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台湾意识”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嬗变

第一篇：试析“台湾意识”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嬗变

试析“台湾意识”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嬗变

作者：李理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08年04月28日

(2006年8月22-24日在厦门召开的海峡两岸“二二八事件”学术研讨会提交)“台湾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今天台湾主流意识的代名词，也是台湾两大政党共同的认同。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党外运动中的独派分子积极运用并广泛鼓吹，特别是九十年代李登辉主政以后，刻意权变台湾意识的内涵而造成的。实际上“台湾意识”这一名词，最早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史明在《台湾人四百年史》、许世楷在《台湾人意识的形成》中，作为当时日本台独运动的一个思想武器而被提出来的。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的影响极其有限，仅限于海外的台独社团中，对于台湾社会并未产生什么明显的作用。七十年代末期，“台湾意识”却以文学的观点开始登上台湾的历史舞台。叶石涛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中提出：“台湾意识是帝国主义下在台中国人的精神焦点”，是“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经验。”在叶石涛的思维里，“台湾意识”不再是史明所说的与中国对立的意识。可见与中国对立的“台湾意识”，只是“台湾意识”的一种类型，而非全部。“台湾意识”有其丰富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内容也有所不同。实际上“台湾意识”在百年来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有三次质的嬗变，内涵也因此有所改变。在日据时代，台湾意识是由民族主义、中华文化、反殖民主义这三种基本因素构成，其主体要素是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而经过“二二八事件”，台湾意识的主体要素开始转向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但其中的民族主义及中华文化因素仍然存在。本文将就此内容作些分析探讨，借以来矫正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抄作“二二八事件”，来权变台湾意识。

一、台湾意识的形成与内涵

意识是人类所特有的反映客观存在的最高形式。人的意识产生于社会生产的劳动活动过程中，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决定着社会的思想、文化及普遍认可的伦理。而有着台湾特点的社会意识，也是具有台湾特点的历史，包括血缘、地缘、经济、政治、信仰、文化传统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有一个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过程。有一些学者认为“台湾意识”早在日本据台以前就已经存在，笔者认为这是没有客观依据的。虽然大陆居民早就有移居台湾的历史，但在十六世纪以前，台湾居民中汉族居民不多，主要以原住民高山族为主。他们各个部族各有各自的信仰、文化和风俗习惯，但各部族之间也是相互分开且相对封闭的。十六世纪末期，开始有一些大陆的商人、渔民逐渐渡海到台；十七世纪，大批汉族移民开始进入台湾，台湾的社会意识开始进入一个汉民族意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荷兰人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并没有改变这一特质。郑成功收复台湾及郑氏统治台湾时期，台湾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意识是带有强烈的反清复明思想的中国意识。清政府统治台湾后，台湾不论从血缘、地缘和经济上都与大陆更加密不可分。他们有过反对清政府统治的斗争，但更加热情洋溢地投入到整个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中。所以，如果说那个时期有台湾意识，只能是中国意识范围内的一种地方意识罢了。

1895年马关条约割台，台湾开始沦入日本殖民统治。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任内起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奠定了日本在台的殖民地统治基础。日据五十年间，在台湾建立了严密的各级政府、司法机关、警察机构、户政制度、农会系统、金融财经体系，以及普及全岛的初等教育、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公路铁路交通、电力及其输送系统等基本建设。在半世纪的殖民统治中，台湾社会产生结构性的改变。日本在台的经营，主要目的在推行其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政策，为了建立商品的交易网络（亦即殖民地的剥削网络），必须从事各种交通运输建设，但亦因此而促进了全岛性的沟通联系，助长了十九世纪末叶已萌芽的全岛一体的台湾意识，有助于二十年代台湾各项社会运动的发展。

尽管日本在台湾的五十年内有相当的建设，但其本质是剥削和垄断的，除亲日的台籍买办之外，台湾人普遍受到歧视，因此抗日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正是这些抗日运动，才真正意义上的把台湾整体纳入到一个意识层面。我们不否认，经过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人阶级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地主阶级、市民阶级、农民阶级和皇民化阶级。”各个阶层的诉求尽管不同，但台湾人精英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相对于统治者的母国日本，提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口号，形成历史上的“台湾意识”主流。这种台湾意识并未排斥中国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殖民地条件下的“祖国意识”。他们所倡导的自治甚至独立运动，都是以祖国——中国为其最后的归向的。就连史明也不得不承认：“当时〔按指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民族派’的前文化协会与民众党的主要干部，不但不把这点认识清楚，反把现实的台湾社会及台湾人大众（多数者）的心理动向（台湾人意识），跟他们自己在脑筋里所幻想的‘祖国中国’‘中国的台湾’等抽象观念混淆在一起，结果，不知不觉之间，却以‘祖国中国’的幻想为基本观念来从事台湾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所领导的解放运动乃不可能直截了当的提出‘台湾民族独立’，只是心理上在‘祖国中国’的观念世界打圈子。”

但一些学者认为日据时期的“台湾意识”包涵着“台独”的因素，他们以台共提出的“独立”口号为依据。其实这显然是对历史事实的无知。如果仔细地阅读一下日本人所写的《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自会明白。最新出版的《台湾社会运动史》（警察沿革第二篇）在其译序中指出：“自日本帝国主义退出这一块殖民地后，已历半个世纪。而世事遁变的繁杂错综，始终缠绕于台湾的周围，也逐渐沸腾在台湾岛内。其间，由于现行台湾政治结构的多层矛盾，似乎也衍生出民族认同上的某种疑念。例如，有关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的‘独立’口号，便见有人时而在特殊含义下指出。然而通读沿革志第三章共产主义运动，当能理解在当年台共指导理论中从未有过以台湾独立的理论作为阶级解放理论的一部分。‘台湾独立’的词句，仅少量出现在某一时期所列举的口号中间。是则，当年台共的独立口号，实际上只是共产国际所订全球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共同题目之一，乃为了深化帝国主义内部危机而发出的策略性诉求。因此，台共人士的独立口号，再加朝鲜共党的独立口号，目的同在于瓦解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支配体制，而与其中华民族意识毫无抵触。在日本统治当局的了解中，此一情形始终清晰而确定。沿革志中的资料颇能显示出这一点。”我们不否认，此时期的“台湾意识”应当含有多种因素，但其内涵中的主体要素及支撑要素却异常鲜明：

1、主体要素——反对日本殖民统治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这一历史的变局，使台湾人不分祖籍及民族全部沦于被统治者的地位，“台湾人”在相对于“日本人”的脈落中，开始形成一个社会政治群体。“台湾民主国”以“恭奉正朔、遥作屏障”来表达对中国的认同。民间自发性的武装抗争也持续长达二十年之久。日本殖民统治者出于民族偏见及歧视，处心积虑地对台湾进行政治控制、经济垄断及文化歧视，把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关系制度化，使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清楚地意识到，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政治经济脈络下，永远都将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这种观念，孕育出强烈的台湾认同感，是刺激台湾意识形成的关键。这种被压迫的共同命运，正是台湾人集体认同形成的基础。尽管日本人在其统治台湾的五十年中，交替地使用了镇压、怀柔和同化政策，但始终无法征服台湾人民的心灵。日本据台的前二十年，发生过二十起以上的武装反抗事件。而一九二0年代后，因受世界性民族自决思潮，以及日本所谓“大正民主时期”民主主义风潮的影响，兴起一连串的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抗日社会运动。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台湾农民组合、台湾工友总联盟、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台湾共产党等团体组织，雨后春笋般在建立起来。一九三0年起，各项政治社会运动因日政当局的压制而消沉，文学、美术、戏剧等运动代之而起。台湾新文化的追求，促进台湾知识分子主动思考台湾的图像，激发台湾意识的茁长。台湾意识先期表现为一种通过武装斗争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表达回归到祖国的殷切盼望；后期则以非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表达对自身民族性的体认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坚持及弘扬上。台湾意识在这五十年中，由自发而走向自觉，已经摆脱地方意识的层面，上升成为包括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在内的具有反抗日本殖民统治鲜明特质的政治意识。

2、支撑要素——民族、文化意识

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台湾意识”作为一种汉民族意识，还表现在台湾人的文化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在日据五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台湾人民为了保存中华文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坚持以书房及诗社的形式将汉语言传承下去。根据台湾学者的调查，一八九七年三月，全台湾共有书房一千二百二十四所，学生一万九千零二十二人；一八九八年三月，增为一千七百零七所，学生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一人。尽管书房的数量无法与国语传习所相比，但它与日语学校的教育相对抗，正是中华民族意识的鲜明表现。还有连横、赖和、杨逵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著书写史，为保存中华文化，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同化政策进行了顽强持续的努力。统治台湾四十三年之后，日本在《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的序言中不得不承认：“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系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本来汉民族经常都在夸耀他们有五千年传统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台湾人对福建、广东等地，“平素视之为父祖坟墓之地，思慕不已，因而视中国为祖国的感情，不易摆脱，这是难以否定的事实。” 二、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原因

二二八事件发生在台湾光复一年后，是台湾近代史上最悲惨、最不幸的一次政治事件，当时死伤人数至今无法确定。由于事件后期是大陆国军来台镇压，故自事件发生后，至八十年代，它成为台湾政治上一个独特的禁忌。八十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后，二二八事件即成显学，当权者有意权变利用此事件，极力宣传二二八事件就是台湾的“出埃及记”，是国民党政权对台湾人的镇压。借以挑起省籍、族群矛盾，从而将台湾意识引向等同于台独意识。实际上台湾意识在二二八事件以后，确有一个质的嬗变，变化后的台湾意识确实包含着一定省籍矛盾的要素，但其主体要素并不是省籍矛盾，也不是独立意识。台湾意识何以缘以二二八事件为媒介而发生了质的嬗变，如果要想探究此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有关于二二八事件的一系列研究，特别是其爆发的历史原因。

台湾对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最早应当是从李筱峰的《战后初期台湾民意代表》（自立晚报社，1986年开始的）开始。真正以二二八事件为主题开始的研究，是从1987年以后。研究主要就事件真像的解明、事件爆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现状、事件当时台湾人的政治参与等方面入手，对其原因进行诠释。就其原因及性质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六个大的方面：

1、时代变革的产物

此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1992年出版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纂的《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它以事件当时被害者家属的口述为依据，分析了事件爆发的原因。认为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是在战后伴随着国民党政权与日本殖民地当局政权交接产生的混乱而产生的，二二八事件只是一个“偶发的都市暴力事件”，并不是“台湾独立”事件。这一见解与赖泽涵、马若孟等翻译的《悲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中的见解基本相同。此文将二二八事件放置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系脉里，认为二二八事件是由于政权交接而引起的都市政治暴动。它的远因是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影响，潜在的要因是台湾人的自尊心与大陆人的傲慢心理的冲突。根据这一性质原因，可理解为此观点是将二二八事件放在世界及亚洲的视野里进行观察而得出来的结论。此时期整个世界和亚洲都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痕恢复时期，特别是饱受战争伤害的东亚各地，反政府运动时有发生，如日本的日比谷事件，朝鲜的三一事件等。二二八事件也属于这个范畴之内，它具有偶然性。不是一个事先有预谋有准备的反抗事件，事件双方都是在事件暴发后而临机采取的一些反抗、暴力及残酷镇压行为。所以就事件本身来说，它不包涵着台湾独立的因素。

2、国民党内派阀的斗争

此种观点认为，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是由于台湾人精英卷入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而产生的。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陈明通与陈翠莲。陈明通在《派系政治与陈仪治台论》中分析认为，国民党分为CC派、军统系、孔宋组、政学系、团派等，而陈仪是属于政学系。台湾人方面有三个土著派阀势力，即半山派、台中派、阿海派。二二八事件是由反抗政学系的其它派系挑起的，而台湾籍的精英们趁机加入其中。具体的就是陈仪当初为了抑制台湾人的土著势力，而在政权体制内重用半山派。二二八事件爆发时，以蒋渭川为中心的势力，借助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陈仪派相对立的CC派相勾结，陈仪为了收拾残局不得不寻求蒋渭川的协力，结果导致大陆的精锐部队进入，最后诉诸于武力镇压。

此观点是以派系作为视角来分析二二八事件，把二二八事件归结为国民党各派系与台湾本土各派系之间的斗争结果而造成的。此种观点是将二二八事件形成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这显然有背于二二八事件是由查缉私烟事件（专卖局缉员与卖烟的妇人林江迈之间偶发的事件）而引发偶然事件这一历史事实。此种观点认为战后的台湾社会，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省籍矛盾非常明显，深层的想法是把二二八事件归结为省籍矛盾与省籍斗争。

3、陈仪政权的失政

第三种观点以吴密察、若林正丈、李祖基、翁嘉踵等人为代表。它们认为二二八事件是由于陈仪政治的失政而造成的，失政点主要表面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接收台湾的中国政府（陈仪政权）令台湾人民失望；第二是陈仪的“祖国化”政策施行方法上的错误；第三是由于台湾光复时期经济问题与陈仪的经济政策的失误造成的。此种观点在各种观点中最具有代表意义，一方面是由于它是日本、台湾与大陆的权威学者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是一般普遍人都可以接受或认可的观点。尽管他们的着重点不同（吴密察是从省籍矛盾上，若林正丈是从文化层次上，李祖基及翁嘉禧是从经济层次上），但提示的事实是，台湾人民欢迎中国接收台湾，不单纯是要求一个文化上“祖国”的认同，更是期待从政治及经济层面上能带领台湾人民迅速发展的政府，但却事与愿违。

4、民族主义意向的背离

此种观点是以何义麟的博士论文《台湾人的政治社会与二二八事件——脱殖民地化和国民统合的葛藤》（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论文，1999年）及陈培丰的《同化的同床异梦——日本统治下台湾的国语教育史再考》（三元社，2001年）为代表。

何义麟认为，二二八的研究焦点，不应只局限于其就近的战后一年半时期内的统治政策，而应当放在日本五十年殖民地支配下的社会变迁中，更应当与台湾抗日运动的精英及组织的连续性上进行分析。他认为二二八事件是陈仪主导的“从上而来的国民统合”与台湾自主的“脱殖民地化”之间的冲突，也是在日本统治时期内形成的台湾人的意识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显现。陈培丰认为“同化”有二层涵义，一是由日据时期日语教育而形成的一种以皇民文化为核心的“台湾民族主义”，另一个就是传统上的中华意识。“台湾民族主义”以台湾的近代化为主导，也就是科学尊重台湾，合理思考台湾，以民主路线作为台湾建设的方向。而中华意识中的此种因素希薄，所以二二八事变是近代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相克。

5、文化的冲突

? 台湾的一些学者，如李筱峰、许雪姬、陈仪深等从台湾人自主性立场出发，认为二二八事件是两个族群文化冲突的结果。

? 李筱峰强调文化差异因素，认为事件是“体制与中国社会迥异的台湾”，在回归祖国后“所造成的社会文化的冲突与摩擦所致”。他还说：“从文化的意义看，二二八事件是战后来自大陆的族群与本地的族群之间文化摩擦与冲突的总爆发”，是台湾光复后两岸统一的“后遗症”，而“引起这个后遗症的主要症结，在于当时海峡两岸社会的生活水平及观点价值差距太大，体制不同，彼此隔阂太深而适应不良”。许雪姬亦认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台海两岸隔绝太久，双方意识形态相差太远，而主政当局并未完全洞悉此点，而做有效的施政所致”。陈仪深也认为文化差距是造成二二八暴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此种观点也是族群矛盾的另一种说法。

6、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

此说亦源于陈仪、白崇禧等人，后期研究中持此种观点的多以日本学者为多，但大陆与台湾方面也有人从此视角进行研究，例如徐百川就认为，在部分台湾人中存在的“亲日反华的皇民意识”，也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皇民意识“一直潜存在皇民化台湾人的心中，由于不满国民党的统治，以至于余毒未消，自觉或不自觉地浮到表面而已。二二八事件所以发生得既速且烈，皇民化的台湾人在当中起的激化矛盾，升高抗争的作用，是难辞其咎的。”日本的中村ふじゑ等认为把二二八事件的原因理解为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相互欠缺理解只是一个表面的因素，最根本的原因是导致双方相互不能理解的是对于日本半世纪殖民统治的看法。

三、从二二事件的成因来分析台湾意识质变后的内涵

二二八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单纯的事件，但实质上是台湾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它使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形成的台湾意识发生了质的嬗变。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台湾的光复，使日据时代形成的台湾意识的主体性因素，已经随着日本政权的退出而消失。支撑因素也因为回归到同一文化认同圈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日据时代后期的工业化、皇民化和南进化运动，使台湾人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文化素养等得到很大提高，但他们仍然受到日本人的歧视，被当作二流国民看待。台湾光复给台湾人，尤其是台湾的知识分子带来很大希望，以为从此可以消除歧视，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通货膨胀、失业增加、政治和文化歧视等种种弊端丛生，使台湾的社会成就指数急转直下，从而导致台湾的社会期望指数与社会成就指数之间形成巨大反差，台湾社会普遍形成一种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潜流。这股潜流借助二二八事件而登上历史舞台，转变成为“台湾意识”新的主体性因素，即是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治统治。从以上六类观点中分析事件的原因,可归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五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的主要因素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设置的不当、大陆人士垄断权位、外国势力的介入、受日本人宣传的误导、接收人员的优越感、共产党的作用、官员的贪污腐化。

在经济方面的主要因素为：粮食缺乏、通货膨胀、金融市场的独占与垄断、失业率严重、生产指数低微、日产处理不当、专卖制度等等。

社会方面主要是：语言隔阂、台湾籍原日本兵看不起国军、军警人员的扰乱治安、失业者没有出路等等。文化方面则主要是指相隔绝了五十年后所产生之观念想法上的落差，如语言、器物使用之认识、商品议价的认同等等。

在军事方面，则主要是对来台接收之国军部队之仪容、纪律、装备颇有微词、陈仪以台湾无顾虑为由，调六十二军及七十军开赴华北作战、国军未能好好发掘日人埋藏于地下之武器及物资等等因素。

以上各种研究之论，皆视上述原因为该事件的“间接因素”，即是缉烟问题的非直接性原因，但不论怎么说，这些“间接因素”都是以陈仪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来台后所造成的，除了通货膨胀与粮食缺乏等战后普遍的经济问题外，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台湾人民所不能接受的“远因”呢？日本据台五十年的高压统治，尚没有发生全岛性的流血事件，而国民党统治台湾不到两年，就发生了二二八事件，能否理解它是台湾人民无法再接受过去那种被动驯服的统治，它的意识改变了，借机宣泄了对五十年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反抗及对祖国期望产生的落差感。就二二八事件中矛盾双方的主体要素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不论是党派系还是陈仪的政权，都是国民党统治的一种表现形势，是故由此成因也可以类推出二二八事件后，台湾意识的主体性因素已经发生了质的嬗变，即是由日据时代的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转向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就支撑性要素来说，日据时代的民族主义与中华文化，在台湾光复后本身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台湾的光复意味着中国意识的胜利，也意味着台湾的历史意识又与中国的意识结为一体。当时台湾人民殷切在要求良质的中国化以及高度的自治愿望，这与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体制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其实这也是整个中国人民要求民主和平的愿望与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之间的矛盾。所以追求民主就成为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意识的一个主要支撑性因素。

台湾接受西方的民主是在大正时期，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及台湾民众党的成立等等，都是民主社会思潮在台岛的体现。民主风潮对台湾的薰染，就是《重修台湾省通志》中所言的那样：“本省虽为海岛但位于海运要津，所以世界性民主思想很早就传入，因此其社会运动所表面的是具有浓厚开放性自由思想的味道。”但是由于被殖民的处境，各种社会运动及相关民主诉求皆受到压制与迫害，使得民主之苗那时在台湾并没有生根开花。

民主意识是人民对民主意涵的察觉与认识，它亦须经由不断锤炼及发展过程而渐趋成熟，而民主体制的开展才具有可能性。二二八事件使“台湾意识”开始展示一种追求近代政治民主自由的意涵。二二八事件中，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台湾的“政治民主化”，知识青年也以“争取面包、自由、民主”等口号标语来表达不满，要求政府尊重台湾人民的民主自由。“台湾民主联盟”在《二二八事件告台胞书》中强烈要求政治改革，实现民主政治，呼吁台湾同胞团结起来，共同为争取民主政治而努力。是故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民主意识的一种显现与表明，它开启了战后台湾民主运动的先河。由二二八事件过程中诉求的民主意识，在经历了白色恐怖之后，形成了追求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追求民主政治的社会意识。《自由中国》杂志的登场、中国民主党的组建、《民主潮》《公论报》的呼应、《大学》杂志的创刊等等，无不是这一意识的体现。

有一点应当注意的是，不论台湾意识在二二八事件后其主体性要素与支撑性要素怎样变化，台湾意识在此时期的岛内仍处于沉寂期。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治，唯一可以采取的反抗形式就是以出版杂志的方式进行。《自由中国》一方面延续了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方面追求民主宪政的主张，在台湾追求民主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文星》、《大学杂志》、《夏潮》等也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杂志都是由外省知识分子与本省精英人士共同参与创办，他们大都是自由主义者或是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今天某些人所说的族群民族主义者。

有人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台湾民族意识”形成的契机。说什么由于二二八事件，“台湾意识”开始转向与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中华民族诀别，转变成为台湾民族的意识，其具体的证据就是廖文毅在二二八事件后的1948年，在香港组建了《台湾再解放联盟》，第二年向联合国提出了托管台湾的要求，又于1950年在日本组成了海外第一个台独团体《台湾民主独立党》，提倡台湾人在血缘上有别于支那人的“台湾民族论”。廖文毅所主张的与中国相对立的观点，是流亡海外的一部分台湾人的想法，是对国民党统治政权的彻底失望而产生的。廖文毅本人本是一个“中华民族意识者”，在日本投降后，廖文毅等人立即组成了“台湾留学国内学友会”，在台湾光复当天出版了《前锋》，他在其中的《告我同胞书》中写到：“我们是明末汉民族中最有血气、最有革命精神、最有民族意识、最有奋斗力、最有精锐的子孙。我们不可忘记了我们有这样高尚的血统，有这样荣耀的祖宗。我们不可忘记，我们是遗传着有大陆民族血统，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五大强国中的大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民族主义者，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就马上转变成为一个台独分子，不能不说是二二八的惨象给他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慑；一方面也说明他的此种理念，其最根本本质是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尽管这样，此种意识只是海外流亡者的一种思想，并没有成为当时台湾社会意识的主要因素。所以，说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台湾意识就是脱离中华民族意识，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二二八事件提供给台湾人民的是追求民主运动所需要的启迪。

综上所述，二二八事件是近代台湾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使台湾人民从回归祖国的喜悦和希望，转变到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失望与反抗上，以此为媒介，台湾意识也有一个质的嬗变。其主体要素由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转向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支撑要素由中华民族及文化转向了追求近代民主与自由上，同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走向，其复杂性表现为台独意识及省籍矛盾都开始显现。但此阶段台湾意识尽管包含了一定的反外省人族群主义、官式民族主义及独立建国意识，但其主导因素仍然是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否则我们主不能理解“自由中国”、“中国民主党”、“大学杂志”，也没有办法解释胡适等人所倡导的追求民主自由思想。这些活动的主导者大部分是外省人，难道是外省人在倡导反对外省人的族群主义吗？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及不断高涨的党外运动，其主旨不是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吗？台湾意识之所以有今天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李登辉及民进党执政以来，刻意权变与炒作二二八事件，挑拨离间台湾人民，把一个整体的台湾硬生生地分为本省人与外省人。让外省人为国民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犯下的罪责负责。这种政治炒作，不是反映“台湾意识”，而是反映了“台独意识”；制造族群分裂意识是为了把台湾与祖国相区隔的政治行为。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判断二二八事件后“台湾意识”的嬗变，矫正所谓族群分裂意识的误导，还台湾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第二篇：安达信在安然事件中

安达信在安然事件中，至少存在以下严重问题：

（1）安达信出具了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安然公司自1985年成立以来，其财务报表一直由安达信审计。

（2）安达信对安然公司的审计缺乏独立性。独立性是社会审计的灵魂，离开了独立性，审计质量只能是一种奢谈。安达信在审计安然公司时，是否保持独立性，正受到美国各界的广泛质疑。从美国国会等部门初步调查所披露的资料和新闻媒体的报道看，安达信对安然公司的审计至少缺乏形式上的独立性，主要表现为：

①安达信不仅为安然公司提供审计鉴证服务，而且提供收入不菲的咨询业务。安然公司是安达信的第二大客户，2000，安达信向安然公司收取了高达5200美元的费用，其中一半以上为咨询服务收入（②安然公司的许多高层管理人员为安达信的前雇员，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至少有损安达信形式上的独立性

（3）安达信在已觉察安然公司会计问题的情况下，未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目前，美国国会调查组披露的证据显示，安达信在安然黑幕曝光前就已觉察到安然公司存在的会计问题，但未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或采取其他措施。

（4）销毁审计工作底稿，妨碍司法调查。在沸沸扬扬的安然事件中，最让会计职业界意想不到的是安达信居然销毁数以千计的审计档案。

184 2 第二题 安然事件后,在安达信审计失败受到的指控中,独立性问题成为焦点之一。有不少媒体和组织声称:安达信的审计失败,是因其在为安然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非审计服务。

保持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执行鉴证业务的灵魂,也是注册会计师维护其信誉,以获取持久的服务收益的主要途径之一。我们可以将审计独立性的内涵描述为:“独立性,是指实质上的独立和形式上的独立。１.内部协调。即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控制政策和程序,将执行非审计业务给审计业务带来的冲突影响降至最低,可行的举措包括（１）谨慎选择客户和业务范围。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提供审计业务和非审计业务可能会影响其形式上的独立性,因此可以考虑限定从事的业务范围（２）进行质量控制和风险控制。由于注册会计师向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可能会增大审计风险,甚至导致审计失败,因此,事务所应进行适当的风险评估,选派可以胜任两种业务的审计人员,执行严格的三级复核制度,相应地提取更多的风险基金或投保责任险,避免出现重大的审计失误。（３）提高注册会计师专业水平。注册会计师应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才能保证在提供非审计业务的同时,又能保持其精神上的独立性。（４）实行业内互查制度。即通过对相关的审计工作底稿和相关的非审计服务的工作情况的检查,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以及非审计服务质量进行监督。（５）对注册会计师进行诚信教育。作为一个诚信行业,只有不断地提高诚信水平,使公众建立起牢固的信任,行业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

２.外部协调。即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加强行业自律等措施减少两类业务的冲突（１）加强证监会对非审计业务的管制（２）完善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规范。（３）强化法律约束。

加强货币资金审计，提防现金欺骗。随着造假手段越来越高明，现金流信息同样具有很强的欺骗性，格林柯尔在伪造业绩的同时，也伪造了相应的现金流。很多上市公司利用存单质押担保的贷款方式实现资金的表外实质转移，但从形式上盾．企业现金仍然在账上。为此，审计师要分析货币资金余额的合理性和真实性，高度重视银行函证，不仅对表内资产负债进行证实，更要注意查询是否存在财务报告未记载的表外负债，更要注意查询是否存在财务报告未记载的表外负债或担保。另外，银行单证属于在被审计单位内部流转过的外部证据，其可靠性应被审慎评价。为保证函证有效，避免被审计单位利用高科技手段篡改、变造和伪造银行对账单等单证，审计师应尽量做到亲自前往银行询证，并注意函证范围的完整性。在现金流量指标上，不能只关注经营现金流量信息，还要结合投资和筹资活动考察现金流量状况。

一、审查现全流量来结构形式。即审查企业所编制的现金流量表的结构、格式、指标、内容等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要求；填报日期、盖章签字有无漏填。

二、审查现金流量表内容项目平衡关系。企业资产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三、审查现金流量表与其他报表间的勾稽关系。

四、审查现金流量来各项目填列的正确性和数据来源的可靠性、真实性。

五、审查现金流量表的补充资料。

六、对现金流量表进行分析复核。

注册会计师应特别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舞弊：

1、关联方交易舞弊。所谓关联方交易舞弊，是指管理当局利用关联方交易掩饰亏损，虚构利润，并且未在报表及附注中按规定做恰当、充分的披露，由此生成的信息将会对报表使用者产生极大误导的一种舞弊方法。

2、资产重组舞弊。资产重组有资产置换、并购、债务重组等形式，多发生在关联方之间。格林柯尔经过一系列的并购使其很快腾空了流动资金，随之产生的一系列造假更是不断上演。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情况看，上市公司收购兼并的交易金额大大超过证券市场的融资额。收购兼并作为资本市场配置的重要手段，是上市公司增强竞争力、提升公司价值的有效方式，是资本市场高度活跃的助推器，这正好成就了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发财路，他们大肆吞并国家财产，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顾雏军正是利用这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资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大玩了一把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3、地方政府援助舞弊。由于当时仅能筹集3亿元现金，余下的9亿元是以其两项专利使用权作为无形资产出资。按照当时《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在公司注册资本中的比例不能超过25％，可见顺德有关部门当时对顾雏军“网开一面”。

4、利用不当的“会计技术”舞弊。通过观察格林柯尔收购的公司，它们都有很多共性：业绩连年下滑，有的甚至被特别处理或濒临退市，基本上已失去在二级市场上的融资功能。简单说，赢利=收入－成本－费用－息税。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公式右边任何一项都有文章可做。格林柯尔又是如何做的呢?通过研究它的财务报表和股市表现，不难发现它在上市公司的“费用”上做了文章一一大幅拉高收购当年费用，形成巨亏，一方面降低收购成本，另一方面为将来报出利好财务报表和进一步的资本运作留出空间。只此一招，就可以“洗去”未来年份的大块费用负担，轻装上阵，出来一份干干净净报表，“赢利”就变得容易多了。

第三篇：在体验中成长 台湾交流心得

2016年3月7日，我们教育硕士学院25名同学，在学院精心安排下，开始了为期九天的交流访问。此次我们交流的学校是国立新竹教育大学，竹大位于台湾省的新竹县的新竹市，竹大为台湾省内6所教育大学之一。

第一天的上午我们一直是倾听台湾著名特殊教育哲学博士孟瑛如教授的讲座。虽然在普通学校中没有接触到特殊教育一块，但听了教授的讲座，对特殊教育这一块工作有初步了解，她从上课开始，始终是站着的，而且脸上总带着慈祥的笑容，时不时能听到她幽默风趣、充满智慧的语言，所以让我这个特教的门外汉有了对特殊教育的重新认识。

接下来是由国立新竹教育大学的謝傳崇教授为我们讲解翻转教育10部曲：一场全方位的教育的变革。翻转课堂”强调“先学后教”。教师把本该在课堂上讲解的知识点技能整合，做成一段段微视频，让学生在课前观看，进行初步学习。而课堂上的时间，则用来和学生交流微视频上学到的知识，答疑解惑，甚至把知识点延伸出去展开深层次、多角度的探讨。

台湾新竹教育大学周淑惠教授讲座的题目是《幼儿创造力发展活动》。周淑惠教授研究专长为幼儿科学与数学概念发展、幼儿创造性教学、幼儿园课程改革等。周教授给了我们的幼儿园教学，一个统整的概念，我们平时总是说完整性、融会贯通，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分离教学。周教授告诉我们，科学不是独立的学科，而是和语言、音乐、数学、社会等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讲座中，她和大家一起创编的诗歌、手指谣、关于动物和植物的手指游戏，不仅是认识科学实物的一个有效途径，并且也是在无形之中发展幼儿语言能力、数学能力。这个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作为家长，都需要而且非常有用处的。在讲座中，周教授以案例为先导，再总结概括原理，以体验活动为手段，引导同学们不断地开启思维，周教授幽默、风趣、机智、活泼的教学风格一览无遗，在众多的案例分析与互动中，使我们受益匪浅。

在这几天的学习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阮凯利老师《课程美学与美感教育》课堂上，在感官教学体验环节，她让我们倾听音乐、闭上双目、触摸自己的脸颊，用彩笔画下内心所想，并谈谈自己的看法。同学们积极参与，大多数同学画的自画像，而有几位同学与众不同，有位画的是大海，她解释道，自己的心胸和大海一样宽广。从感官上，我们对美有了不同的定义，但增长了我们的见识与历练，对美的追求却是永恒的。

3月9日下午，我们来到了国立新竹市三民国中交流学习，在校长的引领下，我们听了七年级学生一堂英语课。同学们在上课过程中，全程英语对话及讨论，让我们惊叹孩子们的英语表达能力。课堂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分成小组进行自学并分配角色、剧本练习、全员参与情景表演。他们自如的表现，流利的口语，征服了我。反思我们日常的教学活动，多少束缚了孩子们的自由天性，在表演中锻炼口语，既提高了同学们的英语学习兴趣，增加了他们的自信心与表达欲，游戏教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手段。

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小学就是竹大附小融合校区，这是一所具有“学前融合班”特色办学的学校。在这所学校，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级大概有20个学生，教室的前面和后面都有可以写字的黑板，方便孩子们学习。教室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主要是教师授课的地方和班主任的办公室，上层的作用我认为很特别，它是专门为一些成绩较差或者特殊孩子而准备的，其他同学下午自习课时，需要进行单独辅导的孩子会让老师请到楼上去，在楼上进行专门的教学。我认为这样做非常有利于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效果，不会使学生们的成绩产生很大的差距。

到了台湾之后，我发现自己好像整个人都变得单纯了很多，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学校之外，如果遇到困难，找人帮忙似乎从来不是一件难事。他们对你绝对不会有任何戒心，会很热心的告诉你。这里的高程度文明不仅表现在人们的心中也渗透在每一个角落。台湾人民很注意环保，这里的街道很干净，很少有乱丢垃圾的现象发生。陈惠邦校长向我们介绍，为了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量对校园环境的影响，外来车辆进入校园后要关掉引擎。学校倡导绿色出行，为外来学习人员特此提供自行车。走进校园，就能感受到浓浓的绿意，高耸的椰树，整洁的校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在台湾生活的这九天里，我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如果一定要我对这次台湾之行做一个评价的话，我可以用“不虚此行”这四个字来形容。的确，不同的生活环境让我有了很多不同的体验，也使得我在思想观念方面有了很多的改变。第一次在离家这么遥远的地方上学，虽然兴奋的心情还没过，便已经归来。不过我渐渐地明白很多事情无法依赖父母，要学会独立生活，面对和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感谢学校给了我这次难得的赴台学习机会，让我能到宝岛学习不一样的文化知识，也感谢台湾同胞悉心的照顾。愿这样交流学习的机会能越来越多，给两岸更多同胞提供更多的机会去感受彼此不同的文化，让两岸同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感谢学校领导老师的亲切关怀，也感谢新竹教育大学周到的安排，通过这次交流受益良多，可谓终身难忘!

第四篇：信团在创新中实现华丽的嬗变

信合集团在创新中实现华丽的嬗变

——写在固始信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升格

为河南信合建设投资集团之际

引 子

虽身居省城，却对偏居一隅的一座县城有所耳闻。说它偏居一隅，并不是指其闭塞滞后。因为它地处河南省的东南边陲，从地理位臵上来看，这个县就是河南省的一角。有点地理常识的人，不说你也猜出了八九分，它就是有着170万人口，号称河南第一人口大县的豫南固始。提到固始，你就不能不提到它的城市发展。近年来，固始县委、县政府大力实施城镇化带动战略，城区面积从1996年的6.15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3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由96年的不足10万人增加到现在的35万。说到固始城市的日新月异，你就不能不提到一家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它就是有着“本土化城市运营商”之称的固始信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4—2008连续四年被评为“河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综合实力五十强”，年纳税额1300余万元，是固始工商企业中的纳税大户。这家房地产公司又是如何成为固始城市建设的推动者和排头兵的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于七月流火的时节，驱车前往。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走进信合，共同探寻这家如今已升格为河南信合建设投资集团的发展之路吧。艰苦创业 陈锋选择了挑战自我

有人说，回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憧憬未来。探寻河南信合建设投资集团的历程，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是谁？熟悉信合的人没有人不知道，他就是固始信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掌门人陈锋。

1991年7月，陈锋从河南省建筑学校毕业。这位当初以优异成绩考取省建筑学校的青年人，刚出校门就被分配到固始县建设局设计室工作。在常人看来，能拥有此份工作已属心安理得。一是专业对口，有了用武之地；二是“旱涝保收”，有了自己的“铁饭碗”。如果干得顺利，也许今后的日子里还能谋得个一官半职。然而在别人眼里还算舒心的日子，在历经了两年零三个月之后，就被陈锋抛在了脑后。

1993年11月，陈锋毅然地告别了铁饭碗，拉起了自己的“队伍”。这位面皮白净、戴着眼镜看上去很有几分儒雅风度的青年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不安分”的印象，从此踏上了他的创业之路。说起当年创业的艰辛，就连陈锋本人也会生出些许感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老板”可不是好当的。干装饰的本来竞争就强，首先是要找米下锅，联系活计。他自己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具体到装饰这一行，那就是既设计又施工。活脏活累那就不用说了，怕的就是干完了活，人家的账结得不利索。一到年底，过年就等于过关，工人要工资，他手中的钱有限呀！为了不欠工人们的血汗钱，常常是东挪西借，有时甚至哪怕口袋里还剩10元钱都要倾囊而出，那日子才叫真正的捉襟见肘啊！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选择了不安分的挑战，陈锋就没打算躺下不干。凭着为人厚道的秉性和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陈锋的事业逐渐有了起色。一九九八年九月，他注册成立了“固始信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始涉足房地产。而固始的城镇化开发，则更让陈锋的创业之路开始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首战告捷 信合公司掘得第一桶重金

如果把信合公司发展历程中的一步步前行都比作一次次战斗的话，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踏月寺街的开发才能算得上是第一场决定成败的大战役。

这个固始进入新世纪以来最大的旧城拆迁改造建设项目的成功开发可谓是首战告捷，是称得上经典的战例。该项目从2001年开始建设，总投资1.2亿元，建设规模10万平方米。建成后踏月街区由西亚购物广场、踏月商城、踏月小区三部分组成。现在的踏月寺商业街已成了固始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商铺林立、名品荟萃。金利来、皮尔卡丹、雅戈尔、李宁、柒牌、利郎、森马、以纯、特步、安踏、361°、康奈、日泰、安踏、劲霸、才子、海澜之家、周大生、老凤祥等近百家中外知名品牌纷至沓来，服装、鞋类、珠宝应有尽有。特别是信阳西亚超市的进驻，更让商业街人气大增，如 今的西亚购物广场已发展为豫东南最大的县级卖场。

踏月寺街区的开发，是固始县委、县政府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实行“所有权、建设权、管理权、经营权”四权拍卖的成功尝试，信合公司在掘得了第一桶重金的同时，也为自己向社会传递了一张美轮美奂经营城市的名片，声名远播，越叫越响。

二00八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固始网》开展了“固始县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十件大事评选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网民踊跃投票，评出了最具影响力的十件实事，而“踏月寺商业街的成功开发”则在“十件实事”中位居第五。评语中这样写道：“踏月寺商业街开发取得成功，这是固始城市建设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商业开发范例，从此拉开了固始规模造城的序幕，陈锋成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漫步于踏月寺商业街中，一位王姓的商户接受了笔者的简短采访。他告诉我们：自己当年花80万元买下的两间铺面，如今已升值了一倍多，市价可卖180多万元，仅房屋出租每年就能收益10余万元。我们还了解到，现在的踏月寺商业街租房已到了一铺难求的地步，几乎是没有一间空房。偶有转租者，那每间铺面的转让费就高达七、八万元。可见，跟着发财的还大有人在，踏月寺商业街的规模经济效应已日渐显现。

一鼓作气 信合人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如果把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拼搏比喻成武术中的搏击的话，那么继踏月寺街成功开发的一记重拳之后，信合公司接二连三地一连串漂亮的组合拳则打得是虎虎生风，可谓是强劲有力，出手不凡，着实令人惊叹。

在踏月寺商业街开发带来丰厚回报的同时，信合公司又从固始专业市场的开发中嗅出了商业地产的味道。2004年，位于蓼北路东段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瑞丰精品家俱城建成投入使用；2006年，位于县城北环路、占地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的信合集美建材大市场也相继投入使用。来自广东、山东、河北、安徽、湖北、郑州、潢川等地及本地的数百家家俱、建材客商纷纷入驻，两家辐射豫东南地区的家俱、建筑装饰材料专业市场集散地在蓼城大地闪亮登场，竞相开放。

当人们还沉浸在踏月寺街区繁华与靓丽的惊叹之中尚未回过神来的时候，信合公司的决策者们早已把目光瞄准了位于固始县城西北角的一块风水宝地。这处南临黄河路、东靠蓼城大道、西北紧挨原312国道（现王审知大道）被称作县城“金三角”的黄金地块，是原三高淮南猪场、固始鸡场、国有固始林场、苗圃场连成一片的场地，先前破烂不堪的景象与县城总体景观极不协调。为了改善县城居民的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信合公司根据县城总体规划要求，以非凡的气魄和胆略于2004年9月正式拉开了香樟苑住宅小区 开发建设的序幕。现代生态、智能小区已成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处布局合理、错落有致、配套服务设施完善、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住宅小区在信合人的手中变成了现实。从新成立的城郊乡香樟苑社区居民委员会获悉，该小区如全部入住可达2400多户，常住人口近万人。

业绩非凡 凤凰新城再谱新篇

在悉数领教了信合公司一连串实打实的组合拳之后，你也许认为他们接下来的该是一个动作优美的收势，或是稍作休停，享受一下神定气闲了。而事物发展的轨迹却往往不像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按部就班，事实上就象是一出好戏还没来得及谢幕，而下一场就已激情上演。凤凰新城这个大舞台，则着实让信合公司过了把大瘾。

河南省《城镇化“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10年巩义、项城、固始、潢川县（市）城（市）区人口达到30万以上。固始县《固始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目标更加明确：“十一五”末，城区建成区面积40平方公里，城区人口40万人。正是顺应这一时代发展要求，针对固始城镇化建设的实际，固始县委、政府在原教育城的基础上，经上级批准，强力推出了凤凰新城综合开发项目。2005年4月,由固始信合公司参与实施的凤凰新城开发建设正式启动。规划建设的凤凰新城东起淮河路，西至204省道，北至番国故城遗址。项目实施以来，历时五年，红苏路、蓼城 大道、信合大道等新区主干道相继建成，“八纵四横”的路网格局已经形成，已建成可通车里程69公里。明确的空间层次，有机的功能布局，简洁的道路系统，遍布全区的景观网络，一座崭新的城市新区正在县城北部崛起。

从百亩凤凰湖的整修清淤到雕塑小品，从亲水平台码头到楼亭小景，由信合公司投资8000万元建设，一座以番国故城城墙遗址为主线，以大面积水体为依托，把古城墙遗址保护与文化、旅游开发结合起来的现代生态公园已初见雏形。

毗邻古城公园，位于红苏路与王审知大道交汇处的信合〃湖畔春天住宅小区是一个连续性开发的超级大盘，占地600亩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位于凤凰大道东段与信合大道之间的金色阳光住宅小区是一处大型运动社区，占地195亩，规划建设20万平方米正在建设之中，前景看好。这些住宅小区在设计上更加成熟，在照顾固始人居习惯的同时，引进了一线城市花园小区的设计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规划原则，注重生态设计，充分利用地块区域内的景观资源，创造出多层次的生态园林绿化体系。湖畔春天二期品质再升级，融入景观长廊、休闲庭廊、喷泉广场、生活阳光、景观阳台、落地飘窗等更多的现代元素，赋予小区更多的生命因子。金色阳光二期景观大道两侧布满众多运动场地，网球场、篮球场、配臵林荫簇拥的休闲广场，层叠流动的清雅水景，家家绿荫，户户朝阳，把建筑的空间艺术展现的淋漓尽致。信合公司开发的住宅小区在给固始居民生活方式和人居观念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也已成为固始大型人文品质社区的典范之作。

由信合公司投资1.5亿元兴建的固始外国语中学、外国语小学、外国语幼儿园是2007年固始县委、县政府向全县人民承诺的十件实事之一，已于当年建成投入使用。目前，固始县外国语中学七、八、九三个年级共74个教学班，拥有学生4000余名，教职员工达234人；固始县外国语小学1至6年级共40个教学班，拥有学生2000名，教职员工151人；固始外国语幼儿园共招生幼儿500名，教职员工34人。三所学校的建立大大缓解了城区学生入学的压力，也为外出务工人员的留守子女入学解除了后顾之忧。

位于凤凰新城西部的信阳台商工业园是经固始县委、县政府批准的重点项目，已纳入河南省首批产业集聚区,控制面积3.14平方公里。现已建成标准高层工业厂房6幢，建筑面积2.24万平方米，另有12幢正在建设之中。河南巨力玻璃、华汉鞋业、固始风豹电动车业有限公司、绿源植物油厂、科强电器等12家企业落户园区。

创新发展 企业管理日趋规范

在企业发展的实践中，信合积累了一整套的企业管理制度，并总结提炼了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品牌、责 任、规范、服务、效率、细节”的经营理念在公司上下早已深入人心，对引领企业健康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管理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从部门架构的设立到企业管理机制的运作，信合公司既吸取了国有企业中传统的稳健和工作程序的有条不紊，同时也根据企业自身实际适时地融入了现代企业制度和方法的管理。信合公司在积极探索企业管理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步入“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程序化”的轨道，并在完成中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形成了长效机制，夯实了管理基础。一是建立健全了决策管理制度。对公司的投资、重大人事安排、项目开发等关系到企业发展的重大事项实行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集思广益，发挥了企业决策层的集体智慧，真正实现了企业经营资源的优化配臵，有效避免了各种决策失误。二是加强人力资源的管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公司制定了岗位责任、薪酬管理、招聘培训、奖惩督查等各项制度，完善公司员工激励机制。公司提出：“尊重人才与员工分享美好生活”的理念，为员工创造成才的广阔空间，培养员工工作责任心和大局意识，形成了“有效授权、控制得当，互相沟通、奖罚分明”的机制，真正达到了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成事的人有地位。三是加强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强化公司业务流程的管理。公司OA系统的建设，建立了企业各项工作 的流程，规范了企业各方面的业务处理程序，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保障了公司各项制度的执行。四是加强企业财务管理，提高了资产利用效率。建立健全了企业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建立了内部核算体系，细化量化了成本管理。五是进一步规范了企业经营行做到依法合规经营。公司组建了风险法律服务部，对公司的经营行为事前、事中、事后服务，以求每件事情都做到合理、合法、合规，有效的规避了风险，确保公司依法经营。

真情回报 社会责任常记于心

陈锋成功了，尽管这成功来之不易。事业成功后的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周金福是一位有十三年军龄的部队士官，转业到地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分配到一份好的工作。没想到刚分配到国有固始林场就落了个“转业就失业，报到就下岗”的结局。正当他失落无助时，天无绝人之路。2003年10月29日，他接到了固始信合公司的聘用通知。第二天一大早，他便从乡下的出租屋走向县城，走进信合。从维持踏月寺街区的保安做起，到办公室负责考勤管理，再到工程部从事隐蔽工程核查、工程图纸、资料收发及相关合同结算手续的报批，凭着十几年军旅生涯磨砺出的优良作风，周金福干一行、爱一行，已经由建筑行业的门外汉变为了行家里手。周金福在一篇《用感恩的心认真工作每一天》日记中这样写道：“为了生活，为了7年前铭记我心的那份感动，我必须有一个端正的工作态度，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用感恩的心去认真工作每一天，劳动并快乐着”。这就是这位下岗职工内心的真实写照。

现任公司审计部经理游庆霞是从洛轴固始轴承厂财务科长的职位上下岗的，他的丈夫也是国有企业的一名下岗职工。夫妻俩下岗后，曾一度徘徊，因为一家人的生活忽然间没有了保障。关键时刻，是信合公司接纳了他们。如今，游庆霞的丈夫在公司司机班开车，而她自己则凭着会计师的专业特长从一名普通员工干到了审计部经理的位臵上。当说起信合公司的过往，夫妻俩的心里都充满了感激之情。其实，有着和周金福、游庆霞同样经历的下岗职工还有很多，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据统计，信合公司成立以来，共吸纳安排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60多人。

张栗是一位具有文学学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刚毕业那阵，曾经也为谋得一份合适的工作而东奔西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信合公司的招聘广告，应聘进入了公司企划部工作，从企划专员干起的他，现在已升任公司企划部经理。其实像张栗一样能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的岂止他一人。毕业于郑州大学信息网络专业的李浩工作热情很高，因为他已被明确分管负责公司的办公自动化工作。200多位师范类毕业的本、专科大学生进入了信合集团旗下教育产业投资公司创办的固始县外国语中、小学、幼儿园工作，而且待遇不菲。还 有一些大学生在信合公司工作的同时，可以继续深造学习，考取了硕士研究生。一批年轻大学生的加盟，也为信合集团今后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在体验成功带来的鲜花和掌声的同时，陈锋并没有忘记社会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不仅热心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而且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公益慈善活动。仅2007年以来，陈锋的公司就共向社会慈善事业捐款34.75万元。2007年2月正值农历春节前夕，由固始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县电视台共同组织的大型公益活动——“大爱固始”在蓼城大地掀起。陈锋积极参与，捐出13500元善款，帮助20位特困家庭的学子和病残者实现了新年愿望。2007年8月13日，陈锋董事长再次捐款20000元，资助贫困大学生。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陈锋不仅组织公司员工踊跃捐款捐物，而且他本人就一下子捐出善款30.4万元，支援灾区。2008年12月20日，陈锋又捐款5000元支持希望工程建设。二0一0年六年被授予“信阳市第二届慈善新闻人物”荣誉称号。

千里之行 百年信合漫漫征程

从当初的下里巴人到如今的阳春白雪，信合完成了它的华丽嬗变。当初创业时只有十多人的作坊式企业而今已发展为拥有600多名员工的集团公司。旗下拥有固始信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南百川投资有限公司、固始凤凰新城教育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固始台商工业园投资有限公司等10余家实体。信合集团完成了初步原始积累后，已逐步开始了它的资本扩张。

2010年4月26日，计划总投资2亿元的固始县重点项目信合医院正式开工建设。信合医院建设，不仅是对该县国有医疗卫生资源的有益补充，也对完善固始城乡居民医疗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建成后的固始信合医院将成为豫东南设施一流、管理一流、技术一流、服务一流、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现代化综合医院。

在信合公司2009工作总结表彰暨2010年工作会议上，陈锋董事长作了“规范管理、创新经营、为做大做强企业，打造百年信合而努力”的工作报告，在回顾过去工作的同时，也指出了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谈到信合集团的长远发展战略，陈锋董事长用了八个字来概括：“稳定本土，走向全国”。

打造百年信合，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任重道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勤劳而睿智的信合人正信心百倍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第五篇：简要分析台湾媒体在此事件中的影响和原因

简要分析台湾媒体在此事件中的影响和原因

1、传媒全天候跟踪报道，干扰警方秘密侦破活动，妨碍人质营救工作。案发后第二天，当地两家日报《大成报》与《中华日报》为争抢独家，竟先行把消息曝光。4月23日，案情未明，《第一手报道》便作了详细报道。

2、不顾当事人尊严和感受强行采访，刊发不应公开发布的图片或细节，侵犯受害者及家人的隐私。在事件过程中，台湾多家媒体24小时守候在白冰冰家门口，甚至利用高科技手段窥探白家内部。记者不仅对白冰冰本人贴身盯梢，并对白案有关人员和所有进出白家的人都强行跟踪采访、摄影，这些做法严重侵犯了被采访人的尊严和个人隐私。而且记者不顾当事人心中的感受，提出各种尖锐的问题，也是不人道的做法。一些传媒又刊出大幅受害人的照片，使被害人及其家人遭受第二次打击。

3、媒介过度炒作案件，详尽描述犯罪手法，残忍情节，误导社会风气。4月26日当天出版的一张报纸的大字标题充分体现了各媒体当时的心情：《守秘12天 媒体拂晓总攻击》。“中国电视公司”率先以字幕方式播出新闻快报，随后，“中华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也纷纷跟进，在此事件中三台前后共动用了上百人次在白家守候；各家有线电视台也分别在最快的时间报道了这一事件；在报章方面，“4·14”绑票案成为以后几天各报的重头新闻，其中报道最多的报纸，每天竟用5个整版的篇幅来报道白晓燕事件。媒体的过度炒作可能给普通受众造成冷漠的“旁观者”心理，更可能为他人所效仿。据台湾“内政部”统计，近十年，每年发生的绑架勒赎案件均在95件以上，其中去年发生156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对绑架案件手法、细节、过程的详尽报道不无关联。

台湾新闻界自律机构新闻评议会制订的道德规范中有相应的条文： “采访重大犯罪案件，不得妨碍刑事侦讯工作。”（《台湾报业道德规范》第一条第三款）；

“绑架新闻应以被害人之生命安全为首要考虑，通常在被害人未脱险前不报道。”（同上，第三条第六款）；

“新闻或广告不得刊登裸体或猥亵照片。”（同上，第六条第三款）； “有关犯罪及风化案件之新闻，在处理技术上应特别审慎，不可以语言图片描述犯罪方法，并避免暴力与色情镜头。”（《台湾电视道德规范》第四条第四款）；

可见，台湾新闻界对新闻道德在认识层次和行为层次上有着很大的差距。台湾新闻评议会只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民间社团组织，缺乏必要的行政处分权，新闻道德规范的实现只能通过个人的道德良知来维持，在纯商业的竞争机制下，媒体为了提高自身的收视率或销售量，尽管会面临道德上的不利评价，但不会受到实质上的制裁，反而会借由社会的轰动效应，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

二、新闻媒体在司法活动中的角色——新闻与司法的关系

“白晓燕”事件充分说明了某些新闻媒体没有正确行使媒体的权利，没有正确认识到和处理好新闻与司法的关系，使新闻媒体在司法活动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妨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给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然而，应当看到，司法与传媒在最终价值的追求方面是一致的，根本目标都是追求社会的公正与正义。司法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与正义；传媒则通过舆论来评判是非，扬善贬恶，以追求社会道德上的公正与正义。

1、新闻媒体需要介入司法活动。

新闻媒体是信息的集散地，是连接公民、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纽带、桥梁，集中体现社会舆论，引导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的职责就是向社会传播公众关心的、新近发生和发现、具有典型性或独特性的客观事实、人物、理念及其言论。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其他权利运用和实现的前提和要件，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公共事务，人们直接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所以新闻媒体便成为公民实现其自身权利的有效途径。公民通过媒体了解有关司法的重要新闻，实现了知情权；公民又通过媒体对新闻事实发表意见，实现了表达自由，同时又可以促进司法的公正。

7月5日，中国农村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因被控非法融资1.8亿人民币被正式逮捕。而他的被捕，并没有像另一个富豪周正毅被捕那样获得舆论的叫好。相反，自从中国媒体公开报道孙大午因非法集资被捕后，很多学者都站出来，为孙大午鸣不平。“我们之所以关注“孙大午案”，是由于我们一向关注民营企业家，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命运。资金匮乏导致的“供血不足”，是民营经济不能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命门”。但任何“输血作业”，都应当、也必须在法律准许的框架内进行。学会尊重和遵守法律，是民营企业家摆脱“草台班子”形象，真正成为一种社会进步力量必须经历的过程。我们关注“孙大午案”，还由于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开辟更广阔的融资渠道。“这是《中国新闻周刊》关于河北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案的一段论述。孙大午案自从立案以来就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围绕孙大午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及民营企业家的命运问题，在媒体的主导下，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同时也正是由于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正当介入，使孙大午案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并最终得到了比较公正的判决。

同时，为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受公共权力侵犯，必须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一项地位特别的国家权力，因而它在权力运作过程中，必须要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因而，新闻舆论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一项职责。除了办案，司法机关还有许多工作要开展，需要借助传媒来实现。比如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可能会推出许多新的举措，需要通过媒体向社会公示；司法实践中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需要通过媒体向社会表彰；司法实践中形成的许多先进经验，需要通过媒体进行交流；司法实践中经常运用的法律法规，需要通过媒体向公众宣传；司法实践中产生的许多新观念，需要通过媒体向社会传播；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需要通过媒体来讨论等等。同时，司法部门出于对司法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也为了减少司法人员在从事司法活动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自身也提出司法公开的问题。

总之，以公开报道和新闻批评为核心的传媒介入司法，既有助于把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等民主权利真正交给人民，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司法活动的廉洁和促进司法的公正。

2、新闻媒体介入司法活动要合理、合法。

司法活动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例如侦破、起诉、审理一起案件，要求办案人员与社会保持适度的隔离，相对隔绝各种公共权力、社会势力、社会情绪对办案人员的指令、干扰和影响，使办案人员依据事实和法律独立行事，不受包括新闻舆论在内的各种声音和行为的干扰。媒体的任何不适当的介入，任何有倾向性的报道或评论都有可能干扰正常的司法活动，或给司法人员和受众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使司法人员基于传媒的影响或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作出有失公正的判决。而新闻媒体通过对司法活动进行真实、公开、公正的报道，则可以起到宣传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促进司法改革、维护法律尊严的作用，对加快我们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建设有着难以替代的、积极的、重要的意义，尤其是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中腐败行为的揭露与对司法活动中所遇法律问题的讨论、对司法实践提出的新问题的探讨，对于促进司法公正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新闻媒体要明确自己能报道什么，不能报道什么

社会上每天都可能发生许多案件，新闻媒体要明确的了解什么样的案件需要报，什么样的案件不能报，只有那些具有典型意义和新闻价值的案例才有必要向社会披露和向大众传播。

首先，新闻媒体一般不宜公开报道正在审理和虽审理但未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和没有把握或在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上有争议的案件。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新闻媒体应受到相应的限制，一般只宜报道案件开庭的时间和案件审理结果以及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所涉及的内容。有些案件一经披露可能妨碍侦破或危及当事人人身安全，如绑架案在人质被安全解救以前，毒品走私案在未破获之前，媒体就不能报道案件的发生，更不能跟踪报道案件侦破全过程。在刑事大案的报道中，媒体应严格限制披露警方侦破手段及过程，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媒体只报道案件的发生情况，具体细节留待警方破案后报道，以免为罪犯提供反侦破经验。在案例报道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人格权，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

4、新闻媒体要懂得怎样报道

新闻媒体在报道司法案件的过程中要注意报道得分寸和导向性。切入的角度不同、报道的思路不同、采访的重点不同、写作的方法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同是关于刑事案件的报道，可以侧重写侦破过程，也可以侧重写犯罪过程；有侧重于写审判过程的，有侧重于写犯罪特点的，也有侧重于写犯罪后果的，还有侧重于写案件引发的思考、挖掘案件背后的原因的等等。对于待决案件应以客观事实报道为原则，不宜作带有明显倾向的评论，更不能抢先司法程序使用定性式语言进行报道。案件报道一定要客观公正，尤其是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的报道中，不能偏听偏信，也不能偏袒某一方，更不能故意炒作。

在张金柱案件中，一些媒体就没有很好的把握报道的分寸和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原郑州市公安局第二十七区分局局长张金柱，酒后驾车，将路上行人父子苏东海和苏磊撞成一死一伤。张金柱在撞死苏磊后竟将苏东海拖在车后拖了将近1500米，造成苏严重挫伤。此事为传媒披露，激起公愤，社会上要求判张金柱死刑，媒体也大肆渲染，甚至于编造故事情节，声称“不杀张金柱不足以平民愤！”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998年1月12日上午，河南省郑州市中级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依法分别判处张金柱有期徒刑三年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可以说关于张金柱案起码从证据的角度讲，定故意伤害罪是疑点重重的。法院绝对是在以传媒为主导的舆论的压力下为了平民愤而将张金柱送上了断头台。以至于张金柱在宣判后绝望得说“我不是被法律弄死的，是被媒体和记者弄死的”。

其次，对于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的报道要注意把握分寸，对不适于公开报道的内容要加以必要的过滤和技术处理，不宜详尽地描述犯罪手法，同时要避免刊登或播出一些特别残酷、恐怖、血腥、淫秽的细节，以免对公众造成不良影响。

在采访报道中，新闻媒体更要注意尊重和保护被报道人的正当权益，体现人道关怀。在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案件中，某些媒体的极度缺乏人文关怀的做法让人不耻。媒体不遗余力、整版整版地推出独家透露、独家图片、独家专访，媒体似乎更多的是对犯罪嫌疑人马加爵个人的浓墨描绘，极力把他描述成一个为鸡毛蒜皮小事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在对举报人的报道中，把举报人的姓名、籍贯，甚至是照片也都在重要版面的显著位置刊登出来。

总之，新闻媒体与司法活动是报道与被报道，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新闻媒体在传播活动中要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不仅要进行客观真实的报道，还要了解了司法机关的工作性质、任务和作用，切忌越权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维护司法的独立性，同司法一起来维护社会的公正、正义。参考资料：

《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王军 《重构新闻与司法的关系》 张恒 《试论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刘斌 李矗 《新闻传播法教程》 魏永征 未能真实反映客观事物本来面貌，带有虚假成分的报道。

客观事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要素，坚持新闻的真实性，是对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虚假报道、虚假信息通过不同渠道出现在不同媒体上。对于社会和受众，这是严重的伤害；而对于新闻界自身，这是致命的毒瘤。不但损害了媒体公信力，也给国家、社会带来危害。虚假新闻危害极大，尤其是法律类，医学类的新闻如果是虚假新闻，那么会对人民群众产生不良影响。比如激化社会矛盾，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等等

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就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真实反映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成就和进展，客观报道国内外重要新闻事件和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新闻信息。虚假新闻产生的原因

概括起来讲，虚假新闻的产生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从历史上看，重大的失实报道大都有其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在现在的新闻队伍中，仍然有为“宣传需要”夸大典型人物事迹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爱听恭维话，好大喜功，这就造成许多新闻媒体常常只讲成绩不讲问题，使得群众产生了一种新闻报道不真实、不可信的总体印象。

2、约束机制和整顿措施不完善。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一部专门的新闻法来规范和约束新闻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新闻行为，社会对新闻媒体的监管力量薄弱，虚假新闻产生后除了受到道德的谴责以外，没有明确的处理方案，是虚假新闻得不到有效根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3、受众特殊的心理需求——猎奇心理。学者陈力丹指出：“出现这么多假新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记者、编辑选择新闻的标准不是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仅仅为了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各种媒体经常为迎合受众对名人的好奇心理，比较关注所谓的“名人近期动态”，以此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如2008年具有轰动效应的假新闻《郭晶晶怀上霍启刚骨肉欲离队》。

主观原因主要表现在四点：

1、新闻从业人员政治理论修养欠缺。新闻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新闻从业人员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社会责任感。而个别新闻媒体、尤其是地方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对国家、政府决策没有很好的理解把握，曲解或者片面理解相关政策，写出的报道往往有失公正。2007年网上争议很大的“华南虎照片”造假事件，当地媒体从宣传本地出发对“华南虎照片”的报道也许对地方发展有一定效果，可却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侵害了广大受众的知情权，显然当地新闻媒体的个别从业人员的政治理论修养尚有不足。另外，法律知识贫乏也是新闻从业人员政治理论修养欠缺的一个表现。

2、利益驱使记者造假。这里的利益包括精神和经济两方面。记者为了获得名誉编造假新闻，“纸馅包子”便是其中的代表。有的单位和个人为了宣传自己，会给记者一定的“好处”，有时也能够左右记者手中的笔，隐瞒那些对采访对象不利的事实。

3、新闻从业人员社会责任感缺乏。任何行业和个人都有它的社会责任，新闻从业人员由于自身行业的特殊性，社会责任感更为突出。社会责任感缺乏，往往导致报道的角度把握不准，从而使受众产生不正常的社会心理。《新华日报》2005年11月10日B1版上曾刊登一条以《海门建立公务员退出制度》为标题的新闻消息，文中称“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海门市公务员退出机制已经出台，打破公务员管理中‘只进不出’的格局„„”消息见报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众多媒体争相转载。这条因记者未经证实就报道的假新闻，严重干扰了政府和人民群众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4、媒体非正常竞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的媒体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和轰动效应，不惜刊发虚假失实的新闻报道，展开恶性竞争，新闻事件怎么“轰动”怎么写，全然不顾事实的真相。有人对《新闻记者》杂志连续4年评出的假新闻进行统计，发现凭空编造的虚假新闻占1/3以上。为了轰动效应，有的从业人员什么假都敢造，什么故事都敢编，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编辑本段应对措施

如何有效遏制虚假新闻的产生

美国现代新闻之父普利策说过：“只有最高尚的理想，最严谨追求真理的热望，最正确的丰富知识，以及最忠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将新闻事业从商业利益的臣属，自私自利的追求，以及社会利益的敌对上拯救出来。”最大限度地遏制虚假新闻的产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强化社会监督是有效遏制虚假新闻产生的基本保障。“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理论在新闻界同样适用。要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新闻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监督。同时要加强对新闻传播的监管，加强新闻立法，使新闻行业行为有更多的法律依据。

2、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是有效遏制虚假新闻产生的关键所在。

首先，要提高认识，增强坚持真实性原则的自觉性，树立正确的新闻观，自觉地遵循新闻职业道德原则与要求，并将其转化为正确的职业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缺失的问题，杜绝虚假新闻。

其次，一个具有新闻职业道德修养的人要自觉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全部新闻工作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每个新闻从业人员都应当以此为原则、为标准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审视自己的新闻实践活动是否做到了实事求是，是否做到了全面、准确地报道新闻，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第三，要增强法制观念，防止新闻侵权。新闻媒介及新闻工作者应当增强法制观念，掌握好“法”与“非法”的界限，自觉遵守国家的各种法律、法规，尊重法人和公民的各种合法权益，防止在新闻报道中出现违反法律、法规和侵权、毁誉现象。

另外，新闻媒介及新闻工作者应当增强责任感和道德意识，自觉堵塞造成新闻失实的各种漏洞。真正的有效遏制虚假新闻的产生。

案例 9：蹊跷泥石流 夜班辨真伪 2007年7月26日晚，《南国早报》社会新闻中心一名记者将一篇与梧州市某单位通讯员合署名字的稿件，直接传给区域新闻中心处理，稿件主要内容是：梧州7月25日发生重大洪灾，山体滑坡1379处，倒塌房屋1195间，泥石流致13人死亡，26人受伤。

区域新闻中心值班主任审稿后，觉得如此重大的灾情编前会却没有通报，遂产生怀疑，马上打电话给记者核实。记者咬定确有此事。值班主任仍有怀疑，即向值班副总编请示。值班副总编向总编辑通报，总编辑也认为近日无雨，灾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同意慎重处理。

值班副总编立即向梧州市有关方面负责人核实灾情的真伪。对方表示此事子虚乌有。此稿遂被压下，避免了一场重大责任事故。

后经查实，此稿是2006年6月10日曾在早报刊发过的一篇稿件，标题为《紧急行动：凌晨水上大搜救》，作者即为该记者与通讯员。

为辨明真伪，7月27日，早报派两人前往梧州调查。通讯员否认曾向该记者投过此稿，并列出了多个证据。而记者表示，“稿件是通讯员稀里糊涂发给我的，我又稀里糊涂地交了稿”。他强调稿件确实是通讯员发给他的，但是“邮箱里的稿件后来突然不见了”。由于记者不能提供通讯员发来的电子邮件，早报认为该记者涉嫌恶意造假。

教训：这则虚假新闻虽然被堵住，但很值得反思。首先，就算是通讯员真的传了稿件给记者，但对于如此重大的自然灾害，记者只是在通讯员的稿件上加上自己的名字，并未进行采访与核实，这显然有违记者的基本职业要求。其次，如果真有如此重大的自然灾害，电视、广播及网络应当在当天（7月25日）有所反映，早报新闻热线也不会一无所知。大家在26日白天都没有听说梧州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怎么可能在晚上突然出了这么一个爆炸性新闻？再次，记者未按规定程序上传稿件。按早报规定，记者只能将稿件传给本中心的值班主任，如果该稿件要转给其他中心编发的，也是由本中心值班主任审阅后再传给有关的中心值班主任。而该记者作为社会新闻中心的记者，却直接将稿件传给区域新闻中心值班主任，明显违背了传稿的程序。

案例8：记者未到场写出“现场稿” 2004年3月29日，《南国早报》刊发了电头为“本报扶绥讯”的报道——《市场起大火烧死两少女》，反映扶绥一市场起火烧死两少女的事情。从稿件内容来看，记者似乎是到了现场的。但事后查明，记者根本没有去到现场，以致一些细节问题出现偏差。

2004年3月28日下午，记者接到一个报料，大致是说扶绥县城一市场有栋楼晚间起火后报警，但消防人员迟迟未到，结果住在楼上的两名打工少女逃避不及被烧死。巧的是，报料者当时正带有相机，于是拍下了图片。于是，记者电话采访了这名报料者。按报社规定，记者在哪里写稿，就署哪里的电头，以此区别记者是否到过新闻现场。当事记者称：进报社一年，基本都在南宁写稿，糊涂地认为事情发生在哪里就可以挂哪里的电头，结果栽在“扶绥讯”上了。

教训：针对扶绥大火烧死少女一事，随后报社派一名老记者带该记者一起去采访，走访现场听到了一大堆牢骚话。记者就此写成一篇反映县城消防工作的深度报道《扶绥火灾“烧”出一串“？”》，消防部门和县城居民都认为站在他们的立场说了话，稿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说明，一篇稿件出现问题，立即进行针对性的后续采访也可以争取主动。

新闻媒体存在侵权的几种情形

侵权, 情形

法制节目就其播出的社会效果而言，有些时候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在推进依法治国和普及法律知识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有可能因为某些节目中的不当画面和语言在无意中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

新闻媒体如有以下行为之一都可构成侵权：

1，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预测审判结果，发表评论或结论性意见。对案件的报道，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和引用的法律必须准确，对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的内容不得报道。具体地讲，不能随意报道的内容包括：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被告人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未成年当事人情况的各种资料；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除审判结果和必须发布的事实、理由以外的其他内容；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情况及上下级法院的内部函件；还包括法院领导指示不得发布的其他信息。

2，按照我国民法的理论和司法实践，新闻侵权属于民事侵权中的一般行为，但有其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出台的《关于审理名誉侵权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和1998年出台的《关于审理名誉侵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于侵害名誉权是这样表述的：“新闻报道主要内容失实，损害他人名誉构成侵害名誉权，构成违法”。据此来定义。新闻侵权主要是指新闻媒体违反新闻法规和其它法律规范，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在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和发表过程中，以故意捏造事实或过失报道等形式，向公众传播内容不当或法律禁止的内容，从而侵害了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人格权，造成不法侵害的行为。

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即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也适用这一规定。新闻侵权官司主要集中在公民和法人的上述几种权利遭受或可能遭受了侵犯。

3，在新闻侵权诉讼中，新闻侵害名誉权是其中数量最多的一类诉讼，目前绝大多数新闻官司都属这类纠纷。

根新闻侵权的几个主要类型：一是新闻报道的内容失实；二是新闻报道评论不当；三是未经核实转载其它媒体的报道，事后证实报道不实；四是在报道中采用与报道内容无关的照片或者未经同意采用照片；五是过实报道或暴露他人隐私导致侵权；六是某些褒扬性的新闻报道引发新闻侵权。

在这六种新闻侵权的类型中，第一种是最主要的新闻侵权类型，作为法制节目要确保报道的内容经过核对、真实可信，避免捕风捉影、主观臆断。主持人和出镜记者的串联词和评述也要用词准确、客观平和，不得使用侮辱、谩骂或其它具有人身攻击性的言词；也不得使用讽刺、奚落、挖苦等有可能造成对他人社会评价贬损。在报道未成年人犯罪的节目中，须对其肖像、姓名等进行技术处理，如做虚化、打马赛克或用化名等，否则，就有可能对那些未成年人造成心灵伤害，影响其以后的成长。

4，一些电视台的新闻和法制节目记者外出采访时很喜欢带上一台经过巧妙伪装的微型摄像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偷拍机，这样的装备在一些不便公开进行采访的场合很能排上用场。还有一种趋势是，一些电视台的记者在进行采访时，为了方便接触采访对象，获得可靠的信息，有时还要假扮一些特定的身份，诸如顾客、乘客、学生、病人等等，这些都可以归入隐性采访当中。

这首先是一种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采访，一些通过正常采访无法采访得到的新闻素材，运用隐性采访的手段，就有可能全面、真实地了解事实真相，将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丑恶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制假贩假、车匪路霸、野蛮执法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很难通过正常途径进行采访和拍摄，有时是因为不得以才采用这种隐性采访的方式，对此电视观众也能认可。

但是包括偷拍偷录和假扮身份在内的隐性采访，其适用范围受到了法律严格的限定，除了要保护个人隐私权外，我国法律设立的禁区还包括国家机密、商业机密、保护未成年人及保障妇女权益等方面，这里所涉及的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科学技术保密规定》、《新闻出版保密规定》等相关的规定。如前所述，既然被采访对象不知情就很容易与公民的隐私权发生冲突，而公民的隐私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者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损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假扮一些身份，如消费者、游客、乘客、业主等等，但笔者认为并不是任何身份都可以随意假扮的。尤其是一些身份很特定的公职人员和执法人员，例如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役军人、警察、法官、检察官、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等等，这类身份、职务和工作岗位都是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专门授予的，具有法定性和特定性，假扮不但有假冒公职人员“招摇撞骗”之嫌，有损于法纪、政纪的严肃性，还要承担由此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

5，使用一些带有侮辱性的措词贬损涉案人，或对案件性质作出主观色彩浓厚的认定等也很容易引发名誉权诉讼。在一些新闻侵权案例中，有的节目主持人因为在串联词或解说词使用了一些诸如“败类”、“流氓”、“案犯”、“混账”、“色魔”、“小偷”、“骗子”和“劳改释放犯”等未被法院认定的不规范的称谓被告上了法庭；有的编辑记者在节目中对当事人使用一些明显带有贬义的形容词，诸如“丧心病狂”、“厚颜无耻”、“气急败坏”、“狂妄自大”、“妄自菲薄”和“臭名昭著”这类足以丑化人物形象的语言和文字，也因此会侵犯他人的名誉权。

新闻工作者要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新闻工作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韬奋奖获得者刘国强同志说的，这也应成为我们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座右铭。刘国强说，每次面对校对工作时都有一种“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感觉，因此他对工作格外地认真、负责。34年来，刘国强就是凭着这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感，完成 了3亿多字的校对工作，堵住差错近万起。

新闻工作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由新闻工作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它通过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是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新闻工作关乎正确的舆论引导，关乎真实地反映人民的心声，关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新闻工作者必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很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重任，才能为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团结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新闻工作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当前新闻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的新闻队伍总体上看来是好的，但也不能不看到，也有极个别的害群之马。个别人在当前的改革大潮中，是非不清，方向不明，社会责任感缺失。其所作所为，给新闻工作带来了负面效应。有的人把新闻工作当作捞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见利眼开，唯利是图；有的人为了追求“轰动效益”，迎合低级趣味，不顾社会效果；更有甚者，还有的无视新闻工作最基本的要求，炮制假新闻，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加强新闻工作队伍建设，首要的就是要强化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进一步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新闻工作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维护当前安定、团结大局的需要。维护安定、团结，新闻工作的社会责任首要的体现在正确的舆论导向上。把握好舆论导向，就要讲政治，讲大局，讲责任。要导之有责，导之有方，导之有术。新闻工作者要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要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一切从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出发。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为营造安定团结、蓬勃向上的大好局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新闻工作的根本宗旨。

新闻工作者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坚持对党、对国家负责和对广大群众负责的一致性。

努力使党的政府的方针、政策及时、准确、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为人民群众提供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以及了解世界所需要的新闻和信息，热情宣传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和奉献精神，准确反映他们的愿望、呼声和正当要求。

支持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思想和行为，勇于批评、揭露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言行有消极腐败现象，积极、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满腔热情地做好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重视群众来稿，妥善处理群众有关建议、批评、申诉和检举的来信、来访，开展多种多样为群众服务的活动。

新闻工作者法律意识亟待增强

近年来，因新闻工作者的法律意识淡薄而出现的新闻官司接连不断，不少媒体成为被告，一些新闻工作者因此而被处分。这些现象表明，增强新闻工作者的法律意识，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据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审理了１５起新闻单位侵权案件。法官分析，这些新闻侵权案件中，新闻媒体败诉比例非常高，１５起案件中只有１起是媒体胜诉。

１５比１，新闻单位缘何纷纷败北？

据法官分析，首先是新闻报道中内容失实，这是最主要的新闻侵权类型。新闻报道内容失实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新闻作品中基本事实不真实，即新闻作品中的“事实”与客观存在的事实不符，使受害人名誉受到伤害，构成侵权；第二种是新闻作品中反映的内容不全面，所写的内容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事实的一部分，即主要内容、基本内容贬损他人名誉，造成社会评价降低。北京某报一名记者在报道一起坠楼自杀事件时，并没有采访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但其在文章中称，“经采访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得知该坠楼女子为精神病患者，在家受到哥哥的虐待。”文章刊登后，死者家属非常不满，将报社诉上法庭。经审理，法院终审判决报社承担侵权责任，并公开致歉，赔偿损失３５００元。

其次是未经核实转载其他媒体报道，事后证实报道不实，构成侵权。比如北京某报从网络媒体转载报道称某演员因病去世，实际上该演员正在某剧组拍戏。该演员非常气愤，将报纸诉上法庭，法院终审判决该报的行为构成对这名演员的名誉侵权，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１万元。

敲诈案向媒体敲响警钟。2006年5月1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通报了中华工商时报、中国食品质量报等4家报社记者站记者孟怀虎、汪启明、卜军、陈金良以新闻报道为名，向基层单位和群众敲诈或诈骗财物的违法活动。据报道，这是近年来有关部门对违法违规新闻工作者处理最集中、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处理的新闻工作者，都是各相关媒体地方记者站的新闻工作者。据情况通报透露，4人皆因涉嫌敲诈或诈骗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这4起案件虽互不关联，但其中的一些相通之处，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近年来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演变的一个集中反映。这些演变体现在4个方面。从性质上看，已经由违反职业规范行为向违法行为转变，超出了道德自律的限度；从方式上看，由被动收取好处向主动设套明码标价转变；从身份上看，由普通新闻工作者向记者站负责人转变；从主体上看，则由个人行为向集体行为演变。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新闻舆论监督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对某些社会现象、个人行为的公开，如果报道失实或怀有他意，势必会给对方声誉造成损害，甚至会造成“冤假错案”，而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大大增强。因此，当他们认为报道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往往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主张自己的权益，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在进行舆论监督时必须提高法律意识，使舆论监督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发挥作用。

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法律意识，首先，新闻工作者应认真学习法律。法律是做好新闻工作的基本依据。如果新闻工作者不懂法，写出的新闻稿本身与法律不符，甚至违法，又怎么能监督别人？一些新闻工作者写稿子揭露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却让被监督者推向了法庭。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采写稿件的新闻工作者不懂法。其次，媒体从业人员越来越多，但真正懂法律的人并不多。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逐步法制化，无论新闻工作者进行哪方面的采访，都会涉及法律问题。可以说，没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就无法当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要真正认识到增强法律意识的必要性，要熟悉自己所采访行业部门的相关法律知识。如除了掌握一些法律的基本理论外，搞政治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应了解我国的宪法及国家机构组织方面的法律，做经济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应知道国家的经济立法；从事文教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应熟悉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媒体要高度重视对从业人员的普法教育。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搞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新闻界也不应例外。流动性比较大、自由度比较高的新闻工作者，更不应该成为普法教育的“盲区”。鉴于新闻工作的特点，有关部门应该为新闻工作者办一个法制培训班。

当然，建立相关制度是媒体避免官司的有效途径。目前，大多数媒体都有法律顾问，笔者建议让律师从法律角度对一些存在“违法”稿件参与审稿把关，尽量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官司。

来源:中华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