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工商所探究我国基础权力演变

第一篇：透过工商所探究我国基础权力演变

摘要：在中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市场管理的重要部门，本文将以工商所为研究对象，从一个侧面认识1949年至今国家政权的历史和现状、把握中国国家政权体系演变的脉搏，探讨国家在市场管理领域社会控制目标的实现，将建国以来国家基础权力的变迁途径通过统治者的努力、财政供给和路径依赖三个要素进行呈现，并探讨国家基础权力同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展开。

关键字：国家 权力 工商

一、研究对象和意义

本文将以处于国家与社会最直接交界地带的工商所为研究对象，从一个侧面认识1949年至今国家政权的历史和现状、把握中国国家政权体系演变的脉搏，探讨国家在市场管理领域社会控制目标的实现。

在中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市场管理的重要部门，通过领取营业执照，经营者获得法人资格和营业资格，成为合法的市场主体。由于中国的工商登记体系由计划经济时期演变而来，这使得中国的工商登记除了法人资格还承担了更多的社会控制职能。工商所本身就是国家为了实现市场管理的目标推动政权建设的产物。到90年代后，工商所职能逐步转变，通过管办分离等方式，逐步从主管机构转变为行政执法机构。总的来说，不管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时期，国家市场管理领域的基础权力是通过基层工商所得以实现的，通过对工商所的研究虽然难以勾勒出建国以来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全貌，但是希望能够通过分析经行一些有益的思考，勾勒出影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因素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二、建国以来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图景 从工商所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力图延伸其社会控制的触角推动了国家社会控制能力和代理人监控能力的发展，由此推动国家权力的发展。国家市场管理的触角在统治者不断试图控制公有制以外的社会经济空间的过程中延伸，以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50年代初期，为了管理庞大而分散的摊贩，国家对于摊贩进行了整理，并推动了各地摊贩联合会等个体户自治组织的产生；50年代中期，为了控制重新开放的自由市场，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基层市场管理网络；60年代初，为了控制新生的小商贩经济，国家建立并完善了市场管理所和工商行政管理所，80年代初，个私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国家推动了工商所机构编制的增加；90年代，工商所经费体制改革和工商所制度建设得到推行，为将工商所建设成基层市场管理和行政执法机构奠定了基础。

在关于工商所演变的研究中，从国家建设的视角出发，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国家建设中面对的财政供给问题以及路径依赖是影响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三个重要因素。

三、统治者的努力对国家基础权力的作用

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是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不能将阻碍国家基础权力的因素完全归结于权威主义体制，而忽略了统治者在国家建设中扮演的作用。从建国至1978年，统治者为了解决如何供给不断向基层延伸的国家机构问题，不得不采取群众路线和政治运动，通过建立摊贩联合会等群众自治组织，促进国家对市场控制的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经费不足的问题，但由于群众自治组织自收自支的开始，市场乱收费的逐利导向路径依赖已经开始显现。而1978年后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膨胀由于没有经费保障，国家不得不沿用原有路径，允许原有的市场管理费和罚没收入作为工商所经费的来源，且较之改革开放之前更为泛滥，由此造成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工商所至今财政保障始终难以理顺，体制难以稳定。必须强调的是，与1978年之前相比，统治者国家建设的改革使国家基础权力是得到加强的。这从历次工商机构改革中可见端倪，但是根本问题仍难以得到解决。虽然中国政府不断试图延伸其社会控制的触角，从而推动了国家政权建设，成为了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我们也看到统治者推动国家建设的局限性。在工商所改革过程中，国家内部各种利益的纠缠是实现工商所改革的阻碍力量，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和工商部门本身对于收入和利益的追求，阻碍了工商所的理性化建设。虽然在工商所市场监管等方面的调整式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往往为各种利益的追逐所规避。在这种情况下，工商所的逐利导向难以彻底改变，当工商部门以预算收入目标代替了市场监管目标时，国家难以依靠工商所来实现其市场监管的目标，从而阻碍了国家基础权力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中国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统治者自上而下国家建设努力的局限性。而工商所自身职能和经费体制改革中所面对的各种利益纠葛恰恰说明社会需要在国家基础权力发展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四、财政供给对与国家基础权力的作用

在国家政权下延过程中，财政供给的不足影响了统治者实现其社会控制目标的方式，影响了统治者国家政权建立过程中所塑造的行政体系的运行基础，影响了统治者社会控制和代理人监控能力，从而最终影响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统治者国家建设中所面对的经费难题是限制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使得国家不得不求诉于市场管理群众路线来实现国家市场控制的目标。

进而，财政供给问题还影响了统治者所塑造的行政体系的制度框架，影响了行政体系的运行基础。基层市场管理机构建立之初，国家也规定了工商所从市场管理的收入中开支，而不是完全依靠财政支付的稳定薪水。由此，在统治者推动国家政权向基层延伸、以求进一步实现其社会控制目标的过程中，财政经费的不足不仅阻碍了五六十年代国家市场管理机构的下延，工商所吃杂粮的经费体制还激化了逐利导向，带来了严重的代理人问题，从而阻碍了国家市场管理目标的实现。由于财政经费缺乏，全国在1949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得不依靠摊贩组织和基层市场管理网络来管理市场。直到60年代初，才逐步建立起基层市场管理机构，而且，还没有能够为它提供稳定的财政经费保障，而规定它从市场管理相关收入中开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策在治理基层市管机构乱收费和工商所经费保障中徘徊。80年代后，国家逐步改革这种自给自足的经费体制而确立了工商所吃杂粮的经费体制，即部分经费由财政供给，部分从两费和罚没收入返还中开支。之后虽有多次改革，但除了上海外全国的经费保障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仍然存在收支挂钩现象。这就使得工商所以追求“两费”和罚没收入为主要工作。在经费管理不严格以及处罚程序不规范的情况下，工商所自身的职能造成其协管员数量膨胀，乱收费和乱罚款滋生，国家市场管理的目标遭到扭曲。

五、路径依赖对国家基础权力的作用

影响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因素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努力和财政经费的不足，权力发展的路径依赖使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常常背离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初衷，造成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困境。具体而言，财政经费的不足是工商所自给自足或者吃“杂粮”经费体制的根源，这种经费体制在使国家政权向基层延伸时成为可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代理监控问题，侵蚀了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然而，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当统治者试图改革这种经费体制，以促进国家权力发展时，它又遇到了除财政经费不足以外的新阻力。

在这种路径依赖中，如果我们将这种经费体制的产生和发展从其演变的轨迹中割裂出来，就难以完整的理解影响工商所经费体制改革的因素，难以把握国家基础权力在1949年后的演变和影响因素。一方面，影响国家基础权力的因素不仅仅在于财政经费的不足，因为随着工商所吃杂粮经费体制的确立，其衍生的各种问题使得经费不足不再是改革的唯一阻碍。统治者经费体制改革过程中面对的预算外资金和罚没收入的管理问题、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对财政收入和部门预算外经费的追求，以及对工商所履行市场管理职责的监控难题构成了统治者改革的阻力，并引导了统治者改革的轨迹。

此外，这种路径依赖还使得我们将国家基础权力演变中统治者和国家代理人扮演的角色相结合。一方面，我们看到统治者对于国家基础权力的塑造作用，国家代理人的逐利导向并非完全是统治者监控失控的产物，相反，是统治者创设的制度框架或者激励机制的产物。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是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国家代理人对于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影响。统治者并非能够操控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轨迹，工商所的逐利导向并非是统治者所意欲，也并非追求财政收入和实现市场目标管理的政策冲突。统治者难以根本上改变工商所的经费体制是它难以解决对于国家代理人的若干监控问题的结果，其建设国家的过程不得不面对国家代理人的阻力。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路径依赖提醒我们，现有的体制遗产对于今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将会发生重要的影响。东欧国家的实践证明，原社会主义的体制遗产会严重影响国家在东欧剧变后国家推行结构转型、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和其他社会目标的实现。虽然这些国家采取了许多与西方国家十分相似的财政改革，然而，对于选举的考量、利益集团的争夺、政策遗产以及政治制度都限制了这些改革。因此，如何逐步地推动政府财政体制和政治改革并行，如何克服改革的多重阻力，对于今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国家基础权力同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展开 虽然中国的共产体制因素并非是影响统治者国家建设的根本因素，然而，这种研究视角反过来却更加凸显了包括市场管理群众路线、政治运动、教育训导等在内的社会控制和代理人监控方式的独特性。在西方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统治者关注的焦点在于税收机构的官僚化、理性化及其渗透到社会的过程。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中，能否构造一个能够执行经济政策，提供社会服务和维持公共秩序的国家基础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最主要的任务和挑战。以规则为核心的监管被认为可以取代或战争、税收和财政支出这三大国家功能，对于急需构造一个能有效地履行公共职能政府的第三世界国家，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成为影响第三世界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核心问题。市民社会的发展可以产生一种国家与社会的互相增权，市民社会力量的成长可以推动国家的强大。并且，这种强大不是国家绝断能力的增强，而是国家基础权力的增强。

在对工商所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随着建国以后市场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市民社会是否发育成长上，还体现在国家日益丧失对社会的操纵能力上。从建国初期的摊贩组织体系拥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到今天工商局职能的转变和个私协的名存实亡，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此消彼长。同时，在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中，国家社会控制能力和代理人监控能力的现实面貌使得国家扮演了多重角色：它并非只是对于社会压制而不回应的级权国家，也不是完全履行经济监管职能的自由市场国家。在双方关系的展开过程中，国家有时是无视社会压力的专制者，有时是执行市场管理的监管者，有时是暴利导向的掠夺者。并且，国家及其代理人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的状况为社会反过来影响工商所的行为腾出了空间，社会的不同行动者通过逃避、暴力、法律、关系、投诉、举报等方式来影响国家实现对市场控制的目标，从而使国家和社会共同塑造了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过程。

参考文献：

1． 黄冬娅：《转变中的工商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2． 张牢生：《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决定权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4年 3． 刘春：《权力读本——如何认识和运用权力》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2年 4． 杨光斌：《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年 5．（美）杰克曼：《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二篇：我国高考制度的演变及现状

我国高考制度的现状及对策研究的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浅谈我国高考制度的现状及对策

一、研究背景

从高考恢复至今已30多年，我国一直致力于探索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的建立，现已形成中国特色的高校招生制度框架。但随着社会发展目标的变化，高校大众化的加快及素质教育理念的推进，现行高考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探索新时期高考制度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通过回顾和研究我国高考历史演变，对深刻把握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及其内在价值观念的变迁，总结我国高考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新一轮高考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三、研究现状

研究课题较多，研究趋于普遍化，研究范围扩大，研究趋于细化和研究成果比较多。

四、研究内容

本文通过对我国高考制度的历史回顾，深刻把握我国高考制度改革及发展趋势，然后探讨当今我国高考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五、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采取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商丘市几所高中及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进行调查研究。

六、文献综述

高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选拔人才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公平、政府信义、政治 稳定和国家发展前景的一面镜子。我国的现代高考制度经历了不断探索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因此通过对高考制度的历史演变及现状放进行综述，从而找出高考制度研究的新切入点。

我国高考制度一直在不断地改革、创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到繁，从精英化 到大众化，逐渐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考试，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它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前的高考，改

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高考。高考发展到今天，受到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公众对高考的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区域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高考移民现象严重；不利于多样化人才选择；阻碍素质教育的推行；影响高校自主权的发挥等。因此改革高考制度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不仅需要优化考试制度，还要改进招生制度。从各个方面全面改革，从而促进我国高考制度的健全。

对此，我们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实施公平、公正、诚信的考试原

则；2.实行多样化的考试方法；3.推行综合评价制度4.采取多样化录取方式；5.建立高校招生考试监督机制。

七、研究方法

主要应用调查法和文献分析法两种，前者运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后

者是通过对图书馆资料、网络信息的搜索整理和分析，结合校情、学情实际，不断总结、归纳、提炼、升华。

八、研究进度

第一阶段： 确定研究课题，明确研究方向。

第二阶段： 进行开题报告，确定研究人员。

第三阶段： 搜集相关资料，撰写调差报告。

第四阶段： 借助网络研究，交流发表意见。

第五阶段： 撰写整理论文，进行结题工作。

九、研究成果形式

论文

十、论文提纲

一、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历史回顾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高考

（二）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高考

（三）改革开放后的高考

二、现今高考制度的弊端

（一）造成区域间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二）催生了高考移民现象

（三）不利于多样化人才的选拔

（四）阻碍素质教育的推行

（五）影响高校自主权的发挥

三、我国高考制度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实施公平、公正、诚信的考试原则

（二）实行多样化的考试方法

1.科学命题。

2.实行分类考试。

3.尝试多次考试。

（三）推行综合评价制度

（四）采取多样化录取方式

（五）建立高校招生考试监督机制

十一、参考文献

【1】王红兵.试论我国高考改革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兼论高考历史试题的变化[c].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集，2003 年.【2】张耀萍.高考形式与内容改革研究—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c].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3】李禹阶.汪荣.我国高考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发展趋向窥探[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J],20105.【4】 刘智运.高考制度改革的新思路：从统一走向多样化[J].湖北招生考试，2005，（1）.【5】 姜刚.公平公正，构建和谐[J].煤炭高等教育，2005，（1）.【6】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专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7】谢名春，郭英，荀丽城.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36（2）.

第三篇：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制度演变

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制度演变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过后，中国开始进入了近代社会，中国教育也进入了一个大变革时代。1840年前后，中国的教育主体还是传统的封建教育，但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几种新教育，一是地主阶级内部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鸦片战争后，清朝已成为一个衰落的封建帝国，教育仍然沿用旧制，日益空疏腐败，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主要表现在：1、科举制度腐败。清末科举流弊百出。“四书”中可以出的题目大多出尽，考试严格规定文章必以八股为体裁，书写字体必用小楷。2、官学名存实亡，私学教育空疏腐化3、实行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朝政府极端顽固守旧，闭关自守，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进行思想钳制，不允许有任何新思想产生。这种教育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抵御不了外国的侵略，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代表人物是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演变。

（一）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以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为先声，以洋务教育为标志，中国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出现了以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为代表的新式学堂。虽然后来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这些新式学堂表现出来了不同特点，但毕竟使中国教育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除了举办洋务学堂以外，洋务派还开了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19世纪70年代留学教育开始起步，以后成为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呼声越来越高，清政府终于在1902年和1904年颁布和实施了中国最早的学校教育制度——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除了政府国人主动学习国外思想教育外，外国人也在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并开始在中国建立新式学堂。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科学文化便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然渗入中国大陆，当时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人，开始传播自然科学和技术，逐渐地把西方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科学介绍到中国。这时西方文化的渗入并不具侵略的性质，并不危及天朝帝国的尊严，也没有替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危险，故自皇帝至一般士大夫皆能接受。并且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文化教育侵略的条文，但是英国夺得了五口通商、协定关锐、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待遇等。这就开始了剥夺中国的主权，为文化教育的侵略打开了大门。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明确地获得了建教堂、传教、办医院、办学校的权力，并且还要受清政府的保护。列强利用这些不平等条约，夺取了在中国办教育的特权，为其文化侵略大开其道。总之，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国门被强迫打开后变化的形势，传统教育已难发挥维护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作用，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历程，逐渐由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封闭型教育向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放型教育转变。

（二）戊戌变法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到90年代转变为救亡爱国运动，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他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力量还十分薄弱，加之他们大多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既有反侵略、反封建的要求，又有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用更彻底的手段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度，只有一手抓皇帝，屡用上书请愿的办法，希望能说服光绪皇帝接受变法主张，并且自己来兴办学校、设立报管、著书等来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维新性质的学堂有两类。第一类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培养变法人才办的学堂。主要有万木草堂、时务学堂、通艺学堂、浏阳算学馆等，影响最大的是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万木草堂由康有为任总教授、总都督，并在教学和教学组织管理方面亲力而为，讲学效果显著。万木草堂在研究、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培养变法骨干上起了重要作用。时务学堂于1897年10月在湖南长沙创办，梁启超被聘为中文总教习。时务学堂办学目的，是要使学生有变法思想，有广博的知识。梁启超就任总教习以后，亲自制定了一个《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学纲十条：立志、养志、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梁启超在此讲学数月，推动了维新运动在湖南的开展。资产阶级维新派办的学校，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别于封建主义的旧教育。从这些学校里，培养出一批变法人才，如梁启超、陈千秋、徐勤就是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的高才生。

1898年6月11日宣布变法至9月21日的“百日维新”中，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推行新政，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大批维新变法诏令。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早在百日维新前就有议论。“新政”开始后，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分8章52条，上报光绪皇帝。光绪帝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1898年9月政变发生，新政停止，但京师大学堂并没封闭，于当年11月正式开学。后来，其封建性明显加强，所招收的学生，完全是五品到八品的官员和举人。民国初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

“百日维新”期间筹办的各级学堂，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冲击，所荡起的思想解放潮流，影响至深。

（三）辛亥革命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20世纪初，在民族危机和人民反抗斗争的推动下，中国资产阶级逐渐分化成两派——革命派与改良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过程中十分重视举办学校，创办了很多新型学校。如上海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湖南的明德学堂，安徽的安徽公学、浙江的大通师范学堂等。这些学校对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组织和宣传作用。

1、爱国学社：1902年4月，章太炎、蔡元培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由蔡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学生，学生200余人愤而罢课退学。中国教育会支持学生的斗争，于1902年11月，为这些退学学生成立了爱国学社，蔡元培为总理。以后各地学生凡因受迫害或被开除的，都纷纷加入爱国学社，教员都是全国有名的学者和爱国人士，讲授各门科学都重视思想的陶冶和军事的训练，以助于锻炼精神和暴力革命的需要。这些报刊成为爱国学社向社会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学社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高，曾有力地声援全国各地的**。但也为此，爱国学社引起了清政府的忌恨，他们逮捕了邹容和章太炎，爱国学社也被迫解散。

2、爱国女校:是中国教育会蔡元培等1902年冬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提倡男女平等，妇女独立的学校。课程有外语、理化、代数、几何、法国革命史等。爱国女校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不少坚强的女战士。1908年后，成为普通女校。

3、大通师范学堂：1905年9月，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该校设体育专修科，6个月毕业。1907年，该校由秋瑾主持校务。

这些新式学堂是中国主动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清政府挣扎过程中的产物，是主动的接受与改变。而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华办教育的权利后，都进行了对中国的思想侵略。

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各派教会以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牧师、教师和为外国在中国经营企业、事业服务的人员为目的，在中国开始办教会学校，所进行的教育称为教会教育。

教会教育：

早在1818年，英国传教士玛利逊，曾在马六甲开设一所英华书院，目的是扩大影响，宣传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以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主，大多免收学费和膳食费；办学目的是为了在中国人中培植一批传教助手，扩展传教的速度。早期教会学校培养出一批为教会服务的洋奴，但这种学校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新式教育，在办学形式、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教员等方面，都突破了原有封建传统教育的模式，培养了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人才。虽然这并非侵略者所愿，但毕竟给中国的教育输进了一点新的因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与清政府新签或修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夺取了在中国内地建学校等特权。同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洋务派兴办的洋务事业不断发展，这些都需要越来越多的新式人才，因而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教会学校在课程上，主要有宗教、外语、西学和儒家经典。1877年5月，为了适应教会学校的发展，规范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以英美为首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目的是把“基督精神”加进教科书中去，以奴化中国学生，控制教科书的编纂权。这是近代第一个在华基督教教会的联合组织。西方传教士在华开设的教会学校，不需要中国政府立案，只需它的认可即可。另外，各国还在20世纪初以后，使许多教会大学在其国内立案。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州大学和纽约州大学注册立案。于是，这些学校就成为设在中国的美国附属学校，学生可升入外国大学研究院，可获学位，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留学教育的预备学校，进一步发展了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侵略。

然而，有侵略就会有反抗。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教会学校迅速膨胀。据统计，到1926年，基督教、天主教两教会在我国已有教会小学1.4万余所,中学400余所,大学19所,学生80万人。这些学校无一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严重侵犯了中国教育主权。进入20世纪以后，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各地会党纷纷领导人民抗洋兵、毁教堂。青年学生更掀起了反抗斗争，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不断罢课、退学，表现了中国青年不可辱的民族气节。1922年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中国清华学校举行第11次大会为导火线，爆发了空前的非基督教运动，进而发展为收回教育权运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是传教士穆德组织的。他在中国北京开会的目的是讨论“学校生活基督化”和“如何宣传基督教于现代大学生”等问题。针对这个新的侵略行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3月在上海领导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揭露基督教的反动本质及教会学校里所进行的文化侵略。随后全国30多个地区组织了类似的组织，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运动。

1925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不得不有所收敛改换侵略形式，承认“应向政府注册，遵守政府之规定，受政府之监督指导”。同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6条。规定外人捐资办学应作为私立学校请求政府认可，校长需为中国人，中国人应占学校董事会名额之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课程须按部颁标准，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科等。尽管教会学校的教育权并没有因为收回教育权运动而得到彻底的收回，但收回教育权运动给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重大打击，是日后教会教育走向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留学教育

经历了种种屈辱、痛苦、比较、反思之后，国人意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并开始考虑如何向西方国家学习。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起步和发展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出现过一些零星自发的留学行为，留学生基本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倡导由政府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是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后。洋务派曾派不少留学生到英、法、美、日等国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如：1875年闽浙总督沈葆桢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5人，前往法国学习船政，1876年李鸿章派7人赴德国学兵技。洋务派办留学教育是要维护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培养洋务人才。但它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过程中最名副其实的一步，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推进之功不可磨灭。历史的事实也说明，这些留学生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成为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其中有科学技术人才如詹天佑、哲学政治学人才如严复等。在清末新政的刺激下，近代留学教育在进入20世纪后骤然勃兴，形成了规模盛大的留日高潮。由于留日高峰的形成，也引起美国的注目，认为这不利于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中国，以发展留美教育。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尚无一套完备的现代学校系统，中国较完备的现代学校系统是在洋务运动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学校教育制度（学制）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系统，它是教育制度的主干，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成功对中国的刺激和大批西方传教士对西方教育制度的译介，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传统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培养真才。清政府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1901年开始推行“新政”。陆续颁布一些改革政令，其中包括颁行新的教育制度,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等。新的教育制度包括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在“癸卯学制”实施了8年后，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在教育方面，于1月9日成立中央教育部。并于1912年9月3日，颁布《学校系统令》，称为“壬子学制”。1913年，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法令，补充了这个学制，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称“壬子癸丑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与癸卯学制相比，有很大进步，它缩短了学制年限3年或4年；取消了毕业生奖励出身的制度，消除了科举制度的阴魂；女子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癸卯学制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壬子癸丑学制中，普通中学、中等实业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都规定设立女校，初等小学还可以男女同学；从课程的改革上，取消了忠君、尊孔的课程，增加了自然科学课程和生产技能的训练；改进了教学方法，反对体罚，要求教育联系儿童实际，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

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虽然也有许多不彻底的方面，但它是近代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第一次系统的改革，它突出了资本主义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较全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是资产阶级新教育反对封建主义旧教育的一次重大胜利，有着历史进步意义。

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教育能提供具有文化知识的劳动者。在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一些知名人士如胡适、陶行知、黄炎培等人都纷纷提出了改革学制。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学制会议，对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的学制草案稍加修改，于同年11月以大总统名义公布施行，即壬戌学制。一般称这个学制为“新学制”。“新学制”提出七项标准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即：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等。在讨论学制的同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了“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1923年该委员会公布《中小学课程纲要》。小学设国语、算术、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工用艺术、形象艺术、体育、音乐等科。普通科分文理两组。公共必修科目有：国语、外国语、人生哲学、社会问题、文化史、科学概论、体育1922年学制的公布，结束了辛亥革命后教育上的混乱状况，反映了“五四”以来新教育改革的一些基本要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新学制”除以后在学分制和综合中学制等方面有所改动之外，基本上沿用到全国解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制度由封建主义变为了具有先进思想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理论及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千年的封建教育制度演变为现代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中国的教育制度变得实用、开明，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第四篇：我国历代土地制度演变

我国古代土地制度主要有三种：

1.原始社会的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

2.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

3.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1)地主土地所有制

(2)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王田制，屯田制，均田制

(3)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先秦时期土地属于国有。当时曾实行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在商代已经出现，到西周时期得到全面推广。因土地被划用“井”字形，故名。井田在法律上属于王属所有。周王按爵位高低赐封给诸侯及卿大夫相当差数的土地，受封者对于井田只有使用权而无私有权。土地不能转让或买卖，“田里不鬻”。井田的经营方式，是奴隶的集体劳动。

秦国在统一之后，实行爰田制，虽然承认土地私有，但保留了一定数量的休耕地，政府对土地的使用权干预较多，赋税的征收也比较繁琐。统一之后，这种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秦始皇在公元前216年“令黔首自实田”，即让老百姓如实上报自己的所有土地。在此基础上，废除爰田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私有制。两汉时期，土地原则上归国家所有，称作“公田”，由皇帝“假”给农民耕种。

曹魏建国后，实行屯田制。当时的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形式：民屯是把召募来的流民和收编的黄巾军家属按军事制度编制起来，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军屯是由军队进行的屯田，由大司农派度支校尉、度支都尉到军屯所在地管理军队屯田。屯田的实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门阀政治的需要，西晋王朝实行了占田制。国家准许个人占有的土地数量，并不是由国家授田。

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实行均田制。规定：男子15岁以上授露田40亩，桑田20亩；妇女授露田20亩。为备休耕，露田加倍授给。露田年满七十还官；桑田可作为私田，不必还官。露田和桑田均不得买卖，但原有桑田超过二十亩的可以买卖其超出的部分。地主可按其拥有奴婢和耕牛的情况另外获得土地。奴婢授田与农民相同，耕牛每只授田30亩，但仅限四牛。地方官按官职大小授给公田，刺史15顷，县令6顷。

均田制也是唐朝前期最主要的土地制度。它包括对百姓、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和对土地买卖的规定。唐代均田的办法，和前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①受田的对象跟前代有些不同。②关于官吏受田的规定比前代各朝更完备。③土地买卖的限制益形松驰。④优待府兵官兵。

唐代以后，土地私有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国家和皇室仍保有大量土地，这些土地以“皇庄”、“官庄”的面目出现，经营方式与地主经营没有多少差别。明代清丈土地，绘制《鱼鳞图册》，确定土地的私有权。

到了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高度集中，中国社会贫富不均，阶级矛盾空前激化。针对土地兼并，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触及了当时社会的弊端，但解决的办法过于平均和理想化很快夭折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由于没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缺乏群众基础，革命也没有成功，只有共产党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历经土改、解放战争的《土地法大纲》，建国后的土地改革真正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解决了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一步步建立了新中国。

建国后共产党人又经过了艰苦的探索，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冢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将土地长期承包给各家各户经营，既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解决了封建时代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土地兼并问题，从而迎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时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基。

第五篇：透过科学社会主义看我国社会医疗保障制度

透过科学社会主义看我国社会医疗保障制度

一、科学社会主义和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般来说，社会主义意指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不做其他的理解。现在，我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矛盾多发期，社会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出了诸多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某些前沿问题正是由此产生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联系实际切实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巩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经过长期历史积累，待有了多方面的经验和认识形成了自己系统科学、逻辑彻底的理论而且有了历史和实践的反复证明与检验后，方可自然而然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形成能够为世界公认的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迫切需要作出理论解释的问题，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沿问题。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强调动力机制，而且强调平衡机制。现代市场经济不仅需要资本推动，而且需要温情政府。人人享有社会医疗保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把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二、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

（一）、我国的现实

我们知道，资本是高效的分配资源，但是资本本身是没有人情味的。那么，1 如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高效、又有人情味呢？这就需要温情的政府在稳定宏观经济的同时，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医疗需要，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公共事业上，给全体公民安全感，这样，社会大众再无后顾之忧，携手朝着和谐社会远大的目标进发。

急剧上涨的医疗费用和不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中国百姓近年来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尽管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面不断扩大，新型合作医疗在农村地区迅速扩展，但是，仍有很多的人没有被医疗保障制度所覆盖；同时，目前的医疗保障补偿水平无法抵消迅速增长的医疗费用。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发现：城市享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口比例为30.2%、公费医疗4.0%、劳保医疗4.6%、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占5.6%，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占44.8%；在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比例为9.5%、各种社会医疗保险占3.1%、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占8.3%、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79.1%。在社会救济方面，2004年用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为172.7亿元，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和农村定期救济支出之和为30.7亿元，仅占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17.8%。目前医疗保障体系的主要弊端在于：医疗保障体系两极分化。一方面，目前中国超过一半的人口还没有医疗保障，就是已经有了医疗保障的人，其保障水平也比较低；另一方面，对特殊群体存在保障过度的现象。中科院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目前，受保障主体只有在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才能享受完整的失业、医疗、退休这三大保障。尽管一些民营企业也给职工上保险，但非常不规范。这样，一旦离开体制内而到体制外发展，这三大保障就没有了，保障基金不能随着人走而流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能从更宏观的意义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 市场经济不仅强调竞争原则，而且强调保障机制。中国改革近30年在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也产生了一个弱势阶层，其人数估计已达1.4亿-1.8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这就需要在效率与公平的天平上，更加重视公平，给予弱势阶层一定的保障。解决得好，社会则和谐发展；解决得不好，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二）、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在政府的管理之下，以国家为主体，依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定，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社会保障基金为依托，对公民在暂时或者永久性失去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用以保障居民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作用在于保障全社会成员基本生存与生活需求，特别是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的特殊需要。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集体投保、个人投保、国家资助、强制储蓄的办法筹集资金，国家对生活水平达不到最低标准者实行救助，对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逐步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福利，保持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由我国农民（农业户口）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 3 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96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现在许多农村发展合作医疗，深得人心，人民群众把它称为“民心工程”和“德政””。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性的根本问题。而不解决好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就无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谈不上现代化社会的完全建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起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到2010年逐步实现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农民为参加合作医疗、抵御疾病风险而履行缴费义务不能视为增加农民负担”。

这是我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十一五”规划的要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到2010年的覆盖面达到农村的80%以上。2011年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1主要工作安排》。这份文件明确，2011年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补助标准均由上一年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200元；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力争达到70%左右。

2012年起，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2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其中，原有200元部分，中央财政继续按照原有补助标准给予补助，4 新增40元部分，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补助80%[1]，对中部地区补助60%，对东部地区按一定比例补助。农民个人缴费原则上提高到每人每年60元，有困难的地区，个人缴费部分可分两年到位。个人筹资水平提高后，各地要加大医疗救助工作力度，资助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参合。新生儿出生当年，随父母自动获取参合资格并享受新农合待遇，自第二年起按规定缴纳参合费用。

（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是以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城镇未成年人和没有工作的居民为主要参保对象的医疗保险制度。它是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行后，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医疗保障问题，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的重大举措。它主要是对城镇非从业居民医疗保险做了制度安排。这一制度的出现在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历程中具有重大意义，指明了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

1998年我国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实现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全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体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的目标，国务院决定，从2007年起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2008年扩大试点，争取2009年试点城市达到80%以上，2010年在全国全面推开，逐步覆盖全体城镇非从业居民。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家庭缴费为主，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参保居民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对职工家属参保缴费给予补助。国家对个人缴费和单位补助资金制定税收鼓励政策。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重点用于参保居民的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支出，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逐步试行门诊医疗费用统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用于支付规定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其他费用可以通过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和社会慈善捐助等方式解决。

三、未来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展望

（一）继续完善各项医疗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将混合所有制、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大力推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重点解决大病统筹问题；继续着力解决国有困难企业、关闭破产企业等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问题；鼓励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城镇居民，以多种方式就业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进一步规范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政策，强化医疗服务管理。加快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城市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搞好各项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

（二）协同推进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根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统筹协调医疗卫生、药品生产流通和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和制度衔接，充分发挥医疗保障体系在筹集医疗资金、提高医疗质量和控制医疗费用等方面的作用。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区域卫生规划，健全医疗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卫生行业标准体系，加强对医疗服务和药品市场的监管。规范医疗服务行为，逐步建立和完善临床操作规范、临床诊疗指南、临床用药规范和出入院标准等技术标准。加快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卫 6 生服务和中医药服务在医疗服务中的作用，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实行参保居民分级医疗的办法。

(三)坚持社会医疗保险自愿和适当强制参加相结合由于我国社会医疗保险是带有保险性质的，就其实质来说是把患者的疾病负担分摊到每个参保人员身上，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因此，在完全自愿投保原则下，保险覆盖全部年龄段的结果将是高危人群(老弱病残)更愿意参加医疗保险，从而达不到风险分散的目的，最终只会使医疗保险基金入不敷出，只能提高保费水平，但这样不但会增加居民和财政的负担，而且还会使更多的人退出医疗保险，使医疗保险制度无法持续下去。因此，政府应采取适当的强制措施，如一个家庭中若有一个参保，其他还未参 保的城镇居民也应参保，达到分散风险的功能，从而避免出现“逆向选择”的问题。(四)建立方便快捷的核销机制充分依托城镇完善的通信网络，建立方便快捷 的核实、包销机制，解决核销程序繁琐、周期长的问题，使居民的实惠真正落到实处，此外也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高效地利用资金。如可以为参保居民建立电子档案，记录其就诊和转院等信息，集中管理，提供“一站式”服务。患者的住院费用在经经办机构确认后直接划拨到医疗服务提供机构，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患者在各级经办机构来回奔走的经济负担，还能减轻其精神负担，使居民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保。(五)加强宣传力度

目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参保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关部门对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宣传力度不够，人们对医疗保险知识相对缺失，了解不足，尤其是在农村农民收入较少，他们就会更加注霞眼前利益，当他们看不到短期的既得收益时，他们就选择不投保，这样就使得我国医疗保险的功能大大降低。通过宣传、教育 7 让城镇及农村居民懂得保险原理，熟悉保险知识，消除他们的疑虑，帮助他们逐渐转变传统观念，这样才能保证居民积极的合作，自觉参保，从而保证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筹资的持续性和长期性，从而真正起到保障健康、分散风险的目的。之，我国医疗保险体制的改革需要从多方面人手，包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并举，配套推进。最终实现“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来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努力满足城乡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服务需要”的总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