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思金融体系稳定
浅思金融体系稳定 新千年临近之际，似乎大家都是应该准备乐一乐的时分，生活在台湾的一些人可能乐不起来。台湾最近有两大“不安”：第一大“不安”是台湾政局**，特别是在“立法委员”有关能否存在台湾版“莱温斯基事情”提出质询之后，状况更是如此；第二大“不安”是大名鼎鼎的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了台湾金融业的短，声称台湾很可能在明年春节前迸发外乡金融危机。
在美国，“莱温斯基事情”原本也算不了什么，当时的始作俑者克林顿总统固然被搞得身败名裂，但美国经济依然如火如荼。可是，换成台湾，为什么一时被大肆渲染的“总统绯闻”就是一大不幸呢？由于台湾“总统”是要管经济的，假如绯闻缠身，他就没有时间管了。关于指导人物，许多人常常更多地关注其绯闻，但并不关怀其绯闻自身的事实水平。台湾“立法委员”的行为举止之古怪失度，原本也算出名全球，其对“陈总统”的责备，在我们看到“行乐图”之前，恐怕得大打折扣。至于我国媒体对台湾的众多事情常常有放大或者化小作用，我们有时对本人的所闻所见也难免无法自信起来。
假如依照波普尔对民主制度的透视，那么可以完成战争的政府更迭的就是“民主政体”，不能完成的就不是“民主政体”（波普尔，1987年）。能够说，台湾和美国一样，都完成了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但台湾的“民主”比美国脆弱得多。孙中山先生早就在当前提出了“军政、训政（即党政）、宪政”三部曲，真正完成“宪政”已是在蒋经国的暮年，到目前“立法委员”们拳打脚踢的局面时有所见。在美国是政企（银）分开的，台湾则是政企（银）不分的，即便有所分，也是分得不清的。政府干预原本就是诸多东亚、东南亚国度的经济形式特征。
政治动摇在美国虽能招致股市动摇，但是动摇之后，股市依然能够照样上扬。但是，政治动摇在台湾的效应可能就不一样，在经济景气的时分，问题可能不大，但在经济不景气、金融业不良贷款多的时分，政治动摇对经济与金融运转的扰动就大。
台湾比之于大陆，无异于“弹丸之地”，但是，就在这一岛屿上，却是银行林立。据台湾的统计年鉴，与1991年数字相比，截止2000年1月底，除了“中央银行”之外，台湾有本“国”普通银行54（16+8）家，外国银行在台分行39（35）家，信誉协作社48（74）个单位，农会信誉部287（285）个单位，渔会信誉部27（25）个单位，信托投资公司3（8）家，还有邮政储金汇业局，本“国”人寿保险公司17（14）家，本“国”产物保险公司17（19）家，本“国”票券金融公司16（18）家，本“国”证券金融公司4（1）家，外银代表人办事处24（28）家（括号内为1991年数字——参照周大中，1994年，第205-206页）。台湾商业银行的设立采取核准制。在过去，台湾银行大多为公营银行，非公营银行属于例外。从九十年代初开端，有大批非公营银行申请开业，其中很大一局部带有家族颜色，这些新银行的资金范围有限（周大中，同上，第204和212页），其设立是为了替背后的财团提供一个较不受约束的集资渠道，而且这些财团根本上还是希望银行可以赚钱。总之，往常台湾银行的家数不减反增。
台湾无疑存在过度竞争问题。但过度竞争自身却不是问题，只需台湾银行之间存在破产倒闭和自在兼并的运作机制，过度竞争问题会由于银行之间的自在兼并行动得到改善，金融资源趋向于流向最适合其管理的机构管理，由此金融构造能够趋于完善。在90年代初，真正的问题是台湾普通银行中公营银行占统治位置，其特性与大陆的国有银行很相近，业务上不求上进，担任人但求无过，不求有功，难以展开现代化的银行业务（比拟周大中，同上，第212页）。到往常，随着台湾银行数目大增，银行之间的竞争绝后剧烈。台湾那些新银行的要人也局部来自那些公营银行，似乎也应具备公营银行老总们过去那种散漫习气。但是，时过境迁，由于机构林立，竞争过度，很多公营银行的老总们那种散漫习气也都已根本消逝，更不用说那些新银行的老总。总之，银行老总们的业务压力很大。
据我的台湾藉朋友何子毅先生引见，台湾的公营银行，其绩效和构造都相差不多。也就是说，并没有亏损特别严重的、也没有业务特别突出的公营银行。在这种状况下，银行之间（特别是公营银行之间）的兼并即便发作，其动力源自降低本钱、进步效率。但由于尚无金融机构兼并法，几家银行（如台银、中信局及土银）酝酿兼并，但并不胜利，反倒是信合社改制为商业银行者不少。
我国大陆的国有银行占领着垄断位置，似乎也在酝酿兼并重组。大陆银行之间的竞争格局与台湾大不相同。一方面，参加世贸和金融全球化请求我国大陆的银行愈加壮大强壮，即请求我国扩展银行范围，以迎接外国银行的应战。另一方面，即使外国银行大举进入，其触角在很长时间内可能依然有限，由于在我国中心城市之外的许多中央，可能依然得靠我国大陆现有银行的密密麻麻的分支机构提供金融效劳。当然，我国大陆银行能够与外国银行合资、协作，或树立战略联盟，反之亦然。目前我国大陆国有银行酝酿的兼并重组，由于银行坏帐率高，似乎像是两位浮肿病号之间的“成家”.政府的银行不可能不遭到政府干预，不一定可按市场竞争的择优规律沿着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完成兼并。行政部门指挥下的范围宏大的“拉郎配”，其结果可能愈加拖累原本业绩就差、体态臃肿的“新郎”和“新娘”.过去几年，台湾固然遭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逃过了金融危机的劫难。缘由很多：（1）台湾外债少，负债仅为数千万美圆；（2）国际收支经常帐长期呈现大幅顺差；（3）外汇存底多，目前达1100多亿美圆；（4）中小企业占主体，可灵敏调整运营方向，从而有助于确保台湾的经济增长。据安定洋经济协作理事会11月12日音讯，预估台湾2000年经济生长率为6.4％，2001年则为6％；民生消费指数（CPI）为1.3％，明年为2.1％。此外，台湾的经济高科技含量可观，在国际分工中，对欧美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大，对东亚和大南亚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低。台湾的企业构造固然对灵敏调整运营方向有利，但是企业的融资构造却不悲观。台湾的大企业过高依赖银行的贷款，中小型企业的资金很多是透过民间借贷。台湾国民党具有许多企业，与德国继承了东德原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ED）产业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一样，两者能够说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民党曾请求银行救助30余家这类企业。这阐明台湾有严重的党、政、企不分问题。
但台湾的经济泡沫仍在幻灭之中，这也是事实。据伦敦《经济学家》文章，台湾股市自从三月间陈水扁博得选举以来曾经跌了百分之三十五，许多地域的房地产自一九九五年以来已跌到超越百分之五十，若干大财团也都面临偿债艰难的问题。台湾的贷款常常是由股票与房地产做为担保。许多人责备台湾银行肯作抵押放款而不肯多做信誉放款，这就有些像当铺（周大中，1994年，第212页）。依据台湾媒体报道，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台湾的经济泡沫开端幻灭。随着债务人无法偿债，这些抵押品的价值也大幅缩水。台湾的银行坏帐目前已创下最高纪录，依据政府统计坏帐比率达5％，但是剖析家们的见地却是此一水准的二到三倍，激进一些的估量为10%.但是，依据一些临近国度的经历，假如呆帐率高于15%，就容易发作系统性风险。与此相比，大陆官方机构早就披露过，1996年我国大陆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帐率达25%（估量为激进数字）。1997年底我国大陆四大银行资产净值占2.16%（转引拉迪，2000年，第157页）。
金融制度呆帐、坏帐比例高虽是问题，但假如没有《经济学家》杂志的一把火，世人对台湾金融市场的自信心就不会遭到过多的影响，金融体系就可能在修修补补中照样运转不误。金融体系由金融效劳需求者、金融效劳供应者和金融市场组成。从资金活动角度看，金融体系由市场、中介机构、亏损部门和赤字部门组成，资金从有亏损的实体经过金融系统流入有资金赤字的实体（博迪，2000年中文版，第22页）。亏损部门供应资金的行为基于一种收回初始资金投入并获取报答的预期，而且预期报答的数目是与投入资金所承当的风险正相关。可见，金融系统的资金流是一种完好的链条，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节都会是致命的。支撑金融体系运转的最主要要素是市场自信心。
关于一个坏帐堆积成山的金融体系，只需市场自信心存在，而且只需有一家机构出面作出救援姿势和调整，金融市场就能苟延残喘，无论该机构是政府、银行、企业，无论它是国内还是国外甚或国际机构。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包括金融）能够说是非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常被谑称为“蝴蝶效应”：一只蝴蝶今天在北京翩翩飞舞，或许就会改动纽约下个月的天气（莫斯可，200年中文版，第7页）。《经济学家》杂志能够放飞蝴蝶。宝岛上“看得见的手”（政府）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也能够放飞蝴蝶（求稳）。
谁也无法预言将来。如今所说的混沌理论或复杂系统理论，其中心观念就是：最终结果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因此总是难以预测的（莫斯可，200年中文版，第7页）。无论是关于台湾还是大陆金融业来说，所能做的可能就是改善初始条件。那么什么是初始条件？前一时段的完毕状态就是现一时段的初始状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从如今做起，改良现时的条件。
经济学家的文章无疑给台湾提了一个醒，其作用无异于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亡对资本主义国度的影响。这也让人想起了美国世界察看研讨所莱斯特。布朗著文的发问：“谁能养活中国？”马克思的预言和布朗的发问都招致了所涉由者的大量顺应性反响，从而使得迸发危机的时间表延长（以至无限期延长）。与《经济学家》杂志的文章的预言相反，台湾政府和业界的许多顺应性反响很可能使得台湾在春节以前不会发作外乡型金融危机。
退一步讲，大陆和台湾不是兔子和狐狸的关系。万一台湾金融业撑不住，不存在兔死狐悲的问题，反倒会有唇亡齿寒的意义。大陆，台湾，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度的文化特征和经济形式的共性很多，最大的共性就是政府干预严重，假如说那些国度以“裙带资本主义”著称，我国也不乏“裙带”特征。但是，一旦危机临头，稳定局势的大事肯定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不论这个政府是凯恩斯主义型政府还是守夜人型政府。
但是政府的插手的方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救援（bail out）的后遗症很大，救援者的信条是：“该救的还是要救”.假如中央银行出面救援，充任一次“最后的贷款人”，业绩差的银行就得到一次甜头，就不思改良，呈现了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经过其他银行的学习效应传染给其他银行，结果央行可能得不时充任“最后的贷款人”，整个银行系统的业绩就会每况日下，最终招致发作系统性解体。
假如地道依照市场规律办事，那就是“该倒的就让它倒”.不救援的结果是企业或银行的破产倒闭，甚或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考量不救援之前，可能得测算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的可能性和涉及面有多大。只需涉及面不大，破产倒闭是好事，这一方面强化了企业和银行的预算约束，另一方面破产倒闭惹起的企业和企业重组能够优化市场构造。大浪淘沙，“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救援和不救援这种两分法是不全面的，似乎只要这两种方式。实践上除了救援何不救援之外，还有化解和防备等方法。
台湾五年前就树立了金融监理委员会。东亚金融危机迸发以来，特别是在今年，台湾当局和金融业界推出了许多的化解和防备措施，其中有些是与市场分歧的（market conform），有些是与市场不分歧的、因此也是易受攻击的。这些措施包括：（1）以国安基金作为支撑股市的最后手腕。台湾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一切本人设有国安基金。今年该基金与其他四大基金曾经屡次入市购入股票作多护盘；（2）台湾当局已思索到企业在春节期间的资金需求，“行政院”财经小组扩展会议中，已请求银行对营运与缴息正常的企业在明年四月十四日前到期的贷款本息，予以展延六个月；（3）去年已将金融停业税有5%降至2%，最近方案继续降至零税率；（4）新政府上台后，曾进步乙户准备金利率，提供3200亿台元优惠房贷，辅佐传统产业4500亿台元融资，筹设资产管理公司，纾困企业；（5）调降存款准备金；（6）准备推出金融机构兼并法，以促进银行兼并；（7）筹建资产管理公司。
台湾目前能做的可能是要继续推出措施，稳定人心，恢复市场人气。假如一盘散沙了，有关金融危机的说法无疑就成了“自证预言”.台湾的信息透明度和公开性曾经较强，这一方面招致问题容易暴显露来，容易迸发金融恐慌；另一方面这也便于及时处理问题，而不是用纸去包火，或者用纸去救火。大陆的习气做法是依据需求肯定能否披露音讯，在短期内经过化解措施坚持金融稳定。
但化解措施都是事后措施，今后是要多设置事前预防机制，这才是面向久远的思索要点。在长期，无论是台湾和大陆，都要从基本上实行政企（银）分开，让市场力气依照市场运作规律发挥其作用，即恢复市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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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金融体系稳定的逻辑
新千年临近之际，似乎大家都是应该准备乐一乐的时候，生活在台湾的一些人可能乐不起来。台湾最近有两大“不安”：第一大“不安”是台湾政局动荡，尤其是在“立法委员”有关是否存在台湾版“莱温斯基事件”提出质询之后，情况更是如此；第二大“不安”是大名鼎鼎的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了台湾金融业的短，宣称台湾很可能在明年春节前爆发本土金融危机。在美国，“莱温斯基事件”本来也算不了什么，当时的始作俑者克林顿总统虽然被搞得声名狼藉，但美国经济仍然热火朝天。可是，换成台湾，为什么一时被大肆渲染的“总统绯闻”就是一大不幸呢？因为台湾“总统”是要管经济的，如果绯闻缠身，他就没有时间管了。对于领导人物，许多人往往更多地关注其绯闻，但并不关心其绯闻本身的事实程度。台湾“立法委员”的行为举止之乖僻失度，本来也算闻名全球，其对“陈总统”的指责，在我们看到“行乐图”之前，恐怕得大打折扣。至于我国媒体对台湾的众多事件往往有放大或者化小作用，我们有时对自己的所闻所见也不免无法自信起来。如果按照波普尔对民主制度的透视，那么能够实现和平的政府更迭的就是“民主政体”，不能实现的就不是“民主政体”（波普尔，1987年）。可以说，台湾和美国一样，都实现了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但台湾的“民主”比美国脆弱得多。孙中山先生早就在当前提出了“军政、训政（即党政）、宪政”三部曲，真正实现“宪政”已是在蒋经国的晚年，到目前“立法委员”们拳打脚踢的场面时有所见。在美国是政企（银）分开的，台湾则是政企（银）不分的，即使有所分，也是分得不清的。政府干预本来就是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模式特征。政治波动在美国虽能导致股市波动，但是波动之后，股市仍然可以照样上扬。但是，政治波动在台湾的效应可能就不一样，在经济景气的时候，问题可能不大，但在经济不景气、金融业不良贷款多的时候，政治波动对经济与金融运行的扰动就大。台湾比之于大陆，无异于“弹丸之地”，但是，就在这一岛屿上，却是银行林立。据台湾的统计年鉴，与1991年数字相比，截止2000年1月底，除了“中央银行”之外，台湾有本“国”一般银行54（16+8）家，外国银行在台分行39（35）家，信用合作社48（74）个单位，农会信用部287（285）个单位，渔会信用部27（25）个单位，信托投资公司3（8）家，还有邮政储金汇业局，本“国”人寿保险公司17（14）家，本“国”产物保险公司17（19）家，本“国”票券金融公司16（18）家，本“国”证券金融公司4（1）家，外银代表人办事处24（28）家（括号内为1991年数字--参照周大中，1994年，第205-206页）。台湾商业银行的设立采取核准制。在过去，台湾银行大多为公营银行，非公营银行属于例外。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有大批非公营银行申请开业，其中很大一部分带有家族色彩，这些新银行的资金规模有限（周大中，同上，第204和212页），其设立是为了替背后的财团提供一个较不受约束的集资渠道，而且这些财团基本上还是希望银行能够赚钱。总之，如今台湾银行的家数不减反增。台湾无疑存在过度竞争问题。但过度竞争本身却不是问题，只要台湾银行之间存在破产倒闭和自由兼并的运作机制，过度竞争问题会因为银行之间的自由兼并行动得到改善，金融资源趋向于流向最适宜其管理的机构管理，由此金融结构可以趋于完善。在90年代初，真正的问题是台湾一般银行中公营银行占统治地位，其特点与大陆的国有银行很相近，业务上不求上进，负责人但求无过，不求有功，难以开展现代化的银行业务（比较周大中，同上，第212页）。到如今，随着台湾银行数目大增，银行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台湾那些新银行的要人也部分来自那些公营银行，似乎也应具备公营银行老总们过去那种散漫习气。但是，时过境迁，由于机构林立，竞争过度，很多公营银行的老总们那种散漫习气也都已基本消失，更不用说那些新银行的老总。总之，银行老总们的业务压力很大。据我的台湾藉朋友何子毅先生介绍，台湾的公营银行，其绩效和结构都相差不多。也就是说，并没有亏损特别严重的、也没有业务特别突出的公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之间（尤其是公营银行之间）的兼并即使发生，其动力源自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由于尚无金融机构合并法，几家银行（如台银、中信局及土银）酝酿合并，但并不成功，反倒是信合社改制为商业银行者不少。我国大陆的国有银行占据着垄断地位，似乎也在酝酿合并重组。大陆银行之间的竞争格局与台湾大不相同。一方面，加入世贸和金融全球化要求我国大陆的银行更加壮大强健，即要求我国扩大银行规模，以迎接外国银行的挑战。另一方面，即便外国银行大举进入，其触角在很长时间内可能仍然有限，因为在我国中心城市之外的许多地方，可能仍然得靠我国大陆现有银行的密密麻麻的分支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当然，我国大陆银行可以与外国银行合资、合作，或建立战略联盟，反之亦然。目前我国大陆国有银行酝酿的合并重组，由于银行坏帐率高，似乎像是两位浮肿病号之间的“成家”。政府的银行不可能不受到政府干预，不一定可按市场竞争的择优规律沿着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实现合并。行政部门指挥下的规模巨大的“拉郎配”，其结果可能更加拖累本来业绩就差、体态臃肿的“新郎”和“新娘”。过去几年，台湾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逃过了金融危机的劫难。原因很多：（1）台湾外债少，负债仅为数千万美元；（2）国际收支经常帐长期呈现大幅顺差；（3）外汇存底多，目前达1100多亿美元；（4）中小企业占主体，可灵活调整经营方向，从而有助于确保台湾的经济增长。据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11月12日消息，预估台湾2000年经济成长率为6.4％，2001年则为6％；民生消费指数（ＣＰＩ）为1.3％，明年为2.1％。此外，台湾的经济高科技含量可观，在国际分工中，对欧美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大，对东亚和大南亚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低。台湾的企业结构虽然对灵活调整经营方向有利，但是企业的融资结构却不乐观。台湾的大企业过高依赖银行的贷款，中小型企业的资金很多是透过民间借贷。台湾国民党拥有许多企业，与德国继承了东德原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ED）产业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一样，两者可以说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民党曾要求银行救助30余家这类企业。这说明台湾有严重的党、政、企不分问题。但台湾的经济泡沫仍在破灭之中，这也是事实。据伦敦《经济学家》文章，台湾股市自从三月间陈水扁赢得选举以来已经跌了百分之三十五，许多地区的房地产自一九九五年以来已跌到超过百分之五十，若干大财团也都面临偿债困难的问题。台湾的贷款往往是由股票与房地产做为担保。许多人指责台湾银行肯作抵押放款而不肯多做信用放款，这就有些像当铺（周大中，1994年，第212页）。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台湾的经济泡沫开始破灭。随着债务人无法偿债，这些抵押品的价值也大幅缩水。台湾的银行坏帐目前已创下最高纪录，根据政府统计坏帐比率达5％，然而分析家们的看法却是此一水准的二到三倍，保守一些的估计为10%。但是，根据一些邻近国家的经验，如果呆帐率高于15%，就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与此相比，大陆官方机构早就披露过，1996年我国大陆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帐率达25%（估计为保守数字）。1997年底我国大陆四大银行资产净值占2.16%（转引拉迪，2000年，第157页）。金融制度呆帐、坏帐比例高虽是问题，但如果没有《经济学家》杂志的一把火，世人对台湾金融市场的信心就不会受到过多的影响，金融体系就可能在修修补补中照样运转不误。金融体系由金融服务需求者、金融服务供给者和金融市场组成。从资金流动角度看，金融体系由市场、中介机构、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组成，资金从有盈余的实体通过金融系统流入有资金赤字的实体（博迪，2000年中文版，第22页）。盈余部门供给资金的行为基于一种收回初始资金投入并获取回报的预期，而且预期回报的数目是与投入资金所承担的风险正相关。可见，金融系统的资金流是一种完整的链条，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节都会是致命的。支撑金融体系运转的最主要因素是市场信心。
第三篇：金融体系稳定论文
新千年临近之际，似乎大家都是应该准备乐一乐的时候，生活在台湾的一些人可能乐不起来。台湾最近有两大“不安”：第一大“不安”是台湾政局动荡，尤其是在“立法委员”有关是否存在台湾版“莱温斯基事件”提出质询之后，情况更是如此；第二大“不安”是大名鼎鼎的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了台湾金融业的短，宣称台湾很可能在明年春节前爆发本土金融危机。
在美国，“莱温斯基事件”本来也算不了什么，当时的始作俑者克林顿总统虽然被搞得声名狼藉，但美国经济仍然热火朝天。可是，换成台湾，为什么一时被大肆渲染的“总统绯闻”就是一大不幸呢？因为台湾“总统”是要管经济的，如果绯闻缠身，他就没有时间管了。对于领导人物，许多人往往更多地关注其绯闻，但并不关心其绯闻本身的事实程度。台湾“立法委员”的行为举止之乖僻失度，本来也算闻名全球，其对“陈总统”的指责，在我们看到“行乐图”之前，恐怕得大打折扣。至于我国媒体对台湾的众多事件往往有放大或者化小作用，我们有时对自己的所闻所见也不免无法自信起来。
如果按照波普尔对民主制度的透视，那么能够实现和平的政府更迭的就是“民主政体”，不能实现的就不是“民主政体”（波普尔，1987年）。可以说，台湾和美国一样，都实现了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但台湾的“民主”比美国脆弱得多。孙中山先生早就在当前提出了“军政、训政（即党政）、宪政”三部曲，真正实现“宪政”已是在蒋经国的晚年，到目前“立法委员”们拳打脚踢的场面时有所见。在美国是政企（银）分开的，台湾则是政企（银）不分的，即使有所分，也是分得不清的。政府干预本来就是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模式特征。
政治波动在美国虽能导致股市波动，但是波动之后，股市仍然可以照样上扬。但是，政治波动在台湾的效应可能就不一样，在经济景气的时候，问题可能不大，但在经济不景气、金融业不良贷款多的时候，政治波动对经济与金融运行的扰动就大。
台湾比之于大陆，无异于“弹丸之地”，但是，就在这一岛屿上，却是银行林立。据台湾的统计年鉴，与1991年数字相比，截止2000年1月底，除了“中央银行”之外，台湾有本“国”一般银行54（16+8）家，外国银行在台分行39（35）家，信用合作社48（74）个单位，农会信用部287（285）个单位，渔会信用部27（25）个单位，信托投资公司3（8）家，还有邮政储金汇业局，本“国”人寿保险公司17（14）家，本“国”产物保险公司17（19）家，本“国”票券金融公司16（18）家，本“国”证券金融公司4（1）家，外银代表人办事处24（28）家（括号内为1991年数字--参照周大中，1994年，第205-206页）。台湾商业银行的设立采取核准制。在过去，台湾银行大多为公营银行，非公营银行属于例外。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有大批非公营银行申请开业，其中很大一部分带有家族色彩，这些新银行的资金规模有限（周大中，同上，第204和212页），其设立是为了替背后的财团提供一个较不受约束的集资渠道，而且这些财团基本上还是希望银行能够赚钱。总之，如今台湾银行的家数不减反增。
台湾无疑存在过度竞争问题。但过度竞争本身却不是问题，只要台湾银行之间存在破产倒闭和自由兼并的运作机制，过度竞争问题会因为银行之间的自由兼并行动得到改善，金融资源趋向于流向最适宜其管理的机构管理，由此金融结构可以趋于完善。在90年代初，真正的问题是台湾一般银行中公营银行占统治地位，其特点与大陆的国有银行很相近，业务上不求上进，负责人但求无过，不求有功，难以开展现代化的银行业务（比较周大中，同上，第212页）。到如今，随着台湾银行数目大增，银行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台湾那些新银行的要人也部分来自那些公营银行，似乎也应具备公营银行老总们过去那种散漫习气。但是，时过境迁，由于机构林立，竞争过度，很多公营银行的老总们那种散漫习气也都已基本消失，更不用说那些新银行的老总。总之，银行老总们的业务压力很大。
据我的台湾藉朋友何子毅先生介绍，台湾的公营银行，其绩效和结构都相差不多。也就是说，并没有亏损特别严重的、也没有业务特别突出的公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之间（尤其是公营银行之间）的兼并即使发生，其动力源自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由于尚无金融机构合并法，几家银行（如台银、中信局及土银）酝酿合并，但并不成功，反倒是信合社改制为商业银行者不少。
我国大陆的国有银行占据着垄断地位，似乎也在酝酿合并重组。大陆银行之间的竞争格局与台湾大不相同。一方面，加入世贸和金融全球化要求我国大陆的银行更加壮大强健，即要求我国扩大银行规模，以迎接外国银行的挑战。另一方面，即便外国银行大举进入，其触角在很长时间内可能仍然有限，因为在我国中心城市之外的许多地方，可能仍然得靠我国大陆现有银行的密密麻麻的分支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当然，我国大陆银行可以与外国银行合资、合作，或建立战略联盟，反之亦然。目前我国大陆国有银行酝酿的合并重组，由于银行坏帐率高，似乎像是两位浮肿病号之间的“成家”。政府的银行不可能不受到政府干预，不一定可按市场竞争的择优规律沿着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实现合并。行政部门指挥下的规模巨大的“拉郎配”，其结果可能更加拖累本来业绩就差、体态臃肿的“新郎”和“新娘”。
过去几年，台湾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逃过了金融危机的劫难。原因很多：（1）台湾外债少，负债仅为数千万美元；（2）国际收支经常帐长期呈现大幅顺差；（3）外汇存底多，目前达1100多亿美元；（4）中小企业占主体，可灵活调整经营方向，从而有助于确保台湾的经济增长。据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11月12日消息，预估台湾2000年经济成长率为6.4％，2001年则为6％；民生消费指数（ＣＰＩ）为1.3％，明年为2.1％。此外，台湾的经济高科技含量可观，在国际分工中，对欧美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大，对东亚和大南亚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低。台湾的企业结构虽然对灵活调整经营方向有利，但是企业的融资结构却不乐观。台湾的大企业过高依赖银行的贷款，中小型企业的资金很多是透过民间借贷。台湾国民党拥有许多企业，与德国继承了东德原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ED）产业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一样，两者可以说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民党曾要求银行救助30余家这类企业。这说明台湾有严重的党、政、企不分问题。
但台湾的经济泡沫仍在破灭之中，这也是事实。据伦敦《经济学家》文章，台湾股市自从三月间陈水扁赢得选举以来已经跌了百分之三十五，许多地区的房地产自一九九五年以来已跌到超过百分之五十，若干大财团也都面临偿债困难的问题。台湾的贷款往往是由股票与房地产做为担保。许多人指责台湾银行肯作抵押放款而不肯多做信用放款，这就有些像当铺（周大中，1994年，第212页）。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台湾的经济泡沫开始破灭。随着债务人无法偿债，这些抵押品的价值也大幅缩水。台湾的银行坏帐目前已创下最高纪录，根据政府统计坏帐比率达5％，然而分析家们的看法却是此一水准的二到三倍，保守一些的估计为10%。但是，根据一些邻近国家的经验，如果呆帐率高于15%，就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与此相比，大陆官方机构早就披露过，1996年我国大陆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帐率达25%（估计为保守数字）。1997年底我国大陆四大银行资产净值占2.16%（转引拉迪，2000年，第157页）。
金融制度呆帐、坏帐比例高虽是问题，但如果没有《经济学家》杂志的一把火，世人对台湾金融市场的信心就不会受到过多的影响，金融体系就可能在修修补补中照样运转不误。金融体系由金融服务需求者、金融服务供给者和金融市场组成。从资金流动角度看，金融体系由市场、中介机构、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组成，资金从有盈余的实体通过金融系统流入有资金赤字的实体（博迪，2000年中文版，第22页）。盈余部门供给资金的行为基于一种收回初始资金投入并获取回报的预期，而且预期回报的数目是与投入资金所承担的风险正相关。可见，金融系统的资金流是一种完整的链条，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节都会是致命的。支撑金融体系运转的最主要因素是市场信心。
对于一个坏帐堆积成山的金融体系，只要市场信心存在，而且只要有一家机构出面作出救援姿态和调整，金融市场就能苟延残喘，无论该机构是政府、银行、企业，无论它是国内还是国外甚或国际机构。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包括金融）可以说是非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常被谑称为“蝴蝶效应”：一只蝴蝶今天在北京翩翩飞舞，也许就会改变纽约下个月的天气（莫斯可，200年中文版，第7页）。《经济学家》杂志可以放飞蝴蝶。宝岛上“看得见的手”（政府）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也可以放飞蝴蝶（求稳）。
谁也无法预言未来。现在所说的混沌理论或复杂系统理论，其核心观点就是：最终结果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因而总是难以预测的（莫斯可，200年中文版，第7页）。无论是对于台湾还是大陆金融业来说，所能做的可能就是改善初始条件。那么什么是初始条件？前一时段的结束状态就是现一时段的初始状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从现在做起，改进现时的条件。
经济学家的文章无疑给台湾提了一个醒，其作用无异于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这也让人想起了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莱斯特·布朗著文的提问：“谁能养活中国？”马克思的预言和布朗的提问都导致了所涉由者的大量适应性反应，从而使得爆发危机的时间表延长（甚至无限期延长）。与《经济学家》杂志的文章的预言相反，台湾政府和业界的许多适应性反应很可能使得台湾在春节以前不会发生本土型金融危机。
退一步讲，大陆和台湾不是兔子和狐狸的关系。万一台湾金融业撑不住，不存在兔死狐悲的问题，反倒会有唇亡齿寒的意思。大陆，台湾，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文化特征和经济模式的共性很多，最大的共性就是政府干预严重，如果说那些国家以“裙带资本主义”著称，我国也不乏“裙带”特征。但是，一旦危机临头，稳定局势的大事肯定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不管这个政府是凯恩斯主义型政府还是守夜人型政府。
但是政府的插手的办法不同，后果也不同。救援(bail out)的后遗症很大，救援者的信条是：“该救的还是要救”。如果中央银行出面救援，充当一次“最后的贷款人”，业绩差的银行就得到一次甜头，就不思改进，出现了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通过其他银行的学习效应传染给其他银行，结果央行可能得不断充当“最后的贷款人”，整个银行系统的业绩就会每况日下，最终导致发生系统性崩溃。
如果纯粹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那就是“该倒的就让它倒”。不救援的后果是企业或银行的破产倒闭，甚或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考量不救援之前，可能得测算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的可能性和波及面有多大。只要波及面不大，破产倒闭是好事，这一方面强化了企业和银行的预算约束，另一方面破产倒闭引起的企业和企业重组可以优化市场结构。大浪淘沙，“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救援和不救援这种两分法是不全面的，似乎只有这两种方式。实际上除了救援何不救援之外，还有化解和防范等办法。
台湾五年前就建立了金融监理委员会。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在今年，台湾当局和金融业界推出了许多的化解和防范措施，其中有些是与市场一致的（market conform），有些是与市场不一致的、因而也是易受攻击的。这些措施包括：
（1）以国安基金作为支撑股市的最后手段。台湾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所有自己设有国安基金。今年该基金与其他四大基金已经多次入市购入股票作多护盘；
（2）台湾当局已考虑到企业在春节期间的资金需求，“行政院”财经小组扩大会议中，已要求银行对营运与缴息正常的企业在明年四月十四日前到期的贷款本息，予以展延六个月；
（3）去年已将金融营业税有5%降至2%，最近计划继续降至零税率；
（4）新政府上台后，曾提高乙户准备金利率，提供3200亿台元优惠房贷，协助传统产业4500亿台元融资，筹设资产管理公司，纾困企业；
（5）调降存款准备金；
（6）准备推出金融机构合并法，以促进银行合并；
（7）筹建资产管理公司。
台湾目前能做的可能是要继续推出措施，稳定人心，恢复市场人气。如果人心涣散了，有关金融危机的说法无疑就成了“自证预言”。台湾的信息透明度和公开性已经较强，这一方面导致问题容易暴露出来，容易爆发金融恐慌；另一方面这也便于及时解决问题，而不是用纸去包火，或者用纸去救火。大陆的习惯做法是根据需要确定是否披露消息，在短期内通过化解措施保持金融稳定。
但化解措施都是事后措施，今后是要多设置事前预防机制，这才是面向长远的考虑要点。在长期，无论是台湾和大陆，都要从根本上实行政企（银）分开，让市场力量按照市场运作规律发挥其作用，即恢复市场本位。
参考文献：
1． 卡尔·波普尔：“论民主理论”，载德国《明镜周刊》1987年第32期。
2． 尼古拉斯·拉迪：“中国金融体制存在的困难及改革的路径”，载《国外专家谈中国经济问题》，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2000年。
3． 兹为·博迪和罗伯特·C·莫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
4． 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北京，2000年。
5． 周大中：《现代金融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4年。
第四篇：企业文化建设浅思
企业文化建设浅思
摘要：企业文化需要正确管理和引导，不能放任自流.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我们必须分阶段的旗帜鲜明的提出我们提倡和弘扬的文化，依据公司现阶段发展状况我们应提倡和弘扬：创新文化、执行文化和人本文化，实现企业和人的和谐共进。
关键词：企业文化创新文化 执行文化 人本文化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所形成的、为本企业所特有的且为企业多数员工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等的总和及其在企业活动中的反映。
是不是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呢？当然，从企业文化的定义可以知道企业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它隐匿地存在于广大员工的心灵之中，并在员工的潜意识中形成共识。因此每个企业都会有自己的文化，只是有些企业的企业文化是促进企业发展，是企业所提倡和弘扬的；有些企业的企业文化是阻碍或影响企业发展的，是为企业所摒弃和杜绝的。因而企业文化需要正确管理和引导，不能放任自流。
当然企业文化的建设也不是可以一撮而就的，搞好企业文化建设，需经过长期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才能形成一套适合自己发展的企业文化建设模式，我认为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该分阶段旗帜鲜明的提出企业提倡和弘扬的文化，对不符合提倡和弘扬文化的行为坚决给予制止。根据我多年公司质量体系推行情况，以及一年多三标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重建的进展情况，我认为公司现阶段应首先倡导和弘扬创新文化、执行文化和人本文化。
创新是企业永恒的主题，没有创新就没有超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新是所有优秀企业的文化核心，创新文化已经成为当今成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的作用得到空前强化，并升华成一种社会主题。由于企业文化的独特性将越来越表现为企业差异化战略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新变成了
企业的生命源泉，在剧烈变动的时代，成功者往往是那些突破传统游戏规则，敢于大胆创新，不畏风险的人，敢改变游戏规则的人，也就是在思维模式上能迅速更新的人。只有不断地使自己的生产技术，管理方式和营销策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即与外部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相一致，才能生存下来。而只有当自己的这些技术、管理和制度处于社会发展的前沿，才能成为优秀的企业。
任何先进的企业制度和技术都是相对的，阶段性的。要想始终保持企业的先进性，必须具有较强的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力，相应地有较强的管理创新能力与之配合。公司作为金川科技板块率先上市，要求我们必须站在企业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的前沿，必须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和管理我们的采购、生产、销售，更需要以创新的思维去解决这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们应与外部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相一致。但是企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逐渐演变成一种思维模式和标准，并进而构成稳定的企业文化。由于思维定式的作用，在新的问题出现后，我们往往倾向于使用同样的思维和方法，缺乏对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佛教的“所知障”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往往没有什么比成功更容易导致失败。很多企业由于在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的决策模式、管理模式没有创新，或者在多数时候，没有“与时俱进”观念或者说创新意识的企业文化笼罩下的企业，即使发现了自己在经营战略和策略上的重大缺陷，也往往在旧思维的强大惯性作用下，走向失败，而后续的经营者做出的挽救性的努力也将因此而大打折扣。兰州金川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组建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我们的企业性质、组织机构、内外部环境及管理要求均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一些部门车间人员依然固守原有的制度、程序和行为方式，对新的制度、程序、要求不学习、不反对、不执行。这是很危险的行为，不及时纠正，将可能使我们所有的创新努力付之东流。
不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企业文化，甚至可以扼杀一个企业。很多走入困境的企业，最终都采取了“先破后立”的方式。不把旧摊子砸烂了，不能求得新生。也有人说，我们的公司要死过一次才有可能搞好，那么，既然破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什么不力挽狂澜，扶之于将倾，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机会成本？其实，这个“破”，主要还是针对旧的企业文化去的。不如此，不能求得发
展。而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公司上市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固守以往的思维模式和标准，无异于刻舟求剑，只会栽跟头，走入困境，唯有推行创新文化，与时俱进，进行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才是我们的出路。
执行文化是企业执行力的体现，是创新文化落地的根本保障。最伟大的创新、最有前景的项目开发、最详细的工作安排、最精准的经费预算，如果没有严格的执行，恐怕都只能是空谈。
作为一个从科研单位衍生出来的生产经营单位，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缺乏创新，我们不停地在制定计划、修订制度、规定流程，但是这些计划、制度、流程是否得到严格的执行呢？计划之所以没有完成，关键在于没有不折不扣的执行精神，往往是干到那里算那里，干不了也没什么。有的甚至在计划制定之初就没有将企业的战略、方案和具体的执行结合起来，这些方案、策略到最后落实中往往会因为各种因素而“走了样”。
制度执行，关键在于基层领导的参与，一些部门领导在文件和制度制定之初不学习，也不提任何意见和建议，因为他压根就没有想执行，要想使新制度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除了制度本身本公平公正、体现价值观的要求外，还必须要在企业内营造一种重视执行的“执行文化”，执行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没有了执行力企业的任何工作都是纸上谈兵。有这么一个案例——东北一家国营企业被一家日本财团收购，东北企业的领导翘首期盼，期盼日本的专家能够用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来指导他们，让他们起死回生。但日本专家到这家企业看了一圈，把原有制度拿出来看了看，发现没有问题，最后，日本专家说了一句话：“把以前制定的制度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不到一年时间，这家企业就起死回生了。
有人可能会问：“哪些计划、制度为什么没有执行呢，打造执行文化需要注意什么呢？”。我认为关键还在于管理，因为我们的管理中充斥大量的假动作，在各个岗位上几乎都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只做不管。每个人都在做事，但做了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做得好不好、到不到位，却没人去管。这导致很多的管理活动都没有真正的执行，成了假动作。每一个有效的管理动作都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标准、制约、责任。也就是说，事情怎么做必须要有标准，要有规定，要有人
检查，形成监督和制约；最后，事情做得好与坏一定要追究责任，好有奖，坏要罚。标准、制约、责任三个要素缺一个，都会让管理动作成为假动作。
以公司物资采购运作流程为例：
车间每月提交采购计划→采购部计划员审核采购计划通过后编制询价单→风险管理部接受供应商报价并提出采购建议→相关部门及领导评审采购意向，主要评审价格厂家是否合适→各参加评审人员签字确认后采购部与客户签订合同→供应商送货上门→采购部或需求部门、车间验收。
这个过程看起来很合理，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采购过程的审核中，根据管理三要素法，我们发现，这个流程很多地方是失控的。首先采购需求部门车间提交采购计划环节，虽然有需求部门、车间主管审核，采购部计划员审核，但是最后没有形成确定执行的采购计划，需求部门车间申报计划中一些项目没有执行也没有被告知。管理的三要素在这个流程中只有一个：责任；缺两个：标准和制约。我们再看采购部与客户签订合同环节。采购员是凭着采购计划、询价单和评审结果去采购的，可说是有标准。但合同签订前并没有技术部门对采购技术条件确认？所以，采购员虽然有标准，但是并没有人制约他，也没人知道他是不是按这个标准在买。买多了、买少了、买错了有没有人追究责任？没有，大不了再买，或者直接说需求部门、车间采购信息提供不全。管理的三个要素在采购部与客户签订合同这个环节也只有一个：标准；缺两个：制约和责任，这个环节也是失控的。有人可能会说，库管、验收员手里也有合同可以把关，这不就形成了相互制约了吗？但在库管员处发现其合同没有签字盖章，其处还有大量的收条，均是需求单位开具的，大致的内容都是收到某某物料多少车，某某气体多少瓶，某某电器多少台，根本没有是否符合标准要求的描述，而验收单就是依据这些收条开具的。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流程很合理，其实，只要用三要素法去分析，会发现很多地方存在假动作。
人是创新活动的第一资源，是执行的主体，也是创新文化的根本载体，人是社会的主宰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以人为本，企业文化建设也不例外。
人是社会的主宰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最终是为了人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企业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是协调统一的。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主要是对于具有价值观和独立人格的人的管理。那么，这个时代的管理将不是控制、不是计划，而是通过对人的价值观的尊重和塑造。
这个时代的管理特色，将是人性化的，人性化的管理要求我们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做到以人为本、重激励轻控制、身教重于言传、心理重于物质。加强对员工忠诚度的培养、重视对员工心理契约的维护，帮助人实现自己的价值，打造出强有力的吸引力，使员工个体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命运联系在一起。
一个美国牧师周末在家想第二天的布道题目，越想越着急，在书架上随意翻书时翻出来一张世界地图，心烦就撕下来、揉碎了扔进纸篓里。此时，他的孩子吵着要到游乐场玩，牧师敷衍说，你能够把撕碎的地图拼起来，我就带你出去。没想到十分钟后，这张世界地图拼起来了。父亲感到很奇怪，问儿子是怎么拼起来的？小孩说，实际上我拼的时候看到地图反面画着一个人，把人拼对了，地图就有了。牧师悟出一个道理：把人拼对了，世界地图就拼对了。再衍生一下就是“人对了，世界就对了”。
以人为本不是一句口号，关键在于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具体体现和落实。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提高员工的觉悟，把个人利益统一到企业目标的大环境之下，让其认识到“大河无水小河干”，即企业利益最大化是员工利益最大化的保证。员工无形中形成一种自觉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努力工作的意识，结果自然就是“小河有水大河满”，何愁企业不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吉鹏 企业文化建设 中国发展出版社 第2版(2008年6月1日)
[2] 曾伟领导管人 流程管事 中国经济出版社 第1版(2009年1月1日)
[3] 李文勇,黎永泰.转变企业人本文化激发企业创新行为.科技资讯,2006年26期
第五篇：辅导员工作浅思
辅导员工作浅思
汇华学院 王增茹
班级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基本环境，辅导员既是大学班级的管理者和指导者，又是学生事务的服务者和组织者，同时还肩负德育的重任，辅导员的工作关系着高校德育质量和大学生校园生活质量，关系着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辅导员对班级积极有效的管理，将有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可以说学生的健康成长离不开辅导员，学院的和谐发展也离不开辅导员。
掌握学生特点
苏霍姆林斯基说：“不了解你的孩子，不了解他的智力发展、思维方式、兴趣爱好、禀赋倾向，就谈不上教育。”所以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政治思想辅导员，关键是了解自己的学生，对他们的价值观、心理素质甚至家庭状况，都要有全面而独到的认识，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真正做好学生的管理和教育工作。独立学院的学生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
首先，录取分数线低，生源质量稍差。进入独立学院的学生基础知识掌握相对较差，学习方式、方法存在一定欠缺，甚至个别学生在中学阶段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其次，学生素质和能力差异悬殊。独立学院的学生学习成绩虽然总体上稍差,但社会活动能力较强、头脑灵活、兴趣爱好广泛、实践能力突出，文体特长明显等等。
第三，入学心态各异。进入独立学院的学生情况不一，有一部分学生因种种原因，高考发挥失常，万般无奈下进入独立学院，他们一方面要面临高额学费，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强烈的心理落差，让他们心理压力很重；还有一部分学生把进入独立学院看作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下苦功夫，扎实学习，全面锻炼，争取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另有一些学生缺乏远大志向，对高考的失利无动于衷，对家长的殷切期望置若罔闻，整日浑浑噩噩，学习无兴趣、无动力，浪费大好青春。
第四，经济条件悬殊。进入独立学院的学生，相当一部分家庭条件优越，学习期间的学费及日常开支没有丝毫压力。但另有一部分学生家庭本不富裕，甚至来自贫困农村，缴纳高额的费用尚且困难，生活更是捉襟见肘，维持正常的学习存在极大的困难，无形中形成鲜明的对比，存在巨大的心理落差。
管理全面到位
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学生，经历过高考的拼杀进入大学后，无异于登上天堂，希望在大学里好好放松、张扬个性。因此对刚刚入学的大学生一方面要帮助他们调整好入学心理，另一方面要有严格的纪律管理。
1.良好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辅导员工作要把握好时机，大学四年的班级管理工作重中之重是在大一，班风、宿舍风气的形成都在大一上学期。在此期间辅导员一定要耐心细致地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一新生的军训是辅导员了解学生最直接的窗口。艰苦的训练、严格的纪律最能展示学生的忍耐力、团结协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辅导员可以通过观察、座谈等方式，发现学生的特点。
军训结束后，就进入紧张有序的大学学习生活，此时他们面临一个比较重大的关口，即学习方法的转变。大学的教学方式不同于高中，不少新生开始产生不适应感，部分人就会产生比较强的失落感，甚至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专业选择产生怀疑，此时如果听之任之，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因此作为辅导员不仅要帮助学生顺利开始大学的学习生活，还要注意帮助他们克服消极心理，尤其是那些性格内向、较孤僻的同学，要鼓励他们相信自己，好好学习。“良好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开好了头，以后的工作就会比较顺心、顺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学生入学之初，让每一名学生认真学习校规校纪并牢记在心。还可以根据本专业的特点，制定班级的规章制度，严格要求，一视同仁，在学生中形成明确的奖惩意识，让他们从入学开始就形成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班集体荣誉负责的意识。
2.选拔精干的学生管理队伍。要做好班级工作，光靠辅导员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要注重培养学生骨干，认真组建班委和团支部。学生参与管理，等于加长了班主任工作的“手臂”，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学生干部要给予充分的信任，通过各种手段激发他们的潜能，使其在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增长才干。学生干部也有各种思想问题，也会出差错，对此切忌粗暴批评，甚至随意撤换，但要对他们严格要求，切忌学生干部功利性太强，要适时地引导他们理解担任学生干部的目的，努力为同学们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有能力、有才华的同学能够在不断深入学习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在选定学生干部、评选三好学生、入党等方面，辅导员要做到坚持原则、办事公道。
3.培养学生的成人意识。学生工作必须面向每个学生，尊重、关心、教育、引导好每一个学生，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个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是辅导员进行班级管理工作时的基本出发点。在班级管理过程中，辅导员应树立新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成人意识，让学生在学校不仅要学会学习，更要学会做人、学会做事。这就要求辅导员把握好“紧”和“松”两个原则。如果说刚入学的新生需要大学辅导员实行“紧”的管理，那么进入正常的学习生活后就要“松”。要充分尊重学生的想法和意见，允许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比如有的学生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却有文体细胞，就应鼓励他在遵守学校学习制度的基础上多参加文体活动；有的学生喜欢刻苦钻研专业知识，就应鼓励他认真学习，准备将来攻读研究生，但不要忽视体育锻炼，注意培养自己一方面的特长。对学生提出的新想法和新意见，也不能简简单单一个“不行”了之，要允许他们去尝试，通过实际经验，他们会认识到怎样做才是对的，这种经验比起老师的单纯说教来会更让他们印象深刻。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松”是为了更好的“紧”，由老师“紧”变成学生自己给自己“紧”，让学生在大学里“长大”。
加强自身修养
高校辅导员是工作在第一线的学生管理人员，是高校思想工作的骨干力量，伴随学生大学生活的各个阶段，是与学生接触多、交流多，对学生影响广泛的教育者之一，因此高校辅导员的素质至关重要。
首先要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尤其是教育学、心理学的学习，拓展知识面，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在社会转型期，大学生包括辅导员在内，前进中都会遇到问题，这其中有社会的、经济的，更多的会是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辅导员若不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和较全面的知识结构，不可能有效地解答学生的困惑。
其次要加强科研意识，提高科研能力。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开展有关学生身心特点与思想发展水平的针对性研究，提高对学生思想问题的洞察力，对学生中出现的新问题能够准确抓住问题的实质，掌握教育时机，提高加工教育信息的能力。
再次勇于参加社会实践，培养各方面的实际能力，尤其是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在解决学生思想心理问题的过程中，自觉培养心理教育能力，还要锻炼自己的忍耐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爱心，要将学生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孩子，才能安心地做好每一天的工作，也能使自己时刻保持愉快的心情，提高工作效率。
总之，辅导员的工作需要全方位的思想储备、知识储备、能力储备。辅导员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更新，才能和学生保持同步，作一个合格的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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