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国际关系的流变及其与国际法的互动论文_四百年国际关系的流变及其与国际法的互动论文

第一篇：四百年国际关系的流变及其与国际法的互动论文_四百年国际关系的流变及其与国际法的互动论文

近四百年来国际法的发展，无疑是与国际关系的演变息息相关的。故而对国际法发展阶段的划分，应该以国际关系的质变为基础。虽然国际法必然要适应国际关系的发展，且国际法也应当有近代、现代与当代之分，但是其涵盖的具体时间跨度并不与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完全吻合，至少，那种精确地以1914年和1945年为分割点的做法并不必然是合理的。

一、近代国际法：国际法之初生 第一阶段，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国际法在欧洲产生并形成初步体系。17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兴起，神权衰落，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各个独立的国家为了利益既合作又斗争，这为国际法的分娩提供了历史的必然性。而关键的偶然性因素出现在1648年。随着30年战争的爆发，德意志成为一片废墟，参战各国均损失惨重，法国与瑞典的联盟虽然取得对哈布斯堡王朝与天主教同盟的优势，但也无力再战，各国最终决定媾和。于是就有了划时代意义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签订的和约。在当时，要实现和平，就必须保持德意志各诸侯国的稳定，因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了各诸侯国的主权，实际上也就肯定了同一时期格老秀斯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出的国家主权原则，8而一个主权国家所组成的社会的形成，也就标志着国际法的产生。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创了以多边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强调了条约的拘束力，彻底实现了格老秀斯将国际法与神权区分开来的主张，并促进了外交关系法的发展。当然，由于这个主权国家的社会刚刚脱胎于中世纪的神权社会，实在国际法尚未形成规模并且需要依靠自然法理论发展自己，故而带有超实在倾向的自然法学就成为了主流国际法学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预示着民主国家将取代封建君主成为国际法的主体。这一时期关于国际法主体的承认与继承的问题总是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国际法被适用于这些问题并在这类问题的解决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欧洲并为诸多国际法制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②之后拿破仑在欧洲大陆建立了霸权，此间战争法发展较为迅速81-82。拿破仑兵败后，欧洲重新恢复了势力均衡。国际关系的相对平衡以及贸易往来的增多促进了条约法与外交关系法的发展，战争的经常性与残酷性又使得人道主义法有所发展，而无论是围绕抢夺殖民地还是划分欧洲领土的争端，都推动了对国际法上领土（包括海洋与河流）制度的缓慢演化。1815年举行的维也纳和会，标志着一个“欧洲协作”时期的产生，这也就为国际法展开自己的初步体系铺平了道路。可见，这一阶段，国际法的发展依附于欧洲国际关系。主权国家相继从神权中解脱，各国经常性的纷争以及总体上的势力均衡，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殖民地的开拓，使得国际法在欧洲产生并初步展开，自然法学的兴盛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国际法被经常性地适用于国际关系，加强了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同感，促进了国际争端的解决，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发展走向。这就是国际法自己的，而不是其他相关范畴的“近代”③阶段。

二、现代国际法：国际法之形成 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晚期，国际法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并在阵痛中逐步形成较完整的体系。“欧洲协作”的维持，表明各国已经自觉地、合意地运用国际法来调整国际关系。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国际法已逐渐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在美洲，美国与其他南美各国相继独立，美国发布“门罗宣言”，倡导非殖民主义与不干涉主义，希望在本国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以国际法为武器维护本国在美洲的利益；在中近东，土耳其根据1856年《巴黎条约》被宣布加入“欧洲公法”；非洲许多国家沦为殖民地或被保护国，远东的中国、日本、泰国等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当然，此时的国际法仍然以欧洲为中心。列强进一步的资本输出与殖民，一方面导致关于领土问题的探讨的深入，另一方面引发了关于外交保护问题的激烈争论。④革命的频繁发生与新独立国家的成立，使得承认问题成为国际法的热点问题。海洋法、国际河流、外交关系法、战争法、人道主义法、以及关于中立和庇护的法律制度都实现了从习惯法向条约法的发展。以国际行政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出现，预示着主权国家垄断国际法主体资格时代的结束。仲裁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法的兴起，不仅表明国家对运用国际法解决国际问题的认同，而且实实在在地满足了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上

述发展都是由于国际交往的增强而产生的，同时国际法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随着实在国际法，尤其是国际条约的激增，国际法的框架已经基本成形，某种意义上讲，自然法学已经完成了其催生国际法基本框架以及形成初始的实在法的任务，一个实在法的繁盛时期即将到来，相应地，实在法学逐步取代自然法学成为主流的学说。当欧洲各国之间的实力不平衡发展到临界点之时，对主权的过分崇尚以及对以武力维护国家利益的过度依赖，使得“欧洲协作”失去作用，并最终导致一战的爆发，而国际法也由此首次遭到重大挫折。阵痛后的国际社会，针对国际法的上述弱点，开始致力于集体安全机制的尝试。⑤1919年《凡尔赛和约》总结了国际法发展的经验教训，赋予了国际法很多发展和创新。其中，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成立使集体安全制度初现雏型，朝着康德所倡导的“永久和平”⑥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常设国际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的出现则为国际争端提供了司法解决的新途径。同时，《凡尔赛和约》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正式表明了实在国际法从欧洲区域性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为普遍性的全球国际法。10《凡尔赛和约》保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一定时期的稳定和快速发展，在这一时期，一系列旨在保障和平的条约得以缔结。⑦ 二战的爆发，不仅带给国际法更大的挫折，而且将集体安全制度的主要缺陷暴露无遗。战后，国际社会再次总结教训，制订了《联合国宪章》，成立了联合国，形成相对而言更为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此时，国际法的中心已经迈出欧洲，两个超级大国取代欧洲列强掌握了国际法发展的主导权。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突破了对国家责任的传统限制，标志着战争法和人道主义法的发展，预示着国际刑法的产生，而这些又反过来促进了对保障人权、惩罚国际罪行的关注。《宪章》本身以及联合国体系自身，都是国际法的重大发展。冷战的开始对联合国的正常运作和国际法的良性发展造成了阻碍，但是随着国际交往的越发频繁，国际法全面展开自己的体系乃是大势所趋。非殖民化运动使得第三世界作为独立力量出现，其结果是极大地促进了国际法内容与形成机制的改良。除此以外，联合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大会或安理会决议以及其他活动，促进了国际法几乎所有部门的发展。⑧国际法院对国际争端的解决也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可见，这一阶段，国际法与全球国际关系形成互动，尽管连续遭受挫折，但是仍然逐步形成为一个较完整的体系。尽管仍然不乏质疑，但是国际法已经至少在理论上被国际社会接受为普遍适用的“法”。⑨在实在法学的影响下，适应于迅猛发展的国际关系现实，实在国际法数量激增，几乎每一个国际法部门都实现了条约法与习惯法的融合。这反过采又加强了国际社会的法治理念，促进了国际交流的深入，加快了国际社会的变革。这就是所谓的国际法的“现代”阶段。

三、当代国际法：国际法之成熟 第三阶段，从冷战后至今直至未来，国际法形成较为完善的成熟体系，显然，这一过程尚未完成。很多学者都赞成或使用了一个“当代国际法”的概念，287-379但是我认为，如果这个“当代国际法”比起“现代国际法”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体系上也缺乏突破，只是于细枝末节之处增加了实在国际法的数量或范围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当代”概念就只能表示对我们自己目前所处时代的一厢情愿地强调而已。其言下之意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很重要，所以要比之前的“现代”更进一步，但是历史并不一定会同意我们这种假定的进步。我所指的“当代国际法”阶段，是一个国际法较为成熟与完善(perfect)，而不仅仅是有一个较完整(complete)⑩体系的阶段。这意味着国际法将改进上一阶段中的诸多弱点，很多时候将不再仅仅是口头上的法律，将从纯粹的工具转变为有独立价值的理性规则。在这一阶段中，国际法有机会也有能力较好地调整国际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充实自己。与此同时，国际法学，尤其是作为国际法的本体论的自然法学与实在法学，必将经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两大学说将再次融合，(11)为国际法走向成熟与完善提供支持，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创造条件。之所以以冷战的结束来划分这个阶段，是因 为这确实意味着一次国际关系的质变。(12)列强势力均衡与两极争霸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由一个单独的、兼具最强大的“硬权力”和“软权力”的新式霸权主导的国际社会；[11]经济全球化进展迅速，世界各国相互的依赖性加强，国际社会组织化倾向加深；科技、文化等“软权力”因素逐渐主导了国际竞争，国际交流通过网络实现了光速化„„所有的这一切社会变革都要求国际法做出回答，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国际法并不一定、事实上也的确没有能够适时地做出正确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适应于当代社会的“成熟”的国际法体系目前只是应然，它也许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对自己的改造与否定，但是这一过程尚未完成。那么，步入新世纪后，我们对此应该做些什么？

四、国际法在新世纪的机遇与挑战：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必要性：对挑战的回应 尚不成熟的国际法对冷战后急剧发展变革的国际关系的不适应，使得国际法在很多问题上处于尴尬境地。国际社会有了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机制，但是在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采取军事行动、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时安理会均被绕开，集体安全形同虚设，所谓“美国例外主义”(US Exceptionlism)、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等践踏国际社会合意、强调大国单方面利益与意志的反国际法思潮日益嚣张；国际社会建立了其引以为傲的世界贸易组织，但是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不公平的贸易措施与壁垒层出不穷；国际社会以IMF为国际金融秩序的支柱，但是东南亚、俄罗斯、南美均不能避免遭受金融风暴的洗劫；国际社会希望以国际协调方式定纷止争，但是在霸权的干预乃至侵略之下，中东动荡不止，恐怖主义愈演愈烈，甚至霸主自己也不能幸免；(13)国际社会关注全球变暖，但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却宁愿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也不放弃丝毫本国私利；国际社会希望防止军备竞赛并缔结了《核不扩散条约》，但是最大的核国家不仅连该条约的义务都未完全履行，更是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明确反对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而正式启动NMD计划，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国际社会倡导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但是不论是“蛮荒”的小国还是“文明”的霸主，都时时暴露出反人道的丑行，(14)而“人权、人道”更是常常被用作侵犯主权、干涉内政乃至军事打击的借口。放眼世界，有了层出不穷的国际条约与国际惯例，有了数不胜数的国际组织，有了汗牛充栋的国际法专著，可以说，实在国际法已经相当繁荣。但是进入新世纪，面对着全球变暖、大气污染、经济全球化、恐怖主义、滥用自卫权等诸多问题，国际法没有能够担负起应有的责任。[1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国际法在有的领域发展顺利，而在有的领域却踯躅不前，甚至倒退，国际法的“巴尔干化”已经日趋严重，国际法已经陷入发展危机中！由此可见，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把“国际法不成体系(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引起的危险”作为一个长期议题来讨论，是非常及时与必要的（《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52届会议报告》第9章A，1）。如果国际法在新世纪不能做出否定性的突破，不能适应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那么国际法刚刚建立不久的公信力就会急剧下降，国际法就有体系分崩离析、完全沦为霸权工具的可能。(15)诚如福克所言，现在对国际法最根本的质疑，不是国际法是不是法，而是大国、尤其是美国会否依照国际法约束自己的行为。[13]针对美国近期任意妄为，玩弄国际法于股掌的做法，布彻南(Buchanan)等欧洲学者批评说，美国政府意欲摧毁国际法大厦中关于禁止使用武力的组成部分，而又不愿意承担帮助锻造一个新的、令人满意的关于预防性地使用武力的法律框架的义务；那些手握促进国际社会法治资源的国家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从而导致了令人失望的结果。[14]克瑞斯基研究后发现，美国已经找到很多的正式或非正式方法来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掌控法律内容又不受法律约束，这令很多人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看起来不像一个真正的国际组织，而更像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16]作为美国学者中的异议派与少数派，乔姆斯基(Chomsky)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华盛顿认为它有权决定的任何事情，它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它至多在言辞上有所缓和或采取

一些相反的姿态；美国所期待的联盟成员只是那些言听计从的支持者，而不是平等伙伴；如果不诉诸理性、法律和各种条约规定的义务，国际社会未来的前景可能会相当严酷。[16] 值得玩味的是，当代主流的欧美国际法学者已经开始有规模地讨论美国的霸权是否改变了国际法的基础、以什么方式改变了国际法的基础、是否应该以及怎样维持美国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等问题。[17]这表明，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也意识到国际关系的巨变为国际法基础理论的飞跃带来了契机，与此同时，他们希望为本国或本国所属的国家集团提供智力支持，使后者能够继续掌控国际法发展的脉搏。无疑，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那么新世纪国际法发展的主导权就又将完全落入发达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之手。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如果我们仍然采取如今所“流行的”、“便捷的”研究方式，惟美国之学术马首是瞻，仅仅消极地等待着美国学者提出新的国际法理论给我们学习、翻译与移植，那无异于缘木求鱼。试问，一个享有有史以来最强大霸权的大国，一个滋长着不受制约的超级权力倾向的大国，真的能够带给国际社会足以依赖的、理性的国际法理论吗？科技的先进性就一定意味着理论观念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吗？

（二）可能性：对机遇的把握 此次国际关系的质变，也夹杂着诸多进步因素，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些进步因素的作用更为明显。只要国际社会把握机遇，充分利用这些进步因素，就可以尽快促进国际法的否定性发展。尽管美国已经建立起单极世界，但是多极化是大势所趋，多级的力量也在逐步发展中；尽管目前的集体安全机制已经不适应于“一超多强”的时代，然而对这一机制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且改革已经进入实际筹划阶段；尽管超级大国滥用自卫权的行为一时难以遏止，然而国际社会对践踏国际法的行为进行了普遍的声讨和坚决的斗争，增进了国际法制理念，防止了国际法公信力的下滑；尽管片面的现实主义做法依旧盛行，“文明的冲突”之类的论调此起彼伏，然而主流国际社会已经不得不重视与非主流文明的沟通和对话，世界的多样性得到承认；尽管各国依然为了利益而争斗，然而经济全球化令他们的利益总体上息息相关，零和博弈逐步让位于双赢或共赢局面；尽管很多时候依然要靠实力说话，然而愈益发达的国际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公平的表达机会；尽管某些国家出于私利游离于全球环境保护与禁核框架之外，然而“可持续发展”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有关的国际协调仍然在前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世界的团结与中国的崛起，将为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的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因素。除此之外，国际法学的发展也能够为国际法的质变提供支持。从格老秀斯算起到现在，国际法学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沉淀，目前，有很多学人针对国际法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发展问题，作了或正在作积极的探讨。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将成为国际法学实现质变的积蓄力量。而国际法学的飞跃，尤其是其本体论的否定性发展，必将为在新世纪中摸索前进的国际法提供有力的支持与指导。注释： ①比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最终通过签订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解决；波兰王位继承战争通过签订1735年《维也纳和约》解决。此外，自然法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调整上述国际关系的法律，比如1667年法国对西班牙的“遗产战争”就是“根据古老的法律”发动的。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②法国大革命至少影响到人民主权、不干涉原则、领土、内河通航自由、海洋自由、外国人地位、人权、庇护权等国际法律制度。参见费尔德曼、巴金斯著，黄道秀等译：《国际法史》，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118页。③显然，这里我分享了多数学者关于“近代国际法”的概念，但是我们对于“近代”的主要特点及其划分是有不同主张的。下面的“现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概念的使用也存在相同情况，特此说明。④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卡尔沃条款”的有效性问题。对此可参见周鲠生著：《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7页。⑤战后广大人民渴望和平，欧洲各国精疲力竭，理想主义者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原则”并积极推动之，终于令 巴黎和会通过建立国联的决议。⑥康德早在1795年发表的《永久和平论》中，就提出要建立永久的和平的国际联盟来永远地结束一切战争。See Immanuel Kant，Perpetual Peace，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Company，Inc.，1957。⑦例如《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洛迦诺公约》、《巴黎非战公约》、《和平解决争端总议定书》等。⑧这至少包括：国家承认与继承规则的演进，与国籍法有关问题的发展，条约法与外交关系法的更新，领土规则的根本变化，海洋法的突破，外空法、南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国际组织法的出现等等。⑨关于国际法是不是“法”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其发展程度问题，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国际法作为与国内法不同的范畴，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一个法律部门，世界各国也都承认其拘束力。⑩国外学者在形容当前国际法的体系时也多是使用“完整”(complete)，而不是“完善”(perfect)这个概念。See H.Lauterpacht，The Function of Law，Oxford: Clarendon Press，1933，pp.51-135。(11)早在1625年，格老秀斯就将自然法与实在法融合在一个国际法体系中，而四百年后，两者再次融合，一切从形式上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但显然这一次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与意义。See Hugo 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 Libri Tres，London: Oxford，1925。(12)人们对这个充满未知与变数的历史阶段有各种不同的称谓，比如“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等等，而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当代”。参见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18页。(13)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长期歧视和压制，使得自己遭受到“9.11”恐怖袭击，而在其攻占伊拉克之后，针对美军和美国平民的恐怖袭击也长期不断。(14)虽然美国加入了《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禁止酷刑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有关条约，其国内的《多国作战联合条令》等法令也专门规定了“战俘待遇”，但是2011年5月以来，驻伊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丑行被接连曝光，人们不得不对“人权斗士”自己是否尊重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主义法表示极大的怀疑。(15)正如斯托尔所批评的，在那些仅凭单方面行动不足以获利的贸易领域，美国确实推进了多边规则的制定与执行；但在那些它有能力以单边行动实现目标并且它自己希望维持这一能力的领域，美国就一直不愿接受多边规则；美国所采取的是一种工具主义的进路，只有当需要时才会选择多边法律规则。See Peter-Tobias Stoll，Multilateral Achievements and Predominant Powers，Michael Byers and Georg Nolte edited，United States Hegemon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467

第二篇：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浅析论文

一、国际法的诞生

国际法作为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是伴随着国家以及国家关系的诞生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往来活动，其必然会产生国际关系，而国际关系包括着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等等诸多牵连。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是国家之间最活跃的关系。法律关系是指国家之间以法律条约所规范的国家之间必须遵守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关系。国际关系会受国家间通过不断协商而得出的这些原则、规则的制约。而一切凡是调整国际关系国家行为的这些原则、规则即可视为国际法，而国际法在本质上也可以看成被法律记载成条文形式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因此可以得出，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实质上，它们是由表及里的关系。

二、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

国际法是鉴别和判断国际主体在进行国际行为时，孰是孰非的重要衡量标准，一旦上升到法律层面，是任何参与国必须遵守的一项义务，不得随意反悔与否认其效力。国际法对一切志愿加入其条约规章的国家都具有普遍拘束力，是国家间进行基本交往所应遵循的底线，确立了最基本的权利义务规范。

三、国际法在实际处理国际关系时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目前，全球的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法来进行规范调整的，国际主体在进行国际行为时，要以国际法作为一切国家活动的基本准绳，要共同一起努力实现国际间关系的现代社会法制化进程，一切以国际法上条文所规定的规范内容来处理国际纠纷，随着这些年多国的不断努力，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部分国家中达成了一致共识。然而，由于国际法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条文中，它在实际生活中，受到了源自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有内在因素，同时还包含了诸多外在客观困境，尤其是随着国际法这些年在实际中不断遭遇的各种新问题新麻烦的出现，使得国际法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当初规范本身所规定的不足，而更为可怕的是要面对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挑衅和打击，进而形成了国际法在解决诸国纠纷的过程中所暴露出许多严重的不足。我们可以简单列举以下三点：首先，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国际政治和霸权主义侵扰下变得形同虚设。其次，禁止非法使用武力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也被以上外在因素而变得无处发挥其作用。最后，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往往也是在弱肉强食的严峻国际环境下，变得更像是一场空谈。

四、关于国际法对国际关系的一些意见

关于怎样加强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如何建立公平公正的國际秩序，是国际上每个国家，甚至是个人所应思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社会是各个国家主体在进行国家活动所共同营造的一个舞台，这是国际法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如果没有良好的国际社会这个稳定平台，国际间又会变得一团混乱，弱肉强食。而相反，如果国际关系是平等互利，欣欣向荣的，则国际法在这样良性的国际环境中就会焕发勃勃生机。

首先，应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共同构建文明和谐世界是我们现阶段最应发展的方向。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从强权型国际关系向的民主型国际关系转化的过程。其精神是反对强权政治，转向由世界各国以平等协商，友善共存的方式，携手一起处理国际间问题，共同治理世界事务，这符合当今社会国际关系的主流声音，是构建和谐世界关键前提。一旦离开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化就将步入歧途，良性的国际关系将会被破坏的面目全非，进而公正友善的国际新秩序就无从建立。而国际法失去了最基本的土壤，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而不复存在。所以，我们要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

其次，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健康有序，稳定高效的金融环境；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安全、清洁的能源环境；保障人权，实现男女平等，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发达国家有责任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使发展中国家在其中获得更多的参与权和利益，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相互制衡中促使国际社会不断走向民主化和法制化，促进世界协调发展，以免造成更大贫富差距。

最后，强化联合国作用，充分发挥其带头作用。联合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个国际组织，由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共同组成，代表着各国的绝大多数成员共同的意志，是国际社会舆论导向集中体现的地方。联合国大会所做的诸多决议，具有极其巨大的政治影响和权威性，对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安理会的决议对所有成员国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必要时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其中也包含了武力在内的军事行动。这是其他国际组织所绝无仅有的一项权利。因此，其对国际法权威性的构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一步。

第三篇：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论文

国际贸易的发展及中国的对外贸易

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大大加快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对经济实力薄弱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性的激烈竞争，所遇到的风险、挑战将更加严峻。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强化，即各种多边或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和约束作用越来越强。目前贸易全球化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的经济秩序，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总的来讲，国际贸易的发展的实质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先进科技和生产力为手段，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最大利润和经济效益为目标，通过分工、贸易、投资、跨国公司和要素流动等，实现各国市场分工与协作，相互融合的过程。

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有许多。主要的有：

（一）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转。世界贸易组织是独立于联合国的负责管理监督全球贸易秩序，协调贸易关系、制定贸易政策的一个永久性国际经济组织，为今后的全球贸易提供最基本的规则，负责实施多边贸易协议，定期审议各成员的贸易政策，统一处理贸易争端，加强与其他国际机构的合作。它不仅强化了关贸总协定原有的规则，管理协调的范围更加广泛，还建立了透明度更大的贸易争端调解机制，可以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意味着世界贸易新格局的形成，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大发展，国际经济合作新时代的开始。

（二）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1993年11月1日，欧洲联盟正式启动。1994年1月1日成立的欧洲经济区，是一个比欧共体、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更开放的一体化组织。随着欧盟组织的扩大，欧洲各国的竞争实力大为增强，有力地促进区内投资和贸易的发展。1994年12月10日，美洲34个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美洲首脑会议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原则宣言》，确定2005年为谈判达成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最后期限，这标志着南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以经济合作为主的新趋势。亚洲、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区域合作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4年11月在印尼茂物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第6届部长级会议和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了《茂物宣言》，规定了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原则和长远目标，发达成员在2010年以前，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以前实现这一目标。为了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1995年2月16日，亚太经合组织举行高级官员“特别”会议，讨论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远景，并为今年11月在大阪召开部长级会议和第三届领导人会议准备议事日程，同时起草在2020年以前实现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行动计划”。

（三）科学技术进步的加速。90年代是以微电子、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新材料等领域为中心的高新技术、继续加速发展、而且日趋走向实用化、产业化的时代，随着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国际化分工的深化，产品质量性能的不断提高，产品种类、规格的不断变化，产品的生产同期将大为缩短。由于产品的不断升级换代，必将促使各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向更高层次发展，使国际间的相互依赖和渗透进一步加深，从而推动国际商品范围和贸易量的不断扩大。使商品生产的内容、形式以及组织等方面都将发生变革。国际贸易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地和新技术联在一起，使国际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原材料密度和粗放程度大为减少，而技术、知识密集度却大大提高。由于社会消费需求向多样化发展，通过商品交换，促进行业内部贸易的发展。

（四）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进入90年代后，跨国公司发展尤为迅速，并正在不断改变着世界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格局。全球跨国公司约有1．2万家，控制着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2/3，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已占国际贸易的40%。随着生产国际化的新发展，跨国公司将在更大程度上控制着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技术转让等经济活动。制成品贸易，特别是高技术贸易和资本货物贸易在跨国公司内占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大，在发达国家的制成品贸易中，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使同一行业内部的双向性国际商品流动发展很快，并成为贸易效益的主要来源。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更为困难。为了绕过东道国的贸易壁垒，为了有利于降低研究、试制、生产成本，扩大市场，实现优势互补，从80年代起，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已开始走向无国界化，但是直到近几年，大企业间缔结国际战略联盟的工作才得到迅速发展。跨国公司联盟可以利用自身和他国的不同优势，通过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共同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

国际贸易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国际服务贸易蓬勃兴起。进入90年代后，服务贸易正以高于商品贸易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的经济越来越“服务化”，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发达国家约占3/4的份额。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在电信、数据处理、银行、保险等新兴服务项目中具有明显优势。世界许多国家出于自身的经济安全考虑，对服务贸易实行保护主义政策，普遍构筑了贸易壁垒，对美国服务贸易的扩大构成强大的威胁，因此，几年前，美国就向关贸总协定提出要求解决服务贸易的问题。乌拉圭回合经过多年的谈判，终于达成服务贸易多边框架协定，规定缔约方所承担的一般义务与纪律，包括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国民待遇、发展中国家的逐步参与、市场准入、解决争议等条款。服务贸易多边框架的制定，是关贸总协定在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将使缔约方对服务市场的保护与多边谈判，加强人员交往与信息流通，特别是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数据处理、咨询、广告等服务行业的贸易逐步自由化，有利于加速国际贸易的发展。

（二）环保产品风靡全球。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大大增强了世界人民的环保意识，对人类健康无害的绿色食品、绿色冰箱、绿色空调、绿色电脑、绿色汽车等绿色产品的需求量明显上升，从而推动了电器、能源、建筑、石化等工业部门的变革，防治污染、节能、信息服务等将形成一个新兴的庞大产业。北美、西欧的环保技术已占据国际市场的60%，据西方7个工业国的调查，抵制非环保产品的人数约占总人数的79%，这表明绿色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已占主导地位，而且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国际贸易发展的总趋势，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影响我国外贸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一）技术创新因素

技术创新是一国出口竞争优势的根本支撑或决定因素。技术创新能通过要素使用的改善、经营成本的节约、原有产品品质的改善和新产品的开发等途径来增强出口产品的优势和相对价格优势，以提高出口的竞争优势。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世界市场的竞争实际上是科技水平的竞争，技术创新构成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基础。

（二）人力资源因素

人力资源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素质，包括各种知识和能力。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竞争的实践过程中，任何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知识型人才和科技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成为获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制约因素。人才成为比物资资源、金融资本更为紧缺的资源，成为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毫无疑义，我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人口第一大国的人力资本也已成为我国各类战略资源中最具实力的资源，但我国却不是一个人力资本强国，并不具有适合全球化竞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优势，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从数量上说，大量的人力资源处于不得其用的状况；从质量上说，大量的劳动者素质很差。尽管我们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但由于我国人力资本的内在层次还比较低，因此还不具备参与全球化竞争所需要的充分的知识技术资源优势。

（三）国际市场环境

宽松的国际市场环境不但有利于我国产品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的发挥，而且也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同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差距，促使我们改进并提高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扩大其出口。但目前的国际环境对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高提出了挑战。首先是反倾销，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世界上平均每6-7起反倾销案件中，就有1起针对中国产品。另外，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技术贸易壁垒阻止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立法或制定苛刻的技术标准，使外国产品难以进入他们的市场参与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虽然不对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直接设限，但通过开展绿色认证、征收绿色关税等措施，使进口产品的成本大大增加，进而削弱该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外商直接投资

回顾我国外贸20多年的发展历程，FDI在提高我国外贸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FDI在比较优势方面提升了我国的外贸竞争力，促进了我国的外贸增长。截至2004年底，我国共批准外资企业5089多万个，合同外资金额10966.0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01亿美元。大量外资的流入，弥补了我国建设资金的短缺，大大改善了我国的资源配置状况，从而使我国已具有的劳动力优势从隐性转为显性，并在出口行业中显现出来，这极大地发挥了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某种层面上提升了我国的外贸竞争力。而且，这个趋势将继续下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已从原来的封闭式、内向型、极端进口替代开放式、外向型、出口导向转变。这种调整和变革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趋势，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国贸易战略的调整不仅促进了贸易的增长，而且是我国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提高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几点建议：

（一）根据竞争优势理论重构出口竞争力

1.立足比较优势，争取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必须通过竞争优势才能真正实现和维持，竞争优势才是获得利润的真正源泉。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应当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2.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以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优化产业布局、国有资产分布结构和企业结构，使之与优化投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发展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避免低水平重复投资现象再度发生。

3.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公平待遇，通过有效竞争形成我国产业的自主创新精神，改变那种自主开发创新精神弱、盲目依赖外资的情形。

4.发挥产业聚集效应。重视不同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整合研究，追踪当代世界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新趋势，以便在结构调整、资产重组和产业发展中，整合出新的效果。

（二）实施人才战略

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已成为新世纪初叶我国经济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的关键。今后，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应大力培养精深专业知识与广博相关知识相结合的通才，是具有相当深厚专业知识基础上的博学多才和具有一定基础知识前提下的专、精、深。创新能力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不可缺少的一种素质，要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树立人才的国际化观念，用人眼界要进一步由国内转向世界，特别要加大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工作力度，鼓励他们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借脑”“借智”。切实改善国内的用人环境，建立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认识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用优秀而品德高尚的人统领时代，用才智双全的人创新发展，这是提高我国外贸竞争力，实现新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三）重视国内需求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容量极大，就目前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和人民实际消费水平看，生活消费正处于急剧扩张期，消费市场的潜力仍然很大，远未饱和；而且，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消费者向其他国家看齐的预期心理日益强烈，尖端而又紧迫的先行需求增长很快。按照波特模式，这本身就是一种竞争优势。国际竞争力要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目的的大规模生产为后盾。

学院： 机械学院

班级：机自八班

姓名：王国龙

学号：201002070814

第四篇：恐怖主义与当代国际关系论文

恐怖主义与当代国际关系

当代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

恐怖主义产生的国内根源。第一，贫穷、失业和贫富两极分化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深化，包括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使社会不满情绪有增无减，这些都是恐怖主义泛滥的社会温床。在利比亚、埃及、黎巴嫩、阿富汗等国家中，恐怖主义的滋生根源也正在于这些国家的极度贫困与两极分化。第二，经济发展不平衡。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暴力行为，其产生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是利益之争的产物。现代国际恐怖主义就是世界范围内和一些国家内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矛盾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恶性肿瘤”。从世界范围看，地区经济落后或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发达国家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和一些国家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是社会动荡不安、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泛滥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拉美、中东和其他地区之所以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区经济落后，遍布着数以亿计的赤贫和失业人口，一些人迫于生计，不得不参加恐怖组织。第三，民族主义的影响。从历史来看，极端民族主义仍是恐怖主义最持久的根源之一。历史造成的对其他民族的仇恨，对独立和自治前景的向往，以及一些宗教教育，很容易激发非理性的、偏执的名族情绪。在民族主义理论看来，为了达到目的而诉诸武力都是正当的，因而它被民族激进分子广泛应用，成为他们宣扬和实施恐怖主义的理论武器。正源于此，民族主义被认为社会恐怖主义最持久、最强有力的历史根源。第四，宗教极端主义的泛滥。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泛滥，往往包含着宗教矛盾的因素。更为严重的是，宗教矛盾往往容易演化为严重的政治矛盾，从而加剧恐怖主义活动。另外，宗教被认为是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很多暴力冲突的思想根源。

恐怖主义产生的国际根源。第一，恐怖主义产生的政治根源——“东西”矛盾。“东西”矛盾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具体表现在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东西矛盾虽然以美苏为核心，但由此导致的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争斗对恐怖主义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第二，恐怖主义产生的经济矛盾——南北矛盾。南北矛盾是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的南北差距与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乃是当代恐怖主义泛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诱因，是当代世界恐怖主义滋长的重要经济根源。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发达国家借助垄断性的技术优势而获得经济繁荣，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受制于人，在全球化过程中没有赶上先进国家的步伐，因而活力不足甚至受到损害。由于全球化进程先天的不平等性，他不可能解决矛盾，反而可能使南北矛盾更加激化，使整个国际社会动荡不安，使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第三，恐怖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文明冲突。目前因文明的冲突而导致的恐怖主义危害已越来越严重，恐怖分子将矛头指向西方文明的恐怖主义态势日益严峻。

当代恐怖主义的特点

第一，鲜明的政治性。恐怖主义属于政治学范畴，本质上是为解决社会、国家、民族、宗教等矛盾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的政治手段。恐怖分子通过颠覆政治制度和暗杀政治人物实现其活动的政治目的。第二，恐怖主义活动的突发性。恐怖活动往往爆发的十分突然，造成社会群体恐慌情绪，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当代的恐怖活动大多数都是经过事前的策划准备的，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恐怖活动一旦发生，让人防不胜防、措手不及。第三，恐怖主义活动的危害性。恐怖主义活动方式多种多样，通常包括爆炸、暗杀、绑架劫持人质、武装袭击、劫持航空器或其他交通工具等。恐怖活动的暴力不仅造成人员、设施和资源等的巨大损失，同时也在社会上制造出浓厚的恐怖氛围，对公众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恐慌氛围是恐怖分子施加的最大威胁。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应对局面，社会中将产生对社会制度、现任政府的严重不信任感，甚至导致政治危机，引发社会动荡。第四，恐怖主义活动高度组织化和严密化。恐怖主义活动往往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或至少含有某种政治色彩，代表着某一个群体的利益，符合一般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即犯罪的主体是一个集团或组织而非单独的个人。恐怖组织内聚力、内控力很强，在进行恐怖活动时往往制定了严密的计划，具有十分明确的打击目标，而且目的性，计划性，步骤性越来越鲜明，预谋准备越来越充分。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是当代恐怖主义组织性特征的典型体现。第五，恐怖主义的国际性与全球性。当代恐怖主义的危险已经成为跨国现象，而且随着跨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日益增多，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也变得不再属于某一国，恐怖主义因而带有国际化的特征。由于恐怖主义具有国际性特征，因而反对恐怖主义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

当代恐怖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第一，对国家安全的冲击。由于具有突发性、组织严密性等特点，恐怖主义活动防不胜防，给反恐行动带来极大的困难，给各国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第二，对国家间关系的威胁。由于恐怖活动已超出国界，走向世界。因此恐怖行动不仅对国家内部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而且越来越影响到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第三，对联合国权威的挑战。联合国的重要宗旨就在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恐怖主义正是谋求用武力作为工具来解决国际矛盾，这无疑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以及联合国权威构成了直接的、正面的挑战。第四，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国际恐怖主义成为全球性威胁的事实说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加强了。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斗争既打击了全球各地的恐怖主义势力，也加强了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多边磋商和协作。

第五篇：商务谈判论文国际关系与贸易

国际贸易与其国家政治、经济间的联系

众所周知，政治是一国家的上层建筑，其根源于经济，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然而在一国经济中，商业贸易则占据重要地位。在当今以经济全球化为主导的世界全球化飞速发展过程中，对外贸易凸显出其特殊的重要地位。因此，本文将立足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浅谈对一国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与其国家政治、经济间的相互联系。

一、国际贸易政治化

国际贸易政治化，是指国家对本国的对外贸易政策逐渐被国际政治所制约 影响，并以政治目标作为国际贸易推进或停滞的前提条件。通常国际贸易的政治化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贸易政策是政治利益集团相互抗衡并与立法机构相博弈的产物；

（二）国际贸易关系的确立被赋予清晰的政治意图，并以政治承诺作为国际 贸易关系问题解决的前提。

在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确立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摆脱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的 阴影。尽管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一再强调只关心贸易不关心政治，但实际上，GATT及其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WTO)都事实上扮演着成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力图控制国际关系的工具。

例如，美国最近主动提出将支持中东国家包括伊拉克加入WTO就是出于政治和战略的考虑。而美国与中国就中国加入WTO长达14年的谈判过程更凸显了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较量。

而作为WTO的成员国，美国更是长期将贸易与政治挂起钩来。以最惠国待遇为例。美国的“杰克逊一万尼克修正案”对总统延长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最惠国待遇附加了移民问题、人权状况等政治条件。结果是，美国对华政策长期将政治条件作为筹码，中美贸易关系得不到正常发展。

再者，前不久发生的马航事件，由于马方对飞机失事、遇难者消息等发布的不及时以及对中国造成的系列损失使得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和态度有所改变。并立即波及到对马贸易。最为明显的就是此次马航失事对马来西亚旅游业要成的重大打击。此外，中国对马来西亚贸易出口，以及对马来西亚贸易进口也收到相关政策限制而无法正常进行。由此可见，一国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的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

二、国际政治的贸易化

所谓国际政治的贸易化是指在国际政治关系中逐渐融贸易目标，并以贸易关系作为制衡政治关系的前提条件。一般，国际政治的贸易化倾向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将贸易政策取向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辅助手段；

（二）以商务外交取代政治外交，把贸易和政治的交换作为一国国家战略的实现途径。

通过贸易安排实现政治目标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在美国 学者对长期以来美国采取的贸易制裁措施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后，美国改变了政治 目标实现的贸易途径，第一阶段即从单方贸易制裁转向促进“自由贸易”的扩展，敦促世界贸易规则框架的构成；第二阶段即从“自由贸易”为目标转向建立旨在 促进“公平贸易”的自由贸易区，通过寻求“公平”寻得政治利益。

三、政治外交正日趋走向商务外交

当今的外交途径日趋多元化，可以是政治的、战争的，也可以是经济的、商 务的，其主要表现或为政治协商或对立、或为交战或停火、也可是经济合作或经 济制裁等等。

但是不管是战争还是纯粹的政治外交都有可能损害经济增长，导致两败俱伤。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愿意看到本国经济受损，更不愿意看到本国政治支持率的下降。因此，为兼顾国家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实现，政治外交日趋走向以贸易为主体目标兼容政治利益的商务外交。

以中国为例，中国对亚非拉的外交政策的体现多以商务外交为主。加大对亚非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以及资金救助等。

贸易与政治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不再是两个独立无关的主题，两者的关系研究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各国政府日益关注的国际关系主题因此，研究贸易在各国政治协商中的作用和政治在贸易安排中的双赢博弈是新世纪各国面临的主要任务。

三、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推动

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功能。回顾近代以来实现经济腾飞的国家，国际贸易几乎都起到了“加速器”的重要推动作用，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经济发展印证了这一结论。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使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无疑是一国经济发展最本质的基础。

此外，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市场的扩大。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开拓，无疑会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出口企业往往是面对世界市场来组织生产，市场容量大，容易获得规模经济效应。

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国际间贸易的合作和交流，极大地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机制，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从进口看，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将直接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其作用类似于创新对增长的刺激，而且还节省了创新的成本。从出口看，出口的扩大使得创新活动所能获得的收益上升，从而反过来刺激本国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带动经济增长。

并且，国际贸易的开展有利于加速资金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说，国际贸易从三个方面促进一国的资金积累。

（一）出口部门往往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能提高积累率，从而加速发展。

（二）外贸的发展为引进外资提供必要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最终是由该国的出口能力决定的。出口越多，在国际市场上筹措资金的余地就越大。进口往往同国家之间的借贷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又可利用外国的资金来引进技术和设备等等。

（三）对进口竞争部门提供刺激。开展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动。现代经济发展包括不可割的两个方面：

1.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结构优化还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题，是推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

2.进出口竞争的刺激和进出口结构的不断调整，又会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最后，必然带来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换，从而对一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

就中国举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改革开放3 0年以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取得举世瞩了目的成就，中国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积极融入国际贸易多边体制，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建立了充满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一）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贸易小国逐渐成长为贸易大国，与各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更为密切，在不断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的同时也获得了贸易伙伴相应的市场开放，货物贸易规模增长超过100倍。2000年-2010年，中国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贸易总额由5097亿美元扩大至2.97万亿美元，共计增长4.8倍，年均增长21.6%，占国际贸易的比重由4%升至9.7%。其中，出口由2660亿美元增至1.6万亿美元，增长了4.9倍，占世界市场的份额由4.3%升至10.4%；进口由2436亿美元增至1.4万亿美元，增长了4.7倍。2009年，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贸易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及地位已经不容忽视。

（二）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贸易竞争力指数有所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对外贸易竞争力指数显著提升。2008年，我国工业品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制成品出口国，30年来，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工业制成品占据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绝对主导地位。

（三）市场开拓成效明显，市场结构趋向多元。

中国目前已同世界各大洲所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从传统市场到新兴市场，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贸易发展格局。截至2010年，中国已成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经济体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欧盟第二大、美国和印度第三大、东盟第四大出口市场。尤其是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大幅上升。与贸易伙伴往来的增加，也给中国在双边和多边合作中提供了更多机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实力和能力。

言而总之，国际贸易与国家政治经济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作用并相互影响。在全球化的当下，国际贸易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