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经济学中失业、贫富分化问题的个人认识

第一篇：对政治经济学中失业、贫富分化问题的个人认识

对政治经济学中失业、贫富分化问题的个人认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他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下面，仅对政治经济学的失业、贫富分化问题谈谈个人的认识。

一、失业问题，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马克思的失业理论有严密的逻辑内涵和关系：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通过剩余价值特别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迫使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大量的产业后备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排挤出大量的失业工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社会分工、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单个工人内涵的剥削，资本结构的变化都是造成工人失业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失业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形成失业的原因、造成失业的手段、失业的表现形式以及失业的社会后果。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当时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但这只是描述在计划体制下，工人劳动效率低，未能发挥出劳动力应有作用的状态。根据国际劳动组织关于失业、就业的界定，以及世界各国对失业的界定和统计口径，特别是根据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失业内涵，这种“隐性失业”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失业。改革开放后，我国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大量失业现象难以用一般的理论来解读，这也是学者们观点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失业问题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原因。

不可否认，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创立于100多年以前，而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形势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这个时差障碍成为其解读中国当代失业问题的困难之一。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因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二、贫富分化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效率经济，它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使得原材料、劳动力、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优胜劣汰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生产水平的不断发展。然而社会总资源是相对一定的，它过多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必然使更多的效益不大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由于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使其效益更加相对不大好，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增强环路，必然导致个人、城乡、行业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而且贫富差距又有逐步拉大之势。所以说，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必然出现的副产品，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贫富的相对差距会越拉越大。

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贫富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贫富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贫富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贫富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贫富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贫富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贫富分化”是最终消除“贫富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承前所述，合理的贫富分化是必然的，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如何真正的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定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从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和所有制角度讲，没有把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人放在里面，认为政府作为守夜人，不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政府宏观调控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明显。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还不成熟，体制和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因而出现了一些认为的贫富分化现象。如何既要坚持市场经济，还要来解决差距扩大的趋势，解决鱼和熊掌怎么兼得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在市场经济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挥好政府的职能，政府要有看得见的手，来调控经济，来影响经济活动。

第二篇：论贫富分化对我国社会安定的影响

论贫富分化对我国社会安定的影响

一 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与产生原因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GDP年均增速保持在９％以上，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稳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到上个世纪末已总体上达到了小康。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国内外所有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国家统计局前期公布的数据也表明，我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

1.4%。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也显示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中。中国贫富分化产生的原因

（1）“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执行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3）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

（4）税收制度的不合理

毋庸置疑，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

（5）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6）不平等竞争的存在最后，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比如，一些借助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行业就获得了“暴利”。

二 贫富分化对社会安定的影响贫富分化破坏社会公平

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正对并将持续对社会公正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国际公认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主要标准。我国上世纪80年代，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90年代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呈迅速扩大的趋势。据测算，我国的基尼系数1996年为0．375，1997年为0．379，1998年为0．384，1999年为0．397，2000年为0．414，现在已接近0．45，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与社会公正的理念格格不入的。我们认为，社会公正的核心和实质，是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和享用。社会公正体现着“每个人所得”，体现着“资源共享，普遍受益”的原则。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不能由少数人拥有和享用，必须为大多数人所拥有和享用。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就是对社会公正的背离。

2贫富分化破坏社会安定

收入差距拉大产生的变态利益需求取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尽管这种转变起到了奖勤罚懒，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但在这当中,也确实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和个人收入过分悬殊的现象。使社会心理出现失衡，产生了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利益冲突的加剧必然使违法犯罪行为增多。仇富

有人说社会并不仇恨用个人的辛勤劳动而致富的富，但仇恨用不法手段而致富的富。也许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但也许这是个伪命题。富是相对于穷的一种财富或收入的差别，其表现出的是银行的存款、股票或房子、车子等物的存在形式。在可见的这种财富存在形式上是无法去区分是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聚集的背后原因的。也因而在现实生活与观念意识上就只能有一种仇富，而不会有两种可以用现实或理论区分的仇富现象。仇富就只有一种表现就是对富者的消费行为的不满和生活方式的不满。只要有仇富心理的存在，就一定会妨碍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仇富的心理会在限制一部分人先富的同时，限制了所有人的致富，并让整个社会永久的处于贫穷之中。如果社会上真的存在所谓的仇富情绪，它并不是来自别人比我更富而产生的嫉妒心理，不是来自相对剥夺感这种“心理失衡”，而是来自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来自于国有资产和民众利益遭到了实实在在的剥夺。我们只有直面问题的根源，才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人民幸福生活、经济向前发展的保障，但是我国一些治安乱点屡打不绝：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在部分地方依然存在；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爆炸、火灾、交通事故等时有发生；城市中流浪人员结成帮派，划地为界；各种偷窃抢劫行为依然不息；暴力拆迁行为让业主颇有怨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重组，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分层流动中也出现许多新的问题，贫富分化，财富集中化程度过高，两极分化等严峻形势都将造成社会结构的紧张局面以及对社会稳定性的挑战。在此社会结构重新整合的过程之中，如何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建构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为此，我们更关注社会格局调整中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并希望政府通过“有形的手”，即相关新政策和法规的建立和完善，逐步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体系。同时，我们也可以预见，中国社会在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还将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这都需要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人民的共同努力。

第三篇：论我国贫富分化问题的影响与对策

论我国贫富分化问题的影响与对策

兰 章 宣

（浙江工业大学浙西分校浙江衢州324006）

【内容提要】“十六大”指出“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整体水平不断提高，贫富分化问题也日益凸显，并呈扩大趋势，已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成为政府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本文就此问题可能造成的影响与对策作一些探讨。

【关键词】贫富分化影响对策

【正文】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政策已取得重大成就。但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改革以后，我们发现共同贫困的局面虽已消失，但“共同富裕”又未实现。现在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级层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共同富裕原则，避免两极分化过度，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也就成了政府必须加以解决的紧迫问题。

一、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状况

按国际惯例，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分化程度的标准是基尼系数。有资料表明，改革以来，我国以前在贫困基础上均等化的分配格局已被打破，社会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从基尼系数的变化可以清楚看到这一趋势。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23，城镇1984年为0.16。到1988年，城市上升到0.24，农村达到0.30，而城乡合计货币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385。到1992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0.40左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计算，1994年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43，比美国1989年的0.3992高0.0451，超过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不平等程度。

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了不同收入阶层的分化。首先是高收入阶层的崛起。据《福布斯》统计我国目前亿元富翁已超过1000人，百万富翁有3000万人。国家统计局统计，1994年城镇中20%的高收入户与农村20%的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为13倍。高收入层主要由专业户、城乡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企业租赁承包者、部分文化界人士、各种流通领域的经营者、部分公司职工以及涉及外企业的部分中方雇员构成。低收入者主要是经济基础落后地区的农民，因停工停产或亏损企业的职工、因病、残、天灾人祸而丧失过去能力的人等等，生活困难和未解决温饱的人数达7000多万，需要救济和扶助。

另据调查表明，从储蓄情况看，2002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突破80000亿元，其中储蓄80%被2千万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和1千万名演员、作家、三资企业经营者占有；这一群体占人口20%；而其他群体仅占储蓄20%，占人口80%。贫富之间储蓄差距明显。这还仅是以存款作比较，若以收入作比较，贫富分化会更明显。

二、贫富差距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正面积极作用、1、合理的贫富差距能产生激励作用和示范效应。“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富裕是人心所向，由贫穷而变富裕也是人的本能，但是，如果没有差距，就没有目标没有榜样，没有压力。因此，合理差距的存在，不仅能给落后者产生示范效应，给他提供学 1

习的榜样，而且能给他们一种心理压力，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向人们证明和展示了这种差距所产生的激励和示范作用的巨大力量。

2、合理差距的存在为先富者带动和帮助落后者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个传、帮、带的平台。先富者除了带动、激励和示范效应外，还有其它更多更实际的内容，如先富者要扩大再生产，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需要更多的合作者，这就可能为落后者提供就业机会等，由此便带动落后者共同发展。

贫富差距的存在同样为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先富起来的人帮助落后地区及其它人共同致富创造了一个平台。在普遍贫穷的情况下，“帮助”事实上只是奉献，以削弱自身的发展潜力和自我牺牲为代价；只有确实存在贫富差距时，先富者才可能在保持自身持续发展的同时，给予落后者道义上的支持，这种帮助和支持，从长远来说是双赢的。

负面影响

1、造成民众的被剥夺感心态而影响社会稳定。现在中国的贫困并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的贫困。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任何一个地区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比改革以前要富裕得多。但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富裕程度，不仅仅是要纵向比，还要看它和其它阶层相比的横向差距。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异程度。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合理状态，而0.4以上则属于收入差距过大，如果达到0.6，暴发户和赤贫阶层同时出现，则社会**随时可能发生，所以0.6被定为警戒线。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3～0.4之间。以上数字表明，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已经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引起社会不安的国家。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组织的一项调查中，当问到“您认为目前社会上的一些富人中，有多少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时，回答“不太多”的占48.5%，回答“几乎没有”的占10.7%，答“不知道”的占20.8%，仅有5.3%的人回答“很多”。由此可见，被调查者认为相当部分高收入者，并不一定做出了与收入相匹配的重大贡献，倒是相当多的低收入者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多数人对分配不公的抱怨主要是对致富方式的不满，而不是对贫富分层的不满。

现在中国民众对分配不公的抱怨已与八十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那时的抱怨还多少有点平均主义的遣弃，对个体户带有身份上的歧视，但却没有人否定个体户主要是依靠能力，通过市场行为赚钱。经过后来的“下海”潮，人们早已知道“下海”的不易，对个体户、私营业主的含辛茹苦有所体会，愤慨小了许多。但民众也看得很清楚，九十年代几次机会中基本都是特权圈中人或和他们有关的获利。一想到致富因素是靠自己掌握权力，这种机会不均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就显得特别不公平。

毫无疑问，在高收入者和贫困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当高收入者的高收入常用于奢侈性的挥霍上，只刺激了某些不正当行业和寄生阶层出现时，社会公众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并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潜在要素。

2、对社会持续发展的影响。平等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始终是处于中心位置的问题，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在详细考察了亚洲一些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态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从经验来判断，显著并在增大的收入差距并未证明有助于富有活力的经济成效和发展的强大势头。事实上，看起来更可能是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强烈地(从物质和心理上)阻碍了公众对于发展的参予，从而妨碍了健康的经济发展”。（1）社会的平等和经济平等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种种迹象表明，收入的严重集中化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

首先，贫困人口低下的生活条件损害了他人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结果只会使生产停滞不前，大大降低效率，这就使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还要走很多弯路。

其次，不平等的现状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因为在民众需求更大的平等背后，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识，即它在社会公正方面有种独立的价值，对国家凝聚力具有健康的作用。而中国目前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毫无疑问使国家凝聚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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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社会整体的影响，一方面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问题，会使社会机制失去往日的秩序和健康活力，甚至导致社会混乱，影响社会的发展，影响所有人的正常社会需求。另一方面，所有的财富，不管是富人占有的还是某个地区的，应该都是社会共同创造和拥有的财富资源。贫富差距过大，一边是奢侈挥霍，一边却得不到迫切需要的发展，甚至得不到基本的生存条件，得不到适当的教育，享受不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益处，有限的社会财富资源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就等于财富的浪费。

三、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分化扩大的对策

十四届五中会会《建议》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和社会分配不公，“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江泽民同志在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贫富差距若“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十六大”报告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对如何调整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笔者以为有如下对策。

对策一：制定相对合理和可行分配政策，努力把不平等程度控制在不挫伤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的积极性的范围之内，以保证经济的健康和迅速发展，缩短收入分配由不均等向均等化过渡的历程。“十五大”提出，为规范收入分配，使贫富差距趋于合理化的措施“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十六大”进一步提出“ 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对策二：解决贫富差距扩大化，应从以下方面做工作：

1、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制订相应的法律，保护私有产权，严禁“吃大户”。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我国产权基础。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完善私有产权制度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否则就会抑制我国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

2、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加速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这是降低我国不合理高收入阶层比例的根本措施。

3、严厉打击非法暴富者。

4、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竞争中的弱者给予人道主义的保护。 对策三：解决贫富差距扩大化，关键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切实提高农民收入。中国目前部分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造成这种现象的存在，除了长期以来政策上的重城轻乡、重工轻商以外，由于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严重存在，农产品供给的相对过剩，还有近年来农民负担加重等等。都是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因此，国家必须切实解决农民问题，必须把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对策四：对先富者的社会导向进行有效调节。

1、不断完善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原政策出台后，人们往往只重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忽略了应该让谁先富起来，下一步国家应通过政策调整，能否使政策的倾斜偏向于科技致富，勤劳致富，使先富者的社会导向明显改观。

2、提高先富者的精神文明程度。有的先富者追求反文明、腐朽堕落的“高消费”。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在先富者当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注释：

1)《亚洲近来的社会趋势与发展》，载于《亚洲与远东经济通报》第19卷，第一期。

作者简介：兰章宣工作单位：浙江工业大学浙西分校经贸系理论教研室主任

邮编：324006 电话：0570—3095336手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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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对政治经济学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对政治经济学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摘要:生产方式、占有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经济学说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可以认为: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制；资本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否定资本的因素。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将导致占有的社会化。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所有制

如何解释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发展逻辑以及预见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试图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结合起来，重新概述政治经济学中的若干基本理论观点，从而使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更科学一些。

1．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形成了这个社会的独特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运行就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权在法律上的归属: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区别的。

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改变了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以为只要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其它社会关系，就认为进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只有社会生产过程才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物质变换这一物质运动的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得到生产方式的特征；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就得到生产关系的表征。当然，由于生产总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因此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无法割裂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讲又由生产方式所决定。无法割裂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

2．资本的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出否定资本的因素，这些因素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只可能从资本的生产方式中产生，不可能从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中产生。在当代资本的生产方式中，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表现在:

1）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因而产生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政府作为经济组织为社会生产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府生产公共物品和服务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虽然仍具有资本的形式，但不再具有资本的实质或性质。它们的存在不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是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否定。

2）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越发达的地方，资本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在生产中的作用就越大，尤其是高级的脑力劳动正逐步资本化。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使资本物品(生产资料)处于从属的地位，传统的资本吸纳雇佣劳动的要素结合方式正在逐渐瓦解。当然，脑力劳动的资本化还只是少量的局部现象。当生产资料相对于人类劳动只是一种被支配的物质时，资本的生产方式也就消亡了。因此，脑力劳动资本化现象正是否定资本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

3）信息作为要素进入生产过程也在否定着资本的主导地位。在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信息仅仅是生产的外部环境。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生产层次、各生产环节的相联结必须依赖于信息的传递和处理，而且随着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的革命性飞跃(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物质资料的生产越来越表现为信息处理的结果。这就使得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作用降低，当生产力发展到社会生产完全由信息支配时，资本也就消亡了。可见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中国加快发展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所预见的人类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3.所有制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生产过程中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这是所有制的物质内容；第二层含义是指占有方式所形成的法的关系。因此，所有制首先反映生产方式的特征，其次才反映生产关系的特征。脱离占有方式的所有权的归属形式的变化不能认为是所有制的改变。决定所有制的是占有方式，而决定占有方式的首要因素是被占有的对象的物质属性，而不是物的所有权的法律规定。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把所有制仅仅看作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形式，从而把所有制完全纳入生产关系范畴，由此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一些重大谬误。

4.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这一历史阶段中，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导致了占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可由生产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生产空间的维数越大其社会化程度越高。占有社会化程度也可由占有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由于占有空间是生产空间在某一时刻的横截面，因此，生产空间是在占有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时间维，从而生产空间仅比占有空间高一维，或者说占有空间仅比生产空间低一维。若生产空间是n维，则占有空间就是n-1维。当生产空间的维数n越来越大时，占有空间的维数n-1也越来越大，并且随着n越来越大时，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特征差异将相对缩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的低于当今工业社会中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占有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资本的私人占有，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维数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时占有空间与生产空间的特征差异尤其明显，并表现出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上的表现就是“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还推论这种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即生产社会化将导致占有社会化，这一推论正被历史证明着。

5.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方面，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占有方式从历史沿袭的私人占有(其组织形式主要是单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逐渐发展出资本的社会占有形式——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当年就预见到了这一变化的趋势，他指出，股份公司是一种社会资本，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转变的过渡形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一百年以来，股份公司已经成为资本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组织形式。中共十五大提出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为经济组织进入生产过程，不仅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上对生产资料进行直接的社会占有，而且对各种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进行规范——这些规范不光是政府制定的，更主要的还是国家组织中的立法机构制定的——使得这些资本的占有具有社会性或者更高程度的社会性。因此，当今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已经基本上或主要表现为社会占有的形式。当然，这种社会占有仍然处于私人财产的范畴内，但是，生产资料在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权已经由于这些规范而逐渐模糊并逐渐脱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活动，其作用已日益表现出减弱的趋势。

6．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物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法的关系是财产权即所有权，而随着对物的占有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物的社会占有所形成的关系就是现代产权。因此，现代产权关系与历史的所有权关系已有很大差异。从历史的所有权概念已不能推导出现代产权概念。西方经济学家对现代产权概念的定义也尚未统一，而是各自从不同角度去定义产权概念的。有的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有的从不完备合同理论出发，有的从外部不经济性出发，等等，都可以引出产权概念。但这些定义都只是对产权运作表象所进行的描述，尚未从本质上规范。因此，如果我们把产权概念定义为占有社会化的法的关系，前述各种不同的产权概念就都统一起来了。

第五篇：关于当今大学生中贫富分化现象的调查报告

关于当今大学生中贫富分化现象的调查报告

贫富差距扩大已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我国基尼系数已突破国际公认的0.40的贫富差距警戒线。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加快，高校招生人数逐年增长，当代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现实更直接地投射在在校大学生当中，大学生贫富分化日益明显。地方性高校由于地缘等条件限制，在校学生多来自“老、少、边、山、穷”等地，部分富有大学生生活奢华，穷学生则衣食难继，贫富对比强烈。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家庭，无论社会背景还是家庭经济条件都有所差别，这种差异带到大学，必然导致学生中贫富分化的问题。如今平复分化已成为大学生中最引人瞩目的社会问题，对我们的人际交往、消费模式、职业价值取向甚至婚姻、家庭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对地方高校建设和谐校园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高校新现象令人忧,大学生以贫富交朋友,开始阶层分化

“我没有钱，我只有花样的年龄，未加修饰的容貌。我每天穿着朴素的衣服，站在花枝招展的她们中间。我每周都要坐４个小时的公交车，去给那个高傲的小女孩做家教。她有钱，可连水都不想给我喝。我的家庭很穷。我的妈妈每天割猪草，双手满是老茧。我的父亲，风烛残年，可还要在建筑工地打工，为了我可怜的学费。我不期待爱情，我没有衣服，我没有化妆品，我的电脑也是二手的。我恨这个世界„„”这是北大ＢＢＳ上的一个帖子，如今，大学就像一个小社会。社会阶层分化对大学生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观正产生着深刻影响，贫富分化的现象在校园内正日益普遍。

上述现象近来引起中国社会和各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华网》曾以专题形式对此进行了报道和探讨。报道说，在西安的几所高校里，许多贫困生学习期间很大精力用在联系勤工助学岗位上，他们在食堂买最便宜的饭菜，有的甚至不吃菜只吃些主食（米饭、面类），一天的花销仅三四元钱。而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贵族”学生却是手机、电脑、数码像机样样俱全，月消费达千元以上。一个是月消费8000元不以为然，一个是月消费200元却已超支。有人说这是当今大学生消费的绝对写真。

中国大学校园出现以贫富划分交往群体现象。经济条件好的学生花钱大手大脚，穿名牌、用手机，贫困生却要靠到处打工维持学业和生活。大学校园里，日益突出的贫富差距现象，给大学生心理成长造成冲击，也使校方的学生管理面临难题。

二、大学生贫富分化已成为构建和谐地方高校的严重障碍

目前全国高校贫困生约600万人，占高校学生总数的比例已近30%，一些地方高校贫困生比例甚至达50%，生活费在100元左右的特困生占高校学生总数的比例达15%左右，大学生贫富分化对构建高校和谐校园的严重障碍。贫富分化使一些大学生关系紧张。富有大学生由于经济条件优越，出手阔绰，处处“显富”，行为言语有意无意中冲撞或伤害着贫穷大学生；贫困大学生一方面要独立解决难以解决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在富有的大学生的刺激下，将内心深处的自卑感转化为极强的自尊心，再加上大学生青春期思想不成熟，从而憎恨“显富”的同窗。这种“显富”与“仇富”的心态上的严重对立最终导致一些大学生之间人际关系紧张，对许多问题形成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些筑起了阻碍两个学生群体正常交际的心理屏障。贫富分化使大学生与高校教师关系紧张。从全国总体上看，近年来高校教职工的福利

待遇和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由此也在高校教职工与贫穷大学生之间形成了强烈的经济反差，一些贫穷大学生因而对高校教职工产生妒忌心理，甚至认为高校教职工是靠从他们身上赚钱而富起来的。贫富分化导致一部分贫困大学生与自己母校的关系紧张。近年来，随着扩招，教学质量有所下降，而且高校实行交费上学，学费大大超出贫穷大学生及其家庭的负担能力。部分贫穷大学生由此认为，学校的各类基础设施都是靠他们的学费建起来的。他们甚至偏激地认为自己与母校的关系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并无什么情义可言。贫富分化使得一部分贫困生存在一定心理障碍。由于贫困大学生在特殊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在承受着“物质贫困”的同时，心理上也笼罩着阴影。他们中的部分人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心理障碍，一旦遭遇一些挫折后，就很容易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心理素质的缺陷就表现出来，如沉郁、压抑、焦虑、自我封闭、心理失衡、对事物过度敏感、心理脆弱、戒备心理很强、不善于与人交往、过于自尊与过于自卑等。当有些外界不利因素与青春期的大学生内在心理矛盾交织在一起并激化时，就很容易导致心理失衡。云南大学的马加爵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宁夏大学对在校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调查显示：对生活状况不满意的贫困生占贫困生总数的73.27%；体会不到生活幸福的占贫困生总数的64.51%；存在着抑郁状态或抑郁倾向的占贫困生总数的52.53%。

三、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

1、完善助学制度，加大扶贫力度

目前，我国各高校都建立了以“奖、贷、助、补、减、勤”为主要形式的多元资助体系，对缓解贫困大学生的经济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之中任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另外，助学贷款是我国政府实施的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而实行的信用助学贷款。据调查，100%的大学生每月消费的主要项目是伙食，各大高校可适当的增加伙食补助，改善贫困大学生的伙食水平。由于68.5%的大学生增加生活费的方式是做兼职，所以学校也可为贫困大学生多多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使他们增加社会经验的同时也能缓解经济紧张的状况。

2、加强大学生的心理教育、辅导

面对校园贫富差距，学校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价值管教育，使学生正确对待金钱，应该继承中华民族艰苦朴素的美德，不要让金钱成为富裕学生骄傲的资本。针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展开心理辅导。呼吁社会关爱贫困学生，给予更多尊重，使贫困的学生摆脱“羡富”的自卑心理，培养其独立意识，更多的依靠自己的能力发展，积极面对人生。

3、自身和家庭观念的转变

在国外，孩子成年以后父母就不再为他们经济资助，而是激励他们依靠自己打工赚钱，养活自己。我们应当提倡这一观念，不因家庭富裕贫困而肆意挥霍，通过自己的奋斗获得舒适的生活。

对于大学生自身而言，我们应当走出攀比炫富的怪圈，杜绝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树立适度消费、合理消费、健康消费的观念。

总之，要解决大学生中存在的贫富分化和由此引发的系列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大学生自身的共同努力。

2011-2-10

美术教育

10级工艺三班

陶樾（201010612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