定的减少污染和费用，以保证环境处于一种可被接受的状态。”一般的排污者付费原则要求排污者支付控制排污量以达到排污量标准的费用（控制成本），而不需支付标准内排污对环境所造成的损害。扩展的排污者付费原则要求排污者不仅支付控制成本而且支付损害成本。

胡妍红，傅京燕(2001)在考虑环境要素的影响下对贸易所得进行了环境成本内部化效果的实证分析。如图1所示：

附图

图1 环境成本内部化效果的实证分析

图1(a)中，横轴代表生产和消费时会产生污染产品的数量，纵轴代表该产品的价格。PMC线（即么认边际成本线）为厂商的供给曲线。这时，自由市场的均衡产出量和价格分别是Q[,2]、P[,2]。如果在消费和生产每单位该产品时，存在着相应的外部影响，那么曲线PMC就不能代表这个产品的实际社会成本。如果每单位该产品使得除生产者和消费者之外的第三方必须承担2美元的成本，那么，政府通过立法规定每单位产出应当缴纳2美元的销售税，就可以得到实际边际社会成本SMC。ac即为2美元的外部成本。在需求曲线D和边际社会成本曲线SMC的新交点外，Q[,1]就是有效产量，而P[,1]则是相应的价格。因此，在征收污染税之后，污染产品的实际产出量就由原来的Q[,2]降低到社会最优产量Q[,1]。同时，对消费者收取的价格从P[,2]上升到P[,1]，而生产者接受的价格则从P[,2]下降到P[,3]。根据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相对弹性，污染税的税负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分担。在污染税ac中，消费者缴纳ab，生产者缴纳bc。同理，如果政府明确界定环境资源的产权，则受到污染损害的第三方有权向生产者索取2美元的赔偿，那么PMC曲线向上移动SMC，产量也降到社会最优水平Q[,1]。

因此，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措施可以减少污染的数量，达到社会最优水平。当污染排放量处于很高水平时，它们就会使人体中毒或使环境遭到破坏；当污染排放量处于低水平时，由于人体对大多数毒素具有某种耐受性，其影响可能微不足道。同时，环境也具有某种吸收能力，它能够把大多数的污染物吸收掉一部分，即具有自我净化能力。然而，一旦超过临界量，污染物浓度及其毒性就会迅速上升，图1(b)所画的成本曲线更符合现实。随着污染物浓度的提高（当总产出量增加时），SMC曲线与PMC曲线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即外部成本越来越大。当总需求保持在低水平时，这种差距就会很小。然而，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和收入的日益提高，需求曲线从D向外移动到D[,1]，外部影响的重要性就日益提高。

复旦大学胡涵钧(2000)进一步在理论上分析了污染性商品贸易，结果表明：在生产污染类产品的自由贸易中，进口国的福利将因减少了对国内环境污染而肯定会上升，而出口国的生产者收益与外部成本的难以确定使出口国的贸易福利也不确定；在消费污染类产品的情况下，出口国的福利肯定会上升，进口国的却难以确定。但是，如果两国均采用“最优的环境污染政策”（注：最优的环境污染政策：指要使防治最后一单位污染所花费的成本——边际减污成本(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等于最后一单位污染所造成的损害成本——边际污染成本(The Marginal Damage Cost)。），即环境成本内在化，自由贸易会使两国均获益。

四、结论

由于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涉及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涉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因此，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非常复杂。而环境成本内部化指出了问题新的解决方向，可使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共同服务人类。

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但它仅涉及了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没有反映环境成本。而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后，含有环境成本的广义比较成本则反映了产品的真实成本，是真正的贸易比较成本。环境成本内部化到产品价格中后，现行的许多贸易限制已变得毫无必要，世界各国将面对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系统，促使世界贸易更趋于自由化。同时，环境成本内部化后，企业将不得不加大环保投资力度，改进原有的生产技术，引进和开发治污技术，增加对环保技术和产品的需求，优化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加速耗能高、耗资多的产品和工艺消亡，使资源更合理配置。因此，环境成本内部化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进而解决了环境与经济的协调问题，使各国在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保护环境，使我们走出经济与生态的对立之谷，使世界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收稿日期：2002-08-02 【参考文献】

[1] 高风，毛毛.贸易与环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 赵苏.绿色贸易壁垒的成因分析及启示[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3):34-37.[3] 张宝珍.绿色壁垒：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J].世界经济，1996,(12):21-23.[4] 蒙子良.论绿色壁垒[J].改革与战略，2000,(1):13-15.[5] 汪洪.WTO如何在贸易与环境中寻求平衡—论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冲突及其解决思路[J].求索，2001,(6):32-34.[6] 托马斯·安德森，卡尔·福克，斯蒂芬·奈斯德姆.环境与贸易——生态、经济、体制和政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7] 王金南，曹东.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环境成本内部化[J].环境科学研究，1997,(1):37-39.[8] Copeland.Brian and Taylor.M.Cott:“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Quarterly Joural of Economic,August 1994,109(3),Page775-87.[9] Copeland.Brian and Taylor.M.Cott:“Trade and Trans Boundary Pollu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ugust 1995,85(4),Page716-37.[10] Antweiler.Werner,Gopeland.Brian.R and Taylor.M.Scott:“Is Free Trade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The American Eeonomic Review,September 2001,91(4),Page877-908.[11] 刘敏.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和我国的立法对策[J].环境保护，1997,(10):29-331.[12] 肖德，张颖.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J].国际贸易问题，1997,(5):37-39.[13] 曲如晓.环境外部性与国际贸易福利效应[J].国际经贸探索，2002,(1):11-14.[14] 胡妍红，傅京燕.论环境成本内部化[J].生态经济，2001,(4):13-15.[15] 胡涵钧.新编国际贸易[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231-234.

第二篇：冲突处理与矛盾解决 教案

课题：冲突处理与矛盾解决 课时：1课时 课型： 分组讨论 授课老师：冯进云

一、教学目标

1、使学生掌握处理好自己矛盾和冲突的方法；

2、能妥善处理矛盾和冲突；

3、能有效的防范冲突的发生；

4、培养学生在和同学相处过程中的修养和品质。

二、教学重难点

1、了解化解矛盾冲突的方法；

2、妥善处理好矛盾冲突。

三、教学过程

将学生分为四个小组，每个组选出一个发言者，一个纪律委员。并从中选取几位同学做表演准备。

1、由老师主持，问：同学们生活中都遇到过矛盾和冲突吗？你们都是如何解决的？（每组讨论5分钟，给出建议，由发言者发表本组观点）（共10分钟）

2、老师对每组的观点给予表扬和指导，并给出几个不同的场景，由选出的几个同学来表演。观看的同学必须要把场景中冲突发生的原因和应该如何处理写出来，并分享给大家。（20）

3、老师总结：

冲突往往会造成不和、动荡、混乱、矛盾和误会，破坏班级的和谐和稳定。基于这种认识，大家都将防止和化解冲突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能妥善处理冲突是我们获得成功的技能之一。每种人际关系都会遇到一些摩擦和矛盾。某些人遇到的比别人更多一些。有些是开玩笑式的，有些是令人讨厌的。但是也有一些是永无休止似乎不能解开的矛盾类型。一旦发生矛盾冲突，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步骤来解决：

(1).调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绪，使自己冷静下来。(2).用暗示、转移注意法。

(3).在冷静下来后，思考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4）.化解冲动后注意提醒自己。

总之，化解矛盾冲突要明确矛盾冲突发生的原因；沟通协调一定要及时；善于询问与倾听，努力地理解别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的天性。即使没有外界的干扰，我们自己内心也会出现冲突。既然我们不得不和冲突一起生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冲突，才能使冲突更加平和并向着正面的方向发展呢？所以我们知道，要有效处理冲突，必须做到主观态度上坦诚、相互包容，客观上依据一定的步骤来进行。一句话，就是要做到透明。

4、此外，在平时的学习中，我们还要采取有效防范矛盾冲突的预防策略，如：

（1）.加强自我学习，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2）.学会“合作”。（3）.正确认识职业紧张。

（4）.加强自身的个性修养，减轻心理紧张感。（5）.积极主动，拓展能力。

（6）.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积极转换角色。

（7）.加强人际沟通，在群体生活中体验自我价值和生活乐趣。

（8）.进行心理咨询。

（9）.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是尤为重要的工作。结束语：

希望同学们在日常学习交往中，能控制好自己的言行举止，文明交往，和谐相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共同营造一个和谐温馨的班级体。

第三篇：横琴新区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0627

横琴新区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

工作情况汇报

（2014年6月27日）

作为全国首个立足港澳、率先发展的国家级粤港澳紧密合作示范区，横琴新区成立四年多来，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总书记视察横琴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推进与港澳全方位合作作为贯穿开发建设全过程的“生命线”，紧紧围绕实现对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这个重心，按照《推动率先基本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划纲要（2012-2014年）》、《推动率先基本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行动计划》要求，深入贯彻落实CEPA和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积极推进服务业对港澳扩大开放，取得了丰硕成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横琴新区推进服务业开放总体成效

新区成立以来，紧扣打造粤港澳紧密合作示范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维护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的神圣使命，以率先基本实现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目标，努力推进服务业对港澳扩大开放。四年多来，新区累计引进港澳服务业企业124家，其中香港76家，澳门48家，投资总额约43.77亿美元，注册资本35.49亿美元，涉及行业以商务服务、批发零售、文化创意和休闲旅游等为主；引进重大港澳服务业项目13个，总投资超过728亿元。丽新集团、嘉华集团、信德集团、灏怡集团等企业已落户横琴新区，励 骏友谊广场项目开工建设。同时，与一大批香港的商会、协会、社团和金融、法律、商务服务机构等中间组织建立了固定联系，推动香港服务业延伸发展。对澳金融合作取得新成果，澳门国际银行在横琴设立了分支机构。

二、横琴新区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具体做法(一)落实CEPA条款，降低港澳服务提供者进入门槛。积极与港澳特区政府、政策研究机构和企业沟通，通过CEPA途径全力推动服务业对港澳的扩大开放，降低港澳服务提供者在横琴的投资成本。随着CEPA补充协议九的签署，横琴成为内地对港澳服务业开放程度最大的区域。其中，与香港签署的补充协议九明确提出了在横琴新区先行先试的4条政策：包括香港服务提供者可以提供跨境数据库服务；可以设立印刷合资企业；可以试点设立独资娱乐场所；可以设立独资国际学校，其招生范围可扩大至在横琴工作的海外华侨和归国留学人才的子女。在与澳门签署的CEPA补充协议9中，将在横琴新区开设银行分行或法人机构的澳门银行年末资产要求降至40亿美元。横琴新区成为CEPA降低银行准入门槛的内地唯一一个地区。

（二）推进通关便利，促进服务业要素自由流动。全力推进横琴与澳门通关便利化措施，促进港澳服务业从业人员便捷进出横琴。一是积极配合制定澳门单牌车进出横琴管理办法，力争办法早日出台；二是积极创造条件，推进横琴口岸延长通关3小时短期目标，逐步推进24小时通关；三是做好交通设施与澳门规划建设对接，启动广珠城轨延长线拱 2 北至横琴段的建设；加快横琴口岸过渡期项目建设，全面启动口岸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早日实现广珠轻轨与澳门城轨在横琴口岸无缝对接；四是横琴二线通道、环岛监控等分线管理基础设施顺利竣工通过验收，并于6月28日正式启用，标志着横琴在全国率先实施分线管理的创新监管模式，为进一步扩大对港澳开放和全方位合作创造了条件。

（三）完善激励政策，提升服务业发展条件。根据中央关于“十二五”期末基本实现内地和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目标要求，积极争取有利港澳服务业延伸发展的政策条件，营造与港澳趋同的服务业发展软环境。一是推动出台了包含众多港澳优势服务业的《横琴新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目录涵盖了共计200条产业条目，包括了高档宾馆、写字楼，离岸业务服务，电影院线建设，旅游节庆文化和民俗活动策划等创新条款。二是推动出台了《横琴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目录共70余条包括“中药饮片创新技术开发和应用”、“文化创意设计服务”、“跨境数据库服务”等为港澳服务业量身定做的条目，为港澳门企业进入横琴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三是推动出台了横琴开发进口有关税收政策、横琴开发有关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出台，丰富了横琴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内容，对区内从事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物流、服务外包等企业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等货物也给予免税优惠。这将鼓励横琴新区开展服务业对外开放创新试点，包括鼓励设立采购分拨中心、营运结算中心，鼓励区内开展研发设计、产品测试、售后维修、设备租赁、商品展示、国际中 3 转、服务外包业务以及相关贸易。四是推动出台了针对在横琴工作的港澳居民个人所得税补贴办法，对在横琴工作的港澳居民个税差额给予全额补贴。五是初步形成了金融创新政策体系，为港澳服务业在横琴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批复的《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明确将横琴新区定位为资本项下可兑换的先行试验区；出台了《珠海市横琴新区鼓励股权投资基金企业及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发展的试行办法》、《横琴新区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配套的金融政策。

（四）创新体制机制，打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环境。借鉴香港商事登记的成熟经验，在国内率先实施商事登记管理办法，允许企业注册资本认缴、注册地与经营地相分离等。拥有外资项目审批的省一级管理权限，港澳投资企业最快在一天之内即可领到外资批准证书和工商营业执照。在国内率先成立廉政办，率先开展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在国家支持下率先开展了司法改革，横琴法院取消审判庭建制和案件审批制、实行法官会议制、法官员额制、审判机关人员分类管理；横琴检察院实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设立惩戒委员会防止检察官滥用职权、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横琴国际仲裁院即将挂牌运作，借鉴国际民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制定港澳企业认可的国际化仲裁规则。以商务诚信为核心，在源头溯源、检验检疫、监管、执法、处罚、先行赔付等方面，构筑商品的全流程监管体系；引入港澳“诚信店”管理模式，出台《珠 4 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诚信岛建设促进办法》，营造与港澳趋同、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

三、横琴新区进一步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工作思路

（一）积极配合申报中国（广东）自贸园区，营造更加开放便捷的营商环境。抓住广东省申报中国（广东）自由贸易园区的契机，力争在投资准入、金融创新、服务业扩大开放、区域监管、市场体系以及法制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继续深化行政审批、诚信岛建设、司法改革，进一步降低港澳企业投资横琴的准入门槛，为港澳投资者进驻横琴打造更加开放便捷的营商环境。

（二）用好、用足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相关政策。精心组织落实《关于横琴开发有关政策的批复》、《横琴新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横琴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关于横琴开发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等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继续推动各项金融创新政策，大力推动区内金融机构开办外币离岸业务，鼓励和支持区内金融机构以及具备离岸银行业务资格的银行在横琴新区设立机构，积极探索开办外币离岸业务，加快制定《横琴新区促进离岸业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横琴新区促进金融产业发展试行办法》以及限售股减持的相关办法和横琴新区促进现代服务发展的相关政策，形成有利于现代服务业聚集发展的政策洼地，吸引港澳高端服务业在横琴聚集发展。

（三）进一步完善服务业发展政策。完善“宽入”和“严管”相结合的商事登记监管制度，加快诚信体系建设，构建 5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继续推动各项金融创新政策，大力推动区内金融机构开办外币离岸业务，鼓励和支持区内金融机构以及具备离岸银行业务资格的银行在横琴新区设立机构，积极探索开办外币离岸业务。全面实施《横琴新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十一条措施》，充分运用横琴已有或能够整合的资源，出台专门针对澳门的优惠政策。全岛开发尤其是涉及土地出让、产业建设、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资源开发，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粤澳合作产业项目。新区人才公寓、商贸城、步行商业街等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澳门企业和从业人员需求，全面支持澳门企业和产业延伸发展。

（四）推进粤澳合作产业园项目落地，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对澳门特区政府推荐进入产业园的33个项目，组织专人跟进，提供一站式服务，做到全方位对接、全过程指引。目前，已完成了33个项目的接洽和第一轮会谈登记工作，第一批项目已经落地，6月21日，产业园第一块项目用地已挂牌出让。我们将继续通过横琴粤澳合作产业园协调工作小组的渠道，与澳门特区政府密切沟通，加快推进，对于符合产业园规划、定位和横琴总体规划的落地项目，优先供地，优先配套，推动早日动工，早日建成。

四、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存在的问题

经过四年多的实践，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推进服务业对港澳扩大开放面临的障碍，主要有：

一是金融政策急需创新突破。横琴金融创新虽有国务院 6 原则性支持，但在具体金融政策上目前仍无突破，急需在金融领域获取具体的、有效的、可操作的政策支持。特别是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对外开放（如双向跨境投资、跨境贷款及抵押、跨境保险等）、利率市场化、离岸金融业务、与澳门实行同城清算等方面。

二是CEPA的部分扩大开放措施落实难度大。目前，港澳企业投资横琴，仍按现行外资审批制度管理，实行的是准入后国民待遇，许多项目需先获得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前臵审批许可或备案，方可批准成立外商投资企业。但是国家部委并未出台与CEPA配套的相关政策，导致部分扩大开放措施无法落实。比如：CEPA补充协议九已经允许在横琴试点设立独资娱乐场所，但是根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58 号）只允许设立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的娱乐场所，设立独资的娱乐场所缺乏审批依据，目前横琴尚未设立一家港澳独资娱乐场所。

三是外资审批依然受限。横琴目前享有部分省级经济审批权限（外资3亿美金以下鼓励类、允许类，5000万美金以下限制类），但外资审批体系中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专项政策审批限制，根据投资类别、投资额度等条件不同，涉及的审批层级、部门和手续要求也不同。而这部分权限体现在各类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省政府也无权下放，在引进港澳资项目时仍受诸多限制。在实际操作中，审批手续较复杂，耗时较长。

四是监管模式有待突破。横琴实行“分线管理”，主要 7 体现为“一线管人、二线管物”，“一线”没有真正放开。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横琴开发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一线”对进口生活消费品基本不放开，即便是对生产性物资给予保税或免税的优惠范围也很窄，保税展示、保税租赁、保税销售等业务拓展空间不大，影响了横琴对港澳服务业的开放与发展。8

第四篇：团队冲突与协商解决

关于《团队冲突与协商解决》学习心得

良好的团队关系是保证工作顺利开展的首要条件，积极、及时、正面的解决团队冲突，才能保证工作的有序开展，激发团队成员最大潜能，从而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因而，学会解决团队冲突的办法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要深入了解判断团队冲突。一）找出冲突的原因。

要弄清楚团队成员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是因为工作中的资源竞争还是争权夺利产生的冲突，还是因为工作中的目标冲突、责任模糊、分工不明确或沟通不畅等原因导致了冲突的发生。

二）弄清冲突的类型。

如团队成员之间大打出手、口出恶言、互不相让则属于激烈冲突，如成员之间愿意合作，但互相压抑着情绪则属于消极冲突。

二、掌握冲突的处理方式。

一）做好团队管理工作，正确的处理团队成员冲突。

1、交涉谈判。

首先，当冲突发生时，我们要尽快与冲突双方进行交涉，针对冲突具体原因进行裁判。沟通时可根据冲突的大小和激烈程度，选择分别沟通或将冲突双方叫道一起共同沟通。一般激烈冲突适合分别沟通，待冲突双方冷静下来后可再安排到一起共同沟通协商解决。沟通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冲突产生的具体原因，找出冲突双方分歧，分析冲突原因，寻求解决方案。

2、强制裁定。当冲突双方的矛盾较大，主要矛盾又很明显，冲突双方各不相让，已经影响到正常工作，仅靠正常调解依旧无法解决问题时，我们需要利用自己的领导权限进行强制裁定，以免冲突和矛盾影响到正常的工作。但要注意的是，虽然裁决是利用自己的领导职权进行的，我们也不可武断，不了解事情经过就妄下断言，这样容易导致更严重的冲突和结果。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在强制裁定的过程中，尽量不要出现偏帮现象。

二）分类处理。

1、回避冲突。

在团队冲突微不足道时，我们可以采用回避冲突的方式进行调解。例如因为抢用传真机而造成的一时不快，或是在讨论需要立刻解决的问题时，由于意见不一致而发生争执，这些情况都不属于原则性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回避冲突的方式进行解决。此外，如果可以由他人有效解决的冲突时，我们也可以选用回避冲突的方式进行解决，这样对团队矛盾的解决也能有个缓冲。另外，当冲突发生的时间并非最佳解决时机时，我们也可以选用回避冲突的方式来解决冲突。

在采用回避冲突冷处理过程中，我们要审时度势。冷处理时间过短，当事人火气未消，心情无法平静，就会难以听进劝解；冷处理时间过长，反而会坐失良机，使矛盾复杂化和扩大化，甚至导致难以收拾的局面。所以我们要时刻注意事态发展情况及矛盾双方状态变化，避免使矛盾沉积、恶化变成不治之症。随后，我们需关注双方的情绪和状态进展，采取延缓解决的方式进行，待双方冷静下来并自觉转变后，有可能不需要我们过多处理，双方便由冲突转向合作。同时在劝解的方式上，要更多的从情绪管理角度出发，劝解当事人以和为贵、采取换位思考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2、相互迁就。

使用原则：有时候为了团队的稳定，我们在处理团队冲突时会考虑使用相互迁就的处理方式，这样利于平衡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让大家和谐相处。

1）在处理一些对紧急而不重要的冲突时，让矛盾双方相互迁就，既然不是重要的工作，那么就不值得为此破坏成员之间的关系，加上工作要求又比较紧急，大家相互谦让，矛盾冲突就会缓和。

2）有些冲突的解决是可以让团队成员从自身错误中学到经验和教训的，这个时候则更需要互相迁就，把冲突矛盾当作一种学习机会，没必要非争出高出对错。

3）下属能够融洽关系。当融洽和稳定至关重要的时候，我们在解决矛盾时，一定要以谦让为主，将整体的和谐稳定放在首位，从大局出发，让双方将个人矛盾为了团队和谐暂时放下。

4）当团队发生冲突时，为了事后让冲突双方建立起责任感，我们也可以选择相互迁就的方式。在运用相互迁就这种类型解决团队冲突时，通常我们的处理方式是：要通过沟通，让冲突双方能够在冲突的矛盾对立面上，各自妥协退让、降低自己的要求。如果双方在冲突时发生了争执、吵架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告诫对方出现矛盾时，要就事论事，不提旧账。

3、精诚合作。

精诚合作的处理前提是双方的工作不紧急而重要，在处理时需要综合不同下属的意见，并且要遵循成员双发的利益都很重要的原则来处理冲突事件。正确的处理方式是：让冲突双方各退一步、尊重对方、学会看对方长处、再寻找双赢的合作方案。

三、明确冲突的处理底线。一）允许范围。

包括团队成员之间因个性差异造成脾气不和、任务失败、个别关系好而略微疏远他人导致的冲突等。

二）不允许范围。

包括团队成员之间拉帮结伙、推卸责任、核心价值观差异、企业文化不认同、团队中挑拨离间而产生的冲突。

第五篇：日本金融自由化及启示

案例七：日本金融自由化与启示

二战后至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一直对金融业的市场准入、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金融业的价格与非价格竞争、资本国际流动等实行严格的管制。此后,日本金融自由化开始逐步展开,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日本金融体系逐渐演变成了存在诸多严重问题、危机四伏的金融体系。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认为金融自由化是促成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泡沫经济严重化和金融风险不断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问题是,当时日本能否通过拒绝金融自由化的方式进行金融风险控制,为什么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严重金融动荡中日本又进一步推进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对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开过程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回答上述问题,而且对分析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制度变迁路径也提供一个典型实例。

一、90年代以前日本金融自由化的逐步展开

自70年代中期开始,推动日本政府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国内与国际因素不断涌现,日本金融业逐步踏上了自由化之路。

(一)大企业资金需求减少对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的影响

7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日本经济增长率降低而发生的企业资金需求减少,对战后日本传统的金融体制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促进了证券回购市场的发展,并由此引发了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的竞争。自70年中期开始,日本证券回购市场的交易规模迅速膨胀,1978年已经超过4万亿日元,从而成为当时在日本具有重要影响的自由利率金融市场。其主要原因是一些企业出现了“余裕”资金,为提高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企业把其大量投入到了自由利率的证券回购市场。证券公司所进行的具有资金借贷性质的证券回购业务的迅速发展,“破坏”了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之下证券业与银行业之间的均衡关系,而这又招致以都市银行为代表的大银行的反击行为。1979年5月由都市银行所推出的可转让存单(ＣＤ)就是银行业回击证券业的一个重要举措。尽管当时发行的ＣＤ面额很大,时间期限规定也较严格(面额5亿日元以上、期限为3～6个月),它还不是一种主流金融商品,但毕竟与证券回购交易一起打开了突破日本金融商品价格管制的缺口。

第二,加速了银行同质化的进程,并从而引发了银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大企业由于采取了“减量经营”的经营方针,致使其对外部资金的需求不断减少。并且随着融资方式的日趋多元化,大企业对银行借款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这样就造成了各种银行在贷款对象选择方面向中小企业加速集中的趋势。另外,都市银行、地方银行这类传统以短期周转资金借贷为核心业务的银行,也开始逐步扩大了设备投资贷款等长期借贷业务。1970年都市银行的对外贷款总额当中,设备投资贷款所占的比例仅为12.0%,而1981年便上升到了21.4%,1991年则达到了40.1%。上述3个时期地方银行的设备投资贷款占其对外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5.7%、27.0%和37.1%。上述情况表明,80年代日本银行业日趋同质化,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之下所确定的银行业分业经营原则已被新的经济环境逐步打破。

(二)赤字国债大量发行对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的冲击

以1975财政发行2.3万亿日元的赤字国债为开端,日本走上了大量发行赤字国债之路。国债的大量发行使日本传统的国债定价、发行和消化方式已无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大藏省开始实施国债的“流动化”和利率“弹性化”政策,即允许银行将持有的已发行1年以上的国债在市场上出售,并且自1978年开始采用公募拍卖方式来发行国债。这样,国债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开始出现于日本金融市场。

国债大量发行的最重要影响,并不在于出现了一种规模巨大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而在于由此而引发了银行业与证券业的相互渗透以及银行业与证券业在开发以国债为基础的新型金融商品等方面的激烈竞争。由于自1975起发行的国债多为10年期国债,其偿还期在80年代中期开始,这意味着在80年代初日本金融市场上会出现规模巨大的“期近”国债(即在两三年之内就将到期的国债)。由于这些国债是一种自由利率金融商品,因而其收益率一般都高于被政府所管制的银行存款利率。如果证券公司大量出售“期近”国债回收资金,势必将极大地影响银行业的吸收存款能力。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日本银行业强烈要求政府允许其从事国债交易业务。这种努力尽管遭到了证券业的激烈反对,但1981年通过的新“银行法”还是满足了银行业的要求,允许其从1983年4月开始从事国债交易业务。

在“新银行法”出台前后,日本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相互渗透日趋加深。这最集中地反映在证券业以国债等公共债券为基础,陆续开发出了具有存款性质的中期国债基金、利息基金、零利债券、证券互换、长期国债基金等金融商品,银行业则相继开发出了指定日期存款、大额贷付信托、国债定期账户、国债信托账户等具有证券特点的金融商品。

(三)强大的国际压力对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作用

70年代末以后,日本传统的金融管制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国际压力。这种国际压力极大地促进了日本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第一,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与日本企业债券发行管制放松。70年代以前,由于大藏省及由8家主要银行组成的企业债券发行协会,对企业发行债券采取了种种抑制性的政策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在国内金融市场筹集到低成本的资金。另外,由于日本的外汇法禁止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这又使得日本企业无法自由地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1980年日本对实施多年的外汇法进行了重大修改,确定了外汇交易“原则自由”的政策原则。随着日本对国际间资本流动管制的放松,日本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所获得的资金规模不断扩大,海外资本市场对日本国内资本市场构成了极大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得不放松了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管制措施:一方面逐步调整了长期实施的企业债券发行“有担保原则”这一行业惯例,降低了债券发行企业的资格标准;另一方面降低了银行所收取的担保物品管理手续费。自8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基本改变了担保物品管理手续费价格接受者的地位,其费率一般都由银行与企业协商来确定。

另外,在企业债券市场管制不断放松之际,日本企业正在争取实现ＣＰ(商业票据)发行合法化。然而,由于银行业及其后盾大藏省的阻挠,这一行动迟迟未果,最后双方的交涉过程演变成了具有政治色彩的斗争,企业界于1987年终于获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此后,日本企业的ＣＰ发行规模迅速膨胀,到1990年末其余额达到了15.7万亿日元。

第二,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施压与日本的金融管制放松。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的高利率政策造成美元大幅度升值。随着美元升值对美国出口产业及就业打击不断深刻化,美国政府逐渐矫正了美元升值是“强大美国”的象征这一肤浅认识,转而要求有关国家采取措施抑制美元升值。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出台的“索罗门报告”认为,造成日元贬值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实行“人为低利率”的金融管制政策,致使投资家不愿投资日元以及日元金融商品。所以,要求日本加速实行金融自由化。1984年5月末,刚刚成立不久的“美国—日本美元日元委员会”提出了“美国—日本美元日元委员会报告”,与此同时日本大藏省也发表了题为“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报告。此二报告一般被合称为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宣言”。在“宣言”发表以后,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的步伐开始加快,在都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地方银行、相互银行(1989年2月大部分转化为普通银行,被称为“第二地方银行”)、信用金库等6类银行型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中,自由利率存款比率由1986年3月的11.8%上升到1988年3月的26.8%。其中都市银行的存款利率自由化程度最高,从15.9%上升到了34.7%。

二、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措施

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90年代前半期谨慎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阶段;二是90年代后半期金融自由化的最终完成阶段。

(一)90年代前半期日本自由化的进展

90年代前半期,尽管日本金融业已经陷入到不良贷款严重、金融交易大幅度萎缩的困境之中,但日本政府并没有打算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金融管制体制,并以此实现金融结构调整和金融秩序重建,而仅仅是按照80年代中期所规划的金融自由化目标实施了如下两项措施:

第一,存款利率的完全自由化。90年代以前,日本在不足1000万日元的小额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方面所取得的唯一进展,就是于1989年6月引入了限额为300万日元的ＭＭＣ(浮动利率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的利率管制仍然没有任何松动。90年代上半期,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获得了重大进展。首先,逐步实现了小额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1990年4月把ＭＭＣ的最低限额从300万日元调低到了100万日元,1991年4月把ＭＭＣ的最低限额进一步降低到了50万日元,同年11月实现了300万日元以上的小额定期存款(3个月～3年)利率自由化,1992年6月废除了关于ＭＭＣ最低限额的规定,1993年6月为期1个月至3年的小额定期存款利率实现了完全自由化,1993年10月,开始引入最长期限为3年的浮动利率存款和最长期限为4年的固定利率存款(中长期存款),1994年10月实现了定期储蓄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并引入了最长期限为5年的固定利率存款。其次,短期内迅速实现了活期存款利率自由化:1992年6月引入了新型储蓄存款(金额为40万或20万日元,与大额定期存款的利率进行联动),1993年10月出台了新型储蓄存款的进一步自由化措施,1994年10月除了结算帐户存款以外的所有活期存款利率都实现了自由化。这样,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历程,日本对银行业所进行的价格竞争管制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第二,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的初步发展。80年代,尽管银行业已经开始涉足国债等公共债券的交易活动,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开发出了大量的渗透到对方经营领域的金融商品,但真正的金融业务兼营化却始于90年代初期。1992年日本通过了《金融制度改革法》,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就是确定了银行、证券、信托3种业态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业务的兼营化。另外,生命保险公司与财产保险公司也可以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进入到对方的经营领域。

(二)90年代后半期日本金融自由化

90年代中后期,受不良债权等严重问题困扰的日本金融业发生了空前的危机,许多巨型金融机构陷于经营危机状态,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事件频繁发生。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使日本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民众信任危机。在这种大背景下上台执政的桥本内阁于1996年发表了题为《金融体系改革———面向2001年东京市场的新生》的报告,确定了日本金融体制改革的构想。此后,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部金融改革法令,对战后传统的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重大改革。其中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控股公司合法化。自1998年3月开始实行的《金融控股公司法》规定,在日本可以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所谓金融控股公司就是指以某一金融业态的金融机构为母体,通过50%以上控股的形式把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子公司化的金融组织形态。战后日本的禁止垄断法一直禁止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此番对禁止垄断法的修改,一方面是为了通过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来实现金融业的“范围经济”,另一方面是为金融机构的顺利重组提供条件。

第二,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的进一步发展。1997年2月,日本银行业被允许设立专供信托投资公司出售信托产品的柜台。这一举措表明,信托交易开始进入银行。自1998年12月起,日本银行业被允许在窗口出售信托投资产品。另外,在此期间日本开始允许银行系证券公司从事股票交易。在放宽对银行及银行系证券公司业务限制的同时,日本也扩大了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自1997年开始日本的证券公司被允许开设“证券综合帐户”。所谓“证券综合帐户”,即指在证券公司给客户开设的交易帐户之上附加上支付与结算功能。这表明证券公司开始涉足长期以来一直被银行业所垄断的管理结算帐户业务领域。

第三,对金融机构开业及价格与非价格竞争管制的进一步放松。首先,证券公司与信托投资公司的开业管制由以前的许可制改为注册制。在注册制之下,有关机构只要满足一些必备的条件,就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营业资格或退出某一经营领域,从而降低了证券业与信托业的进入与退出壁垒。其次,股票交易手续费的自由化。泡沫经济破灭以后,随着证券公司向客户提供“损失补贴”事件的不断被暴光,日本各界人士对股票交易手续费管制的批判之声日趋高涨。人们普遍认为固定制的手续费标准是产生损失补贴问题的温床。1998年4月,日本政府终于决定对5000万日元以上的股票交易实行自由手续费率。

第四,国际间金融交易的彻底自由化。于1998年4月起正式实施的日本新《外汇法》规定:实行内外资本交易自由化,放开资本项目下外汇业务的许可证制或事先申报制;外汇业务完全自由化,废除外汇银行制、指定证券公司制和兑换商制;放开个人和企业在国外金融机构开户存款;放开企业间外汇债权与债务的轧差清算以及境内居民外币计价结算。另外,日本政府为使企业更容易地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还进一步放松了对

企业债券发行的管制。1996年1月,日本大藏省废除了此前长期实行的企业“适合发债基准”,规定无论何种企业,只要获得一家以上的信用等级评定公司的信用等级评定,就可以发行企业债券。

三、关于日本金融自由化展开过程的几点启示

通过前文对日本金融自由化展开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经济运行环境的演变是推动金融制度改革及金融自由化的最强大动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必然会产生诸多新的经济问题,从而要求政府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以满足金融机构调整其业务内容的需要。具体到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实例来说,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堀内义的总结是非常确切的,他认为,日本“金融自由化并非是高速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对金融业实行了极为严格的管制措施。甚至有人据此认为,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是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之下实现的。骄人的经济发展成绩使日本政府对传统的金融管制体系非常满意,甚至从没有考虑对其系统进行改革。但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企业资金需求减少与融资手段逐步多元化、赤字国债的大量发行等新现象的出现,不断迫使日本政府进行金融制度改革,推进金融自由化。90年代后半期日本进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则是经济、金融危机的必然结果。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与金融机构及金融主管当局———大藏省丑闻的不断曝光,人们日益怀疑日本政府的执政能力,公众舆论对政府行动和政策制约作用也日趋增强。面对严峻的危机,不出台符合公众利益、赢得公众信心的重大举措,执政集团必将承担巨大的政治成本。在其社会声誉降到最低点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被迫对传统的金融管制制度与组织结构进行彻底改革,以便获得自身的政治利益。

第二,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规避金融风险。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一直是渐进地展开的。正是在这种渐进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日本的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加剧。以银行业为例,在日本传统的金融管制制度之下享受着多种巨额“经济租”的银行业,在管制放松过程中不仅“经济租”不断减少,而且其原有的“势力范围”不断受到迅速崛起的证券业和企业直接融资的侵蚀。这样,银行业不仅面临着确保存款稳定增长的难题,甚至在寻求合理、可靠的贷款对象方面也面临诸多困难。在此期间,日本银行业的存贷期限结构风险、融资对象风险、融资内容风险不断扩大,违规、违法经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这种现象的发生尽管有银行内部对经营风险控制弱化单方面的原因,但在吸收存款和寻求合理、可靠的贷款对象都面临着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银行业的经营风险就很难通过内部控制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控制金融风险的最重要手段是出台促进金融结构调整的政策体系,通过谨慎的监管措施稳固金融业的经营基础和抗风险能力,加强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通过适当的途径实现金融业的业务兼营化,是促进金融机构调整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加快了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步伐。第三,金融自由化作为一种管制制度改革的过程,必然存在利益格局重建问题,所以,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必须避免被有关的利益主体所“俘获”。在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开过程中,证券业与银行业之间围绕国债业务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一般产业企业则与银行业围绕ＣＰ发行合法化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在各方利益主体的斗争中,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被传统金融管制制度的最大受益者———银行业所俘获,尽力维护银行业利益的倾向。因为一般说来银行业的要求,例如从事国债等公共债券交易业务等,基本上都能够得到及时解决,而证券业与一般产业企业的要求,都需要费尽周折才能够得到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照

顾既得利益获得者的利益,对平稳地推进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却不能在方方面面都照顾既得利益获得者的利益, 否则改革就会偏离正确方向.第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因素是推动经济体制变革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我们在讨论制度选择问题时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应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设计。但实际情况却是我们在许多情况下无法完全根据自身的意愿和情况来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设计。国际因素的影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开过程就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充分的例证。国际竞争压力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改革其国内企业债券市场的管制制度,而此项改革则进一步加深了大企业“脱离银行”的趋势。美国政府的施压则极大地加快了日本利率自由化进程。可以肯定地讲,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制度选择空间被不断缩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