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代社会管理

第一篇：浅析中国古代社会管理

浅谈中国古代社会管理

一个事物的发展史，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大背景下形成，中国古代管理也不例外。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上的思想、特征，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决定的。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大致看来，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其一，农业经济为主导；其二，政治组织发达，较早形成了系统的社会等级秩序；其三，国家政权在强制和主宰社会秩序的同时，非常注重思想改造；其四，强调政教分离，严禁宗教干政。中国社会是较早地超越了宗教的社会，社会团体不会屈从于神界，世界观也主要不是通过崇拜仪式来维系；其五，以“家长制”为基础的家族管理制度成为了基层社会自治的基础。此外，从公共道德的层面来考察，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较为缺乏公共精神，这也是一个重要特征。

二、管理与社会管理

管理是随着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诞生而产生的,它最初只限于生产、军事等方面,后来由于国家的出现,管理才逐渐发展起来。一般来说,所谓管理就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有意识地利用这种社会关系或创设新的社会关系以实现对人和物加以调控、配置、组织和规范的一种活动。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和纠正社会失灵的过程。

社会管理在广义上，是由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在狭义上仅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权力部门授权对不能划归已有经济、政治和文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进行的专门管理。

三、我国古代社会管理思想

(一)我国古代各时期的社会管理思想

1、先秦时期的社会管理思想

在这一时期，社会管理与行政是融为一体的，只有将管理寓于行政之中，才能实现统治者的统治目标。因此，行政管理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实践形式。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诸子百家的思想就是先秦时期社会管理思想的集中体现。道家倡导“无为而治”的自然管理观，其核心管理理念围绕“道”展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万物的本源，是永恒存在的，是社会管理的根本。只有遵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管理思想，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儒家主张“为政以德”、“以和为贵”，“仁政”是其治国方略的核心，“天下归仁”是其管理的最高目标。在社会管理实践的过程中，只有采用“克己复礼”的方法，才能实现“和而不同、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反对礼治，认为只有以法为本，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统治目的；同时，他们提出了“因时变法”，主张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世道的变化而变化的。墨家则提出了“兼爱”、“非攻”的管理思想，强调要实现政治管理的最高境界，就必须统一思想，保证上下“相通”。

2、秦至唐朝的社会管理思想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以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为目标的行政管理思想日臻完善，统治者进行社会管理也是为实现大一统服务的。这一时期社会管理思想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秦汉时期、三国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之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政权。为了适应政治集权的需要，秦朝对社会领域实行严格的集权管理，“书同文、车同轨”便是这一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汉承秦制，西汉初年，统治者主张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社会管理方式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的全面发展；汉武帝时期，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针，社会管理再次向集权管理方向发展。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的第一个长久分裂期。这一时期，战争频繁，社会混乱。因此，在社会管理领域强调“礼法相济”、审时度势，主张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进行不同的社会管理，以争取早日再次实现大一统，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

隋唐时期，经济的繁荣为社会管理的不断创新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兴盛。隋文帝吸取前人教训，主张进行廉政建设，并对法律、军事、政治等多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到了盛唐，社会领域“依法管理”的思想开始盛行，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整个中国社会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3、宋至前清的社会管理思想

宋明理学的兴起，至南宋朱熹达到顶峰，形成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社会管理思想体系。“存天理，灭人欲”主张通过去除人的私欲、明理见性来解决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元朝推行的行省制度不仅是我国政治制度和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的一次重大革新，同时也对我国社会管理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得以郡县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管理向以行省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管理转变，开启了中国地方社会管理的新篇章。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康乾盛世”迫使我国首次面临人口膨胀的危机。洪亮吉提出的天地调剂之法，主张以“移种民以居之”的方法来缓和人口大量增长和社会生产资料不足之间的矛盾。

（二）我国古代社会管理思想中的主要思想 通过梳理从先秦到前清中国古代社会管理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思想，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以先秦时期的社会管理思想主张为主要代表。主要思想可概括为：其一，宗教、神学控制论；其二，道德约束观；其三，礼乐治国体系；其四，无为而治的主张；其五，法家的社会控制思想； 先秦之后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也有人提出了社会管理的一些具体新举措，但是在大的社会治理和控制方式的主张上，并没有变化，历朝历代社会治理的具体思想虽有差异，但基本上都是在上述五种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其中，儒家和法家思想的合流、儒家的伦理规范和法家的法律治理并行，成为了主导的社会治理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特别重视社会稳定，并且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特别强调社会秩序，而法家、道家、墨家乃至中国的佛家，也都非常重视社会秩序，追求既定秩序下的社会稳定则是中国历代社会思想的特点所在。

四、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基本特点和经验

中国社会的历史，总体上看具有很强的宏观连续性：人口规模超越历史；保持中央权威的统一；管理众多的人只能依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机构必须由受过训练的精英组成，地方当局在农村代表着国家o[在连续数千年的不间断统治中，中国累积了自己独特的社会管理成就和经验。

其一，统一的社会信念和中央政权的统一与强大，是整个社会安定的前提和关键。自秦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权以来，大一统的理念深入人心，“王权至上、国家统一、一统天下”等理念，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中国历史上，在中央王权被削弱的时候，整个社会通常也会陷入动荡，甚至是军阀割据。社会安危与中央的政治清明和统治力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整个国家的安危系于王权，这是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显著特征。

其二，注重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而非自由与权利。这点与近代西方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保护的特 点有很大不同。表现在：(1)维护等级秩序。(2)注重维护社会整体利益。(3)强调道德教化。

其三，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共同治理社会。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范围实际十份有限。中央政权主要局限于意识形态宣传、平乱、维持国防、为支撑自身的税收、选择继位者、新建公共工程。但是，缺乏鼓励经济发展、应对社会变革、提供基本福利，也缺乏对教育和现代政府建立的有效组织。在基层社会，国家既注重通过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与国家政权的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对乡村的控制，同时又注重利用乡村精英来治理乡村社会。风俗、习惯、乡绅和地方的德高望重者、宗族组织、基层社会的精英等，在村落经济、礼仪活动等地方常治理中，也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四，综合为治，国家法与民间法等大小传统共同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1)与其他多数国家的古代社会一样，在传统中国，风俗、宗教、迷信、习惯、武力、道德、法律等多元方式共同规范着社会行为。(2)当然，国家统治社会的手段，概括起来不外乎是道德、宗教和法律三种手段，礼、德、刑，构成了国家统治社会的主要规范，并在长达数千年的过程中，共同发挥着凝聚社会的积极作用。(3)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国家法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是主导作用，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法律主要目的是社会控制，而不是为了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虽然法律制度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较为突出，但是，应对大规模社会危机的基本法律制度则十分匮乏。(4)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虽然被有的学者视为一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国家之“法”，并不等于社会没有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人口流动陛很小的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是一个主要依靠社会成员自我规范约束和主动服从秩序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主要靠传统的礼管束着。

此外，被统治者合理借鉴的宗教中的劝善、因果报应等思想，在社会控制中，有时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五、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历史反思

1、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历史教训

一种社会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四个基本要素：信奉和遵从共同的规范和价值；社会结构稳定；社会关系协调；无序与社会冲突得到控制。纵观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中国的王朝兴衰成败呈现出了一定的周期律。

其中，导致社会衰败、失控的共性表征和原因主要有：其一，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以及政治黑暗、暴政、吏治腐败、自然灾难、边疆地区的地方暴动，社会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以及意识形态消沉等，多是导致政权统治灭亡的主因。其二，因社会矛盾和冲突而引发的农民起义，往往会导致政权灭亡。其三，对重大灾荒事件的应对不力，是很多统治政权灭亡的直接导火索。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问题，总体上没有被有效纳入统治者的视野，国家的治理，主要是对政府机关自身的管理。其四，人治而非法治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难以持久的重要原因。

2、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历史反思 2、1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管理

学者谢耐和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政治实际上在不断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需求。谢耐和还认为，人人类历史上在所有的其他民族中都找不到比中国社会更为公正和更人道的社会了。国家对外敌的抵御、对人民生存权的承认与保护、吏治的治理、灾荒的应对等等，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1)虽然学界可能会有一些较为积极的评价，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总体上是在人治之下的治理，而非一种法治化的社会治理模式。(2)天命与正当性，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时代各种力量获取统治合法性的关键。(3)暴力化的革命性思维，在很多人心目中根深蒂固。2、2从社会内在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管理

有学者从社会内在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变革特征所做的另一种包括：(1)“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始终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2)社会变革以“民”的演变为基础和主线。(3)中国社会在变革之际，往往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旧制度消亡与新制度建立)，甚至是战争，4)社会变革是整体变化而非局部变化。从生产力、经济结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到思想观念、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往往会同时发生转变。且每一次变革，都伴随着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复兴。2、3全球化下的中国社会管理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密切。而随着政治变革中全球性因素影响的加大、国际和地区管理机构乃至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推动；信息技术交流的普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人类社会也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进人了一个“整体关联和相互依存”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时代，很多事情超越了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联系并改变着人们的认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将日益需要与国际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整体进行连接。这一变化也使得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从民族国家不断转向全球舞台，与全球的发展与变化联系在一起，并且越来越多地在民族国家以外，寻找自我认同的源泉。当然，这一定义意义上也削弱了人们对于民族国家作为认同源泉的意义。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影响各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浪潮、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总序总序等全球性的表现，都表明现代社会的发展日益复杂与多元。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管理，虽然主要应当专注于国内治理与内政建设，但毫无疑问，抱持全球化的视野，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国际局势和势力的变化进行关注，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篇：中国古代社会救济主张

中国古代社会救济主张

[文章概述]中国的社会福利救济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我简略地考察了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民国孙中山时期的相关资料，得出中国古代社会救济思想大致分为三类，第一是单纯的思想家提出一些关于之国安民的社会救济主张，它旨在告诉当权者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才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第二类是当权者切实实施的一些社会救济的办法，；第三类是一些一段思想家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提出我们作为百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救济，我们希望你统治者怎样做我们才觉得最舒服。本文把社会救济的思想从广义和狭义上，从正面和侧面上进行一些阐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一些简单的总结。

第一、理论渊源

（一）社会大同论

产生于公元前500多年前，中国的乌托邦思想。实行公有制是大同社会的最高理想；政治上则主张社会民主，选贤任能；经济上主张社会财富归全体人民所共有，生活上实现社会统筹，各得其所。在生产方面则是人人尽力去劳动，所有的社会成员均有保障。东晋时期《抱朴子》：无阶级、无君臣、无压迫社会；陶渊明《桃花源记》：大家共同劳动，安居乐业的世外桃园；宋康与之《昨梦录》：描述了一个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洪秀全《愿道醒世训》：创立“太平天国”。康有为1902年《大同书》：描绘了一个极乐世界，以仁爱之心作为大同社会理想的基石，同时汲取了自由、民主、平等思想，设想中涉及养老院、教育与医疗福利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经费来源，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保障的理念。

孙中山是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思想的又一继承者，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民生主义：“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主张兴办功利教育事业、保障完全就业，实行全面公费医疗，并设立公共养老院，收养老人，供给丰美，俾之愉快，而终其天年。

当然这样的论调只能说是给社会福利或者说社会救济所要达到的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这个目标描绘一幅难以实现的彩图。

（二）社会互助论

社会互助论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是可以付诸实践的一种社会保障思想。

墨子：“兼爱交利”，“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兼爱下篇》。孟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慕”。

《太平经》：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然智者当包养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强当养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后生者当养老者，反欺之，三逆也。——汉，于吉。

宋张载主张“救灾恤患，敦本抑末”，同时提出敬老慈幼，扶困，济贫。社会互助论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互助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之一，同时也成为现代社会保障（福利）思想的重要源泉.（三）仓储后备论

仓储后备论是一种主张建立谷物积蓄以备灾荒并济贫民的社会思想。《礼记•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悍水溢，民无菜色。” 天有四缺，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集聚，何以备之。——《逸周书•文传篇》

仓储即在丰年之时把百姓手中的余粮收集起来就地建立仓库储存，荒年再行开仓赈济，即“惟以本乡所出，积于本乡，以百姓所余，散于百姓，则村村有储，缓急有赖，周济无穷矣”。仓储后备的目的在于救灾，避免灾荒之年百姓无法生存而铤而走险，维护社会稳定。是依靠国家力量来储粮备慌，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利的一种社会保障（福利）思想。

中国历代都设立了不少常平仓、义仓、惠民仓等；唐朝时的仓储制度更为完备与系统。种类有：正仓、转运仓、太仓、常平仓、军仓、义仓、神仓以及诸卫、东宫、诸司之仓。实施仓储制度，必然要重视农业。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农本主义”思想一直占上风。汉武帝时置常平仓以备荒年；汉宣帝时设常平仓——《汉书。食货志》至元帝初元五年，因朝廷言其弊遂行罢废，明帝重复其制，其后至魏齐梁诸代多沿用之。（言心哲）。隋文帝开皇五年，义仓创设。义仓属于地方性济贫救灾设施。常平仓由朝廷兴办。仓储制度到宋代更为多元，除常平仓外，另有惠民仓作为辅助，又设广惠仓以赈灾济贫之用。原为地方赈灾的义仓到唐宋之后变质为县仓、郡仓。宋太祖令“诸州所属县各置义仓以备凶歉，是本取有余而补不足的原则”朱熹于南宋淳熙八年定社仓法，由地方豪富或者民家捐谷或向官府借谷，藏于该社，自治经营，以赈灾民。明清常平仓与社仓仍是救荒与济贫的最主要的措施。清代《荒政则例》载有贷粟之法：“凡歉收之后，方春民乏，贫不能耕，或旱禾初插，夏遇水旱，及既雨既露，民贫不能耕种，速命州县开常平仓或社仓，出谷贷之，俾耕种有资，以得秋熟，其兵丁之贫乏者，亦贷焉，及秋视其收成之丰歉，收成在八分以上者，加息征还；七分者免息征还；六分者本年征还其半，来年再征其半；五分以下者，均缓征，以待来秋之熟。”清代除常平仓、社仓外，义仓仍然流行。《大清会典》曰：各就市镇，乡建廒，春颁秋敛，取赢散滞，奖善酬劳，悉依社仓条规。义仓在清代又称监仓，因仓谷皆由官府捐募而来，初亦官营，到嘉庆后始废官营改为民营，但仍有官府监督。因此，义仓具有半官营的性质。社仓则悉有民间志愿捐助，由人民自行管理，官府只核查其经营形式，以免社长、社副从中渔利。除此之外，清代台湾尚有为原著民而设的 番社仓，始于雍正四年，为借给穷番本口粮而设，其制为“春借秋还，用不收息。”

（四）社会救济论

所谓赈济说，就是主张用实物和货币救济遭受灾害或生活极端困难无以生存的社会成员，以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的一种保障思想。是儒家的学说之一。官方的慈善事业除仓廒制度外，主要工作还有济贫、养老与慈幼。官方的慈善机构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的“六疾馆”与“孤独园”。唐宋“悲田养病坊”，原为唐代佛寺所主持的悲田院。《华严探玄记》“福田有五种，恩田、敬田、德田、悲田与苦田。福田者，犹如农夫播种于田，有秋收之利，亦即多行善事于前，将受诸报于后”。

第二、从广义和狭义，正面和侧面来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主张

（一）正面和狭义的社会救助主张。

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从正面和狭义来看，就是实实在在对于需要救济的人采取的正面措施。首先是规定重点救助对象，鳏寡孤独者。

孔子提出“济众助人，安老怀少”。

孟子提出“民为贵，要使百姓接收统治，先从救济老幼、鳏寡孤独开始。

《周礼》中提出备荒赈灾思想，灾前实行粮食储备制，灾后有12项具体的赈灾措施，然后就是体恤赈穷，特色在于对老幼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关怀，国家救助鳏寡孤独有特定的经费来源，再次就是无息贷款，贷粟，借钱。

范蠡和李悝提出平粜救荒论，从而避免谷价波动，把一斗谷控制在30到80钱： 管仲提出“九惠之政，“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老人死，政府供给棺橡。平时劝导老人家里的子弟，要为老人精心供食。“慈幼”措施包括：设掌幼一职负责慈幼工作。设掌孤一职负责恤孤工作，掌孤还要经常问候孤儿的生活情况。所谓“养疾”即国家设掌养疾一官职，专门负责聋、盲等不能自理的残疾人的生活，为残疾者治病，提供衣食，直至死亡。所谓“合独”即国家设掌媒官职，使鳏寡者再婚，给予天宅，帮助建立家室，三年内不承担国役。所谓“问疾”即国家设掌病一官，对老人及一般庶民中的患病者给予问候，对于病危者，国君还要亲往探问。所谓：“通穷”即国家设立通穷一官，及时发现无家可归、衣食无着者，以便救济。所谓“振困”即在灾荒年头，百姓生计维艰，病、死者极多，国家要减轻刑罚，赦免罪犯，开仓赈灾。所谓“接绝”即士民为国战死，国君给其相识之故人以资财，为其立祠堂，以示纪念。也提出了其独特的“徕民策”，把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与其“徕民策”结合起来，在中国历史是较早地提出采用社会福利政策招来并稳住来投人口。

韩非的反社会福利论，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从“性恶论”、“自为论”出发，提出了“反济贫论”、“贫富分化合理论”等主张，反对国家为百姓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老子提出天道均平。墨子提出赈灾备荒论。

到了汉初，又有一批新的社会福利救济思想浮出水面。汉朝初年，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在“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大背景之下，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安老怀少、恤鳏慰寡的社会福利政策，对汉初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汉初的社会救济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状况而采取的宏观社会救济措施；另一类则是针对百姓个体的社会救济措施。招抚流亡，令战争期间流亡在外的人口各归原籍，恢复其固有的土地和田宅，这便著名的“复故爵田宅令”。尊老，汉代的尊老，除了社会救济作用外，还具有政治文化意义。恤鳏寡孤独，汉代一般通过赐物或派遣官吏慰问两种形式恤慰鳏寡孤独者。

汉初的赈灾与优抚。赈济在灾荒发生后，政府动用国家储备的粮食、库银、物品等，帮助灾民维持生计。放贷指政府贷给灾民种子、粮食、牲畜、农具等生活和生产用品，以帮助灾民维持生产和生计。徙流民，指政府将因灾荒而外出求生的流民有组织地迁往某地就食，以减缓灾区的压力。还做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队复员安置工作，其具体举措对后世封建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贾谊、晁错、董仲舒提出积粟备荒思想，耿寿昌创立的常平仓制度，“谷贱时增其价而籴”，“贵时减其价而粜”。他将平粜思想具体化为一种政策和制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赈荒手段，是对先秦平粜思想的制度化总结，其影响不可低估。贫者养生论，对“大贫”者予以救济，以利养民，使“贫者足以养生”。

到了隋唐宋元时期，李世民恤鳏寡孤独。建社仓，在乡村普遍设立义仓，储备粮食，以备饥荒。

张载提出宗族保障模式，朱熹提出赈灾救济论，主张设“社仓”来解决饥民的粮食问题。足赈说。社仓论，社仓米则多为富人自愿出借，日后都要归还。以工代赈，“使饥民就役，不致缺食”，是“公私久远利济之惠。” 董氏在中国救荒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是总结了宋以前历代封建王朝救荒思想及政策的得失教训，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主张把常平、义仓设在乡村，使乡村农民得以受惠。其次，发赈不及时，为使赈米能及时运到乡村，他建议赈米可每升增加一文，加到粮价中，作为运费。

到了明清时期，朱元璋救荒赈灾。为对发生灾荒地域的百姓及时进行救济，朱元璋经常敦促地方官要据实报灾，以便根据灾情火速进行赈济。朱元璋对官吏在救荒赈灾过程中的拖延和隐匿等行为，毫不姑息、严加惩办。朱元璋竟命令户部，今后各地如果发生饥荒，可以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先发粮赈济，然后、再上报。从历史上看，朱元璋能打破传统观念，实属难能可贵。设立“养济院”以收养孤贫残疾者。

2、救济流民，主张通过推选岩济和优惠政策，使流民返乡安居，反对采取强制措施。

林希元的救荒思想。他认为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应先派名医，深入民间，发入药物，为灾民诊病，以慰取人心。第二，采取施粥养恤的办法，避免灾民饿毙于道。第三，采用“兴工助赈”的办法，使灾民尽快脱离灾荒。第四，林希元还强调灾后放贷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灾民生产自救，使农家经济走向复苏的重要手段。

康熙的救济主张。勤求民瘼。康熙几乎年年出巡，视察南方、西北和东北，在巡视过程中，他经常与百姓直接接触，直接体察民情。康熙帝非常重视赈灾事务。他还多次亲自指挥抗灾赈饥，康熙年间，形成了严格的报灾制度，规定灾害发生后，各级地方官必须据实逐级上报，作为灾情的原始依据。受灾，再于一个月的时间里查核灾情的详细情况，报灾有期限要求，逾期不报或迟报，都要受到降职或罚俸的处分。

到了近代，龚自珍提出了“农宗论”，试图以宗法家族关系来解决社会上严重的流民问题，实现所谓“宗族社会福利保障”。从宗法家族关系角度入手，构想了“宗族社会保障”的典型模式。

洪秀全提出“有无相恤，患难相救”，主张饥荒地与丰收地相互周济这是中国古代所有的救荒思想家所不敢预想的。

郑观应提出赈荒救灾论注重救荒宣传。号召人们节省奢靡消费，慷慨解囊，参加赈荒救灾。认为查验灾情是赈灾至关重要的环节，而作为灾情的核验者，查赈官员必须做到廉洁自律，严禁徇私舞弊。收恤灾区妇女。他主张采取加厚赈粮，代为收赎等办法，收恤遣还灾区妇女，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康有为的社会救助思想，移民垦荒。权工警惰。恤鳏寡孤独.（二）从广义和侧面上讲

古代的社会救济主张主要可以概括为：薄赋税，轻徭役，给土地，例如： 孔子提出“薄赋敛”、“富民”、“惠民”等极具影响的社会福利救济主张，薄赋敛 不要误农时，不要过度劳民。提出“富而后教”的社会教化论。孔子非常重视社会教化的作用。包括帮助社会成员解决物质方面的困难，又包括了满足社会成员基本文化需要方面的内容。

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为核心的统一天下，谋求安定幸福的济世之方。制民恒产。.所谓“制民恒产”，是建议统治者给老百姓以一定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国家把给予每一农户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下来。规定了社会基本保障线。主张国家的赋税、徭役必须有一个明确制度，不得任意对百姓侵夺。对普通百姓施行“薄税”政策，以减轻农民负担。

《周礼》提出免服徭役。对于老者、疾者这些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者，准予免服徭役。管子试图发挥封建国家政权的作用，来调解贫富，夺富予贫；提出了生产者保有产品的最低比率问题，提出了当时农民的最低生活线；提出百姓生活的“贫穷线”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为封建国家控制“贫富分化“之度，制定相应的赋税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为无为，事无事。

老子把天道自然无为论运用于人类社会，提倡无为政治。当然，所谓“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而是以顺乎自然的态度来处理世事，不强为。总结起来就是与民休养生息。

汉初的赈灾与优抚。放贷指政府贷给灾民种子、粮食、牲畜、农具等生活和生产用品，以帮助灾民维持生产和生计。徙流民，指政府将因灾荒而外出求生的流民有组织地迁往某地就食，以减缓灾区的压力。还做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队复员安置工作，其具体举措对后世封建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常平仓制度用来平抑物价，在后世也是产生深远影响，为后人所模仿，从侧面有助于社会的救济。

董仲舒提出限制大地主占田的数量，满足那些缺地农民的要求，堵塞兼并的路子。而从社会福利思想角度看，“限民名田”主张的思想价值在于，它把贫苦百姓基本生活、生存权利的保障，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造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达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认识深度。

王符提出了“遏利”的主张。认为天下的“利物”都是“天之财”，不可强取多得。重视农业生产，给农民以土地，尤其要爱惜民力。珍惜百姓的劳动时间，是统治者必须使百姓有生产的时间。滥用民力，巧取豪夺，必然导致民穷国乱的悲剧。要想富民、爱民，必须从“省役”、“爱日”开始。王符把“爱日”作为封建国家的治乱标准，要求统治阶级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力役剥削，“与民休息”，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进步性，体现了他关心人民饥荒和发展经济的进步思想。同时，王符把保障百姓的劳动时间作为社会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他在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上的一项独创。

当然，一些当时的异端思想在社会救济中也占有一席之地。鲍敬言断言君主是现实社会灾难的根源。提出贫苦百姓要实现“养生丧死”、“安老怀少”的社会理想，就必须建立一个“无君无臣”的社会。他对统治阶级对百姓的“赈灾”活动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些金银、粟米本来就是从百姓身上搜刮而来的。他已朦胧地意识到，在君主专制的剥削制度的条件下，劳动人民不可能摆脱贫困，享受真正的社会福利。

阮籍构想出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无君无臣，万物自理自定的社会。

明开山皇帝朱元璋提出令民归耕。承认以被农民耕垦或即将开垦的土地都归农民所有。减免赋税。

王艮蔑视宋明道学推崇的“圣人之道”，认为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从社会福利思想角度看，上述观点提出了统治阶级满足人民基本生活要求的合理性，对加强封建社会宗族保障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百姓日用即道” 也就是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包含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

李贽思想的核心有“童心说”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所说的“童心”，实际上就是“人欲”，认为私利是人的基本忏悔，是人们从事一切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原动力，这就肯定了个人欲求的合理性。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和“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的观点，直接向封建正统的理学宣战，在明季思想史上书定了光辉的一页。

顾炎武提出“自私之心”是人类的一种合理的欲求，只有人人都能自私自为，天下的大公才能形成。

列举了以上众多人的，无非说明一点，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思想，从广义或者侧面上讲，这些想法或者做法对救济是有实质意义上的帮助的。

第三、中国古代社会救济最主要的实施步骤

（一）统治阶级上层德政

在众多的历代思想家们的设想和福利救济思想下，统治者本着维护统治的动机和压力，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要强调一点，科层制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中国历来都是把这个制度发挥得有点变态。所以中国的福利救助主张或措施都是从上到下实施开来，当然也有特殊情况，这里我们不多强调。那么，德政无疑是统治阶级实施社会救济的主要方式。通俗地说就是施恩与民，无论是正面的直接给予物质上的救济还是从政策上与民修养生息，薄赋税，轻徭役，给土地，都是通过德政，也就是统治阶级实施下来，差不多这样的指令只传达到县一级政府。然而具体的福利救济要落实到真正的个人身上，还得靠我们接下来将要阐述的宗法社会福利的方式.（二）福利社会的渠道——宗法

现代社会是以行政手段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向社会推行具体社会福利措施，为了有效地福利资源的分配，又设立专门机构来提供有效服务。于是，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机构因而诞生。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福利资源流通的渠道有一套有效而便利的方式，即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从西周建立以来，一直绵延至今。作为一种基层组织，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那么什么是宗法呢？远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着对天的敬畏，这种天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也是天地万物、宇宙生民的源出者。《泰誓》上宣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这里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 ”，强调一种源出于亲情的关系，这种关系尤其是对人而言，因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天地中最为尊贵的。这种以天为人父母的天人观，到殷周时期进一步发展为天帝—天子—庶民的三级关系。周公建制时，把天帝—天子—庶民三级的人伦关系加以泛化，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宗法制：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百世不变；庶子受封为大夫或诸侯，相对于周王而为小宗，在其封内又为大宗；他的庶子又受封为卿大夫，相对于诸侯为小宗，在其宗族中又为大宗。如此逐层递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系统。虽然西周血缘性的分封制以后由秦朝地方性的郡县制取代，但宗法意识却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中国民间的基层组织，仍随处可见聚族而居的乡民。他们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主，基本上一个自然村落的村民都同姓，并拥有共同的祖先。

对宗族成员的“纪理”和“会聚”，是宗族最主要的两种内部职能，后者即宗族对族人的救济及其规则。宗族救济与一般社会性的慈善事业不同，后者基本上是限于对救济对象的物质性赈济，而前者除物质性赈济以外，再进一步包括诸如“可以为师则延之，以教子弟；有高标雅操则推遵之，以为一家式”[6]，从而形成了“通融周济，各尽其长，各施其宜”的特殊的救济方式。此外，宗族救济的目的不是所谓“普渡众生”，而是通过对同姓同宗之间财产上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来维护一个特殊血缘团体的稳定。宗族的“纪理”职能主要是达到联宗收族的的目的，并以宗教内部的制度及其管理为途径。自北宋以来，民间的宗族制度日渐完善，有家训、乡约等条规，又有自成体系的族规、族谱及祭祖仪节等约束族人。宗族也依靠乡里组织的支持来保证及加强其威信。所以，宗族成为乡里政权在经济、思想、政治、组织上控制百姓的延伸手段。政府有关的福利措施最终也依靠宗族组织有效的贯彻下去。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直接网络，在封建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整个社会的福利网络是以宏大的宗族为基础，宗族如一个大家庭管理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也起着强大的经济保障功能。政府一般只到县级，基层的组织是宗族。政府的救济活动通过宗族很便利的实施下去。第二，在水旱灾害来临时，宗族内部协同抗灾，这是个体力量所难以达致的。同时，宗族自身为贫苦无依者施行救济。第三，族田族产的收入除用于祭祀先祖外，还用于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第四，彼此间的守望相助以亲情维系，为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第一道网络。自近及远地扩散社会保障系统。家是个体生命最终与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是扩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这种国家观奠定了传统福利思想的基调，同时也规范了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渠道。

第四、历代思想家对于社会救济主张的思想贡献

儒家思想中的社会福利主张最为丰富。孔子“重礼”与“贵仁”。“重礼”、“贵仁”两个方面构成了孔子社会福利思想的基本的理论前提和研讨问题的出发点。孔子的“礼”论中所包含的“反对残酷的剥削压榨。“有道”社会的福利观、“惠民利民”思想、“富而后教”的社会教化论。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为核心，人性善说与重民论。孟子社会福利思想的总框架，主要是建立在他的“性善说”和颇具民本主义色彩的“仁政”学说的基础之上。从“民贵君轻”的基本命题出发，孟子提出君主必须“爱民”、“利民”、“重民”，而不可“虐民”、“残民”、“罔民”，进一步展开了其重民思想。墨子 “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爱民”、“利民”

老子的社会福利思想天道均平、为无为，事无事。

王符提出天以民为心，指出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要以顺民心为本，采取敬民、利民政策。告诫统治者要实行使民安乐的政策，“以恤民为本”。其“爱日说”要求封建统治者对百姓施行“德政”，采取“爱民”、“利民”、“惠民”政策。

阮籍和嵇康提出了理想社会的模式，并大谈“养生论”，要求统治者节制贪欲，减轻剥削，使贫者、弱者、废疾者能够全生。

李觏从“礼论”到“生民论”，“礼”最大的作用在于保障百姓的生活。“利”就是情欲，是自然的、合理的，是“礼”的基础。但对“利欲”也要加以限制，使之符合“礼”。

李觏通过独有新见的“礼论”，为其社会福利思想主张的提出，提供理论依据。其独具特色的“礼论”为基础，系统阐述了“富国富民”理论。

作为“异端“思想家，邓牧则认为，封建君主是造成暴政的原因，是百姓的压迫者，根本不可能给人民带来社会福利。王艮蔑视宋明道学推崇的“圣人之道”，认为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从社会福利思想角度看，上述观点提出了统治阶级满足人民基本生活要求的合理性，对加强封建社会宗族保障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李贽“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热烈肯定。其主要观点有“童心说”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把“民利”放在了第一位，认为“民利”高于“君利”，“安民”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

顾炎武“亲民论”“自私之心”是人类的一种合理的欲求，只有人人都能自私自为，天下的大公才能形成。

唐甄提出“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其二，“夫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唐甄把“富民”提高到“立国之道”的高度上，“富国”的核心内容是“富民”，如果民贫，即便是国家府库中财富堆积如山，也只能算作是“贫国”。

洪秀全“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平等论等等。

第五、总结及个人看法

我们大概可以对这些思想做一个简单的分类：第一类是说封建统治者们，你们该干嘛！我们希望你干嘛，你怎样做事对的！怎样做事错的！第二类是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我们希望你统治者怎样做我们才觉得最舒服！然后第三类就是具体的措施，一些亡羊补牢的办法。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政治观念上有一个很大很明显的差异，那就是中国人总是会坚持一种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这东西是经过我付出代价得到的，那么我一定会最大限度不择手段地守住现有的东西，而不论他是否顺民心，顺天意。”在西方社会则不然，如果说在现代以前西方国家政权跟中国一样，那么我只能说，现在中国的政权是如此的死脑筋，转不过弯。这就是中国人的特性，当然我也包括在内，即使我在这里把当权者的弊端否定批判得体无完肤，觉得他百般不是，但是假如我成为当权者，我也会跟他们一样为了维护统治做着天理难容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我们，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变过。我们张杨着民主的口号做着专制的事情，以前是一个人，如今是一群人，形式变了，内容却没有变。那么谈到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主张，我浅浅地摸索了一下从先秦到民国孙中山为止的历史，我想，把救济定义为维护自己统治是最恰当的，所有的主张措施都围绕这个来进行。

最后，真正考察下来，在古代的救济主张之中，我们如果医学的三级预防作为比喻的话，那么属于“未雨绸缪”和“曲突徙薪”的思想占绝大多数，而属于“亡羊补牢”的占很少一部分。通俗的说就是说的多，做的少，因为说话的人都不是办事的人，办事的主体是封建统治阶级，他才不会太在乎你问人墨客说些什么，一切为了统治，才是最初的出发点，最终的目的和王道！

第三篇：《古代社会》读书笔记

《古代社会》读书笔记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自从问世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古代社会》以细致及全景式的描写展现了一幅古代社会的宏大画卷，触及到人类社会由野蛮到文明进程中的很多重大课题，重建了原始社会史，对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的研究尤为翔实、深刻，其中有很多真知灼见，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重视，马克思曾作了详细的读书摘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 也引用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第一编是《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作者认为：“发明、发现是互相建立在累进的关系之中的，各种制度则是立于展开的关系之中的”，并且指出：“政府的一切形式都可以归纳于两个一般行的方案之内„„第一个方案是一个人为基础，是纯粹一人的关系为基础的东西，组织单位为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第二个方案是一领土及财产为基础的，可以区别的一种国家。”（第6页）作者在后来的论述中也是延续着这种思想来论证人类文明的进程的，从第一方案过渡到第二方案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人类社会也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摩尔根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七个阶段，即野蛮低级状态、野蛮中级状态、野蛮高级状态、开化低级状态、开化中级状态、开化高级状态和文明状态。从而体现出人类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体现出作者的进化论观点。在《生存的技术》一章中，摩尔根提出了人类食物的五种类型：在有限的住地上以果实草根为为食物的自然生活；鱼类生活（最早的人工食物）；借栽培而来的淀粉性食物生活；肉类及乳食的生活；由农业而发生的无限制的食物之生活。同样的这也体现出作者的进化论观点。

不过摩尔根对于人类制度的看法却有些唯心主义的成分，他说：“人类的主要制度说从极少数的原始思想萌芽发展而来的证据积累的一部分；并证明人类制度的发展途径与方法是预定了的，同时又证明这些途径与方法的歧异是被人类心灵的自然逻辑及能力的必然的界限所限制于狭窄的范围以内的。”（16页）——人类制度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结果，并且各地的制度也不尽相同，因而决不是预定的。

摩尔根把家族分为五种形态：血缘家族、群婚家族、对偶家族、父权家族、单偶家族。展现了人类家族的变化发展的进程。

在谈到古代文明的主要贡献时，摩尔根认为：“文字的使用，或在石上刻象形文字，提供了文明开始的最适切的标准，倘若没有文字上的记录，历史与文明，都不能适当的说已经存在。”（30页）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一大飞跃，也是走向真正文明的开始。摩尔根接着又说：“在人类的各支中，雅利安族及闪族是最早脱离开化状态的；他们其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他们与不同种族的混合。由于他们食物的优越性或是由于获得了地利，也可能是由于这些原因的总合的结果，这两族实际是文明的建立者。”（35页）这一段文字虽然不多，却很重要，为作者在后来论述古代希腊、古代罗马较早地过渡到第二方案，进入文明社会建立国家，而美洲、大洋洲的土著居民却还处在古老的部落社会提供了很好的注解。亚欧大陆种族众多，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便于人类的生存发展，种族融合频繁，容易促进社会进步。美洲大陆相对孤立，物产相对贫乏，生存条件不如亚欧大陆，人口数量较少，而且比较分散，种族融合机会较少，社会发展缓慢，大洋州更是如此。种族融合、地理环境因素，这对现在仍然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美国的快速发展和它本身的地理因素和移民国家有莫大关系。

在《人类发展进度的比例》一章中，摩尔根认为人类社会是呈几何级数的，人类发展的进度是越来越快的。

在第二编《政府观念的发展》中，摩尔根主要论述了美洲易洛魁部落社会及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作者采用了进化论的观点来论述古代社会发展的历程，认为氏族社会曾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地。为了说明他的观点，用了很多的实例。澳大利亚卡米拉洛依部落实行婚姻级别制，还不是成熟的氏族社会，因而其氏族还是很幼稚的。作者对氏族组织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摩尔根给氏族这样进行定义：“一个氏族组织，就是依有共同的祖先，以氏族名称相区分，以血缘关系相结合尔成的一个血缘组织。”（62页）并认为女性本位是原始的法则。

摩尔根以氏族为基础比较了美洲土著、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府方案。美洲土著的政府方案是：第一氏族；第二胞族；第三部落；第四部落联盟。古代希腊的政府方案是：第一氏族；第二胞族；第三部落；第四民族。古代罗马的政府方案是：第一氏族；第二古利亚（胞族）；第三部落；第四民族。

摩尔根认为：氏族制的出现基于三个主要的概念，即亲属的纽带，纯粹的女性本位世系以及氏族内婚的禁止。他还详细列举了氏族成员的权利、特权及义务：

（1）选举世袭酋长及普通酋长的权利。

（2）罢免世袭酋长及普通酋长的权利。

（3）遵守在氏族内禁止婚姻的义务。

（4）已故氏族成员的遗产继承制相互权利。

（5）援助、防卫及复仇之了相互的义务。

（6）对氏族成员命名的权利。

（7）收养外人为氏族成员的权利。

（8）宗教仪式、审问。

（9）共同墓地。

（10）氏族会议。（69－79页）

这些功能于职权，对于氏族组织予以活力和个性，并且保障了氏族成员的个人权利。

而胞族是比氏族高一级的组织，“胞族是属于同一部落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为了

某种共同的目的所结合而成的一种有机的联合或组织。”（86页）易洛魁部落的胞族有八个氏族，分成两个胞族，即第一胞族和第二胞族。易洛魁部落中的胞族，一部分是为了社会的目的，一部分是为了宗教的目的，如球类竞技、谋杀案、葬礼等等事务。胞族对于所属氏族的世袭酋长即普通酋长的选举有直接关系，享有否定和肯定的投票权。

部落是操同一方言的氏族所构成，部落的特征如下：

（1）具有一部落领土即部落名称。

（2）操一方独有的方言。

（3）授予有氏族所选出的世袭酋长即普通酋长职权的权利。

（4）罢免世袭酋长即普通酋长的权利。

（5）具有一种宗教上的信仰及崇拜。

（6）包含一酋长会议的一个最高政府。

（7）在某种情形中部落得设置一领袖酋长。（109页）

部落联盟是在平等的基础上，部落之间的联合，地方自治、各部落依然独立。部落联盟有两个重要的组织，一是世袭酋长大会，二是军务总指挥官。

通过这些分析，摩尔根认为美洲土著没有真正建立过君主制的国家，很多人把墨西哥的阿兹忒克联盟当作一个君主制国家，实际上是一个误解。美洲土著的最高

社会组织是部落联盟。

在论述古代希腊社会的发展历程时，摩尔根认为君主制和氏族制是决不相容的。英雄时代的雅典民族是军事民主政治，是一氏族为基础的，它有三个组织，即酋长会议、阿哥拉或人民大会、巴塞勒斯或军务总指挥官。这时的雅典仍然处于第一方案之中。当雅典人在领土与财产的基础上建立其新的体制时，其政府是一种纯粹的民主政体。

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为了突破氏族组织，希腊的杰出人物不断地进行改革，瑟秀斯曾把人分为名族、农民、工匠三类。索伦立法把人分为四个阶级，即第一阶级可担任高级职位，第二阶级服骑兵役，第三阶级服步兵役，第四阶级服轻装步兵役，第四阶级无任公职，不需要纳税，在人民大会中是成员，具有投票权。克来斯瑟尼斯的立法及政治社会的建立时期，阿提喀分为100个德姆或市区，并登记财产，市区内之人享有地方自治权，选举市长等。十个德姆为一地方部落，类似后来的郡。这次改革最终使希腊社会进入到第二方案。

为什么易洛魁人没有形成民族而希腊人形成了民族呢？摩尔根认为是希腊的各种宗教仪式成为希腊人的全民的公共活动。希腊部落的巴塞勒斯掌握宗教上的职能，也充当司法首脑。氏族通过宗教仪式，不断促进氏族团体间的结合，使希腊人逐步成为希腊民族。罗马民族的形成也与此相似。摩尔根的解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夸大了宗教仪式的作用，因而很难令人彻底信服。

罗马政治社会的建立与希腊有些相似，但最终形成使使一个半贵族政治、半民主政治的混合政府，原因是罗马人具有很强的军事精神，尚武成风，擅长于军事形式来组织和管理事物。此外，摩尔根还忽视了希腊和罗马不同的文明形式。希腊在早期城市繁荣，商业发达，航海便利，希腊人喜欢冒险，勇于探索，心态开放而包容，属于海洋文明，在进行商业交往中需要贯彻平等贸易的契约式原则，从而使这种平等观念深入到政治社会。罗马在早期更善于陆地上的战争和掠夺，商业文明不及古代希腊，大陆文明特色显著，民主平等观念不强烈。

氏族制的解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氏族组织虽然具有民主的形式，但缺乏开放性和进一步的创新性。外来移民的融入，城市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大量涌现及私有观念的发展都对氏族组织起着解体作用。

通过摩尔根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氏族在古代社会进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氏族制奠定了人类社会的初步民主制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却越来越不适应，最终陷于解体。摩尔根对古代希腊社会似乎很欣赏，似乎有美国民主制的影子，作者借此来证明古代世界曾普遍地存在着以氏族组织为基础的原始民主社会。现代民主制是在古代原始民主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酋长会议或元老院相当于现在的参议院，人民大会相当于现在的众议院，这两者相当于现在的立法机构，领袖酋长或军务总指挥官相当于现在的总统，罗马的大法官和近代的法官都是从古代的市政长官演变发展而来的。但摩尔根似乎夸大了氏族组织的作用和影响，近代的欧美民主制度是否脱胎于古代社会以氏族组织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还很值得商榷。摩尔根在《人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一章中，从现实的依据出发，来寻找氏族组织古老的痕迹，但他的推论有时也也不免望文生义，如他对“中国百姓”的解释是不正确的。

摩尔根在第三编《家族概念的发展》中阐述了家族制的变化发展，在这里，作者不是通过直接的证据来论述，而是通过亲属制的分析来进行研究，如通过亲属称谓进行间接的推理论证。

摩尔根在第四编《财产观念的发展》中，作者讨论了财产在几个文化阶段中的发展，有关所有权和继承权的法则，以及财产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总体而言，摩尔根在结构全书时，总喜欢以现存的部落社会来论证其他地区的人们在早期也是如此，即美洲土著、大洋州土著的今天时我们文明社会昨天的古代文明，这种论证方式提供了一种构建原始古代社会的方式，但总有欠缺之处。我们

第四篇：古代社会读后感

《古代社会》读后感 [原]

2006-09-18 23:02:06|分类：|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古代社会》是近代社会以来对于原始人类社会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一部巨著。恩格斯曾盛赞它为“一本象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1著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是美国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古代社会》一书是其亲自深入访问印第安人居留地，观察他们生活，探询他们风俗习惯，采集各种材料完成。书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人类原始社会发展规律所提出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对社会学、历史学均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亦为人类文化发展研究打开了一种新的视野。

《古代社会》全书共分为四编，每一编内各自分有章节。第一编题为《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它由三章组成，总的概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认为人类的进步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的，将文化的发展按其设想，划分为七个阶段：低级蒙昧社会、中级蒙昧社会、高级蒙昧社会、低级野蛮社会、中级野蛮社会、高级野蛮社会、文明社会，每一阶段各有其特征。认为人类在征服地球的过程中，通过五种相承的生存技术：天然食物的获取，鱼类食物的获取，淀粉食物的获取，肉类和乳类食物的获取，通过田野农业获得无穷食物最终控制了生活资料，并取得智力发展的永久支持。回顾人类发展道路，作者认为愈是落后阶段，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就愈大，而与之相应的所经历的时间也就愈长。

第二编题为《政治观念的发展》，共十五章。分别以易洛魁人、加诺万尼亚族系诸部落、阿兹特克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人类的其他一些部落为例，说明了人类在蒙昧阶段的后期和整个野蛮阶段之中，一般都是按氏族、胞族、部落组成，并形成了氏族——部落——联盟一种由低级至高级的发展方式，这些基本的古代社会的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彼此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其内部成员亦有着各自相应的权利、特权和义务，而这些，恰是人类思想中政治观念形成、发展的基本。

第三编题为《家族观念的发展》，此编共六章，论述了古代社会中存在的五种顺序相承的家族形态：血婚制家族、伙婚制家族、偶婚制家族、父权制家族、专偶制家族各自的产生、构成及特点，记录了人类家族婚姻形态的发展过程，以及其如何由蒙昧走向文明。第四编题为《财产观念的发展》，共二章。其通过描述人类对财产占有欲从无到有，以及蒙昧社会到高级野蛮社会中三种继承法（在本氏族成员中分配财产——在同宗亲属中分配——子女独享继承权）的发展过程，论证了人类财产观念的发展，说明了人类从蒙昧走向

文明的历程。

对于《古代社会》一书的理论观点，大约在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其的借鉴，已广为史学界所吸收、利用。对于其是否符合中国真实的历史情况姑且不论，是否有史料相证也可不论，摩尔根通过长期田野调查为我们所提供的现实材料以及总结得出的相关理论仍具有相当分量的可靠性与说服力。

若以今天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状态与《古代社会》中所描述的印第安部落状况相对应，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的岜沙苗寨的苗人，约2000人，分别在月亮山附近的五个寨子里，主要从事稻作，辅之以狩猎。岜沙人有着自己特有的社会组织方式，即是“鼓”，一个“鼓”便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基层单位，而岜沙村寨就是由“鼓”这个基层单位所组成，其中“寨老”是“鼓”中的自然领袖，有几个德高望重的又熟知祖先规矩的老人组成，寨老们按照祖先留下的“议榔”方式讨论并制定村寨中各种规章制度，即“榔约”。参照《古代社会》中“氏族就是一个由共同祖先传下来的血亲所组成的团体”○2（P62），“鼓”实际上就是一个氏族，而岜沙则是由“鼓”所组成的氏族聚落，并有着相应的功能属性。尽管其地域有限，人口有限，力量薄弱，资源贫乏，但无论从领袖选举，不成文的“议榔”立约，均可看出它仍不失为一种完备的社会组织形式。由于岜沙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与外界文明社会接触甚少，故而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与摩尔根调查的印第安部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二者均处在一种社会缓慢发展的时期。此外摩梭族的“走婚”，四川省木里县俄亚地区的“安达”婚○3等，均可与《古代社会》中提及的伙婚制，偶婚制等家族形态相对应。但是也存在一些特例，如贵州从江县的山谷沟壑中有一个叫占里的侗寨，与一般村寨相比，其特殊之处在于对人口的控制。在占里，青年男女社交十分自由，但在成婚之日，新娘不能留宿夫家，三天后回到娘家，此后三至五年内均在娘家居住，只有农忙时节，或是重大事情需要媳妇出面时，女方才回到夫家，此种“不落夫家”的婚姻家庭形态很难从《古代社会》摩尔根所提出的五种家族形态找到一致的对应。而其产生的结果，就是使得占里人多早婚但不致早孕，据统计，其妇女的生育年龄多在22岁以上，且一对夫妇通常只生1～2个孩子，占里人对于人口膨胀所带来的后果早有认识，“崽多无田种，女多无银两”，“一窝树上一窝雀，多了一窝就挨饿”，并立下寨规：一对夫妇有50担稻田可养2个孩子，30担稻田只可养一个孩子。占里人一直谨遵寨规，将占里人口控制在适度范围内。1970年统计，占里全村人口729人，至1999年，占里人口为726人，总户数未见增长。尽管占里仍保持着男耕女织的古老生活方式，未见有现代生活的丝毫浸染，但其在人口问题上的认识、措施，却远远走在人类文明社会之前，与之相应的，占里的刑事案件发生率为零，生态环境也保持得相当良好，也许摩尔根所界定的现代文明在某些领域并无法囊括方方面面。

从研究角度来讲，《古代社会》更应是一部社会学、人类学著作，但在某种程度上，其对历史研究视野的扩展亦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作用。摩尔根在论及部落的扩散时，曾提到“任何一个地方，如果能逐渐发展到人口过量从而移民运动的发源地，那就必然在生活资料方面特别富裕。”○4（P107）从黄河、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发源似乎恰可印证这一点，其亦可作为移民史研究的一个论点。实际上，《古代社会》的相当多理论观点，无论是否合适，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早已得到广泛的贯彻与应用。

第五篇：科举制度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演变

1科举制度的创立

隋朝初是以秀才、明经等科选拔官吏，到隋炀帝统治时期设置进士科，宣告了旧的以门第为 主要依据的选官体制的结束及新的以进士科为代表的科举制的诞生。唐代科举考试分制科和 常科。制科主要应试对策，也就是对时政的看法和建议。唐代常科的科名有秀才、明经、进 士、明法、明算等五十多种。进士科以考时务策为主，后来也考帖经和杂文。唐代参加科举 考试的考生大体有两个来源：一是朝廷所设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地的州、县学馆 的学生，称为生徒。二是不在学馆的普通读书人，可以向所在的州、县官府报考。在唐代，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下一步还要经过吏部选试合格，才被授予官 职。选试包括身、言、书、判四个方面。

2科举制度的发展

宋代在革除了唐代科举制弊病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当完整、严密的科举制度，成为封建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科举实行三级考试，解试（州试）、省试（礼部试）、殿试。解试由地方官府考试举人，然后将合格举人贡送朝廷。举人参加解试合格 的，由州或转运司、国子监等按照一定的名额送礼部，参加省试。省试合格者由礼部奏名朝 廷，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凡登科进士，一律由吏部立即授官。宋代科举考试向 士大夫广泛开放，对于各科举人，不重门第，只要文章合格，就可以录取。辽金、元朝时期 基本上沿用宋朝科举制度。

3科举制度的鼎盛和僵化

明代至清代中叶前这一时期，科举制度走向鼎盛阶段。科举制度各方面的规定已经成熟，建 立了系统的法令法规，社会各阶层从上到下无不重视科举考试，科举制度成为了国家政治生 活中影响最大、最基本的制度之一。这一时期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科举制度与教育 制度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学校教育成为应对科举考试的重要工具；考试内容与规则格式化，并与宋明理学相结合，严格限定出题、答题范围和格式，从而形成“八股文”；考试科目 也趋向于单一化，主要有进士一科；考试程序更加严密，实行四级制考试体制，即童试、乡 试、会试和殿试；科举考试与明清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完全融为一体，其 影响力不仅局限于中国，还播及海外。随着封建社会晚期的到来，科举制度渐渐趋于僵化，各种弊端日益突出，最终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到1905年8月晚清政府废止了这一制度。

二、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一）积极影响

1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

实行科举制度一方面把分散的人事选拔全完全回收中央，另一方面又使政权的社会基础 更为扩大，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 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使中国封建 社会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增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有利于传统中 央集权国家的发展。 2为封建国家行政机器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了管理效能。

自隋唐以来，历代有作为的将相辅臣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学而优则仕”者，如宋代的 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明清的张居正、林则徐等等。在这些人才中，大多都意气风发，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由此可以看到，科举考试制度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又一 批较有才能的人士，尤其是将广大中下层出身贫寒人家的子弟充实到统治队伍中，它不仅提 高了封建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而且还为封建统治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封建管理阶层的 新陈代谢，为社会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3弥补了人才选拔制度的不足，改善了封建社会的吏治状况。

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传统人事选拔方式上的不足，彻底 打破了官僚贵族世家依仗门荫资历对选官的垄断，通过实行公开报名、平等竞争、择优录取 的原则，在较大的社会范围中开辟了一条入仕途径，在社会上形成“公平、公正、合理”的 观念。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封建国家官吏队伍中知识分子的比例大大提高，他们中许多人能 以封建礼教约束自己，敢于抵制官场腐败现象，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吏治状况的改善。唐宋明 清各个朝代，凡国事隆盛、吏治比较清平的时期，都是科举考试制度与官吏队伍建设结合得 比较好的时期。

4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由于科举考试制度为广大学子提供了获取功名的机会，一方面大大激发了中下层阶级的 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隋唐以后，随着时势的不断发展，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科举考试的生源主要来自学校，而学校主 要为培养应试士子而设立，学校教育的目的主要就是为统治阶级培养所需的人才。“为应科 举而兴学重教”，在当时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如北宋时期就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即： 公元1044年范仲淹普建州县学；公元1068-1085年王安石创立太学三舍法；公元1102-1106年 蔡京增加太学名额，实行毕业授官。

5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据记载，早在唐中宗时期，日本建立了模仿唐代制度的考试选官制度。16世纪以后，我 国的考试制度愈来愈受到世界的瞩目。孙中山先生在考察欧美各国考试制度后指出：“现在 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 学过去的”。胡适说：“我在国外的时候，时常感觉到，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公开的客观的文官考试制度。没有一个国家的考试制度，能够像我们这样久远，严密 与公开。”“反观西洋国家实行文官考试制度，至多不上二三百年，而且都是受了中国的影 响的。”到1 9世纪中叶,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为欧洲知识界普遍知晓，朝鲜和越南也曾长 期实行过科举制。毋庸置疑，科举制度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 献。

（二）消极影响

科举制度在其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考试内容

科举考试内容过分强调文学诗赋，而忽视了其他促进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文化知识，尤其是 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忽视，这对中国文化的畸形发展以及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不能不产 生消极的影响。

2考试形式

科举考试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考试形式也日益走向僵化，因循守旧，漏洞百出，特 别是明清以后实行的八股文制度，完全脱离现实生活，无法培养士子们的实际能力，反而强 化了人们投机取巧的考试心理，败坏了学风，腐蚀了心灵。3科举制度的价值导向

科举制度虽然达到了选贤任能的目的，但它也把人的思想束缚、禁锢于一定范式中，民 主意识被无情地扼杀了。同时，科举制度强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贵族观念，引 导人们轻视社会各行业，轻视生产实践，使知识分子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生活，造成中华民族 在表面的文化繁荣下日益空洞衰弱的颓唐之势。

三、科举制度对行政人才选拔的启示

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要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历史发展表明,重视官吏培养有助于提 高统治阶级、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从而提高国力。在当前条件下，如何为国家不断选拔、培 养有执政能力的行政人才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之一。只有把优秀的人才汇集到各级行 政部门，充实到各项行政管理事务中，才能保证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因此，在我们大胆引 进、吸收和效仿西方人事管理思想、制度和技术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曾经 影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一千多年并对世界做出贡献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

1考试选人是行政人才选拔的一种有效方式。

官员的考核和选拔自古就是一个难题,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在探求一种最能体现“公正、公平”、最能有效为国家选到真正有“德才”的管理人员的选人方式。回顾科举制度的发展 历程，我们可以看出，通过考试选人是最接近这一目标的一种有效的人才选拔方式。中国封 建社会的几个主要的朝代，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发现、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尽管这种选人用 人的制度像古今中外任何一项制度那样，都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在以前一度受到 了来自于各方面的非议和批判，但是我们更应看到这一制度其实有着非常合理和较为科学的 内核。首先，通过考试选人可以为社会各阶层的有志之士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使他们有机会脱颖而出，为国效力。其次，通过考试选人将大大扩大行政人才的选拔范围，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行政人才“入口小”的问题，弥补传统“委任制”的不足。最后，“考”而优则士符合“任人唯贤”原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任人唯亲，有利于形成“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环境。

应该说，通过考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综合反映一个人的知识、能力与思想素质。因为通过考 试起码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出这个人平时是否注重“讲学习”，是否注重对实践的观察与思 考。同时也可以从侧面了解到关于这个人的修养、知识结构、性格气质以及看问题的视角、处理问题的方法与能力等方面的情况。历史也证明，通过科举考试所遴选出来的并不像人们 以前所想象的大多都是些高分低能、只知道之乎者也的“书呆子”，而事实是在一次又一次 的科举考试中，一批又一批有识、有志、有才、有为之士，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 石、范仲淹、寇准、包拯、张居正等许多后来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纷纷脱颖而出，走上了仕 途，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当然，在肯定考试选人的合理性、科学性的同 时，我们更要吸取科举制的经验教训，在现行的行政人才选拔考试中，要用科学的方式全面 地考评每个人，一定要警惕出现类似“八股文”那种脱离实际、扼杀创造力、培养考生循规 蹈矩能力的考试形式。 2完善的教育体制是行政人才选拔的基础。

今天我们重新回过头来，心平气和地打量我国从唐朝到清朝所实行的、牵动天下读书人的科 举制度，我们可以看到，科举考试是社会成员获取功名、地位与权利的重要途径，社会成员 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进学校读书，学习文化知识，不经过“十年寒窗”，没有较深的 学识，是不敢问津的。朝廷通过一次次科举考试使大批有学识、有能力的人才脱颖而出，为 国效力。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次人才选拔的成功，但如果没有背后长期、有效的教育、学习过程作支撑，人才选拔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

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集团能够认识到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与教育密切相关，而身处科学技术 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的现代人，我们就更应该把这极有价值的理念发扬光大。对于担负 着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政府而言，行政人才资源能否得到科学的利用和开发，直 接影响着未来行政人员的总体素质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目前我国行政人员中，通过正规 教育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培训的人数并不算多，而且由于自身素质原 因而不能胜任所担任的职务或不能领会、执行上级政策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我们衡量行政人 才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掌握必要的管理知识、方法和专业技术知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 成的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在关注行政人才选拔的方法、程序和结果的 同时，更应该对行政人才成长的过程给予重视。也就是说，在关注“考试择人”的同时，也 要把目光放到“考前育人”上来。没有专门、系统的教育过程是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结果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要想从质和量上获得所需的行政人才，仅为备选人员构建一个 竞争平台是不够的，还应该把眼光放到行政人才的“预备队伍”或者是“准”行政人才队伍 的培养上来。政府应在现有的人才培养基础上，制定长远规划，把行政人才的培养从“小” 抓起，从“学校”抓起，应确保在选拔行政人才之前使候选人员得到必要的正规学校教育，为将来脱颖而出、为国效力奠定充分的智力基础，使行政人才的发现、培养以及选拔形成一 个良性循环的系统工程。既然谈的是选拔，就得有被选对象，如果我们不能致力于培养相当 规模的备选对象，不能夯实行政人才选拔的基础，那么选拔的结果肯定难能如愿。

3“德”、“才”是行政人才选拔的主要标准。

“德才兼备”几乎是从古至今所有国家选拔人才的统一标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现实 中评判和操作。和“才”的考核相比，对“德”的考核是最难把握的。现在的行政人才选拔 也非常注重“德”的考查，但主要是通过背书答题的方式考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时事政治等的掌握和熟悉程度。这与科举制度的区别只在于“背”和“答”的内 容不同。对一名行政人才而言，除了政治品德，还应包括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只注重政治品德而忽略其他三个方面起码是不完善、不科学的，是不能保证所选出的人才具 有用好权力所需的全面的“德”。因此，在对“德”的考核上，我们应该努力探索更科学、更合理的评价方式、方法和手段，加大量化比例及可操作性，使“德”的考核更加公正、更 加科学化。在选拔行政人才时，应该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对“德”、“才”要求 有所侧重。

4科学、民主、严格的监督机制是行政人才选拔的保障。

回顾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方面的种种积极作用，结合目前社会发展的现状，我们仍 然可以看到，通过考核和竞争来选拔人才，毫无疑问是一种较为科学和合理的模式，但如果 没有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它也只能是一种空的摆设，甚至有可能为“合法”滥用权力创造 条件和依据。所以，尽管科举制度具有较为完善的考场规则和防弊措施，但还是出现了相当 多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贪污贿赂等现象，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学、严格的 监督机制。因此，在进行行政人才选拔的时候，如果只强调有完善的考试方法、考试规则，而没有后续的管理措施，没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实行法治，同样有权力被滥用的危险，还是可能选出“庸才”或者“准贪官”来。因此，要保证考核的公平、公正、合理，就一 定要建立起科学、民主、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

5主动“猎才”是行政人才选拔方式的补充。

古代科举制度和现行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所遵循的原则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即通过考 试，实行公平竞争，按“竞争择优”原则，力图从社会各部分的广泛来源中获取人才。纵观 古今中外的人才选拔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这一制度确实比其他传统方式具有更为科学、合理 的内核。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不管是科举考试制度还是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他们往往都是 通过发布考试信息、规定考试内容、制定录用标准等方式“静候”考生“主动”前来报名考 试，然后再在众多候选人中进行人才遴选，中国传统的高高在上的“官本位”意识仍可从中 略见一二。毋庸置疑，通过这种选拔方式，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纷纷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国 家栋梁。尽管如此，部分“贤能”还是会因信息流通不畅、选拔层级过多、世俗偏见、自身 清高等原因而未能主动“抛头露面”，最终被排除在人才选拔范围之外。而在这部分人才中 往往藏有“兼济天下”、“扶社稷、安苍生”的优秀人士，如古代的姜子牙、诸葛亮就是例 证。因此，在普遍采用考任制、委任制和聘用制等方式进行行政选人、用人的同时，政府有 必要建立相应的“猎才”机制，“主动出击”，“有的放矢”，在最大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选 拔有用的行政人才。在“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开发是第一开发”等观念已形成共 识的今天，我们应该本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原则，用新的理念、新的模式去寻求在行政 人才选拔上的突破，在这一点上，已经颇受企业界重视的“猎才”制度是值得借鉴的。

科举制度从它建立之后即经久不衰，延续1300多年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终结才宣告废除，这充 分说明它是我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中最成熟、最完善的一项制度。在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深化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背景下，我们理应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科学态度，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古代科举制度进行剖析，然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寻找出对我们今天的 行政人才选拔较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选拔出优秀的行政人才是 保证整个行政体系正常运转的先决条件，要想拥有充足的行政人才资源，形成人才济济、群 贤毕至的局面，我们还需对建立“独具慧眼”的行政人才选拔体制进行更深、更具体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