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文化政策_一个基于民族文化视角的研究(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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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法国的文化政策_一个基于民族文化视角的研究

No77法國研究(Etudes Fran.aises)2e trim.2010

法国的文化政策:一个基于民族文化视角

的研究

田珊珊

摘要: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法国文化政策一直被认为是与美国自由主义文化政策针锋 相对的典型代表。而在解释为什么法国选择国家干预的文化政策时,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 法国为了抵御美国文化,保护法国文化的被动无奈的对策。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暗示:一 个国家的文化政策取决于其文化的经济地位,会因文化经济实力的变化而变化。但事实表 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通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文化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一个 国家所采取的文化政策从根本上反映着该国的民族文化。因此,只有把一国的文化政策放 在其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才能理解文化政策的深刻意义,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关键词: 法国文化政策 民族文化 荣誉

Résumé : Considérée souvent comme interventionniste, la politique culturelle fran.aise semble prendre une logique qui s’oppose radicalement à celle du libéralisme américain.Pour un grand nombre de chercheurs, c’est dans l’objectif de protéger la culture fran.aise contre l’expansion de la culture américaine que la France s’équipe d’une telle politique.Cette explication suppose en effet que la politique culturelle d’un pays dépend de sa situation économique et évolue avec elle.Il s’agit donc d’un palliatif.Or, la réalité montre que la politique culturelle fran.aise se caractérise par une grande stabilité et cohérence dans la durée.La nature de la culture est radicalement différente des produits commerciaux généraux et la politique culturelle adoptée par un pays révèle bien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sa culture nationale.C’est seulement en mettant la politique culturelle dans le contexte globale de la culture nationale fran.aise que l’on peut comprendre le sens que prend cette politique.1.引言

学术界普遍认为,当前世界各国的文化政策可以分为两类:以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美国

模式和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法国模式。美国的文化政策体现了其自由主义传统,强调文化 产品生产、销售的高度市场化和最小化政府干预;而法国则强调文化产品不同于一般商品 的“文化”属性,对自由主义的文化政策提出质疑,其文化政策模式大多强调政府对本国 文化产业的理性规划。

美国文化产业的强大优势无疑证明了美国模式的成功,而法国作为传统文化大国地位 的削弱使得法国模式受到质疑和批评。在这个背景下,与美国模式截然不同的法国模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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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法国政府为了应对美国文化入侵的被动选择,是“文化保护主义”。(肖云上,2000 : 93)从经济因素来考察法国的文化政策,这种结论完全是成立的。然而,仅从自由主义经 济学家的角度来分析法国的文化政策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它无法解释法国文化政策的一贯 性、稳定性和系统性,无助于科学地了解法国文化政策的全貌。

本文将试图引入文化阐释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系统地考察法国的文化政策,从而说明现 行的文化政策不是仅仅出于对法国文化的保护,还是法国历史积淀的产物。它正体现了法 国的民族文化。

2.法国文化政策概述

在法国,把文化作为一项全国性的事务,由国家最高统治层进行统一管理和规划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法王路易

十三、路易十四统治时期。(Poirrier,2006 : 15-16)伴 随着教会对社会生活影响力的衰弱,加上统治者个人的大力推动,法国中央政府不仅将对 文艺创作的审查权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成为文艺创作最大的资助者。在这一时期,还成 立了全国性的专业艺术机构,承担起文艺人才培养、文艺作品创作的功能。比如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和皇家手工艺工场(壁毯、瓷器)等。这些措施使当时欧洲国力最 强的法国迅速成为欧洲的文艺中心,奠定了法国文化大国的地位。

法国大革命时期,即使是在混乱动荡的政治局势下,中央政权也没有忽视对文化事业 的关注,而且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绩。其中,在保护和“破坏”(毁坏艺术品)之间的辨证 关系中,诞生了“民族遗产”这一概念;设置了三个重要的国家文化机构: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和中央艺术馆。通过这些公共的文化机构,“民族遗产”被国家化,以达到保 护遗产、教育国民和独立、自由培养艺术人才的三重目标。

从拿破仑一世到第二帝国期间,法国政体频繁更替,政局动荡。但在总体上,历届政

府都坚持了有利于发展文化艺术的政策,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控制。第三共 和国期间,法国文化政策经历了一些自由化的冲击,但最终人民阵线很快对自由化的逻辑 做了一些修正,强调了国家进行干预的合法性,并且提出使精英文化走向大众化的前景。随 后的维希政权继续加强行政建设,扩大国家的影响力。在第四共和国期间,主要将精力投 入到战后重建,以及维持旧殖民主义秩序的中央政府无瑕顾及文化,更谈不上有国家层面 的文化政策,法国文化事业陷入低谷。

1959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正式组建文化事务部,将文化事务集中在专门的中央政府 机构中,标志着法国开始有了“完整的文化政策”。(肖云上,1999 :50)1959年 7月戴 高乐总统任命法国著名作家马尔罗为文化事务部长。1959年 7月 24日的政府令明确了文 化事务部的职责:“使最大多数法国人能够接近人类的尤其是法国的文化杰作,确保他们 对我国文化遗产的兴趣,促进文化艺术创作,繁荣艺术园地。”(肖云上,1999 :50)

自从法国文化部成立以后,法国的文化政策在总体上保持了连贯性和持续性。即使在 倾向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右派政府上台期间,中央政府也没有明显地减弱对文化事务的干 预,法国文化政策总的方针和原则也并没有大的变化。而在密特朗总统执政的14年间(1981—1995),法国更是全面强化了国家对文化事务的控制。不仅国家对文化事业的资金投入 大幅增加,而且赋予了法国文化政策更多的内涵,更加强调文化的公益性:“文化部的使 命是培养全体法国人发明创造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自由地验证自己的才华,并能按自己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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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接受艺术培训。为了集体的共同利益,保护全国和地方以及不同社会团体的文化财富,为艺术作品和艺术思想的创造,提供支持和帮助,并使这些作品获得广大的欣赏者,在世界 文化的自由对话中,促进法国文化艺术的发展。”[1]

之后的希拉克政府更是把推广法国文化看作是重塑法国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举措,赋

予其更多的政治内涵。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要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因此,国家对文化事业 的控制得到了空前加强,许多文化事务被国家用正式法律来规范。其中“关于法语使用的 法案”,简称杜蓬法,是学术界关注最多的一个。正是通过这个旨在保护法语的法案,法 国文化政策学者认为整个法国文化政策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是保护法国文化,抵御美国 文化帝国主义的进攻,也就是说,法国文化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保护主义政策。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法国文化政策仅仅是为了被动地保护法国文化吗?该如何认

识法国文化政策?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要研究法国文化政策的具体内容,更要考察出台 这些内容的背景,当事人的想法,并与法国民族文化特征结合起来,站在法国文化的角度 对法国文化政策进行阐释。

3.民族文化与文化政策

通过对法国三百多年来国家对文化事业的简要政策回顾,[2] 我们不难注意到法国的文 化政策具有很强的连贯性与稳定性。法国社会对文化事业的态度并没有因重大的社会变革 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无论是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辉煌的巅峰,还是处于纳粹铁蹄下的 艰难岁月;无论是作为欧洲霸主的拿破仑大帝国,还是作为失去“殖民光环”的西方二流 国家,法国始终将本国的文化事业放在一个较为突出的位置加以重视。由此可见,法国的 文化实力和地位——不管是处于文化输出的强势,还是处于文化输入的弱势——并不是决 定法国文化政策的主要因素。决定法国文化政策的是以崇尚荣誉为特征的法国民族文化。而只有把法国文化政策放在法国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去考察,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些政策的 意义,才能理解“文化例外”的原则,而不是把它仅仅看成是逃避竞争的托辞。下面我们 将按照时间顺序,对法国文化政策形成过程中关键人物的思想进行考察。

在被伏尔泰称为“最接近尽善尽美之境的时代”(伏尔泰:1)的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 国文化事业的繁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这得益于国家对文学、艺术、建筑、戏剧、科学等所有文化门类的全方位扶持。在路易十三创建法兰西学院(1634年)之后,路易十 四相继创立了舞蹈学院(1661年)、挂毯制作坊(1662年)、铭文经石学院(1663年)、绘 画和雕塑学院(1664年)、科学院(1666年)、巴黎天文台(1667-1672)、音乐学院(1669 年)、建筑学院(1671)、巴黎喜剧院(1680年)等由国家资助和管理的文化机构,基本构 筑起法国文化事业的组织格局。他还通过政治和财政措施吸引了大批法国以外的文化精 英,促进了整个欧洲文化的大发展,使法国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

路易十四之所以热心文化事业,除了他本人对一些文艺形式的兴趣爱好之外,[3] “在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欧洲炫耀”。(弗朗索瓦·布吕士:82)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路易十四在谈到创立舞蹈学院时有过这样的论述: “几个世纪以来跳舞一直是法国人喜爱 的娱乐方式。我所有的臣民都喜欢看到我也喜欢他们喜爱的或者非常擅长的东西。这样能 够赢得他们的心,在很多时候这要比给他们奖赏和福利还要管用。不要忘了,正是借助舞 蹈艺术,法国的荣耀照亮了欧洲的每个角落。”(Beaussant:14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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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利用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是路易十四统治伊始就既定的文化政策。1662年,财政大臣科尔贝尔——路易十四时期文化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和推动者——命人写出了一 份关于利用文学艺术“为确保国王的事业永放光芒”的报告,成为指导文化事业的纲领性 文件。成就法兰西王国及国王个人的荣耀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目标。被誉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对荣誉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渴望,他希望借助一切可能的方 式和手段来显示荣耀。在通过战争为法国赢得光荣的同时,路易十四也十分重视文艺的作 用。在谈及凡尔赛宫这一欧洲最辉煌的宫廷建筑时,路易十四说道: “凡尔赛宫!那些七嘴 八舌的人说我是拿着手杖来当建筑师,但是他们承认凡尔赛是我个人的作品,我跟和我相 处了一生的艺术家来创作的作品。在我们共同创作的过程中,他们逐渐了解了我远大的志 向。这些人可以享有我名副其实的尊重,因为我把我把我最宝贵的东西托付于他们,这就 是我的荣耀。”(Longnon:121)

就连组织公关娱乐活动也是为了向欧洲其他帝国显示法兰西国王与民同乐的政治优 势 : “一个法国国王或王储应该在这样的公共娱乐活动中看到更多,这种娱乐活动不仅仅 是我们的,也不仅仅是宫廷的,而是所有人的,有一些国家的国王只是依靠恐怖和使人害 怕的手段来凸现自己的威严,„„尽管这可能符合许多民众卑躬屈膝的习惯,但是,这却 不是我们法国人的天性,更不是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应该做的。如果这个国家(法国)有 什么特征的话,那就是臣民可以自由方便的接近他们的国王。”(Longnon: 94)

得益于路易十四文化政策慷慨扶持的文艺家们也都以能为国家和国王的光荣增色而 感到光荣。拉辛就在一次演讲中说过:“我们认为,语言的每一个词,每一个音节,都必 须仔细推敲,因为我们把这些词,这些音节看作为伟大保护人的光荣服务的工具。”(吕 一民:77)在当时,整个法国社会都深受路易十四追求光荣的影响,荣誉——国家的荣誉,国王的荣誉和个人的荣誉——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对此,孟德斯鸠曾有这样的论述: “在君主的、政治宽和的国家里,权力受它的动力的限制;我的意思是说,受荣誉的限制; 荣誉象一个皇帝,统治着君主,又统治着人民,人们绝对不去向君主援引宗教的法规;朝 臣知道,这样做的话,自已就可笑了。„„在那里,人们使我们看到的品德,往往是关于 我们对自已所应负的义务,而关于我们对他人所负的义务方面则较少。这些品德,与其说 是召唤我们去接近我们的同胞,毋宁说是使我们在同胞中超群出众。在那里,判断人的行 为的标准不是好坏,而是美丑;不是公道与否,而是伟大与否;不是合理与否,而是非凡 与否。„„在那里,无处不为荣誉所浸渍,它渗入到人们各式各样的想法和感觉中,甚至 于指导人们的原则”。(孟德斯鸠:28-30)

当然,路易十四对国家光荣的渴求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伏尔泰对路易十四之前 法国的社会生活状况有这样一番概述:“在这个时代之前,意大利把所有位于阿尔卑斯山背 后的民族统称为野蛮人。必须承认,法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受这一辱骂,倒也该当。他们的 祖先把摩尔人具有浪漫色彩的殷勤风流和哥特人的粗野土俗合为一体。他们似乎没有任何 令人喜欢的技艺可言。这证明有用的技艺受到他们忽视,因为当生活必需品已趋完善的时 候,人们很快就会找到美好和令人喜爱的事物。无怪乎,在一个虽然濒大西洋和地中海都 有港口,但却无船队;虽然酷爱豪华奢侈,但却只有极少简陋的制作工场的国家里,绘画、雕刻、诗歌、雄辩术、哲学等几乎都闻所未闻。犹太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葡萄牙人、佛兰德尔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先后与对贸易原则毫无所知的法国进行过贸易。路易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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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位时,法国连一艘大船也没有。巴黎居民不到四十万。城内宏伟壮丽的建筑不到四座。王国的其他城市与现在卢瓦尔河彼岸的市镇相似。整个贵族阶级与世隔绝,蛰居于乡下有 护城河围绕的城堡中,残酷压榨种地人。通衢大道几乎无法通行。城市没有警政。国库空 空如也。政府在国外几乎毫无信誉可言。”(伏尔泰:1)

法国被描述成为一个破败不堪、愚昧无知、寒酸低贱的没落形象,毫无任何尊严与荣 誉可言。但是,法国人并不甘心,希望重新赢得往日的辉煌。伏尔泰的论述就明确地表达 了这种愿望:“然而,甚至从法国人在十六世纪初获得的那点微不足道的成就中也可看出,当他们得到正确领导时会有何等作为。”(伏尔泰:3)

然而,追求荣誉这一看似极具时代特征的事物在路易十四的大力推动下,被融入启蒙 思想之中,逐渐成为法国民族文化的核心范畴,即使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也没有被削 弱。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这样论述到:“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 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 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托克维尔: 76)“如果认为旧 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那时有着比我们今天多得多的自由„„这 种自由,尽管范围狭小、形式改变,仍富有生命力。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 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托克维尔: 82)

迪尔巴尔纳在阐释法国文化对荣誉的追求时,论述到: “法国大革命不但没有扫除贵族 阶级特有的“高尚”﹑“高贵”的信念,反而使得这一信念在共和国制度下更加蓬勃。”(d’Iribarne:86)“对“高尚”概念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它曾经专属于某个社会阶层,而是 因为我们希望得到最高程度的尊重”。(d’Iribarne:56)

追求荣誉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法国文化政策的指导思想。之后的各个时期的文化政策无 一不体现了这一原则。被认为形成法国完整文化政策端倪的戴高乐时代,刚刚从战争废墟 中恢复一些元气的法国面对着冷战格局的世界,对国家荣誉的要求更为迫切。在法国文化 政策形成过程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文化事务部筹备期间,通 过复兴法兰西文化来重振法国大国地位的思想就已非常明确。当时任国务秘书的

Peyrefitte 就向受命组建文化事务部的马尔罗传达了戴高乐的这一主张: “安德烈[4],将 军计划让你完成非常伟大的事情。„„在第三和第四共和国只有一个捉襟见肘的次长或国 务秘书来管理美术,缺少经费,没有什么作为。我们必须要大大地超越,要使之成为国家 最高事务。由你负责实施具体的项目,尤其是那些旨在传播法国文化,并使其光芒四射的 项目。”(Poirrier:71)

对如何实现戴高乐将军赋予文化事业这一使命,马尔罗有自己的主张。马尔罗的文化 政策符合福利国家的逻辑,即 “使大众平等的进入、参与并融入到文化福利的环境中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文化部实施了两项政策:

一、使全体公民进入文化事业:

二、加强对艺 术家的社会福利保护。这一思想被称为“文化民主化”,而文化民主化进程在马尔罗看来 只有国家通过领导、促进和规范才能实现。这完全体现了戴高乐共和国式的现代化逻辑。1968年,马尔罗的办公室主任安东尼·伯纳德在一份内参中记述道: “无论是在保障创作 的自由方面,还是在捍卫我们新的文化政策的基石——(民众)选择(作品)的自由方面,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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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仍然是最好的人选。„„新的文化政策不可能诞生于思想还十分混乱的民众中。这就 是为什么要保持国家的决定性控制。”(Poirrier:110)

如果说利用文化张显法国作为大国的荣耀是法国文化政策的指导方针,那么国家干预 则是这项方针最有力、最直接的手段保障。马尔罗之后的历届政府——无论是左派还是右 派——,尽管在上台伊始出于政治目的都会宣称对以往文化政策进行“重新思考”或“重 新定位”,但最终都归结为确认文化行动为大众服务的法国模式的合法性,强化国家对文 化事业的干预和主导地位。

在荣誉逻辑的思想指导下,法国针对客观上存在的美国文化大量涌入,特别是美国坚 持把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纳入自由贸易范围的要求,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应对措施。1993年 秋,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进入到最后阶段时,在大多数公众舆论和政党广泛认同 的基础上,展开了关于“文化特殊性”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法国各个政治派别在文化特殊 性问题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这个概念得到了民众广泛的认同。当时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 显示[5],80%的法国人肯定国家对文化事业的干预和资助,只有13%的人认为“文化与其他 的行业没有区别,无需国家的介入”。人们普遍认为,文化财富和文化服务,不能按一般 的商品那样对待。法国又成功地说服欧盟的其他国家接受“文化例外”原则,统一立场,成功地阻止了美国的企图。1999年,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法国又打出“文化多样性” 的大旗,联合欧盟其他成员国,继续抵制美国关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要求。

这两个概念和围绕这两个概念的一系列行动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法国实行文化保护

主义的体现。然而,当我们把这些意识形态和具体政策的举措放在法国文化政策一贯的指 导思想下来考察时,就会发现它们远非简单的经济博弈中的权宜之计,而是对荣誉逻辑带 有时代特征的诠释。首先,能够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发出强有力的 不同,甚至反对声音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在法国人看来,以理性真理的名义“大 声疾呼”出自己的主张正是荣誉的集中体现:自己越是少数派,这种“真理斗士”的荣誉 感就越强。如果说在六十年代退出北约,与美国的欧洲政策决裂是法国在政治上寻求国家 荣誉的话,那么敢于公开抵制美国的文化政策则可视为法国通过捍卫自己文化政策的自主 性来显示其作为文化大国的荣誉。其次,“文化例外”和“文化多样性”两个带有浓重意 识形态色彩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其进行的诠释为法国再次赢得了“思想独立、善于创新”的 美誉。最后,法国的文化政策获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6],使得法国借助 文化加强其国际地位的目的在事实上得以实现。

4.结语

文化产品不是普通商品,它既有普通商品的属性,但更多的体现了精神层面和价值观

层面的内涵。因此,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也就不同于其主要出于经济实力对比和利益博弈 考虑的贸易政策,它更多地反映了该国民族文化的特征。只有把一国的文化政策放在其民 族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才能理解文化政策的深刻意义,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

【注释】 [1] 1982年5月10日政府令。

[2]对法国文化政策的全面了解可参考 Philippe Poirrier, Bibliographie de l’histoire des politiques culturelles : France, XIXe-XXe siècles,Paris :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1999.[3]路易十四本人非常喜爱话剧,常常亲自登台演出,自娱自乐。[4]马尔罗全名为安德烈·马尔罗。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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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该调查由SOFRES受La Croix 报委托实施。

[6]2005年,在法国的努力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正式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

形式多样性公约》。投反对票只有美国和以色列两国。

【参考文献】

[1]肖云上.法国为什么要实行文化保护主义[J].法国研究, 2000(1): 93.[2]Philippe Poirrier.L’état et la culture en France au XXe siècle[M].Paris : Le Livre de Poche, 2e édition augmentée, 2006 : 15-16.[3]肖云上.法国的文化政策[J].国际观察, 1999(6): 50.[4]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M].王晓东,译.北京 : 商务印书馆,2007 : 1.[5]弗朗索瓦·布吕士.太阳王和他的时代[M].麻艳萍,译.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 : 82.[6]Jean Longnon.Mémoires de Louis XIV.Le métier de roi[M].Le grand livre du mois, 2001:94.[7]吕一民.法国通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M].2002 : 77.[8]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1 : 28-30.[9]Philippe Beaussant.Louis XIV artiste[M].Payot, 1999 :142.[10]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 :76.[11]Philippe d’Iribarne.L’étrangeté fran.aise[M].Paris:Seuil,1996 : 86.[12]Philippe Poirrier.Histoire des politiques culturell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M].Dijon : Bibliest-Université de Bourgogne(2e), 1998 : 110.[13]李河.发达国家当代文化政策一瞥[M].2004年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5 : 260.[14]何向.浅谈法国民族主义与其文化政策[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3):56-58.[15]Vincent Dubois.La politique culturelle : genèse d’une catégorie d’intervention publique [M].Paris : Belin, 1999.[16]Maryvonne de Saint-Pulgent.Le Gouvernement de la culture[M].Gallimard, 1999.[17]Philippe Poirrier.Bibliographie de l’histoire des politiques culturelles : France, XIXe-XXe siècles[M].Paris :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1999.作者单位:东华大学外语学院(责任编辑:张亘)

第二篇:文化研究视角下的大学文化

文化研究视角下的大学文化

 分类:大学学报作者:李 莉 彭世文字数:2867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摘要]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运用近年来中、西文化研究的有关范式,从文化堕距、文化分层、文化选择、文化形态、文化自觉等方面对大学文化进行剖析,指出大学文化是高层次文化,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书卷气息与大众习俗的统一,是个性与共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大学文化带有继承性、创新性、综合性、科学性和先导性等特点。走学文化的灵魂是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的主要表征是学生的文化素质、教师的文化修养和学校的文化品位。

[关键词]大学文化;文化研究;文化选择;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5-0123-0

4文化研究无疑是当今人文社科领域中一门显学,是当代知识生活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领域,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突出的现实参与意识、尖锐的社会批判精神,使其在学术界日益成为一种被人广泛运用的有效分析手段乃至时髦话语。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的成果及理论范式的不断引介,国内一些理论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见解,国内教育理论界也兴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热潮,特别是用文化研究的有关范式研究大学文化更是一个热点。

文化是一个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也是大学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以文化人的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大学传统、大学精神,实际上是大学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所谓校训,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文化传统、文化精神的理性抽象和认同;所谓校风,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传统、精神、校训的文化自觉和习惯。不同的传统、精神,不同的校训、校风,是大学展示的“文化名片”,大学绵延的“文化基因”,使它构成了学生思想和行为的不同“文化模式”。

(一)关于文化和文化研究

“文化”的概念历来模糊而不确定,千差万别。克鲁伯(A·L·Krober)与克拉孔(Clyde Kluckhohn)曾检讨了一百六十多个关于“文化”的界说,认为文化是一种成套的行为系统,其核心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这种看法“同时注意到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因此在社会科学家之间获得广泛的流行”。与“文化”的多义性一致,“文化研究”不能顾名思义地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安德鲁·爱德加、彼德·塞德威克认为文化研究有两种定义,一是泛指对文化的多个方面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它等同于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和文学批判等学科的学者对文化进行多种理解和分析;二是特指一个独特的学术领域。

“文化研究”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文化研究”是对于“文化”的研究,是运用各种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种志等各种分析手段对某种文化现象的理解与解释,这是一种较

为传统、宽泛或广义的理解,人们从文化的视野研究文学以及其它社会问题,文化研究提供阐释的参照背景。其二,“文化研究”是通过文学或其它社会问题来研究文化,前者充当了后者的注脚,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构以及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致力于考量它们与文化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化研究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种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因而我们可以把“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分析的立场、策略甚至技术手段,它表明一种参与的、批判的、实践的态度,为我们研究提供一种独特的分析框架与运思理路,简言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指导。

在当前大学文化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大学文化视为某种具有超越独立品性与普遍永恒价值的事物,而没有把这种文化放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来加以剖析。如果把大学文化视为一种具有特定时空规定的社会结构的话,“大学文化研究”首先是关于“大学文化”这一局域性的、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作为研究对象的大学文化研究”;其次,它可以是关于“大学文化”的文化研究,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作为研究策略的大学文化研究”。因为研究立场与视角的选择,意味着迥异的研究对象、运思理路乃至研究进路。大学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以大学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而更应是一种以大学文化为契入点、对我们所处时代与社会作出深刻理解与剖析的研究。大学文化不再是大学围墙内的单一文本,而成为社会系统中一个重要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一方面,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微缩景观;另一方面,大学由于其自身对于某些价值理念的坚守与传承,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传承优秀文化、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

(二)文化堕距理论:大学文化应引导社会先进文化

文化堕距,又称“文化滞后”或“文化落后”,指在社会变迁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认为,社会变迁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文化变迁过程中,构成文化各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是不一致的。当文化各部分之间出现了较大差距或错位时,就形成了“文化堕距”。当一个社会的文化变迁时,总是制度首先变迁或变迁较快,其次是风俗、文化的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的变迁。文化变化速度的差距引起了文化失调,进而造成了社会问题。现代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于道德观念不能与技术发展相适应而引起的。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急剧变迁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关系紊乱和社会行为无序,必将产生文化堕距,也势必影响到大学文化中。以迪尔凯姆和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有着自身结构的有机整体,社会各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一旦社会结构中的任何部分出现了功能失调,都将使大学的文化环境受到破坏,影响到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

从这一理论出发,“文化堕距”对大学文化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大学文化应是属于变迁较快的一方,也就是说,应引领社会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创新文化;另一方面,由于与社会其它部分出现的“文化差距”,必然使得体现文化重要载体——师生员工的文化素质受到挑战,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影响大学生的成长。目前大学生中出现的一些关于道德滑坡、价值移位、信仰迷茫等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大学不仅有弘扬、传播先进文化的责任,更担负着创造新思想、新文化并以之来辐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大学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保持与社会生活的适当距离,对社会需求作出理性审视,并为社会文化进行价值定向。它不断的制造“文化堕距”,同时也在不断的修复“文化堕距”,使其达到动态的平衡。

(三)文化分层理论:大学文化是“大文化”与“文

化多元”的统一

西方关于文化的主流研究基本认为:首先,文化是由某一群体共享的因素构成的;其次,文化是组织成员行为的解释框架;第三,文化既是所有成员共享的,但是不同群体的文化具有典型性。当代著名文化研究专家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曾把文化界定为“是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区别于其它群体成员的集体性的精神规划”。这些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多数时候认为文化是潜意识的,它体现的是一个特定组织的共同价值观。

从种种关于文化的表述中,我们还发现研究者倾向于文化是分层的。如文化分层的“冰山模型”(Iceberg Mode)把文化分为外显、内显两层:一层是可以看得见的“典型”层次,包括行为规范和技术制品;另一层是看不见的共同“核心”层次,主要指价值观等。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洋葱模型”则把某一民族的文化比喻成为一个洋葱:最外表的一层称象征物(symbols),如服装、语言、建筑等等。第二层是英雄人物性格(Heroes),在一种文化里,人们所崇拜英雄的性格也就多少代表了该文化里大多数人的性格,因此了解英雄的性格,很大程度上也就了解了英雄所在的文化的民族性格。第三层是礼仪(Ritu-als),礼仪是每种文化对人和自然独特的表示方式。最里面一层是价值观(Values),这是文化中最深邃最难理解的部分,也是文化的基石,我们每天都在其中,可又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思宾塞-澳蒂提出的分层在“洋葱模型”中显得更符合逻辑。她把基本假定和价值观放在了同一个层次,作为民族文化的内部核心层,包括信仰、态度和习俗;它影响着外面的“体制和制度”层;再接着外面的一层是“仪式和行为”、“人工制品和产品”。前者代表人的行为模式,后者代表非行为模式。该模型与“冰山模型”相比,更易被学界接受:第一,文化分层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第二,对价值观进行了细化和分解,因而把价值观表述得更加精确。对于大学文化研究来说,“洋葱”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对文化不同维度内容的分析,针对某一文化群体搜集资料,并对该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所谓静态描述。其次,可以根据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界线分明或者单向影响的就内部因素之间如何互动来考察某个特定大学文化形成的过程,并且进行一定的动态分析。按照这种理论,一个没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大学,可以尝试利用制作标志等“人工制品”来塑造大学成员的态度和规范,可以通过启动礼仪和仪式系统来影响制度文化的改变等。一个具有一定文化传统的大学则可以通过启动外围层次——“人工制品”、“礼仪”与“行为”或“体制”与“制度”——影响或引导新的价值观的形成与塑造。借助文化分层理论,我们更好地理解“大学文化”与其元文化(例如社会文化,先进文化等)或者与亚文化(例如院系文化、不同类别不同层次大学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与非文化因素(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的理论。文化分层理论认为,“文化”是由多种“小文化现象”构成的集合体,考察一种文化不能忽视大、小文化之间的联系。法国人类学家莱韦·斯特劳斯认为,如果缺乏“大文化”(culture)的参照背景,就无法理解各种“小文化”(cultures),不同的“小文化”以“大文化”作为参照对自己的特定模式给予阐释。文化不是多种文化属性的总和与累加,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诸多因素共同构建的集合体。在大学文化研究中,我们要树立一种“大文化”概念,以便更好地解释一些文化现象,包括大学办学理念、价值取向、决策方式、管理风格、成员交往方式、校风、校训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原因、功能和作用。

文化分层理论认为,文化是被组织成员共享的,但是它强调了文化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解释功能,也指出文化处于人性与人格之间,是不能被遗传和继承的,尽管组织成员享有共同的文化,而表达自己的文化都要经受个体人格的调控。因此,在大学文化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对于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理解。

(四)文化形态学理论:大学文化的“挑战与应战”

文化形态的理论源于摩尔根、黑格尔、斯宾格勒以及汤因比等创建与发展的文化形态学理论。这是一种关于研究人类社会总体以及不同区域文化形态差异的理论,其理论本质在于以文化哲学以及文化比较的话语揭示人类社会总体或不同区域人类的生存方式与发展规律。汤因比认为“挑战——迎战”是考察人类社会文化形态演变应遵循的基本法则。斯宾格勒认为文化形态学的方法就是“把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予以考察和比较的方法。文化形态学理论既可以揭示某个文化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从理论上反映创造其在文化形态的相应人类群体当下呈现的生存方式及其可能的优化、发展途径。解读大学文化的内涵,可知大学文化内部呈现的各种形式连同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约束促动的形态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中一个具体的、生动的、特殊的、微观层面上的文化形态,并从本质上反映大学的生存方式、竞争方式。在世界高等教育已经步入以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为基本语境的无边界时代,遵循“挑战——应战”的基本法则,采取文化形态学的方法研究大学文化,其本质就是要以深刻的根源性的方式重构大学的生存方式和竞争方式,增强大学的生存力和竞争力,实现以人文价值为主导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相统一的教育文化回归,最终实现大学的社会目的和人类自身发展的终极目的。

(五)文化选择理论:大学文化在文化批判中前行

文化选择是人们在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对文化发展多种可能性进行的选择,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调节和适应机制。通过文化选择,人类文化得以进化。大学作为文化传承、传播与创造的机构,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进行着文化选择。大学具有文化属性,它通过文化的继承、传播与创造,促进受教育者的社会化、个性化、文明化,从而成为健全的人,完善的人。按照潘懋元先生的观点,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文化功能,即文化传递、文化选择与文化创造。要实现大学的文化功能,必然要进行文化选择。蒋梦麟认为大学有三股势力:校长、教授和学生。这些人是大学的主体,也是大学文化选择的主体。大学的管理者(以大学校长为代表)对于大学文化的选择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在文化选择中主要体现在:建立和规范大学价值体系与确立大学理念;增强学校凝聚力,进而强化师生对大学所选择文化的认同;通过硬件和软件建设,增厚学校文化底蕴,丰富学校文化内涵;在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充当协调人;等等。大学教师(以教授为代表)是大学教育和科研活动的主体,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最终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教师。其在文化选择中的作用体现在:规定、维护大学文化选择价值标准,创建、培育学科文

化,承担、实施学校文化选择,引导学生文化;等等。学生作为大学教育活动中的另一个主体也对文化选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学校选择的文化进行再选择;不断将新的文化因素引进校园,甚至出现“文化反哺”现象,改变学校文化面貌;进而使大学对已选定的文化进行再选择,不断丰富大学文化的内涵;其所形成的青年亚文化对大学文化选择具有较大冲击,而青年亚文化所特有的反叛性对大学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可以产生正向作用,也可以产生破坏性的负作用。

大学文化选择首先表现在以文化批判为文化选择的推进机制,大学的文化选择总是紧随着文化批判而展开,同时具有较强的动态性与文化更新机制,并带有双向选择的特点。对于社会来说,大学文化选择一方面可以推进文化的进化,另一方面则规范社会价值体系,成为“社会良心”。对于大学的发展与大学教育自身而言,大学文化选择既可以对受教育者进行文化模塑,提高个体的文化选择力,也将促进大学文化创造,孕育发生大学文化精神。

(六)文化自觉理论:大学文化必须实现文化创新

“文化自觉”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所反复倡导的一个理念。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第二,要自觉到传统文化是在过去的条件下形成的,要使它有益于今天,就必须进行新的现代诠释,使其得到更新和发展;第三,要自觉到我们今天是作为全球的一员而存在,已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个体,因此还要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参与世界文化的重组,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是对自己文化的全面的自觉。

“文化自觉”观点对于研究大学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当今是一个创新的时代,由此也引发出一个文化转型时代的到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各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尤使大学人的“文化自觉”显得日益紧迫而重要。提出“文化自觉”不是要助长文化自大狂,而恰恰是反对文化浮躁,反对文化作秀。

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中心,大学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大学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化选择的自觉与文化的创新。在文化选择的基础上,通过继承借鉴与综合创新,传播、引导先进文化:以“大学人”的责任自觉担负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清理、批判、传播;把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思考社会文化的整体构建,利用不同学科团队共同担负起社会文化系统的预测、修复、综合、完善;认真做好外来文化的鉴别、选择工作。可见,大学的“文化自觉”根本在于文化创新,使大学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己的文化,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为社会改革和创新提供动力和支持。

第三篇:藏民族文化研究

藏民族文化研究意义及建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文化空前的交融和人员空前的流动都对传统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国际社会就更加迫切地意识到需要抓紧时机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数民族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工作迎来了非常好的时机。加上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必须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而**是藏民族文化的根据地,作为科技厅下属的一个部门,更作为一个以信息为工作的本所,我们应责无旁贷地去保护藏民族文化。

当然传统文化的抢救与保护,需要有关人员广泛、频繁地交流经验和总结规律,只有这样做才能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保存文化基因。这项工作并不是说在某一个技艺要失传的时候赶紧记录下相关资料或者找人学习,而是从文化的长久发展着眼,为人类的和谐相处储存文化基因。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本所可充分利用信息化时代所赋予的有利条件,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以数字化手段调查、采集、存贮、管理和应用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传统的基础性国情资料,建立并运行动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推进专题化科研信息内容建设,充分开掘本所特色型数据资源,利用信息技术对既有资料存量进行系统管理和整合,通过持续积累和分类整理,为科研提供较为完整详尽、可持续利用的藏民族口头传统研究信息库。我们也可以通过调查、采录与藏民族文化相关的声音、影像、拍摄图片(相信高所就有很多图片资料)和搜集的文档做电子数据化的归类梳理,建立一个网站,为藏民族文化的传播阵地,打造藏民族文化资料数据库建设平台,努力建设藏民族口头传统音影图文数据库项目,以创新工程项目为契机,充分推进藏民族文化的基础性建设,推动藏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发挥出本所在创新工程建设中的应有作用。

第四篇:法国文化保护

7.报载,法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批著名影星冲进巴黎圣日尔曼大街的几家电影院,抢出《侏罗纪公园》的拷贝在街头焚烧;电影工作者还在埃菲尔铁塔下示威抗议好莱坞的“入侵”。法国某官员因为在一次国际会议中用英语发言,遭到全法国人的诟病(氛围),要求其向全国人民道歉并辞职。许多人都还记得法国小说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普鲁士占领法国,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迫使法国国民放弃法语学德语。都德将一堂普通的法语课上升为向祖国的告别仪式,失去母语如同失去了祖国(爱国主义的氛围)。这个悲哀的情节已深刻地烙印在每一个看过这篇小说的读者心里,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

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化大国,法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非常旺盛。法国文化部主管文化产业发展,是法国政府中支出最多的部门之一,这在西方国家中是不多见的。

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法国政府“文化例外”的主张。在法国人看来,文化产品有其特殊性,不能与其他商品等同起来,任其自由流通。因此,他们联合欧共体其他国家一道,拒绝华盛顿让欧洲取消对美国影视产品“配额限制”的无理要求,在贸易谈判中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

1994年,法国政府在座谈会两院通过法令,严格限制法语中使用外来语尤其是英语,法国政府还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要译成法文。

1996年起生效的一项法律要求全法国1300多家电台在每天早6时30分至晚10时30分之间的音乐节目必须播送40%的法语歌曲;各电视台每年播放法语电影不得少于40%,违者处以罚款,并以之资助民族文化。

为了增强本土文化的竞争力,扶持本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法国(文化交流)提倡在自由竞争的同时,积极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广泛收藏和展现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作品,面对近年来英语文化的逼人态势,法国颁布了支持电影业发展计划,在力求维持法语地位的同时,也向英语文化的优势项目如好莱坞电影发起了冲击。

从1992年起,法国外交部、文化部、法国艺术活动协会在法国的外国文化中心集中举办介绍外国文化艺术的活动,展示文化的多样化,加强这些国家与法国的文化交流。除了驻各国使馆的文化处外,法国目前已在近百个国家建有一百多个文化中心,每年选择一两个国家作为重点,推介本国文化。

法国的企业和各类专业协会也是宣传法国文化、向世界推介法国文化的重要力量。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均可参与赞助,而作为补偿,企业可获得政府减免税收或者享有冠名权等各种不同的回报。

三、根据“给定资料7”,指出法国在保护本国文化方面有哪些做法值得借鉴。(10分)

要求:条理清楚,全面准确。不超过300字。

第五篇:法国文化论文

评分______ 日期______

湘潭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自修课

专题读书论文(体会)

(封

面)

称__________________ 专题读书论文(体会)__________________ 指

师__________________

名____________ 学

号____________ 班级名称____________ 学院名称____________ 交阅时间____________

湘潭大学教务处制 法国女性文学的创作历史悠久,但是,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女性文学与19世纪的工业化和20世纪的女权运动联系在一起,忽略了它的渊远流长。

在此前的漫长世纪里,在绝对男权的社会中,女性的文学创作活动,就其本质而言,仅仅是作为男性中心文学传统的附属而存在。女性作家的创作相对于“正统”的文化圈来说,只被视为一种点缀。因此,在法国文学发展的真实历史上有相当多的“没有名气”或者根本不被认可的女作家,她们的作品都被尘封在逝去的岁月里,造成了今天文学史讲坛上的缺失。尽管如此,当我们翻开法国有关的文学史料仔细研读,我们还是会惊讶地发现,法国文学史上俨然存在着数量可观的一群女性作家,其脉络绵绵不绝,其影响不可忽视。

法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自有文学存在的初始阶段。自公元10世纪用拉丁文写作的被称为“现代戏剧之母”的女剧作家罗丝维达开始,随后有贝阿特丽丝•德•迪和玛丽•德•佛朗斯等人,但直到中世纪末,女性作家数量并不多,其创作体裁也比较单一,主要以诗歌为主。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受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涌现了一大批女作家,甚至出现了职业女作家,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进步。女性文学作品的体裁也由单一的诗歌,发展到有散文、戏剧、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以及批评论著等。这些作品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的女性作家的创作,成为后世女作家们相继效仿的典范。

一、先驱者和开拓者:克里斯蒂娜•德•比桑(Christine de Pisan,1363—1431)

早在18世纪,比桑就被文学批评界看作是第一位自由女性主义作家和近代早期的第一位女权主义者。当代学者萨拉罕•洛桑称赞她为“法国早期杰出的文学女性,欧洲第一个职业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比桑于1363年出生在威尼斯。她的父亲在波洛尼亚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曾在意大利波隆任星象学教授,还做过威尼斯共和国的市政顾问。后来成为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御医。比桑自幼聪敏过人,并受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熏陶。比桑5岁时随父亲回到法国,出入查理五世的宫廷。生活在文艺复兴的宽松文化环境中,受到良好的教育,通晓意大利语和法语。她15岁时与查理五世的秘书,一位出色的小伙子结了婚,但幸福的生活并没有伴随她太久:先是国王查理逝世,接着父亲和丈夫也先后去世。年仅25岁的比桑转眼间成为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但她没有因此陷入孤独,一蹶不振。为了守护她对己故丈夫的那份爱,为了不依附于男人,为了养活三个孩子,她毅然拿起笔来,走上了以文为生的道路。经过不懈的努力,她获得了成功,成为法国文学史上第一位靠写作为生的职业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比桑一生创作极丰,其中有大量的优美流畅的散文和诗歌:抒情诗,十三行诗,四行诗等。她的诗格律严谨,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她最初阶段的诗歌多悲叹失去亲人后的孤独,描述自己的情感世界,因此多具感伤色彩。

然而,比桑最大的成就不止显示在她的这些悲情伤感的诗歌中,这类诗歌只占她全部作品的一小部分。因为,为了生存,她不能无休止地沉湎于悲伤之中。要满足出版界的要求,得到稿费,她必须把自己内心的痛苦深深掩埋起来。所以,她后来创作的诗歌的风格更加丰富多彩,时而庄重,时而哀婉,时而狡黠,时而讥讽,甚至还有的贴近儿歌或者民歌风格。

另外,她也喜欢写田园风格的诗,她的田园诗如《牧场歌》⑦等清新靓丽,极具魅力。

克里斯蒂娜•德•比桑还是法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更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者,是时代的见证人。作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她撰写了大量诗歌和散文,力图通过文学来抗议男人们假借宗教的名义使女人处于从属地位,抗议男人对女人的歧视,对中世纪普遍存在的歧视女性的观念发出了猛烈的攻击,为妇女的生存条件的改善奔走呼号,初步显露了女权主义的端倪。

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女性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呢?她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婚姻。女人很早,在十一、二岁上就结婚了,有时甚至还在娘胎里就已经被父亲许配给了人。结婚对于女人意味着全部,但就是没有爱情可言。女人一旦结了婚就要依附于她们的丈夫,不受任何法律保护,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她们的作用就是在家里侍奉丈夫和孩子,做佣人,社会地位低下。

不难看出,生存在那样一个绝对男权时代的克里斯蒂娜•德•比桑要为争取妇女的权益,改善她们的生存条件而奔走呐喊需要何等的勇气!为此她创作了大量的不朽之作,如:《献给爱神的书简》、《女士之城》、《玫瑰传奇书简》和《女性的三个美德》等。她号召女人要自强,不要再作丈夫的奴隶,女人要自主,要与男人平等相处,她为女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为建立一个更公正、更人性化的社会而呐喊。

她在作品中论证了女人和男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在婚姻问题上,她指出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愿意做男人的玩物。男人女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有着相同的智慧和天赋,应该具有平等的权利。这些观念在当时无疑是革命性的,是离经叛道的。她呼吁女子应有受教育的权利。例如在驳斥那些反对让妇女受教育的观点时,她说:“我为那些男人们的观点而震惊,他们说他们一点也不愿意让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妻子和女亲戚们去学习科学,他们还说那样会导致世风日下。”

由此,你们不难发现,男人们的观念并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他们是错误的。他们不应该推论出学习道德知识、讲授美德会败坏风俗,恰恰相反,这只能会让道德风尚更好。他们怎么会认为学习知识会影响道德风俗呢?这种观点是无论如何都站不住脚的。○12后来几个世纪的女作家继承和发展了比桑的思想,她们为表现女人自己的生活和情感而笔耕不辍。她们通过自己的创作,不断为争取女性的自由和平等而呐喊,从而才有了今天女性文学发展的局面。应该说,在法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比桑这位先驱实在是功不可没。

二、女性自传体言情小说创作第一人:艾丽兹娜•德•凯纳(Hélisiennede Crenne, 1505-1555?)

艾丽兹娜•德•凯纳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女性言情小说创史人。也是第一位创作以“我” 为叙述者的自传体小说的女作家,同时她还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私人日记式小说的创作者。她的作品对后世法国女性作家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只可惜在那个时代女性还处于被压迫的阶层,女性根本没有话语权,女性创作的出版受到限制,因此留传下来的作品不多。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三部作品:《爱的痛苦的焦虑》,《通俗与责骂》和《艾丽兹娜女士的沉思》。其中《爱的痛苦的焦虑》可以称为她的代表作。她捍卫爱情的纯洁和忠贞,她在作品中警示女人,让她们明白“出轨”的情感会导致恶果。

其次,在文艺复兴时期,小说还只是刚刚出现的一种文学形式,凯纳却已经运用了如此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对人物的情感表现得那么细腻、准确、深刻,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在她的作品中,常常是用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来支配文本的演进,使得当今的批评家们时而给其贴上心理小说的标签。

此外,她的小说中那种近似私人日记般的叙述,语气平和,而所表现的人物内心情感却又波涛汹涌,二者之间反差强烈,这种由小见大、寓动于静的叙事风格令人印象深刻。

最后,小说以女性视角写实,其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初露端倪。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对情人盖内里克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上。作者一反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骑士文学中以男性至上主义为主导的表现传统,写实地塑造了一个虚有其表,内心却粗鄙不堪的男子形象。在当时男权统治的时代氛围里,她的小说创作更贴近现实生活,更贴近女性的心理感受,具有强烈的写实主义风格,也为后世女作家用第一人称写情感,写生活开了先河。

三、男女婚姻平等的倡导者:玛格丽特•德•纳瓦尔(Margueritede Navarre, 1492-1549)

玛格丽特•德•纳瓦尔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她是法国国王佛朗索瓦一世的姐姐,国王亨利四世的妻子,纳瓦尔王后。她虽出身至高无上,但内心却多历坎坷。失去亲人的痛苦,三次并未得到过真爱的婚姻,与天主教会的明争暗斗,以及她对革新派的支持等足以让她的内心波澜起伏,不能平静。纳瓦尔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主要表现诗人孤独寂寥的心情,同时还有赞美上帝的伟大。她把爱神圣化了,她认为只有爱,才能将动物的人转化成真正的有理性的人,再升华为不朽。人为了能达到不朽,就会放弃肉体的欢愉,朝着纯洁、美好努力,全身心地投向上帝的怀抱。她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柏拉图新思想的影响。

综观纳瓦尔一生的创作,还是她的短篇小说最有成就,对后世女性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最大。

受薄伽丘《十日谈》的影响,纳瓦尔将她自身的感受和宫廷的爱情故事写成了《七日谈》,文本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说它粗俗,有人说它伟大,褒贬不一,争论不休,但却足以说明这本书的分量之重。《七日谈》集中地表达了纳瓦尔的人文主义思想,既信奉上帝,又怀疑上帝的正义与万能。她抨击罗马天主教,捍卫一种更为深刻的信仰,那就是:建立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的良知。众所周知,这一思想在当时是很前卫的、很冒风险的。

另外,她在作品中还探讨了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她认为女人的权利与生俱来,女人的荣誉是社会所必须的,女人的人格应该受到尊重。她呼吁,女人应该有爱的权利,主张男女在人格和婚姻上的平等。她在黑暗中为女权而呐喊,把人文主义贯彻到了受封建神权压迫最深的妇女身上,无论就思想还是文学而言这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

比桑、凯纳和纳瓦尔是法兰西文艺复兴时期女性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从凯纳敢于一反骑士文学的传统,到比桑代表女性发出的自信的呼声:“女人或者男人,谁有最伟大的美德,谁就更高贵。一个人或者伟大,或者渺小,不在于性别,而在于其行为和美德是否完善。”我们看到,这三位女作家的确代表了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

与同时代的男性作家相比,虽然她们多属贵族阶层,但是她们所遭受的封建压迫和歧视、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女性视角,都使她们的作品对人性和社会现实表现出了更深切的感悟和关注,因而更具感染力,也更具人文主义色彩。如果说,男性作家代表了文艺复兴文化思潮中倾向于精英文化的部分,那么,像比桑、纳瓦尔和凯纳这样一批女性作家,就可以被看作是文艺复兴文化思潮中更倾向于大众文化的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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