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狼图腾》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之我见
《狼图腾》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之我见
《狼图腾》是作家姜戎草原生活经验和对中国文化思考的结晶。其中有对狼的狡黠和智慧、狼的军事才能的细致描绘，也有对狼训导蒙古铁骑和保护草原生态贡献的讴歌，更有对狼的宁可战而死，不愿病而亡的顽强不屈精神的颂扬，并由此而展开了对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优劣之比较与思考，对许多问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创见，因此被为一部“旷世奇书”。落后就要挨打，似乎是中华民族百年来遭受异族侵略、欺凌、蹂躏的惨痛经验的一个总结，所以，中华民族的哲人志士一直在探究自身落后之原因，一直在寻找一条自强与复兴之路。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从公车上书到辛亥革命，从赶英超美到改革开放，无一不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殚精竭虑的思考，在这一条道路上艰苦卓绝的努力。在思想的领域，我们思考达到的最深层次是所谓的国民性，或者说文化。
对于习惯于春种秋收、夏敛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明生活的传统中国人来说，草原生活的确是一个充满蛮荒和野性的新奇世界；即使是对于当代中国人也会构成极大的冲击和诱惑。实际上，夷夏之间的分别就是以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为界线的。游牧文明被视为夷，农耕文明被当作夏。千百年来，是夷变于夏而不是夏变于夷，即使四夷在军事上政治上征服了夏，但华夏还是保持了文化上的自尊与自傲，并最终实现了对征服者文化上的反征服，即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是中国为华夏也。”而作者则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是四夷游牧文明对华夏农耕文明一次又一次的输血才赋予了后者以生机与活力，并使之延续存留到今天，否则，后者早就烟消云散，成为历史陈迹了。由于一味地扩张农耕文明，向草原要田、要粮，致使草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草原变成了荒漠，动物的乐园变成了动物的坟场；农耕文明的肆意妄为最终又在吞噬着自身，风沙越来越大，风沙线越来越向南，直逼北京城。作者所描绘的这些景象触目惊心，对我们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也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身，去掉长期存在的傲慢与偏见。
中国病的病根在于农耕文明和农耕性格；中国人的出路在于输入狼血，适当释放狼性，走“文明狼”的道路，也就是说，要吸取强悍进取的游牧精神，加大竞争的残酷性，适度释放邪恶意志与欲望，才能使中国疆域扩大，国富民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这也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作者认为草原狼灭绝和草原生态糟破坏是由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造成的。农耕区来的人急功近利，视狼为凶狠邪恶破坏生产的动物，欲处之而后快，而以毕力格老人为代表的传统蒙古人敬狼拜狼，视狼为上天的使者，是草原的保护神，与狼始终处于一种紧张而又和谐关系之中，但最终草原狼在农耕区来的负责人的指挥下被铲除殆尽，失去生存的最后空间，随之而来的是草原生态破坏和牧场的沙化。
我认为“黑车白帐，逐水草放牧”的游牧经济生产条件下，没有人工种植牧草，只靠天然牧场自由放牧，作为第二生产资料的牲畜，对第一生产资料的天然水草，具有其自然的掠夺性。牲畜一进入草场首先就吃好的，好的不足才吃次的，次的不足就要转移牧场，游牧民必须随其畜群，按季节而游牧，逐水草而迁徙。蒙古民族的众多部落，夏则居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场，冬则居气温暖和的山麓向阳处，无论远距离还是近距离，草场都能得到轮休，而且，游牧经济投入的是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少量的劳动力，因而经济效益高。牲畜采食牧草的种子和枝叶，缺草时几乎吃掉牧草全株，相比之下，农业只利用粮食作物的果实，利用率只有25%，效益低下。
此外，草原畜牧业的丰歉，不是简单地看参加生产的劳动力的多少，主要依赖宽广而丰美的草原和是否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游牧生产是一种短链生产，天然草场的质量及其变化是决定因素，一年四季的变化，决定了畜群都要经历的“春死、夏活、秋肥、冬乏”的轮回，但这种游牧生产，净生产量大，发展快，只要草原上有足够的生物量，就会出现肥壮的马、牛、羊、驼。而农业劳动生产就大不相同，一个劳动力使用简单工具种几亩地是固定的，要扩大规模就需要改进工具或增加劳动力，说明两种生产方式在规模经济弹性上有很大差异。
当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从事种植业的民族，一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精耕细作生产技术，使我国种植业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小农经济导致人口过度膨胀、文化闭塞；而游牧民族从草原生态环境的实际出发，依靠天然草原，自然繁殖，总结出一整套完善的畜牧业技术，一直沿用至今，其弊端则是生产方式结构简单，对自然的依赖性强，草原生态环境抗干扰能力差。
自古以来，华夏各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了较为发达的农耕文化，他们根据不同的地域生产特点，总结出一系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随季节的更替，农民进行着有规律的春播、夏锄、秋收、冬储的生产活动，长期的农业生活和物产丰盈的文化氛围，使汉民族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传统观念，比如对草的看法和行为与游牧民族就截然不同。由于野草对农作物生长具有破坏和抑制作用，农耕民族为了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提高产量，决不允许其他杂草存活其中，久而久之，在人们头脑中形成排斥草、贬低草、视草为敌的观念，随之自然表现在语言词汇和行为方式之中，以汉字汉语为例，凡草字打头的词绝大部分带有贬义，诸如“草莽”、“草包”、“草率”、“草稿”、“草芥”、“草寇”、“草昧”等，对草的鄙视还波及到畜牧业上，一些含有愚蠢、讽刺之意的词汇常常与牲畜联系在一起，比如“吹牛”、“拍马”、“牛头马面”、“牛脾气”、“马虎”、“马前卒”等。由此可以见得，农耕民族传统文化中涵有轻视、蔑视畜牧业的价值观念。
各民族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和情感趋向，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人们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这种稳定性去抗拒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以保护、巩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主体地位，构成自己的民族个性。在历史的舞台上正是通过其独特的“个性”来展示其多姿多彩的文化特征的。
游牧民族根植于相对隔绝的内陆草原，一代又一代地承载着本民族的文化因子，使游牧文化这个团体不断壮大起来。具体地说，它来源于草原文化这个大环境，诸如草场、牧群、冬夏营地、穹庐毡帐、衣裘饮酪及隆重的那达慕、敖包会、祭典、婚礼和佛事活动等等，铸造了蒙古民族粗犷、开阔、宁静的个性，猛兽、风沙的侵害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练就了他们的强悍、勇敢、豪放的作风，特别是围绕这一地域的尚武习性，形成了备受北方游牧民族喜爱的赛马、摔跤、射箭等竞技活动，这是草原牧民勇敢、坚毅、好胜性格的真实写照。
的确，特别的性格来自特别的环境，正如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写道：“来自大自然的民族是纯朴的、粗犷的。清新的空气，明丽的阳光，晶莹的露水，给了他们单纯的心灵；苍茫的原野，狂暴的风雪，严峻的天空，给了他们粗犷的性格。”大自然赐予游牧民族草原般的胸怀，他们饱经生活的艰辛和乐趣，对外来文化从不排斥，任何时候能够与自身的传统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能够恰到好处地融合、吸收异族文明，使游牧文化具有开放性、时代性的特征。
自古生活在中原的汉民族，优越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生活条件，较为发达的文化事业，使人产生依恋故土、不慕异地的观念，世世代代面朝黄土的人们，自然对土地的恩泽加倍地感谢。正是由于坚持不懈地在土地上耕耘劳作，使他们具备了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进取精神，忠贞、礼让、仁爱的交往态度，严谨细腻的思维方式。这些特点，导致了传统文化的稳固性、封闭性和排他性。所以，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民族往往具有行为模式的从众，思维模式上的狭隘和单一，缺少个性和特点，不易于融合外来文化，这也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局限性在民族文化心态上的表露。
第二篇：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区别与相似
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
任何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同具体的生态环境和历史变迁直接相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历史演变的特殊性，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特征，经过漫长的演化和冲撞，积淀成为今天的文化系统，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就是这样逐步形成、传承和发展的。它们有其自身内在特质和规律，通过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表现出来，显示着地域文化的博大和雄浑。本文以蒙古族和汉族为例，具体比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异性。
特定的生态环境决定着特定的文化系统
(一)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着文化系统
蒙古高原地处内陆半干旱的自然环境，疏松沙层广泛分布，使这里形成了干旱荒漠的景观，加之雨量奇缺，气候温差大，只能适宜多年生、旱生低温的草木植物生长，千百年来，生聚在这一地域的人们，因地理条件所限，不宜从事农耕，只能依赖游牧、狩猎等生产方式生存繁衍，并且逐步形成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素质，融合为一个人们共同体——游牧民族。这里的居民以游牧生活为主，而游牧生活是一种粗犷而富于冒险的生活，恶劣的自然条件培养了他们极强的与自然搏斗的能力。他们衣皮被旃裘，食肉饮乳，居毡帐，乘坐骑,衣、食、住、行、用与牲畜须臾不可分离。正像农民依恋土地一样，牧民则离不开牲畜、草原。辽阔的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养育过匈奴、乌桓、鲜卑、突厥诸族，同样，它为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隔绝的历史地理环境。独特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草原文化系统，作为草原骄子的蒙古民族深受环境的陶冶和启迪，在承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系统的基础上，经过本民族长期的开拓和实践，创造出灿烂的富有草原色彩的语言、饮食、服饰、建筑、礼仪、祭祀、宗教等等游牧文明。
与这一地区相邻的是气候温和、地势平坦、雨量充沛的黄河流域。湿润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宜于农作物大面积种植。这里则生息着以农耕为生的农业民族，他们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培养了大量宜于种植的农作物，同时发展了养殖业、酿造业、手工业等等。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和气候的选择性很强，还有土壤的种类、水利资源、作物种类等，都会影响作物的种植和生产程序，农业民族正是依据这些因素，经过长期的摸索，形成了汉民族农业生产的耕作方式——以最初的“刀耕火种”、“轮作抛荒到精耕细作”，并且一代一代得到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异彩纷呈、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二）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方式
“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这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点。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的生活资料多，不仅有数量多的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更有兽皮”等各种畜产品。游牧民族出现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他们用来“交换的主要的物品是牲畜”，牲畜不仅是商品，“而且还获得了货币的职能”［2］。鉴于游牧经济结构所限，发展不平衡，出于生计和本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经济往来，促使他们和其他民族进行物质交换。而雄据中原的汉族，无论在人口数量方面，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方面，都要比游牧社会发达，农耕文化所产生的高度物质文明，对游牧民族自然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于是代表游牧民族的畜产品——马、牛、羊、驼等与代表农业民族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粮食、布匹、茶叶等第一次实现了以物易物或通过“茶马互市”，或依靠“草原丝绸之路”实现之，因此说，游牧经济天然地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当然，它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显然农业经济则不具备这样的特征，它是以封建庄园或一家一户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是这种经济的写照。可见，自然经济不是为了交换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如氏族、封建庄园、家长制的农民家庭本身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形式。
第三篇：狼图腾草原魂
狼图腾草原魂
读《狼图腾》有感
狼图腾，草原魂，草原民族自由刚毅之魂„„
看着桌子上的这本大书，那封面上“狼图腾”三个大字和下面的一对绿狼眼把我的好奇心全勾了去，无法自拔。
这个假期我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来享受这个狼图腾盛宴。
我陪作者去放了羊，在那辽阔的草原上尽情遐想。在草原，他钻过狼洞，掏过狼崽，甚至打破蒙古草原几千年的惯例—破例养狼。他与狼战斗过，与狼缠绵过„„
他在额伦草原整整十一年，领教了狼的狡猾和智慧，领教了狼超强大的军事才能；领教了狼高傲不屈的性格，领教了狼的团队精神和家族责任感。
他爱狼更敬狼，在草原上，游牧人民的心中，狼就是战神，宗师，收租，更是千千万万人与牲畜千 年不朽的楷模。
伟大的成吉思汗之所以可以打遍欧洲，就是因为他学习狼的战斗，狼的耐性等等狼身上值得学习的优点，还有他的坐骑都是草原狼驯出来的好马。跑不快的马，笨马注定被狼咬死吃掉，而强悍的，勇猛的马被狼追杀越强悍越勇猛，成为草原一 流的铁骑，因而可以征服四方，这一切都是拜狼所赐，可能没有狼的话，恐怕中国疆土不会如此辽阔！
然而狼不仅驯出了宝马良驹，更培养出无敌，聪 明的游牧民族。
当今世界上一些强大的国家大多数都是游牧民族的后代，而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注定落后挨打，世界上那些强悍的民族和国家，不过区区几百年的历史就可以将几千年农化的强大民族打得落花流水，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血液里流着兽性的血，如果说他们是兽性十足的狼，那过去的我们就是畜性十足的羊，而羊注定被狼吃掉！当年小小的日军侵略中国，若不是苏如今，曾经是农耕民族的四大文明古国有三个早就覆灭，只有中 国越来越越强大，我想着肯定与蒙古大草原的游牧民族脱不了干系，因为这个农耕民族的国家附带着一个曾经在世界上呼风唤雨的游牧民族，之所以中华民族没有那样不堪一击，是因为在过去的岁月，强悍的游牧民族已经把这群羊驯的比世界上 任何一群羊都强大！可能被游牧民族欺打，早已习以为常，不信的话，就可以去看看万 里长城，那是历史留下最好的见证。游牧民族曾几次统治中华，自从唐宋之后，汉人曾统治中华几次？万里长城最终还是无济于事？历史上究竟是汉族征服了游牧民族，还是游牧民族征服了汉族？这不得不引起了人们的深思„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狼了，但除了这些，狼还有一个巨大的贡献。
在蒙古草原上，有许许多多生灵，而他们大多数以食草为生，狼则担任维持生态平衡的重任。
如果没有狼，牛羊马黄鼠汗癞就会猖獗。牛羊马每天需要大量的草，黄鼠汗癞不仅仅是吃草，还毁坏草场。如果不制止，过不了几年，草原就变成了沙漠，然后草原上食草的动物就成了狼的美食„所以说狼是草原上免费搞计划生育的。
这就是草原狼，草原之魂，是腾格里赐给草原的守护神。
如今我终于明白成吉思汗为什么能横扫亚欧，西方列强曾让中国成为半殖民地，这一切都是狼创造的千古传奇。
第四篇：狼图腾,草原魂
狼图腾，草原魂
——读《狼图腾小狼小狼》有感 一本好书能陪伴人一生，而正有一本书，她让我受益匪浅，这本书就是《狼图腾小狼小狼》。
这是一本不可思议、入眼即化的奇书，她让我们读一遍则终身受用，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如精灵一般的小狼、如天堂一般的额仑草原中的处女草原，它让我痴迷。
此书主要讲了一只狼窝里最健壮的小狼被两个北京知青“收养”，从一只原要称霸草原的草原小狼到一只入狗窝，喝狗奶的小狼，此时他的命早已注定不能像真正的草原狼一样，之后到一只被狼群遗弃的小狼，变成一只捕获猎物的成狼，最后，他禁受不住命运对他的考验，像千年石兽一样倒下。个个故事都让我惊心动魄，给了我心灵强烈的震撼和感动！
在书中，我被狼的信念所感动，狼是那么渴望自由，让人不禁夸赞。在小狼的字典里不能没有自由二字。不自由，毋宁死，小狼那颗自由的心不可能被铁链束缚。这就是狼图腾，为了自由，不惜牺牲自己！
起初，我认为，狼是一种无恶不作、十恶不赦的动物，但是，当我读了这一本书后，我发现，狼是一种天资聪颖、桀骜不驯、宁死不屈的动物，这本书彻彻底底的改变了我对狼的看法。它聪明，是草原民族眼中的狼图腾；他威武，是因为它称霸着草原；他爱子爱女，宁愿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孩子的安全。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做草原的统治者！
书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汉人恨狼，却把狼的精神给忘了。”是的，这一点，我不否认，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英勇善战的故事比比皆是，如成吉思汗等。这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狼勇敢、团结的精神；有着狼聪敏谨慎的智慧，可谓有勇有谋，骁勇善战！而在我们汉人眼中看到的就是狼的狡猾、奸诈、凶残，我觉得这对狼太不公平了。
草原上，草原狼是最团结的群体。在强者生存的大草原上，孤军奋战只能是自取灭亡。群狼有组织、有纪律、有忍耐、有配合，在头狼的指挥下，从容作战，不抢功，也不贪利，个个凶猛强悍，杀气腾腾，这种气势就压倒了弱者。这本书，还让我学到了很多，我现在知道了，古代的狼烟，被我们理解为用狼粪烧出的烟，其实并不是，用狼焚烧的火，连一点烟都看不到。而我们所说的狼烟，在古代，“狼”应指敌人，“烟”就指冒出的烟。
狼不是我们的伙伴，而是我们最值得尊敬的对手。今后，我要以狼为师，学习狼不屈不挠的品质，遇到困难不畏首畏尾，要迎难而上！
腾格里，你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奇妙，小狼，你的精神让我赞不绝口，小狼，你永远会活在我的心中！
北京师范大学南湖附属小学501班
金奕洁
第五篇：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广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题
目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姓
名
任津辉
教育层次
自考本科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学
校
广西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
张俊杰
目 录
一 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2 二 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5 三 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8 参考文献：...................................................................................................................................................10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 任津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
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 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等多重交融的状态。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表现，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曲。”②确实如此，来自北方大漠的蒙古人南下中原，从而使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撞击，在这种文化的碰撞中，两种文化逐渐由互相冲突走向融合，使以汉族文人为主体的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民族性格特点。蒙古族入主中原，一方面必然使两种文化互相冲突，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之互相影响，在某些方面最后甚至互相融合。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狭隘片面的。此正如王季思先生在《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中说：“我们在考察元代的时代特征时，过分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不见当时不同民族之间有互相转化、互相融合的一面。至于当时北方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尚武精神，在歌曲和音乐上的积极影响，更少注意。而把元曲的时代精神只理解为反抗民族压迫，这是未免狭隘和片面的。”王先生特意提到“歌曲和音乐”，而这正是最能体现民族特点的文化组成部分，故我们就以此为例，谈谈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民族性格和对待音乐不同的审美观念上表现出的互相冲突和互相融合，从而对元曲的繁荣所起的作用。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地域特点。从总体上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等特点。由于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其文化基本上还处在奴隶社会时期，加之他们的草原生活习俗，使他们与中原汉文化及已被汉化的民族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住的是用木杆和毡子搭起来的帐篷，圆形，不用时可以随时折叠起来，卷成一团，当做包裹。当他们必须迁徙时，把它们一起带走。他们在张搭帐幕时，常常把出入口的门朝着南方。除了运送帐幕的这些车子外，还有一种双轮的上等轿子，质量很好，构造精密，上面也用黑毡子覆盖着，虽然整天下着大雨，车子里面的人也不会受潮。鞑靼人的妻儿子女，日用器皿，以及必需的食物，都用车子运送，由牛和骆驼拉着前进。家庭里面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至于男人的时间，全部用来狩猎、放鹰和军事生活方面。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隼和最优良的猎犬。”③宋人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说：“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争。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袭金人遗制，饮宴为乐也。摩喉国王每征伐来归，诸夫人连日各为主礼，具酒馔饮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每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之衣袍上。其衣至损，不鲜浣濯。妇人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迄今 不改也。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他们即使进入了中原，在生活上仍然保留着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蒙古人从事游牧生活，因地制宜，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忽迷思’(马奶酒)便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进入农业地区以后，蒙古人喜爱马奶酒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皇帝和贵族都养有专门供取乳用的马群。‘车驾行幸上都，大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毡置撒帐，为取乳室。’”④正是甘甜的
“马奶酒”滋润着勇猛的草原上的剽悍民族，形成了蒙古人豪迈尚武、直率旷达的民族性格。加之，他们当时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制度时期，因此，他们大脑中还没有严格的礼法。“蒙古建国之初，制度简朴，对于朝觐拜见及君臣议事等礼节没有严格规定。”⑤正像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说：“(蒙古)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他们不像汉族要避讳，尊卑界限分明。即使业余生活，他们也仍然保留着草原文化的风俗。“游牧民爱好的娱乐活动，并没有因为他们走进了城市而被摈弃，而是继续发扬光大。于是在都城周围，就有了专门的猎场；都市中则每年都要因射柳和竞走等而大大热闹一番。”⑥
由蒙古人的生活习俗而形成的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的特质。这是一个崇尚竞争、勇敢善战的民族，他们更喜欢的是有高兴事时尽情狂欢，有伤心事时放声长哭，无须压抑、无须造作的直率。这与礼教传统已经相当完备的中原民族确实在文化上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尤其是在忽必烈之前，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其他民族过程中推行杀掠、屠城、强占民田为牧场、变俘虏为“驱口”，严重地破坏了早已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⑦如蒙古人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从1213年冬到1214年春，前后三个月间“凡破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畜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邱墟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如此的作为确实与中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而中原民族，尤其是汉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礼乐文化的积淀，到了宋金时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生活规范和伦理制度，有
严格的等级秩序。在此规范下形成了汉族讲求礼仪、崇尚温和、不喜张扬等民族性格。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其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历来重视音乐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功利审美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日：“乐所以成性。”刘宝楠《论语正义》日：“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在孔子看来，“乐”的本质与“礼”相同，目的都在于使人正心修身，成就“仁”性，所以他经常把礼乐相提并论，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等等。基于这种政 教功利审美观，孔子对音乐自有其赞扬和批评的标准。他所赞扬的是《韶》、《武》一类善美兼具(孔子对《武》乐稍有不满，认为虽尽美而未尽善)、“雍容和鸣”的雅乐，认为这类音乐有利于政治教化。他所批评的是“郑卫之音”和“郑声”，认为这种音乐歌曲从歌词内容到曲调演唱都不符合“尽善尽美”和“雍容和鸣”的雅乐标准，情感宣泄太过分，超过了常度(即所谓“淫”)，不利于政治教化，因此主张“放郑声”。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既如上述，而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又如何呢?《元史·礼乐志》日：“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这里所说的“古之礼乐”与“后世之礼乐”，其时间界线是指南北宋之交时期，因为下文论及礼乐发展史时肯定北宋礼
乐仍然“号为古雅”，而“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这样，元代礼乐当然属于“后世之礼乐”了。古之礼乐，目的在于“植纲常而厚风俗”，这正是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乐观念；后世之礼乐，目的在于“美声文而侈观听”，这正是包括蒙元草原游牧文化在内的礼乐观念。《元史·礼乐志》又说：“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若其为乐„„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这里清楚地说明，肇兴于朔漠的元朝，礼乐制度与中原不同，除在个别极为庄重的场合采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详见后文)之外，其他场合仍从蒙古族风俗，多用俗乐(即“燕乐”)。所以，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并不一味追求“植纲常而厚风俗”的政教功能，而主要追求“美声文而侈观听”的愉悦性和观赏性。正像《蒙古秘史》所说：“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奉忽图刺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他们的民族性格使他们难以对讲求含蓄、以教化为目的的高雅的文艺感兴趣，他们对娱乐性的歌舞有特别的嗜好。元代的教坊乐部规模非常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元代宫廷中也经常由教坊司演出各种歌舞和杂剧。正由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下，中原农耕文化在元代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传统观念都被怀疑淡化，甚至遭到否定反对。这种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使作为俗文化范畴的杂剧在元代繁荣的直接文化因素。
如前所说，中原以孔子诗学精神为核心的音乐歌曲审美观念给予音乐歌
曲以重教化的功能，从而把音乐歌曲也纳入了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孔子就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礼记·乐记》也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中国文化给予了礼乐以伦理的调节功能，而以“礼”为主，“乐”是它的附庸。音乐歌曲表达人的感情必须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追求温柔含蓄的风格。这种文化氛围恰恰不利于戏曲的发展。由于戏曲艺术其本质上就属于民间大众化的艺术，它追求的风格恰恰是大众化的通俗直率，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载道”，而首先是娱乐。这就使大众化的戏剧从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精神发生冲突，故它一直只能在民间流传，难以登上封建官方文化的大雅之堂。只有到元蒙统治时期，蒙古人人主中原，以愉悦为主要目的的草原游牧文化居于了主导位置，几千年的汉族文化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蒙古军队的铁蹄在踏碎中原与南方山河大地的同时，也颠覆了汉族旧的传统思想与传统观念，文化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断裂，断裂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断裂制造者的极大愤慨，如郑思肖等一批由宋人元的遗民，有一种天崩地裂、世界末日的感觉，对失去的、传统的一切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另一种是过去被排斥、抑制或可能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行为失去了制约力，能够决堤而出，加之游牧民族原始生命力的驱动，它所提供的是截然不同于汉族传统的异质文化，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汉族伦理文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伴随蒙古族统治而来的异质文化使当时社会呈现出一种清新、蓬勃的气象，展示出一种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新姿。这种现象，诚如恩格斯论述欧洲民族大迁移
所说：‘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郡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一个野蛮的民族可以拯救垂死的文明民族，可以给一个僵死的世界带来生机和活力。杂剧就是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在元代文化造成的断裂缝上破土而出的。由于戏剧思想的被抑制，戏剧力量长期积聚而没有喷发，马背民族的铁蹄踏碎了千年冰封的汉族河山，也踏裂了戏剧喷发的那根神经，于是，成熟的戏剧形式——杂剧诞生了”。⑧刘桢先生这段论述非常精辟，说明了元杂剧与蒙元文化的密切关系，真可谓一语中的。元杂剧的繁荣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产物，恰恰是在传统文化猝然 断裂的缝隙间茁壮而出的，所以，在它的身上明显带有蒙元文化的胎记。赵义山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所用335支曲牌作过统计，其中出于唐宋词者约112支，出于诸宫调者约22支，出于大曲者14支。三者加起来共148支，仅占全部曲牌的五分之二稍强。⑨其余大部分曲牌当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民间歌曲。正如明人王世贞在《曲藻·序》中所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因此，元曲的繁荣，直接的原因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介入带来的结果。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华夏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既有本能的抵御，也有更多的吸收。蒙汉文化在碰撞、对峙中又渐趋交流、互相影响，逐渐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以至于在某些方面最后互相融合。而民族文化的交流本来就是互动、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的。
对元代统治者来说，他们虽然坚守草原游牧文化的民族特点，力避被中原农耕文化所同化，但要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实行有效统治，就不能对中原农耕文化中能有效维系统治的礼乐文化一概加以反对，而必须有选择地加以采用。前文曾提及元代在庄重场合亦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实际就是有选择地采用汉族文化。《元史》和其他相关资料记载了元代统治者接受汉族文人与已经汉化的契丹族文人及女真族文人的建议而选用汉族礼乐 制度的很多事例，就是证明。如果说蒙古人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对汉文化主要采用的政策是“破”，那么从忽必烈登上汗位后对汉族文化主要采用的就是“立”。忽必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一改前任大汗对汉文化排斥的态度，听取了很多汉文化专家的建议，采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于公元1260年阴历三月即汗位，五月十九日就“建元中统”。在他之前，自成吉思汗起，取国号为大蒙古，而无年号，直到第四任大汗蒙哥时，仍然如此。所以，忽必烈的改元建号对蒙古人统治来说很有进步意义，也是他主动向汉族文化靠拢的标志。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下诏“建国号日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为了更好地有利于对中原地区统治，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不顾蒙古贵族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⑩命令刘秉忠修筑中都城，至元八年，刘秉忠“奏建国号日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从此，大都就被定为元朝的都城。“把大都作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可为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目标奠定基础。以上都为陪都，通过定期的巡狩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并保持大量的蒙古
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亦会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忽必烈还吸收了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官员制度，“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日中书省，秉兵柄者日枢密院，司黜陟者日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 访司。其牧民者，则日路，日府，日州，日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焉”。在统治汉族的过程中蒙古人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使蒙、汉两种文化在融合着。
注释：
①宋濂等：《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版，第1345页。
②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③《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④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⑤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⑥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⑦宋濂等：《元史·耶律楚材传》
（十一），第3459页。
⑧刘桢：《勾栏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⑨赵义山：《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载《文学遗产》第1999年第5期。⑩宋濂等：《元史·高智耀传》
（十），第3073页。参考文献：
1、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
2、北师大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 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3、史己民著：《都市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越尔巽等编：《元史稿》 [M] 中华书局1998年排印本。
5、元史馆原编：《元史列传》 [M] 台湾明文书局清代传记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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