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书评

第一篇：《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书评

近代报刊在辛亥革命前后政治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从君主立宪到开明专制再到种族革命，近代报刊的政治舆论动员不仅要集中力量批判专制王权，更须对专制王权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文化心理等进行全方位重构。就此而言，在个人与社群、社群与国家等关系重建议题中，报刊舆论发挥何种作用？处于何种立场？舆论动员触及的广度和深度？等等。此类问题既有历史意义，亦对当下中国有借鉴价值。安徽大学王天根教授及其研究生团队十余年来致力于报刊舆论与近代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转型等互动关系的探讨，专著《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黄山书社2011年版）是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集中展示了王教授研究团队学术探索的思路、价值和问题意识，颇具特色。

《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以下简称《近代报刊》）以报刊舆论动员与辛亥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讨对象，侧重中国社会政治舆论自维新舆论向革命舆论转型的过程中，报刊在重新界定个人、社群、政府、国家等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和功能。与当下学术界动辄上百万字的学术著作相比，三十余万字的《近代报刊》篇幅不算长，却并不影响这部著作的选题价值和研究深度。据笔者了解，该著作在未出版前就被确定为安徽省委宣传部“全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重点文艺作品”之一（全省共入选25种），可见其选题价值获得充分肯定。

篇章结构上，《近代报刊》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非泛泛而谈，试图在传播史与近代史交叉维度中展开论述。过往报刊史研究和书写结构、思路常受诟病，或是以线性的进化模式分析近代报刊的发展演变，或是以“冲击——反映”的近代革命史模式展示报刊舆论议题的演进。《近代报刊》无论在问题选择，还是分析框架上都有所突破。从纵向的时间维度看，著作围绕辛亥革命前后两大政治舆论主潮——维新舆论、革命舆论，集中展现清末民初政治舆论由维新向革命转型的复杂面向。从横向的空间维度看，著作围绕辛亥革命前后报刊舆论对政治变革的合法性呈现，深入剖析报刊舆论动员所波及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文化心理的广度和深度；具体而言，以社会伦理重建为核心论题，探讨报刊舆论与君臣关系、男女性别关系、家庭关系等社会伦理关系重建的互动关联。

国家、政府、社会、个人的关系界定中，救亡图存语境下“学人论政”型报刊理应处在社会立场上，以“公意”代表的身份再现于舆论场域。《近代报刊》上篇“君臣政治与晚清政论报刊政治舆论的转向”，以清末政论性报刊《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民报》等分析对象。作者认为，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以政论报刊为主要传播渠道，引进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思想，试图重建社会秩序。就《清议报》而言，其政论文本反映了传播主体对国家、民族及政治资源等方面的认知，该报整合民族战争的历史记忆与当下的政治事件，是建构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叙事模式的重要代表。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治变革路向面临多重选择，所谓“公意”难以形成。清末报刊论争不仅有政治理念层面上的抉择，背后还涉及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的分歧。《新民丛报》与《民报》的论战及其《民报》内部分裂须置于此语境下解读。王天根教授认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论争的过程中，实际上一直保持着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激烈论调和以胡汉民为代表的缓和基调同时并存的情况。这从表象上来看，《民报》走的是中庸路径，即在激进与和缓之间的折中，也是两者的协调。但办得颇为出色的《民报》 终以内讧的形式间接地导致1908年的暂停。这涉及革命阵营内部老同盟会与原光复会之间的分野。辛亥革命前革命阵营内部已有利益分歧，特别是孙中山与章太炎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这造成了《民报》短暂的停刊好像是革命思想分歧的产物，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民报》的停刊有着更为广阔的政治背景，它关系到世界范围内远东政治格局的变迁。一方面，章太炎主持下的《民报》逐步改变了激进与和缓的折中的路线，益发地偏左。而与此同时，中美、中日、美日关系日益复杂化。日本的均势外交亦是《民报》停刊的重要原委。

社会性别关系是近代伦理秩序重建的重要一环。近代报刊论政语境下的男女平权之表述，既有政治层面的社会动员的考量，也是对西方文明冲击的一种回应和自觉。《近代报刊》中篇“性别政治与清末民初男女平权革命的媒介表述”着力于此。清末救亡图存的特殊语境下出现的中国首批女性报刊和女报人填补了中国报刊史上女性长期“失声”的空缺。这批杰出的女报人通过媒介话语的表述逐步实现自己作为“新”女性的身份认同。但戊戌维新时期女报人大部分是被男性推到社会活动前台的，换句话说，她们从事新闻工作往往是为了“变法图存”的舆论宣传需要，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男性，只不过换了一种更隐晦的方式而已。相对于清末精英女报人圈，民初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得女性报刊与精英女报人群体获得进一步发展。民初女子参政运动前后，以唐群英、张汉英、张昭汉等为代表的精英女报人，通过报刊这一公共言论平台，品评时局，争取女性在政治“公”领域内的平等地位，展现了精英知识女性在特定时空语境下对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但这种自我身份认同感并未获得社会舆论的普遍承认，女性在相夫教子和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私领域和公领域之间游走。

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秩序是中国宗法社会的重要表征。著作下篇“家庭政治与都市生活对革命话语的平常心态”把视角从宏大的民族、国家视域下移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情景之中，着墨于都市中表述的家庭政治，而细致观察都市家庭政治的切口锁定在反映上海社会生活侧影的大众媒介《申报》上。作者首先从宏观角度对《申报》以及镜像中的上海市民社会做了梳理和解读，然后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梳理《申报》市井新闻的发展演变，最后在媒介生态环境的理论框架下分析《申报》市井新闻与上海市民之间的政治互动。

总体而论，《近代报刊》从君臣政治、性别政治、家庭政治等层面考察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有着深层的社会及学理呈现的逻辑。政治体制建立在社会伦理秩序基础上。辛亥革命前后政治变革的合法性建构，尤须直面封建王权专制下“三纲五常”伦理关系。《近代报刊》对报刊舆论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政治舆论表层意义上，更深入到政治变革之根基的社会关系层面。辛亥革命前，中国的政治架构呈现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塔尖是君主，君主之下是官僚机构，官僚机构之下是广大民众。作为知识分子的儒家其人生奋斗哲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常视作官方统治哲学的逻辑起点。从家——国——社会的生存哲学及官方哲学的逻辑起点上的一致性，可见封建中国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有高度的同构性。近代政治变革意味着民主、宪政体制的引入，而民主、宪政建立在社会公共意志基础之上，这就有必要重构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就此而言，报刊既作为近代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实际政治力量发挥作用，也是重构社会关系的重要平台；通过近代报刊，探析政治舆论对传统中国社会关系格局的重建话语，这在报刊史研究中极富创见。

创见性观点和精辟的分析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分析基础上。清末民初时期的报刊史料卷帙浩繁，《近代报刊》的成功之处在于大量史料的合理运用。王天根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非常注重史料的考析。如本书第二章通过详尽的史料考析，指出《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作者华曼即汤增璧，实为章太炎编辑《民报》 的重要助手，决定《民报》办报方向的重要人物之一。他鼓吹革命暗杀风潮，主张刊发排满与暗杀的文章，是《民报》在日本被查封的重要藉口。可见，汤是重要的当事人。与章太炎对《民报》被查封的情绪化相比，汤后来强调中美、中日、美日关系的变动导致《民报》暂时性停刊可能更富有理性的分析，也更有说服力。此外，《近代报刊》的史料处理特别注意报刊、文集等公共性资料与书信、日记等私人性资料的参照解读，从而呈现报刊政治舆论背后诸多个人的、社会的因素，使著作更具立体感。郭静

近代中国充满着复杂的社会矛盾。对外，中国面临的是日本等国家的侵略和国际瓜分狂潮。对内，清政府腐朽的统治，带来了国家空前的民族危机。民族矛盾的激化，内忧外患局面的产生，给近代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社会面临着重构，作为重构国家主体的国民进行着不断的探索与创新，报纸、杂志等近代媒介作为议政平台受到瞩目。

近代报刊多以政论报刊的形式出现，政论报刊成为了“代表社会良心”的近代知识分子表达民族情感的重要渠道。大批的知识分子通过学缘、地缘等聚集在一起，对政治发表较为一致或歧异的见解，这批学术共同体大多借助报刊表达舆论，从而达到重新建构整个社会国家的目的。晚清的政治动员与转向的研究，作者在《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一书中呈现出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以《清议报》和《民报》为个案来重点研究其舆论的构建和走向，以下以《清议报》为主介绍晚清政论报刊与政治舆论动员之关系。

《清议报》是立宪派所创的第一份宣传立宪的刊物，以“主持清议，开启民智”为宗旨，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可见一斑。《清末战争与<清议报>对民族心理创伤的表述》从宏观层面来看待当时的舆论走向，视角十分独特，通过细细研读，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民族心理创伤的表述是通过四个方面来得以呈现的。

首先是对《清议报》所处的媒介环境做阐述,同时梳理了政论报刊发展的脉络。国家、国民密不可分，政论报刊的创办不但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加强了国民的国家意识，“把集体成就和增强活力作为国家的政治目标”，“强调国民参与自由与国家独立的自由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对近代知识分子（作为大众传媒的主体）的特点的分析，说明西方的殖民侵略一方面给他们的思想带来了解放（虽继承了部分传统的思想观念，却不得不走向创新之路），另一方面，借助报刊所表达的民族心理创伤、表达维护民族尊严的态度也日益明显起来。作为传播内容的话语的表达，《清议报》发挥了重要的载体作用，作者利用了独特的写作手法，来进行近代民族国家主流话语的阐述和表达，详细分析《清议报》的传播环境和传播地点、途径和形式，我们会发现，《清议报》的影响范围变得愈加广泛，传播范围遍布海内外。

其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借助政论报刊建构起阐述往事的新的意义模式，试图就此产生新的国家认同的观念，借此克服危机、弥合创伤。作者的第二个部分即“《清议报》对民族心理创伤的历史记忆”部分正是一种独特表述的手法。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的瓜分狂潮的进行，都给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深深的伤痛，这种历史记忆的伤痛，被知识分子用来不断警醒国民，我们正处于危难之中，以此达到激发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动员国人树立变革现实落后国家制度的信念。

第三个部分侧重《清议报》对民族心理创伤的当下表达。分为两个大的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从对列强的当下表达角度着手的。如果仔细研读《清议报》的报道，我们会发现其对列强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殖民列强作为侵略者的一面，对其报道的篇数呈多数，且较为全面深入。此外，不断类比他国的亡国史，与中国当下遭受侵略的情形相提并论，担忧着中国重蹈他国名存实亡的覆辙。另一个方面，是作为“文明者”的西方列强，主要是表达西方近代文明对世界秩序的强大支配力，将西方文明视为解决中国在近代世界中处于“边缘化”的问题的钥匙。第二个方向是对清政府和义和团的当下表述，抨击义和团对“进步的中国”的破坏，但与此同时也赞扬了其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而对于被作为是“罪魁祸首”的清政府，《清议报》给予严重的抨击，称其愚昧、软弱。

最后一个部分，作者将眼光放得更远，即《清议报》的社会语境与近代民族国家思想触媒的特征分析。政论报刊能否成功，影响力是否足够大，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想达到影响国民的作用，其报道的角度必须独特，眼光必须长远。在这一部分，作者从《清议报》看日本社会语境对国家强权的强调，某些文章便侧重表述以国家概念为中心的近代民族主义，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在民族的名义下扩展其功能，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某些文章则借助日本国家的社会语境强调我们需要的国家意识，反对清政府抑制舆论等。作者同样看到了《清议报》通过表述某些见闻，有效的将民族象征融入公私领域。关于“从《清议报》表述策略看近代民族国家思想触媒特征”这一方面，作者认为其在强化着表述的话语意义，强化国家至上主义理论和“重塑国民，以参与新世界”的话语意义，这一策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历史是塑造民族实体的基本途径，历史的叙述是对民族实体的话语建构”，大量的史料为作者选题提供了证据。在介绍《清议报》对近代民族国家话语的传播形式时，作者大量引用了《本馆论说》、《外国近事及外议》、《名家著述》里面的文章，说服力极强。例如《清议报》“本馆论说”专栏以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事件为论说对象的相关论说文章，作者制作了表格，详细列出文章的题目、所刊载的期数和作者的名字，在文章最后的附录部分，更是列举了文章的相关论点，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动态的新闻史图像，史料之全也是文章值得读的原因所在。

总之，《清议报》将过去、当下的战争事件所造成的民族创伤图景联合起来，强调国家和国民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民族危亡所做出的各个方面的回应，近代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要想重新建构国家体系，必须重塑国民，启迪国民的智慧，而政论报刊作为当时话语表述的最佳途径，成为了建构舆论的重要载体，和当今媒体相似的是，近代的政论报刊不断强化某些议题，来为社会设置议程，进而为国民设置日程，以达到国民不断重视该议题的作用。可以说《清议报》成功的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其所要强调的改革之上。作者从《清议报》的民族心理创伤表述的角度，分析《清议报》，进而分析其作为政论报刊是如何一步步将国家的舆论走向引导至它所要强调的方向之上的，以这种独特的视角联系着媒介、政治和社会，从微观的民族心理创伤的角度分析晚清政论报刊的舆论走向，又从宏观的视野来看待《清议报》，将其置于国际环境之下，作为传播主体和相关的传播对象，作者更是逐个分析其的当下表述，内容翔实。然而，关于近代报刊的舆论动员，研究近代媒介、国家、社会、国民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可以从媒介重塑国家、国民角度，还具有其他多种研究角度，或许当下的研究便是需要研究者的多重角度做更加深入的分析吧。陈庆文

报刊虽然是社会公共意志的代表，但其不可避免的会裹挟媒体从业者的自我立场与观念表达,形成社会公意与个人私意混合的舆论表达状态。以近代报刊为切入点，我们可以发现报刊背后所蕴含的特殊意义。本书的中篇“性别政治与清末民初男女平权革命的媒介表述”涉及知识女性探寻自我身份这一核心问题。

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女性报刊的成长伴随着“强国保种”这一社会环境而发展，女报的宣传作用尤为突出。清末社会的政治走向对报刊话语影响重大，其时女性报刊也分化出维新派和革命派，维新派宣传维新思想，提倡兴女学等，而革命派则注意在报刊中塑造女性形象，强化女性意识。如女性报人陈撷芬在《女学报》中倡导女性实现独立，给予有条件有能力接触报刊的女性以积极的影响，促使她们自觉主动地唤起自我的独立意识而非仅仅依靠攀附男性生存，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进步。

女性报刊背后是女报人群体。清末女性报人的办报活动深受强国保种的社会语境影响，她们在身体上和思想上相继解放之后，开始探索独立的自我身份。而她们对自身的身份界定，又很大程度上影响她们办报过程中的的价值取向与自身人生发展的走向。清末女报人与传统女性不同，她们有新颖进步的思想觉悟，开始在公共的新闻事业中抛头露面。女报人因其感情更为细腻，无论其身处何种社会阶层，无论她有怎么样的社会身份，都会带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在情感上对生活中的事件作出自己的思考，在道义上对现实政治的弊端进行批判和反思。但是由于自身外在的生活环境和内在的思想境界所限，她们大多沿袭父兄的思想和惯习，缺乏自身的独立性，没有明晰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

近代女报人的圈层意识极为强烈。精英女性报人圈建立在相似的政治理念基础上，还有相近的生活情趣、并且拥有较为一致的文化自觉，因而才能围绕着彼此形成固定的集体。她们虽然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然而在涉及救亡图存这一宏观主体的时候会发生合力，积极地利用所掌握的文化资源主动地扩展社会网络，从而逐步加强自我身份认同和拓宽交往空间。无论是自我传播、人际传播，还是团体传播中，清末精英女报人圈子都在发挥作用，她们为着自身的发展，也为着对社会发挥影响，通过各种管道将他们的声音传向社会。在此过程中，女性符号在逐渐拓宽的媒介生产空间中得以逐步建构。女性的进步不仅体现在自我独立，更体现在革命运动中的自强自立精神，改变了女性以往在社会活动中失语的状态，使更多的社会群体意识到女性形象的变化。

比较清末女性报刊，民初女性报刊就办报旨趣来说，有追求男女平权和实施启蒙教育两种，其背后反映的是知识女性圈层对自我身份的不同探索路径。民初女性报刊侧重于对女性形象的建构，此时的建构是脱胎于对西方新女性的憧憬与欣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仅是要借西方女性的进步来为自己追寻进步提供合法性，更是民初知识女性在文化空间和心理空间逐渐自立、自信的表现。

近代报刊的发展状态纷繁杂乱，表现出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与纷争。女性报刊也不例外，虽然女性报人在报纸的创办、经营上尽心尽力，但是在内忧外患的整体社会环境中，发展难免受限。除此之外，女性报人思想解放或职业化程度不够彻底，较少将新闻事业作为自己的专职，加之在报刊活动中所倡导和呼吁的，难以获得社会普遍认可，造成了女性报人的身份认同困境。如文章中所说，“一旦精英知识女性觉醒的程度涉及到男女性别关系的根本扭转之时，其身份重塑受到社会阻力可想而知”。所以，女性符号的建构仍然是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如若逾越，将寸步难行。这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流动注定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对此，我们唯有在探索中前行。任晓丽

每个时代的新闻纸都担负着记录其时社会变迁的历史责任，因而后人往往能够以某一时期报纸为镜像，窥察到一个特定时代的多元化社会生活。与此同时，作为其时社会舆论发声筒的报纸，又绝非只甘做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角色，而是在历史进程的颠簸中主动地参与着一个时代的社会建设。清末上海开埠，外国人纷至沓来，由此长达近百年中西在器物、文化、制度上的不断碰撞和演化。创办于1872年的《申报》，见证了上海滩的时代变迁并深刻影响着上海的市民社会格局。

在《申报》创办之初，上海的大工业逐渐建立，经济社会开始进入稳步发展中，这些都为上海市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区域、经济基础和制度以及人员的构成。这一时期，中西之间在器物和思想上的碰撞交融急剧展开，各种“奇技淫巧”和令国人“可惊可愕”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着。于是身处上海的《申报》便将视野着眼于“光怪陆离的租界”、“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中日常发生的市井新闻，添以奇闻异事、鬼神之说吸引读者，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申报》的报道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稍显幼稚。

发生于1874年的“琉球事件”引发了《申报》的第一次变革，成为《申报》发展的第一个契机，主持人美查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亲自前往一线采访，发回来大量的独家新闻，报纸的报道内容开始在质量上有所改观。19世纪80年代后期，《申报》开始在业务上有所改进，不仅立足于上海本地市井新闻，更是将报道面扩大至全国。维新变法之后，《申报》市井新闻虽占很大比重，但关注重点开始从市民生活转变为国计民生，逐渐向“严肃化”大报发展。这一时期，《申报》对上海市民社会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记录“十里洋场”的日常琐事，而是更为主动地通过对新闻事件有意识地选择，影响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和认知。

在上海市民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申报》对“四明公所事件”、“清末教案”以及“会审公堂案”的报道与关注，是其对“义利兼顾”的真正实践，也是其成为严肃大报的几个重要节点。尽管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发生时，创刊初期的《申报》在新闻报道的专业性方面略显不足，在之后“教案”报道中，又因其主持人的外籍身份使得与民族立场相左，态度不公正；但《申报》对这些与普通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的事件的报道，终以市民的视角，自下而上的保持关注，不啻为一种办报理念上的进步。在对“会审公堂案”的报道中，《申报》报道更加侧重的是市民、上海地方政府，以及租界管理方的各方回应，其关注点也从寻常市井巷闻上升到因中西文化制度差异带来的冲突上。而《申报》的这一切变化，都与其所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申报》对其时上海市民社会变迁的“镜像”纪录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客观，总会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其所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近代中国，上海在中西方文化、制度层面的碰撞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剧烈。诸如《申报》在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的报道中态度暧昧，立场不清，但在轰动全国的“杨乃武案”中，却又能自诩“有感于西法”而仗义执言。虽时有“为华人谋”，但又经常在报道中偏袒西人。而这种摇摆不定的立场、态度，正是形成于历史上“华洋杂处”场域中难以弥合的文化制度冲突。

《申报》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近代都市商业型报纸的杰出代表，必有其令人称道之处。作为一份以市井新闻报道起家的报纸，《申报》的数次改革坚持去庸俗化的方针，在清末政治新潮酝酿之时、国家面临内忧外患之境，《申报》积极回应市民社会的需求，开展舆论监督，关心国运民生。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中，《申报》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并坚持提倡西方近代文明。作为其时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申报》承担着舆论载体之责，迎击上海社会奢靡之风，提倡去奢崇俭。与此同时，《申报》还提倡善待女婢、婚姻自由、女子独立平等、兴女学等。《申报》正是利用其早期市井新闻报道中积累的公信力，进一步引导着上海市民社会的近代化趋向。

总而言之，近代中国中西方文明的博弈和冲突，深刻影响了近代报刊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清末上海社会，在生活方式上深受西方器物、文化及制度上的冲击，而上海的都市化进程，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这番角力之下，上海形成了颇有中国特色的早期市民社会，而清末《申报》无疑是这一时代最有力的见证者。同时，《申报》通过市民生活的日常媒介叙事，自觉的参与到这个社会的建构之中，影响着普通市民对日益多元的社会的认知。

周涛

《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一书视角新颖，从君臣政治、性别政治以及家庭政治切入，分为三部分论述清末民初报刊政治舆论建构与社会关系重建之间的互动关联。上篇“君臣政治与晚清政论报刊政治舆论的转向”，作者选取了《清议报》以及《民报》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报刊对民族心理创伤的表述，以及《民报》革命舆论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中篇“性别政治与清末民初男女平权革命的媒介表述”，作者的视角回归到具体的群体，讨论了清末民初从家庭步入社会的女性，在报刊与革命语境下的政治身份认同。下篇“家庭政治与上海市民社会对革命话语政治舆论动员的平常心态”，这一部分将论述视角从社会、社群转入以家庭为单位的市民，文中以上海《申报》为切入点，论述了报刊与市民社会的互动。此处以第一章“清末战争与《清议报》对民族心理创伤的表述”有关内容为中心，略谈感受。

《清议报》是立宪派创办的第一份宣传立宪的刊物，1898年12月创办于日本横滨，主编为梁启超。在知网上，以《清议报》为题目关键词，可以搜索到几十篇论文。关于《清议报》的论述，大多是通过研究该报刊来探究改良派宪政思想，其中涉及到立宪宣传、国民性改造宣传、近代女子解放思想、中国民权思想、梁启超编辑思想等等。而从“民族心理创伤”这一角度来论述，较为新颖。

以“创伤”为切入点，从心理层面解释了面临国家危亡、清廷腐败的近代知识分子，亟需借助政论报刊构建起新的意义模式，用新的国家认同观念，克服危机、弥合伤口。由此，引出章节主题：近代报人如何描述历史，如何表述当下，以参与现代性架构。在这一过程中，近代社会大环境、国际大环境又对报刊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章节皆有详细论述。文章认为，《清议报》对战争创伤的表述策略较为稳定。如在甲午战争、瓜分狂潮的政论中，把国家的衰落归咎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妄自尊大，在加深这种创伤烙印的同时，呼吁要进行国家变革、国民改造。更关键的是，《清议报》的这种表述模式把过去的经历、现实的活动以及未来的期望，都转变成时间的统一体，浓缩进同一时间段。从繁杂的文本中来精准归纳，让人耳目一新。

报刊中的历史记忆有着选择的过程，其选择的标准则是当下的政治变革。作者认为，《清议报》民族心理创伤的当下表述，反映出该报对于列强的心理是矛盾的，对于义和团行为是肯定初衷、批判行动，对于清政府是“过度”追责为自身宣传服务。针对《清议报》此种话语方式，作者侧重从社会语境和国际语境去追寻来源，指出该报刊受到日本社会语境的“媒介”作用，并由此概括了近代民族国家思想触媒特征。

总之，以历史记忆为视角，探寻清末政论报刊的政治表述在历史与当下之间的互动关联，从视角、框架、材料、归纳等，都值得探讨学习。近4万字，论述了《清议报》在面对政治意义建构与精神意义建构时，如何抉择？又为何在最后选择了建构强势的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从侧面反映近代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政论报刊，从“国家话语”、“国民话语”两方面对政治危机、价值取向危机作出回应。章翠翠

专著《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借由报刊这一主要线索，分别从君臣政治、性别政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话语这三个层面考察分析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让读者看到社会断裂的横截面所呈现出的纹理，并能够通过对比政治制度更迭前后横截面的不同显示出社会发展的年轮和轨迹。以下就本书第一篇“君臣政治与晚清政论报刊政治舆论的转向”，略谈感受。

《清议报》是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个机关报，旬刊。设论说、名家著述、文苑、外论汇译、纪事、群报撷华等栏目。梁启超任主编。以“主持清议，开启民智”为宗旨。刊登的大量内容是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这样的一份改良派机关报，在创办之初就带有浓厚的党派色彩，因其创办于日本，同时也受到日本社会语境的影响。在这样的双重影响下，《清议报》是如何来构建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特征的？文章从《清议报》对民族战争的记忆以及《清议报》对政治事件的当下表述两个方面，分别选取甲午战争、列强瓜分狂潮、西方列强殖民行径、义和团民众及清政府作为分析的节点，结合当时的国内外社会语境，认为中国近代政论报刊走向社群政治动员优先的立场，建构起强势的国家主义话语体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其传播主体近代知识分子对国家政治、社会文化资源认知判断的变化，经历了渐进的过程。

为鼓吹开明专制论，梁启超继《清议报》之后筹办《新民丛报》，而《新民从报》与《民报》之论战一直是报刊史、舆论史关注的焦点。在第二章中，作者认为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舆论动员涉及革命的合法性论证。《民报》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一直保持着激进与缓和两种论调，而后来1908年的暂停则有着更广阔的政治背景，关系到世界范围内远东政治格局的变迁。《民报》所鼓吹的三民主义对近代政治变革具有建构性作用。

如导论所说，近代政论性报刊《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等通过学缘、地缘等关系聚合一大批知识分子，对政治发表较为一致的意见，从而形成了学术共同体。这些刊物构建的社会思潮是如何酝酿并形成政治舆论？由改良趋向革命，舆论如何转向，报刊的议程设置与社会议程设置的关系如何？其与旧的思潮是何关系，与传统型、现代性是何关系？此类问题显然涉及报刊解读社会的政治框架。而这也正是由报刊作为主要线索考察分析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的价值所在。

关于《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民报》的分析，探讨晚清君臣政治与政论报刊政治舆论的转向，是在历史进程中选取了两个细小的点，并试图通过对这两个点所表现出的社会横截面进行重点描画、前后对比，使得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变化能够以曲线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历史长河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以报刊为主要线索，重大历史事件为点，拼接起发展趋势，描绘出特定阶段的历史发展进程，是本书的目的所在。然而对于历史事件的选择，报刊的选择，必然不能够做到面面俱到，如果说一副素描完成前需要先有一个草稿，那么，本书便是勾勒出了这样的一个淡淡的轮廓。何洁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政治变革思潮，前者主张改良中国政体，后者则直接推翻了统治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前者渐进，后者激进。康梁在引进西方先进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将女权思想带入国内，提倡“废缠足”、“兴女学”，近代女权运动由此萌芽。辛亥革命将妇女解放运动又向前推进一步，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首先取缔的是残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陋习；此后，女子参政运动兴起，知识女性的政治主体意识进一步张扬。近代女性报刊作为女权运动的标志之一，也是女权运动的舆论阵地，其兴起与发展与近代女权运动构成联动关系。

戊戌变法时期的女性报刊与报人

清末政论报刊在政治取向上有维新和革命之分，其时女性报刊亦是如此。维新派女性报刊将女子解放同维新变法、强国保种联系在一起，多从国家利益出发，如“维新派提倡兴女学的出发点并非认为女性应拥有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利，他们认为如不兴女学，性别意义上的母亲则不能很好地教育下一代，最终会影响国家的命运”，在这里，女子只是作为培育国家未来之栋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而非真正的自立。这一时期女性的自我觉醒意识有限，她们的媒介活动大多是在父兄的支持、帮助下进行的，女性独立意识缺乏，没有意识到长期以来男权思想对女性意识的奴役，因此她们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往往与父兄对于女性的解读相似，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康同薇、裘毓芳等人在新闻舆论引导中的独立意识不强，很多思想、主张都同维新派中男性较为类似；她们很少有人以报刊工作为职业；在政治取向上大都倾向改良，对女子参政议政的政治追求并不明显。

革命派女性新闻工作者以陈撷芬、秋瑾、何震等为代表。“《苏报》案”使得陈撷芬的思想从维新逐渐转向革命；秋瑾积极主张男女革命；何震一开始思想倾向革命，最终却投奔了腐朽没落的清政府。这一时期知识女性的个体独立意识明显增强，有些人已意识到女性同男性的平等，发出了追求女性权利的声音，很多女性通过办报来宣传女权主义思想，号召女性同胞解放自己，实现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但是这些报刊鼓吹的男女平权革命，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只是一些进步力量对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利用而已，女性争取自身合法权利的斗争并没有取得成功。且这些女性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让人费解的是积极主张男女革命的秋瑾却以男性装扮示人，在给女性友人的书信中，以“兄”来称呼自己的女性朋友，这恐怕是骨子里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作祟，否则为何以男性的穿着、称呼为标准？

清末的杰出女性在办报活动、参与社会组织以及自身的人际交往中，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这些传播团体的出现，给了中国女性发声的机会，改写了几千年来中国女性在媒介中处于“失语状态”的历史，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对女性争取自身的权利也带来了一定的帮助。

辛亥革命后女性报刊的话语呈现

辛亥革命后的女性报刊分为两个不同时期，一是1912-1913女子参政运动时期，二是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前一时期的报刊话语着重在女性参政问题上，男女性别冲突明显，侧重从“共享权利”的角度论证“男女平等”，可惜好景不长。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对女性报刊的言论多加控制，女性报刊中激烈的女权论述让位于娱乐、消遣以及家庭生活方式的呈现，是女报人的妥协，也是现实的无奈。

辛亥革命后，思想解放更加深入人心，女性要求独立的意识更加强烈，女子参政运动时期，可说是戊戌变法时期与辛亥革命后女性争取权利的全盛时期，也是斗争最为激烈，获得成效最为明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报刊，在内容上更为侧重女性政治权利的表述，强调男女具有同等的社会身份。唐群英、张昭汉、张汉英等女子参政运动的领导者，对报刊作为舆论工具在女性运动中的重要作用颇有清晰认识，她们创办的女性报刊不仅鼓吹女子参政权利，亦以激进的态度评判民初政局，说明她们的觉醒程度较之维新时期有了很大的改进。

1913年后，时局的变化对女性报刊的办报倾向有着很大的影响，女性报刊在这一时期或是变为女性文艺杂志，以刊登文艺作品为主，抑或是以论证女学宗旨、传播家庭实用知识为主，风格与之前迥异，锋芒也收敛了不少。前者以“鸳鸯蝴蝶派”文人创办的《女子世界》等为代表，后者以胡彬夏主持《妇女杂志》为代表。，“鸳鸯蝴蝶派”女性文艺刊物充斥着其特有传统而保守的风格，力图回避敏感的妇女问题讨论。其女性身份的展现存在着两种相互关联的认同路径：一是再现传统女性形象，主张复兴传统“女德”；二是，通过浓丽的闺阁文学和消闲小说，某种程度上将女性预设为闺阁内的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希望女性回归传统的女性身份。

胡彬夏身受美国的思想影响，在她看来，“二十世纪之新女子”在身份认同上既不同于女子参政运动中精英知识女性建立在性别差异基础上的女权意识，也与强调女性“贤妻良母”的传统身份不同，而是以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生活方式为榜样，强调女性家庭身份的重要性与社会价值，以及女性家庭职责履行所应具备的知识和道德。即强调家庭与社会的平衡，也是对整个社会现实的妥协。她在在自我身份选择上反思此前的激烈女权言论，致力于发掘女性家庭职责的社会价值，调和家庭与社会的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精英知识女性身份选择的无奈。

可以想见，近代精英知识女性赋有双重身份——家庭身份与社会身份。家庭身份对应的是“私人”领域，社会身份对应的是“公共”领域。社会将女性定义为何种领域，女性就有着相应的身份。我们看到，在1913年以后，女性的身份已经逐步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偏移，社会还是希望女性更多承担的是“相夫教子”的天职，而非抛头露面、参政议政，女性更多的还是作为一种传统的身份存在。

女性报刊本身作为一种媒介，给女性一个“发声”的平台，女性也可以在此过程中获得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只是这种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社会对于女性作为男女性别关系的重要一方，其认同感并没有那么强烈，女性依然还是多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存在，即便有那么一丝认同，也是细微的。在当时女性争取合法权利之路依然漫长，即便是有了大众媒介这个发声工具，社会现实依然是最大的阻力。马静

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伴随着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政治气氛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短暂的宽松局面。长期以来，在封建礼教压制下，女性只是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属而存在，经过了戊戌维新运动下的思想解放，一批知识女性的权利意识已经萌芽，加之受到国外女权运动思潮的启发，她们不仅要求男女平等，而且在政治上谋求享有更多的权利。中华民国的成立，给予知识女性一个契机，众多女性报刊在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创立。中国的传统政治格局是家国同构，在政治变革的语境下，要去重构传统伦理关系，必须分析诸如性别关系等更为基层的社会关系。《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第四章以民初女子参政运动为核心，通过女性报刊所承载的舆论话语，来分析在政治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大背景下，女性精英们是如何解构旧有的社会关系，而试图重构一个男女平权的理想社会。

清季改良思潮风起云涌，一些知识女性在报刊界开始崭露头角。这些女性通常出身于开明士绅家庭，受到良好文化教育，在其父亲与兄长影响下，完成了思想启蒙，她们大多接受过新式教育或有留学经历，这些作为日后重要的文化资源，促使她们选择了一条完全异于传统女性的人生道路。精英女报人在建构新型女性形象过程中，分别以传统女性和西方女性作为参照物，以映射出其时女性理想中的社会角色。传统社会，女性在传统专制思想的枷锁下，无法承担该有的社会责任与创造社会价值，正如梁启超在探讨女学的论述中，认为传统女性被视作只“分利”不“生利”的无用之人，是酿成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精英女报人主张男女平权，女性的自立自强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对于传统的条条框框，以一种排斥的眼光视之，将传统的“他者”与当下的“我们”分离，从而彰显出“我们”该有的主体意识。同时期的西方社会女权运动也在蓬勃发展，中国女权运动成为国际女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他者”与西方的“他者”为当下的女权事业提供了合法性。

民初的女报人按其办报类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报纸为喉舌，鼓吹男女应享有同等的社会权利，主张女子参政；二是在女子参政运动失败后，将报纸作为女性启蒙教育的工具，重新以家庭为中心，肯定女性践行家庭职责的社会价值。两者的共同点是都突破了传统的性别身份意识，力图使报纸在培植新女性形象中起到引导作用。辛亥革命期间，精英知识女性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参与到革命的浪潮中，其时的报刊凸显出作为国民的女性在政治义务上的表达，这也为革命胜利后谋求权利的斗争奠定了基调。女子参政运动作为民初政坛兴起的颇具声势的女权运动，旨在争取女性参政的合法权利。民初三大女性参政团体分别创办了《女子白话旬报》、《亚东丛报》、《神州女报》、《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等。精英女性在报刊的政治表述上突出女性的主体身份意识，更加注重女性政治权利的表述；不仅强调男女拥有同等参政权利，还以激进的态度品评民初时局，体现出女性的性别觉醒意识以及重塑自我身份的努力。其时，商业女报在报刊市场兴起，也对女性参政运动给予了关注与探讨，其中《妇女时报》则为典型。但是，与女性参政团体创办的报刊相比，它更多地是刊载国内外与参政运动相关的报道，并且内容中不乏对旧道德的宣扬，随着参政运动的高潮消退，相关论述也大幅减少。总体上，商业女报在新知识与旧道德之间掌握了一个平衡，呈现出一种颇为矛盾的媒介镜像。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加紧进行舆论钳制，企图为其独断专制扫清障碍。昔日短暂繁荣的报刊市场万马齐喑，多数女性报刊被迫停刊，女性参政运动无果而终。此后的女性报刊，在复古逆流当中，重新将女性问题转移到传统的家庭私域，女权、女子参政不再是论述的主流，一方面，闺阁文学与主张复兴传统女德的文章充斥版面，报刊风格重回保守；另一方面，传播女学、女性实用知识的刊物兴起，主张“贤妻良母”型女性对于国家、社会的重要作用。

清末民初的女权运动随着维新思潮的兴起而萌芽，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勃兴而步入一个高潮，但是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女子参政运动宣告失败，女权运动归于沉寂。而曾经作为学习榜样的西方女权运动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欧美各国女性不仅相继取得了男女同校、女子上大学的权利，而且许多国家承认了女性拥有选举权，从而获得了合法的参政权。那么，中西女权运动为什么会走向不同的节点呢？此时的西方社会，早已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与启蒙运动的洗礼，女权主义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基础。而在中国，革命党人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但是，在全国范围内，风气仍属蔽塞。袁世凯上台后，政治舆论处于高压状态，文化上盛行尊孔复古，女权思想更加难以获得支持。几千年的封建余毒还根深蒂固，人们思想解放程度还不够，就连当时的许多革命者都持反对态度。因此，男尊女卑思想不会随着一场革命而一夜之间破除，需要一场更大程度上的思想解放。

我国女权运动总是与进步的政治运动相伴而生，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女权运动迎来了另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想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大力宣传。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新青年》特设了“女子问题”专栏。胡适主编的第六卷第4号上“新青年记者启事”—《女子问题》中所言：“女子居国民之半数，在家中又负无上之责任。欲谋国家社会之改进，女子问题固未可置诸等闲，而家庭制度不良造成社会不宁之象，非今日重大问题乎。欲解决此问题，无一不与女子有关。”新文化运动中对于妇女问题提出了许多颇为激进的主张，例如反对旧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提倡自由择偶、自由接受教育、拥有参政权等。新文化运动使人们思想空前解放，对于妇女问题的一系列主张得到越来越多数人的认可。与辛亥革命胜利初女权运动中精英女性作为主力军所不同的是，新文化运动中对女性主义进行大力宣传的是男性，说明男女平权思想逐渐被更多人接受，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开明男性知识分子作为精英女性的同盟军，共同寻求女性解放事业。

民初女性报刊实质上是对传统的伦理关系的颠覆，尤其是对“夫为妻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性别关系的挑战，精英女性在云谲波诡的民初政治环境下，对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提出质疑，试图建构一个男女平权的新型社会关系。女权话语通过报刊媒介广泛传播，从而演变成女权运动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报刊始终扮演着一个鼓吹者与动员者的角色，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由家庭私域转向社会公共领域。女权运动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革命语境下滋生女性主义思想，而在倒行逆施的专制独裁下式微，女性报刊也回归到知识普及的层面。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再次在神州大地掀起思想解放的浪潮，女权主义运动也随之迈向一个新的阶段。殷润国

近代中国经历了时空的裂变。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下，报刊作为呈现时代变迁镜像的载体对辛亥革命这一重大事件的呈现，集中展示了其时中国政治舆论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多元化图景。王天根教授及研究团队的《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以独特的视角探析近代报刊舆论与社会结构变迁之互动关系。

《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以报刊为主线，以媒介与社会互动为分析框架，检视报刊镜像中的君臣政治、性别政治、家庭政治，在辛亥革命前后政治舆论激荡中所呈现的复杂歧异面向。本书第一部分通过对《清议报》、《民报》等这些报刊文本的分析，考察晚清君臣政治与政论报刊政治舆论的转向。第二部分论述了在清末民初男女平权的革命语境下，中国近代女性刊物和女性从业者的办报活动及言论取向。第三部分梳理了《申报》中相关的市井新闻，探析《申报》市井新闻中日常生活叙事与上海市民社会形成、演变的互动关系。这三个专题从报刊的不同层面展示了政治舆论与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报刊是信息的载体，在政治思潮和社会转型中，报刊媒介通过自己的方式，对辛亥革命进行了政治动员。

本书从报刊与社会互动这一层面出发，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语境下对报刊所承载的舆论进行分析。以往的媒介史研究通常是以时间为经，以报刊发展为纬，又或“强调新闻的阶级性，将新闻史看成是阶级斗争史和党内路线斗争史在新闻领域的表现”。本书是以辛亥革命所处的“救亡图存”背景下，将报刊和社会关系的重构联系起来，即将君臣关系、性别关系、家庭关系呈现出来，从报刊和社会重心重建到国家形象重构这两个纬度进行考虑，很有新意。通过《清议报》对清末战争中民族心理创伤的表述、《民报》对辛亥革命的舆论建构、《申报》对上海市民社会的政治舆论动员，及女报人与政治语境下报刊互动，本书在报刊与政治建构的框架下进行分析报刊媒介和政治利益集团的关系。在“救亡图存”和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本书作者为我们分析了报刊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情节，展现报刊自己的传播路径，报刊的功能发挥。

政治舆论动员中报刊与社会互动呈现为媒介议程与社会议程的碰撞、交融。“媒介议程设置与社会议程设置显然存在互动关系。两者高度一致或趋同，国家政治动员特别强但在政治结构上可能趋向于专制或开明专制。两者分离，社会舆论中心趋向多元，但在社会意见或舆论的整合力量薄弱，在政治意识上可能趋向民主”。本书在君臣政治和报刊政治舆论转向中，站在国外社会历史语境的角度，窥视《清议报》相关栏目的议程设置，论述其所处的地理空间和历史时空，从“建立国家强权”和“重塑国民精神”这两方面的“意义”进行设置，试图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和价值取向。

同时，在分析《申报》中市井新闻的特点的嬗变时，媒介生态环境的理论框架不可抹去。报刊和上海市民社会的互动，就是本书在家庭政治中挖掘的重点，有了媒介生态环境的理论支持，互动就不会显得空虚，从报刊的政治舆论到民众的生活和认知就不觉突兀，而《申报》所在的多元媒介环境也是其市井新闻嬗变的重要影响因素。

值得思考的是，《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建立在扎实的报刊史料分析基础之上。“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分析史料，我们可以探寻历史的真知，有利于我们多维度地把握历史事实，加深对历史语境的解读。本书研习大量历史资料，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前夕大批报刊创办的历史语境、革命派和保皇派报刊媒体的舆论论争等媒介事件的复杂性。

由此观之，本书从报刊视角出发，通过史料的论证分析和多种写作方法的运用，考量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和报人活动，展现报刊镜像中的君臣政治、性别政治、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话语这三个层面，来窥视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王艳平

《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旨在通过报刊等近代意义上的新媒体的舆论话语分析，来探讨近代社会关系的格局，实际上是从君臣关系、性别关系以及家庭关系三个角度切入来解析辛亥革命前后政治舆论格局对传统中国社会关系格局的重建程度。这里以本书第五章为重心，即《<申报>与上海市民社会对政治舆论动员的平常心态》，梳理《申报》对上海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影响力的过程和原委。

《申报》，原名《申江新报》，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1949年5月27日停刊。前后总计经营了77年，历经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三个时代，共出版27000余期，在经历了编者队伍与发展过程的几次重大变化，最终成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和标志。

第五章作者在论述《申报》与上海的市民社会对政治舆论动员的心态以如下思路展开：首先探讨近代上海市民社会形成的独特过程。这是作为《申报》的一个社会背景，并通过各种材料论证了《申报》对于上海市民社会的镜像描绘。其次，作者重点研究《申报》的两个板块：市井新闻与时评，也是申报最具代表性和卖点的板块来分析《申报》的办报特点，并通过各种对比分析市井新闻与时评板块比重的变化来理出《申报》不同阶段的发展脉络。其中通过“琉球事件”前后、中法战争、维新变法前后等具体的时间段来理解市井新闻与时评的发展，通过“四明公所事件”、清末教案、“会审公堂案”整理出市井新闻经历了一个从绝对主体到中坚力量再到式微的过程。这实际上也是《申报》办报人思维走向成熟、思路走向清晰的过程。最后，通过媒介生态环境理论来分析《申报》中的市井新闻与上海市民社会的互动。《申报》在制度层面与文化层面的冲突与碰撞中找寻市井新闻的素材。同时，《申报》作为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不可避免的承担起了舆论载体的责任，这也很好的体现了媒介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如作者在总结里说道的：“《申报》作为近代中国最具有现代性的上海社会生活的侧影，不单被动地展现了一个镜像的上海市民社会，也参与了这个社会的建构。这两者的互动，使得后人可以窥到报刊舆论如何渗透，进而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与认知，在他们面前呈现巨变时期社会的多元。”

《申报》在近代政治舆论的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背后反映了《申报》的编者对于近代社会变革趋向的把握度。查阅有关《申报》研究的论文不难发现，当下研究者几乎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申报》的资料性进行挖掘。据不完全统计，内容涉及晚清灾荒研究，《申报》广告研究，《申报》与上海近代体育研究，《申报》与晚清女子教育研究，《申报》对晚清红十字会的舆论功效研究，《申报》对中日甲午战争的回应，《申报》视野下的清末立宪等等，涉及近现代历史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能在《申报》中找到相关的史料。这一方面说明了《申报》作为近现代影响力较大的一份报纸的史料价值。

另一方面，我们尤其应看到《申报》本身的魅力，以及报纸背后的编者在引导舆论上的努力。因为报纸的规模决定报纸的舆论影响力，而报纸规模取决于报纸本身的吸引力，更取决于编写报纸的人对于受众的把握力。当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地理背景也给《申报》本身增加了生存的矛盾性。首先，《申报》所处的社会环境是矛盾冲突不断的，《申报》是在租界的直接统治与清政府的主权掌控之下，体现的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一方面办的是中国人的报纸，一方面又传播着西方的各种思想。编写者为了报纸的生存，一直在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当然，这也是《申报》的特色。诚如作者所言：“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申报》在总体上是坚持提倡西方近代文明的，是一种自觉行为，然而其毕竟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还是在不经意间得到了彰显。”这是《申报》得以生存下来的根本。其次，《申报》的编写者懂得反思。通过作者的研究显示《申报》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过程，从一开始的摘抄他报，大量市井新闻甚至神怪言论充斥报纸，到把目光伸向海外，扩大报道的地理范围和增加报道深度，进行事件的追踪报道，再到建立成熟的编排思想与内容板块，把视角从市民生活慢慢转向国计民生，使报纸更加贴合时事，更加深入探讨时局。这是报纸的编写者，也就是当时的知识阶层思想觉醒的一个过程。再次，《申报》的编写者懂得关注民生。虽然报纸一直在改革，市井新闻在其形式上、报道的侧重点以及所占比例上发生变化，但是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都是围绕市民阶层，与市民生活相关联的报道为侧重点，这一点说明了《申报》是关注民生的。因为市民阶层作为《申报》最主要的受众人群，其生活的上海又具有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因而关注上海的市民生活便成了《申报》的特色与重点，也是《申报》长久以来影响力不断的重要原因。报刊的编写者有意根据近代中国，特别是近代上海的时局变动、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的变化进行思考与描述，不仅为近代史提供了很好了史料文献，同时也因为对于差异性的关注成就了《申报》。

因此，尽管《申报》的主笔、编辑团队多次更换，办报的宗旨多有变动，但作为近代中国纷乱政治形势与社会变动中的舆论引导者，他们对中国社会、中国命运的把握颇具深度，其市井新闻描绘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汇过程中的种种现象。另一方面，更是能够透过中西方文化在近代交汇这一现象以及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的报道与评论，深刻呈现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趋向，最终成就了《申报》的地位与影响力。潘江海

1898年，上海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性报刊——《女学报》，由维新派女报人康同薇等人主持。此后清末的一些女性精英开始通过女性报刊掌握媒介话语权，并且展开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追寻。直至民国初年，在当时的革命语境下，女报人的办报活动与女权运动相互动，促进了当时精英女报人的性别觉醒，她们的自我身份得以重塑。将清末与民初女性报刊的基本发展状况对比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共同点，即女性报刊不仅在上海兴起，更是在上海成长壮大。

从《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第三章的近代中国妇女报刊一览表可以得知，1898-1911年间，（在对比第四章1912-1918年女性报刊简介表后，排除创办于1912年的《女铎报》））共有36家女性报刊在我国境内创办，而这其中仅上海一地就有18家。同时将目光转向对民国初年女性报刊的基本发展状况的介绍，通过分析1912-1918年女性报刊简介表，不难发现，32种女性报刊（在与第三章表格对比后将创办于1911年的《妇女时报》排除）中在上海创办的有16种，占总数的50%。很明显，在清末民初，我国境内约有占总数一半的女性报刊创办于上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上海成为了女性报刊的发端之地与繁荣土壤？

上海文化市场与全国出版中心地位确立的大背景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自此一个海边小县城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座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性接纳着外来的新生事物，包容着传统的旧事物，在这里新旧交织彼此共生。

上海位于长江和黄浦江入海汇合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的海运发达，交通便捷。同时又因此吸引到国内外的金融资本，商业迅速发展。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建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洋务派在这里兴办企业如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上海工商业的繁荣发展成就了近代新式的出版业。

得益于工商业的繁荣，上海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为出版业的技术革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各种新式印刷机械和先进印刷方式被先后引进到上海，石印、铅印、珂罗版印刷纷纷付诸应用，机械动力逐渐成为出版技术的主流。自传教士把新式印刷技术引进上海后，上海一直是全国印刷条件最好、印刷设备最先进的地区。”有了新技术的支持，和租借的庇护，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涌入上海避难，开始了他们的办报活动。《妇女时报》的创办人包天笑在他的《钏影楼回忆录》里曾忆及，上海当时是中国真正的新闻出版中心，许多人都想来这里办报，因为它能做到其他地方做不到的事。

另外，上海安定繁华的环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异乡人，“他们成为上海这个新兴城市里的工人、商人、职员、店员、小生产者、个体经营者和小商贩。这些快速增长的不同职业的新‘上海人’，构成了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市民阶层，同时也构成了上海出版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读者群。”当然，在这些群体中所涌现出的“新女性”群体成为了女性报刊必不可少的读者支柱。

维新派、革命派报人与上海的女性报刊

通过阅读第三章《清末报刊与身份认同视角下的杰出女性》可得知，不论清末的女性报刊是否为女性主持，从政治派别上划分，这些刊物大体分为维新派和革命派。可以说这时的女报活动是在为各派别的政治宣传服务的。1896年，康有为为了南下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在上海创办了《强学报》。同年，《时务报》也在上海出版，打响了维新运动再度兴起的第一枪。)上海成为了当时维新派的舆论宣传阵地。1898年7月，在维新派的支持之下，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和梁启超夫人在上海主持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性报刊——《女学报》，办报虽是提倡女权与女学，但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宣传变法主张。

1905年前，革命派在国内的报刊宣传已经有所展开，主要活跃在上海租界。1905年后，革命派的办报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由于上海便利的交通、新印刷技术的引进与租界的庇护，上海成为了革命派办报的首选之地。1905年至1911年间，革命派在上海创办了16家报刊。而秋瑾所创办的女性报刊《中国女报》也成了这其中较为著名的代表。作为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一方面利用报刊宣传女性解放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为她所主张的男女革命进行舆论动员。

可见上海正是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文化、经济优势，成了各政党派别的舆论宣传阵地。由此在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推动下，女性报刊才得以在此星火燎原。

清末民初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上海女子学校的兴建与女权运动的开始

宁波女塾是清末中国境内最早的女子学校，由英国“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所派遣的传教士阿尔德赛（Miss Aldersey）创办。鸦片战争以后，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在布道传教的同时，也开始致力于中国的女子教育。甲午战败以后，中国主权丧失，被迫割地赔款，在危机面前，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了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倡学习西方，改革政治，提出一系列变革经济、文化思想的举措。在风俗习惯上，他们认为缠足是封建传统对女性的压迫。康有为率先倡办不缠足会，先后在广州、上海等地成立不缠足会。1898年12月，中国天足会成立于上海。而后该会在上海又创办发行了《天足会报》，以此宣传禁止妇女缠足的思想，呼吁放足。

女性身体的枷锁卸下后，维新派把目光转向了教育领域，提倡兴女学，认为女子的教育问题真正关乎国家的命运。深受维新思想影响的一批清末杰出女性开始了最初的觉醒。1897年的秋天，在谭嗣同的妻子李闰等人的努力提倡下，上海第一个妇女团体——中国女学会成立。紧接着1898年5月，在中国女学会的倡办下，上海出现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即经正学堂。近代意义上的女子教育在这里起步，很快推及全国其他地区。在本书第四章作者所列举的15位民初精英女报人中，有三分之一的女报人毕业于当时上海的女子学校。如汤国梨、杨季威毕业于上海务本女校；谈社英毕业于上海南洋女子师范学校；陈鸿璧曾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塾，后又毕业于上海圣约瑟西童女校等。这些精英女报人并非都是上海人，但她们都在上海接受学校教育，感染了新思潮，拥有了新观念。1903年，上海爱国女校发行了著名革命家金天翮所著的《女界钟》一书。在此书中作者对男女平权有着独特的见解，影响了新思潮下的女性群体，鼓励她们从事革命，为中国的女权运动吹响了号角。

辛亥革命前夕，上海是革命派活动的频繁之地。在民初的革命语境下，深受妇女解放思想影响的精英女报人在上海创办女性刊物，追求男女平等，探寻自我身份的重塑。同时，在新思潮影响下的其他女性群体，则成为了当时女性报刊最为重要的读者群。董瑜玥

传统中国，“女学”主要集中于妇德、妇职和闺门礼仪，但是在维新变法时期，经过一些当时杰出女性的努力，“女学”有了新的含义。在“女学”这场运动中,女报人与女性报刊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第一个女性新闻工作者康同微提出兴女学的具体措施，指出自办女学的重要性；维新派又一名女报人裘毓芳认为，男女学堂并重，应“遍开女塾”，这在当时对于女子教育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被誉为“近代第一女词人”的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发表《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并主持天津女学堂校务，对于当时的女子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康同微是中国第一个女性新闻工作者，她和裘毓芳、李端惠等女子为当时维新人士创办的《女学报》担任主笔。康同微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新闻工作者，她办报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变法中“女学”的抱负。她十分重视女学，认为它对母教有很大作用，甚至关系到国家兴亡。“初生之赤子，天性纯一，其性情嗜好惟妇人因其势而利导之。且孩提之童，狎母而畏父，习于父者寡，成于母者多”，康同薇这番言论着实表明母教对于孩子的重要性，而且她说得很有道理。古有“孟母三迁”，母教自古以来就很重要。现如今的陪读家长大多是妈妈，爸爸负责挣钱，而且孩子大多“狎母而畏父”，如果说“父母是孩子的启蒙教师”，母亲应该是孩子启蒙教师中的主要导师。科学分析，关于智力的基因是在X染色体上，母亲是XX,父亲是XY，母亲的智力因素对于孩子在基因上也有很大影响。所以，综上所诉，母亲也就是女人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但是，若一个母亲都没有受过教育何来谈教育子女以及以一个良好的基因遗传子女。母教对于孩子重要，教育对于母亲就是重中之重，这是“源”和“流”的关系。

清末著名的女报人裘毓芳的一生虽短暂，但并不庸碌无为。她是《无锡白话报》编辑兼《女学报》主笔。裘毓芳认为“中国之贫弱，特生利之说未明，男女失学之故耳。”她意识到教育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这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而且也具有前瞻性，与当今提倡“再穷不能穷教育”不谋而合。现如今的85后以及90后等多是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人群，但是对于偏远农村的70后之前的长辈们可就没90后的孩子幸福了。他们当中受过高中教育的也为之颇少。尤其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女孩子上过初中回家务农、外出打工者很多。父辈们的思想女儿终究是别人的，所以他们并不重视对于女孩的教育。女孩亦没有意识自己上学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她们的思想大抵是“嫁一个好男人比什么都重要”。其实这也与裘毓芳描述的“遂以决然无用之身，群焉待养于男子。而为之男子者，遂人人有妻子之累，室家之忧”现象很相似。教育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没有教育者易处于懵懂无知状态。我国的公民有依法享有九年义务教育的义务与权利。每一个女性应该独立自主，不依附男性而生存。女子不独自赚钱却靠男人养自己，这与一百年前裘毓芳提倡的“遍开女塾，使为女子者，咸得广其学识，尽其才能，将中才者，可自谋生计，不必分男子之财”背道而驰。一百年前的女性尚有此番见识，受过大学、研究生教育女性必不能甘之落后。

对于女性教育，吕碧城还提出了“今日女子之教育，必授以世界普遍知识，使对于家不失为完全之个人，对于国不失为完全之国民而已”。世界知识对于开拓视野和拓展思维具有很大的作用，她提出的这番言论在当时“兴女学”潮流中不容忽视。无论康同微还是裘毓芳、吕碧城，她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故她们才会有一番卓越的见识。这也表明了“兴女学”得先抓教育。柯凌云

《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系王天根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学术成果，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分别从君臣政治、性别政治、家庭政治三个维度探讨清末民初政治舆论动员所触及的深度和广度。本书的中篇“性别政治与清末民初男女平权革命的媒介表述”分为两部分：一是清末女报及精英女报人，二是民国初年女报及精英女报人，讨论的焦点涉及男女平权革命与近代女报人、女性报刊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从社会性别维度分析近代精英女报人社群的形成、衍化，以及男女平权媒介表达背后的性别权力。

救亡图存语境下，近代女报人以女性精英社群的形象呈现于舆论界，而女报人社群的聚合、分化既牵涉血缘、地缘、姻缘、业缘等传统社会网络，亦有着政治取向分野的现代性因素。作者认为，中国首批女性报刊和女报人是在清末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中出现的，此乃中国报刊史上女性之先声。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几千年来积累的男权文化的影响，中国首批女性报刊和女报人只是追求男女平权革命，尚缺乏女界自身的独立意识，其“女性价值观”常常表现为“社会对女性的价值观”，故而其女性的身份认同与其血缘、地缘、姻缘、业缘组成的网络发展脉络往往一致。而从政治倾向来看，大体可划分为维新派和革命派两种。维新、革命两派为实现政治抱负，都主张创办报刊，占据舆论阵地。故这一时期，女性解放运动的倡导与媒介的宣传教化功能在救亡图存的实践是紧密结合的。

比较而言，民初女性报刊及女报人分析较多考量女性视角，“以民初女子参政运动这一女权运动史上重要事件为核心，展现精英女报人的政治活动、办报活动及其言论取向所显现的前后不同面貌。”这一过程折射了觉醒的知识女性重构传统的社会性别关系、探索新身份的艰难尝试。然而，这一尝试并不顺利，其时女性报刊及女报人往往因政局的变动而受到压制，且知识界的男性权势亦阻碍了她们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种种努力。

总体来看，本书对清末民初精英女报人与女性报刊的研究较为深入，且资料充实、视野开阔，颇具新意，但亦有值得商榷之。首先，其时激进的精英女报人与下层女性还是有些区别的，其时女性报刊也未必能够全然反应整个女性世界的呼吁与需求，下层女性组织在女权运动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且研究女性不应全然在两性对抗的狭隘视野下进行研究，在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当年的情形，在承认男女平权运动与国家社会运动发生密切相关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女权运动有其特有的意义。其次，在具体的书写中没有及时吸收最新成果，如作者将1904年《女子世界》的创办者误以为女性，而据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所考，《女子世界》的创办者丁初我为男性，其与金天翮（署名“爱自由者金一”）、柳亚子、蒋维乔等都是清一色的“大丈夫”。再次，除作者所取的社会性别分析视角外，也可利用形象分析（通过杂志内容进行女性形象建构），文本分析（封面、栏目、广告、图片的设置），文化研究（从文化和经济的角度理解女性杂志中女性话语权的构成和变迁）等方式进行研究，又或者从读者定位、编辑理念、发行方式、营销策略、广告客户等方面加以考察都不失为女性报刊研究的尝试。程红

第二篇：新闻报刊营造争先发展舆论氛围浅议

文章标题：新闻报刊营造争先发展舆论氛围浅议

在全县争先发展的热潮中，《泽州新闻》应如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近日，笔者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思考。总体来讲，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把握重点，专题报道求深度[找文章到好范文-/www.xiexiebang.com-一站在手，写作无忧]专题报道是媒体普遍采用的一种

新闻传播形式，是近年来新闻宣传的“重头戏”。做好专题报道，深度是关键。只有报道有深度，才能实现新闻宣传由“点”到“线”再到“面”，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审视重大事件的产生、过程、结果，解释其意义，发掘其内涵，展示其因果，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本质看发展，实现权威性、思想性、可读性的统一。一是立意要高。专题报道尽管是一种宣传潮流，但并不是所有工作都需要搞专题，否则就会出现专题不专的问题。抓专题，我们就要坚持三个紧紧围绕，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战略部署和重大决策，紧紧围绕争先发展这一主题。二是力度要大。没有报道宣传的力度，再好的专题都难以显效。我们要始终注重宣传力度的重要性。只要在宣传力度上下功夫，才能营造好三种舆论氛围，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舆论氛围，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舆论氛围，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惜团结、倍加维护稳定的舆论氛围。三是启迪要深。专题报道，不仅要有祥尽的事实报告，更重要的是要为群众梳理出关于对事实的认识，启发人们不断思索和实践创新。通过深入挖掘专题意义，做深做透专题内涵，深刻阐述专题影响，形成重大事件的舆论声势，使启迪的作用越来越大。

二、抓住难点，常规报道出新招会议、领导活动、政策措施、发展实践等是新闻媒体的常规性报道内容。人们每天观看这些报道，审视这些宣传，从中体会泽州的改革建设进程，因此，常规报道也很重要。但常规报道的弱点是千篇一律，枯燥乏味，缺少新意。创新常规报道，是一大难点，也是努力的方向。一是思路要新。过去，我们擅长于“部署式”和“总结式”的报道，要么注重轰轰烈烈的部署，后续进展报道跟不上；要么注重经过“拔高”的成绩总结，忽略困难和问题。这种公式化的报道，缺少可读性、可信性，必须打破。比如每年召开的“三干会”和人大政协“两会”，要打破常规的宣传思路，报道时要出新意，既要由点到面，全方位、权威性地报道，又要由表及里，科学分析，作出饱含理性的评定；既要为会议营造气氛，又要处理好正确导向与生动活泼的关系、报道领导与报道基层的关系、会内报道与会外报道的关系、言论报道与建言献策的关系。二是视角要新。新闻宣传报道要为群众所接受，就一定要改变视角，把着重从领导的角度、部门的角度、工作的角度，转变到读者的角度上来。不仅要认真思考县委、县政府想让广大干部群众知晓什么，还要认真分析干部群众迫切希望了解什么，以及现实生活中存在哪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需要解决，从而拉近新闻宣传报道与读者的距离，实现最佳宣传报道效果。三是手法要新。宣传报道要引人入胜，表现手法的出新求变不可忽视。为了不因统一部署而束缚媒体本身的发挥空间，要十分注重结构、布局、风格、技巧等诸多形态因素。要坚持文字报道与图片报道、事实报道与理论报道、新闻报道与文学艺术表现等相结合的做法，使宣传报道尽可能向大范围延伸，形成强大的宣传报道合力和立体宣传报道声势。

三、突出亮点，典型报道求生动宣传报道的亮点，就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能够形成声势、引起共鸣、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把握宣传报道亮点，发挥示范、激励、引导作用，对于促进三个文明建设，加快泽州改革建设步伐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变化，读者对新闻选择的权利日益突出，对新闻宣传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典型宣传报道只有适应读者的需要，才能为广大读者所选择、所接受，才能不断增强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首先要精神感人。这是典型宣传报道的基础。我们选择的对象不仅要求整个精神事迹感人，更重要的是要所采用的材料感人。因此，一定要抓住体现时代精神的闪光点和读者情感的接受点进行宣传报道，树起一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先进典型形象。其次要形象生动。这是内容改进的重点。为什么有的典型宣传效果不佳，其主要原因不是事迹不突出，而是宣传报道近似造神，“假大空”、“高大全”、模式化现象明显。因此，要着力改变程式化、脸谱化的描写，把典型人物还原到现实中，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的思想，依靠细节和情节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典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第三要语言鲜活。这是新闻报道形式改进的重头。真正做到用第一手材料说话，用自己语言说自己的事，让典型人物的个性得到充分张扬和展示，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反映典型人物的精神世界，实现各得其所、共鸣共振的效果。

四、引导热点，解疑释惑保稳定热点问题往往是矛盾交织和利益关系的焦点，正确引导社会热点，抓住党

和政府联系群众的这条重要纽带，对于促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一要妥善把握。社会纷繁复杂，热点层出不穷。对待热点问题，一方面，我们不回避，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捕捉，勇于触及；另一方面，我们坚持冷静思考，理性思索，不头脑发热、草率从事。要始终着眼于统一思想、凝聚人心，解疑释惑、化解矛盾，弘扬正气、服务

大局。尤其是对突发事件，坚持一切从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出发，一切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到政治坚定，头脑清醒，正确分析，稳妥处理，绝不片面追求轰动效益。要特别注重把好关、把好度，恰当处理宽严、松紧、内外等关系，促进矛盾的转化，维护社会稳定。二要适时适度。热点引导政策性、原则性、艺术性很强，我们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着力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正确把握热点问题的本质，深入分析对实际工作与读者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时间掌握上更主动、更及时，在内容把握上更准确、更平稳，在引导方式上更灵活、更生动。对体现时代精神的大力弘扬，对积极健康的给予支持，对消极落后的予以疏导，对突发事件、重大事件、重要案情不作任何炒作和渲染。用正确舆论引导不正确舆论，用主流媒体影响非主流媒体，做到冷热有度，把握适度。三要创新机制。针对突发事件往往具有偶发性、不可预见性，在信息网络时代传播速度快等特点，我们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要高度重视宣传引导，同时逐步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包括快速反应机制、信息公开机制、舆情引导机制、部门联动机制等，迅速对突发事件作出反应，尽可能把事态的负面影响缩至最小范围，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在搞好热点引导的同时，还要提高舆论监督的水平和公信力，这也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媒体的一大职责。要以建设性的态度去开展舆论监督，做到用事实说话，依法监督，有力有度，内外有别，出于公心，促进工作。舆论监督就其内容而言，有揭露曝光，也有一些问题调查、工作研究、探索性报道；就其推进实际工作的作用而言，也是正面报道。舆论监督要着眼于和谐、化解矛盾，在既为党和政府分忧、又为群众解难上找到最佳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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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推荐书目与报刊

推荐书目及报刊

一、历史方面：

1、易中天：《帝国的惆怅》、《帝国的终结》、《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

2、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3、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

4、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等

5、钱穆：《国史新论》

6、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7、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下）

8、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

9、沈志华、李丹慧主编：《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1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二、经济方面：

11、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代表作）

12、茅于轼：《生活中的经济学》、《经济学的智慧》

13、吴敬琏：《转轨中国》、《改革正在过大关》

14、萨缪尔森（USA）：《经济学》

三、政治方面：

15、柏拉图《理想国》（西方知识界必读书目）

16、托马斯.摩尔：《乌托邦》

17、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上、下）

18、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19、约翰.迈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

20、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21、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22、尹保云：《现代化通病》、《什么是现代化》

23、天津人民出版社：《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君主论、乌托邦、政府论、社会契约论)

24、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

25、劳伦斯-迈耶斯等：《比较政治学》

26、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

27、邓伟志主编：《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

28、马汉：《海权论》该书被称之为西方国家的海军《圣经》

29、基辛格：《大外交》

30、罗素：《中国问题》

31、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32、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四、社会方面：

33、孙立平：

《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

《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

34、王安：《1978-2002年中国大陆1/4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35、奥维尔：《动物庄园》、〈〈1984〉〉

36、卢跃刚：《大国寡民》报告文学

37、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

38、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五、思想文化教育方面：

39、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

40、谢泳：《思想的时代》

41、徐永渔：《自由的言说》

42、秦晖：《问题与主义》

43、巴金：《随想录》

44、李锐：《直言—六十年的忧与思》、《李锐反“左”文选》、《李锐近作—世纪之交留言》

45、陈丹青：《退步集》、《退步集续编》

46、萧功秦：《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

47、顾准：《顾准文集》

48、文池主编：《在北大听讲座》系列丛书

49、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流变》、《清议》、《国学》

50、楼宇烈：《中国人的品格》

51、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52、薛涌：《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

53、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54、李慎之：《风雨仓皇五十年》

55、余世存：《非常道》

56、傅佩荣《哲学与人生》

5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六、马克思主义方面：

5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59、高放：《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马克思主主义与社会主义》

6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

61、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62、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

63、刘美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七、人物传记方面：

64、《富兰克林自传》 富兰克林（Franklin.B.）著，张勇、汝敏 译

65、《人性的光辉---林肯传》 作者：张伟 编译

66、《毛泽东传》

作者：（美）特里尔著，胡为雄，郑玉臣 译

67、《病夫治国》 作者：（法）阿考斯，（瑞士）朗契尼克 著，郭宏安 译

68、叶永烈：《毛泽东与蒋介石》

八、报纸刊物方面：1、2、3、4、5、6、7、8、9、10、南方周末 学习时报 参考消息 炎黄春秋 百年潮 读书文摘 读书 书屋 南风窗 《战略与管理》

第四篇：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和辛亥革命

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和辛亥革命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当欧美一些国家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却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闭，拒绝扩大与外国的交往，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而事实是，原来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这时已远远地跑在了中国的前面。

盛世已蕴含着衰败，落后就要挨打。到十九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打断了。

在此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这种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一方面，则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这种情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的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但与此同时，封建剥削制度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

另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发展，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为了这个目的，外国列强对中国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尽管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仍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在实际上已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朝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这种状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上述重大变化，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次地都失败了。

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前景。中国人民在进行各种未能成功的反抗之后，又起来革命了。

二十世纪中国最初的革命领导者，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一一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初步成长起来，从而引起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但是，由于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它所参加的某些斗争，还处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初步发展并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气象。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实质上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二十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彭博

第五篇：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浅谈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杰出领袖。一八九四年冬，他在檀香山组织了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十年后，他创建了统一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这个具有近代形态的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有其不可比拟的优点。农民阶级的秘密结社固然难于望其项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学会”也不可同日而语。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是正规的民主革命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辛亥革命，就是由同盟会所领导的。孙中山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从事的“武装斗争”的坚决倡导者。他把反清武装斗争当作当时民主革命的重要手段，始终重视革命暴力的作用，既摒弃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上书、请愿方式，又超越了局囿于皇权主义的农民战争。孙中山关于武装战斗的理论和实践有着重大意义，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了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必须诉诸革命的暴力。摧毁了清帝国的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武装斗争。

孙中山又是共和国的真正缔造者和捍卫者。他在武昌起义后全国半数以上省份独立的 时刻返回祖国，建立共和国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他立刻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组建和主持了设在南京的临时政府。在短暂而又困难的三个月里，他力求对巩固共和制度有所建树。当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及其后继者攫夺后，他又举起了旨在捍卫共和国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的旗帜。在这种意义上，革命元勋孙中山的活动是与辛亥革命的全过程相始终的。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新文化革命、五四运动相继爆发。不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总之，孙中山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成就了孙中山的伟大。

孙中山的早期革命：

1894年6月，孙中山尝于《上李傅相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失望之余，他于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筹划通过募款，创建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计划以“振兴中华”为目标，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2月12日，孙中山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

3月16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随后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于是他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10月26日（重阳节）为起义之日。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

1896年秋，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又译作“伦敦被难记”），孙中山被邀以英文写作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中山经加拿大，转往日本。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中山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起义失败，孙遂返回日本。

1903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设为革命誓词。同年9月，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希望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代聘律师之后，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接着，他又到美国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从以上事件不难看出，孙中山早期可谓是颠沛流离，历经坎坷，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放弃革命，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艰难的革命之路，竭尽所能地汇聚各个方面的力量拯救国家和人民，不管结果如何，他的这份精神确是值得敬佩的。

关于辛亥革命：

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亦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这些革命活动都为后来革命的成功打下了基础，而在这些活动中都或多或少的能发现孙中山的身影。孙中山在世界各地对民主的宣传和建立起的革命团体和组织都是导致这些起义爆发的直接或间接原因。终于，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的成功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

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对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及同时期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之，这场革命对于中国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乃至于其他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以后，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以后，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迅速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周恩来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作为社会革命，辛亥革命是一次很不彻底的革命，它最终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未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得到根本变革，社会未发生质的飞跃；它并未使中国得以彻底改造，革命的预期目的并未实现。但是，它所造成的积极影响是不可抹杀的，而孙中山先生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是不可忽略的。

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

虽然，自1907年起，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但谁都不会认为这场革命与它扯不上关系。他辗转各地，为革命四处奔波，传播民主观念，凝聚各方力量，无时无刻都在为革命积攒力量。可以说，他是这场革命明正言顺的领导者，无可非议，也无可替代。

他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廷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在辛亥革命的一路上，他是身先士卒的践行者，也是威望十足的领导者。虽然革命之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