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社会管理工作考评体系

第一篇：健全社会管理工作考评体系

健全社会管理工作考评体系

本报乌鲁木齐12月6日电 记者潘从武 今天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正式更名为自治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施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综治委主任努尔·白克力在会上强调,新疆全区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策部署,深刻认识当前社会管理体制的重大变化,切实担负起做好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工作的历史重任。

努尔·白克力要求,新疆各地要建立健全科学的社会管理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形成环环相扣、上下贯通、奖优罚劣的责任体系；通过机制创新,形成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合力,推动解决社会管理中综合性强、涉及面广的突出问题；针对新疆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勇于破除传统思想观念、旧有体制机制的束缚,善于总结推广基层社会管理创造性探索,努力开创社会管理工作新局面。

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韩勇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熊选国对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作了说明。

第二篇：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一、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诚信经济。随着交易规模的日益扩大，交换关系变得十分复杂，交易各方信息不对称的矛盾愈发突出。特别是买方市场形成并成为常态以后，信用交易成为主要的交易方式，商品交换关系也更多地表现为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进一步完善这个体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从近几年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社会信用的严重缺失，是导致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环境对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逐渐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经济利益主体趋于多元化。一些经济利益主体不顾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乘市场发育不成熟和市场体制不健全之机，肆意扰乱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近些年来，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骗汇、非法集资、恶意合同违约、故意拖欠债务等违法犯罪现象严重。即使在不违法的界限内，也存在着大量失信违约现象。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失信现象，严重地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内经济进入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的程度越来越深，信用缺失的问题不解决，将干扰我国的对外开放，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所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必须着力于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近几年先后部署并开展了一系列打击走私、偷逃骗税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出台和修订了一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政策文件，初步建立起权责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和执法体系，形成了各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有效地遏制了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蔓延的势头。两年多来的专项整治斗争，着力解决的是市场领域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具有针对性强、行政组织推动、依靠社会力量联合实施等特点，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必须看到，专项整治是一种事后解决矛盾的办法，为治本创造了良好氛围，但很难根除滋生经济秩序混乱的社会土壤，整顿过后秩序混乱的现象还有可能复生。中央提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治本主要是指完善市场经济秩序的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建设就是建立社会信用制度，形成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只有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社会信用体系，才能更好地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真正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切实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二、抓好关键环节，建设长效机制社会信用体系是一种规范诚信的社会机制，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和长效机制。它对于失信行为具有记录、揭露、预警和惩戒的功能，可以有效地遏制市场交易当事人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造成一种“违规失信，处处制约；诚实守信，路路畅通”的社会氛围，使失信者付出沉重代价，诚实守信者得到应有的经济利益和保障，从而有力地维护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建设社会信用体系要注重抓好以下关键环节。完善社会信用法律。立法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把信用信息的采集、披露、使用，信用服务机构的市场准入和运行规则，以及政府部门的公共信用服务和监管等，用法律加以规范，使关系社会信用的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有利于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目前，我国协调交易主体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已有不少，但社会信用方面的专门法律还有空白，应当抓紧建设，逐步完善。倡导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道德是市场经济秩序的支撑，主要依靠社会公认的价值观、信念、文化习俗和社会舆论来维持，从对人的人格、品质塑造和社会评价上形成对不良行为的约束力。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把诚实守信作为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作为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社会信用体系覆盖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涉及法律、制度、道德、管理、服务、信息等许多方面，是一个综合的体系。社会信用缺失，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明礼诚信的道德传统，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亵渎。因此，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必须以道德为支撑，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关于诚信的宣传教育，普及信用知识，使社会成员树立诚信方面的道德意识，重视他人和社会对自身信誉的评价，增强对各类失信行为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誉从信来，人无信难立，企无信难兴。我们要通过诚信道德这个支撑力量，使我国的信用体系形成最广泛的社会自律机制和道德评判机制，引导和约束经济活动主体守信践诺，自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而健全的信用体系则是产权的有力保障。只有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市场主体才会产生追求长期经济利益的动力，事事处处讲信用、树信誉；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才能保护产权不受侵犯，保障产权的合理收益。抓紧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在明晰产权归属的基础上，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公开政府信用信息。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政府各部门，包括有政府背景的特殊企业和公用事业单位，掌握着大量管理对象的信用信息。目前这些信息主要用来为内部监管服务，很少向社会提供。

第三篇：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一、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诚信经济。随着交易规模的日益扩大，交换关系变得十分复杂，交易各方信息不对称的矛盾愈发突出。特别是买方市场形成并成为常态以后，信用交易成为主要的交易方式，商品交换关系也更多地表现为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进一步完善这个体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从近几年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社会信用的严重缺失，是导致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环境对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逐渐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经济利益主体趋于多元化。一些经济利益主体不顾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乘市场发育不成熟和市场体制不健全之机，肆意扰乱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近些年来，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骗汇、非法集资、恶意合同违约、故意拖欠债务等违法犯罪现象严重。即使在不违法的界限内，也存在着大量失信违约现象。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失信现象，严重地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内经济进入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的程度越来越深，信用缺失的问题不解决，将干扰我国的对外开放，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所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必须着力于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近几年先后部署并开展了一系列打击走私、偷逃骗税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出台和修订了一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政策文件，初步建立起权责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和执法体系，形成了各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有效地遏制了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蔓延的势头。

两年多来的专项整治斗争，着力解决的是市场领域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具有针对性强、行政组织推动、依靠社会力量联合实施等特点，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必须看到，专项整治是一种事后解决矛盾的办法，为治本创造了良好氛围，但很难根除滋生经济秩序混乱的社会土壤，整顿过后秩序混乱的现象还有可能复生。中央提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治本主要是指完善市场经济秩序的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建设就是建立社会信用制度，形成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只有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社会信用体系，才能更好地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真正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切实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二、抓好关键环节，建设长效机制

社会信用体系是一种规范诚信的社会机制，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和长效机制。它对于失信行为具有记录、揭露、预警和惩戒的功能，可以有效地遏制市场交易当事人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造成一种“违规失信，处处制约；诚实守信，路路畅通”的社会氛围，使失信者付出沉重代价，诚实守信者得到应有的经济利益和保障，从而有力地维护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要注重抓好以下关键环节。

完善社会信用法律。立法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把信用信息的采集、披露、使用，信用服务机构的市场准入和运行规则，以及政府部门的公共信用服务和监管等，用法律加以规范，使关系社会信用的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有利于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目前，我国协调交易主体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已有不少，但社会信用方面的专门法律还有空白，应当抓紧建设，逐步完善。

倡导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道德是市场经济秩序的支撑，主要依靠社会公认的价值观、信念、文化习俗和社会舆论来维持，从对人的人格、

第四篇：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提高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提高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2010年，民政局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统揽民政工作，坚持“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 把社会救助工作作为执政为民、解决民生的一项重要职责。

（一）城乡低保工作。全年共为城市低保对象3363户7801人累计发放城市低保金1717.6万元，为农村低保对象8156户19237人发放农村低保金1624.7万元，全县城、乡低保完全实行了社会化发放，按时足额发放率达到100%，保障对象满意率达到98%以上。

（二）发放救灾救济物资，送党和政府的温暖。严格按照救灾救济要求发放救灾救济物资，真正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困难群众心中。全年安排救济粮365吨、清油23吨、大米45吨、煤4500吨、棉被褥500套、棉衣棉裤500套、棉鞋500双，折合人民币438.3万元。帮助126户灾民重建房屋、维修损坏房屋45户、使用救灾款50.8万元。

（三）五保供养工作。全县集中供养了480名五保老人和140名孤儿，集中供养率达到43%。2010年，民政局被国家民政部授予“全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四）城乡医疗救助工作。将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为及时解决困难群众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提供了资金保障。全年支付农村低保对象医疗救助金275.2万元，救助34880人次；支付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金158.9万元，救助15131人次。

（五）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建立了各项工作制度，推动救助管理工作顺利开展。通过设立救助站、咨询

站、街头救助点，共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138人，切实保障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抢抓新机遇

再创新佳绩

稳步推进全县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2010年，全县教育系统大力实施科教兴拜和人才强县战略，以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目标，以发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为突破口，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重点，不断巩固提高“两基”成果，切实推进教育均衡发展，逐步提高学校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素质，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和效益，各级各类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两基”成果切实巩固。顺利通过地区“两基”工作年检，全县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67%，初中阶段入学率达100.56%，脱盲人员复盲率控制在2%以内。

办学条件明显改善。继续推进学校布局调整和标准化建设，顺利完成学校抗震加固更新4.16万平方米，学前双语幼儿园建设1.26万平方米，实施第四中学建设5.84万平方米。

双语教育成效显著。继续扩大中小学双语教学覆盖面，开设少数民族“双语”班485个，新增班级53个，“双语”教学覆盖面达54%。学前“双语”教育规模增幅明显，入园幼儿4483人。

高中教育全面开展。切实落实高中教育免费政策和贫困生助学政策，累计减免学费、课本费、住宿费486.5万元，落实贫困生生活补助45.9万元。继续扩大高中招生规模，全县高中入学率达到58%。

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初三分流班教育、绿色证书教育和职业高中教育全面发展，专业设置更加合理，办学效益日益突出，职业教育基本实现自给自足。

教师素质全面提升。继续深化教育人事制度改革，师德师风建设不断加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升。积极落实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教师待遇得到进一步改善。

教育质量稳步提高。继续规范学校常规管理，切实加强教育教研，突出做好教学评比督查，各类教育教学质量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良好态势。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是浙江温州援建拜城全面推开之年，我县教育事业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将坚持把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作为出发点，坚持把提升教育服务水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为落脚点，坚持把全面发展、德育为先作为育人基本理念，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区域教育均衡化，坚定不移地把教育改革与发展推向前进。今年，我们将重点将做好以下工作：

一、以提高学校管理与质量为核心，着力加强基础教育建设 一是巩固提高“两基”成果。进一步建立健全“控辍保学”、扫盲工作长效机制，不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大力改善办学条件。继续加强督导机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督查、指导、促进教育工作的作用，保障国家和自治区教育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二是提高学校管理与质量。坚持从严治教，推进和加强学校管理，将教育教学质量作为学校的重要考核指标。切实加强教师师德建

设，加大教师培训力度，规范教学常规管理，严格教师教学行为，努力提高教师教学准备、教学实施、教学评价以及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服务教学的能力。继续完善教师绩效考核制度，健全奖惩激励机制，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三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继续合理调整和科学规划学校布局，有序实施3.9万平方米的校舍抗震加固项目建设，切实加强县域内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合理配置，加大城镇学校教师对口支援农村学校、优质学校对口帮助薄弱学校的力度，着力实现相对均衡的教育发展。四是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加强基础教育课程课改工作的指导，组织开展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建立健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项督导机制。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巩固和发展远程教育成果，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

二、以推进“双语”教育为抓手，着力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质量

一是稳步推进中小学“双语”教育。2011年秋季，在有条件的村级小学全面实施“双语”模式三教学。积极开展“双语”示范学校创建和“双语”教学的督导检查评估活动，进一步规范“双语”教学工作，提高学校“双语”教学工作的管理水平。二是大力推进学前“双语”教育。加快温州·拜城新星幼儿园和14所农村学前“双语”幼儿园工程建设进度，确保工程按期完成。认真组织学前“双语”幼儿园教学活动，充分发挥公办示范性幼儿园的指导和辐射作用，建立和完善县、乡、村三级管理体系，进一步做好学前幼儿园园长培训、幼儿教师招录工作。三是切实加强“双语”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对少数民族教师的汉语强化培训，着力提高在职的学前和中小学少数民族教师使用汉语授课的能力。选派具备“双语”教学能力的教师到边远贫困乡村支教，缓解农村“双语”教师不足的矛盾。加强对“双语”教师的考核，实行动态管理，及时调整“双

语”教学岗位。

三、以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为契机，着力推进高中阶段教育 一是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结构。积极争取中央、自治区专项资金和浙江援建资金，启动县中等职业学校一期工程建设，切实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继续深化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充分发挥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的作用，建设覆盖县、乡、村的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网络。二是积极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建立完善县级能工巧匠和专业技能人才资源库，落实职业教育紧缺专业特聘兼职教师计划，不断优化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继续抓好职业学校建设精品专业与精品课程建设，着力提升职业教育层次和办学水平。三是认真做好高中建设和扩招工作。加快实施县第四中学建设工程，严格工程质量监督，下半年完成16栋单体建筑及附属工程建设,确保秋季学期正常投入使用。积极宣传高中阶段教育优惠政策，动员广大农牧民子女入学，秋季学期完成高中阶段教育招生2200人，入学率达到60%以上。

四、以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为载体，确保教育系统安全稳定 一是加强师生民族团结教育。认真贯彻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按要求开设好民族团结教育课程。积极开展民汉师生结对子、互学语言文字、互学文化传统、扶贫济困，创建友好处室、友好班级、友好宿舍、友好家庭等活动，努力营造各民族师生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紧密团结的校园氛围。二是不断深化学校安全管理。全面落实学校校（园）方责任保险制度，积极鼓励和引导学生参加人身平安保险。建立健全校园安全应急管理机制和各项安全工作制度，建立校园安全应急管理机构，提高预防和应对各类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充分发挥学校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的作用，定期开展学校及周边环

境的集中整顿和专项督查，确保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五、以提高管理服务水平为重点，切实抓好教育系统自身建设

一是加强学校党组织建设。继续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增强学校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进一步健全组织机构，确保学校党建工作全面落实。积极组织开展和丰富学校党组织生活，增强学校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深入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加强教育系统学风建设、思想作风建设、工作作风建设，增强干部法制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效能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三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教育系统反腐倡廉制度和体系建设，增强教育系统干部职工预防腐败的能力。巩固和扩大纠风工作成果，积极推进廉洁文化进校园工作。继续加强对中小学教辅用书征订和使用的管理。四是实施利民惠民工程。全面落实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切实规范各类教育经费的管理和使用，进一步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努力保障弱势群体子女受教育权利。重视关注和解决好群众反映的各类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中共拜城县十届十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交流材料之二十七

以先进文化为引领

实现拜城文化事业跨越式发展

文体广电局

2010年，文体广电局严格按照县委、政府要求，认真落实县“三干会”和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全面提升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质量，不断丰富和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积极创新工作机制，扎实开展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一、2010年工作回顾

2010年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我局积极发挥文化活动阵地作用，以“双百”文体活动为龙头，全年组织举办百日广场文化活动45场、农村百日文体活动357次、农村电影放映2219场（次）；成功申报黑英山帕拉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成功举办了县级以上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4场（次）；积极组织人员参加地区的各项文化体育赛事，并取得了

较好成绩；建立完善各项制度，加大文化市场监管力度，确保我县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加强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确保全年广播电视无播出事故发生。

以为民办实事、好事为原则，切实抓好文体广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一年来，完成体育馆主体工程、9个乡镇文化站及36个农家书屋的建设任务；积极争取上级资金补助，完成村“大喇叭”及“村村通”安装工程设备4698套，有力地促进了农牧区广播电视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积极搭建农村数字电视2个频点，接收16套节目，覆盖半径65公里以上，有效地解决了偏远山区农牧民群众看电视难的问题；不断丰富全县广播电视节目内容，进一步满足各族群众文化生活需求。

二、2011年工作重点和措施

1、抓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县、乡、村三级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积极构建覆盖面广、功能完善的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重点抓好体育馆附属工程和大宛其农场文化站建设，力争2011年体育馆完工并投入使用；抢抓机遇，着力完成县博物馆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切实抓好农家书屋建设、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工作，不断提升文化设施的服务能力和水平，确保文化基础设施作用有效发挥。

2、抓精品工程建设，不断提升文化品位。一是以精神文明建设“十个一”亮点工程为龙头，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加大农民画、文学、美术、书法等方面的创作力度，努力创作一批在县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精品。积极邀请温州及自治区文化艺术专家来拜采风，通过文化艺术交流，逐步提升拜城文化艺术人员的创作水平。着力完成赛里木赛乃姆课题研究及作品出版发行工作。组织举办农牧民绘画培训，广泛开展各种文化展览活动。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大力普及大众文化。以“双百”文化

活动为抓手，以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为目标，紧紧围绕“五一”“七一”“十一”等特殊节日，根据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组织广大各族群众，大力开展民歌比赛、模特大赛、爱国歌曲大家唱、农牧民绘画展、农牧民运动会、农牧民文艺汇演等系列大型活动，真正体现“到群众中找文化、让群众演文化、使群众享受文化”的宗旨，使大众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让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上各尽其能，在“文化提高”上各得其所，在“文化享有”上各得其利。三是切实抓好文化服务工作。大力实施“2131”工程、东风工程、农家书屋建设工程，充分发挥现有文化基础设施作用，定期定时对广大群众免费开放，不断满足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3、抓人才队伍建设，发展壮大文艺骨干。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会议精神，大力倡导民间文化文艺创作，同时扎实做好文艺、广电技术人才队伍的培训和管理工作，积极拓宽教育培训渠道，提高教育培训质量，确保文艺工作者及技术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修养及业务能力都有显著提高。针对目前我县文化人才匮乏的现状，积极采取“引进来”、“送出去”等方式，切实提高人才队伍综合素质，逐步解决文化人才匮乏的难题。

4、抓文化资源保护，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全面做好文物普查和保护工作，并认真落实文物“四有”制度。按照自治区、地区要求，切实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申报工作，组织人员对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进行深入挖掘，及时收集整理田野调查文字、图片资料，迅速编制申报书，制作申报片，并建立完善的数据库。重点落实好赛里木赛乃姆保护项目的图书及光碟的出版发行、申报工作。

5、抓广播电视宣传教育工作。广播电视是宣传工作的重要渠道，对提升拜城知名度、影响力及满足全县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等都有着重要意义。抓好广播电视节目重点要在设置品牌栏目上下功夫，积极创办一批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广播电视宣传

栏目。同时，以为民办好事实事为契机，积极推进农村无线数字电视覆盖二期工程建设，分期分批落实数字电视机顶盒，确保全县各族群众早日接收到更多电视节目。继续实施“村村通”工程，扎实管好用好维护好农村广播电视设备。

6、抓文化市场管理，确保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按照一手抓文化建设、一手抓监督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文化市场监管制度，继续加大文化市场管理和整治力度，加强对网吧、歌舞厅、游戏厅等文化娱乐场所的管理，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黄、打非”行动，从源头上打击各类违法文化经营活动，进一步规范文化市场秩序。通过开展“合法经营户”、“文明网吧”等创建活动，规范经营者经营行为，进一步净化和繁荣文化市场。

中共拜城县十届十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交流材料之二十八

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大力推进卫生事业全面发展

卫生局

2010年我县卫生工作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医疗机构监管，加大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较好地完成了2010各项卫生工作任务。

一、2010年工作回顾

1、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发展。2010年，全县15个乡镇卫生院、16个标准化村卫生室已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县医院综合业务楼建设项目已于5月份完成并投入使用。县维吾尔医医院门诊、医技、住院大楼，妇幼、计生综合服务大楼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已完成，现已进入装修阶段，预计2011年6月可投入使用。县人民医院干部住院楼、维吾尔医医院综合服务楼抗震加固项目已完成并投入使用。在抓好三级卫生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的同时，还加大了三级服务网络的设备更新力度，极大地改善了县、乡、村医院（卫生院、村卫生室）医疗条件和医疗环境。

2、积极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我县作为2010年自治区基本药物零差率试点县，已按要求在全县16乡镇（场）卫生院及150个村卫生室全面实施自治区基本药物零差价制度，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通过各级政府补贴的形式，切实减轻了广大农牧民的医疗负担，进一步解决了群众看病贵的问题。

3、城乡公共卫生事业稳步推进。圆满完成地区下达的疾病预防控制、地方病防治、妇幼保健和3000座农村改厕等任务；扎实做好社区居民健康档案工作，落实了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专项经费；新农合参合率达98.8%，五保户、农村低保户参合率均达100%，2010年新农合筹资2534.49万元，补偿114432人次；门

诊住院“双统筹”工作成功运行；深入开展了打击非食用物质和非法添加剂专项活动；公共卫生服务能力、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

4、医疗卫生监管工作扎实有效。深入开展了“医疗质量万里行”、“医院管理年”活动，并在地区获得第一名成绩；医疗机构执业行为和诊疗活动进一步规范，医疗事故防范和纠纷处置工作成效显著，卫生执法监督力度进一步加强。

二、2011年我县卫生工作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措施

总体目标：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我县卫生事业全面发展。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主要任务和措施：

1、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稳步推进基本药物制度建设进度，继续推进自治区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确保参加网上药品集中采购的县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达到100%。按照自治区基本药物目录，落实确定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配备使用基本药物比例，加强基本药物使用管理。在乡镇（场）卫生院推进院长竞聘上岗制度，全面推行绩效考核工作。建立健全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农村和社区卫生机构联防联控机制，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制度，强化卫生应急工作的常态管理，加强卫生应急物资储备，提高应急救治能力和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继续深入开展“医疗质量万里行”、“医院管理年”活动，以加强卫生监督机构能力建设为抓手，不断加强对医疗机构监管力度，加强医疗卫生服务行为和质量监管，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水平，健全卫生监督执法体系，规范执业行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医院对口支援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制度。积极推进临床路径试点工作。探索单病种质量管理，推行电子病历，开展医师多地点执业试点。

2、健全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快慢病防治体系建设，逐步健全慢病防治工作网络，积极在全县开展以高血压和糖尿病为重点的慢病管理工作，预防和减少群众身患慢性疾病。全面加强传染病的管理，着力控制传染病总发病率降低5个百分点以上。认真实施国家免疫规划、重大疾病防控、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农村妇女“两癌”检查和孕龄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等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积极开展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继续巩固自治区最佳卫生县城成果，启动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加快推进农村改厕项目，确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农村卫生厕所建设任务。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健康教育力度，预防和控制各种传染病、地方病和慢性病的发生和流行。继续实施以普及加碘盐为主的碘缺乏病综合防控策略，全面实施弱势人群、重点人群的加碘和补碘工作。进一步完善艾滋病防治工作机制，加大健康教育宣传力度，着力提高针具交换、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安全套推广使用等干预措施的覆盖面和抗病毒、抗机会性感染治疗工作的可及性。

3、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机构软硬件建设。继续利用好国家和自治区专项资金，加快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进一步加强县、乡镇医疗机构的软件建设及村卫生室建设。加快推进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一支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的人才队伍，同时加大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力度，着力提高其综合素质能力，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继续做好面向村卫生

室定向培养中等医学教育工作。二是巩固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在职培训和乡村医生在岗的针对性培训。三是进一步加强社区卫生人员培训工作。四是着力做好妇幼医师专项培训、基层中医民族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培训和卫生管理干部培训工作。五是加强疾控机构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公共卫生技术服务能力。六是不断完善对口支援协作机制，继续推行县级医院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工作。七是按要求完成129个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项目任务。

4、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积极做好自治区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县工作，着力提高广大农牧民新农合参合率，有效控制医疗费用，切实减轻参合患者医疗负担。在全县范围内基本消除农牧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切实把全县农牧民健康保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第五篇：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正式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关键词与方法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展望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新目标应定位于迈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相协调的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达致与全面依法治国相匹配、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水平，使社会质量获得全面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不仅对过去5年的社会治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安全全面加强），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不仅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做出新的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回顾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成就和成功经验，前瞻中国新时代在社会治理方面面临的使命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背景与发展脉络

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的60多年的历程中，新中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从政府管制到社会管控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6年，我国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高度整合，呈现出国家—社会一体化特征。与这一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基本矛盾相适应，我国社会呈现出“政府管制”的特点，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和管控型社会管理体制。［1］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确立，尤其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转型，社会逐渐从国家体制中相对独立出来，社会综合治理开始被广泛提及，我国的社会治理进入了社会管控阶段。

（二）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管理

2004年以后到2012年，我国社会治理进入“社会管理”阶段。2004年，中央首次将提出社会管理议题，将其作为顶层设计的重大任务加以部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010年，全国确定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并制定了《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指导意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是这一时段我国认识和实践社会建设工作的关键词和方法论。

（三）从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

十八大以来，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得以确立和发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原则性要求。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并指明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抓手。要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社会治理”这一新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文献中，取代了过去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提法，并且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党的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次重大创新，它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在顶层布局上进入崭新阶段。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呢？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调、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强，不稳定性越强，风险越高。据他介绍，社会治理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常态治理，二是非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包括四类：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二是事故灾难，如交通生产、沉船、空难等；三是公共卫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药品安全等；四是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群体性事件，等等。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反映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范围、治理重点等方面的明显不同，意味着社会治理由过去政府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变为政府与各类社会主体多元化协同治理体制，凸显了公众参与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处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所取得经验的深刻总结，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其后，党中央对加强治理、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社会治理格局得以明确，社会治理思路越来越清晰，社会治理效能日益得到彰显。

（四）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化

我们之前提到过，社会治理这个词是新词，2013年提出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提出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了一个重要决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全面深化改革有两大目标：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什么？就是社会体制创新，所以，社会治理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呢？从个人认识的方面来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应急式管理到预警式管理，以前呢是发生什么事情现场解决什么事情，现在呢，往往都会预先制作方案，一旦事情发生，根据事情等级不同，启动不同预案，可以最大效率的提升社会管理价值；二是从感性管理到量化管理，以前呢，是想到啥做啥，全凭领导脑袋的热度，现在呢，会考量数据指标来进行考虑，比如说五一长假是否取消，最起码会搞个网络投票，不在于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说了算；三是从权威管理到专家管理，以前呢，是领导说了算，现在呢，仍然是领导说了算，但起码会征求一下专家意见最后做决策意见。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共建共治共享阶段

党的十八大至今，是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理性深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怎样提高四化水平呢？

一是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

随着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机制及社会机制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治理不是政府独自承担的任务，而是中国亿万人民的事业。社会治理社会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政府逐渐调整与社会的关系，从过去对社会治理事务大包大揽逐步转移职能，通过购买服务和招投标等方式将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给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公众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举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超级广度和深度的全民抗“疫”，由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引发的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面对“大考”，虽然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在面对突发疫情时，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决策部署，能够在短期内紧急调配包括政府、军队、医疗、建设等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迅速执行城市封锁和交通管制等方面的应急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保障。社会依法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须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必须加强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增强司法的权威性。第三，要保障执法的公平性，必须规范执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加强全民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高全民遵纪守法的意识，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第五，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制的手段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举例：利用法治手段。还是以数据说话：2003年“非典”时期，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非典”疫情案件，主要集中在制售伪劣药品，哄抬物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等罪名。而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三类“非典”期间数量最多的罪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计只占3%左右。这就是法治手段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鉴于“非典”期间的经验，疫情刚一爆发，面对口罩紧缺，防疫物资难买等现状，政府部门就发文，明令禁止各类哄抬物价的行为，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公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列出了与疫情相关的33种罪名，这些法治手段，使基层治理有法可依，也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安定团结、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所以，要想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离不开加强法治建设。用法治手段进行基层治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加强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

就以这次疫情举例，口罩紧俏、防疫物资难买，从政府加强市场监管措施，到公众媒体的广泛宣传，只要哪家药店的口罩不合常理地涨价，消费者就会打电话投诉举报，这就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同样，正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违法必会被严惩，药店也不敢随意涨价。这就是广泛宣传的影响力，是法治手段融入基层治理的成效。

二是要提高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基层干部自觉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是依法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疫情防控中，疫情严重地区的基层治理采取封城、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但一些疫情比较平稳的地方也“一刀切”式使出封字诀，封村、封路、封小区、封门，甚至在中央强调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后，仍有部分地方的基层管理采用一“封”了之的简单粗暴管理方式，影响群众生活，影响企业复工的极端案例。这反映出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到位，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有待加强。

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对于部分地区采取的封路、断路等非法治手段，居然赢得了当地群众或网友的正面支持，认为这是防疫的“硬核措施”，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不仅是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需要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法治意识也亟需提高。

三是要加强立法研究，为基层治理提供法律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基层治理涉及利益复杂，群众诉求多样，要真正让基层想出因地制宜的管用办法，要做到与时俱进，对不合适当前情况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或废止，我们需要抓紧研究现行法律制度涉及基层治理的短板和弱项，通过立法研究，及时修正、补充、完善，把法治建设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疫情期间，为了落实中央提出的“用法治方式和手段，动员凝聚法治力量阻击疫情”指示精神，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发布了各类与疫情相关的通知、意见等文件，这些实际上就是广义的立法，为特殊时期的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四是要加强法治新基建的投入。

我国现阶段的宏观政策确定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来发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就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系列决策部署，20天内4次提及“新基建”相关内容。

我认为，除了加大经济领域的投资，同时也应加强法治领域的投资。法治领域的投资，应当从“新基建”着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其实就是新的基础设施，也需要加强建设，而这个建设的手段即是通过持续深化的宣传和教育改造，达到强化全民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目的，这对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将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需要加大投资。

另一方面，加强法治建设软硬件建设，可以提高服务功能和基层治理效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不见面”政务服务、智能物流配送、智能交通保障等各个领域，保障了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正常运转秩序。

现代信息技术发挥的具体应用实践给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工作理念、建设路径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启示。智慧法院、网上立案、网上开庭、在线普法、在线调解等开始推行，但推行的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新基建的投入，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5G、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成果，不断拓展数据资源，持续更新技术功能，强化智能化开发应用，推动先进信息技术与法治工作的深度融合，提高法治建设水平，开创基层治理新格局。

三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要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服务和管理方面应当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革命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治理提出要提高我们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就是针对我国当前信息的碎片化、条块化、人力和运行成本高、快速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新要求。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平台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使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更加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能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更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革命性的变革。举例：

四是提高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社会治理专业化，要求社会服务和治理有专业的队伍、专业的理念、专业的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社会治理和开展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加强社会治理各类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服务、就业援助、贫困帮扶、纠纷调解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员。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非常紧缺，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这需要我们加快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健全社会工作者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提高我们社会治理水平。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意义十分重大。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办这次培训班的重要原因。举例：未整理完。

二、以制度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当中，并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部署，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我国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新的社会治理体制基本形成，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维护，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根据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充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其中，共建突出了制度和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共治强调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同政府资源整合优势、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群众动员优势有机结合；共享要求社会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贯彻落实这一重要部署，需要多方面、多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一要夯实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这是保持社会安定团结良好局面的关键。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二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

三要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安全监管制度，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四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五要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增强国家安全能力。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当前，我们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通过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制，促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打造良好社会环境。

三、中国新时代社会治理之前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明确提出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并特别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专门部署，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治理面临的任务、预设的目标也有所变化。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冲刺期，社会治理的重心也将发生相应移转。尤其是在国家的总任务将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之路，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以社会协同为路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难在整合、重在预防、贵在长效、安在制度、成在文明。上述社会治理发展总目标，至少包含五个重要方面：第一，从合作共治到系统协同，社会治理体系完备体制成熟。第二，从有效治理到长效治理，社会治理源头理顺夯实。第三，从矛盾应对到风险预防，前瞻性治理有效回应社会系统性风险。第四，大批相对稳定的机制模式沉淀为制度上升至法律，社会治理各项活动全面纳入法制轨道。第五，社会治理愿景由社会平安迈向社会文明、从社会秩序升级到社会美好。

从当前到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社会进入急速变革、高度复杂、全面风险的新阶段。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格局与基本生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难点。有鉴于此，为实现上述总目标和五方面的展开，今后我国社会治理应重视如下具体工作。

（一）科学配置全社会治理的治权，构建协同治理的格局

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但相比而言，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后者不仅要求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参与行动，而且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分工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迈向科学的协同治理。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具体分工与协作模式，基于各自优势科学配置治权，明确各自权责。以社会组织为例，针对自我保护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孵化赋能策略”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能力。针对专业服务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此类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构建政府与社会协作平台，使社会组织在治理中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同步推动国家能力特别是服务能力获得建设性的增长，并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在此过程中，应当重视责任的同步配置，促使参与治理者规范行使治权。

（二）深度利益整合，共享和补偿同步推进

社会治理的根本挑战来自资源稀缺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深层次问题是利益的衡平，其背后是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广场舞大妈与附近居民之间的安宁矛盾，还是“暴走团”与司机之间的路权之争，直至垃圾处理站建设中的邻避效应，其背后都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调整涉及社会群体利益格局的变换，难以自动弥合民众多元的利益诉求。未来，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社会公平，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同时探索对各种利益进行深度整合，创造共赢模式，在各领域推进共建共享。对于必须做出利益调整，切实难以实现利益共赢的改革问题，应当做足做好补偿。这是帕累托改进的基本要求，也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根本之道。

（三）着眼于重心下移和系统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基层治理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和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结合点。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网格化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建设与完善的目标，是夯实社会治理基础的关键。基层社会治理往往因资源不足而陷入治理困境。尤需进一步下沉治理资源，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筑牢基层社会治理。

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健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福祉，全面解决基层群众面临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困难。夯实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所需具备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破除目前仍然存在的公众参与体制机制以及文化观念上的障碍，提升社会成员作为“社会人”的能动力，促使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四）积极拥抱现代科技，提升社会风险预测预警和防控能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新技术的运用能够迅速拓展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与格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事务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的过程。它以掌握治理对象的状况及其外部环境的信息为前提。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与挖掘、及时研判与共享，成为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云计算对于打造生态绿色、智慧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随着EI、AI技术的快速崛起和广泛应用，社会治理要紧密跟踪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治理方式乃至治理模式改进的机会与空间，与时俱进地创新优化，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五）坚持公正司法、便民司法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被称为“微观社会矛盾纠纷的灵敏显示器和社会治理状态的预警机”。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全面深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进入司法渠道，为司法裁判社会治理功能的释放提供了广阔舞台。司法对具体矛盾定纷止争的同时，维护公民权利和监督公权力。在此过程中，司法实现了法治价值的传播，促进公众守法习惯的养成，并敏锐捕捉社会变化并对其进行适度回应，为治理规则的完善升级积累经验，促进社会治理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

部分社会矛盾因缺乏对应的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难以透过是非对错的裁决模式处理，无法进入司法渠道，被学者称为“法治剩余”。［13］法治剩余问题深刻困扰基层治理。信访制度及其背后的行政体制采用与法院相异的原则对待社会矛盾，践行一套独具特色的矛盾化解机制，能够将法治剩余问题吸纳进入行政体制，激发地方政府积极回应社会矛盾。因此，应当认真理性对待信访制度，构筑司法主体、信访兜底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重建信访的政治属性，依法规训信访行为，回到信访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本义上来，发挥其吸纳法治剩余、处置社会矛盾的功能。

（六）坚持严格执法与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相结合，让全民的规则意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

执法是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要保证执法文明，提升执法刚性，明确规则红线。在今后的社会治理中，要彻底清除简单粗暴、管控社会的管理思维，在强化严格执法的同时，更要强调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杜绝执法活动可能引发的冲突和风险。在此前提下，适应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协调与救济常态，逐步消除以回避矛盾为目的的执法妥协、弹性执法。弹性执法固然具有稳定和防范冲突的功能，但其本质上违背法治思维，破坏法治文化，影响消极，后果负面。新阶段的社会治理，法治要露齿亮剑，使社会成员明确规则意识和规则感知。为此，基层执法者要树立起科学的社会稳定观，以合法的方式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以法律规则为依据进行具体治理。为落实严格执法的要求，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中需要充分提供公众参与和意见表达机会，切实落实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全面评估其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具体影响，在必要情况下应制定完备的应对或补偿方案。

（七）提炼公共价值，重视舆论治理，加强社会心理建设，夯实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

高水平的社会治理有赖于社会主体的自我服从，而自我服从又源于社会主体的高度认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社会成员对治理活动的主观认知。明确地把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建设纳入社会治理的策略中。网络社会具有开放性和表达机制对等性的突出特点，互联网不仅推动了社会沟通、重构了公共环境中的信息传播机制和权力关系，实现了“话语权再分配”，从而使普通事件公共化程度提高，并增加了公共事件和宏观社会的不确定性。这对社会成员的治理认知和信任都构成重要挑战。再造话语秩序，重树社会信任是未来社会治理的难点所在。传统的管制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存在诸多局限。一个可资借鉴的重要方向技术是重视公共价值的发掘、提炼与表达，并释放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凝聚与统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