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常态化反恐深水区

第一篇：中国进入常态化反恐深水区

中国进入常态化反恐深水区

关于反恐

“要深刻认识反恐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强化底线思维，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严厉打击各种暴力恐怖犯罪活动。”――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发生后，总书记指示

“反恐怖斗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斗争，必须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

“要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筑起铜墙铁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2014年 4月25日，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迅速侦破案件，从严惩处暴恐分子；及时组织救治受伤群众，安抚受害者家属，全面加强社会面巡控和重点部位防控，严防发生连锁反应。对暴恐活动和恐怖分子必须警钟长鸣、重拳出击、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总书记对新疆乌鲁木齐市“5?22”暴力恐怖案作出重要批示时指出

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增多

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升级，进入常态化反恐的深水区，这也是中国发展必须破解的重要课题。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反恐问题，4月25日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门讨论了反恐问题，习主席还就反恐政策发表重要讲话。可以看出，中国最高决策层已充分认识这场反恐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并将反恐上升到关系人民安全、国家稳定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高度，全国上下对此已有充分共识，并作好相应的斗争准备。谁搞恐怖活动，谁支持恐怖活动，就是与全中国人民为敌，就是与整个中华民族为敌。

中央对这场斗争的认识十分清楚。中国面临的恐怖风险上升，是在国际安全环境大气候变化下发生的，要准确判断目前所处的反恐环境，就有必要理解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对比新疆暴恐分裂活动的历史周期，可以发现目前这场斗争的严峻性。20世纪30、40年代，以及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都经历了恐怖活动高发的阶段，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活动，也大致符合这一周期，并且也有此国际背景。特别是90年代初，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地区乱局产生的恐怖祸水冲击新疆，发生了一系列恶性暴力恐怖案件。目前，美国正加紧从阿富汗撤军，盘踞南亚的国际恐怖势力也出现异动，“外溢”威胁加大。特别是中东北非**以来，新一波跨国恐怖活动正在加速形成，叙利亚已成为多国暴恐分子的实战训练场所，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分子。可以说，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又到了一个类似上世纪90年代初的历史新关口中，目前中国恐怖威胁上升有明显的国际背景。

如果再考虑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和美国及西方所持的反恐双重标，更不难理解中国进入常态化反恐深水区的意涵了。随着中国国力发展和海外利益增多，且又多集中于高危动荡地带，更要加倍警惕此轮风险。其实，用砍刀棍棒搞恐怖袭击，其影响并不亚于“9?11”式的飞机撞击，同样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大幅增加政府的反恐安保成本，冲击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同样是与全体人民作对的恐怖公敌。

恐怖威胁与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密不可分

习总书记提出，“要正确把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时妥善解决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纠纷，坚决遏制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进行的分裂、渗透、破坏活动”。这有十分明确的针对性，暴恐活动的目的是搞民族分裂，而又常用宗教极端主义来洗脑和动员，以掩饰其搞分裂的本质。

中国面临的新一轮“东突”恐怖威胁，与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密不可分。一方面，长期在境外活动的“东突”暴恐分子是打着宗教旗号从事分裂活动的武装恐怖团伙，有长期在境外活动的历史基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也即“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就长期盘踞南亚，并与“基地”组织密切勾结，而且还与当地极端宗教势力和黑恶犯罪势力勾结。另一方面，境内的暴恐分子或多或少受境外“东突”恐怖势力的遥控和影响，不仅境外东突恐怖势力派人向境内渗透，一些暴恐分子有境外受训的背景，而且境内外的暴恐人员联系还体现在网络联系和外逃参战方面，境内的恐怖分子从境外发布的宣扬极端主义和暴恐战术的视频中有组织学习和运用，恐怖威胁日益加大。事实上，诞生在新疆的多个“东突”恐怖组织早已经将组织核心转移到境外，通过人员渗透和远程指挥等形式，在中国境内发动恐怖袭击，4月30日新疆乌鲁木齐案就是如此。

“东突”恐怖活动与新疆分裂活动密不可分。无论是“世维会”等长期在境外政治活动、争取外国支持谋求新疆分裂的文派，还是“东伊运”等大搞暴力恐怖活动和极端宗教活动的武派，其最终目的都是分裂新疆和分裂祖国。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分裂活动和支持分裂的幕后势力都是在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国内的恐怖暴力活动更是明目张胆挑战这一核心利益，当然需要用重拳回击。

美国和一些国家通过政府或非政府形式，收留和支持“东突”政治势力，不断以“民族问题”或“人权问题”为新疆分裂势力撑腰，在中国看来就是不给面子和公然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这种做法虽然不等同于支持“东突”恐怖活动，但却给“东突”恐怖势力提供间接鼓励，一定程度上纵容和默许了“东突”在中国境内搞恐怖破坏。更何况，美国等一些国家还在中国境内发生恐怖袭击后支支吾吾，多数情况下置疑案件的恐怖性质，担心中国政府是不是会利用反恐破坏人权等问题。

因此，反恐与治疆密不可分。习总书记到新疆考察工作，显示出他对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视和对新疆社会稳定的高度关注。在新疆考察期间，总书记提出了“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新疆未来”，“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要放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发展仍是解决新疆一切问题的关键”等重要论述，都是着眼于长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重要论述。

我国面临的反恐形势日趋艰巨复杂，是一场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的长期任务。在全面加强对暴恐分子严打高压的同时，迫切需要凝聚全社会的共识，紧密依靠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责编/刘建 美编/李祥峰

第二篇：改革进入深水区

习近平说“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李克强说：“现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闯险滩必然要触动利益，为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奋力向前，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坚定不移、循序渐进推动各项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敢于啃30多年改革剩下的‘硬骨头’。这是检验我们改革勇气和决心的试金石，也是最终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涵主要是指推动生产力在量上的扩大，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发展，那么，现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涵已变为不仅推动生产力在量上的适度扩大，更重要的是促进生产力在质上的提高，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也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要比“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发展”更困难、更复杂、更艰巨。这是因为，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不仅要通过改革继续打破原有体制的束缚，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而且要通过改革构建起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保障体系。而在一整套制度保障体系中，最定型化、最有权威、最有效力的就是法律制度保障体系。这也就是要求市场经济向着更高的发育和成熟阶段升级。

市场经济本身虽具有活力，但不能自动地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市场经济具有经营活动的自主性、经营环境的竞争性、经营目的的趋利性3个属性，这3 个属性使市场经济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积极作用，可以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市场主体面临竞争的外在压力、具有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从而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另一方面是消极作用，市场主体出于赢利的内在动机，有可能做出违反市场正常秩序、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诸如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破坏资源环境、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偷税漏税、滋生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扩大收入差距等。

为了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这就要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和权益，保障正常的市场竞争，保障市场主体合法的经营收益，从

而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有效抑制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这就要约束市场主体履行法定的责任和义务，遵守市场竞争规则，维护他人正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能为追逐利润而做出违法行为。要做到这两个方面，靠市场机制本身、靠政府的行政权力、靠一般的政策规定、靠普通的道德教育都是不够的，而必须靠一整套法律制度保障体系。法律制度具有规范性、权威性、强制性。规范性是指，以法律形式将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和权益定型化，将市场竞争规则定型化，将市场运行秩序定型化，这样可避免行政干预的随意性和一些政策的易变性。权威性是指，法律规定为全社会所接受、所遵循，具有普遍的社会约束力，任何人和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强制性是指，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予以追究，依法给予惩处。如果说行政权力是传统计划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高保障，那么，法律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高保障。所以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由此，第五轮改革应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突破口或重点任务。这是在当前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力以更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本身成熟程度升级的内在要求，是在改革深水区、攻坚期，以法律规范方式有效调节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内在要求。

第三篇：中国税制改革进入深水区

中国税制改革进入深水区

李宁

国务院10月26日常务会议决定，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改革，将从2012年起在上海开展试点。改革试点目标是，为进一步解决货物和劳务税制中的重复征税问题，完善税收制度，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

回顾近年来历次影响较大的税制改革，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另一次是2008年的结构性减税改革。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一次体制性机制性的变革。至今进行的税制改革，也是在分税制改革基础上的完善和改进。2008年的结构性减税改革，主要针对增值税等大税种的改革，目的是拯救金融危机，防止经济衰退。国务院2012年在上海试点增值税和营业税扩容改革，一方面是对2008年结构性减税改革的延伸；另一方面如果试点成功全国推广的话，则是又一次税制领域的深刻变革，改革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变革性的特点。因为增值税第一大税种的地位决定了此税制改革必须结合其他税制改革进行，必须结合财税体制综合性改革进行，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是房产税改革有望全国推开，征收范围也涉及存量住宅。今年2月份，上海重庆试点房产税改革，是税制向个人私有财产征收的一次重大举措，对于完善税制、提高直接税在整个税制中的比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增值税和营业税合并，地方主体税种就会消失。对此，从税制方面为地方开辟新的税源、建立新的支撑地方收入的税种则成了税制改革首先考量和解决的问题。纵观国际经验，房产税承担着充当地方主体税源的重大使命。这次在上海试点增值税改革，也与上海试点房产税改革有很大关系。当然，上海试点房产税，征税范围是增量房，目前的税制并不能适应整体税制改革需要。下一步，如果房产税继续深入改革，那么上海必须向存量房“开刀”，至于是否向首套房开征，还要观察增值税改革情况和民意对加税改革的可承受度。

二是绿色税制建设借机推进。所谓的绿色税制，就是有利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资源的一系列税制体系，包括物业税、环境税和资源税等。当然现有车船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等具有节能环保的作用，但不尽完善，需要结合整体税制改革进行合并改革。建立有利于资源与环境向匹配的税制体系，不仅符合经济发展要求，而且也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保护。改革可谓大势所趋。如果增值税改革深入推进，并且秉承降低基本税率减税改革（有学者建议将增值税基本税率降低至11%），那么绿色税制改革必定会提上税制改革日程，随着增值税改革的进程有加快之势。

三是税制改革既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制改革必须依赖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为与税制改革紧密相连的是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预算制度改革等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所以，推进税制改革，还要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程度。同样，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的进程，也是决定税收改革的重要因素。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经济领域，当然国家花的钱也就少，自然收税的压力也就降低，减税改革推进阻力就小。如果积极财政政策只管充当经济发展先锋，那么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税制改革就会降速，甚至延缓。

不管怎样，增值税试点了，房产税也试点了，我们有理由相信改革会逐渐深入，会逐渐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制体系。

（甘肃省陇西县国家税务局 748100 身份证：***055 联系电话：*** 建行账户：***1828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支行东大街储蓄所，备注，如有条件，稿费请打卡号。此致敬礼。）

第四篇：铁路改革进入深水区

铁路改革进入深水区

进入改革深水区的铁路，随着4月2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铁路建设发展的专项决议，再一次明确了今后的改革目标。尽管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但是有着前途灿烂的指导目标，涉水而过的铁总依然能够会当击水三千里，平稳到岸。在下步的具体操作过程中，针对敏感的投融资市场，铁总绝不只是走过场，而是务实的走“庖丁解牛”的细腻路。

渴望外资走进铁路，初衷不单是为了减轻肩头沉重的债务压力，面对繁重的基础建设重任，中国铁路仍然任重道远，压力也空前的大。尽管在今后的建设项目中，国家投资占据着80%的份额，但是缺口仍需多方筹措，银行终究不是铁路的取款机，沉重的利息也让铁总不堪负重，背水一战的铁总只能寻求外资共同参与国家基础项目建设。此次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正式明确了外资进入铁路的有效途径，一直徘徊在铁路门外的外资终于可以堂而皇之的登上国家铁路建设的大舞台。

历史的车轮终究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依旧按部就班的向前运转着，创造过太多奇迹的中国铁路，被历史推向了改革的前锋，从此神秘不再，辉煌依旧。国务院制定的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五项措施，可以说从政策上确立了外资进入铁路的渠道，也从法律角度保障着外资的稳定性，一切的疑问还有犹豫都将随之化解。当然，在好的融资形式面前，铁总断然不会躺在政策上静等资金进入，也会殚精竭虑的制定出相关的细化措施，犹如庖丁解牛般的透明，让外资不再持有怀疑。事实上，具有庞大资产的铁路，凭着雄厚的基础，再加上良好的信义度，且有稳定的预期效益，应该说一直是各种外资心动的蛋糕，只不过碍于政策的不确定性，无法寻找合适的理由参与铁路的建设和运营。一方面是铁路苦于建设资金囊中羞涩，另一面是众多的外资想分担却苦于无门，两个极端迫使铁总只能靠发行债券和银行贷款来确保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这也是民众无法理解的，为什么铁路运营这么好却依然有着巨额的亏损。

其实，国家允许外资进入铁路，不仅仅是为了缓解铁路建设的自身压力，更广的一面是让众多的外资也有大显身手的舞台，双赢才是最终目的。随着投融资各项措施的逐步到位，铁总也多方位的敞开融资大门，可以这么说；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铁路的建设依然还处在黄金期，这个前景也让多数的外资看到了钱景。有着政府的强有力推动，资本市场必将更加规范化，外资的历史地位也终将会被确立，有着外资参与的中国铁路一定会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这不是善意的祝福，而是改革的必然

6个小时即做出决策的政企分开，中国最彻底的铁路改革启动，让传统的铁路一步迈向大市场。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铁路改革掀大幕 巨灵一斧走蛟龙

文｜秦战

多年以来，对铁路行业政企不分、垄断、服务差的质疑不断，公众一直期待发起深入全面的铁路改革。2013年，沉寂已久的铁路改革终于拉开大幕。

2013年3月13日下午，全国各地铁路局“大员”被火速召集进京开会。14日9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决定，铁道部政企分开决定正式生效。

6个小时后，3月14日15时，在铁道部所在地，中国铁路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新一轮的中国铁路改革，是中国铁路一次由内而外的大改革。从体制层面来看，改革的方向是政企分离和政资分离，分离铁道部政府职责，合并入大交通部，让铁路企业回归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中国铁路总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设立，由中央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由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依法对公司进行行业监管。

此外，国务院将原铁道部相关资产、负债和人员划入铁总，将原铁道部对所属18个铁路局、3个专业运输公司及其他企业的权益作为铁总的国有资本。不算地方铁路局的资产，划归在新成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名下的资产就达4.6万亿元。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预估，铁路总公司资产总计在20万亿元以上。合计下来，相当于5~6个中石油，10个国家电网。

新成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背负着以前铁路建设积攒下来的巨额债务。为了减轻改革负担，国务院决定，铁路总公司的国有资产收益，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执行，历史债务问题没有解决前，国家对其暂不征收国有资产收益。铁路总公司还将继续享有税收优惠政策，继续明确铁路建设债券为政府支持债券。

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后不久，就在货运改革方面出了一记重拳。2013年6月15日开始，中国铁路总公司启动其成立以来第一次货运组织改革。改革旨在从根本上改进铁路货运服务，并依托铁路全天候、大运力、低运价等优势，从整列大宗货物运输到高铁快递包裹，全面参与现代物流业竞争。

这次铁路货运组织改革有四大内容。一是改革货运受理方式，简化手续，拓宽渠道，敞开受理，随到随办，试图给广大客户提供最直接、最方便、最快捷的服务。二是改革运输组织方式，根据客户的运输需求编制运输计划，及时安排装运，提高运输效率。三是清理规范货运收费，严格执行国家的运价政策，坚持依法合规、公开透明收费。四是大力发展铁路“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构建“门到门”接取送达网络，实行“门到门”全程“一口价”收费，推动铁路货运加快向现代物流转变。

铁路货运组织改革以来，市场的感受是：现在要车皮不难了。原来人们印象中的“铁老大”变身“店小二”，迎合市场，改进服务，成为现代物流企业。货运需求不断回升，铁路货运装车呈攀升趋势。2013年1至11月，全国铁路货运总发送量完成361399万吨，同比增加4678万吨，增长1.3%。其中，货物发送量完成360817万吨，同比增加5226万吨，增长1.5%。

铁路运输在我国客、货运输中均占有最重要地位。但铁道部长期实行政企合一的体制，不仅成为制约铁路自身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对于建立统一的综合交通管理体制也构成了现实阻碍。一方面市场竞争机制无法建立；另一方面政府安全监管职责履行不到位。铁路体制改革的滞后严重影响了综合运输管理体制的建立。

随着国务院机构的改革和职能的改变，已经规划多年的铁路制度改革终于尘埃落地。铁路改革方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对于铁路政企分开的改革方案也是议论纷纷，褒贬不一。其实各种铁路体制模式都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完美的模式是没有的。中国的铁路改革需要借鉴各国经验，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总体而言此次改革利应该远远大于弊。原铁道部既承担铁路建设规划和项目审批以及价格管制等政府职能，又承担路网建设与维护管理及运输组织及运输服务等企业职能，实行政企合一的体制，这在历史上对于中国铁路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现在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没有政企分开，其他什么改革都无法推进，什么模式都无从谈起。实行政企分开的改革方案，其优势主要有四点：

一是通过改革，有利于形成政府依法管理、企业自主经营、社会广泛参与的铁路发展新格局。中国铁路总公司成为市场主体，可以落实经营自主权，促进企业内部改革，提高发展内生动力，增强铁路发展后劲，推动铁路建设和运营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是通过改革，明确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国家铁路局的安全监管责任，有利于厘清企业和政府角色，有利于从体制上保障铁路运营秩序和安全。

三是通过改革，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整体优势和组合效率。由交通运输部统筹规划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发展，可以加快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推动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和有机衔接，优化布局结构，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交通格局。

四是通过改革，铁路成立总公司以后，有利于更好的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铁路的改革和发展对改善经济结构、拉动地方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铁路是利国利民，关乎民众出行的便利性，而铁路公司化经营会使其提高效率，加快建设步伐，为老百姓创造更加便利地出行条件，获得更大的实惠。

铁路的这次改革，将掀开发展的崭新一页。相信铁路会用一个良好的开局，为经济社会发展，为人民生活改善做出应有贡献

第五篇：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矛盾

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改革也由以前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的进入改革深水区，值得庆贺。但也面临许多新的矛盾，急需通过深层次改革予以解决。这就给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的自身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1．中国改革的重点发生了变化，由体制外转向了体制内。

过去的改革把体制外的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比如个体私营经济、资本市场等问题，有些问题虽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把改革推向了深水区。进入到体制内改革，如政治体制改革，干部任命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等，操作起来很难。

2．改革的导向发生了变化，由政府主导转向了市场引导。改革的逻辑起点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改革的导向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为改革带来的诸多挑战。过去政府是万能强势的大政府，改革一直在政府的设计、主导和推动之下，今后的改革要遵循市场化的导向，由市场化引导改革。

3．改革的路径发生了变化，由“摸着石头过河”转向理性探索。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理论，实质是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这一理论也曾指导了初期和中期的改革。现在改革向深水区推进，依靠感性认识寻找改革的突破点的做法急需升华，必须转向理性探索，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改革，更多地依靠理论的自信、道路的自觉来引导改革向纵深发展。

4．改革面临的矛盾发生了变化，由“效率问题”变成了“公平问题”，由“允许部分人先富” 变成了“实现共富”的问题。

这就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竞争起点不公平、竞争机会不公平、竞争过程不公平、竞争结果不公平的深层次问题。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方法就是要建立和谐的利益均衡机制、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结构的改造、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民主法治和民主政治建设。这就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党员干部自身的党性素质、民主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