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五篇材料）

第一篇：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

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

(一)1924年冬，梁启超51岁。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种病，总是尿中带血，而病因不明。此病总共大约陪伴了他四、五年时间，一直到他1929年去世始终未愈。起初，情况不严重，且无痛苦，他不以为意。那时他不仅在清华讲学，而且在京城各大高校都有定期演讲，甚为忙碌，顾不上看病。加之夫人李蕙仙不久前因癌症复发去世，他悲痛不已，写下了声情并茂的《祭梁夫人文》，度过了一段难捱的时光，自然也没有心情去看病。过了一阵子，忽然发现自己病情加重，因为考虑到夫人是患癌症去世的，他才开始担心自己亦有不测，感到需要去医院查一查了。可这时已是1926年的1月。

梁启超先生

开始，他去的是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德国大夫在半个月时间里为他做了全面检查，排除了结石和结核，但由于医学检测设备不足，最终无法判断病原病因。出院后，他尝试使用中药，未见效果。他与列名“四大名医”的中医肖友龙有些来往，前往问诊，答复说，尿中带血，“这病不是急症”，“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令他不免失望。因为怀疑自己患癌，他决定到协和医院做彻底检查。

协和是美国人在华开办的医院，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已可以进行X光透视等检测。协和的医生借助器械，很快查明他的膀胱和尿道一切正常，便怀疑是肾的问题。对于究竟是哪一只肾脏作怪，医生做了一系列左右两肾的对比试验，先是验出两肾的排泄功能左强右弱，接着进一步的化验，发现左肾排泄物“其清如水”，而右肾排泄物带血。于是医生认为尿血的原因在右肾上，与左肾无关。接受了X光透视之后，医生果然发现他的右肾有一个樱桃大的黑点。经多位专家诊断，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且是导致尿血症的病因。

在怀疑是癌的前提下，协和医院决定为梁启超做手术，切除右肾。3月16日，梁启超被推上手术台。主刀医生是当时的协和医院院长、著名外科专家刘瑞恒，副手则是一位美国医生。刘瑞恒干净利落地切除了梁启超的右肾，就手术本身来说，不可谓不成功。但手术以后，血尿并未停止，虽然有时血量很少，肉眼看不出，但化验证明，病症未愈。协和医院再次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原因，只得名之为“无理由之出血症”。4月12日，住院35天之后，他出院回家了。

割去一肾，病状依旧，手术白做，而病人身体受损。在这个病案中，协和医院出现误诊，这是显而易见的。5月29日，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晨报》发表《病院笔记》一文，记述梁启超在协和医病之经过，文中难掩对医生的失望和不信任。因为梁启超是社会名流，所以此文引起轩然大波。众多文化名人关注此事，陈西滢、徐志摩等借此撰文抨击西医，引发了一场“中医西医”的是非之争。但无论如何，引起讨论的核心问题只是手术该不该做，右肾该不该切，医生的诊断靠不靠谱，尽管嬉笑怒骂中对西医的“科学精神”不无揶揄讽刺，但大抵谈论的是协和医生的医术精专与否的问题，而不是医德方面的问题。

然而时隔70年以后，有两本书旧事重提，讲出了闻所未闻的荒诞故事： 一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中写道，40年后的1971年，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住进了协和医院。他从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

“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无独有偶，几年以后，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洙在《梁思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也写到这件事：

“梁启超因患肾病，多年来常尿血，经北京德国医院及协和医院诊断，一侧肾已坏死，应予切除。”

“在协和施行手术，执刀医师是院长刘瑞恒。但因他的判断有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严加保密。” “在1970年梁思成住院时，才从他的主管医师处得知父亲真正的死因。” 两人说法如出一辙。这场医疗公案被演绎为协和医院院长、外科教授刘瑞恒玩忽职守的故事。而协和医院为了隐瞒事实，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完全变了。这个病例不再是一次难以避免的误诊，而变成了协和医生无德、不负责任、草菅人命的证据。往严重里说，果真如此，医生行为如同犯罪！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

（二）为了辨析费慰梅和林洙两人说法的真实性，我查阅了梁启超本人和亲友在这场手术前后写下的多篇文章，发现所谓“割去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的说法，与当事人、知情人的原始记录相矛盾：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仲策）当时留下《病院笔记》和《病床日记》两文，分别发表于1926年的《晨报》和1929年的《大公报》上，可视为知情人的第一手记录：

《病床日记》中说：

“（梁启超）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指梁启超）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 “及右肾割去后，小便出血之症并未见轻，稍用心即复发，不用心时便血亦稍减。” 这里说得明白，诊断认为病在右肾，割去的也是右肾，并未割错，尿血不止是另一回事。

《病院笔记》里还记录了手术中协和医生力舒东和主刀医生刘瑞恒开的一句玩笑： “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作一谐语曰：‘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曰：‘分明从右肋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

这玩笑也证明了主刀医生刘瑞恒是明辨左右的。

北京协和医

院

梁思成在1929年其父去世后，曾作《梁启超得病逝世经过》，内中也提到1926年其父“入协和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割去，然割后血仍不止。”至于梁启超本人，则在手术后发表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声明中，也明确说自己的病，“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无论梁启超本人、其弟梁启勋，还是其子梁思成，当初都证明是梁的右肾被怀疑有病，而且正是这只被怀疑的右肾在手术中被切除了。并不存在费慰梅、林洙二人所说，“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他们三位作为当事人和知情亲属、见证人，在手术后几个月或几年之内所做的记录，总比外国朋友或不知情的亲属70年后根据第二三手资料写下的回忆录来得可靠。当然，费慰梅也写到了她的资料来源，她说：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原来，费慰梅依靠的只是这样由传话而来的间接人证，而林洙无非是复制费慰梅的说辞。因为根据上面引述的梁思成在其父去世时的说法，他在1971年住进协和医院时，即使是有人告诉他当年主刀医生“割下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的荒诞故事，他也不会相信。梁思成当年是亲眼看到过其父右肋的手术刀口，也见到其父右肾肿瘤病理检查结果的人，所以这故事不应是他告诉林洙的。我在这里判断林洙复制费慰梅的说辞，当然也有证据。其一，林在费之后出书，她没有为费所讲述的故事添加一点新材料；其二，林、费二人的著作，竟然出现相同的差错，就是把梁启超1926年的3月因尿血到协和就诊的时间，都错写成1928年的3月。林作为梁启超的儿媳，犯下这种低级错误简直匪夷所思。同时还需要说明，貌似知情的她们，把手术时间错误地推后了整整两年，这对社会舆论形成严重的误导。因为1928年3月，距离梁启超去世只有大约10个月的时间。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把梁的去世和这场手术联系在一起。

当然，始作俑者是那两位编故事的实习生。他们作为手术参加者，传出如此闲话，实在令人诧异。分析来龙去脉，极有可能的是，他们误把手术进行时力舒东医生和刘瑞恒医生那句玩笑话（“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当做事实传播了。然而令我不解的是，费慰梅和林洙两女士在著书之时，为什么不去核对一下当年的原始资料？这些史料唾手可得，要弄清事实，实在不难。而以讹传讹，其害无穷，真不该是她们二位所做的事。

当然，最有分量的证据还是梁启超的病历档案。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展览中出示的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就医的病案，使这桩与他有关的百年公案真相大白。

病案记载，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患尿血症住进协和医院，经X光检查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决定予以手术割除。手术后解剖切下之右肾，可见樱桃大小之黑色肿瘤，经化验排除癌症。提示这黑色肿瘤是良性瘤。病案内并附梁启超本人声明，即上文提到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的英文稿。这是梁启超为了避免人们误解协和医院，特地放在病案里面的。（《健康时报》2006年8月28日）

根据病案可知，梁启超的右肾只是长了一个较小的良性肿瘤，并没有恶性肿瘤，它不是尿血的病因，也完全没有必要切除。协和医院对此施以手术，显然是基于对尿血原因的误判。但是，手术并没有将健康而无肿瘤的肾切下，反将有肿瘤的、“坏死的”的肾留在体内。费、林二人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梁启超用英文所写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第一页

（三）由于费慰梅和林洙的特殊身份，她们以貌似见证人的姿态独家“揭秘”，其文章的影响力便非同一般。一时间，文化界广为流传梁启超被“割错肾”的奇闻，甚至大家普遍接受了一个说法，即梁启超的早逝，是由这次手术导致。在互联网上，议论此事的文章铺天盖地，众口一词的议论，是把“割错肾”作为协和医院早年的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医疗事故。有的文章竟然危言耸听地使用“协和医生杀人”这样的标题，也有人发表感想，说“我心目中的一个偶像（指协和医院）从此倒下了”。至于主刀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不仅网络上对他颇多激愤之词，甚至有的研究性文章，也会提及此事，断定他不仅医术不精，而且医德有缺，草率行医，罔顾人命。制造了重大医疗事故以后，逃避责任，拒不认错。其实，在梁启超病案中，无论是协和医院还是刘瑞恒本人，都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澄清。

刘瑞恒医生

首先，这只是一个误诊，并不属于医疗事故。之所以说是误诊，原因在于协和负责诊病的医生错把右肾上的黑点当做是尿血的原因，而且认定那黑点是恶性肿瘤，必须施以手术。事实证明尿血与那个黑点无关。但是在这样一种诊断下，主刀医生按照诊断要求，正常实施手术方案，顺利切除了右肾，这完全谈不上医疗事故。其次，手术本身是非常成功的。梁启勋的《病院笔记》中说：

“至于刘瑞恒，不能不谓为高明。割后绝不发热，且平复速而完好，虽则病人身体之强健，医生认为有异于常人，然亦良工也。”

其三，当时西医刚刚引进中国，国人对西医的诊疗方法和分工缺乏认识，满脑子都还是中医“一体化”治疗的概念。中医诊病治病一人包办，哪位医生接诊，医好医坏，自然是他负全责。但是西医不然，各科医生各负其责，需要动手术的疾病，主治医生和主刀医生通常不会是一个人。在梁启超病案中，刘瑞恒并不负责尿血症的治疗。他作为协和医院的院长和外科教授，当时是国内外科医生中的第一把交椅，京城著名的“刘快刀”。他是被特地请来做手术的。费慰梅的书里说，“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梁启勋也谈到，刘瑞恒做这场手术，是应梁启超本人的要求“越俎而动”的。也即是说，刘瑞恒出任主刀医生，一是因为盛情难却，二是因为对梁启超格外重视。再者，误诊的责任并不在刘瑞恒。他是外科专家，而梁启超的诊断，是由泌尿科和内科医生做出的。梁启超的好友伍庄在《梁任公先生行状》一文中说梁1926年“入北京协和医院养病数月，欧美医生凡五六人诊治之，断为肾坏，请施刀圭”。梁启勋的《病床日记》也提到，其兄入协和医院，是“经泌尿科诸医检验”，方得出诊断的。梁启超本人写给协和医院的声明中，则提到诊断他患有“无理由出血”的，是几位“内科医生”。这些都说明，刘瑞恒并未参与疾病的诊断，仅仅是被特邀动刀的外科专家。

然而，只因这一刀，刘瑞恒却被舆论塑造成了一场丑闻的主角。不仅手术被解释成重大事故，而且误诊也成了他的责任，污水全泼在他一人身上。舆论所指，他简直是玩忽职守，罪责难逃。但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来看，刘瑞恒何其冤也。上面所述已经表明，所谓刘瑞恒不辨左右“割错肾”的故事，肯定是子虚乌有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发问，这场手术是不是一个“错割肾”的故事呢？也即是说，梁启超的“割肾”是否可以避免？ 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如果从“割肾”以后的疗效以及对于“樱桃大黑色肿块”的病理检验结果来看，“割肾”是无意义的，应该避免。然而在诊断的当时，当尿血不止而X光又在肾上发现异常黑点的情况下，就很难做出是否需要动手术的决策了。且不说那是90年前西医在中国刚刚建立之时，医疗的设备还不完备，医务人员的诊断水平和临床经验还有待提高，就是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如果发现同样的病状，难道医生就可以断然决定不动手术，改由其他方法去治疗吗？须知，癌症凶险，防之宜慎，几乎每个医生和患者本人都会这样想。现在的医院里，如果谁生了肿瘤，在不能断定肿瘤是良是恶之时，保险起见，医生大多主张切除。我们每个人的周围，应该都不乏这样的事例，就是某人生肿瘤，医生决定切除，手术后发现，被切下的是良性瘤子，患者甚至为此而窃喜，而庆幸。梁启超的肿瘤切除的决定，大抵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做出的。只不过，他的肿瘤是在右肾的内部，手术无法剖肾取瘤，只好将右肾整个摘除。

那么，作为主刀医生的刘瑞恒，是否可以在手术过程中避免割下没有癌变的肾脏呢？手术以后，在这一点上，他受到很多诟病。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著名文人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谈论梁启超手术过程： “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按，应为右肾，下同）上并没有发现肿物或任何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

这意思无非是说，刘瑞恒应该在看到肾脏没有异样之后立即终止手术，把病人切开的腹部缝合。一般没有医学经验的读者，读到陈西滢这一观点，都会以为言之成理，但这恰恰是似是而非的见解。学习西医出身的鲁迅知道事情不像文人揣度的那样简单。他为此事撰文，在为西医辩护的同时，讥讽陈西滢的文章是“对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在“仗义执言”（《马上日记》），因为陈的说法，实在是违背常识了。

我也不通医学，但是我就此事请教过肿瘤外科的专家。他告诉我，“上个世纪20年代，用X光诊断右肾肿物已经够先进了，手术后证实右肾确有肿瘤，这说明X光的诊断没有错误。因为肾脏的良性肿瘤（错构瘤、血管瘤）很少见，而且良性瘤不会导致血尿，所以这时医生自然会怀疑梁是生了恶性肿瘤。开刀时，打开腹腔，可能看到两个肾脏一样。因为大多数肾脏肿瘤生在肾脏内部，是没办法用肉眼看到的，手术全凭术前X光片指示该切哪个肾，肺癌手术也如此。” 于是我问，“假如你是主刀医生，遇到这种情况会如何处理？”

他回答说：“回到当时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其他检测方法，根据术前患者尿血之临床症状＋X光片示右肾肿瘤，我是主刀医生也一定要切除右肾。” 所以说梁启超“丢腰子”，虽是源于误诊，但却带有某种必然性。

（四）右肾切除手术之后，梁启超的尿血症未见好转，这是肯定的；但是若要说每况愈下，却也不符合事实。病情只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而已。梁自己认为，总体情况毕竟比手术前好些，“过去每天小便都有血，现在不过隔几天偶然一见”，“便血之多寡，辄视工作之劳逸而定。”休息得好，也便多日没有血尿。所以医生总是嘱其静养。然而梁讲学著书，没有一刻稍闲，实在静不下来。这样，从手术以后直至他去世前，约三年时间里，他是协和医院的常客，曾多次就医，治疗不同病症，包括继续治疗血尿，也包括医治痔疮、小便堵塞和肺部感染。

很多人根据手术后三年梁启超以57岁盛年而逝，便很自然地将他的死和“割肾”联系起来。最早发难的是好友伍庄，他在写给梁启超的《祭文》中说，“予不用爱克斯光镜，予知致君之命在于割肾。”至于今天的人们，在欣赏梁启超的超卓才华、叹息他的英年早逝之余，也难免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不是错割一肾，梁的一生或许不至于这样短吧。

但是梁启超的死，终究与尿血症无关，也与割去一肾无关。他不是患尿毒症或者肾功能衰竭等病症去世的。他留在体内的左肾，一直工作正常。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曾提到其兄右肾切除后，“幸而左肾之排泄功能，决无障碍”。所以尽管右肾被冤枉地割去，倒也“不必追悔矣”。这句话不仅证明了费慰梅、林洙所谓“割去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是虚妄之词，而且似乎也证明了梁启超的尿血症，可能与两个肾都无关。因为既然长有肿瘤、且排泄功能有问题的右肾都不是便血的原因，那么便无理由怀疑正常的左肾是便血的原因了。根据家属的记录，梁启超的死因是肺部感染。

梁思成的《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一文记载，其父梁启超1928年秋开始患一种怪病，起初病情较为轻微，只是发烧，食欲不振，没有其他症状。先由日本医生诊治，未见效果，于1928年11月28日，转到协和医院就医。协和医生为他拍了肺部X光片，发现左肋微肿，于是怀疑有肺痨。但是取痰化验，没有找到肺结核菌，却发现痰中有大量“末乃厉”菌（monelli）。之后医生又从梁肿胀的左肋取出脓血化验，同样发现此菌。医生做了实验，将梁的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结果看到小动物内脏溃烂出血。

协和的医生都没有治疗这种病症的经验，他们遍查医书，最后是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某医学杂志上，查到唯一一篇论文，讨论的病历与梁启超的病情相似。但该论文建议使用的药物，协和医生考虑病人体质过于虚弱，担心发生副作用，只能勉强试之。结果未能控制病情发展，梁启超于入院50多天后去世。

梁的好友伍庄的文章中也说，梁启超最后患病十分怪异：“有瑞典医生谓其病甚奇，世界上患此病者曾有三人，二人死而一人生云。” 这些记录，都表明梁启超患的病，至少在当时，是绝难救治的。至于“末乃厉”菌究竟为何物，在今天看来这种病菌引起的肺部感染应称之为何种病症？因在网上搜寻无果，我便请教了胸科专家和微生物科专家。

可是胸科及微生物科专家均不知道“末乃厉”(Monelli)这个细菌名称，自然也不知道由此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微生物专家还专门查了细菌谱系，亦未发现此菌。专家告诉我，“可能是近一个世纪它已变异或不存在了，正如天花病毒当年肆虐世界百多年，后经全世界几十年种牛痘免疫，此病已被灭绝一样。”

如此说来，梁启超之死的病因，大概就没有人能说清楚了；但他的死肯定不是因为切去一个肾，倒是清楚的。

然而坊间不断有人在继续编着名人故事。费慰梅曾说，刘瑞恒“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意谓此人自惭形秽，从此变得灰溜溜。殊不知，就是在给梁启超做完手术之后，刘瑞恒当选中华医学会理事长。梁启超去世后，又有一个巧合被故事高手发现了。他们注意到刘瑞恒离开了协和，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担任次长。于是这次离职就被解释说，刘因为在梁启超之死上难辞其咎，故而辞去外科医生的职务，黯然出走，离开协和，目的是逃脱罪责。其实细心的读者都能看出，刘到南京上任，是升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另有任用”，何况，他被调往中央卫生署的时间，并非在梁启超去世以后，而是在梁最后一次到协和就医之前，也就是1928年11月。而且他后来一段时间，即使在南京工作，仍然兼任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直到1934年。

刘瑞恒签署的公函

根据《刘瑞恒博士与中国医药及卫生事业》一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介绍，刘瑞恒作为中国第一个哈佛医学博士、中国现代西医外科的开创者，之所以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放弃自己的外科医学专业，而到中央卫生署任职，先任次长，后长期担任署长（抗战期间兼任军医署署长），这是由于他认为在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动公共卫生建设是当务之急，此举更有利于救国救民。他在协和医学院教育学生，总是要求大家毕业后要为国家的公共事业效力，不要开私人诊所给自己挣钱。他有一句名言：“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于是这一次调动，他是践行了自己的话。在所谓“公众职务”上，他推进和提高医学教育及公共卫生建设，大至创办各类医学院校，组织各种医疗培训，小至在落后地区修建公厕、消灭蚊蝇，向一般民众普及基本卫生知识。因而他对中国现代医学卫生事业发展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被誉为 “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奠基人”。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已看清楚，有关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其实不过是一场有关名人私事的捕风捉影的集体炒作而已。

2015年3月25日 附记：我并非梁启超研究之学者，写作此文纯属偶然。原本是想写一点关于刘瑞恒的文字，谈谈这位医学大家的人生事业和贡献。因为此人是我家长辈------家母刘佩锦的伯父，我自幼便知他一些故事。谁知动笔前一查史料，竟发现多年来有关“割错肾”的故事一直在误导舆论，致使刘瑞恒的名誉极度受损。对我来说，这便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说清楚，一切都无从谈起。于是我才不避考证之烦难，写下此文，并非仅为某人翻案，更求还事实以本来面貌，纠正百年来以讹传讹之误也。欢迎史学界、医学界方家教正。

选自《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1月出版

第二篇：公案 与象共舞

《与象共舞》教学设计

【教材分析】

《与象共舞》是一篇略读课文，作者赵丽宏用生动、准确的语言向我们介绍了在泰国人与大象的密切关系。本文抓住了大象的外貌、神态、动作以及性格、聪明、善于表演等方面的特点。饶有趣味地讲述了泰国人与大象之间亲密和谐的关系，展示了泰国独特的地域文化。作者用“与象共舞”为题，按先概述后分述的顺序叙述的，条理清楚，语言生动，体现了泰国人与大象关系十分密切，从而让人们感受到大象给泰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乐趣。【设计理念】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教学时首先要给学生充分自读的时间，要求学生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利用工具书并结合上下文自学生字新词，初步感知课文内容，并在字里行间或书旁适当批注，对不懂之处提出问题。接着，按照课文前的阅读提示，引导学生边读边思考：在泰国，人与大象的关系是怎样的?联系《威尼斯的小艇》，比较一下两篇课文在写法上的异同。在解决重点问题之后，解决学生感兴趣而不易解决的问题。然后，让学生有感情地读一读，感受人与大象和谐相处的美妙境界；还可让学生以导游的身份用自己的语言介绍泰国人与大象的亲密关系(任选一个方面或结合全文讲述均可)。最后，让学生交流课前搜集的有关泰国风情的其他图文资料。仿写一个事物，从而实现读写的有效迁移。

重视学生的独立阅读能力的培养，将学生的自读自悟与教师的点拨引导、领悟方法与感知特点、获取知识与启迪思维有机地融在一起，让学生在语言实践中学习语文，习得方法。让学生享有充分地阅读自主权和选择权，经历一个自我探索、自我发现、自我习得的过程。采用一些必要的中介手段凸现事物的形象，这样，大家读起来就能较快地抓住课文的要点，理清文章的思路，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既加深了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又有效地调动了他们情感的参与，促进学生的发展。【教学目标】：

1．认识8个生字，读读记记“悠闲、松弛、尴尬、气氛、感染、笨重、熟视无睹、彬彬有礼、冲锋陷阵、翩翩起舞、摇头晃脑”等词语。

2．了解泰国的独特风情与文化，感受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3．领悟课文的表达方法。【教学重难点]：

了解人与大象的亲密关系。【教学重难点]：

比较本文与《威尼斯的小艇》的写法上的异同，领悟课文的表达方法。【课前准备】：搜集有关泰国风情的文字资料、图片等。【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解题导入；初读课文，随文识字；熟读课文；整体感知。）

一、初识大象，揭示课题

1．播泰国风光，简介泰国。同学们，在我们国家的南面，有一个风光美丽、文化独特的国家──泰国。泰国的国名泰语意思为“自由之国”。今天，老师要带大家去感受它的风土人情。泰国整个版图形如一头威武的大象，有“千佛之国、黄袍佛国、白象之国。”的誉称。

2．谈论泰国的象。

3．揭示课题：泰国素有“万象之国”的美称！今天，让我们随作者一起来到泰国，“与象共舞”！

板书课题。边写边提醒学生注意“象”的“舞”的写法。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１、请大家认真读读课文，读完后把你了解到的主要内容告诉大家。2．出示词语请同学们认读。

熟视无睹

以一当十

以一抵百

彬彬有礼 松弛

按摩

尴尬

绅士

气氛

芭堤雅

3、提示概括课文的方法：

这篇课文的每个自然段都有一个中心句，只要把这些中心句连起来就是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设计意图：此环节意图是帮助学生抓住课文的主要内容，理清文章的条理，并初步学习基本的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方法。

三、学习课文，朗读感悟 １、让我们再读读课文，想想课文写了大象哪些有趣的事？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画出来，读一读。

２、根据学生的发言，相机学习相关内容：

⑴ 学习“做按摩”：

课件演示：大象给人做按摩的图片。

出示句子：

成排的人躺在地上，大象慢慢地从人丛里走过去，它们它们小心翼翼地在人与人之间寻找落脚点，每经过一个人，都会伸出粗壮的脚，在他们的身上轻轻地抚弄一番，有时也会用鼻子给人按摩。

师引读这句话，根据学生朗读的情况进行评论，抓住关键词语“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轻轻地”指导学生朗读。

⑵ 学习“开玩笑”：

出示句子：

有一次，我看到一头大象用鼻子把一位女士的皮鞋脱下来，然后卷着皮鞋悠然而去，把那位躺在地上的女士急得哇哇乱叫。脱皮鞋的大象一点而也不理会女士的乱叫，用鼻子挥舞着皮鞋，绕着围观的人群转了一圈，才不慌不忙地回到那位女士身边，把皮鞋还给了她。那位女士又惊奇又尴尬，只见大象面对着她，行了一个屈膝礼，好像是在道歉。那庞大的身躯，屈膝点头时竟然优雅得像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

默读，思考，讨论：

你从哪些语句看出大象给人开玩笑很有趣？

“悠然而去”是什么意思？谁会演一演？问表演者：“大象，你为什么卷走了别人的皮鞋，还悠然而去？”

大象的举动让那位女士又惊奇又尴尬，她惊奇什么？尴尬什么？

大象戏弄完那位女士，才不慌不忙地回到那位女士的身边，把皮鞋还了她。如果大象会说话，当他面对受到惊吓的女士行屈膝礼时，他会说（）。

指导感情朗读。

⑶ 学习“跳舞”：

你从那些词句体会到大象跳舞很有趣，画出有关句子自己读一读，想象大象有趣的样子。

出示句子：

舞蹈的大象，没有一点儿笨重的感觉，它们随着音乐的节奏摇头晃脑，踮脚抬腿，前后左右颤动着身子，长长的鼻子在音乐中挥舞。毫无疑问，它们和人一样，陶醉在音乐之中了。

你从哪些词语感受到大象跳舞的轻巧有趣？

根据学生的回答，相机点出重点词语，紧扣“摇头晃脑”、“踮脚抬腿”、“陶醉”、“挥舞”“颤动着身子”、“陶醉”体会，指导感情朗读。

个别读。

过渡语：多么有灵气的大象啊，它们陶醉在音乐中了。我们读了课文也陶醉在音乐中了，现场的观众更是如此。找出写人与象共舞的句子，读一读。

出示句子：

在欢乐的音乐声中，象群翩翩起舞，观众都拥到了宽阔的场地上，人群和象群混杂在一起舞之蹈之，热烈的气氛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生齐读句子。

多么热烈的场面啊，这真是人与象共舞。（在课题前加上“人”字。）

让我们一起再与象共舞吧！师生合作读最后一段。３、学习课文第二自然段：

过渡语：是啊，在泰国人与象是这么亲密和谐，很多国家都有大象，为什么只有泰国才有这样独特的风情呢？

学生找到第二自然段自读，小组合作学习，讨论交流。

小结：对啊，泰国的发展和兴盛与象有着密切的关系，泰国人民对大象存有亲切的感情，所以在泰国人与象的关系是＿＿＿＿＿＿。

板书：亲密和谐

设计意图：通过引导学生多种形式的朗读，使学生在读中体会，读中悟情。根据略读课文的教学要求，放手让学生自己来。通过自主阅读，发现特点和作用，并通过句式训练引领学生发现语言规律和写作特点。达到自读自悟的目的。

四、总结拓展：

1．看到这样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场面，你还认为人与大象的关系如此和谐友好仅仅因为象是国宝，仅仅因为象的可爱、温顺、聪明有灵气，还会跳舞吗？这么一个和谐融洽的氛围是谁创造的？

板书：人 象 相互信任

2．从课文中，你学习到了那些写作方法？ 学生发言后归纳小结：（1）将思想感情融入到对物的描写之中。（2）层层深入地揭示出人与象的友好和谐。

五、布置作业，课外拓展：

1、小练笔：你还了解哪些异国风情，运用本文的写作方法和自己搜集的资料，写一篇短文。

2、推荐阅读：维也纳生活圆舞曲

设计意图：利用课外作业的练习，巩固课堂上学到的知识。通过课外的拓展阅读，进一步了解异国的风情。

[板书设计] 与象共舞

人与大象 关系密切

人与动物 和谐相处

[课堂检测题：]

⒈抄写下面词语，选自己喜欢的词造句。

悠闲、松弛、尴尬、气氛、感染、笨重、熟视无睹、彬彬有礼、冲锋陷阵、翩翩起舞、摇头晃脑

2、请你以导游的身份用自己的语言介绍泰国人与大象的亲密关系(任选一个方面或结合全文讲述均可)⒊小练笔：你还了解哪些异国风情，结合自己搜集的资料，运用本文的写作方法写一篇短文。

相关资料连接平台：

1、泰国风俗习惯：泰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被誉为“微笑的国度”。泰国人性情温和，待人热情，有礼貌。泰国人见面时通常双手合十于胸前，互致问候。合十后可不再握手。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外交和一些正式场合，泰国人也按国际习惯握手致意。常人不能与僧侣握手。头被泰国人认为是最神圣的部位，忌讳别人触摸。忌用左手传递东西、接拿物品。座时忌翘二郎腿。谈话时，忌用手指指对方。到寺庙拜佛或参观时，须衣冠整洁，脱鞋。泰国华人较多，民间也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

大米是泰国人的主食。泰国人喜食辣味，辣椒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东西。一般饮料均加冰块。泰国着装比较讲究。衣服均要熨烫。正式场合和庄重的仪式，男士均穿西装，妇女穿裙装，忌穿长裤

2、丰富多彩的泰国大象节

泰国是世界上产象大国，被称为“象之国”。每年11月的第三个周末，都要在产象最多的素辇市举行盛大的象节。一年一度的象节，是泰国素辇府富有特色的传统宗教节日，其主要表演者是大象。

人们挑选出许多最美丽最威风最矫健的大象，给它们身上披上彩带、盖布，挂上小铃铛，打扮得跟新郎一般。

大象节由素辇省长宣布开幕。这时一大群象走到场中，向参加盛会的观众表示欢迎。大象群中既有出生不久的小象也有老象。象群过后，100多名男女穿着鲜艳的服装，婆裟起舞，舞蹈队后面是一个巨型火箭，人们用舞蹈表演把火箭射上天空，祈求天空降雨，五谷丰登。

火箭舞结束后，开始表演捕捉野象。接下来进行“跑象拾物”表演。最惊险的节目要算是“大象跨人”了。表演者是一些自告奋勇的观众，他们成排地卧在草地上，象要一个个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这种游戏非常危险，一只大象几千斤重，稍有差错，人就会被踏成肉饼。

最后一个节目是古代象阵表演。场地两端，排列着许多穿着古代战服的士兵。英俊的武土们全身披挂，手持矛剑。士兵后面是参加战斗的象群，指挥官威风凛凛地骑在象背上指挥作战，展现出13世纪泰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战斗场面。表演结束后，观众还可以骑上大象，在场内环行一周。

据悉，泰国每年举行大象节是为了感谢泰国的大象，因为它们的祖先曾在战争中献出生命来抵御外敌、保卫国家。在14至18世纪时，象群被用于载运士兵进入战场。

第三篇：梁启超《敬业与乐业》

梁启超先生的演讲

《敬业与乐业》 敬业与乐业》
梁启超先生指出“责任心”和“趣味”跟“敬业”与“乐业”的关系最为密切：“责任 心”就是“敬业”，“趣味”就是“乐业”。他认为做事必须具备责任心和善于“从职业中 领略出趣味”。一个人对待自己的职业，能够有责任心，有趣味，发扬敬业与乐 业的精神，专心致志做圆满，就是“人类合理的生活”。“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敬。从学理方面说，便是亵渎职业之神圣；从事 实方面说，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结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 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启超先生不愧贤达，于理于事，对问题分析得事鞭 辟入里，很有指导意义。教师于我而言是谋生的职业，因而我切不可因为我自 己的随便和不敬而亵渎教师的称号以致于害了自己丢饭碗。孔子“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生活，是人类生活 的理想境界。“乐业”的心绪是对待职业的最佳心态，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 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果每个人都能从自己从事的职业中寻求无限趣味，那工作起来能不负责任吗？工作能做不好吗？我如今从事的教师这个职业而 言，辛苦是毋庸说的，哪个行业不辛苦那？但辛苦之中也有乐趣——与同事交 流的乐趣、因学生成长的乐趣、自身发展成功的乐趣……众多的乐趣充溢着我 们的工作过程。设若我们把乐趣理解为轻松、理解为毫无约束的自由，恐怕这 种乐趣是无法寻找的。退一步讲，假如我们没有达到乐业这种境界（像我就存在差距），那就把“乐 业”当作一种人生理想。可能明天我不做这个职业，“乐业”依然是我的职业理想，有这种职业理想，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业责任。敬业的员工会乐于接受工作委派，视艰辛的工作为挑战，可以从学习中得 到进步。敬业者获得比其它同事更多的锻炼机会，更容易成为行内的专才，在 同行中脱颖而出 让我们为了明天的乐业，今天开始敬业

第四篇：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梁启超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一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 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味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 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 动。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科持技上的消耗而有余。

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晋朝有位殷仲文，晚年常郁郁不乐，指着院卫里头的大槐树叹气说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一棵新栽的树，欣欣向荣，何等可爱。到老了之后，表面上虽然很婆娑，骨子里生意已尽。算是这一期的生活完结了。殷仲文这两句话，是用很好的文学技能表出那种颓唐落寞的情绪。我以为 这种情绪是再坏没有的了。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再不会有长进。何止没长进，什么坏事都要从此产育出 来。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汽来。任凭你多大的的机器，总要停摆。停摆过后，机器 还要 生锈。产生许多毒害的物质哩。人类若到把趣味丧失掉的时候。老实说，便是生活得不耐烦。那人虽然勉强留在世间，也不过行尸走肉。倘若全个社会如此，那社会 便是痨病的社会，早已被医生宣告死刑。

二

“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请简单说一说我的意见。

第一，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这是不错。但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譬如好嫖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 来，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所谓好不好，并不必拿严格的道德论做标准。既已主张趣味，便要求趣味的贯彻。倘若以有趣始以没趣终，那么趣味主义的精神算 完全崩落了。世说新语记一段故事：“祖约性好钱，阮孚性好屐，世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量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麓以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诣孚，正见自烛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双屐。‟意甚闲畅。于是优劣始为。”这段话很可以作为选择趣的标准。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要瞒人的，或是拿别 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间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严格说超来，他就根本不配做趣味的主体。因为认这类事当趣味的人，常常遇着败兴。而 且结 果必至于俗语说的“没兴一起来”而后已。所以我们讲趣味广义的人，绝不承认此等为趣味。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 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固然容易如此。教育教得不如法，学生在学校里头找不出趣味，然而他们的趣味是压不住的，自 然会从校课以外乃至校课反对的方向去找他的下等趣味。结果，他们 的趣味是不能贯彻的，整个变成没趣的人生完事。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趣儿童或青年 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 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有直孤。

第二，既然如此，那么教育的方法自然也跟着解决了。教育家无论多大能力，总不能把某种学问教通了学生，只能令受教的学生当着某种学问的趣味。或者 学生对于某种学问原有趣味，教育家把他加深加厚。所以，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摧残趣味有几条 路，头一件是注射式的教育。教师把课本里头东西叫学生强记，好像嚼饭给小孩吃。那饭已经是一点儿滋味没有了，还要叫他照样的嚼几口，仍旧吐出来看。那么假 令我是人小孩子，当然会认吃饭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这种教育法，从前教八股完全是如此，现在学校里开工虽变，精神却还是大同小异。这样教下去，只怕永远 教不出人才来。第二件是课目太多。为培养常识起见，学堂课目固然不能太少。为恢复疲劳起见。每日的课目固然不能不参错掉换，但这种理论只能为程度的适用。若用得过分，毛病便会发生，趣味的性质，是越引越深。想引得越深，总要时间和精力比较的集中才可。若在一个时期内，同时做十来种的功课，走马看花，应接不 暇。初时或者惹起多方面的趣味，结果任何方面的趣味都不能养成。那么教育效率可以等于零。为什么呢，因为受教育受了好些时。件件都是在大门口一望便了。完 全和自己的生活不发生关系。这教育不是白费吗？第三件是拿教育的事项当手段。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都有句通行的话说他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我们若是拿学问当作敲门砖看待。断乎不能有深入而且持久的趣味。我们为什么学数学，因为数学有趣所以学数学。为什么学 历史，因为历史有趣所以学历史。为什么学画画，学打球。因为画画有趣打球有趣所以学画画学打球。

人生的状态本来是如此。教育的最大效能也只是如此。各人选择他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发有趣。反过来，若是学法 政用来做官的手段，官做不成怎么样呢？学经济用来做发财的手段，财发不成怎么样呢？结果必至于把趣味完全送掉。所以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 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储值得这个儿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

三

以上所说，是我主张趣味教育的要旨。既然如此，那么在教育界立身的人，应该以教育为唯一的趣味，更不消说了。一个人若是在教育上不感觉有趣味，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既已打算拿教育做职业，便要认真享乐，不辜负了这里头的妙味。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那第三种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的意思是说教育家比皇帝要快乐。他这话绝不是替教育家吹空 气。实际情形确是如此。我常想，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趣味，莫过于种花。自然界的美，像山水风月等等。虽然能移我情，但我和他没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的美妙 处，我有时便领略不出。我自己手种的花，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简直并合为一。所以我对着他，有说不出来的无上妙味。凡人工所做的事，那失败手成功的程度都不 能预料。独有种花，你只要用一分心力，自然有一分效果还你。而且效果是日日不同。一日比一日进步。教育事业正和种花一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生命是并合为 一的。教育者所用的心力，真是俗语说的“一分钱一分货”，丝毫不会枉费。所以我们要选择趣味最真而最长的职业，再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

现在的中国，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哪件说起来不令人头痛。但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行，便有一条光明大路摆在我们前面。从前国家托命，靠一个皇帝。皇帝不行，就望太子。所以许多政论家－像贾长沙一流都最注重太子的教育。如今国家托命是在人民，现在的人民不行，就望将来的人民。现在的学校里的儿童青 年，个个都是“太子”。教育家便是“太子太傅”。据我看，我们这一代的太子真是“富于春秋典学光明”。这些当太傅的只要“鞠躬尽瘁”，好生把他培养出来，不愁不眼见中兴大业。所以别方面的趣味，或者难得保持。因为到处挂着“此路不通”的牌子，容易把人的兴趣打断。教育家却全然不受这种限制。

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分离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 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 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

孔子屡屡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门生赞美他说：“正唯辫子不能及也。”一个人谁也不学，谁也不诲人。所能者确在不厌不倦。问他为为什么 能不厌不倦呢？只是领略得个中趣味。当然不能自已。你想一面学一面诲人。人也教得进步了。自己所好的学问也进步了。天下还有比他再快活的事吗？人生在世数 十年，终不能一刻不活动。别的活动老师不免常常陷在烦恼里头。独有好学和好诲人。真是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若真能在这里得了趣味，还会厌吗？还会倦吗？孔子 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诸君都是在教育界立身的人。我希望理从教育的可好可乐之点上确实体验那么不唯诸君本身得无限受用。我们全 教育界也增加许多活气了。

第五篇：《梁启超家书》品鉴与感想

《梁启超家书》品鉴与感想

交织着自由与闲适，奋斗与自强，成长与成熟的大学生活，有时也不可避免的迷茫与失落。此时顺校园闲步出去，看看校外之景，便觉豁然开朗心情大好，其实一本书，一杯淡茶，也能助我走出机械，走出电子的荆棘。让那一袭烦恼伴随茶香飘到窗外。读好书是享受，《梁启超家书》不仅有助于了解梁先生的生平，更有助于我们排解生活与学习的烦恼。有了大学问家，教育大师的教诲，我们也许会像他的九个子女一样优秀。

梁启超，成名于戊戌变法，是戊戌变法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近代学术大师，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共同创办清华大学文学院。除了早年政治上的先觉者，到后来的教育大家学术大师，他还是模范家长，他九个子女个个成才，都是国之栋梁。在某种程度上，可比苏洵、苏辙，苏轼一门。

《家书》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写给第一任妻子李惠仙。主要是梁先生在国外逃亡与访学期间与身处澳门的妻子的交流。关怀备至，温情脉脉，而又有大道理的穿插。精彩的一篇谈到梁先生在美国遇到华侨女郎并陷入爱恋之中事，他谈到女郎的仰慕乃至主动追求及那女子的优秀，及自己的一时意乱情迷，将自己当时的情形完全汇报给了夫人。妻子动怒，禀报岳父大人，并回信称男子可以三妻四妾。他又苦苦相劝，说妻子不明事理，自己早年与嗣同君创立“一夫一妻”会，绝不会背弃。一场家庭纠纷被完整呈现。后来梁先生也说到做到，主动与那女子保持距离。

另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是写给子女的。梁先生常年与家人分居，聚少离多，但他十分关心子女的成长与学习。在教育上很有自己的见解。很注重子女在自然科学的学习，注重所学科目与国家需求的联系。晚清垮台后，梁先生担任过当时政府的部长。父亲是部长，又是德高望重的大家，还要学习吗? 还需要找工作吗？梁先生却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女，不允许孩子依靠家庭。

他的九个栋梁子女，其中还有三个院士，这样成功国内仅此一例，国外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大仲马、小仲马父子；汤姆逊父子；伯努利家族。为什么梁家的孩

子如此有出息、如此爱国，答案全在这厚厚一叠家信中。信中表达了一种最特别也是最超前的教育理念，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也毫不过时，因为它包含着永恒和经典的做人真理。

梁先生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也不忘在书信中教育他的孩子们必须爱国。爱国，就像一颗种子，他把它种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生根、发芽、成长„„而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又不是守旧的、固步自封的，他深知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是旧中国最需要的。他让孩子们像海绵一样吸收国外最好的知识。为了使其最大化地吸收知识，他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让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方向，这些专业方向又是中国最需要的、最有用的。他的很多子女是在国外学习与成长的。而放到国外的孩子们又像牵在他手中的风筝，当祖国需要之时，他就把他们拉回来为国效力。梁家所有的孩子没有一人留在国外，无论当时的中国是战火连天还是贫穷困苦。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爸爸梁启超是那么地爱国，他心里没有小小的“我”，他让每个孩子都志存高远，从小就把责任放在心里。

梁先生还关心孩子的人生伴侣，他最得意之作就是长女梁思顺的丈夫周希哲和长子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当然他从来没有强迫孩子，他只是太了解自己的孩子，知道他们会喜欢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做终身伴侣，而他阅人的本领又是那么厉害。他欣赏林徽因的才华，对她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当得知林徽因的父亲意外离世后，他第一时间在给梁思成的信里写了这样的话：“我从今以后，把她（林徽因）和思庄一样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度过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大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艺术界做些贡献„„” 梁启超从此承担了林徽因全部的学费，而当时的林徽因和梁思成还没有结婚，都在美国读大学。

“学习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越多越急，不见得便会受益。”女儿思庄考大学时没考好，梁先生及时安慰。梁先生告诉她：“清华是个安乐窝，太舒服，会使人懒于进取！“当女儿梁思庄刚到国外学习，一时无法适应，在学习上有些跟不上时，感到非常沮丧和痛苦。梁启超在信中写道：“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当梁思成在国外的学习中感到进入“瓶颈期”，不知道该如何前行时，梁启超在信中说：“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作甚？着急它作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10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模样，怕难于想象，从那些旧照片中我们看到的是长辫子、三寸金莲、长袍马褂和那无一例外的呆滞的眼神。而此时的梁启超在给儿女的信中称呼自己的孩子“宝贝”、“baby”，常常说：“我爱你们，我想你们，想得厉害„„”他一时兴起就会在信里写：“我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亮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来，你们听见没有？” 梁先生给儿女们的信比孩子给他的信多很多，作为父亲，亲自给孩子们写信，亲自与孩子们交谈，与他们谈学习，交友，恋爱，生活，政事等等，梁先生将每一件事娓娓道来，没有家长作风，又与今日的家长拉开多大差距。今人说父母与孩子有代沟，其实代沟不可怕，可怕的是激活代沟。父母应主动缩小代沟，和孩子们多交流。孩子开始时可能不愿理你，但久而久之，你们会相处的很好。

即使如今的父母能像梁先生这么直白地对孩子表达感情也不算多，也仅限于那些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成功人士如李开复。孩子对父母说些动感情的话也常常觉得难为情，而百年前的梁启超已经这么对他的孩子做了，将自己的情感直白地、坦诚地告诉孩子们，使得他的孩子们每一个都成为了感情丰富、激情澎湃的人。

梁先生对子女的教诲涉及方方面面，可谓无孔不入。他用浅而易懂的语言向孩子解读因果报应的佛家观点，家书内容是梁思成的兄弟梁思见因学习、做事而迷茫困惑不解而写信向兄长倾诉，梁启超看到儿子们的信件，给儿子回信说因果是有报应的，做了坏事再做好事是不可抵消的，做坏事一定要受到惩罚，会泱及后辈子孙。梁启超先生用这短短的几句，告诫儿女们做人做事的底线，正是这些传统的一脉相传，让他的儿女们知道做错事做坏事的严重后果，使他们的人生旅途多了座右铭，多了航标灯，多了舵手。梁家儿女九人成才的旅途也从梁启超先生的短短几句家书中窥见一斑，令每个看过这几句具有佛教哲理的短句而震憾。

梁家儿女九人成才的旅途也从梁启超先生的短短几句家书中窥见一斑，令每个读者震憾，在这样的教诲下，不成材似乎变得困难。

给人影响深刻的：“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其实这不仅是梁启超对自己孩子的期望，也是他对所有中国年轻人的期望。自信的梁启超从来都把自己当作年轻人的榜样。晚年的梁启超除了大量的政务缠身之外，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到各地大学演讲，即使是疲劳不堪，即使晚年身患尿血怪病，即使手术误切了他的好肾，他仍然难以停下做对年轻人有益的事。他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中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少年中国》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

读《家书》不仅学习梁先生的为人，更要牢记他的教诲，他的教育理念。因为这理念已经经历了实践的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大学太过闲适，就很容易出问题。今天和朋友进网吧，明天进酒吧，后天进球场，周六KTV(周日睡觉），以致你发现抽不出时间去学习。是大学太舒服？，大学本该这么舒服？相信看了这本书的同学一定不会再这样了。

读一本书，学习一种理念。放松的同时开阔了视野，解除了烦恼。所以说读一本好书是和高尚的人谈话。你是否看到了梁先生的身影呢？

吴景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