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杜诗风异同及原因

第一篇：论李杜诗风异同及原因

论李杜诗风异同及原因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唐代的经济发展导致了文化的繁荣，同时，政治比较开明，各种思想也兼容并存。这些都形成了唐诗发展的基础。加之唐代以科举取仕，诗赋是进士考试的主要内容。文人学子都以此为进身之阶，求取功名而得登入仕途，因而更加促进诗歌的创新和发展，使得唐诗创作盛况空前，异彩纷呈，而成为文学艺术的最高峰。唐代诗人辈出，有重大成就者多逾百人。学习唐诗，就不能不深切关注李白和杜甫这两位伟大诗人，他们是唐代诗坛上突出的两颗灿烂明星。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是自唐代以来一千多年文人和诗人景仰的楷模，学习的榜样。我试图以个人浅陋的理解，对这两位大师的思想倾向和作品风格，作不成熟的探讨。

一． 创作思想

李白写任侠、求仙学道，写祖国的壮丽山河，抒发个人失意的不平，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深刻的、是那些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的诗篇。杜甫也写祖国的壮丽河山，也抒发个人的失意的不平，也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为动人的，则是那些描写贫富悬殊、战乱灾难、生民疾苦的诗篇。那些诗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他之被称为“诗史”，不为无因。

究其深层原因，不得不说道两位的出生时间和成长背景。李白比杜甫长十一岁。但这是很重要的十一年。李白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爆发、也即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以后。加上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他们诗歌反映的生活内容是有区别的。李白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祸乱酿成之前暴露和抨击了当时的黑暗政治；而杜甫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则在于祸乱既起之后，反映了国家忧患和人民疾苦。

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就是历史上所称道的开元盛世。处于经济和文化繁荣的盛唐社会，给了他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建立非凡功业的理想。他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生活，似乎不世功业，唾手可得。但当他去敲仕途的大门的时候，呈现在他面前的，不仅是盛唐社会的繁荣，而且有它的腐败与黑暗。唐代社会正从它的高峰上衰落下来。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李白要去实现他那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他开始时是希求援引，以一登仕途，但未能如愿；后是应诏进京，供奉翰林，而不久即被排挤出京。前后两次进京，对于朝政的腐败与黑暗，他都看到了。在诗中强烈地反映了他的愤愤不平。

杜甫的青少年时期虽也受到盛唐文化的熏陶，有着建功立业的非凡抱负，但是他的长安十年，正是安史之乱的前夕。与其说他曾经看到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不如说他更多地认识到衰败到来的危机四伏。而且，接着，他便被卷入战火之中，面对满目疮痍，而流徒奔波。由于生活的困顿与乱离的经历，他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并且对他们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杜甫也写了不少暴露黑暗政治的诗，但他写国家灾难和人民疾苦的诗，占有着更大的比重。他写了有名的《三吏》、《三别》，对战乱中人民的悲惨生活，作了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描写人民苦难的同时，他还真诚地在诗中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希望有人能够叩君门以减征赋，能够息兵以休养生息。例如，乾元二年，杜甫从秦州去同谷途中，路过凤凰台，写下了《凤凰台》诗，幻想着以自己的心血去哺养受饥的雏凤，让它长大后自天衔瑞图，降祥瑞于国家，“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当时，杜甫正在饥寒途中，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疾苦，一片心愿，只有借助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 创作风格

有人说，杜诗多泪，李诗溢酒。以雄奇浪漫见称的李白和以精练现实著称的杜甫，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对比。前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梦游天姥吟留别》，吴越古地，山雄水淼，作者踏碧波，寻仙尘。一会儿半壁海日，天鸡啼鸣，一会儿熊咆龙吟；有忽而霓衣风马，虎瑟鸾车。入梦出梦，肆意汪洋，想象夸张似云中神龙，极现遒劲盘曲的整体。那傲岸独立的气质，那不摧眉折腰的宣言，让人读来为之倾倒。再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破屋》，茅飞，秋风掠堂，夜里轻迫，彻夜无眠。面对此情此景，读者也要落泪而泣之，然而杜甫之“圣”就“圣”在以切身的苦难，推及“天下寒士”，愿以“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代价，换取“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让人真正领略到了一个圣人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让人看到了“穷亦兼善天下”的品格。

“仙”也好“圣”也好，都难脱世事的愁苦。李白《将进酒》“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抒愁入黄河之水，忽一句“天生我才必有用”，竟将抒愁转成言志。李白的诗总体感觉痛而不伤。而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尽是对沧桑世事的深沉感谓。老友相逢，既对往日眷恋，又充满无奈的苦笑。

由此观之，李诗妙境在虚处，而杜诗妙境在实处。虚则以气韵见长，浑雅而暗蕴空灵；实则以意境见佳，精干而深析透辟；李诗美在情辞，所以比较丰腴；杜诗美贯平实，所以较为遒劲。

三． 艺术风格

李白的诗歌有一种清雄奔放的美。他的诗表达的感情往往是壮大明朗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则是爆发式的。他不是在那里娓娓动人地叙述或缠绵悱恻地抒情，而是火山爆发、大河奔泻一般，把感情倒出来。他常常是一气直下，大有欲止不能之势。他的诗，想象十分壮丽，而且常常瞬息万变，驰骋于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来去无踪。前人说他“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指的正是这一点。李白的诗，境界往往十分开阔。你看他写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境界何等壮美！

杜诗的风格特色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首先表现为深沉忧思的感情基调。在这深沉忧思里，蕴含着一份优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显得阔大深远。杜甫表达感情的方法是波浪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往往感情要爆发了，却又折回去，在心中回流，象有一座感情的闸门阻拦住，让感情在受阻之后再缓慢流出，因此那感情的抒发，也就显得更加深沉。他有一首《登岳阳楼》，开首是：“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写登楼所见的一派壮阔景色。接着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可以看出，面对洞庭湖的壮阔景色，他骤然百感交集：对于身世苍凉、老病飘泊的伤怀；对于离散亲朋的眷念；对于国家灾难与人民疾苦的忧虑，全都涌上心头。看来这百感交集的强烈感情就要爆发出来了，但是没有千言万语，只说出了一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强烈的感情没有一一毕陈，闸门只微微启开，汹涌的感情的海只涌流出一股潮水。但这已经够了，虽然只这一句，却已经把心中没有吐露出来的感情份量全都包含进去了。在感情抒发上给人以回流起伏之感。波浪起伏、百转千回、反复咏叹，在《秋兴八首》等诗中表现得更为典型。

无论如何，李白，杜甫，是诗史上独立的磁极，将永远吸引后世爱诗爱美的人们。

第二篇：李杜诗风的比较范文

所谓风格——李白杜甫诗风之比较

如果说汉朝的乐府诗是中国历史上诗歌文化的一个里程碑，那么唐朝的今体诗则是里程碑的一个延续，而在这个里程碑上刻下了两个不朽的名字：那就是被后人并称为“李杜”的李白与杜甫，正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甚至到了今天充斥着先锋诗人的社会，他们的诗依旧被称为永恒的经典。

李白和杜甫被称为唐朝诗歌两大不同派系的代表人，李白代表了中唐时期的浪漫主义，略晚于李白的杜甫则代表了现实主义。

想要探究李白和杜甫诗风的差别，我觉得首先要从二人的生活年代和经历入手，李白出生于公元701年卒于762年，杜甫出生于公元712年卒于770年。从唐代编年史就不难看出，李白经历了大唐由盛转衰的过程，而杜甫则从懂事起不久就开始了安史之乱，适逢乱世，这就造成了李白诗风前期以喜为主而后期则蕴含了“苦中作乐”的意味，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一直在感叹“国破山河在，恨别鸟惊心”的杜甫。

我先阐述一下如今对于李白杜甫诗风的一个普遍看法，也是被大众所接受的看法。

首先就是李白的诗，无论是歌、行、吟都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信手拈来，不拘一格浪漫洒脱，颇有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庄周的风范，内容上以写景为主，寓情于景，我把李白的一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早期，这一时期李白以游历为主，上黄山作出了“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访东鲁写出了“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登敬亭山又吟出了“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岸，只有敬亭山”。正应了后人所说的那句“一生好入名山游”，也正是他的早期游历开拓了李白自己的知识领域，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二、中期，这一时期李白在朝廷做翰林，为朝廷写作诗文，李白本以为能够展示他的才华，怎奈朝廷日渐腐败，玄宗正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李白极为失望，于是主动请辞，并有了那著名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吾不得开心颜”的经典。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充满了怀才不遇的感慨。

三、晚期，这一时期李白因参与朝廷纷争而获罪，蒙冤入狱，后流放途中遇赦返回，最后回乡之后一病不起，一代诗仙星陨，这一时期李白作品较少，但大都充满了悲凉孤单的意味。

然后再说杜甫，不同于李白，杜甫出名较晚，直到几十岁才开始小有名气，所以因为政治上的诗意、生活上的贫困，使得杜甫有机会接近下层的劳动人民，从而了解了最底层社会的黑暗，成为现实主义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大、重、拙，被称作“诗史”。安史叛军的残酷屠杀，统治集团的腐朽荒淫，劳动人民的痛苦呻吟，吐藩回其纥的野蛮骚扰，总之有关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都在杜诗中得到了深刻反映。杜甫有怨愤，有不平，然而从不只陷在个人痛苦的荒园内彷徨企盼，低徊欲绝而淡漠了那个广漠的，多灾多难的社会。他在安史之乱时期所作的诗最为有名，著名的“三吏三别”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相比较李白，杜甫的晚年作品数量多且最为有名，甚至我们可以说超过了他早期的作品，而在杜甫弥留之际仍坚持写完了一首长诗。但一句话，我们的同学们更加喜欢品读李白的作品而往往对杜甫的诗给与侧目。

以下是两种结尾

一，思想型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喜欢把杜甫和李白的诗歌拿到一起比较，因为两个不同的领域我们根本不能说谁写得更好，根本没有可比性，不同的时代处于不同阶级利益的人对事物的客观看法也就不同，李白全盛时期终究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杜甫从始至终都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代表了诗歌发展的潮流。

黑格尔曾经说，“真理不是一块铸成了的硬币，可以现成拿过来就用。”这不同于感性认识可以被当作真理，我们不能对于李白或是杜甫的诗一概予以肯定或是否定，当然我们所说的题目是比较，既然比较，从辩证法来讲必然会产生一个谁更优秀的辩论结果，这对于两个不同领域的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正如同我们不能对比斯宾诺莎和黑格尔谁的理论正确一样。李杜都是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而他们的诗风又为什么一定要拿来比较呢？这值得我们仔细思考。

最后一句话，我认为分属不同领域的李杜，诗风上各有千秋，根本无法比较。

二、书卷型（我写的有点违心，凑合看）

对于李白与杜甫诗风的比较，我们恐怕很难得出一个好坏的评价。

杜甫的诗歌号称诗史，也就是如实的记录而已。而李白则不然，其诗歌中也不乏对天地万物的悲闵，看了太白的诗歌会使人有种奋发向上的味道。不论是他描写的汉代霍去病的诗歌还是对自然山水的吟诵还是那种傲然屹立的风骨都会使人景仰万分，这也许就是杜甫本人也十分钦佩太白的缘故吧。

杜甫的诗歌是哀鸣，而太白的诗歌确是既反应了世俗的丑恶，也有他自己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出则为仕（当然没有给他更多的机会）报效国家，退而隐居，啸傲山林之间，把对美好的理想寄托于山水之间，这也是很好的方式，很符合儒家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吾身的境界，而且太白一生时刻不在等待国家和民族的召唤，渴望为国家和民族尽一份微薄之力，就这样的时刻等待着....难道谁能想出比太白更好的方式吗？他本人就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游侠、居士、诗人、将军（可惜没做成，只能写缅怀汉代的诗篇）、酒神、旅行家等等，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埋灭他作为一个爱国者的情怀和追求光明的伟大形象，从这点上来说他比杜甫要博大精深许多，杜甫只能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写写哀鸣的诗篇本身并无所作为。这也就是大家更欣赏李白而不是杜甫的原因。

至于李白的功力不如杜甫那好像并非是这样。李白的诗歌更多为乐府和歌行律诗偏少，但我觉得这并不能说明太白的功力不够。太白的律诗和绝句数量虽少，但都是精品，足以体现诗仙的实力。杜甫的诗句可能更多的是推敲出来的，说他是苦吟诗人可能大家不会有意见，而太白的许多华彩诗章都是即席所赋，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李白的功力在杜甫之下应该不成立。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还是无法分出谁的诗更有吸引力，一切还有待推敲。

第三篇：李杜诗歌差异及其原因

中国古代诗歌鉴赏

——李杜诗歌差异及其原因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在唐诗的浩瀚海洋中，最为夺目的莫过于李白和杜甫，他们分别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成就, 把唐代诗歌艺术推向了最高峰。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的历史。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个人性格。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中国文学史》）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诗派更是杜甫视为宗祖.他的影响力巨大.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中国文学史》)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

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

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高蹈之间。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在他的《行路难》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等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自己艰难处境。由于当时高力士杨国忠的受宠，贤士都被据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他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袁宏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怀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

《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着。

而杜甫就简单的多。他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首诗十分能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诗开头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绪，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有动人的对比。其后写出“万方多难”的境况，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的是唐军攻克安史老巢后诗人听到消息后的喜悦。全诗以流走的音韵真挚的情感快速的节奏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诗对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一体。前两联写景，后两联结合自身衰老，归结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名句。

在诗体上说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七绝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他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在诗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逊于杜甫。而在风格美方面，李白的飘逸豪迈，谈吐天然是别人所不能学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这也是年轻人多喜欢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欢杜甫的一个原因。

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用韩愈的话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李白属于浪漫主义：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 杜甫属于批判现实主义：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李白的飘逸，在于不著纸；杜甫的沉郁，在力透纸背。不同的经历与背景，造成李杜虽身在同一朝代，却形成了不同诗歌风格的事实。在这里，我试从内容、艺术特色和思想三个方面对他们的诗歌略作比较。

一、李杜诗歌内容比较

从诗歌的内容上看，他们一个重在自我，一个重在社会；一个是

幻境的描绘，一个是历史的记录。

李白的诗，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更多的是自我的书写，抒发自我的感情，张扬自我的个性。“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他志向的抒写，“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是他苦闷的倾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是他个性的彰显。

在他的诗中，处处都是诗人自己的影子，即使是对景物的描写，也是他自我思维的再现。“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是描写的是梦游天姥山所见的幻境，“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砯崖转石万壑雷”描绘的是想象中蜀道的风景。

相反，杜甫的诗可谓“国事、家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国家的生死,民族的存亡,人民的苦痛,家庭的不幸,个人的遭际,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写的内容。在诗中他把个人之愁升华为一种深沉博大、对受苦受难百姓和国家民族存亡有深远意义的感情。“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控诉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边廷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揭露了兵役繁重的痛苦„„除此之外，《悲陈陶》讲述陈陶斜大败，《收京三首》记录收复两京的历史，《洗兵马》再现九节度兵围邺城，胜利在即时的情景，等等这些诗句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

法反映了“安史之乱”及乱后十数年的现实生活。如同史册一般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点点滴滴。

二、李杜诗歌艺术特色比较

从诗歌的艺术特色上看，他们一个豪放飘逸，是仙人，遗世而独立；一个沉郁顿挫，是老儒，忧国与忧民。

李白的诗，豪放飘逸，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变幻莫测的神奇想象，以及“清水出芙蓉”的天然秀美，达到了浪漫主义的巅峰。

他的诗感情似暴风急雨，骤起骤落，一泻千里，就像是从胸中直接奔涌喷吐出来，如《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这首诗抒发被废逐后难以抑制的悲愤之情。强烈的不平和愤懑犹如火山爆发一般倾泻而出，即使是失意的哀感，也表现的淋漓尽致，悲中见豪，令人读之热血沸腾。

他的诗想象天马行空，变幻莫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等等，匪夷所思，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

同时，他的诗是天才的创作，发乎情思，语句浑然天成，没有任

何雕琢的痕迹。“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源于他洒脱不羁的气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源于他傲世独立的人格。“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源于他自信与进取的志向。而且他作诗，不是词句的锻造，而是感情的倾泻，这些都是只属于他的，后人可望而不可即。

杜甫的诗，沉郁顿挫，积淀着深沉苍凉的情感，雄浑开阔的意境，刚健遒劲的语言，铿锵有力的言调，以及曲折有致的章法，集现实主义古今之大成。

他的诗，蕴含这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深深信奉的儒家思想中中和处世的心态又将那份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从而显得缓慢、深沉。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先叙抱负落空，待到不平之气就要爆发出来时，又撇开个人的境遇，转入骊山奢靡生活的描写，继而由此写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平愤懑之情又一次的凝聚欲出，但是接着又笔锋一转，变成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深沉叹息，“入门闻号啕，幼于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写到自己爱子饿死时，悲痛欲绝的感情达到极致，却在这时笔锋又转，“岂知秋禾登，贫篓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由个人的失落想到了天下百姓的苦难，如此深沉忧思一回三折，读来韵味无穷。

除了感情的抑扬顿挫，杜诗的另一个特色就是词句章法的千锤百

炼。“平生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杜甫对他自己诗歌词句特色的最好写照。而章法的曲折有致，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全诗前三联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掩盖起来，严密变为舒畅。杨伦称其为“杜集七言律第一”，而胡应麟更是说此诗“陈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然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

三、李杜诗歌思想比较

李白和杜甫，一个是集道儒侠于一身多元文化的集成者，一个是儒家思想虔诚的信徒。

李白祖籍陇西成纪, 少年时随家迁到四川, 家境富裕。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据他自己说是“五岁诵六甲, 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 作赋凌相如”、“十五游神仙”。可见他学习的内容十分博杂, 遍及百家。他的诗歌中，既有“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充满儒家入世进取思想的章句，也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退隐的道家思想。有对侠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描写，也有对仙人“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描写。

他一方面热衷用世, 追求功名。自诩“怀经济之才”, 能“济苍生” “安社稷”, 使“寰区大定, 海县清一”, 希望成为像管仲晏婴一样的“辅弼之臣”。但同时他又醉心于道家的思想文化。道家思想培养了他遗世独立、追求自由的精神。在他的眼里, 人间是污浊不堪的, 是黑暗和不自由的, 因此他宣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道家文化还造就了李白“不屈己、不干人”, 狂放不羁, 宁折不弯的高贵人格, 使他的主体意识得到了极度的张扬, 培养了其特立独行、乐观浪漫的性格。可以说，在李白的思想中，始终交融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的儒家思想，“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曾卸”的道家境界和“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的游侠梦想。

相对于李白的集成百家，杜甫算得上是独尊儒术。杜甫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远祖是晋代名将杜预, 祖父是初唐诗人“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 父亲杜闲, 曾为衮州司马。对这一官宦世家、书香门第, 杜甫曾自豪地说“诗是吾家事”。所以他幼年就发奋读书, 七岁能诗, 九岁善书, 弱冠之年就与文士唱和。正是这种“奉儒守官”的家教传统树立了杜甫“自谓颇挺出”的信念和“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他一身始终恪守着这种信仰，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怀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和怜悯同情心。他胸怀天下,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他的民本思想和忠君报国之志,使他的诗歌既关心民众饱暖又担心国家的安危。

自中唐以来,一直有“扬李抑杜”和“扬杜抑李”两派纷争。性

格浪漫的人, 羡太白之洒脱超俗, 推崇李白。性格沉稳的人, 慕子美之学深品正, 推崇杜甫。至宋代, 严羽站在公平的立场上对二人作了评价:“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深郁,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在巨峰脚下，我不敢品评孰优孰劣，我只能说，我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我更愿意摆脱一切束缚，在李白的诗歌世界中，逍遥而游，纵情大笑，放声大哭。

第四篇：论杜甫诗风的变化

论杜甫的诗风变化

【摘要】

杜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风独特，随着自己的人生经历丰富，在不同的时期，诗的风格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改变。杜甫的诗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的创作：其一，他的诗歌在早期充满意气丰发，怀着自己的激情和理想；其二，他中期的诗风充满国愁家恨，担心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其三，晚期的诗风慨叹艰难，浑厚凝重，沉郁顿挫。正是由于他的诗歌不同的风格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才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关键词】

杜甫

诗歌

诗风

风格

阶段

一、杜甫早期的诗风

我这里所说的早期，是指杜甫三十五岁前的读书壮游时期，时间跨度从公元712年到处745年。就杜甫个人来说，这是他读书游历、蓄积能量的时期，对诗歌的创作已经作了初步的尝试，有一部分诗作带有明显的＂杜诗＂特色．就诗人生活的现实背景来说，这正是开元盛世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罕见的开放的、气度恢宏的繁盛时代。“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岛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由于杜甫的早期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读书壮游，相对来说，衣食无忧，少年心性，容易轻狂，与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接触的机会也不多。因此，这时期他的部分诗作气象宏阔，语调激昂，充满进取精神，具有盛唐诗的典型特点。如他早期的名作《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此诗正是诗人眼大心雄、踌躇满志之作。意境辽阔，立意高远，体现了盛唐气魄。

二、杜甫中期的诗风

我这里所说的中期，是杜甫四十四至四十八岁。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书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三别》组诗，从最深层次意义上来说，并非只是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也是作者深切热爱祖国的爱国诗篇。因为在这些诗篇是反映歌颂了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组诗中的六首诗歌全在鼓励人民抗战，全在讴歌人民的爱国。每首诗都着力塑造了忍痛牺牲、挺身救国的人民光辉形象，千百年来成为鼓舞人民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爱国主义的典范和楷模。如《垂老别》：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 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乾。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 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 安敢尚盘桓? 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三吏”、“三别”是这一时期杜甫诗歌风格的代表作，诗风充满国愁家恨，担心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充满国仇家恨。

三、杜甫晚期的诗风

杜甫的晚期指的是他四十八岁至五十八岁，在这个时期，杜甫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他的诗风也变得更为沉郁顿挫，慨叹艰难，浑厚凝重。杜甫晚年的三首诗歌——《登高》《登岳阳楼》和《旅夜抒怀》很有分量。代表着他晚年的诗风。

这三首诗写景都十分壮阔，气象宏伟，气势雄浑，但都不是一味地写阔大的形象，也有渺小、孤单、柔弱的形象，并且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登高》中，那峻急的秋风，高远的天空，清秀的小洲，洁白的沙滩，滚滚的江水，一起构成了天高地迥的阔大背景，但哀啸的猿猴，盘旋的飞鸟，萧萧的落叶，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旅夜抒怀》中，广阔的原野，奔腾的大江，意境极其壮阔，但微风吹拂的细草，竖着桅杆的孤舟，以及天地间飘荡的沙鸥，无疑是弱小孤独的形象，这二者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登岳阳楼》中，“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写出洞庭湖坼吴楚，吞日月，横无际涯，无比壮阔的气势，但“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写尽自己的孤独渺小，二者又形成了鲜明对比。

杜甫晚年诗歌这种强烈的对比反衬手法，一波三折，欲抑先扬，回环跌宕，荡气回肠，成就了“沉郁顿挫”的鲜明风格。杜甫晚年诗歌的深刻思想和高超艺术，于此可见一斑。【结语】

因为杜甫人身经历复杂多样，给他的诗风也带来了不断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他的诗歌在早期充满意气丰发，怀着自己的激情和理想；中期充满国愁家恨，担心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晚期的诗风慨叹艰难，浑厚凝重。正是由于它不同的诗风，所以成就了他“诗圣”的地位。【参考资料】

1、冯志《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02

2、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 1960

3、熊柏畦 《杜甫绝句注释》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11

4、朱东润《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5、欧阳修《新唐史》中华书局 2012-05

6、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2011-08

7、刘昫 《旧唐史》 中华书局 1975-05

8、唐生根《唐生根草书三吏三别》安徽美术出版社 1990-01

9、莫砺锋； 黄天骥。《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10、冯志《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11

第五篇：论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异同

论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异同

摘要：《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均属调整市场竞争关系的法律，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法律性质、立法目的、调整的对象、法律责任和调整角度也存在着差异。本文试图通过从这些方面的辨析，更好的把握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我国法制的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垄断,限制竞争行为,竞争机制

一、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异同比较

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均属于调整市场关系的法律，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立法思想上，以及调整角度上有着差异面。我国的这两种法律应该采取介于严厉和温和之间的行为主义标准，不反垄断其本身，而是反对滥用垄断特权的行为，下面我们对其异同比较进行分析。

（一）两者的区别

1.法律性质之差别

反垄断法具有经济法性格，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多被视为民法中的特别侵权法，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信赖市场机能，但当市场经济的运作出现危机，国家必须进行干预，包括以强制和引导的方式来改变市场上的行为，乃至产业结构时就需要另外一套法规，学者称为经济法。故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往往被视为是对民法的批判。反垄断法专门设置行政机关，负责对限制垄断行为进行积极主动的干预，因而普遍将反垄断法归入公法范畴。反不正当竞争法则属于侵权范畴，普遍将该法归属于私法范畴，从不正当行为源于侵权行为，而其救济手段多为违法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便可以得到验证。

2.立法目的方面的异同

同其它国家一样，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在立法目的、立法理念，以及两部法律所调整的对象、法律责任等方面，既有共同之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同。在立法的出发点方面，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对的是经营者使用不公平和不正当的手段，因此它首先保护的是受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经营者的利益，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而反垄断法则主要从竞争性市场结构出发，反对企业以独占等方式，排斥或限制竞争，妨碍其他企业进入市场，从而保障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反不正当竞争法更加关注竞争参与者之间竞争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更加注重对竞争参与者利益的保护。而反垄断法则更加关注竞争的有无以及竞争是否充分，更加强调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其重点在于保障企业获得公正的竞争能力和竞争机会，保障企业平等地进入市场，打击和控制自然垄断及政府支持行政垄断，消除企业间的差别待遇，实现企业间的公正、自由、平等基础上的竞争。

3．程序上的差异

反垄断法之公法属性,在程序设计上一般均由行政机关负责其实施。如德国的卡特尔局,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委员会,美国的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等等。这些行政机关多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有些还具有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在企业结合之审查,卡特尔协议之制裁及处置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这些行政机关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与之同时,司法审查为反垄断法实施之补充。反不正当竞争法为特别侵权法,即应属于私法范畴。因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主要靠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实施。由法官在断案时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把握。司法途径为不正当竞争案件的主要处理程序。

（二）两者的相同之处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虽有较多差别,却也有颇多相近之处。二法一并构成广义的竞争法,皆因二者之间具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无怪乎,有学者将二者喻为维护竞争秩序的左右翼。首先,无论反垄断法或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均以市场竞争关系为调整对象,旨在维护或营造自由和公平的竞争秩序,确保竞争机制正常发挥其作用。如此方能实现竞争之功效,最高效率的配置资源,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次,二者之间关系密切,旨在维护或营造自由竞争之反垄断法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前提。概言之,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只有具备了自由竞争的条件,拥有了竞争的自由空间,法律才可能去保护竞争的正当性,如果经济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自由竞争的条件,客观上无法展开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便也缺少了该法规制的对象,即其法律客体,当然也就无存在之必要性。以经济管制时期的俄罗斯和我国为例。完全由国家对整个经济的生产、销售、分配进行计划,实行国家垄断,经济毫无自由可言,于是也就不存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而当两国进行经济改制,大力鼓励竞争时,两国纷纷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即为明证。就此而言,反垄断法居第一位,反不正当竞争法居第二位。然另一方面,若听任竞争之自由,不规制其正当性,势必形成市场之独占、寡占据面,滥用其经济优势,使得市场之竞争空间日益缩减,最终导致竞争自由的消灭。因此,就竞争而言,“竞争播下了毁灭其自身的种子”,在鼓励竞争的情况下,成功的厂商可能达到一种能够防止其他人竞争并因而损害整个市场机制的地位。例如,在某个市场上因竞争而只有一厂商得以立足,除非采取措施对该厂商的行为加以正当性管制,否则其行为就会对经济造成损害。此即为市场势力。经济学家已经指出,市场势力,即市场力量是市场失灵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故谁人滥用自由,则谁人皆无自由。反垄断法保护的竞争自由,必须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易言之,只有在经营者不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条件下,其竞争自由才受到反垄断法的保护。以上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已密不可分,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二、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冲突与融合

已如上述，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产生的背景极不相同，立法初衷及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也不相同。反不正当竞争法重在维护商业行会解散后之商业伦理，而反垄断法重在反对经济霸权，营造经济民主和竞争自由。由于二法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立法目的的不同，因而并非普通法和特别法之关系。且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均先于反垄断法较长一段时间产生。因而立法者及其执法机关初始对二法之关系并未给予关注，听任二法为实现其立法目的，在实际的法律运行中，发挥各自的理论体系和规范体系。久而久之，二法之冲突和融合便凸显出来，且日益明显。

（一）两者的冲突

即便在竞争法理论高度发达的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也存在某些规则交叉的情况，如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的总则性规定和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9条和第20条的规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行为人在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而违背善良风俗的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9条，如果一个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以对市场竞争产生重大影响的方式且无重大的合理性，损害其他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可能性，或者提出有效竞争条件下不可能有的报酬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对处于相同地位的交易对手不合理地实施不相同的交易条件，或者拒绝竞争对手以适当的报酬进入自己的网络或者其他基础设施，这些就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第20条也有类似规定，如该条第1款规定，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或者企业联合组织，不得在同类企业通常均可参加的商业交易中，直接或者间接地不公平地阻碍另一个企业，或在无重大理由的情况下直接或者间接给与另一个企业不同于同类企业的待遇。上述规定都使用了“不合理”或者“不公平”等字

眼。这些词语即便在德文上，与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通常使用的“不正当”一词也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这即是说，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9条和第20条中的限制竞争行为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1条，即可以被视为是违背善良风俗的行为，从而是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二）两者的融合

有些国家和地区把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合并立法，如匈牙利1996年颁布的《禁止不正当市场行为和限制竞争法》和我国台湾1991年颁布的《公平交易法》。这些把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合并立法的模式，首先是因为这两个法律制度都是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都是出于推动和保护竞争之目的，而且有着相同的经济政策，即禁止企业以不合理的手段谋取经济利益，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尽管一个是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另一个是反对限制竞争行为，但这两种法律制度是相互需要，有时候是交叉存在。首先，一个国家有条件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其前提条件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自由竞争。如果没有自由竞争，经营者就不存在自由订立合同的可能性，也不会出现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前，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向谁销售，都是由政府的计划事先规定了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没有订立合同的自由，自然也不会出现虚假广告或者窃取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出台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有了经营自主权，它们相互间就可能展开竞争，从而才会有谋求经济利益甚至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动机。因此，打破垄断和引入竞争是国家颁布和实施反不正竞争法的前提。因此，可以说，反垄断法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行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反垄断法作为也需要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配合和补充。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反对垄断，而不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企业就可能会滥用它们的自由竞争权利，随意侵犯其他企业的正当权益，或者侵犯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对限制竞争和反对不正当竞争是同等重要的任务。市场经济既然会同时出现限制竞争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就会成为一对双胞胎，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市场经济本能和内在的要求。

三、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协调与完善

在《反垄断法》出台实施的背景下,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促进其与《反垄断法》的协调,成为完善我国竞争法体系的重要环节。本文认为应从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调整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具体类型、强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民事责任、建立竞争执法协调机制等方面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反垄断法》是我国竞争法体系的龙头

竞争法作为以规范市场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为基本内容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名称的使用上有差异，而且在内容方面也是不尽相同的。在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竞争法就是用来指代反垄断法的，反不正当竞争的内容一般不包括在内，即使有，也属于附带而不占重要的地位。但是，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法除反垄断法外，还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只是在具体的立法模式上，有的采取将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合并立法，有的则是将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分别立法。基于以上差异，两者的调整手段与责任形式也不同。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事后调整，以民事救济(主要靠私人提起民事诉讼)手段为主，辅以行政和刑事制裁的手段；而反垄断法则主要是事前管制，如调查市场结构、掌握和公布垄断情况、核准企业合并甚至核准卡特尔等，偏重行政手段，如罚款、在特定情形下分拆大企业等，主要依靠行政程序和公诉，辅以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手段，并且其在实施中需要进行复杂的经济分析。因此，反垄断法对经济的影响更为重大、更为宏观，并且其具有明显的国家干预性、社会本位性和经济政策性等特征，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经济法的特点，是经济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些国家被称为“经济宪法”的是反垄断法，而不是笼统的竞争法，更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垄断法》的出台是我国经济生活和法律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其有效实施将会对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机制和经济的活力，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增进消费者的福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一步凸显

我国的竞争法体系既然由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两部分组成，这个体系的完善就需要这两部分各自的完善和彼此的协调。由于我国《反垄断法》刚刚出台，因此目前竞争法的完善就主要表现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自身的完善及与《反垄断法》的协调。

从《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以来的情况来看，法律本身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立法体例上具有过渡性、应急性，既不是采取完全狭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模式，也不是采取完全地包含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内的广义上的竞争立法模式，这导致该法自身在体系上不协调。

第二 《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内容上封闭性与原则性并存，一方面缺少必要的兜底条款而使其在适用时没有灵活性，对经济生活中层出不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缺乏调控力度，而另一方面该法不少规定过于原则、抽象，在实践中难以具体操作。

第三 《反不正当竞争法》执行机构的职权与执法手段不足，行政强制措施及调查取证手段严重不适应有效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需要。

第四 《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不少方面没有反映国际竞争法制的发展趋势，没有体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应有特点。

目前看来，《反垄断法》已经对这些行为作了更明确、更完整和更合乎逻辑的规定。例如，《反垄断法》第17条第2项和第5项分别规定的掠夺性定价和搭售是需要以行为主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为前提的，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和12条分别规定的掠夺性定价和搭售则没有规定这样一个前提，因而在实践中就难以操作或者容易出现不合理的情形。如果不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时作出修订，那么在《反垄断法》实施后，同样的行为就存在适用哪个法律的尴尬。即使按照处于同一位阶的法律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来处理，但由于这时《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质内容已支离破碎，且其规定本身已经严重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对其进行全面修改也是势在必行。

（三）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促进我过竞争法体系的协调完善

既然《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明显的问题，而且其在《反垄断法》出台后呈现出明显的不协调，因此当务之急应是抓住《反垄断法》颁行的契机，对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修订，以促进我国竞争法体系的协调。

1.扩大主题范围

扩大《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主体范围，将《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主体由原来的经营者扩大到一切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的主体(组织和个人)。根据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其主体被界定为“经营者”，即“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但是，这里存在从不同角度对“经营者”进行理解的问题，即可以分别从主体资

格的角度和从行为的角度进行界定。若依前一种理解，只有具有经营(商品经营和营利性服务)的法定资格(权利能力)的人才可以成为经营者。这样，企业职工(如在侵犯商业秘密中)、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具体经办人(如在商业贿赂中)、无照经营的人等就不能包括在内。而这些主体恰恰又应该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

2.克服封闭型缺陷

克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现有缺陷，将总则中的有关条款改造成一般条款，克服现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封闭性。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着明显的封闭性的缺陷，而且这种缺陷不纯粹是立法技术上的，而是立法指导思想上的，或者说是由立法指导思想引起的立法技术上的缺陷。这样，执法机关就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1款和第2款的公平和诚实信用等原则条款在被具体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之外去认定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将第2条真正改造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从而大大增强该法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该法的稳定性。考虑到我国目前执法人员的素质随执法机关的级别高低而依次递减的状况，立法授予执法机关在现有法律规定之外认定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力就不应是普遍的，而应有级别限制，最好限定在中央一级，最多也只能放到省一级。

3.修订细化种类

增加列举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种类，并对各种具体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细化。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既需要将已由《反垄断法》规定的那些具体垄断行为剔除，又需要将现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没有具体规定，但在市场上表现突出、危害严重、现实中亟须禁止的那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作补充列举。与此同时，还需要对具体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细化规定，以增强法律规定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这与前面主张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条款以增加认定的灵活性是并行不悖的。在这方面，注意结合国际上有关立法的最新进展，尽可能借鉴、吸收一些合理的新规范，尤其是《WIPO1996年关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示范规定》。

4.完善法律制度

强化行政执法手段，完善法律责任制度，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时需要增加必要的执法措施，规定监督检查部门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调查时，可以对涉案场所进行检查，可以对违法财物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同时，针对不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重新规定处罚标准和幅度，增加新的处罚种类，加重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各国的实践表明，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需要综合运用民事的、行政的和刑事的制裁手段，让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人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随着不正当竞争行为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不单纯被视为民事侵权行为，而同时被视为是一种危害市场竞争秩序的违法行为，因而行政责任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就是一些原先立法中未规定行政责任的国家，后来也在其他有关立法中增加了行政责任。

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本来是重视行政责任的规定的，这构成了该法的一个特色。但是，该法并没有对掠夺性定价行为、搭售行为和诋毁商业信誉行为规定行政责任。而从近年来我国的行政执法实践来看，对这些行为规定行政责任是有必要的。此外，民事责任中的有关赔偿的规定过轻，不能起到对违法行为人应有的约束和制裁作用，对受害人也起不到补偿之效果。修订时应当加大对违法行为人的制裁力度，这有利于充分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更能有效地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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