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公平和效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处理
国际商务
温娅 学号 22011030211
一 公平和效率的定义
效率是指人的活动的效率。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生产活动，因此，我们所说的效率主要是指生产活动的效率。具体地说，效率就是人的生产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
公平是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等方式整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准则。现代社会的公平，是通过社会整合、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的价值准则。从经济的角度说，公平就是“得其应得”；从政治的角度说，公平就是“平等待人”。
二 公平和效率的相互关系
公平和效率是相辅相成的，为实现效率，需要最充分地调动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诉诸于公平。
“只有把蛋糕做大了，每个人才能分到更多的蛋糕”，从这个角度上说，效率为公平提供了物质基础，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情况下能更好的实现公平。
公平是相对的。我们可以把公平分为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从竞争机制上来讲，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市场经济就是通过机会公平即平等竞争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与机会公平不同，结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异性的公平，即充分考虑人的个体差异，特别是人的先天禀赋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规则。比如：对富人征税，对穷人实行补贴。通过结果公平，能提高资源分配的边际效率，使更多的人提高主体选择能力，甚至提升人的先天禀赋的能力，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动性，从而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公平和效率 我国处理公平效率问题的历史和成就
改革开放之前，在效率方面，我们对发展重视不够，人们的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突出地表现为人力和物力资源闲置；在公平方面，平均主义严重，“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们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们一直在探索。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与此相联系，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历经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到2003年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一直重申和强调这个原则。应当说，这个原则适应了社会实践的需要，对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鉴于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特别是我国目前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比较突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不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也不是变效率优先为公平优先，而是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应当成为我们进行体制选择和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
因此，随着对公平和效率问题的不断研究和实践，我国社会在协调公平和效率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种成就不仅表现为生产力的大发展、效率的大提高、社会财富的大增长、综合国力的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大改善，而且表现为社会公平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逐步推进，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明显提高——在效率提高的同时，社会公平也在进步。我国在公平效率问题方面存在的隐患及原因
在对前景表示乐观的同时，也需要警惕地发现，我国目前仍然存在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不可否认，收入差距扩大有市场经济的因素。市场经济注重机会公平，但由于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即使平等竞争，也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但这并不是当今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是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是垄断，是不平等竞争。
首先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在我国，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相联系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占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结构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它与市场经济不相吻合，是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我国城乡整体的基尼系数是0.46,如果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两个部分，它们的基尼系数则分别是0.34和0.37,远远低于城乡的总体指标。这说明，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集中表现为城乡贫富差距的扩大。
其次是部门、行业垄断。即公共利益部门化、行业化。一些部门和行业，利用它们所支配的公共资源，为本部门、本行业谋利益。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其原因并不在于主体能力和贡献大小，而在于某些部门和行业对社会资源的垄断。这种垄断，完全背离了按贡献分配的原则，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
再次是体制的缺位。在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旧的体制尚未完全消除，新的体制尚未健全。由于双重体制的并存，一些私营企业主为了追逐利益，采取非正当手段进行“原始资本积累”，迅速获得了“第一桶金”（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原罪”），从而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这些私营企业主谋取私利的非正当手段之所以奏效，恰恰说明我们过去的体制设计存在着弊端，需要我们毫不吝惜地摈弃旧的体制，尽快摆脱旧体制的束缚。我国当前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根本原因以及解决措施
上述几个方面表明，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其根本原因在于机会不公平，而机会不公平本质上是权利不公平。权利制度决定收入分配的格局。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不能自由种植，这种权利的界定导致了农民的普遍贫穷。改革之后，农民的权利增大了，不仅可以自由种植，而且可以搞副业，可以外出打工，所以，他们的收入增加了。现在农民进城务工，仍然面临着权利的问题。农民工的基本权利能否得到保障，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收入水平。
可见，收入分配从根本上说是由权利决定的。市场经济的机会公平，也就是权利的公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源于分配不公，而分配不公主要在于权利的不公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不能就分配抓分配，而要综合治理，从深化配套改革上找出路。不能只局限在分配领域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分配公平的问题实际上是个权利公平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强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各方面的体制和制度建设。只有解决体制公平的问题，才能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才能把社会公平不断推向前进。
第二篇：公平和效率之我见
公平和效率之我见
（内容提要）公平与效率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公平和效率都是一个多维度的总体性概念。如果从总体性的多维度角度去理解，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是多维度空间上的交互作用关系。目前，我国应着力解决的不是一般性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而是特指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突出矛盾，其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社会公平。而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是实现率与公平统一的实践基础和目标，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实践基础和目标。这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应时而变。
（关键词）效率
公平
关系
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效率？以及二者的关系如何？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而不是抽象的僵死的和非历史的统一；二者在统一过程中何者“优先”、何者“兼顾”必须视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而变化，而不能一成不变。
一．公平
定义： 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正义则是公正的义理，包括社会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等。公平正义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因此，许多国家都在尽可能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力度的同时，高度重视机会和过程的公平。构筑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全社会进行长期努力，要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道德、法制等方面的素质，使人们有渴求公平正义的意识、参与公平正义的能力和依法追求公平正义的行为。
当代西方学者对公平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大体说来，在对公平的具体判断上，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采取三类标准，一类属于客观标准，主要以分配的结果为判别依据；另一类属于主观标准，以人们的心理状态和主观感受为依据；还有一类是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的结合。
同时公平也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大型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正义则是公正的义理，包括社会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等。公平正义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因此，许多国家都在尽可能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力度的同时，高度重视机会和过程的公平。构筑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全社会进行长期努力，要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道德、法制等方面的素质，使人们有渴求公平正义的意识、参与公平正义的能力和依法追求公平正义的行为。
从公平范畴演进的历史来看，人们对公平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但公平概念仍未达到清晰的水平。
而需要高度关注的是：我们有十三多亿的人口，城乡、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差异巨大，庞大的经济总量与极小的人均产值，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显著的不平衡，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二重性，我们在体制上、政策上高风险的尝试性探索等等因素，都会使得任何科学的理论在实践中变得面目全非。这是我们在研究和实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理论和政策措施时所必须高度关注的；这些因素不是无关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噪音”，而是我们必须实践于其中的条件、环境和背景。
二．效率
鉴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就一项经济活动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最好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这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效率这个关键性的概念。在经济学中我们这样讲：在不会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相反的情况包括：“无法遏制的垄断”，或“恶性无度的污染”，或“没有制衡的政府干预”，等等。这样的经济当然只能生产少于“无上述问题”时该经济原本可以生产的物品，或者还会生产出一大堆不对路的物品。这些都会使消费者的境遇比本该出现的情况要差。这些问题都是资源未能有效配置的后果。
所谓效率，从微观层次讲，就是在发挥“一般社会力”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宏观层次讲，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起来讲，效率就是生产要素的节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效率的重要性，就是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就是强调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如果在发展的意义上理解效率，那么，“效率优先”无非就是“发展优先”。但是，和“效率优先”相对应的，不应当是“兼顾公平”，而应当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关系、经济体制一定要服从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一切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包括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必须以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而不是颠倒过来。
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当今社会各国的经济制度，一般来讲，多数情况下，都具有较多的合理性、公平性。这是因为各国经济制度都是人们经过长期实践，各方力量抗争演化形成的，因而存在较多合理性、公平性。过去左派把西方及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不公平，是不符合实际的。它诱导错误的观念：公平与效率对立矛盾。由于各国经济制度一般是相对公平合理的，因而它使多数国家在多数时候，保证经济正常有效率运行。由此可以说公平是基础，效率是表象。公平是效率的基础，公平带来效率。只要公平不是较差，经济就会正常运行。做到了公平，就有了生产效率，生产的物质财富就丰富了。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如果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来理解发展，那么，发展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包含着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公平就变成普遍的贫穷，就只能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就像动物的生存斗争同种的繁衍是一致的一样。历史上所有的对立关系，都谈不上真正的公平，但是，只要它们还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就是一致的，都是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物质前提的。
我们国家对公平与效率的认识也在不断改进当中，从当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如今的效率与公平共举，这是我们在不断改善的标志。而效率与公平的争论也一直存在。到底效率与公平哪一个更加重要，笔者认为这还是要秉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道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在目前的情势下，从国家和社会发展整体上考虑，根据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无疑是符合我国国情及其变化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的明智之举，否则将铸成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灾难。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至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统筹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使二者保持适当的历史张力，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具体关系，在必要的时候、必要的领域、必要的“经济单位”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只要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合理的、正确的。
一切手段都是服务于实际的。举例来说，贫富差距过大时更应注重社会公平。当前我们国家的国情，一方面贫富差距已经过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条件的改善允许国家加大调节力度。因此，必须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但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巨大差异；市场经济的竞争和优胜劣汰；国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实施的某些倾斜政策；不合理的战略思维和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某些漏洞；国家和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不力；等等。以历史的观点看分配关系，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认为，贫富差距的任何扩大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现。从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到市场经济的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和合理的，更加体现了现实的公平性。只有体制的不完善、政策的不合理和政府的不作为造成贫富差距的过大，才属于分配不公。
同时，由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是一般规律，不是不公平的表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充分积累。在我国现阶段，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既要承认劳动差别，又要承认资产差别。也就是说，不仅要默认劳动能力是每个人的天然特权，而且要承认对象化的、积累起来的劳动（物质财富）同样是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前者要求同量劳动相交换，要求同量劳动获得同量报酬；后者要求财富转化为资本，并实现价值增殖。只有这样，才既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又能够调动资本所有者和企业主的积极性。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以及采取市场经济形式，就是体现了上述利益要求。在这种经济制度和经济形式中，收入的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率先富裕起来的只能是一部分人。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调节，富裕起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四．结语
不管公平与效率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最终我们的目的是运用这门理论服务于整个社会，力求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时代之下，我们有不同的选择，最根本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社会情况，找到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式，灵活应变，方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味地老古板，固守自己的学说，而不适应时代变化，这是不能长久的。笔者衷心希望在效率和公平学说的辅助下，祖国能够越来越强大，人民生活能越来越好。
第三篇：论新形势下的公平和效率（写写帮整理）
论新形势下的公平和效率
1993年确立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和逐步实行“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政策，对于激励微观经济主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且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非常快。在财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包括在就业机会、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徙的机会、发展的机会、进入市场的机会等方面的不公平。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矛盾。为此，党和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方针。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否意味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已经过时或者需要重新审视呢？有学者认为强调“更加注重公平”与强调“效率优先”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也有学者则认为二者不能并存；还有学者甚至提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要研究这个问题，还得从研究社会主义下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入手。
分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分清是从什么角度、什么领域分析的。如果从生产和工作领域来说，强调效率，讲效率优先，是不容置疑的。从微观层面说，应重视劳动效率、管理效率、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企业整体效率。任何工作岗位都应重视提高工作效率。特别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生产力还相对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生产效率差距很大。因此，在我国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的当前，重视和强调效率是天经地义的。从宏观层面讲，要强调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由传统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转向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实践证明，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比起由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来，效率会更高一些。但不能迷信市场万能，那种完全自发的、不受约束的市场，会导致经济的周期性震荡，造成资源浪费。需要将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统一起来。由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才能发挥和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当我们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考察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就应强调和重视社会公平和分配公平。社会主义最大的社会公平，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这种公平。但从分配关系来说分配自身不存在效率高低问题。人们常讲的分配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并不讲分配效率是高还是低。从分配角度考察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是指分配公平与分配效率的关系，而是指分配公平与不公平会影响到劳动效率、生产效率的高低。分配公平合理有利于促进劳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分配不公，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在分配关系上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就是上轻公平，把公平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这样，所谓效率优先也会落空。
因此，在分配过程中，并不存在谁优先、谁兼顾的问题，分配过程中做到公平本身就是在促进效率，因为二者是统一的。
公平与效率具有正反同向的交促互补关系，当代公平与效率最优结合的载体是市场型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显示的经济公平，具体表现为含有差别性的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这种在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方面既有差别，又是平等的分配制度，相对于按资分配，客观上是最公平的，也不存在公平与效率哪个优先的问题(只有从非公有制存在等其他意义上才能说“效率优先”)。尽管我国法律允许按资分配这种不公平因素及其制度的局部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其经济性质就是没有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公平分配。可见，按劳分配式的经济公平具有客观性、阶级性和相对性。同时，只要不把这种公平曲解为收入和财富上的“平均”或“均等 ”，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调节，按劳分配不论从微观或宏观角度来看，都必然直接和间接地促进效率达到极大化。这是因为，市场竞争所形成的按劳取酬的合理收入差距，已经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使劳动资源在社会规模上得到优化配置。
在当代中国，实现效率的根本方式与决定因素是公平，公平决定效率的实现程度，公平达到什么程度，效率就达到什么程度，因而既要以市场机制来促进效率，也必须用公平的方式来实现效率；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中介；用公平实现效率绝不是弱化效率的地位，反而是更好地注重效率，用公平的方式实现效率有利于达到效率与公平的双赢与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警示我们，什么时候坚持用公平实现效率，什么时候的经济社会就能获得既快又好的发展；什么时候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畸形。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努力做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这主要表现在我国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诚实劳动者靠其努力和能力先富起来，结果既使农村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也使广大农民群众得到不少实惠。然而，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由于片面理解、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念，在“效率优先”的“导向”下，一些人缺失人本理念，借效率与公平的地位差异，把“效率优先”作为“保护伞”，把社会公平冷在一边，结果采取一些不公平的手段非法攫取财富，使财富积累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大量出现，也使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畸形，付出不少代价。这里，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本身使我们付出了代价，而是只重效率而公平缺失使我们付出了代价。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价格机制还不完善，还没有完全而有效地形成市场交易秩序，垄断依然在较大范围内存在，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依然起着较大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诸如权钱交易、侵吞国有资产、内部控制、非法剥夺农民的土地、通过寻租拥有特权、独享垄断资源等破坏市场交易秩序的不公平行为。与这些行为导致的收入差距、财富差距相比，个人能力与个人的努力能起的作用的确微乎其微。这种机会不均等在导致结果的不公平和进一步引发机会不公平的同时，也破坏了有效的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因为在这里公平与效率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有机的统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提出与“效率优先”原则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也不是要在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中选择公平而放弃效率。相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求我们深化改革，健全价格机制，完善市场交易秩序，提升市场经济质量；要求我们打破垄断，废除特权，降低市场 准入门槛，整顿土地、资本市场；要求我们精简行政审批程序，建立公正的司法制度；要求我们尽量消除机会不均等，消灭双重甚至多重游戏规则。这些全部是有效 的市场竞争的内在要求。在这些方面，公平与效率是有机的统一，不是此消彼长的两难选择，“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本身就是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我们既不能否认人的先天的起点的不公平的确客观存在，更不能否认我国财富差距拉大的客观现实。我们应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重视结果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 生的机会不均等问题。这要求我们在政策层面上不断优化税收体系和改革社会收入分配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实施积极 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深化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调整公共资源的使用结构，使其更多地投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扎实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
第四篇：经济法的原则有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论经济法中的注重公平与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经济法的原则有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而经济法所说的公平原则是指国家为了克服市场机制产生的天然的不公平，以国家力量强制性地从富裕者手中拿出部分财产去救济和帮助贫困者，从而达到社会的相对公平。而经济法的效率价值，是指所有的经济法规范、经济法制度以及经济法运作活动，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即以法律手段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应该是合理的、公正的；同样，一个公正的社会，其资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社会的公平也有助于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公平是提高效率的社会保证，公平为效率的实现创造了必要条件，没有公平也就没有效率；另一方面，效率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奠定了物质基础。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基本上涵盖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主要内容，与经济法的宗旨、任务是一致的，与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和功能作用也是契合的，因此应将其确定为经济法的原则。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追求的主要是效率，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所追求的则主要是公平。经济法的这一任务决定了注重公平是经济法的原则之一，经济法的这一原则同样贯穿于经济法的各个方面，但是它最集中地体现在税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中。当然，在注重公平的同时经济法也兼顾效率。虽然由于经济法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经济法必须注重公平，但在注重公平的同时，经济法亦必须兼顾效率，因为如果不兼顾效率肯定会助长资源浪费、贪污腐败等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从而导致“政府失效”——政府医治市场失效的努力反而使得弊端更加严重，甚至引出其他的问题。因此，强调坚持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协调显得非常重要，这一点是经济法的任务所决定，同样也体现在经济法的方方面面。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原则具体体现在：
1、在政府宏观调控立法方面，经济法应确认和保障以公平和效率为目标，综合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调控市场经济的运行；
2、在市场经济管理立法方面，通过对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管制和约束，引导经济个体平等竞争，合法经营，依法保障市场主体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提高其自身经济效益，依法保护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五篇：论述经济法中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法学0912
32号
王舒影
论述经济法中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公平和效率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适应的社会价值，同时也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经济法对效率的追求主要体现在所有的经济法规范、经济法制度以及经济法运作活动，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应一方面，经济法致力于兼顾社会各方面利益、重视分配公平、维护社会公平。
以前我们常提到的说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经济实力还很弱，它必然主动地首先要求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以取得最大的利益。兼顾公平，是因为如果把效率绝对化，完全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发社会两极分化。
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以效率为原则，可以引导人们不断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对社会生产率产生的积极作用自不用说，但是其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导致分配领域的不公平现象增多。例如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严重，加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和法制的不完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所以，市场不平等这一固有缺陷就需要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填补。考虑到如今国家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经济发展必须在兼顾效率的同时更加地注重公平。
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通过宏观调控机制将社会上的不公平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正体现了市场“看不见的手”和国家“看得见的手”这两种力量的制约和平衡，市场追求的主要是效率，调控则注重公平。所以，效率和公平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一方面，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只有通过提高效率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分配公平；另一方面，公平又是提高效率的前提，只有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才能激发劳动者尽可能全面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尽快增加物质财富。不重视公平会导致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的增多，不兼顾效率则必然助长资源浪费、贪污腐败等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经济法将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贯穿于经济法的各个方面，最集中体现在税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中，为各个阶层的人们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同时又以最低成本的方案实现社会效率的最大化。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我们必须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取值范围和实施方案，坚持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才能保证经济快速、持续、稳定增长，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和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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