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突”恐怖主义根源探究

第一篇：我国“东突”恐怖主义根源探究

我国“东突”恐怖主义根源探究

摘要：近年来，东突恐怖势力深受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中亚恐怖主义的影响恐怖犯罪案件呈急剧上升态势。本文从“东突”问题、“东突厥”、“东突厥斯坦”、“泛突厥主义”等概念为切入点，对“东突”问题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进行了细致梳理，进而阐述了“东突”恐怖主义的实质与国际因素。研究发现，“东突”问题受国内和国外因素的双重影响，是 21 世纪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化、跨国化和全球化的一部分。“东突”问题与中东恐怖主义存在内在关联，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恐怖主义与“东突”分裂势力之间在人员、资金和技术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关键词：“东突”；产生；发展；国际背景；暴力恐怖事件

暴力恐怖事件：2014年3月1日晚上9时20分，昆明一伙歹徒持械冲进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见人就砍，现场有人伤亡；歹徒手持刀具、统一着装；10多辆警车赶赴现场抓捕嫌疑人。随后车站派出所的民警出警处置。随后特警赶到，当场击毙4名暴徒、抓获1人。2014年5月22日7时50分许，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发生一起爆炸案，造成人员伤亡。截止5月22日13点19分，该事件已造成31人死亡，90余人受伤。这些都是新疆暴力恐怖事件的最新情况。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猖獗和泛滥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已开始在中国滋生蔓延，并与国内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日益勾结，对我国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近年来，国内呈现出恐怖犯罪手段多样、残忍，并极力效仿国际恐怖主义，恐怖活动趋向采用“基地”组织的游击化运作方式，选择的作案时间与地点更具有策略性，恐怖分子本土化和组织化程度明显降低等特点。

一、“东突”问题的性质

“东突”，即“东突厥斯坦运动”，是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旗帜、纲领和行目标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它旨在将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故又称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疆独”。在它产生和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国际因素。

毋庸置疑，“东突”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负面影响。“东突”即“东突运”，又称“东突独”，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简称，系指一批企图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的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采取的非法活动。“9·11”事件以前，在我国学界和媒体中统称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或“疆独”。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自从新疆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国际形势不断演变，尤其是英、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渗透，新疆一直存在着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从某种程度上说，“东突”是西方殖民者怂恿和鼓动的结果。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受国际复杂形势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暴力恐怖活动日益猖獗，我国也一直进行着坚决斗争。但“东突”这个词正式出现在中国大众媒体的报道中，为人们所熟知，并迅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影响中国边疆安全，却是在2001年10月之后。“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为积极支持和配合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有效打击危害我国新疆地区及有关国家稳定和安全的恐怖组织，使打击行动更具针对性，打击对象更具确定性，我国根据其行动组织的名称和具体的行动纲领，简称为“东突”恐怖义势力。

二、“东突”问题的历史背景

提到“东突”，就不能不提到“突厥”，“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泛突厥主义”等概念，“突厥”，“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泛突厥主义”概念有其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历史意义。严格意义上说，“突厥”（Turk）指的是公元后 6～8世纪活跃在亚洲草原北部的一个古代游牧民族。突厥最初属柔然人统治，6世纪中叶归并铁勒部，灭柔然汗国，建突厥汗国。势力十分强盛，6世纪末突厥分裂为东、西两汗国，后相继归顺于唐王朝。唐末，东西突厥衰败，突厥人逐渐融入到其他民族中去。[1]31其中西突厥有两支迁移到今土耳其国境内。至此，突厥作为一个民族从历史上消失。“突厥斯坦”中的“斯坦”一词源于波斯语，意为“地方”或“区域”之义。“突厥斯坦”意思是“突厥人的地域”。古代突厥人并没有固定的地域，故“突厥斯坦”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最初是中亚伊朗—塔吉克人对与自己语言完全不同的北方邻人居住地的泛称。10世纪时，欧洲地理学家开始使用这个名词。[2]2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外的一些殖民主义者企图分裂中国，有意将我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苏联的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殖民主义者遂编造了一套“东突厥人”家园的谬论[3]，鼓吹“东突厥斯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等等。泛突厥主义是“东突”的思想根源，产生于19世纪末期，沙俄境内的鞑靼人仿效泛斯拉夫主义而提出泛突厥主义，最早提出泛突厥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俄国克里米亚鞑靼人伊斯麦尔•伽思普林斯基（1851～1914），其理论根据是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及其他一些语言（所谓的乌拉尔阿尔泰语）同源。[4]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俄国泛突厥主义分子相继流亡土耳其，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活动，并有力地推动了土耳其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发展。土耳其人孜牙·乔加勒甫（1876～1924）是泛突厥主义的祖师和主要代表人物。

简言之，19世纪末出现的泛突厥主义，是一种主张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阿富汗、中国及中亚诸国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具有“民族同一性”的跨国民族主义思潮，时至今日土耳其仍泛突厥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三、“东突”问题与中东恐怖主义的联系

20世纪初至21世纪新疆境内外分裂主义者进行的分裂活动具有旋兴旋败、骤强骤衰的表征。有学者认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其近百年的分裂活动中留下的是一连串失败的记录，是一出出历史闹剧。“东突”在其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在未来，尽管“东突”恐怖主义势力难逃其失败的命运，但仍会伺机东山再起，“东突”恐怖主义分子不会停止其分裂祖国的活动，主要原因为以下几点：

第一，“东突”分裂主义势力受“基地”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支持。主张新疆独立的“东突”分裂主义者不但得到了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中亚和西亚恐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等国际恐怖主义残余势力存在一天，“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就不会停止其活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以来，“本•拉登”与中亚、西亚的恐怖组织头目多次密谋，要帮助“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在新疆进行“圣战”，要把中国新疆建设成一个标准的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东突”恐怖组织得到了境外恐怖组织在经费、物资和精神上的大力支持。1997年12月，受“本·拉登”资助的沙特阿拉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将26万美元转交给新疆境内恐怖组织，作为周边国家的“东突”恐怖组织的活动经费。1999年初，本·拉登又会见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许诺提供资金援助的同时，要求其“一切行动与塔利班协调”。2001年2月，本·拉登及塔利班高层人士在坎大哈与“东突”恐怖组织达成协议，帮助后者训练骨干成员，并承诺负责2001年的活动经费。此外，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还向“东突”恐怖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据报道，曾先后有来自10个“东突”恐怖组织的1000多名骨干分子在“基 地”组织设在阿富汗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霍斯特、呼苏提等地的恐怖主义训练营中接受过诸如爆炸、暗杀、投毒等恐怖活动训练。近年来，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爆炸暗杀恐怖事件，大多与这些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我国警方已抓获100多名曾在阿富汗及其他国家接受过恐怖活动训练、然后秘密潜入新疆的恐怖分子。有关国家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10多名在恐怖活动中被抓获的“东突”恐怖分子。事实证明，本·拉登与塔利班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东突”分裂恐怖主义活动的幕后推手。

第二，“东突”问题受土耳其恐怖主义势力的影响。“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是20世纪初首先在俄属中亚地区，继之在土耳其兴起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传入新疆。当时，土耳其派遣的人员在新疆的阿图什以办学为名，传播“双泛”思想，继而一些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民族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鼓吹和宣传“双泛”，成为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源头。之后，经过20年左右 的时间，新疆形成了以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为首的一小撮以“双泛”为旗帜的分裂势力，他们建立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政党和组织，企图分裂新疆，这就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东突”分裂恐怖主义活动深受其影响，并从“双泛”活动中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大力支持。如新疆 “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早年留学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系统地接受了“泛突厥主义”，回国后又一度高踞新疆省政府主席之位。时至今日，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书刊中经常有大量的关于建立“东突厥斯坦独立政府”的鼓噪，持续不断地公开煽动分裂主义思想，大力鼓吹“新疆独立”，并指责土耳其政府对境外“受压迫突厥人”的冷漠态度。

第三，“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受中东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的影响。后冷战时期，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成为诱导国家和国内冲突的最重要的原动力之一。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是当代世界民族问题中最主要、也是最具破坏力的一种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或多个少数民族努力推动从现有国家中分离出去，进而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或与其他邻国的同一民族合并的运动。这种民族分离现象在一些国家早已存在，只是影响不大。如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英国的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加拿大的魁北克和法国的科西嘉等。但进入冷战后期，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开始狂飙突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了中欧、东欧和南欧，使苏联一分为

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

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并且迅速向世界范围蔓延，至今余波未平。据统计，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积极推动从其母国分离或具有分离倾向的民族就有20多个。现在仍在为“独立”而斗争的重点地区中，有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聚居区，俄罗斯的车臣，英国的北爱尔兰，斯里兰卡的北部和东部地区，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加拿大的魁北克，法国的科西嘉，西班牙的巴斯克，印度的旁遮普，印度尼西亚的伊里安、亚齐、马鲁古、西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等省和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等。[8]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东突”分裂主义分子起到了刺激的作用，对新疆稳定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受恐怖主义全球网络化影响，中国的“东突”问题日益凸现出深刻的国际背景，境内外恐怖组织建立了密切的人员链、资金链和技术链，中国国内反恐成为全球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新疆一直是国际上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之一。国际上“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一经产生，就千方百计向该地区渗透。“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根源。“东突”分裂主义势力为达到分裂中国的政治目的，不仅名称几经变更，而且斗争手段也随着国际政治斗争形式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换。这些组织逐步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构成了民族分裂主义性质的恐怖主义类型，具备了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尽管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难逃其失败的命运，但仍会伺机东山再起。首先，“东突”势力受到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支持，主张新疆独立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不但得到了“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本·拉登领导下的恐怖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证明，本·拉登与塔利班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东突”分裂恐怖主义活动的有力推动者；其次，“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是在土耳其兴起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后，“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受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王淑梅.泛突厥主义的历史考察[J].世界民族,2000(2).[2] 肖季文.东突问题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J].文史春秋,2003(3).[3] 中国国务院办公室.“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由来[EB/OL].新闻网,[2003-12-25].http:// [7] 王柯 トルキスタソ共和国研究［M］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10汉译稿见：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译国外新疆问题研究译丛（第四辑）［C］兰州，2007.[8]李琪.打击”东突”恐怖势力是国际反恐怖斗争的组成部分[J].新疆社会科学,2002(2).[9]包尔汉.新疆五十年［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232.[10]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87～288.[11]中央民委参事室译.苏联民族政策文件汇编［C］.北京：1954.[12] 公安部反恐局.“东突”是我国主要恐怖主义威胁[EB/OL].新华网,[2005-09-06].[13] 新疆警方今年抓获18名境外培训恐怖分子[EB/OL].新华网,[2008-08-07].[14] 黄志恒.喀什袭击案件是精心策划、密谋以久的“暴力袭击活动”[EB/OL].新华网,[2008-09-20].乌鲁木齐 2008年8月5日电.[15] 万鑫.库车暴力恐怖案件已经得到有效处置[N].阿克苏日报,2008-08-12(1).[16] 梁玉春.浅析影响新疆稳定的国际因素[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3(3).

第二篇：恐怖主义对我国的危害

14级电气06班20143763毕安露

浅谈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

电气6班 毕安露 20143763 摘要：近年来，我国恐怖势力猖獗，恐怖事件频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一．认清恐怖主义

1.定义：恐怖主义是 实施者对非武装人员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通过将一定的对象置于恐怖之中，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国际社会中某些组织或个人采取绑架、暗 杀、爆炸、空中劫持、扣押人质等恐怖手段，企求实现其政治目标或某项具体要求的主张和行动。恐怖主义事件主要是由极左翼和极右翼的恐怖主义团体，以及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组织和派别所组织策划的。

2.特征

强烈的国际化倾向

恐怖主义活动范围，已从西欧、中东、拉美三大热点地区向全球各地区和国家蔓延，打击目标扩大

已由外交、军事、政府扩展到商业、一般平民和公共设施。尤其是“9·11”后，美国发动针对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全球性反恐战争以来，东南亚穆斯林聚居地区的人民反美情绪高涨，针对西方人的恐怖袭击事件不断增多，严重影响一些国家及本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地区安全问题之一。

恐怖手段多样

由传统的绑架、劫持人质与暗杀等方式到使用爆炸、袭击、劫持以及生化武器和网络恐怖主义等。此外，当前恐怖主义的活动策略也在不断变化，手法越来越野蛮、残暴，以致于不择手段。

极端主义的交织

14级电气06班20143763毕安露

恐怖主义总是同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主义交织在一起。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恶势力之间相互重叠，集中表现为国际恐怖主义。其具体活动是反社会、反人类，以绑架、暗杀、爆炸等极其残忍的手段制造大规模的恐慌。同时，还与毒品买卖、武器走私、贩卖人口等跨国的有组织犯罪相联系，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

中国遭受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的侵扰，“东突”恐怖势力（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是中亚“三股势力”的主要力量之一，该势力以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为目标，与中亚地区的一些组织相勾结，参与、制造了一系列恶性恐怖事件。

1.国内恐怖主义产生的影响因素

（1）东突恐怖分子。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周边地区极端宗教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我国境内外的“东突”恐怖分子为实现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策划、组织了发生在新疆和有关国家的多宗恐怖暴力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社会治安秩序，给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重大的威胁，同时也威胁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2）西藏恐怖分子。在强大的中央政府和人民面前，**集团意识到分裂将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这样，便不能排除**集团内部极力主张 进行恐怖暴力活动的藏青会、藏妇会等激进派别通过制造恐怖活动来扩散恐怖气氛，向中央政府施压，借以达到自己丑恶的政治目的。

（3）台湾民族分裂分子。由于两岸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台独，所以台独势力只好寄部分希望于恐怖袭击。近几年来，“台独”势力蠢蠢欲动，给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带来极大的困难毫无疑问，台独势力已逐步发展成为一股恐怖主义势力。

（4）邪教法轮功分子。邪教法轮功组织为达到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的险恶目的，将会实施一些特殊形式的恐怖活动。例如，不断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恐怖事件，破坏有线电视信号的传输，插播法轮功的反动音像宣传图像等。同时，制造爆炸事件、鼓动法轮功分子自焚，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示威游行。

(5)个人恐怖活动犯罪分子。改革开放以后，个人恐怖活动有所增加。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过渡时期改革不断深入，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随着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以极端暴力手段报复社会的个恐怖活动也呈逐渐上升之势。某些人为了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以极端暴力手段对社会进行攻击性恐怖活动，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

2.近年来发生的恐怖案件

·2014年9月21日17时许，新疆巴州轮台县城一商铺门口、阳霞镇、铁热克巴扎乡等处发生爆炸，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公安机关迅速处置。] ·2014年7月28日凌晨，莎车县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造成数十名维汉族群众伤亡，31辆车被打砸，其中6辆车被烧。

·2014年6月21日，一伙暴徒驾驶车辆冲撞喀什地区叶城县公安局办公大楼，并引爆爆炸装置。民警果断处置，击毙13名暴徒，3名民警受轻伤，无群众伤亡。

·2014年5月22日，7时50分许，有2辆无牌汽车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

14级电气06班20143763毕安露

小结：在中国恐怖主义日益猖獗的今天，我们应坚定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并不被恐怖主义所利用。近年来互联网已经成为恐怖组织策划、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重要手段和渠道，我们应做到不在网络上传播谣言，不盲目传播恐怖主义的思想，防止互联网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

参考文献：

[1] 华杰.新世纪初中国恐怖活动的成因和走向[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3,(2):28-31.[2] 王新建.当前我国恐怖活动走势及对策思考[J].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5):45-48.[3] 百度百科：恐怖主义，三股势力

[4] 新浪网：中国政府采取多手段打击网络恐怖主义

第三篇：恐怖主义活动对我国的影响

试论恐怖主义活动对我国的影响

姓名： 班级： 学号：631306040114 【摘要】：美国“9·11”恐怖主义事件给全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恐怖主义便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14年以来，“伊斯兰国”又异军突起，并迅速蹿升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领头羊”。随着去年的昆明3.0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恐怖主义这四个字又给了我们当头一棒，让我们不得不注意起国内恐怖主义的活动。

【关键词】： 恐怖主义 国内 反恐 发展态势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中国诱发恐怖活动的因素相对较少，国际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较小。但“昆明3.1恐怖袭击事件”也给中国再次敲响警钟：中国绝非远离恐怖主义的“安全岛”，必须明确分析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的影响，在对付恐怖主义问题上切不可掉以轻心。

一、国际恐怖主义新版图

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面临的威胁更加多样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不再是军事上的入侵或进攻等直接的威胁，而更多的是来自正在不断上升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恐怖主义则是这类威胁的最具杀伤力的制造者。

中东恐怖势力蹿升，已成为国际恐怖活动首要策源地。随着“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国际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泛滥肆虐，一幅以中东、南亚和非洲为主要策源地的国际恐怖主义新版图逐渐形成。国际恐怖势力已由过去的“单中心”向世界各地的“多中心”发展，形成了一道新的“恐怖链条”。

2013年4月，“伊斯兰国”发布2013战果报告，宣城2013年共发动了9540起袭击行动。据伊拉克政府统计，2014年由“伊斯兰国”等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和暴力冲突共导致该国15538人死亡，22000人受伤，成为2007年以来“最血腥”的一年。

“伊斯兰国”的发展蔓延与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及国际大环境息息相关。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80多个地区和国家的13000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其中中国籍人达100名左右。很多国家也都不断发现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极端分子从事恐怖袭击的图谋。可见，“伊斯兰国”已成为吸引全球恐怖分子的“磁石”。伊拉克驻美国大使鲁克曼表示，“‘伊斯兰国’的兴起是一个全球肿瘤。如果国际社会不能有效协调应对，那么将导致出现1000个本·拉登”。

二、恐怖主义离中国很近

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在世界各地制造了多起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事件，并带来严重后果。相比之下，似乎恐怖主义离中国还远。

但是翻开世界地图，不难发现中国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多么紧密的“地缘联系”。作为恐怖主义的“大本营”，中亚地区位于费尔干纳盆地，该盆地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遍及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诸国，东部边缘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连。该地区贫穷落后，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汇集了三股黑恶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

提起国内的恐怖势力，我们不难想起这几个词：东突、疆独、藏独、热比娅、**„„一直以来，国内的恐怖势力都是和民族宗教矛盾相连的，而“东突”也正是中国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这些以分裂国家为目的，以一定组织形成出现的恐怖主义组织对新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宁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它们培训暴力恐怖分子，积极筹集武器弹药，实施恐怖破坏活动。以1997年伊宁大规模骚乱事件为标志，新疆民族分裂活动进入活跃期，带有“圣战”色彩的暗杀、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动频繁发生。

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今后一段时期，这种民族分裂活动、非法宗教活动与恐怖活动相联系的趋势，将使中国边疆地区安全形势和社会治安形势面临严峻挑战。

盘点近两年中国境内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4·23新疆巴楚县暴力恐怖案、天安门10·28暴力恐怖袭击案、5·22乌鲁木齐爆炸案、3·01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仅仅两年，便已发生了如此多的恐怖袭击事件。据统计，2010年至2014年5年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伤亡22870人,其中因公牺牲2129人,因公负伤20741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年都有超过400名民警因公牺牲，他们的平均年龄仅仅是45.5岁。而对于广大百姓来说，他们正是暴力恐怖事件的直接受害人，在昆明事件之后，恐怖分子逃窜，全国的百姓都是人心惶惶，火车站、广场等公共场所的人流量明显减少，可以说，那段时间，每个人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的。

显然，我国面临的反恐形势日趋严峻，我们对恐怖势力必须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并注重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全国上下严阵以待，严厉打击，遏制住恐怖主义势力滋生的苗头。

三、防恐反恐势在必行

现在中国已经长期面临着各种恐怖主义的威胁，并且这些恐怖主义威胁的种类和特征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为此，中国必须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中国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强调在遵守国际法原则、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前提下，通过联合国的框架，加强国际间的对话与合作，采取一切切实有效的措施，打击恐怖主义。中国希望通过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根本上铲除国际恐怖主义。

在反恐问题上，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反恐能力建设： 一是进一步加强国家间反恐合作； 二是加强和完善国内反恐立法；

三是重点加强城市反恐，提高群众的反恐、防恐意识和知识；

四是注重源头治理，切实加强防范控制措施； 五是妥善处理国内的民族宗教等矛盾。

对中国来说,对待恐怖主义犯罪，除了要采取有效政策坚决打击外，还要加强民族宗教间的沟通工作，另外，由于贫困与不公正也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温床，中国政府应该努力消除腐败，缓和矛盾，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正、民族团结、和睦相处。

总而言之，中国在当今国际恐怖主义“新生态”的局面下也面临着新的威胁，百姓们深受其害，面对全新的恐怖主义形势，只有加强国际反恐协调与合作、采取有针对性的反恐策略予以应对，才有能力与国际恐怖势力相抗争。【参考文献】：

1、李少军，《对恐怖主义问题的几点思考》

2、戴凤秀，《反恐怖战略与对策》

3、胡联合著，《当代恐怖主义与对策》

4、傅小强，《国际恐怖新生态逐渐成型》

第四篇：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及情报反恐研究

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及情报反恐研究

恐怖主义正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表现为爆炸恐怖活动，生化恐怖活动，劫机、绑架、暗杀、食品安全恐怖活动，网络恐怖活动等。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恐怖主义进行了相关研究。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据不完全统计，国外涉及到恐怖主义的著作约有21588 本（哈佛大学图书馆体系收藏，截止到2013 年7 月）。涉及到恐怖主义的各类文章287736 篇（Academic Search Premier，截止到2013年7 月），其中学术理论期刊论文32578 篇。这21588 本文献中，有一部分是组织集体署名。这些组织分为两种： 国家机构与研究机构。署名为国家机构的文献，按数量排名依次是： 美国国会（Congress）（2029 本，含与其他组织合著文献），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48 本），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Security）（24 本）。这些文献多为法规、政策性的。

署名为研究机构的文献，按数量排名依次是： 兰德公司（Ｒand Corporation）（107 本）;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Army War College（U.S.）。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74 本）;冲突和恐怖主义研究所（Ｒ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and Terrorism）（36 本）;国防研究所（美国）（NationalDefense Ｒesearch Institute（U.S.））（17 本）;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华盛顿D.C.）（Center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Washington，D.C.））（17 本）;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Harvard University）（15 本）。兰德公司是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之一。兰德公司在上述排行榜中的位置及其本身的实力，决定了我们必须对兰德公司研究恐怖主义的核心著作进行系统研究。

1.兰德公司研究恐怖主义的文献综述。

兰德公司从1970 年就开始研究恐怖主义，迄今为止（截止到2013 年7 月）共出版著作107 部。本文对这107 本著作进行了系统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高科技恐怖主义、核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早期研究重点。早在1975 年，兰德公司就对高科技恐怖主义进行了研究； 到1986 年，兰德公司的研究重点一直是核恐怖主义。具体研究轨迹如下： 高科技恐怖主义（1975）、核恐怖主义（1975、1979、1986、1986）。

（2）网络恐怖主义、宗教恐怖主义、海上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的前沿研究。1990 年后，兰德公司对恐怖主义的研究开始多样化，包括生物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有毒武器恐怖主义、化学恐怖主义。近5 年，又加强了对宗教恐怖主义、海上恐怖主义等新型恐怖主义的研究。兰德公司对恐怖主义的研究轨迹如下： 生物恐怖主义（1990）、网络恐怖主义（1999、2001、2007、2007）、有毒武器恐怖主义（2002）、化学恐怖主义（2004）、宗教恐怖主义（2005、2010）、海上恐怖主义（2012）。

（3）恐怖主义经济学、恐怖主义心理学、恐怖主义社会学是研究恐怖主义的新兴学科。

“9·11”事件以后，对恐怖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开始多样化，尤其是针对人力资本等的反恐经济学，针对保险、失业补偿金等的恐怖主义经济学，成为研究热点和重点。反恐经济学是恐怖主义经济学的一部分。同时，兰德公司还对恐怖主义心理学和恐怖主义社会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具体研究轨迹如下： 恐怖主义心理学（2002、2004、2008、2008），反恐经济学（2003、2003、2006（人力资本）），恐怖主义经济学（2004、2007、2007、2007（保险）、2007（保险）、2008、2009），恐怖主义社会学（2009）。

（4）情报合作是反恐方式的核心。兰德公司一直在反恐战略和反恐措施上投入大量精力，在其反恐战略和反恐措施的文献中，都闪烁着情报合作的光辉。同时，兰德公司还对反恐情报合作进行了专门研究，以及科技反恐、信息反恐等相关研究。兰德公司反恐情报合作的具体研究轨迹如下： 科技反恐（2006、2006、2007），信息反恐（2007），情报反恐（2004、2008、2008、2008（信息技术）），反恐合作（2003、2004、2008、2008、2011（国际合作））。

2.国外其他研究恐怖主义的文献综述。

在上面所列的排名前六的研究恐怖主义的机构中，冲突和恐怖主义研究所虽然以36 部文献排名第三，但这个组织因为经费不足问题，于1999 年已经不复存在。其36 部文献的出版时间全部在1999 年（含）之前，研究价值不大。国防研究所（美国）虽然也以17 部文献排名第四，但该机构的这17 部文献全部是与兰德公司合作完成，在研究兰德公司的文献时全部研究过，这里无需重复研究。通过对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华盛顿D.C.）、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等科研机构，以及国外其他学者的恐怖主义文献进行研究，我们得到：

（1）宗教恐怖主义是研究前沿和热点。截止到目前（2013 年7 月，下同），国外研究宗教恐怖主义的文献约有749 部（含2013 年1 部）。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研究恐怖主义的74 部文献中，研究宗教恐怖主义的有6 部，且都在“9·11”事件之后发行，时间分别为2002、2003、2005、2007、2007、2011，国外研究宗教恐怖主义的论文约有7813 篇，比较新的成果包括分国家的研究，如尼日利亚［1］、巴基斯坦［2］、英国［3］，以及和恐怖主义心理学的交叉研究［4］等。

（2）不可忽视核恐怖主义。虽然在1986 年以后，兰德公司的研究很少涉及核恐怖主义。但以15 部恐怖主义文献排名第六的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在其近5 年内（2008 年－ 2013年）内出版的所有9 部恐怖主义著作中，研究的全部是核恐怖主义。截止到目前，涉及到核恐怖主义的国外著作约有77 部，论文约有2962 篇，研究内容包括核武器扩散［5］，以及和伦理学的交叉研究［6］等。所以，虽然兰德公司近些年研究核恐怖比较少，但核恐怖主义的研究依旧不可忽视。

（3）恐怖主义心理学、恐怖主义政治学、恐怖主义经济学、恐怖主义社会学等是恐怖主义催生出的新兴学科。至今，涉及到恐怖主义心理学的外文著作约有165 部，论文5308 篇； 涉及到恐怖主义政治学的著作约有104 部（含2013 年3 部），论文39106 篇； 涉及到恐怖主义经济学的著作约有81 部，论文23799 篇； 涉及到恐怖主义社会学的著作约有79 部（含2013 年2 部），论文1509 篇。可见，恐怖主义研究是个交叉研究，需要相关学科的学者通力合作。

（4）反恐是场情报战。截止到目前涉及到情报反恐的外国著作约有206 部，论文21200 篇，足以说明反恐是场情报战。具体来讲，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对反恐情报战进行了3 场专题研究，时间分别为2000、2008、2009 年。以7 部恐怖主义著作排名并列第四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华盛顿D.C.），其两部著作（2002、2002）也表达了“反恐是场情报战”观点。除此之外，还有情报反恐［7-8］、大众传媒下的恐怖主义［9-10］等研究成果。

前沿恐怖主义研究还包括： 恐怖主义的哲学研究［11］，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12］，欧盟的反恐政策［13］，美国恐怖主义的起源———中东［14］，海上恐怖主义（非洲之角———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15］，反恐法律［16-17］，等等。

通过对研究恐怖主义的外文文献梳理，我们得到：

（1）高科技恐怖主义、核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早期研究重点。

（2）网络恐怖主义、宗教恐怖主义、海上恐怖主义、核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的前沿研究。

（3）恐怖主义经济学、恐怖主义心理学、恐怖主义社会学、恐怖主义政治学是研究恐怖主义的新兴学科。

（4）反恐是场情报战，情报合作是反恐方式的核心。

（二）国内文献综述。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涉及恐怖主义的中文专著约有193 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截止到2013年7 月），中文期刊论文约有10694 篇（中国期刊网，截止到2013 年7 月）。通过对研究恐怖主义的中文文献梳理，我们得到：

1.国内恐怖主义的研究起于上世纪80 年代后期。

第一本专著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9 出版的《国际恐怖主义》（花军著），第一篇论文是常雅茹1988 年发表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上的《国际恐怖主义谈》。

2.国内反恐法规、宗教恐怖主义研究较为深入。

国内有关反恐法规的专著有10 本（2001、2002、2004、2005、2005、2006、2007、2007、2008、2011），在研究恐怖主义的专著中所占比例最高。与反恐法规相关的中文论文有20，773 篇，被引频次最高（76 次）的是王秀梅的《论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及我国立法的发展完善》（《中国法学》，2002年第3 期）。近10 年来，我国学者一直很重视宗教恐怖主义的研究，这一点与国际上相同。但研究内容不同，我国学者研究的重点是“东突”恐怖势力。9 本研究宗教恐怖主义的中文专著中，有7 本（2002、2005、2006、2007、2008、2008、2009）是纯粹研究“东突”恐怖势力的。研究“东突”恐怖势力的中文论文有3，887 篇，代表论文是《“东突”恐怖主义透视》［18］、《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文化研究》［19］、《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20］、《西部大开发与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关系研究》［21］。

3.恐怖主义经济学、恐怖主义心理学鲜有学者研究。

有部分学者的研究领域，开始涉猎恐怖主义社会学［22］与恐怖主义政治学［23］，但鲜有学者涉猎恐怖主义经济学、恐怖主义心理学。

4.情报反恐有待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情报反恐是兰德公司等的研究重点，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没有关于情报反恐的中文专著。明确提出情报反恐的论文只有两篇《情报反恐： 政府信息管理的再思考》［24］、《系统工程视角下的情报主导反恐研究》［25］。

二、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及其成因分析。

“恐怖”一词出自于拉丁语“Teppop”，意为“害怕、惊恐”。最早的恐怖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7 世纪。公元689 年，亚述帝国采取残暴政策，镇压巴比伦的反叛，目的是为了震慑敌人，使之臣服。但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定义。

（一）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的界定。

联合国对恐怖主义的界定是： 指某人用任何手段非法并故意致使人重伤或死亡； 或者私人/公共财产，包括公共运输系统、公用场所、基础设施、国家设施严重受损，并且损害可能造成或者已经造成重大损失，根据行为背景与性质，其目的是为了恐吓他人，或者给某国际组织/某政府施压，使其不从事或被迫从事某行为。

国际刑警组织（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Organization，INTEＲPOL）对恐怖主义的界定是： 针对国家安全和个人生命安全的重大威胁，包括化学恐怖主义、生物恐怖主义、辐射恐怖主义、核恐怖主义和爆炸材料恐怖主义［26］。

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对恐怖主义的界定是： 指大规模杀伤武器（如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生物制剂武器、核武器等）的攻击，或其他特定攻击（如在机场的暴力、洗钱、美国官员的攻击等）［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涉及恐怖主义的主要有三条： 第120 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资助恐怖活动罪； 第191 条，洗钱罪； 第291 条，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概况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恐怖主义的界定是：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洗钱）的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行为。

综合上述恐怖主义的界定，结果我国具体国情，本文对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的界定是： 个人或者组织针对政府或者无辜群众，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扰乱公共秩序、损害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一定范围内的恐慌气氛的行为。

（二）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的宗教成因。

溯根求源，宗教和恐怖主义几乎没有必然联系。早期的宗教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所有的经济、军事及政治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带着宗教色彩。数千年的宗教史，也是宗教迫害与宗教战争的历史，如十字军东侵。作为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宗教以维护社会秩序、缓解各级矛盾、传承文化传统为自身使命。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正是利用宗教至高无上的信仰，利用宗教对人类精神层面与意识形态所起的强大作用来奴役与驱使无知而善良的人们从事恐怖活动。总体而言，带有宗教色彩的恐怖主义事件通常更暴烈，杀伤力更大。从“圣战”词就可看出，与一般恐怖分子相比，宗教恐怖分子的目的更抽象。此外，还有一种需要提及的宗教恐怖主义———伪宗教恐怖主义。他们打着宗教旗号，从政治角度看，我国称之为邪教，称这种恐怖主义为邪教恐怖主义。

我国的“东突”问题，是“东突”势力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滋生与蔓延。是境外“双泛”主义（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思潮渗透所致。上世纪后期至今，“东突”势力一直在恶性膨胀，2003年我国公安部公布的“东突”恐怖组织是如下四个：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宗旨是通过恐怖手段分裂中国，在新疆建立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已于2002 年9 月11 日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 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宗旨是通过暴力恐怖手段，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 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是由从新疆出境的一伙维吾尔族人为主成立的，是一个旨在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恐怖组织； 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是由旅居德国的一伙新疆籍民族分裂分子纠集在一起建立的，该组织致力于在中国境内外发展网络，策划、组织与从事暴力恐怖活动，进行极端宗教和“圣战”宣传煽动等恐怖活动。

（三）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的民族成因。

我国聚居着五十五个具有独特民族传统的少数民族，其中新疆的塔吉克、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都属于我国同邻国间的跨界民族。这些跨界民族间具有相同的民族传统。加之近年来我国边疆地区的外贸活动频繁，同邻国间的双边关系逐步增强，使得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与邻国的同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这种的环境下，境外的居心叵测的分裂分子遥控境内的狂热分子，鼓吹争取民族自决权，以及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等理念，大肆渲染本民族的信仰遭受到严重的压迫，鼓吹通过暴力恐怖手段实现与主体民族的分离，比如，鼓吹与境外伊斯兰民族联合成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家。因此，造成我国边疆地区不稳定，以及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的深层根源是民族问题。

席卷全球的当代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是我国极端民族主义恐怖活动的主要国际因素。冷战终结以来，民族主义引发的领土与资源争端、民族与种族冲突、宗教与教派纷争，使不少国家与地区局势动荡和发展受阻，对世界安全与和平造成重大影响。冷战后，我国的国家安全也受到了这股浪潮的冲击。跨国境跨民族跨宗教的民族主义，对我国的西北和西南边疆影响很大。我国的新疆地区正受到泛伊斯兰主义的渗透，泛伊斯兰主义极端组织企图把“伊斯兰革命”输入我国，他们还以金钱与舆论等支持国内外民族分裂分子的破坏活动。中亚各国独立后，由于我国“突厥人”较多，使得我国成为了泛突厥主义者的目标。“基地”组织与分裂组织勾结，由“基地”组织提供资金训练武装分子与进行极端思想教育，使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活跃期。在某些反华势力的煽动与支持下，一些不法分子鼓吹“西藏独立”，对我国西藏的安定团结与我国领土完整造成了严重威胁。

（四）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的文化成因。

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必需的心理支撑与精神营养。多年来，我国各民族的文化融合和冲突促进了中华特色文化的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共同的文化渊源是维系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西藏与新疆地区。西藏和新疆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共有三个动因： 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内向性； 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文化根植于本土，具有本土性； 西藏和新疆民族分别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从宗教文化上讲，西藏的民族文化与世界的佛教文化关系密切，新疆的民族文化与世界的伊斯兰文化关系密切，具有外向性。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前两个动因结合得较好，对第三点中的外向性具有抵制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外向性渐渐加大，并与本土性相互结合，加之西化的影响，形成了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内向性的压力。因此，当前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内向性认同感下降，并直接影响到政治认同。久而久之，文化上的民族分离正在逐步造成部分少数民族形成独自和独立的民族文化圈。渐渐地，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在西藏和新疆等地的影响力慢慢减弱，使得少数民族同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逐渐拉长和割断。另外，文化的隔阂同时会滋生偏见，偏见会导致民族间的歧视与离心。“东突”恐怖主义就是通过“宗教”等手段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夸大文化冲突，宣扬只有通过暴力手段建立独立的“国家”才能恢复和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

虽然我国有良好的民族政策，但民族文化间的差异使文化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在某些不稳定因素的诱发下可能会激化矛盾。恐怖分子常常刻意激化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并鼓吹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逐步消亡，尤其是维吾尔族文化和藏族文化正在被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侵蚀与同化。恐怖分子还利用文化的独特性，宣传“双泛”

等思想，干扰我国边疆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全球信息化的影响下，地域文化与区域文化不再相互隔离，各民族的文化吸纳进全球的文化大系统中，在某些情况下，文化的一些方面还会受到外来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影响或者主导。因此，我国的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都在受到严峻的挑战，产生极端民族主义或者恐怖主义的因素在增加，危险也在增大。特别是我国的西北边疆和中亚地区有着紧密的地缘联系，“东突”势力会利用中亚对我国的新疆地区大肆进行文化渗透。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对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影响，使之迷茫，甚至错位。这些迷茫和错位一旦被“东突”势力利用，就有可能外化为恐怖主义。

三、我国的情报反恐对策。

（一）情报反恐与情报反恐系统的概念界定。

情报反恐，是指情报工作贯穿于反恐的全过程，它（指情报）解释反恐环境、影响反恐决策、作用反恐效果。具体说来，在恐怖主义预防阶段，通过对海量信息的数据挖掘，发现恐怖分子的蛛丝马迹，采取主动防御措施，杜绝恐怖活动发生； 在恐怖活动发生阶段，通过对目标信息的快速收集与传递，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及时扼杀恐怖活动；在恐怖活动发生后，通过对关联信息的整合与研判，找出机制漏洞，防止同类恐怖活动再次发生。

情报反恐系统，分为广义的情报反恐系统与狭义的情报反恐系统。广义的情报反恐系统跨信息源运行，这种跨越可以是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它把孤立的反恐信息源整合在一起共享反恐情报。狭义的情报反恐系统是具体的反恐管理信息系统，一般以信息源为单位，它包括领导层和执行层。领导层由业务、数据、应用和服务、技术等模块组成，执行层有政策和治理、信息保障、核心段、参与段等模块［25］。本文提到的情报反恐系统，是狭义的情报反恐系统。

（二）美国的情报反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9·11”事件后，美国依靠其强大的技术与实践支持，走在了世界情报反恐的前列。我们有必要对美国的情报反恐进行研究和借鉴。

1.美国情报反恐的法规研究。

“9·11”事件后，美国先后颁布了《美利坚爱国者法2001》（USA Patriot Act of 2001）、《加强边境安全与签证入境改革法》（Enhanced Border Securityand Visa Entry Ｒeform Act）与《情报改革及恐怖主义预防法案》（Intelligence Ｒeform and TerrorismPrevention Act of 2004，IＲTPA）。《美利坚爱国者法2001》的最大特征是不惜牺牲国内民主，实现情报部门与执法部门的反恐情报共享［28］等。《加强边境安全与签证入境改革法》规定美国可以利用移民优惠政策获取恐怖分子情报［29］等。《情报改革及恐怖主义预防法案》是美国第一部也是最新的反恐情报法案。该法案的核心思想是倡建信息共享环境［30］，信息共享环境共享的信息包括恐怖主义信息、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法律实施信息［31］等。

但是，“公众知情权”制约着美国的反恐情报工作。“公众知情权”方面，美国不仅起步早，而且法规比较完备，最引人注目的情报自由法（Freedomof Information Act，FOIA）［32］。这些与“公众知情权”有关的法案留下了一个隐患———恐怖分子也可以由此获取美国政府情报，并以此为基础逃避侦查，开展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

2.美国情报反恐的机构研究。

“9·11”事件后，美国进行了情报机构的大变革，包括：（1）成立国土安全部、国家反恐中心（NationalCounterterrorism Center，NCTC）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ODNI）。2002 年成立的内阁级的国土安全部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美国应对恐怖主义的能力。

2004 年成立的国家反恐中心承担的情报反恐任务如下： 规划反恐行动战略； 储存恐怖分子与恐怖组织情报； 指挥情报反恐； 研判美国情报界的反恐情报，等。2005 年成立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统管全国16 个情报反恐机构，并直接对总统负责。

（2）改革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与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的改革集中在扩大人力反恐情报来源、加强反恐情报分析及与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的反恐情报合作［33］。联邦调查局改革的具体措施： 重组反恐部门； 增强反恐情报分析能力； 加强反恐情报共享； 提高反恐技术水平［34］，等。（3）财政部、能源部、司法部缉毒局涉足情报反恐。2004 年美国财政部成立恐怖主义与金融情报司（Terrorism and Financial Intelligence，TFI），负责协调有关部门截断流向恐怖分子资金的工作［35］。能源部主要利用其在核武器技术与扩散、核能源开发、核废料处理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在保护其核武器与其他尖端武器的秘密的同时，与其他情报部门合作反恐［36］，对涉及其业务的反恐情报进行研判。司法部缉毒局与反恐有关的主要职责包括： 对州际和国际的管制物质的主要违法者进行调查； 管理国家毒品情报计划（Drug IntelligenceProgram）［37］，等。

美国情报反恐机构的改革虽然成效显著，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1）反恐效率低下。情报本来就是敏感产品，现在出于反恐的目的，大家要联合起来共享，这无论在传递介质上还是传递程序上，都会打破原有规律。（2）受传统情报工作流弊的制约。美国搜集的情报多作为现行或将要实行的政策的依据，而非制定政策的依据。政治家们还是会给情报机构施压，为其实施某行动（如入侵伊拉克）“量身定做”假情报，以获取舆论等支持。

（3）反恐人力情报不足。过分依赖反恐技术，忽视反恐人力和反恐间谍，目前，语言类人工反恐情报专家（如阿拉伯语），反恐卧底、特工等尤其紧缺。

3.美国情报反恐对我国的启示。

（1）进行情报反恐立法。情报反恐立法主要有三种模式： 分散型、专门型、综合型。分散型情报反恐立法模式仅在国家现有法律法规框架内通过修改、补充和加入国际反恐条约的形式完善情报反恐法规体系。专门型情报反恐立法模式是对某一特定类型的情报反恐进行专门立法。综合型情报反恐立法模式是制定统一适用的情报反恐基本法，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制定针对某一特定情报反恐领域的更详细的法律法规。美国是典型的综合型情报反恐立法模式，可以为我们借鉴。

（2）构建全民反恐信息共享环境。和恐怖主义打全民战争，是我国反恐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一条准确及时的反恐情报，可能会阻止一场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我们要借鉴美国情报机构改革经验，构建我国特色的全民反恐信息共享环境，包括局部的与广义的反恐信息共享环境。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特别信息共享系统、面部信息共享系统、气象信息共享系统、“七网”，以及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等的国际情报反恐合作，多层防御，尽可能消除情报反恐盲点。

（3）增强情报反恐软实力。反恐不是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事，它需要来自各个城市与各个国家的反恐情报合作。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情报反恐软实力越高，主动和我们进行反恐情报合作的国家或组织就会越多，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共享更多更有价值的反恐情报。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的反恐情报国际合作的效果表明，我国具有较高的情报反恐软实力。但由于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复杂性，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增强情报反恐软实力。

（三）我国的情报反恐观念。

我国幅员辽阔，同时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我们发展情报反恐。树立正确的情报反恐观念，要把握好以下四点：

1.情报反恐要融入国防战略。

恐怖主义的危害已经超出了非传统安全的范畴，需要我们把情报反恐工作与国防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情报反恐战略融入到我们的国防战略中去。加快和深化反恐规划，全面提升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战略职能。

2.情报反恐是科技强军/强警的重要内容。

网络恐怖主义等新型恐怖主义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而产生，并且这种危害常常是灾难性的，情报反恐要适应全球信息化环境，实现反恐信息与反恐知识共享等，保证必要时能够军警联动，发挥各自优势。

3.情报反恐是形成主动型反恐模式的必由之路。

情报反恐要求国家安全情报网络全面覆盖，提供强大的情报反恐数据仓库，通过数据挖掘发现恐怖分子的蛛丝马迹，提供反恐预警情报，实现主动型反恐模式，其高级阶段是通过知识发现打开情报反恐的新的认知领域。

4.情报反恐是当好政府的参谋与尖兵的重要前提。

除了宗教和民族问题外，当前社会其他矛盾和问题增多，如房屋拆迁、收入差距拉大等，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成为恐怖事件的导火索。情报反恐系统衍生出的网络舆情报告，能让政府及时把握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动态，消除安全隐患。

（四）我国情报反恐改革的战略。

1.我国情报反恐改革的原则。

根据我国国情与情报反恐的特点，情报反恐改革需要力求或者坚持以下原则： 反恐信息共享原则，以实现反恐信息价值的最大化； 情报主导反恐原则，以实现反恐决策与反恐行动的最优化； 反恐信息效率原则，通过反恐信息共享环境使需要反恐信息的部门在需要的时间得到需要的反恐信息； 反恐信息控制原则，进行有效的反恐信息保护与反恐信息使用的监督管理。

2.我国情报反恐改革的重点。

根据情报反恐的要素配置，可以选择的改革重点有如下四种：

（1）全面改革。根据情报反恐的原理和目标，对情报反恐模式、体系、制度和方法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整和改革，使组织结构、任务流程以及技术手段完全适应情报反恐的要求。这样改革最为彻底，可使反恐效率达到最理想的水平。但全面改革风险较大，所需时间较长，对情报反恐工作人员的再学习能力要求也较高。

（2）组织先行。采用业务流程重组（BPＲ）建立层次简明且责权清晰的情报反恐组织，从组织上保证情报反恐水平的提高。这样做从长远来看，对改进情报反恐有根本性作用。情报反恐最终通过特定情报反恐模式与过程控制完成，因此体制改革必匹配相应的机制调整，而体制变化常放大机制变化，如考虑不周，会出现改革预期目标没有达到，原有优势也不复存在的情况。同时，组织变革会有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3）标准先行。以规范情报反恐系统的数据标准为重点变革对象，采用统一的数据标准来带动情报反恐变革。对恐怖主义嫌疑行动报告标准、恐怖嫌疑分子数据交换标准等采取内部统一标准，对信息处理标准、货源审查标准等采用国际通用标准。如此，既兼顾情报反恐系统的安全保密需求，又保持了较强的信息共享性和可扩展性。

因而，标准先行是可取的。

（4）技术先行。改革的重点放在先进技术的引进与开发上，以信息技术手段水平的提高来带动情报反恐水平的全面提高。从情报反恐系统的技术模块看出，新技术的发展与风险，很难保证新技术的稳定和安全； 技术模块由标准支持，技术模块的数据互换、数据库存储、数字签名等，都离不开标准的支持。可见，标准是技术先行的支撑。

综上所述，标准先行应是我国情报反恐的改革重点。

（五）我国情报反恐改革的措施。

1.统一标准，构建本地特色的情报反恐系统。

情报反恐工作机构和情报反恐工作队伍是建设情报反恐系统的核心要素，也是情报反恐的基础。情报反恐工作人员的素质和工作能力对反恐情报的研判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健全以指挥中心为龙头的各级情报工作机构和自上而下的情报工作专业人员队伍，是情报反恐系统建设的保证。其中，情报工作机构包括综合情报反恐机构和各安全部门专业情报反恐机构。构建各级反恐情报系统时，标准一定要与国家标准统一。标准不统一会为以后反恐信息共享埋下隐患。

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情报反恐系统建设要因地制宜。在发达地区，情报反恐系统基本存在，工作人员已经初步具备了情报反恐意识，但可能存在反恐信息标准与国家标准不一致、管理与技术落后、设备更新速度过慢等问题； 在欠发达地区，计算机和网络还不是很普及，能共享的电子信息比较少，工作人员缺乏情报反恐与统一标准意识； 在一些贫困边远地区，还处在最原始的纸笔办公阶段，重要反恐信息和数据还处在纸质档案阶段，工作人员还缺乏情报反恐的基本思想。各地要针对自身实际，制定情报反恐系统发展规划，协调各相关因素，分阶段按步骤地发展具有统一标准的本地特色的情报反恐系统。

2.着眼全局，分步实现全民反恐信息共享环境。

情报反恐系统的最高境界是全民反恐信息共享环境。根据我国的实际，无法在短期内构建全民反恐信息共享环境。我们可以借鉴北京奥运会的经验，构建广义的反恐信息共享环境，通过松散的连接把各个孤立的反恐信息系统逐步互联起来，最终实现全民反恐信息共享环境。

构建广义的反恐信息共享环境，首先要增强人们的情报意识，形成全员收集、主动收集反恐情报的格局。基层安全部门是收集反恐情报的基本力量，要充分利用群众，奥运期间各个小区带红袖章的老太太及时汇报本小区的可疑人员，就是最好的全民情报反恐经验。其次充分调动群众，广开反恐情报源，让每一个公民都认识到恐怖活动的危害，认识到及时向警方提供可疑恐怖信息的重要性，使恐怖分子真正陷入全民反恐的汪洋大海。反恐情报只有及时共享给相关部门，才能真正发挥价值。在不具备信息共享系统的条件下，要创造反恐信息共享平台，这些平台在起初可能比较原始和简陋，可能就是一个数据库，但随着发展会逐步完善成反恐信息系统，最终成为全民反恐信息共享环境的一部分。

3.完善法规，稳步提升情报反恐软实力。

完善的情报反恐法规体系包括四个方面：（1）反恐信息政策法规。需要制定对反恐信息的访问和共享起实质作用且能跨社区访问的反恐信息政策法规。（2）反恐信息程序法规。在情报反恐时，需要一个单一的信息程序法规来处理反恐信息优先权问题。（3）情报反恐系统法规。各个情报反恐分系统要完全实现反恐信息共享，是方法对方法来交换反恐情报，而不是系统对系统（或应用对应用）。（4）反恐信息标准法规。建立统一的浏览器标准，统一的信息保护标准［38］等。

完善的情报反恐法规体系，是稳步提升情报反恐软实力的保证。建设情报反恐软实力包括：

（1）建设反恐情报文化。反恐情报文化表现为对反恐情报的甄别、评价与利用，对反恐情报机构的建设、投入与改革，对反恐情报人员的引导、鼓励与处罚等工作中的氛围与方式。（2）情报反恐国际合作。包括加大与民间智库的反恐情报合作力度，促进双边、多边国际反恐情报合作，支持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反恐情报合作。（3）嵌入媒体。

现代传媒可以协助反恐、影响反恐甚至控制反恐走向。媒体借助信息本身的力量发挥作用，与恐怖分子在信息领域里展开对抗与争夺，通过掌握信息的生产、传递、处理的主动权，破坏恐怖分子的信息舆论，为反恐创造有利条件。

四、结语与讨论。

人生如此美好，生活如此多彩，但恐怖主义的阴影却挥之不去。所以，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任重道远！本文并不奢望一次性地提出完整周密的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理论与情报反恐理论体系，但仍尝试着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与系统框架，从多学科角度，在较高的理论层面上探讨恐怖主义问题。

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受到了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Stanford）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在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与情报反恐这一前沿而沉重的课题面前，本文目前的研究成果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一）对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成因的深层次探讨还非常欠缺。

对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的研究需要来自政治学、管理学、军事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人员的合作。课题组下一步将加强与国内外知名智库的合作，拟在恐怖主义的民族成因、宗教成因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二）对我国情报反恐信息共享环境还需进一步研究。

本文在深入研究美国情报反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情报反恐的战略对策。建模、数据挖掘是情报反恐的前沿研究，也是课题组下一步研究的另一个方向。

（三）恐怖主义经济学值得深入研究。

研究恐怖主义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反恐。恐怖主义经济学是国防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它并不像恐怖主义那样古老，人们对它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使恐怖主义经济学迎来发展新机遇。

第五篇：浅议我国腐败的根源、特点及对策

浅议我国腐败的根源、特点及对策 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灭亡。”实践证明，我们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是能够担当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官僚主义、贪污、搞特权、买官卖官、搞权钱交易、搞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逐渐泛滥和愈来愈严重，我们也只有勇于正视、研究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

一、腐败产生的根源

腐败被人民视为破坏世界的癌症，也成为各国 政府最大的敌人。所谓腐败，一般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利谋取私利的行为。腐败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反社会的、危及统治阶级正常秩序的行为，腐败将摧毁发展的一切努力，反腐败也是一个全世界性的难题。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体制下或体制转轨的阶段上，腐败作为公共权力滥用的具体表现方式，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深刻地认识中国腐败的根源是解决中国腐败问题的关键。

（一）思想根源

腐败分子不是在一天内就走向腐败的，在滑向腐败边缘的过程中，思想的嬗变尤为可怕。正如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在他的认罪书中说：“我的犯罪绝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缺乏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从近几年检察机关揭露出来的案件看，腐败分子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放松了思想教育、党性的学习，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原则。追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一切向钱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价值观念，就成为一大批腐败分子走向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

（二）体制根源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监督的干部，容易导致犯罪。这已是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加之历史的原因，造成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权力高度集中在党政领导机关，甚至在某些个人身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党政、政企分开，权力高度集中的状况虽然有了一定改变，但由于受旧的体制和模式的影响，党政部门的权力仍然很大。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政策、法律滞后，一些干部手中依然掌握着资源配置、人事任免、宏观调控决策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一些投机经营者为牟取暴利，更是看重这一权力，想方设法利用这一权力。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过分强调集中，没有真正建立起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即使制定了一些监督制度，在执行和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也往往形同虚设，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特别是近些年来，一些单位和部门党的民主生活制度淡化，“民主集中制变成“一言堂”，“党委领导”变成了“少数人领导”，权力监督的失控，为腐败的滋生蔓延创造了条件，权力的过分集中、以及这种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是促进权力拥有者走向腐败的体制根源。

（三）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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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中，有种可怕正渐趋流行，这就是“唯经济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只要经济上去了，便什么都好说。有的地方片面强调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甚至制定了一些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政策，如用贿赂等方法去争项目、争资金、捞好处。这些“土政策”的出台，不仅扰乱了干部的思想，而且也污染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使请客送礼、贿赂之风公开化、普遍化、“合法化”。

以此标准来衡量和考察干部，便出现了谁会吹，谁能当官，谁吹得越大越能当官的不正常现象，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不正之风、说假话的鼓励，使贪污贿赂犯罪更加肆无忌惮，社会导向偏差，风气不正，已成为众多干部走向腐败的催化剂，作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根源。

二、现阶段中国腐败的特点。

由渐进改革所决定，这样的社会转型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新旧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由此决定的新旧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旧政治管理体制将会有相当长的共存时期，相互矛盾的双轨格局短时间内不会并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和制度、体制背景，决定了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的特殊性。

（一）民主形式掩护下的公贿与贪污。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无非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演变为国家所有和单位所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就被“虚置”，本属“大家”的财产也就成了与个人无关的“公家”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对国有制的股份化改造，这种“虚置”局面表面看来有所改观。但由于相应措施的不完善和变形走样，“劳者有其股”的愿望并未如期实现。相反，职工代表大会失去作用，而新机制下的股东代表大会和监事会又尚未起到应有作用。造成股份公司主要管理者的权力过分集中，公有财产由原来的“虚置”演变成为现在的由董事长和总经理支配的私有

财产。这样，就使得当代中国的腐败分子的公贿、贪污和监守自盗以更加“民主”（在股东代表大会和监事会的掩护下）和普遍的方式进行着。公贿不同于私贿的地方，在于它是典型的“以公谋私”，是拿公众的钱去捞取私利的“零成本”腐败，其社会影响无疑更为恶劣。

（二）“集体共犯”式腐败。

前述产权虚置的弊端，不仅给公贿以可乘之机，而且还蔓延出一种新的腐败——集体共犯。“集体共犯”就是在查处一个腐败案件时，发现的往往不是一个，而是一串腐败分子，一挖就是一窝，被人们称之“集体腐败”。所谓集体腐败，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公务人员，以单位或集体名义，用本单位、本系统的权力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它有三个特点：一是腐败人数多。腐败行为的主体，不是单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往往是在一定组织的权力参与下完成。象綦江虹桥林世元案，象厦门远华走私案，等等，均是多人共同犯案；二是危害大，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更大，不是一般的“蛀虫”，可称得上“蛀虎”或“蛀牛”；三是牵涉面积大，案情复杂，查处困难。“集体共犯”既有体制性原因，又有其社会心理基础。体制性原因在于产权虚置为腐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产权虚置”说白了就是公家的东西无人管，这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

（三）带“双轨制”痕迹的腐败。

“双轨制”，是当代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现代

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流时期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双轨格局中，经济管理的“双轨”并非始终是并行不悖的，而是经常发生交织甚至矛盾，时而会给经济运行造成阻碍。而且，在“双轨”格局中，政企不分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这种无视市场经济规则的无序做法，为政企合谋、垄断交易、贪污贿赂，提供了肥厚的土壤。现阶段中国所揭出的腐败案例，多有政企不分的体制背景。

（四）干部提拔机制的弊端造成的“人事腐败”。

多年来，干部任用实则是“钦定制”，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能落实，干部选拔中的弊端也就暴露出来。在获得提升的少数干部中，有“伯乐”“相”出来的，有“跑”出来的，有“磨”出来的，有的甚至是“买”出来的。凡此种种，说明在干部选择中存在严重的人事腐败。

三、治理腐败的对策

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不是上面提到的三方面根源所能概括的。因此，治理腐败也是一项包含多方面工作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治腐的举措。

（一）防范于前，重在治本，将腐败遏制于未然状态

1.加强思想道德、信念教育。众多高级干部的落马说明了一个道理，理想、道德、偏偏不是空洞、抽象的，它是具体实在、普遍存在并深刻地影响着党员干部的思想。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不脱离群众，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要经得起执政和新的历史时期的考验，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始终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刻把人民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论社会怎么发展，对共产党员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不能变。广大党员和干部，要代表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也是防止发生腐败现象的重要条件。加强学习，特别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学习，对自觉抵制消极腐败现象很有益处，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改造主观世界。要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堤防，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三讲”，着力在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上下功夫，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坚定理想信念，锻炼意志品质，提高精神境界，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

2.加强权力制约机制建设。腐败现象的产生以及它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目前制约权力的机制还不完备，也缺乏力度。因此，当前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制定权力行为规范，对领导干部的职权范围、权力行使标准、权力运作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用规章制度和法制规范、约束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为。使领导干部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切实做到恪尽职守，清政廉洁。防止权力的脱轨、越轨，应把握好这样三条：一要按原则用权，决不允许以权谋私，我们做决定、办事情，都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党性原则，符合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允许任何凭借职权厚亲顾友，捞取个人好处。二要坚持按程序用权，不搞个人说了算。真正做到依法行政，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重大问题要通过集体讨论决定。三要坚持用权公开性，防止权力越轨。多年实践说明，权力运作缺乏透明度，办事不公开，就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实行权力运作公开，是减少权力腐败的有效措施之一。

3.加强监督制度建设。要避免绝对权力带来的绝对腐败，就必须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全方位建立和健全社会监督体系，构

筑写协调、灵敏、高效的监督机制。监督体系上的不严密，就很难实现有效的监督。如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呢？一是加大党内监督力度，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党员民主监督的作用。二是强化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监督的整体功能。三是强化人大的法律监督，对缺乏明确而具体监督手段和程序的法规进行完善，加快制定相关监督法律，维护群众监督的合法性。四是建立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解决监督的“盲区”问题。五是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六是充分发挥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健全举报制度。七是改革现有的干部任用制度，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八是建立一定级别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并辅之以必要的配套制度。

4.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因此，应加强反腐立法，逐渐形成依法治腐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到目前为止，我国制定了300多部法律，700多部行政法规，4000多部地方性法规，众多领域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至今还没有制订专门反腐败的法律规范，特别是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法律体系远远没有形成。于是，在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的今天，迫切需要建立、健全规范、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的法律制度，真正做到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形成一个依法治腐的社会环境。

（二）惩戒于后，严查重处，坚决清除腐败现象

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查处力度，这是一种事后纠查的反腐败方法，是在目前新旧体制转换、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管理漏洞仍然存在的状态下采取的一种必要方法。一些地方对腐败分子进行政治性的法纪处罚后，对经济方面的处罚严重不足，造成一些腐败分子腐而不臭。有的贪官出狱后，利用以前的影响和关系经商谋划，成为巨富。由于对腐败惩处不力，不仅可以葬送一批干部，而且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还可以腐蚀一批干部，因此，对有腐败行为的干部一定要“响鼓重槌敲”，从严惩处，特别是对顶风违纪的，要用严刑峻法，严查重处，不论是谁，职务多高，该给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该杀的坚决杀，并处以没收财产，使腐败分子时时处处恐惧名誉地位的丧失，恐惧既得利益的丧失，恐惧人身自由的丧失，以此警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对腐败分子，不管什么人，都要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敢于惩处，坚决清除，促进党风政风根本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