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耕方式与游牧方式对草原生态的影响(2014)
农耕方式与游牧方式对草原生态的影响
一、对农耕方式、游牧方式及草原生态状况作一介绍
农耕方式主要指通过毁林开荒,开垦出土地。在我国古代,国家为稳定国防,派官兵到边疆去驻扎,官兵到边疆后开荒,将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边疆,为发展当地经济做出了贡献,随之而来的就是造成对环境的破坏。特别是对草原的开垦,造成草原生态破坏。尽管农耕方式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它的到来,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发展,带来了农耕文明,但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是相当大的。
游牧方式主要是指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他们随水草而居,一年四季不停的迁徙。尽管这种方式相比农耕方式较为落后,但对环境的破坏是比较小的。
当前我国的草原面积在逐渐减少,其原因有很多,其中就包括农耕方式的传入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加之,游牧民族在草原上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随水草而居,而是都逐渐定居下来,对草场划片进行放牧,对草原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
二、农耕方式与游牧方式及牧民定居对草原生态的影响
农耕方式对草原生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对草原进行大规模的开垦,尽管这种方式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农业的生产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农业生产的剩余也越来越多。随着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都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了极大地促进作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由于人们有了大量的农产品剩余,人口就开始迅速增长,大量人口的增加促使人们去开垦更多的土地。因此,草原又被进一步开垦。最终导致草原面积较少,草场不断消失。由于土地上缺乏植被,随着风的侵蚀,表层土壤被风带走,形成风沙。随后土壤肥力下降,土地开始退化,加之降水较少,土地开始荒漠化,最终形成了沙漠。可见农耕方式对自然环境脆弱地区草原的危害是极大的。而我国西部地区如甘肃,内蒙古一带,这些地区在古代,其生态环境状况是较好的。而随着农耕方式的传入,草原的生态破坏加剧。
游牧方式其实是一种很环保的方式。在草原上生存的游牧民族随水草而居,不同的季节在不同的地方。先是在某个地区放牧,在过一段时间,他们赶着牛、羊去另一个地方。这样一来,放牧过的草原可以休养生息,恢复植被。可以说由游牧方式而形成的游牧文化是对环境保护很有利的。当然,游牧方式对游牧民族的生存而言存在很大的风险性。如果某年草原发生干旱,他们是迁徙呢还是不迁徙呢?如果干旱是局部性的,通过迁徙可以找到另一片水草丰盛的草场。但如果干旱是大范围的且持续时间很长的话,他们会选择迁徙吗?我个人认为他们若选择迁徙,其成本是很高的。因为他们要走上很长的路也不一定能找到水草丰盛的草场。这时他们会选择袭扰边境来获取能够供给给他们用来生存的食物。由于边境地区驻扎的官兵将农耕方式带来,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当地经济,致使边疆地区的农产品有极大剩余,这为游牧民族通过袭扰获取食物提供了可能。
游牧方式使得草原保留了下来,但随着农耕方式的传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牧民开始定居下来。在定居下来的同时,牧民放牧的草场也被无形之中限定在某一区域。由于草场是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人们将自家的牛、羊赶到草场上放牧。由于草场面积有限,随着越来越多的牛、羊在草场放牧,草场的承载力已达到极限。加之,在放牧时,有些山羊吃草时连根拔出,对草场的生态环境危害极大。因而,过了一段时间,草场的生态环境就遭到破坏。
三、对策建议
草原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是很难恢复的,因此保护草原刻不容缓。我个人认为要转变人们对农耕方式与游牧方式的传统看法。传统观点认为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是由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造成的,因而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的责任归于游牧民族,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游牧民族的游牧文化不仅不会对草原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还会对草原的生态环境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在转变人们对游牧方式与农耕方式的传统观点后,要让草原上的牧民有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引导他们树立环境保护的观念。
其次,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草原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当地政府要帮助牧民发展多种经营,提高牧民收入。在草原上主导的产业还是畜牧业,比如可以由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在当地建立乳制品加工企业,推行加工企业+牧民的模式,推行订单牧业,让加工企业与牧民签订合同,保证牧民产的牛奶有企业收,有市场。
当地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将草场划片归于不同的牧民个人,让牧民个人对草场进行管理,这也就是确权,将某一片区草场的使用权交到牧民手中,让他们自主经营,调动牧民的积极性,引导牧民合理,科学放牧。可以将游牧的方式引入进来,如给牧民分两片草场,一个是冬春季季节用的,一个是夏秋季节用的,用这种轮牧的方式让其中一个草场休养生息,这对草场的生态保护是有利的。
当地政府将草场都划成片后,并分给不同的牧民后,将剩余的未分到草场的牧民转移出来即生态移民。政府组织未分到草场的牧民到城里务工。当地政府可以为他们在城里建设住房,也可以采取政府补贴一大半,牧民自己交一小半的方式给牧民提供住房。政府可以鼓励当地牧民创业。
对于留在草场的牧民,如前所述,鼓励其发展多种经营,除了畜牧业之外,还可以发展旅游业。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它是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在发展旅游业时应将当地草原上的文化融入进去,开发多种旅游服务项目,增加牧民收入。
建立一个对牧民合理,科学利用草场的激励制度,如有牧民在某一个较长时间段内进行放牧,未对草场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政府应该给予奖励,奖励的方式可以有现金,也可以是其它优惠政策。相应的也要建立一个惩处机制,若有牧民在对草场利用一段时间后发现草场有退化的迹象,应给予惩处,惩处的方式比如有罚款等。
在对草场的管理过程中,既要有牧民的参与,也要有政府的引导,牧民是主体,政府作为一个服务者,起到引导,规范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政府要对牧民进行政策宣传,对草场管理的理念,方式以及具体措施要对牧民进行必要的指导,提供种植优良牧草的技术服务等,帮助牧民找市场,促进牧区经济的发展。
第二篇: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广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题
目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姓
名
任津辉
教育层次
自考本科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学
校
广西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
张俊杰
目 录
一 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2 二 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5 三 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8 参考文献:...................................................................................................................................................10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 任津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
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 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等多重交融的状态。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表现,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曲。”②确实如此,来自北方大漠的蒙古人南下中原,从而使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撞击,在这种文化的碰撞中,两种文化逐渐由互相冲突走向融合,使以汉族文人为主体的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民族性格特点。蒙古族入主中原,一方面必然使两种文化互相冲突,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之互相影响,在某些方面最后甚至互相融合。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狭隘片面的。此正如王季思先生在《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中说:“我们在考察元代的时代特征时,过分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不见当时不同民族之间有互相转化、互相融合的一面。至于当时北方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尚武精神,在歌曲和音乐上的积极影响,更少注意。而把元曲的时代精神只理解为反抗民族压迫,这是未免狭隘和片面的。”王先生特意提到“歌曲和音乐”,而这正是最能体现民族特点的文化组成部分,故我们就以此为例,谈谈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民族性格和对待音乐不同的审美观念上表现出的互相冲突和互相融合,从而对元曲的繁荣所起的作用。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地域特点。从总体上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等特点。由于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其文化基本上还处在奴隶社会时期,加之他们的草原生活习俗,使他们与中原汉文化及已被汉化的民族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住的是用木杆和毡子搭起来的帐篷,圆形,不用时可以随时折叠起来,卷成一团,当做包裹。当他们必须迁徙时,把它们一起带走。他们在张搭帐幕时,常常把出入口的门朝着南方。除了运送帐幕的这些车子外,还有一种双轮的上等轿子,质量很好,构造精密,上面也用黑毡子覆盖着,虽然整天下着大雨,车子里面的人也不会受潮。鞑靼人的妻儿子女,日用器皿,以及必需的食物,都用车子运送,由牛和骆驼拉着前进。家庭里面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至于男人的时间,全部用来狩猎、放鹰和军事生活方面。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隼和最优良的猎犬。”③宋人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说:“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争。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袭金人遗制,饮宴为乐也。摩喉国王每征伐来归,诸夫人连日各为主礼,具酒馔饮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每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之衣袍上。其衣至损,不鲜浣濯。妇人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迄今 不改也。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他们即使进入了中原,在生活上仍然保留着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蒙古人从事游牧生活,因地制宜,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忽迷思’(马奶酒)便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进入农业地区以后,蒙古人喜爱马奶酒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皇帝和贵族都养有专门供取乳用的马群。‘车驾行幸上都,大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毡置撒帐,为取乳室。’”④正是甘甜的
“马奶酒”滋润着勇猛的草原上的剽悍民族,形成了蒙古人豪迈尚武、直率旷达的民族性格。加之,他们当时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制度时期,因此,他们大脑中还没有严格的礼法。“蒙古建国之初,制度简朴,对于朝觐拜见及君臣议事等礼节没有严格规定。”⑤正像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说:“(蒙古)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他们不像汉族要避讳,尊卑界限分明。即使业余生活,他们也仍然保留着草原文化的风俗。“游牧民爱好的娱乐活动,并没有因为他们走进了城市而被摈弃,而是继续发扬光大。于是在都城周围,就有了专门的猎场;都市中则每年都要因射柳和竞走等而大大热闹一番。”⑥
由蒙古人的生活习俗而形成的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的特质。这是一个崇尚竞争、勇敢善战的民族,他们更喜欢的是有高兴事时尽情狂欢,有伤心事时放声长哭,无须压抑、无须造作的直率。这与礼教传统已经相当完备的中原民族确实在文化上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尤其是在忽必烈之前,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其他民族过程中推行杀掠、屠城、强占民田为牧场、变俘虏为“驱口”,严重地破坏了早已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⑦如蒙古人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从1213年冬到1214年春,前后三个月间“凡破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畜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邱墟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如此的作为确实与中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而中原民族,尤其是汉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礼乐文化的积淀,到了宋金时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生活规范和伦理制度,有
严格的等级秩序。在此规范下形成了汉族讲求礼仪、崇尚温和、不喜张扬等民族性格。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其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历来重视音乐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功利审美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日:“乐所以成性。”刘宝楠《论语正义》日:“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在孔子看来,“乐”的本质与“礼”相同,目的都在于使人正心修身,成就“仁”性,所以他经常把礼乐相提并论,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等等。基于这种政 教功利审美观,孔子对音乐自有其赞扬和批评的标准。他所赞扬的是《韶》、《武》一类善美兼具(孔子对《武》乐稍有不满,认为虽尽美而未尽善)、“雍容和鸣”的雅乐,认为这类音乐有利于政治教化。他所批评的是“郑卫之音”和“郑声”,认为这种音乐歌曲从歌词内容到曲调演唱都不符合“尽善尽美”和“雍容和鸣”的雅乐标准,情感宣泄太过分,超过了常度(即所谓“淫”),不利于政治教化,因此主张“放郑声”。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既如上述,而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又如何呢?《元史·礼乐志》日:“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这里所说的“古之礼乐”与“后世之礼乐”,其时间界线是指南北宋之交时期,因为下文论及礼乐发展史时肯定北宋礼
乐仍然“号为古雅”,而“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这样,元代礼乐当然属于“后世之礼乐”了。古之礼乐,目的在于“植纲常而厚风俗”,这正是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乐观念;后世之礼乐,目的在于“美声文而侈观听”,这正是包括蒙元草原游牧文化在内的礼乐观念。《元史·礼乐志》又说:“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若其为乐„„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这里清楚地说明,肇兴于朔漠的元朝,礼乐制度与中原不同,除在个别极为庄重的场合采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详见后文)之外,其他场合仍从蒙古族风俗,多用俗乐(即“燕乐”)。所以,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并不一味追求“植纲常而厚风俗”的政教功能,而主要追求“美声文而侈观听”的愉悦性和观赏性。正像《蒙古秘史》所说:“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奉忽图刺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他们的民族性格使他们难以对讲求含蓄、以教化为目的的高雅的文艺感兴趣,他们对娱乐性的歌舞有特别的嗜好。元代的教坊乐部规模非常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元代宫廷中也经常由教坊司演出各种歌舞和杂剧。正由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下,中原农耕文化在元代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传统观念都被怀疑淡化,甚至遭到否定反对。这种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使作为俗文化范畴的杂剧在元代繁荣的直接文化因素。
如前所说,中原以孔子诗学精神为核心的音乐歌曲审美观念给予音乐歌
曲以重教化的功能,从而把音乐歌曲也纳入了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孔子就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礼记·乐记》也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中国文化给予了礼乐以伦理的调节功能,而以“礼”为主,“乐”是它的附庸。音乐歌曲表达人的感情必须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追求温柔含蓄的风格。这种文化氛围恰恰不利于戏曲的发展。由于戏曲艺术其本质上就属于民间大众化的艺术,它追求的风格恰恰是大众化的通俗直率,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载道”,而首先是娱乐。这就使大众化的戏剧从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精神发生冲突,故它一直只能在民间流传,难以登上封建官方文化的大雅之堂。只有到元蒙统治时期,蒙古人人主中原,以愉悦为主要目的的草原游牧文化居于了主导位置,几千年的汉族文化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蒙古军队的铁蹄在踏碎中原与南方山河大地的同时,也颠覆了汉族旧的传统思想与传统观念,文化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断裂,断裂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断裂制造者的极大愤慨,如郑思肖等一批由宋人元的遗民,有一种天崩地裂、世界末日的感觉,对失去的、传统的一切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另一种是过去被排斥、抑制或可能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行为失去了制约力,能够决堤而出,加之游牧民族原始生命力的驱动,它所提供的是截然不同于汉族传统的异质文化,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汉族伦理文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伴随蒙古族统治而来的异质文化使当时社会呈现出一种清新、蓬勃的气象,展示出一种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新姿。这种现象,诚如恩格斯论述欧洲民族大迁移
所说:‘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郡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一个野蛮的民族可以拯救垂死的文明民族,可以给一个僵死的世界带来生机和活力。杂剧就是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在元代文化造成的断裂缝上破土而出的。由于戏剧思想的被抑制,戏剧力量长期积聚而没有喷发,马背民族的铁蹄踏碎了千年冰封的汉族河山,也踏裂了戏剧喷发的那根神经,于是,成熟的戏剧形式——杂剧诞生了”。⑧刘桢先生这段论述非常精辟,说明了元杂剧与蒙元文化的密切关系,真可谓一语中的。元杂剧的繁荣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产物,恰恰是在传统文化猝然 断裂的缝隙间茁壮而出的,所以,在它的身上明显带有蒙元文化的胎记。赵义山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所用335支曲牌作过统计,其中出于唐宋词者约112支,出于诸宫调者约22支,出于大曲者14支。三者加起来共148支,仅占全部曲牌的五分之二稍强。⑨其余大部分曲牌当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民间歌曲。正如明人王世贞在《曲藻·序》中所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因此,元曲的繁荣,直接的原因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介入带来的结果。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华夏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既有本能的抵御,也有更多的吸收。蒙汉文化在碰撞、对峙中又渐趋交流、互相影响,逐渐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以至于在某些方面最后互相融合。而民族文化的交流本来就是互动、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的。
对元代统治者来说,他们虽然坚守草原游牧文化的民族特点,力避被中原农耕文化所同化,但要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实行有效统治,就不能对中原农耕文化中能有效维系统治的礼乐文化一概加以反对,而必须有选择地加以采用。前文曾提及元代在庄重场合亦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实际就是有选择地采用汉族文化。《元史》和其他相关资料记载了元代统治者接受汉族文人与已经汉化的契丹族文人及女真族文人的建议而选用汉族礼乐 制度的很多事例,就是证明。如果说蒙古人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对汉文化主要采用的政策是“破”,那么从忽必烈登上汗位后对汉族文化主要采用的就是“立”。忽必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一改前任大汗对汉文化排斥的态度,听取了很多汉文化专家的建议,采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于公元1260年阴历三月即汗位,五月十九日就“建元中统”。在他之前,自成吉思汗起,取国号为大蒙古,而无年号,直到第四任大汗蒙哥时,仍然如此。所以,忽必烈的改元建号对蒙古人统治来说很有进步意义,也是他主动向汉族文化靠拢的标志。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下诏“建国号日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为了更好地有利于对中原地区统治,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不顾蒙古贵族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⑩命令刘秉忠修筑中都城,至元八年,刘秉忠“奏建国号日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从此,大都就被定为元朝的都城。“把大都作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可为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目标奠定基础。以上都为陪都,通过定期的巡狩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并保持大量的蒙古
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亦会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忽必烈还吸收了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官员制度,“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日中书省,秉兵柄者日枢密院,司黜陟者日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 访司。其牧民者,则日路,日府,日州,日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焉”。在统治汉族的过程中蒙古人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使蒙、汉两种文化在融合着。
注释:
①宋濂等:《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版,第1345页。
②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③《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④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⑤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⑥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⑦宋濂等:《元史·耶律楚材传》
(十一),第3459页。
⑧刘桢:《勾栏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⑨赵义山:《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载《文学遗产》第1999年第5期。⑩宋濂等:《元史·高智耀传》
(十),第3073页。参考文献:
1、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
2、北师大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 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3、史己民著:《都市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越尔巽等编:《元史稿》 [M] 中华书局1998年排印本。
5、元史馆原编:《元史列传》 [M] 台湾明文书局清代传记丛一。
第三篇: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是中华民族古代的两种不同文明,存在着互补性。
农耕文明起源于母系氏族繁荣期,是指以农耕生产为主的一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农耕技术、石器、陶器生产,定居方式、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等方面内容)。
半坡聚落与河姆渡聚落均属农耕文明阶段。
“聚落”一词与以往称为“氏族”不同。“聚落”就是早期人类的定居地。“氏族”又称“氏族公社”,是按血缘关系组成的比较固定的社会群体(集团)。聚落从地域意义上说,它应包含着很多氏族,半坡居民和河姆渡居民可能是由若干个氏族组成的一个大公社、一个大的聚落。
半坡聚落与河姆渡聚落有共性,也有其各自的特性。共性是:①两者都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属母系氏族阶段;②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形态,兼有饲养、渔猎、采集等经济活动;③都会建筑房屋,过着定居生活;④都会使用和制作磨制石器和陶器。相异之处是:①地理环境不同;②建筑房屋的特点不同;③农作物不同;④陶器制作的风格不同。因此,我们常认为半坡聚落反映了北方半干旱地区农耕文明的特点,是黄河流域母系氏族文化的代表;河姆渡聚落反映了南方湿润地区农耕文明的特点,是长江流域母系氏族文化的代表。
第四篇:家庭教育方式对孩子的影响
家庭教育方式对孩子的影
孩子是家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如同家庭的一剂强心针,能使家庭和睦,夫妻关系和谐。家长亦为之喜,亦为之优。为人父母对孩子的培养和教育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在人类各种关系中,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具有特殊地位,是其他关系不可替代的。这种关系是最持久的,一般不会终断的。由此可见父母对孩子的责任也是最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虽然在不断的变化,但仍是不可忽视的。
在家庭中如果父母对子女的关怀得越多,经常问寒问暖,这也替他做,那也替他做,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么,你自己的权威的程度愈低,也就是说,你说话不太算数。在这种情形下孩子往往对自己的看法就很好,认为自己什么都行。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接纳程度较高,限制孩子行为的程度较适中,那么孩子自我肯定的程度就会较高。也就是说父母多多益善的关怀,程度适中的限制,对子女自我态度有良好的影响。在某些家庭里有些父母一言堂,什么都要按自己的意志去办,这样过多的权威会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
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水准若与孩子的能力相差太大,就会对孩子追求成功的动机有不良的影响。如有的父母一味要孩子考高分,而忽视孩子的能力,有的孩子就会投机取巧,照抄别人的作业。父母的管教若倾向拒绝、严格、或溺爱,孩子的成就动机就会较低落。如有的孩子不管做什么,父母总是说这不好,那不好,搞得孩子无所适从,索性什么都不做。还有的父母孩子做了丁点大的一点小事,就夸上了天,孩子也沾沾自喜。总之,父母的管教态度如偏向严格、拒绝或溺爱,就都不利于孩子成就动机的养成。
父母宽松与爱护的教育态度能促进孩子的道德发展,拒绝或忽视的教育态度则妨碍孩子的道德发展。如果父母采用诱导的管教方法的孩子,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较高。采用权威与收回关爱的方法教育的孩子其道德判断能力较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孩子一见到你就吓得要死,活像老鼠见了猫,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敢问你吗?在他的思想中会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谁狠,谁就是对的。
如果父母用爱护的、关怀的、奖励的、一致的、公平的、亲切的教育方式将有利于孩子的学业成就的提高。而消极的拒绝、忽视、惩罚、苛刻则对孩子的学业成就的提高不利。希望天下的父母都能明白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
第五篇:电子商务对未来网络营销方式的影响
电子商务对未来网络营销方式的影响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 它的功能扩展到商务。目前电子商务发展到网上服务, 通过网络使企业面向世界, 带来巨大的深远的商机。电子商务的产生和发展改变着人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引起营销领域的变革: 网络营销的出现与发展。网络营销的核心是“以客户为中心”,基于该理念产生了客户关系 管理。关键词:电子商务网络营销客户关系管理
一、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是指人们利用电子手段进行商业、贸易等商务活动,是传统商务活动的电子化。对市场营销环境的影响市场营销学理论认为: 市场营销就是企业通过对自己可控因素的调整而适应外部环境的 过程。电子商务的产生和发展首先使营销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电子商务环境下新的营销理论营销理念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营销理论先后经历了生产观念、产品观念,推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社会营销观念以及生 态营销观念的演变。在这以演变过程中,推动营销观念更新的主要力量是生产方式和消费方 式的变化。
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医药营销管理上的4P理论能够与4C理论进行充分的结合, 从而使以患者为主导, 成本低廉, 使用方便, 充分沟通的要求得到很好的体现。电子商务代表未来商务发展方向, 也代表了网络时代新型的营销模式。最终不仅使企业营销成本降低,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使之立于不败之地, 更重要的是使广大患者受益。
二、网络营销
网络营销就是以国际互联网为基础,利用数字化的信息和网络媒体的交互性来辅助营销目标实现的一种新型的市场营销方式。
网络既不同于传统的只进行文字传播的报纸、又不同于只进行音频传播的电台、也不同于只 进行视频传播的电视,它是三者的有机统一和结合、它是一种多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其传 播效果当然也是传统的传播工具所无法比拟的。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信息沟通是双向沟通,即 既有信息源向受众的信息传播,又有受众向信息源的信息反馈,从而一改往日的单向信息传 播模式。另外,网上信息沟通不仅可以一对一双向交互,而且可以是一对无数和无数对无数 的交互。可见,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商业工具或者平台,为众多的人参与市场信息沟通提供了无 与伦比的巨大优势。凡是以互联网为主要手段进行的、为达到一定营销目标的营销活动,都可称之为网络营销,也就是说,网络营销贯穿于企业开展网上经营的整个过程,包括信息收集、信息发布,到开展网上交易为主的电子商务阶段。网络营销,是跨时空进行销售的,顾客可以随时随地利用互联网络 订货和购买产品。以法国钢铁制造商犹齐诺一洛林公司为例,该公司创立于 8 年前,因为采 用了电子邮件和世界范围的订货系统,从而把加工时间从 15 天缩短到 24 小时。目前,该公 司正在使用互联网络,以提供比对手更好、更快的服务。该公司通过内部网与汽车制造商建 立联系,从而能在对方提出需求后及时把钢材送到对方的生产线上。
三、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的关系
网络营销与电子商务关系电子商务是指系统化地利用电子工具,高效率、低成本地从事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各种 活动全过程。网络营销作为促成商品交换的市场交易实现的企业经营管理手段,它显然是企 业 电 子 商 务 活 动 中 最 基 本 的 重 要 的 Internet 上 商 业 活 动。根 据 国 际 数 据 公 司 3 IDC的系统研究分析指出,电子商务是面向市场的以市场交易为中心活动,它包括促成交易实现的各种商务活动 如网上展示、网上公关、网上洽谈等活动,其中网络营销是其中最重要的网上商务活动。
网络营销的核心:以客户为中心电子商务的产生和发展打破了地域分割、缩短了流通时间、降低了物流、资金流及信息 流传输处理成本、使生产和消费更为贴近,使客户有极大的商品选择空间和余地,而且此时 的消费者消费时表现出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企业只能以“客户”为导向,“客户满意度”成为企业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企业能否快速响应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变化,决定 了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能否生存和发展。“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策略包含三个方面。其一是客户识别.即确定能真正给企业带来 价值的客户;其二是客户行为分析,即掌握、发掘和引导客户需求,做到客户的维持、挽留、争取和增值;其三是客户信息驱动,根据前面对客户的分析结果,制定相应的决策,以此来 驱动企业生产、销售和市场等其它环节的运转。最终使得企业达到“完美交付”的目标,即 通过正确的渠道,在正确的地点和时间,以最方便的形式给客户提供他们最需要的产品和服 务。
四、小结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通过网络直接进行产品销售,这时就 可通过电子货币进行支付,这既为国家发行货币节省投资和开支,又为顾客订购商品和支付 货款比其他商业模式更加节省成本,并实现了实务操作的无纸化和支付过程的无现金化,大 大方便了交易的进行。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构成了新的市场营销平台。产生新的营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