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众传媒的思想政治功能探究

第一篇：我国大众传媒的思想政治功能探究

我国大众传媒的思想政治功能探究

郭星

摘要：现在我国大众传媒的娱乐化的倾向比较明显，但是，大众媒体的喉舌的地位始终不能改变的，本文讨论了大众传媒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并且对大众传媒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载体进行了学理分析，最后探讨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旨在突出并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大众传媒的基本职责，希望充分利用好这样的新的载体，更好的做好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 大众传媒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宣传

一、大众传媒功能的传统认识

对于大众传媒的基本功能，国外学者早有论述。1948年，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传播学的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对传播功能的经典论述。拉斯韦尔认为，大众传播最明显的功能有：

1、对环境进行监视，2、使社会各部分为适应环境而建立相互关系，3、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查尔斯•莱特于1957年发表了《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指出大众传播有四个功能：监视环境、舆论引导、传承文化、娱乐等。胡正荣先生在其著作《传播学总论》中指出：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有：1传播信息，2引导舆论，3教育大众，4提供娱乐等。

可知中外学者都认为大众传播具备教育的功能，进入传媒时代的今天，人们更多的通过报纸，书刊，电视、网络来或丰富自己的知识，或扩大自己的视野，所以，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不容质疑。

二、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大众传媒的基本职责

我们国家的大众传媒除了具备以上各种功能外，大众传媒还具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而且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大众传媒的基本职责：

1从我国主要领导人的谈话来分析：大众传媒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这是指导我国宣传工作的总方针。在200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要求“坚持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职责”。宣传工作要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而宣传工作除了通过各级的会议即人际传播的方式外，更多的主要靠我国的党的政府领导下的大众传媒来开展，所以，我国的大众传媒必然承担这一功能。2 从我国的广播电视的管理层面上分析，大众传媒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我国是实行的国营广播电视制度，所以各级政府所属的广播电视机构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它必然要传播党和人民的声音；我国的媒体机构的业务来看，新闻类节目主要受各级党委宣传部管理，而广播电视的其他类节目主要受广电总局管理，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喉舌功能的实现。

三、大众传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分析

1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教育主体性表现在主导性，创造性和前瞻性。党和各级政府领导下的大众传媒具备成为教育主体的主客观条件。作为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全面小康的政党，集中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修养很高的专家学者，实践经验丰富的优秀分子，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大众传媒集合一大批理论和实践修养丰富的宣传工作者，具备遍布各地的记者站，能很好的体察民情，反映民意，可以保证这一功能的实现。

2大众传媒的实践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含义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应该和这个概念相符合，这可以成为判断某种活动是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标准。中共中央2003年12月5日至7日在京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应“着眼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着眼于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着眼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引导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可以看出我国的大众传媒宣传工作，特别是主流媒体的工作无论从传播的内容上还是实践过程看,具备阶级性和实践性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3大众传媒可以灵活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遵循以下规律：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发展规律；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规律。而作为大众传媒，当它承担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时，他首先必须可以很好的运用以上规律，才能发挥他的作用。我国大众传媒可以灵活运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相关规律。1它可以依据各个教育客体的情况来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如开展特别节目来影响青少年思想的发展，降低青少年犯罪的风险。2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如灵活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方法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3可以抓住有效时机来开展教育，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的完成。

4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其确立看，宣传思想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强的一致性。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看，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思想政治，改造世界的能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可以看出我国的宣传工作的目的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从目的的确立依据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和大众传媒都要要以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来为根本确立的依据。当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的确立还要以受教育这精神世界发展的需求和思想实际出发，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象来确立的，而宣传思想工作的教育没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那么的具体，但它也必须根据某一段时期人们的思想问题来开展教育，如非典时期，大众传媒的宣传工作主要集中在： 普及防治非典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宣传防治非典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以坚定广大人民群众依靠科学战胜疫病的信心；提高全社会的防疫、防病能力；宣传工作的开展又要的起到安定社会、稳固人心作用。大众传媒成为与各种愚昧迷信活动、与各种蛊惑人心的谣言做坚决斗争的前沿战场。

5大众媒体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分析。

舆论，从字义上讲是舆人之论或公众的议论,它是一定的社会集团群众对社会上某些重要问题!重大事件所公开表露的，带有倾向性的意见和言论。在阶级社会里,舆论要受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被生产方式所左右为阶级意志所决定，处于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地位的人们,就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倾向。故在阶级社会,舆论本质上是一定阶级和政体对社会问题所表达的意见,是一种阶级意志和意愿的反应。舆论一经形成与传播,就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人们产生无形的引导，对社会起到一种法律和行政力量难以起到的监督作用。大众传媒具备舆论引导作用，新闻传播的过程也就是对受众进行教育的过程，控制舆论的内容，就可以很好的对受众产生正面的影响，起到隐性的教育作用。

6大众传媒可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来看，大众传媒可以起到教育民众，提高德育和政治素质的结果。如十七大精神的宣传过程中，大众传媒充分发挥其优势，它党的十七大精神通过各种形式传递到社区，基层，极大的调动了广大人民的建设小康社会的建设热情；由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和个省主要媒体共同推出的《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大型主题宣传活动受到了社会广泛赞誉。人们纷纷称赞折椅专栏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党史教育的生动教材。

四、大众传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1大众传媒通过正面宣传、弘扬正气来引导人们的行为，特别是通过树立好的学习榜样，造成良好的风气，对广大群众进行教育。进事迹； 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中四川省在省、市、县三级广播电视台固定开设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大讲堂”，播放典型宣传片； 编辑制作了展示优秀共产党员形象的公益广告在广播电视台滚动播出，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提高了典型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起到了鼓舞人心、凝聚人气、指导行动的作用。2007年11月30 日驻金华某部军官孟祥斌为了救一轻生女子，纵身跳下10米高的大桥，结果因体力不支被冰冷的河水卷走。《新闻联播》，新华社给予及时报道，新华网上的一篇名为《孟祥斌，你一个人感动一座城》，12月15日报道后的评论已经到8000条，很多的网友纷纷表达了对英雄的敬仰。

2大众传媒通过理论宣传，用先进理论来武装广大人民的头脑,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文明的提高。

胡锦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把用三个代表 的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首要任务”，大众传媒可以利用其宣传优势，做好理论宣传，做好意识形态的控制，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十七大会议结束后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专门针对宣传贯彻十七大精神进行研究部署，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发挥各类媒体的优势和特色，广泛深入宣传党的十七大精神。” 十七大召开前夕，新华网、人民网等主流网站就开辟了十七大的报道专栏，及时对十七大的活动向海内外报道，报告公布后，新华网发表了《权威解读十七大》连续发表专家文章20几篇，为人民准确的全面的学习十七大精神，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网络新技术在十七大的宣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全国首家宣讲报告视频网站宣讲家（http://www.xiexiebang.com/）利用网络新技术把专家的宣讲视频和文章放到网上，供大家免费学习。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每天都有十七大内容的讲解，利用通俗的、大众的语言告诉老百姓十七大的内容，报纸、广播等也开辟专栏宣传，立体式的宣传为十七大，为理论进基层起了很不错的效果。

3通过对反面典型的报道，批评，可以来引导人们放弃自己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对于与社会舆论相背的新闻事件，可以通过客观真实的报道，并对其进行说明解释、分析其成因，指出其所造成的社会、个人的不良后果，从而给人以警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对于个人思想认识的错误，大众传媒可以在思想上进行教育，同时通过正确的社会舆论也可以给其形成压力，迫使其放弃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形成正确的思想，起到教育的作用。近年来，传媒运用批评报道、揭露性报道的形式，反映公众的意见，在揭露和遏制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及严重官僚主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结论：传媒时代，大众传媒应注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但是，传媒时代也对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带了挑战，因此，积极研究大众传媒特别是新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充分利用其带来的有利条件，可以为我国思想政治工作开创新的局面。

[1]汪德平校报舆论宣传与思想政治教育 咸宁学院学报2003 4 [2]沈 先 以宣传覆盖实现思想教育覆盖

[3]贺世滨 新闻宣传与舆论环境营造 理论界 2006（4）[4]贾 岳 媒体如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舆论支持 红旗文摘 [5]梅棋友 牢记基本职责

[6]麻振平发挥宣传优势 做好思想工作 中国城市经济 [8]李 新 大众传媒的功能 中外企业文化 2004（3）[9]胡正荣 《传播学总论》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年版 [10]刘东建 大众传媒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

[11]孙休楠 新时期大众传媒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2007年03月22日 10:17:08 来源：中华新闻报

第二篇：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

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

麦库姆斯肖

在当代，竞选者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通过大众媒体向人们展示自己，而不是直接出现在人们面前。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成为许多人接触政治的唯一途径。包含在新闻、专栏文章、社论中的竞选者的誓言、承诺和高谈阔论，成为人们决定是否投票的依据。人们所知道的事情，大部分是通过大众媒体或其他人获得的第二手或是第三手信息。

虽然，还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大众媒体能在竞选中深刻地改变人们的态度，但有一些相当有力的证据显示，选民能从大量可得到的竞选信息中获知情况。当然，人们对大众传媒提供的政治信息的关注程度因人而异。有些人，他们通常受过良好教育并对政治抱有很大兴趣（包括一些最不可能改变政治信仰的人），积极地搜寻信息，而大多数人是在轻而易举的情况下获得信息的。正如贝雷尔森精辟地指出：“在任何问题上，多数人‘听到’，但几乎没有人‘认真倾听’。”但同时，贝雷尔森还注意到，那些与媒介接触最多的人最有可能知道竞选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立场。特莱那曼和麦奎尔在对1959年英国大选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事实，选民们确实从大众媒介那里获知情况。

并且很明显，他们直接按照媒介对竞选运动中的问题的强调程度而获知事件。对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格外关注的朗夫妇发现：

“大众传媒迫使受众关注某些特定的问题，它们树立政治人物的形象,它们不断地向大众建议他们所思、所知、所感的内容应该是什么。” 也许,柯恩对这一假设的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功能的阐述最为简洁。他指出,报纸“也许多数时候在告诉人们持什么观点方面并不成功,而在告诉人们考虑什么问题方面却惊人地成功”。大众传媒或许对人们态度的方向或强度影响不大,但学者们假设,大众传媒为每一个政治竞选运动设置议题,影响人们对政治问题的重视程度。

研究方法

为了便于调查在1968年总统竞选运动中的大众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本项研究试图将查佩尔希尔地区选民称之为竞选运动中关键性议题的问题与他们在竞选运动中通过大众媒介获得的实际内容相比较。研究者从查佩尔希尔的五个选区的选民名单中随机抽取调查对象,他们在经济、社会和种族背景方面具有代表性。由于将研究限定在一定的社区,因此,其他许多变量如地区差异和各媒介表现的差异均得到了控制。

9月18日至10月6日,我们进行了100次访问。在挑选这100个样本的过程中,我们使用过滤性问题以鉴别出那些还没有明确决定如何投票的人——即那些被推测为最易受竞选信息影响的人。那些尚未完全决定拥戴某个竞选人的选民,才被选出接受访问。此项研究借鉴特莱那曼和麦奎尔的策略,要求调查对象概括出他们认为的主要议题,而不去顾及竞选人当时说了些什么,访员尽可能准确地加以记录。与此同时,我们收集了为这些选民服务的大众媒介的信息内容,并对此进行内容分析。春季进行的预调查发现,在查佩尔希尔社区,几乎所有大众传媒的政治信息均由下列信息源提供:达勒姆地区《先驱者晨报》及《太阳报》、罗勒地区《新闻和观察者》和《时代》、《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以及NBC、CBS晚间新闻。

上述调查对象有关他们视为主要问题的回答,以及9月12日至10月6日期间的样本报纸、杂志、新闻节目中的新闻和社论,被分成犸类,分别代表中心议题及其他类型的竞选运动新闻。媒介新闻的内容也被划分为“主要”与“次要”类别,以便观察媒介在对各议题的强调程度上是否有本质区别。对于印刷媒介而言,这种主要/次要的分类是根据所占版面和所处位置而划分;对于电视,这种分类则是按照节目所处时段和所占时间量而确定的。具体地说,主要新闻/文章是这样定义的: 1.电视:长度为45秒以上(包括45秒)的新闻和/或属于三个显要时段播出的重要新闻中的一条。

2.报纸:任何作为要闻出现在头版或任何一版在三栏标题下并有三分之一(至少五段)内容与政治有关的新闻报道。

3.新闻杂志:篇幅占一栏以上或出现在新闻部分开端的内容提要中的新闻。4.报纸、杂志中的社论版:在社论版中位于头条位置(左上端)的社论或专栏评论,以及任何三分之一(至少五段)内容与政治竞选运动有关的社论或专栏评论。

次要文章指的是,本项研究中包括的以政治为内容但所占篇幅和时间均少于主要文章的文章。

调查结果

表1显示的是,本次研究所选定媒介的主要文章在竞选运动期间对不同话题及竞选人的强调程度。如该表所示,大量的竞选新闻不是关于主要政治议题的讨论,而是对竞选运动本身的分析。这一点,可能使那些认为竞选新闻主要是有关政治议题的人踌躇。有关华莱士的主要新闻中,35%由分析组成(如“他是否有机会获胜?”)。有关汉弗莱和尼克松的主要新闻中,分析所占比例分别为30%和25%。同时,该表也显示了竞选者们言及其竞争对手的相对比重。例如,很明显(在媒介信息内容中),阿格纽攻击汉弗莱的报道比重(占有关阿格纽的主要新阈的22%)多于尼克松攻击汉弗莱的报道比重(占有关尼克松的主要新闻的11%)。总的来说,媒介中的次要文章对这些政治议题与话题的强调程度,与主要文章大致相当。

表2集中显示了媒介中反映出的各党派对议题的强调程度。由此表可,汉弗莱/马斯基比尼克松/阿格纽或华莱士/莱梅更关注外交。然而,对“法律和秩序”这一议题来说,有关华莱士/莱梅的新闻中一半以上内容与此有关,汉弗莱/马斯基的新闻中只有不到1/4的内容与此有关,在尼克松/阿格纽新闻中大约占1/3——工仅次于共和党对外交议题的强调程度。汉弗莱花费大量时间为越战辩护(或评论),尼克松却没有(也不需要)选择这样做。

媒介似乎在选民对竞选中的重要议题的判断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尽管问卷明确要求调查对象在判断时不要考虑竞选者们届时会说些什么)。媒介刊播的主要新闻对重要竞选议题的强调程度,与选民们对于哪些是重要议题所作的独立判断的相关性达到+.967,而次要新闻对重要议题的强调程度与选民的判断之间的相关性为+.979。简言之,这些数据显示了媒介对不同竞选议题的强调(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竞选者对议题的强调)与选民对各类竞选话题重要性的判断有紧密联系。

但是,也应看到,尽管三位总统候选人对不同议题的强调程度差异很大, 选民们的判断却反映了媒介报道的综合情况。这表明,选民们对所有政治新闻都有所关注,而不考虑它们是否源自或关涉某个自己拥护的候选人。但统计表格反映的是所有调查对象的综合情况,因此也可能出现这种结果:由于将所有选民归并在一起分析,故无法体现个人在党派偏向及主要关注对自己党派有利的材料的倾向性这两方面的差异。为此,本项研究又对9月至10月期间那些显示出倾向于某位候选人(但不是最终表态)的调查对象的回答另作分析(调查对象中有45人属这种情况,其余均属尚未做出决定者)。表3显示了对这45人所选定的四种媒介进行分析的结果。

由表3可看出,倾向于汉弗莱、尼克松或华莱士的调查对象列举的重要议题的频数,与(a)媒介报道中主要与次要议题的频数,及(b)四种媒介中各媒介针对每个党派报道(以某个党派或竞选人作为主要对象的报道)中的主要与次要议题的频数相关。例如,民主党人士视为重要议题的内容与《纽约时报》所有主要新闻中对这些议题的强调之间的相关程度达.89;民主党人士对这些议题的强调程度与《纽约时报》有关民主党候选人的报道中对这些议题的强调程度的相关性为.79。

如果预测选民对针对自己党派的主要、次要议题更为关注——即有选择地读或看,那么选民与有关其党派的新闻/评论的相关性应为最高,这将成为选择性认知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如果选民不考虑媒介强调哪个竞选人或党派,而是理性地关注所有新闻,那么选民与所有媒介内容的相关性将最高。这就是议题设置功能的证据。关键在于,哪一边的相关性更高。

表3大体显示,在竞选运作的早期不能坚决表态的选民关注所有新闻。就主要新闻而言,选民对重要议题的判断与反映在所有新闻(包括有关他们所倾向的竞选者/政党的新闻)中的议题之间的相关性,高于选民的判断与反映在有关选民所倾向的竞选者/政党的新闻中的议题之间的相关性。次要新闻也是同样。兼顾主要与次要新闻,24项可能的比较中,有18项显示选民与所有新闻而非仅仅有关他们所倾向的竞选者/政党的新闻一致。对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作用的解释,比选择性认知更为有力。

表3的数据大体显示了选民与媒介对1968年重要议题的评价高度一致,但这种高相关性并非对所有媒介与所有选民都完全相同。表4清楚地披露了媒介间的差异。该表中所列出的,是全体调查对象而非仅包括那些在调查时已倾向于某位竞选者的调查对象。有关竞选运动的重要议题,各媒介有较大的一致性,但并不是完全的一致。我们将媒介视为选民和实际政治环境的中看，由此可以将表5中的相关性解释为可靠性,它显示了各媒体对哪些是重要政治事件的意见的一致程度。这些系数不是绝对的,同样,媒介中的虚拟环境也不是对1968年大选的准确描述。

至少有两组因素降低了新闻媒介之间的一致性。首先,报纸、电视、新闻杂志的基本特性各异。报纸每天发行并拥有大量版面;电视节目虽每日播放却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新闻杂志每周出版,因而新闻时效性较弱。表5显示,同类媒介间的相关性最高,而不同媒介间相关性最低。

其次,新闻媒介确有观点,时而抱有极端的偏见。然而,表5所显示(尤其是同类媒介间)的高度相关性表明,媒介对新闻价值,尤其是主要新闻的意见相当一致。虽然，新闻界对新闻没有明确的、达成共识的定义，但关于每天的重要新闻，新闻界还是有专业标准的。新闻机构——尤其是报纸和电视——在大部分政治信息方面广泛使用主要的通讯社,这一点无疑极大地影响了重要新闻的衡量标准。但是,当我们将视线从竞选运动中的重要事件(关于它们几乎人人意见一致)移开时，发现个别解释的余地较大。如表5所示，这反映在各媒介对次要新闻的一致性相对较低。以报纸为例，由于一家报纸只使用其当天手头资料的15%,因而对次要新闻的选择余地很大。

总之,各新闻媒介分别不完整地重塑政治世界。然而,本项研究表明,选民倾向于分享媒介对何谓重要议题的总体定义,这一证据有力地体现了大众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

讨论

诚然,以上报告的相关性尚不足以证实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功能的存在,但这些证据符合产生大众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的必要条件。本项研究比较了两种聚合单元,即查佩尔希尔地区选民群体与若干大众媒介的总体表现。作为对议题设置假设的第一次验证,是令人满意的,但今后的研究必须由广泛的社会层次转向社会心理层次,将个人态度与个人对媒介的使用相比较。目前,我们正在几个方面努力,促使这些证据更为精确。研究者尝试将调查对象的态度仅与查佩尔希尔地区选民实际使用的媒介(的态度)相比较。

另外,该研究还包含了议题设置的假设与选择性感知的假设,对这些相关性的比较,也证实了议题设置的假设。

将本项研究提供的证据解释为显示了大众媒介的影响力,似乎比其他解释更合理。任何认为媒介与选民对议题的强调程度之间的相关性的论证不合逻辑的论点(即认为媒介与选民仅仅是对同样的事件做出反应而并非以某种方式互相影响)都假定,选民有各种途径观察政治环境的日常变化。这一假定似乎不合理: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总统竞选活动,而亲眼见到竞选者本人的人则更少,因此,通过人际渠道传播的信息,主要是转述大众传媒的报道,并以后者为主要依据。媒介是全国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对大多数人而言,大众媒介提供了最佳的——也是惟一的——易于获得的、接近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的信息。

也许有人认为,高相关性表明媒介仅仅成功地使信息迎合受众口味。然而,既然大量研究显示了职业记者与受众在新闻价值方面的明显差异,则上述情况恐怕是值得注意的。媒介在政治这一主要新闻报道领域中占据了优势(压倒其他信息来源),这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尽管首先这是一个有关政治和大众传播的社会学研究，但是一些关于选民个人认知的代表性问题的心理学数据也被手机起来。施洛格指出优秀的评价维度不是属性的罗列，而是认知不同的基本特征。所以根据那些影响选民对总统候选人和有关问题的开放式问卷的回答，对这些受访者进行分析区分。一些选民非常情绪化的阐述他们对于那些问题和候选人的看法。另一些人就更加看重事实。每一个受访者的回答都通过“完全情绪化”、“情绪化主导”、“稍情绪化不主导”、“完全非情绪化”四种进行分类。关于每一位选民影响程度作为其收集政治信息的认知行为，本研究假设认知形式也影响信息收集的模式。

这个假说避开因果关系来谈，就是影响程度表现在选民传播行为中定位的不同。但是许多非常高效的选民传播行为的定位变量已经被记录着研究报告中。总的来说，他们是接受正规教育的水平和对政治的兴趣程度。然而，从美国选民的时间拓展漏斗模型来看，考虑到具体的选举中，教育水平和政治兴趣程度的定位还是不够准确。认知形式更接近漏斗模型的结尾，更接近实际参与选举的时间。它也似乎在与选民行为更多功能性的关联中占有优势。

对于影响程度和传统定位之间关系的分析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政治兴趣和影响程度对于媒体使用的独立效果显示在表6中。并且，作为媒体使用的定位或预测的影响程度的效度也被显示出来，尤其是在对政治高度感兴趣的人之间。

表6中影响程度和媒体使用都是基于受访者个人表示的对于他们最重要的问题的回答。影响的程度是以他们认为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来度量的。媒体的使用时基于在过去24小时内受访者是否看见或听说该媒体对于某个问题的报道。

影响程度高就会限制传播媒介要求更多关于非常重要个人问题的信息的使用。至少，调查的影响程度高的受访者没有要求近期的信息。这一结果对于政治兴趣度高的人和政治兴趣度低的人都适用。尤其是在兴趣度高的人群中间。例如，在政治兴趣度高、影响程度高的受访者中仅36%的报告称近期在报纸上读过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的相关信息。但在政治兴趣度高、影响程度低的受访者中这个比例约为六成。所有的传播媒介都有相似的模式。

关于传播行为和政治议程设置的进一步研究必须考虑到心理学和社会学变量。这两者的知识对于建立合理的理论构想是至关重要的。以传播概念的水平来考虑，议程设置似乎对研究政治共识的进程很有帮助。

第三篇：浅谈风险社会下大众传媒的功能和责任

浅谈风险社会下大众传媒的功能与责任

——从传播学视角看风险社会

摘要： 始发于近代西方的现代技术革命，给人类提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了人的实践范围，把人类社会带进了现代文明时代，并且把人类交往的范围扩大到全球的每个角落。但是现代性的全球化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风险，使人类不可避免的进入风险社会。现代性造就了风险，全球化则使得风险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造就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大众传媒作为人们认识风险与规避风险的主要渠道，在风险传播方面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与职责。本文主要论述媒介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与责任，并提出关于媒体如何有效合理得进行风险传播的一些建议。

关键字： 风险社会

大众传媒

风险传播

议程设置

当全球化以势不可当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时候，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与传统文明发生断裂，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危机也相伴而生。高科技的运用越广泛，风险系数就越大。这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特性和危机状态，也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其概括为“风险社会”，风险超越地理和文化的边界，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也为现代社会铺设了时代语境。在这种语境下，新闻传媒在传播风险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风险社会及其特点

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86 年出版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问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正在枯竭、失去魅力。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财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与合法化。而在风险社会，我们必须把伤害的缓解与分配作为核心问题。在古典现代性中，财富和权力是其标志性概念，而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反思现代性的概念。风险具有四个特点：

(1)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因此风险计算中的经济赔偿无法实现；

(2)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

(3)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甚至无法确定，所以风险计算无法操作；

(4)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计算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①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近期日本核电站事故、近几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艾滋病的传播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等等无不警戒着人们，我们已进入风险社会，且风险传播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化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风险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风险社会下的大众传媒

在风险社会中，由于风险存在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政府、社会、各种组织机构和公众成为风险的治理共同体。美国决策研究专家保罗·斯洛维奇指出，大多数公众评估危险，依靠的是直觉判断，即“风险感知”，而他们有关风险的经验主要是来自于新闻媒体。②也就是说，通过接受新闻媒体的风险传播来规避和降低风险，已经成为风险社会中公众的生存依靠，成为其做出风险决策的依据。因此，风险社会也构成了现代传媒的传播语境，进行风险传播成为传媒的重要功能和社会责任。

在对风险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中,贝克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积极的传播功能:“对已经确定的风险的定义就像是一支魔棒,在一个对自身造成威胁的迟钝的社会,它可以激活政治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大众传媒)对风险的揭示就成为流行的思想狭隘的‘更多同样的事’这一态度的解药｡” ③但是,他同时也冷静地注意到:大众传媒对这一事实的揭示往往带有欺骗性,由此更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更依赖于消费系统｡

媒体通过风险传播影响人们对于风险的感知。但在引导风险认知、决策的同时，也可能会扩大再生产风险，其正负功能即风险化解和风险再生产效应矛盾共生。风险是被构建的，这是风险的本质之一。媒体在风险传播的同时，无形中构建着风险，成为风险制造环节的一部分。媒介一旦在传播风险信息时有稍微的偏颇或煽情，都会影响到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从而加剧公众的恐慌或者引导公众忽视风险的危害性，妨碍公众对风险的防御和决策。

2003年SARS事件中媒体的集体失语和信息公布的缺失，导致疫情一度恶化，降低了人们对SARS的危机感，延缓了事件的有效处理期，使SARS一时间肆意横行，严重威胁这公众的健康。同时由于官方信息的缺失，人们的知情权得不到保护导致一些小道消息疯传，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强烈的社会恐慌。

而类似地，此次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媒体对盐能防核辐射的报道使得市场上食用盐一度供不应求，出现抢盐热，哄抬盐价，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汶川地震中由于媒体对灾情进行全程直播，予以高度的关注和保证信息的高透明度公布，使得社会公众对灾情有清楚的认识，并且有力的支持了政府对灾情的控制和社会公众对受灾区的援助工作。

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直接影响着公众的态度和风险的发展。

三、合理设置议程，重构传播秩序

正因为大众传媒在风险信息公布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风险社会下的传播秩序重构才显得急切且必要。我认为，大众传媒在当下的风险社会中应做到一下几点：

（1）真实客观，实事求是

真实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向亟待了解信息的群众提供事实真相，这是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在风险传播中，媒介能否为公众提供真实的风险信息直接关系到公众是否有足够的信息安全保障，关系到社会能否保持稳定。只有真实的信息才能正确引导公众在危机事态中保持理性，才能避免公众思想混乱和社会无序。

（2）以人为本，准确定性

风险社会具有人为性，风险和危机常常涉及到人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因此，新闻媒介应注意“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关心社会风险和危机事件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关心公众的命运与安全。同时要将风险准确定性，既要引起人们对风险的关注又要避免过度的渲染导致社会恐慌。

(3)及时传播，掌握主动

在风险社会中，具有预警、告知和培育公众风险意识的新闻媒介，天然地成为风险信息的发布平台。及时传播风险信息，不仅是社会公众的需求，也是新闻媒介自身义不容辞的责任。站在新闻及时性和公众知情权的角度，媒介应关注事态的发展，传播最新鲜、最及时的动态新闻，使公众掌握最新的风险情况，做好防御准备，做出正确决策。

（4）巧设议程，引导舆论

不少公共危机事件引发的往往是公众激昂的个人情绪表露，这是一种“潜舆论”状态。然而，这种潜舆论并不是纯粹的个人情绪的表现，往往预示着多数人的预存立场，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显舆论”。对媒体来说，如果能在公众意见处于潜舆论的阶段时就巧妙地设置议程，进行恰当地引导，效果会比潜舆论转化为显舆论时再引导要好得多。

“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介虽然不能引导受众想些什么，但可以引导他们怎么想。新闻媒介通过议程设置，可以吸引公众关注议程所设置的内容，引导其按照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齐心协力得应付社会风险，共同维护社会稳定。这种议程设置可以强化新闻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引导作用，增强政府凝聚人心、团结民众抵御和应付风险事件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5)注意平衡，把握好“度”

适当控制报道的流量和流向是新闻媒介在风险传播中首先要考虑的“度”的问题。一家成熟的媒体应该是成熟稳重、冷静中立的。在风险事件发生时，新闻媒介应从大局出发，及时客观地进行报道，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要考虑到多方面信息的平衡，通过控制报道流量和流向，使其他稿件也能及时与受众见面，适当舒缓受众的思想压力。

其次，要考虑到报道对象和报道观点的平衡。在风险报道中，媒体要掌握事件各个方面的信息，善于用平衡报道的方式，给事件中涉及的矛盾各方平等表达意见的机会，同时要注意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实现舆论的平等和公正。

总之，风险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公众对风险信息获取的平台，媒介应站在独立公正客观的角度，勇敢得担负起自身的职责和责任，发挥自身不可取代的风险建构作用，向公众传播正确客观精准的风险信息，并掌握好传播的平衡和“度”，供公众进行合理的风险决策，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维护社会稳定。

①百度百科 风险社会

②【美】保罗·斯洛维奇：《风险的感知》，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③【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第四篇：浅谈风险社会下大众传媒的功能和责任

浅谈风险社会下大众传媒的功能与责任

——从传播学视角看风险社会

摘要： 始发于近代西方的现代技术革命，给人类提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了人的实践范围，把人类社会带进了现代文明时代，并且把人类交往的范围扩大到全球的每个角落。但是现代性的全球化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风险，使人类不可避免的进入风险社会。现代性造就了风险，全球化则使得风险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造就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大众传媒作为人们认识风险与规避风险的主要渠道，在风险传播方面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与职责。本文主要论述媒介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与责任，并提出关于媒体如何有效合理得进行风险传播的一些建议。

关键字： 风险社会

大众传媒

风险传播

议程设置

当全球化以势不可当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时候，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与传统文明发生断裂，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危机也相伴而生。高科技的运用越广泛，风险系数就越大。这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特性和危机状态，也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其概括为“风险社会”，风险超越地理和文化的边界，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也为现代社会铺设了时代语境。在这种语境下，新闻传媒在传播风险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如何发挥好媒体的拟态环境建设和议程设置的功能，这是每个新闻从业者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风险社会及其特点

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86 年出版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问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正在枯竭、失去魅力。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财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与合法化。而在风险社会，我们必须把伤害的缓解与分配作为核心问题。在古典现代性中，财富和权力是其标志性概念，而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反思现代性的概念。风险具有四个特点：

(1)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因此风险计算中的经济赔偿无法实现；

(2)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

(3)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甚至无法确定，所以风险计算无法操作；

(4)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计算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①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近期日本核电站事故、近几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艾滋病的传播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等等无不警戒着人们，我们已进入风险社会，且风险传播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化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风险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风险社会下的大众传媒

在风险社会中，由于风险存在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政府、社会、各种组织机构和公众成为风险的治理共同体。美国决策研究专家保罗·斯洛维奇指出，大多数公众评估危险，依靠的是直觉判断，即“风险感知”，而他们有关风险的经验主要是来自于新闻媒体。②也就是说，通过接受新闻媒体的风险传播来规避和降低风险，已经成为风险社会中公众的生存依靠，成为其做出风险决策的依据。因此，风险社会也构成了现代传媒的传播语境，进行风险传播成为传媒的重要功能和社会责任。

在对风险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中,贝克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积极的传播功能:“对已经确定的风险的定义就像是一支魔棒,在一个对自身造成威胁的迟钝的社会,它可以激活政治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大众传媒)对风险的揭示就成为流行的思想狭隘的‘更多同样的事’这一态度的解药｡” ③但是,他同时也冷静地注意到:大众传媒对这一事实的揭示往往带有欺骗性,由此更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更依赖于消费系统｡

媒体通过风险传播影响人们对于风险的感知。但在引导风险认知、决策的同时，也可能会扩大再生产风险，其正负功能即风险化解和风险再生产效应矛盾共生。风险是被构建的，这是风险的本质之一。媒体在风险传播的同时，无形中构建着风险，成为风险制造环节的一部分。媒介一旦在传播风险信息时有稍微的偏颇或煽情，都会影响到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从而加剧公众的恐慌或者引导公众忽视风险的危害性，妨碍公众对风险的防御和决策。

2003年SARS事件中媒体的集体失语和信息公布的缺失，导致疫情一度恶化，降低了人们对SARS的危机感，延缓了事件的有效处理期，使SARS一时间肆意横行，严重威胁这公众的健康。同时由于官方信息的缺失，人们的知情权得不到保护导致一些小道消息疯传，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强烈的社会恐慌。而类似地，此次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媒体对盐能防核辐射的报道使得市场上食用盐一度供不应求，出现抢盐热，哄抬盐价，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在一些校园行凶事件的报道中，多数媒体把报道的重心放在了事件经过和受害人及其亲属上，血腥的情节、悲痛而气愤的心情描述得淋漓尽致。但是，针对此类事件深层次的原因剖析、罪犯心理解读、危机预防和干预等方面的报道则浅尝辄止。这样的报道倾向，只会给受众带来一种认知偏差，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生存的环境是不安全的，每天都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给社会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又如，甲型H1N1流感被发现初期，被称为“猪流感”，结果一些媒体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便不负责任地在新闻报道中将其与“猪”联系到了一起，以致人们谈猪色变，不敢吃猪肉，不敢接近猪一类的动物，引起了人们的恐慌，致使猪肉生产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汶川地震中由于媒体对灾情进行全程直播，予以高度的关注和保证信息的高透明度公布，使得社会公众对灾情有清楚的认识，并且有力的支持了政府对灾情的控制和社会公众对受灾区的援助工作。

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直接影响着公众的态度和风险的发展。

三、合理设置议程，重构传播秩序

正因为大众传媒在风险信息公布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风险社会下的传播秩序重构才显得急切且必要。我认为，大众传媒在当下的风险社会中应做到一下几点：

（1）真实客观，实事求是

真实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向亟待了解信息的群众提供事实真相，这是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在风险传播中，媒介能否为公众提供真实的风险信息直接关系到公众是否有足够的信息安全保障，关系到社会能否保持稳定。只有真实的信息才能正确引导公众在危机事态中保持理性，才能避免公众思想混乱和社会无序。

（2）以人为本，准确定性

风险社会具有人为性，风险和危机常常涉及到人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因此，新闻媒介应注意“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关心社会风险和危机事件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关心公众的命运与安全。同时要将风险准确定性，既要引起人们对风险的关注又要避免过度的渲染导致社会恐慌。

(3)及时传播，掌握主动

在风险社会中，具有预警、告知和培育公众风险意识的新闻媒介，天然地成为风险信息的发布平台。及时传播风险信息，不仅是社会公众的需求，也是新闻媒介自身义不容辞的责任。站在新闻及时性和公众知情权的角度，媒介应关注事态的发展，传播最新鲜、最及时的动态新闻，使公众掌握最新的风险情况，做好防御准备，做出正确决策。

（4）巧设议程，引导舆论

不少公共危机事件引发的往往是公众激昂的个人情绪表露，这是一种“潜舆论”状态。然而，这种潜舆论并不是纯粹的个人情绪的表现，往往预示着多数人的预存立场，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显舆论”。对媒体来说，如果能在公众意见处于潜舆论的阶段时就巧妙地设置议程，进行恰当地引导，效果会比潜舆论转化为显舆论时再引导要好得多。

“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介虽然不能引导受众想些什么，但可以引导他们怎么想。新闻媒介通过议程设置，可以吸引公众关注议程所设置的内容，引导其按照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齐心协力得应付社会风险，共同维护社会稳定。这种议程设置可以强化新闻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引导作用，增强政府凝聚人心、团结民众抵御和应付风险事件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5)注意平衡，把握好“度”

适当控制报道的流量和流向是新闻媒介在风险传播中首先要考虑的“度”的问题。一家成熟的媒体应该是成熟稳重、冷静中立的。在风险事件发生时，新闻媒介应从大局出发，及时客观地进行报道，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要考虑到多方面信息的平衡，通过控制报道流量和流向，使其他稿件也能及时与受众见面，适当舒缓受众的思想压力。

其次，要考虑到报道对象和报道观点的平衡。在风险报道中，媒体要掌握事件各个方面的信息，善于用平衡报道的方式，给事件中涉及的矛盾各方平等表达意见的机会，同时要注意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实现舆论的平等和公正。

小结: 总之，风险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公众对风险信息获取的平台，媒介应站在独立公正客观的角度，勇敢得担负起自身的职责和责任，发挥自身不可取代的风险建构作用，向公众传播正确客观精准的风险信息，并掌握好传播的平衡和“度”，供公众进行合理的风险决策，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维护社会稳定。参考文献：

①百度百科 风险社会

②【美】保罗·斯洛维奇：《风险的感知》，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③【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论新闻媒介的风险传播》 殷莉 何秋红 《风险社会突发事件报道中媒介角色审视》 王青 《风险社会：媒体不可承受之重》 张莹 陈力锋

第五篇：论述大众传媒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功能

论述大众传媒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功能

0950120036 新闻学 胡仕欣

大众传播的出现及繁荣无疑让人类的现实生活更加丰富、便捷。尤其是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的勃兴、各种媒体的融合，给受传者以前所未有的交流空间。当人们为大众传播的强大功能给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而兴奋不已时，也有必要对其负面功能进行理性与清醒的认识。

第一，信息的多量化和多元化，给人们带来麻烦。人们接触到的东西越多，反而使自己的心却越难找到安置的地方。沉溺于这种交流的人们，交往的视野是更加开阔了，但是也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另外，大量的信息充斥在社会中，信息泛滥同时也会造成信息污染。每天面对海量的信息，它增加了人们迅速寻找出自己想要东西的难度。

第二，传播的内容质量不高，使人的思维能力下降。大众传媒的作品为了提高受众的阅读和观看兴趣，十分注重形式，画面非常鲜艳、活泼，这种做法尽管降低了受众阅读收看的障碍，但在客观上削弱了其中思想的意义，它使得许多传播内容都变得娱乐化、通俗化、游戏化。这就让一些内容中原本具有的庄严、崇高的精神意义逐渐减少了。越来越多追求感官刺激的传播出现，而其中所包含的精神意义却再慢慢的减少，从而影响了人们的思考能力。

第三，它以低廉的代价，剥夺人们自由的时间。施拉姆曾经称之为“时间的窃贼”。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把时间投入到海量的信息搜寻和对娱乐游戏的追捧上，于是越来越多的时间在不经意间被占用窃取了。

第四，不良的信息，会影响人身心健康，如暴力和黄色信息。特别是对于网络来说，由于它是完全开放的平台，而且目前的监管力度不够，所以在网上容易隐藏不健康的东西，这些对于容易受影响的，特别是正在形成自己世界观的青少年来说，影响和危害尤为明显。

第五，人际交往减少，造成了人际的冷漠，疏离感。随着交流和通信工具的增多，人们进行沟通的方式越来越多了，例如QQ 和MSN等。可是，这些方式都不是面对面的交流，真正的情感难以表达。另外，与交往相比，人们更多的被娱乐化的信息吸引了。即使比邻，人们也懒得去走近去沟通了。

总之，大众传媒作为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影响的社会信息系统，它的功能是复杂和多方面的，我们应该掌握好大众传媒的传播规律，发挥其积极地功能，同时也应该对它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认识，及早防范，尽可能地把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使传播媒介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