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凤海：世界文化发展与中国文化自信

第一篇：郭凤海：世界文化发展与中国文化自信

郭凤海：世界文化发展与中国文化自信

郭凤海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习近平同志从提出“文化自信”，到把“文化自信”作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四个自信”。他强调，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凸显了文化自信的特殊重要性。什么是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要强调文化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让我们固守本土本民族的传统，闭目塞听、孤芳自赏、夜郎自大吗？显然不是。习近平同志指出，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并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除了强调立足中国文化土壤这个视角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化发展视野。

一、当代世界文化多样化格局及其走向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文化大碰撞、大融合时代，突出表现为多元文化形态并存的“文化多样化格局”。这种文化多样化格局及其走向是怎么样的？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当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形态人类文化原本就是多样的，有着不同的种族和地域文化。古代社会的多样性文化，是各自在相对封闭、相对孤立的民族地域，通过一个个特殊民族文化形态直接呈现出来。比如，以儒学为主脉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周边邻国影响非常大，形成了著名的中华文化区。在古代，中华文化区跟其他文化区比较，交流相对来说是较少的。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尽管我们仍然保持着中华民族原有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习俗、生活习俗，但是与以往相比，情况有了很大不同。儒家文化发展到今天也不是相对孤立地存在于中华文化区，它在和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中显示出自己的特殊性。再比如说饮食文化，饮食文化在世界各国各民族存在的形态也不一样。比如，从饮食文化角度来讲，有人说美国人喜欢用“脑”吃饭。用“脑”吃饭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受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美国人基本上是按照生命存在的需求来吃饭，一个人每天有多大的生理需求，需要摄入多少大卡的热量，达到多少营养量就够了。这叫用“脑”吃饭。有人讲法国人是用“心”吃饭。法国人请客是非常用心的，一顿法国大餐需要准备好几天。如果到法国人家里作客，从饭菜的品种、选料、样式来看，就能说明法国人很用心思。有人说日本人是用“眼”吃饭。饭桌上各种各样的餐具，像碗、盆、勺都很精致，但饭量不一定够吃，也就是说比较养眼，这叫用“眼”吃饭。与美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的饮食文化相比，中国人的饮食文化独具特色。有人讲中国人是真正的用“嘴”吃饭，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各种菜系比较讲究口味。饮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有中国的特色。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这种独特的饮食文化也是和世界各国的饮食文化相比较而存在，互动交流，显示出个性。尽管人类文化原来就是多样的，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各国、各民族文化尽管多数还保持着原有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但是同过去相比，现在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原地发展的多样性，文化已经告别了相对隔绝的状态，相互重叠、相互渗透，汇聚在一起，在各种不同文化形态相比较、交流、冲突、融合中呈现出相互交织的互动的多样性，也就是今天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在这种互动的多样性中，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出几种主要的文化体系。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将世界文明史划分为希腊（古典）、阿拉伯、西方、印度、中国、埃及、巴比伦、墨西哥等八个部分，它们被视为独立的、已经发展完成了的文化形态。“文明冲突论”学者亨廷顿认为世界上有七种或八种文明，即，中华文明（起初亨廷顿称之为“儒教文明”，但在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时他认为称“中华文明”更准确）、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研究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确实存在着多种文化形态，主要包括欧洲文化、北美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与加勒比地区的“解放文化”、阿拉伯文化、非洲文化、俄罗斯文化、东欧文化、印度和南亚文化、中国和东亚文化等等形态。中国学者也对世界文化体系作了分类，1986年季羡林先生为其主编的《简明东方文学史》作了题为《东方文学的范围和特点》的绪论，在绪论中他指出，在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中，共有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体系，二、印度文化体系，三、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四、欧洲文化体系。这四个体系都是古老的、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体系。这里没有提到俄罗斯和东欧文化体系。我们如果把俄罗斯和东欧文化体系算在内，当今世界文化实际上主要有五大文化区，就是中华文化区，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诸国文化区；欧美文化区，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西欧和北美诸国文化区；阿拉伯文化区，以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语为核心的中东、北非和亚洲中西部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以印度文化为核心的南亚有关国家形成的文化区；还有俄罗斯和东欧文化区，以东正教与斯拉夫语为核心的俄罗斯及其周边以及东欧一些国家形成的文化区域。上述主要文化区，不管彼此相互关系如何，共同构成了人类多样性文化形态的共存格局。也就是说，当今世界文化多样性主要表现为人类各主要文化区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存格局。

（二）当代世界文化多样性互动特征及走向当代世界文化多样性互动特征及走向主要取决于多样性文化共存格局背后起作用的更深层的力量。这种更深层力量，概括起来就三个字：“球”“钱”“网”。“球”是全球化，“钱”是资本化，“网”是信息化、网络化。换句话说，从人类社会展开的时空范围看，是全球化；从人类社会转型的基本利益杠杆看，是资本化、市场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技术水平看，是信息化、网络化。这“三化”使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展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多样性地域民族文化的大汇聚。人类文化大汇聚，主要表现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被卷入到世界化历史进程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世界历史理论”，他指出，世界历史、普遍交往、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世界文学”就是世界文化。一方面，全球化、资本化以及今天的网络化，使各民族文化汇入世界性文化之中，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比如上述五大文化区中的中华文化，目前在世界上非常活跃。世界上有140多个国家建立了511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同样，道家文化也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流派，在当今世界也是非常活跃。16世纪道家学说传入欧洲，其人性“法自然”思想、“反者道之动”权力“制衡”思想、用轮毂与车轴比喻法度与民主的制度法治思想，以及“我无为，民自化”小政府大服务理念，对欧美政治文化影响非常大。据统计，《道德经》西方译本和印数仅次于《圣经》，老子因《道德经》这一著作被评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美国政坛奉老子为“总统之师”，许多总统都是道家学会会员。这就是说，即使是中华文化，也不能仅仅从其自身来理解，而要从世界文化视角上来理解。另一方面，各种文化普遍交流、对话，又使每个民族的文化个性、差异和竞争，在相互交织和比较中得到彰显，得到全面展现，从而使人类社会的精神活力空前迸发。第二，人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大转型。近代以来，欧美文化可以说是异军突起；世界各国从西方的坚船利炮中见识到了什么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性、人权、开放、竞争等等，见识到了适应资本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也见识到了英美等西方国家靠资本输出、靠殖民掠夺、靠文化创新崛起的现象，还见识到了资本尽管充满了血腥欺诈，但也显现出激活资源的有效性。人们受到启发，就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在近现代化的历史中必须要做资本的强者，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不被淘汰。由于近代以后的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发展，给世界各国文化发展带来的冲击，就导致世界尤其是东方各古老民族为了应对西方资本的挤压，为了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不得不追赶现代化。各个古老民族不得不放弃许多古老的自己本有的价值传统和生活方式。这不是一个平静的过程，它充满了血泪，充满了硝烟和斗争。马克思指出，“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怎么办？得转型。文化得转型，在向西方强势文化学习的过程中，努力推动本民族文化在转型创新中繁荣和发展起来。只有新的繁荣和发展，才能在新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被淘汰。转型带来巨痛，但我们别无选择。鸦片战争170多年来，我们从器物技术，到社会制度，再到社会文化，从改良、革命到建设，直到今天我们搞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历史进程本身就包含着从社会文化的深层回归到对资本的清醒认识，当然还有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公正、法治等等，对这些文化要批判地加以借鉴，由此创新本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使中国发生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历史性巨变，这主要表现为三次价值观转型。第一次价值观转型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在这段历史时期里，我们主要是引进西学，批判传统儒学价值观，靠向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第二次价值观转型就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既反帝又反封建，既批判传统儒学的价值观，也批判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由新文化运动诞生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价值观，也就是从“五四”新文化向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价值观转变。第三次价值观转型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推进文化创新、理论创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发挥资本杠杆对社会资源整合的作用，实际上我们讲的就是向资本自觉的回归。这种资本自觉的回归和西方也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文化价值观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变。中国文化实现第三次价值观的转型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它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探索过程，包含着时代主题的转变——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包含着主流哲学主要思想的转变——从讲阶级斗争转向讲社会和谐、以人为本。经济上，从过去强调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强调计划经济，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上，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文化上，从过去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包打天下、排斥多样性，日益转向一元主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新的文化方针和政策。道德上，从过去个人利益完全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转向日益尊重个人道德选择和利益选择、个人价值追求，肯定人的正当利益、价值和人权，倡导改革开放、进取竞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契约诚信等思想文化和价值理念，这都是社会大转型的结果或者说社会向更高发展层次的转变。特别是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对思想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从中国社会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历史性巨变看到，在多样性的地域民族文化的大聚会中，社会和文化从传统向现代已经发生了持续性、大规模的变迁和转型。这是当代世界文化发展，包括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向。第三，人类内在精神和活力的大迸发。全球化、资本化和网络化对人类内在本质力量的激活作用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网络化、信息化，对全球化、资本化发挥了巨大的“倍增加速”作用。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已达7.31亿（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总量），手机网民6.95亿，网上支付用户达到4.75亿。互联网信息化、网络化在中国发展极其迅速，以虚拟符号化的交往方式超越各大文化区的限制，在相互交织、碰撞中使文化展现出由单一向交互，由线性向网状、多极、多元、多样、多维、多彩的局面，由此推动人类内在精神和活力全面迸发。这种态势折射到人类生产生活领域，极大推进了农业集约化、生产自动化、管理网络化、交通实时化、教育远程化、医疗会商化、金融电子化、商品网购化、生活数字化、传播自媒体化……全球资本流、信息流、人力流和物资流空前优化整合，人类文化内在活力在相互激发中轮番升级，展现出文化发展对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文化多样化对中国文化自信的挑战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国文化既在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上不断发展，同时也处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互动中。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既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全新的文化发展格局，激发了中国文化发展活力，为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提供了有益的助力，提供了无限丰富的文化资源。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文化发展还存在一系列问题，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文化自信还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第一，面临西方文化同化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化并不都是处在同一个发展层次上，有的是处于传统的农耕文明层次，有的是处于现代工业文明层次，有的则处于后工业化或者信息化层次。人类文化史上，高值文化同化低值文化、强势文化兼并弱势文化，是一种必然趋势。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历史上“我们为甚么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满洲人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低得多。倘使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相敌或更进步，那结果便要大不相同了”。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大面积摧毁传统农耕文明，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如果不想灭亡就必须大力赶超新兴文明、新兴文化，文化发展展现出一种时代性和创新性，从而赢得文化发展的自主权。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互动，对我们的挑战现在看来还是非常严峻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凭借着他们的文化优势，比如说西方的饮食文化像薯片、快餐文化，对我们现在的影响就很大。西方特别是美国，凭借着他们的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优势，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对我们构成了一种挤压，他们用“三片”，就是好莱坞大片、薯片（快餐文化）、芯片（微软操作系统）来影响我们。如果看看我们多年反“西化”“分化”、反“和平演变”的效果，再看看我们青少年喜欢什么？是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喜欢美国“三片”？我们就会感受到文化上被悄悄同化的浪潮袭来。长此以往，民族文化就可能荒漠化，这是非常危险的。第二，面临资本文化物化挑战。资本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资本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同样大力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蕴含着适应资本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更蕴含着我们在发展资本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提升人们精神品质的崇高追求。当然了，人的精神在资本化进程中向上提升的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向上努力就像爬山，有的时候很艰难，但是往下走下坡路就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巨大的物化效应。资本、市场交易中的巨大利益流动极易引发人的精神变异，滋生金钱欲、拜金主义，带来马克思讲的“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衍生弱肉强食的掠夺价值观、以权钱为底价的赤裸裸的人际关系。这种现象很多文学家和思想家也都揭露过。英国伟大的文学家、著名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这部著名的戏剧中有一段话，生动描述了金子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巨大变异力量，他写到，“金子啊，多么神奇的力量！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要那么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尊贵，老人变少年，懦夫变勇士。它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窃贼获得高位，使恶棍受到敬爱；使歪脸的流氓得到少女青睐，使鸡皮黄脸的寡妇再做新娘；即使她满脸都是流脓的恶疮，也会被认为是娇艳无比的美娇娘！这就是金子，这就是金子的伟大力量！”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段话不难认识到，钱无善恶，但钱怎么花就有善恶。资本、市场交易关系是客观存在，驾驭不好就会产生精神物化。从古到今，我们看到一些中国人嘴上虽然不爱钱，但是在骨子里却是嫌贫爱富，容易受金钱欲的操纵和影响。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物化现象在我国也是大量存在的。资本物化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纠结在一起，甚至已经形成了共振效应，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像资本垄断产业、侵蚀公共权力、阶层贫富分化，一部分人对物质和金钱顶礼膜拜，人格货币化，极端利己主义，道德错乱，传统价值失落，对社会主义道德和民族文化价值陷入了彷徨和自卑，丧失了本有的自信。第三，面临主流文化虚化挑战。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综合体，包括5000年传统文化、西方外来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等几大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主流。现在，全球化、资本化、网络化已经打破了主流文化一统天下局面，在激发人类内在精神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内部“保守”与“改革”或“左”与“右”的巨大分歧、争鸣与争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使主流文化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已经变得非常模糊，换句话说就是被虚化。近年来，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种强劲的反主流思潮。反主流就是反传统、反权威、反中心、反对官方的声音，反对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就是反对主流文化，反对社会中的主导文化。反主流的东西多了，主流就必然被遮蔽、被虚化，就容易在社会中形成巨大的主流文化虚化效应。主流文化虚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虚化历史传统。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往往处在一种被戏虐、被恶搞的局面之下。二是虚化政府权威。在反主流文化发展的局面之下，政府权威往往是处在被围观的状态下，陷入巨大的异质性文化海洋里，面临着多种质疑性的围观、质问性的喧嚣，无形中降低或虚化政府的权威性、合法性等。三是虚化人的心灵。可以说现在的社会文化，特别是网络文化，表现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文化环境。这种文化环境使一些人彷徨、迷茫，不知所措，心灵也被空前地虚化了。表现就是在社会生活中一些人心灵空荡，精神飘荡，思想游荡，找不着北，定不了向；一些人“七大皆无”，无理想、无信仰、无追求、无兴趣、无爱心、无静心、无斗志。这样的文化局面对增强中国文化自信，对支撑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平崛起构成了巨大挑战。第四，面临宗教矛盾泛化挑战。当今世界五大文化区处在互动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冲突和融合。在这样的局面下，既存在着一些传统宗教，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的互动，同时各种宗教对话、碰撞、摩擦日益凸显，涌现了大量的新宗教。当今世界新宗教的发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出现了种类繁多的新宗教，欧洲约2000个，美国约2500个，日本超过1000个，其中信徒人数100万以上的有8个，创价学会就号称有会员2000万人。与此相对，西方犹太教-基督教右翼保守势力的反弹，大有引发亨廷顿当年讲的“文明冲突”之势，引发了一系列排他性的宗教自我神圣化运动，造成巨大的宗教矛盾泛化效应。所谓宗教矛盾泛化，主要是指宗教极端势力对宗教教义刻意进行神圣化、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解读，并且用曲解了的宗教教法、教义介入一切世俗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公共生活，试图使社会各领域纳入其规范之下，置于政教合一之下，导致宗教矛盾广泛化的现象。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宗教矛盾泛化在有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效应，这种宗教矛盾泛化效应最近这些年也波及到我国，威胁国家安全。

三、在世界文化大变局中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并不天然的，要具备一定的时代条件。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文化自信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有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还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的同志认为，有了这三大文化资源，就会直接生成中国文化自信，这是把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表现。毫无疑问，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这些文化资源，但自信的资源条件并不是自信本身。在世界文化大变局中增强文化自信，我们必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更好地回答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文化自信不仅产生于我们文化资源最丰富的时候，更产生于我们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相统一，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上最有建树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奠定在文明传承基础上，只有在前人的基础有所前进、有所创造、有所建树，才能确立文化自信。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经历过“本土文化自卑”时期。文化自卑会引起对中国文化的反省、批判。自卑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从积极方面来讲，文化自卑会激起民族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展开奋斗，激发我们文化自省、自觉、批判和创造。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群星灿烂的“新学”运动，展现了超越前人的文化建树，形成了“五四”新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彰显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有机统一，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由此确立起我们的文化自信。什么叫有所建树？就是要有一种推陈出新的文化建构力，就是我们在思想文化上能够创造出最清楚、最明晰的文化形态，从而能够点亮和引领人心。对于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多样文化冲突与融合问题，宗教信仰特别是宗教原教旨主义问题，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和发展问题，信息时代网络文化发展、管理以及网上舆情引导问题等，只有在理论上讲得最明白、最有解释力，真正能在人们心灵上释疑解惑，才能增强文化自信。所以，文化自信既需要有丰厚的文化资源，更取决于我们对这些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挖掘、整合、转化和运用。第二，文化自信不仅产生于我们注重发展本土文化，更产生于我们坚持文化借鉴与文化抵制相统一，在文化上最能显示软实力比较优势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指出，“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人类文化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一种架构中西、海纳百川、唯我所用的气魄，没有一种提炼一切外来文化有益成分和优秀成果，熔炼站在时代制高点上的高层次文化的构建力，就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显示我们文化软实力的比较优势，也就不可能增强中国文化自信。比如，面对西方文化的同化效应，面对外来文化渗透和西方霸权文化强势挤压，一些人常喊抵制西方“普世价值”，但却不甚了然西方“普世价值”为何物，不能从深层揭示“普世价值”的本质，仅靠宣示几句抵制它的套话，既不能令人信服，更谈不上有效抵制。习近平同志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什么讲“共同价值”？“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是什么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共同价值”，是基于人类共同体内多样性文化平等对话、相互借鉴、求同存异的良性互动来讲的。这与基于强势文化同化和兼并弱势文化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即强势文化霸权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照，无疑更能令世界各国特别是后发弱势国家所接受，同时也有利于抵制西方霸权文化挤压和侵蚀。因此，习近平同志共同价值论是一个重大文化价值主张，我们只有上升到这样的时代高度和层次，才能在各种文化争鸣与争锋中彰显文化对话与文化自主、文化借鉴与文化抵制的统一，彰显文化软实力的比较优势，赢得“话语权”，打好“主动仗”。第三，文化自信不仅产生于我们党文化自身的完美，更产生于我们能够坚持自身文化与自身实践的有机统一，以知行合一的实践有效印证和诠释我们文化正义性与高尚性的时候。文化自身的完美、文化在话语表达上的天花乱坠，那只是文化自身的力量，如果文化再完美但不能落地，不能体现到党员干部践行文化主张的现实行动上，那就谈不上文化自信，这样的文化再完美也是空洞的。如果一个党员、一个干部说一套做一套，知行分裂，那么党在思想文化上的正义性、高尚性就得不到来自实践正义性、高尚性的印证，甚至文化正义性还被一些不良的作风、腐败的行为在事实上证伪，如果有大量的反例出现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也就必然会丧失。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知行合一，大力倡导知行合一。通观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知行合一是贯穿其中的鲜明品格和精神内涵。知行合一无疑揭示了张扬实践感召力，是增强文化感召力的根本。共产党人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担当者。坚定文化自信的成效、成败，关键取决于共产党人能否以实践的彻底性，印证自己思想文化的正义性、高尚性，能否以自身行为的示范性充分展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第四，文化自信不仅产生于我们事业整体繁荣发展，更产生于我们坚持事业发展与人的价值实现有机统一，使党和国家事业整体发展成为人们自身价值实现与归属的可靠依托的时候。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许多国家政权的覆灭，以及人们对信任的丧失，像当年法国巴黎大革命、当代西亚-北非一系列国家的“颜色革命”，这些革命实际上恰恰都发生在这些国家经济比较繁荣的时候。为什么国家政权在最能推动经济整体发展的时候被颠覆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国家整体发展与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没有形成内在联系，两者是相互分离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也有一些事例给我们以启发。比如说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领导的事业处在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民群众跟共产党走呢？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为什么仍然对我们的文化抱有坚定自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事业虽然很艰苦，但是和人民群众对自身命运的追求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事业繁荣发展同样只是自信的条件，而非自信本身。真正的文化自信，既需要我们的事业整体上高歌唱猛进，更产生于我们的事业与人民诉求联系得最紧密的时候，把人民的价值追求、民族大义体现得最充分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要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立场”“民心”、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是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的话题。习近平同志强调，“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三个共同享有”“八个更”深刻揭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对人民建设美好家园、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重大价值内涵，揭示了党和国家整体事业发展与人民实现自身价值相辅相成、相互依托的辨证关系，揭示了人民寄望于党和国家事业整体发展来实现自身价值，并在这种价值实现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真谛。（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第二篇：中国文化精神与文化发展

今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熙国教授给我们讲中国文化精神和文化发展。他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文化的本质与内涵、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文化的使命以及如何建设和发展当代文化。

他谈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是识别码、是身份证，是一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标志；文化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也是人与人的区别。学界通常把文化理解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的总和，既包括物质文明成果，也包括精神文明成果。文明不等于文化，文明是人类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文化的本质是思想。思想对象化在器物中便成为器物文化；思想对象化在人们行为中便体现为行为文化；思想对象化在制度中就体现为制度文化。然而器物、行为、制度等只是文化的载体，而它们本身不是文化。文化具有四大功能：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

中国文化的精神主要体现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指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热爱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精神。时代精神是对时代任务和要求的反映。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精神。不同时代的精神汇成了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源自中国的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精神具体表现为：自强不息精神（爱国敬业）、厚德载物精神（文明和谐）、以人为本精神（自由平等）、天人合一精神（公正法制）、明道正义精神（富强民主）、诚信友善精神（诚信友善）。

中国文化的使命简而言之为：明德知道（幸福人生的前提）、化性成道（幸福人生的路径）、外王行道（幸福人生的实现）。

有文化自强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才能如何建设和发展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当代的文化制得大家思考。孙老师指出，任何文化都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和要求应运而生。因此孙老师进一步谈到：时代实践和生活实践是哲学和文化创新和发展之本；马克思主义是文化创新之魂；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创新之体；外来文化是文化创新之具。

作为学生，作为青年，作为建设祖国的主力军，我们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建设和发展好中国文化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在生活中，面对外国文化的冲击，如韩国的泡沫电视剧、日本的动漫、美国重要节日在中国的盛行等等，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批判性的思维。这些看似娱乐性的活动其实在慢慢影响我们中国文化。例如现在很多人都会过圣诞节，而对中国传统节日不再重视，这不能不说是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冲击。在学习中，我们要放下偏见，努力学习外来好的知识、经验。有句话如是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文化只是强大自己文化，但是绝不能放弃自己本土优秀的传统的时代精神与民族文化。如此，在日常生活学习中，保持警惕与清醒，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若人人如此，建设中国文化才不是一句空话、大话，会收到实效。

第三篇：世界文化发展本来就是文明融合与创新

世界文化发展本来就是文明融合与创新·交流的必然结果，文明发展的标志是以认识进步与造物文化的发展作为标志来衡量的，而不同地方的不同造物文化以及不同环境的世界认识不同 对人，对物的感悟不同，正如古希腊哲学认为陆地是海洋的中心而与之同时的东方中国却盛行着天圆地方的哲学认识一样，不同地方人类认识，人类发展环境不同必将导致各地文明认识的侧重点不同，从而照成了各地文化的差异，以及认识的误差，如 同样是宗教机构，基督盛行三圣论 伊斯兰国家盛行珍珠论 而与之同时的东方却盛行天神权力机构一样，认识的误差无法从本身的畸形认识中得到弥补，而文化交流就是以一种弥补方法的形式出现。文化交流能够互通有无，跨越性的促进文化的发展，短时间的弥补本地文化的不足，促进本地文化的全面性以及多样性发展。拉近本地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距离。可以，说文化交流是普及世界文明的关键。

而正如文化交流是推动文明的普及一样 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就是创新，文化交流后，新学来的技术，文化，如何融入本身的文明体系，怎么将其本土化，是摆在交流者面前的一个难关。从而文化创新应运而生。文化创新即是将外来文化本土化然后再利用本土文化将其进一步改造，进步的过程如 北宋时期中国的泥活字，到了国外就有铜活字，后来中国出现了木活字，国外又出现了铅活字。而各种文化创新后，有反作用于当地的文化发展。从而导致文化发展的良性循环。这也是近代世界各大文化区域广泛交往后世界文明发展速度是几千年前的几千倍的原因。也是中国闭关自守400年后从世界最先进的国家落入世界最落后的国家之列的原因。所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广泛交往，勇于创新，促进中华文明的完善以及进步

第四篇：中国文化产生与发展的 自然条件

中国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自然条件

一、文化与自然条件的概念

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很多种，冯天瑜等学者认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简言之，是人类各方面各种各样的生活总括汇合。

自然条件则一般包括地形、气候、土壤、河流、动植物、矿产资源，一个国家所处的自然条件，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至关重要。以下，我仅谈一下中国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自然条件的几个主要方面。

二、自然条件

１、地形

中华大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特点鲜明。亚洲是以帕米尔高原为中轴，向四方延伸出许多著名的大山脉，将东亚、南亚，西亚分开，而中亚也以帕米尔为限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其东部即我国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区。这就构成中华大地第一个地理特点，是四周都有天然限隔，内部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其西北为帕米尔高原，山路崎岖，虽有一线可通，汉代已形成丝绸之路，然而这巨大而高寒干旱之区，在整个古代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西北地理极限。西南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成为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天然分界，而横断山脉江河阻隔及热带丛林瘴疠之区，越往古代越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交往的障碍。北方地势起伏不大，为广漠无垠的草原与沙漠，然而中国古代的民族历史舞台，常以萨彦岭、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一线为限，此线以北各族人民虽与此线以南人民族类相近，终因极北严寒苔原、人烟稀疏，很少与中原人直接往来。东面自黑龙江东部沿海直到东南沿海，有2万多公里的海岸。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5％。海拔500米以下的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5.2％，而3000米以上的却占25.9％。全球超过8000米的12座山峰，我国即有7座。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落差悬殊。高山、高原以及大型内陆盆地主要分布在西部，丘陵、平原以及较低得山地多见于东部，宽阔缓斜的大陆东南侧延伸于海下。地势自西而东层层下降，形成地形上的三级阶梯。

青藏高原是最高一级的地形阶梯,被称为“世界屋脊”，海拔在4000——5000米，许多山峰超过7000米。在高原的东侧是举世闻名的横断山高山峡谷地带，高原内部的巨大山脉间地势宽缓，湖盆星布，长江、黄河等亚洲大河都发源于此。青藏高原以东、以北，至大兴安岭、太行山、伏牛山、雪峰山一线为第二阶梯，其内部地形相当复杂、塔里木盆地、准格尔盆地、吐鲁番盆地、四川盆地和阿拉善高原、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都在这一区域，其中吐鲁番盆地是我国最低的内陆盆地，最低处的艾丁湖低于海平面155米。再往东就是我国地势最低的一级阶梯，海拔低于200米的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江南广大地区海拔数百米的红层丘陵盆地都在这一区域，在滨海地带更低于50米。如此落差显著的三大阶梯，像一把巨大无比的躺椅，西北背靠亚欧大陆，东南面向太平洋。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独特的地形特点决定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中国东边面临大海，是古人难以逾越的太平洋，而并非地中海、波斯湾那样的内海；其陆地外缘，不禁有西北横亘的漫漫戈壁沙漠，还有西南耸立的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边陲的横断山脉。大海、沙漠、高山四面围护，使中国大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封闭隔绝的地理格局，成就了中国文化的独立发生，并使中国文化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少受异质文化冲击，从而保持了一以贯之的完整系统。

2、气候

按地理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气温带进行分类，人类可以粗略区别为寒带民族、温带民族和热带民族。由于温带气候适中，提供了较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所以，温带－暖温带成为文明的发祥地和繁盛之区。黑格尔说：“历史的真在舞台所以便是温带”。而中国正处于北半球的温带－暖温带，地理环境提供了“自然之富，物产之丰”，这显然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得以滋生发达的一个先决条件。中国大部属温带，亚热带区域也不少，最南部伸入热带，最北部伸入亚寒带。大体言之，台南、琼西及滇南河谷一线以南为热带，此线以北至秦岭、淮河及白龙江一线为温润多雨的亚热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东以南，即辽东、河套、陇西一线以南为暖温带；秦长城以北以西为中温带；黑龙江大兴安岭北端为寒温带。以雨量而言，东部低阶梯湿润多雨，东部为第二阶梯，除云贵高原外，一般为干旱气候；尤其西北内陆，距海数千里之遥，加上山岭阻隔，东方从太平洋，南方自印度洋吹来的湿暖夏季风鞭长莫及，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从世界范围看，大沙漠集中分布在南北回归线上，中国这一纬度因受海洋季风影响成为雨量充沛的亚热带地区，而沙漠却分布在中纬度的西北内陆地区。至于青藏高原，则以高寒为特点，自成气候大区。

地质学家们推测，冰川期晚期时亚洲内陆来的大风把细腻的黄土吹到中国西北大约1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黄河每年在华北平原淤积的就是这种黄土。幸而这种黄土比较肥沃，其中所含的矿物质在降水稀少的地区并未流失掉。尽管如此，北方地区仍经常会发生饥馑：作物生长长期太短，降雨太少而且极不稳定。北方农民在用上电泵之前，常常面临旱灾的威胁。在过去的1800年中载于史书的饥荒不下1800起。南方由于降雨较多，水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而且，南方的高地中只有15%的土地是宜于栽种的平地。不过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可种双季稲，这里的人口密度高于北方，生活水平也稍为高一些。

占有完备的气候带提供了农业经济多样发展的地理基础，如秦岭淮河以北成为以小麦、粟米为主要作物的旱地农业区，秦岭淮河以南成为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水田农业区。由于这种南北气温递减，东西雨量递减的气候特点，于是北起黑龙江爱辉，南至云南腾冲一线，把中国划分为东西两大部，东部为农业区，人口集中，地域面积占总面积的40%以下，人口却在有数字可统计的近2000年中，一直占绝对大多数，近千年来大约一直保持在90%以上。西部为畜牧区，穿插分布小块河谷与绿洲农业区，地域面积占总面积60%以上，人口通常以稀疏为特点，近千年来大概均在总人口10%以下。中华文化内部的南北之别、东西之异，正是植根于这种与地理环境有密切依存关系的经济生活的土壤之中。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分布在东南农耕区域，造成人口的增长和可耕土地面积日益不足的矛盾。人们只能在所能得到的十分有限的狭小地块上，早出晚归，精耕细作，对土地实行最经济的利用，藉以维持生存。时日既久，养成了中国人安土重居、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同时，经济上对土地的过分依赖，一方面限制了中国古人的视野，从而影响了对外的扩展与开放；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中华民族对乡土的无限眷恋和对故国的深切情怀，从而产生了蕴藏在中华民族内部的巨大的凝聚力。

3、河 流

按钱穆先生的说法，人类应产生于一种两水相交而又有高山作为天然屏障的三角地带。所以河域基本决定了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黄河全长2700英里，这片七、八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和冲击平原，在古代曾经是林茂草原、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域，华夏先民在这里狩猎、放牧，进而发展农耕业，奠定了文明的根基。但中华文化的策源地又决不限于黄河流域，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不仅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崇山峻岭间，也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样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同埃及文化囿于尼罗河流域，巴比伦文化囿于两河流域相异，中华文化滋生地不是依托一个江河流域，而是拥有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气候、土壤等地理格局颇相差异的大区段。当黄河流域因战乱频繁、仕女南迁，以及垦伐过度、气候转向干冷等缘故而导致农业自唐以后渐趋衰落之际，长江流域后来居上，以巨大的经济潜力成为粮食、衣被、财赋的主要供应区，发挥了重要的文化补偿作用。尤其是黄河流域靠近游牧区，一旦长城被突破，就可能被游牧人所征服，而这时，“长江天险”便成为农耕人的防卫线，同时，长江比黄河更大，全长3200英里，其流域与降水量均为黄河的两倍，拥有巨大经济潜力的长江流域可以为农耕文明提供退守、复兴的基地。而且中国河域发达，支流也很多，比较大的河流除了黄河、长江以外、还有汉水、淮水、渭水、洛水、泾水、珠江等。这些水域涵盖的区域多大五百多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一经产生便是大面积的大区域的，而且最初是分散的，这十分有利于中国文化上形成大统一，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

三、自然条件的变更

我国的历史时期只有数千年，从有甲骨文记载的商朝算起只有三千多年，但在局部地区，由于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地形、地貌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甚至出现了“沧海桑田”的巨变。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二、第三阶梯内，比较明显的有：

一、湖泊的发育和消亡。一些著名的湖泊改变了形状和面积，或者完全消失了；一些新的湖泊产生并继续演变。

二、水道和水系的变迁。流经东部平原地区的江河下游一般都发生过变化，其中黄河和海河水系的变迁尤其剧烈，决溢改道及其频繁。

三、海陆变迁。从辽东湾到杭州湾之间不少沿岸地区都是最近二三千年间陆续成陆的，但也有一些陆地重新沦入大海。

四、黄土高原的变迁。水土流失使原来的“塬”日渐缩小，地形破碎，生态条件越来越差。

五、沙漠的变迁。沙漠面积扩大，吞没了一些绿洲和城市；也有一些沙漠后退了，重新得到开发。

六、温度的变迁。几千年来，我国气候的总趋势是由温暖转向凉爽；

七、湿润状况的变迁几千年前的温暖期也是一个气候湿润期，随后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到2500年以前气候稍稍湿润，但然后就再次变干。近500年来旱灾多于水灾。这些变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往往产生重大的影响。

总之，中国所处的独特的自然条件，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参考书目：

《中国文化导论》

钱穆著

商务印书馆

2002年

《中国文化概论》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中国：传统与变迁》 费正清著 张沛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年

《中华文化史》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

04 历 史：

李 海 冬

学 号：405001304301

第五篇：“三个自信”与中国发展

“三个自信”，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要理解“三个自信”，也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们应该把它与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自身的特点结合起来一起思考，也就是对中国的理解。

一、中国发展的历史特征

总书记在谈到中国发展道路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三个独特构成了一部中国历史，尤其是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条件。

1.独特的文化传统

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我们今天所讲的道路、理论、制度之间有什么关联？ 首先，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中国、古印度这四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中，只有中华文明能够得以延续。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承对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既是中国值得自豪的方面，同时也是沉重的历史包袱之一。第二，在3000年之前，中国古代就建立起了一整套礼制传统，后又演变成了儒家文化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德治习惯，这也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之一。第三，从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算起，其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大前所未有。之后，汉武帝将大一统帝制予以了全面的完善，形成了整个治理体系，这个体系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时才宣告结束。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中最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纵向人伦结构的构建。

中国传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结构是一种纵向人伦结构，这个结构的根源是中国得以长期保持的以血缘、姓氏为主的宗法制，而宗法制则来源于周公时期所形成的封邦建国。由于有了纵向人伦结构，也就有了如父母、儿女这样的一种家庭结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本是什么？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对父母之孝，“弟”是兄弟姐妹之爱。在中国，由血缘宗法制所形成的家庭伦理观念演化到社会上就成了两个重要的文化概念：一个是忠，一个是义。“忠”是指对皇帝、对长者的态度；“义”是指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也就是所谓的江湖义气。这些构成了中国纵向人伦结构的来源。

因此，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种纵向的服从性传统，这是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所构成的，中国近现代社会要改变的正是这一种纵向人伦结构。纵向人伦结构的核心是经济发展，而其经济基础是家庭农耕经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农经济。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家庭中的经验传承、劳动力使用都是由父母安排和决定的，这就构成了家庭纵向人伦结构的文化特征——孝悌忠义。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转变文化最重要的动力就在于把纵向人伦结构转向平等型的人伦结构。市场经济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步骤之一，其核心是平等原则、交换原则，这些原则把曾经的纵向人伦结构彻底地颠覆了。在历史的转换过程当中，道路、理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是遵循着中国的传统条件逐步演变的，这一点在理解“三个自信”时不能忽略。

2.独特的历史命运

中国的“三个自信”直接延续于中国近代的历史命运。中国近代的历史源自于1840年英国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从那之后的170年里，中国一直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这种探索是围绕着西方的现代化标准而展开的，而这种探索的结果是中国以割地赔款为代价后，才意识到中华民族崛起的必要性。

据估算，古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的时间在1500年以上；近代以来，中国由一个富裕国家一下子滑落为贫穷国家。184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依然是世界的三分之一；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滑落到只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五到六，这期间也就短短的五、六十年时间。因此，独特的历史命运承载着中国近代历史悲壮的回忆。在这段历史中，我国签订了900多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期间的赔款、割地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

今天中国的再次崛起，千万不能忘了这一段历史；现代中国的“三个自信”也是源自于对这段历史的回望。如今，世界都在议论着“中国威胁论”，中国是如何从近代历史的“灭亡论”转变到了现代的“威胁论”，这个跨越是理解“三个自信”的重要历史基础。

3.独特的基本国情

中国有其独特的基本国情。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分布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性。中国13亿人口中几乎9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中的300万平方公里上，也就是居住于北起黑龙江的黑河、南至云南腾冲的两点之间形成的这条东部连线，经济地理学上称之为胡焕庸

线。中国GDP的95％以上也是在这30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产生的。因此，中国虽然拥有广袤的土地，但因为地理资源分布上的不均衡，导致中国被开发的土地只有300万平方公里左右。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十八大”）报告当中提到了“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其中，第二个矛盾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如今，中国的经济列入了世界前茅，但中国所面临问题的繁杂性和严峻性仍然存在。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体现在哪里？中国的GDP总量显示出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中国的人均GDP显示中国是一个中等高收入国家，尚未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来分析测算，中国的世界排名在90名上下，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现象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之前两个“没有变”，也就必然导致第三个“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在认识“三个自信”的时候，也必须清楚、全面地认识到这个基本国情。

二、中国发展中的文明跨越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从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厚历史积淀的国家，因此它的转型就显得尤为艰难。这个艰难一方面是出于历史包袱，另一方面是在西方的侵略下倒逼出来的。因此，在思考中国文明跨越的时候，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冲突

现代化指的是现代工业化的进程。这个工业化在西方源自于工业革命，在中国源自于近代以来一次次的探索，但真正的起步和全面发展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后。1949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进入了长期稳定的工业化进程；而它的大发展时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然而，工业化的发展与人们对现代性的认识会有一定冲突。现代性是人们对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理想认识。在西方，现代性源自于启蒙运动，源自于西方人对自身未来的理性认识，也就是憧憬的理性王国。在中国，现代性是对未来生活发

展的一种憧憬，这种憧憬在历史进程中是分阶段实现的。在工业化发展的早中期，一个地区会因为社会转型而付出一定代价，这种代价相比较人们对未来的憧憬来说，往往是有很大差距的，这就导致了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不仅跟不上现代性，两者之间还很容易产生矛盾。

因此，如何把握对工业化成果的认识和对理想化未来的追求这两者之间的均衡与辩证关系，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国道路的重要环节，也是世界文明和中国文明模式转换的重要依据。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早期一样，其运用的主要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是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而这种增长方式难免会带来工业性的环境污染。所以，现代中国生态问题的突出和早期工业文明所应用的手段是有直接联系的。同时，工业文明的突飞猛进给制度造成了一种失衡。经济发展是突飞猛进的，而社会文化和制度是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模式下的一个部分，这种失衡就导致了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有一种失落感。如人们的收入、生存环境、观念等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这就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成果。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我们意识到发展与生态、发展与人的生存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应该如何处理。同时，现代化的发展与我们的理想和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要求我们更加理性、科学地通过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群体阶层之间分配上的差距逐步缩小。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冲突是中国发展中文明跨越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必须以自觉的理性分析来把握。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历史进程的结果，是改革中的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因此要靠新的改革、新的发展去解决，这就是“三个自信”重要的客观依据和客观认识。

2.中国发展面临的“元问题”

“元问题”就是问题背后的问题，即社会发展的根源性问题。总书记提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什么问题倒逼出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今天中国的改革又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对“元问题”的思考，“三个自信”确立的重要要求之一就是培育起问题意识。知道如何发现问题、如何认识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科学的、完整的“三个自信”的确立。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多，如生态问题、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制度安排需要合理化，以及人们的精神和观念需要进一步突破，以转向更好的现代化前景。树立“三个自信”必须在思想方法上、在看问题的角度上有一个转变，这就要求培育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今天的中国问题之复杂、之尖锐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个阶段，而这些问题的产生本身就是改革的结果。我们要用新的改革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问题之前要有一个认识问题的过程，认识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对“元问题”的把握。

在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曾有两次重要的讨论。第一次讨论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场讨论的主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核心在于突破教条主义，走出“两个凡是”的桎梏，其讨论所针对的是当时中国的“元问题”在哪里，也就是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真正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次对“元问题”的讨论和回答，使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第二次讨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讨论的主题是改革中的“姓资姓社”问题，即中国的改革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之后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对这个讨论进行了回答，其背后的“元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场讨论之后，中国的改革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随后中国的经济开始大踏步前进。

今天，中国面临着新一轮的讨论，即改革应该走向哪里？中国的道路究竟在何方？这次讨论是被中国如今面临的诸多问题倒逼出来的，而其背后的“元问题”就是怎样治理中国，只有回答好这个问题，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治理中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完善与发展密切相关，和整个中国治理体系的建构联系在一起。我们党所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就是在探索中产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有信心坚持这条道路，去解决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3.社会转型中的文明模式转换

中国的改革是文明模式的转换，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中国文明模式转换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在经济上要重新激发活力。2008年后，中国的经济就开始逐步下滑，预示着我们要重新调整经济结构，让中国经济重新起飞。2007年，中国的GDP增速高达14.2％；而今天中国的GDP增速在7.5％上下徘徊。那如何让中国的经济再次充满活力呢？这就需要进行全面深化的改革，全面指的是

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全面调整，这两对基本矛盾分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的改革都致力于第一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今天，中国的改革跨越到了两对基本矛盾需要同时解决的时代，也就是既要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又要调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调整是这次改革的重点，这就是对“元问题”的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上层建筑问题，而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就是经济和社会活力的释放。

中国今天的改革是文明模式的转换，即从经济层面的改革走向了制度层面的改革，又从制度层面的改革提出了精神文明层面的改革，经济、制度、精神文明这三者都需要走向现代化。全面的现代化绝不是单一的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需要制度现代化的支持与引导，制度现代化需要精神文明、意识形态理论的支撑，这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文明跨越，构成了中国的整体结构、整体前景和整体希望。

因此，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三者之间有着历史逻辑关系，它们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中逐步发展、逐步培育起来的。“自信”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内心”又源自于我们的“理性思考”，“理性思考”的支点在于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来自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切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