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解读五篇

第一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解读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解读

中央党校教授：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体现在哪里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怎样理解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有哪些内涵和具体体现？如何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迈进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为什么变了？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因主观好恶随意选择；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要科学理性、及时敏锐，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

●“美好生活需要”内容更广泛，原来的“硬需求”并没有消失，呈现出升级态势，新生的“软需求”则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什么发展阶段干什么事。“发展起来后”的中国不是说不需要发展了，而是需要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发展，是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

记者：1956年党的八大就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为何会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发生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辛鸣：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判断社会主要矛盾要注重两点：一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因主观好恶随意选择；二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要科学理性、及时敏锐，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准确、不到位会极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损害社会发展进步。

之前提出的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建立在当时社会生产力相当落后的大背景下。这一主要矛盾判断是科学准确、积极有为的。根据对应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一矛盾我们可以称为“发展起来前”的矛盾。

经过6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告别贫困、跨越温饱、即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成熟定型。这一切有目共睹的巨变，都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当然会发生相应变化，我们可以把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称之为“发展起来后”的矛盾。

透过现象看本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还是来自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实现了阶段性的跃进，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突破。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一个系统的社会事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合力”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社会“发展起来”了。

记者：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相比，“美好生活需要”多了哪些内涵？

辛鸣：“美好生活需要”内容更广泛，不仅包括既有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些客观“硬需求”，更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尊严、权利、当家作主等等更具主观色彩的“软需求”。

原来的“硬需求”并没有消失，呈现出升级态势，人们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新生的“软需求”则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从精神文化到政治生活、从现实社会地位到心理预期、价值认同等方面，对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甚至对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都提出相应要求。

记者：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姿多彩，为什么还要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辛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不是说已经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有足够的战略清醒、足够的战略定力。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什么发展阶段干什么事。既然中国社会“基本国情”“最大实际”没有改变，既然“发展起来后”的阶段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就一定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发展起来后”的中国不是说不需要发展了，而是需要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发展，是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

站在新时代 怎么看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领域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群体不平衡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水平与发展状况的评估，要讲两句话：一句是发展水平已经不低了，有了相当的发展积累；一句是发展水平并不算很高，发展的总量并没有绝对充裕。这两句话任何时候都要一块讲，不能只讲其中一句

●“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这种结构失衡不再主要是绝对短缺背景下的“八个木桶七个盖”，而是相对短缺背景下的发展偏差与发展短视

●“不充分”是“不平衡”产生的客观基础，“不平衡”会反过来加剧“不充分”

记者：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看，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体现在哪些方面、哪些领域？ 辛鸣：目前，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三大不平衡：领域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群体不平衡。

领域不平衡是指经济领域的发展一马当先、奇迹频现，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发展虽稳步推进，但与经济领域相比尚有一定差距，至于说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差距可能更大一些。

区域不平衡主要是指东中西不平衡、城市与农村不平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不平衡，甚至城市内部、发达地区内部、一些农村内部也存在不平衡现象。

群体不平衡主要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在共享发展成果方面有差距，建立在良性橄榄型社会结构上的财富公平正义分配格局有待形成。

此外，具体到各个领域内部也存在很大不平衡。比如，经济领域中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发展不平衡，低端产业与高端产业发展不平衡，大企业与小微企业的发展不平衡，等等。

发展的不充分主要是指整个社会的发展总量尚不丰富、发展程度尚不够高、发展态势尚不够稳固。

这种不充分体现在发展的方方面面，处于发展不平衡低端的那部分固然属于发展不充分，而处于发展不平衡高端的那部分也存在着发展不充分。

我曾经去过国内一座发展相当不错的大城市，但出了城市不到1小时车程，马上感觉进了另一个世界，好像回到了20多年前甚至还要早，城乡发展不平衡反差巨大。而就在这座城市，遇到下雨天，地下排水设施不给力导致“水漫金山”，抬头仰望是高耸入云的现代化摩天大楼，环顾四周是浸泡在积水中熄了火的汽车长龙，“面子”与“里子”如此拧巴，折射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再看该城市的精神文化生活，尽管城市管理者从认识到资金都下很大力气进行文化建设，但面对上千万人的文化需求，基本文化设施依然缺口很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可见一斑。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水平与发展状况的评估，要讲两句话：一句是发展水平已经不低了，有了相当的发展积累；一句是发展水平并不算很高，发展的总量并没有绝对充裕。这两句话任何时候都要一块讲，不能只讲其中一句。

记者：发展不平衡问题近年来多次提出，也被社会普遍认可。但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我国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幅提高的基础上，为什么还要强调存在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发展的不充分有哪些具体体现？

辛鸣：我们讲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主要是纵向与自己比。但横向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水平在总体上依然处于中等偏下，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不充分的状态并没有根本改观，更没有完全消失。

当前“不充分”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但从本质上看，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理解：

发展方式有待充分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切实成效，我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传统的靠拼土地、拼资源、拼劳动力向拼科技、拼质量、拼效益转变。但这种转变还处在起步阶段，新动能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挑起经济发展的大梁，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服务业需要向高端化迈进，对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决定了我们转变发展方式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充分发展阶段。

依法治国有待充分推进。法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目前，依法治国已有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司法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但要看到，解决“无法可依”后，“有法不依”的问题就更加凸显出来，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依法治国还需要努力。

精神文明有待充分提升。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更加需要与之相辅相成的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但不可否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很多地方还存在“一个快、一个慢”“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无法满足人们对精神世界的更高追求，精神文明发展不充分，反过来会严重制约物质文明的充分发展。

社会事业有待充分发展。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这些百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尚未根本性解决，而随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日益增长，如何既把蛋糕做大又把蛋糕分好，是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

生态环境有待充分改善。近年来，随着整个社会环保意识增强和相关措施落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但总体建设水平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美丽”已成为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约束性指标，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新时代对美好环境的新期待，需要进一步加快美丽中国建设步伐。

体制机制有待充分改革。这几年，全面深化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满满的获得感，但改革依然面临很多艰巨任务，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财税改革有待进一步推进、金融机构体系有待健全等。随着改革继续挺进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想要不断取得新成就，只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艰险，绝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可以实现的，必须付出更艰辛的努力。

记者：我们可以将“不平衡不充分”等同于“结构性问题”吗？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辛鸣：“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这种结构失衡不再主要是绝对短缺背景下的“八个木桶七个盖”，而是相对短缺背景下的发展偏差与发展短视。比如，一方面是低端产能的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是高端供给的严重不足甚至没有；一方面是就业难，另一方面是用工荒等。但也不能完全归结为结构性问题，究其根本还是生产力水平不够高导致的，并不是说许多城市管理者只要“面子”不要“里子”，而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让他们没有能力兼而有之，所以，说到底还是要在提高生产力水平上下功夫。

“不充分”是“不平衡”产生的客观基础。我国当前的客观实际是，经济社会已经发展起来了，但发展又不够充分，在不科学的发展理念、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驱使下，就会产生发展不平衡、加剧发展不平衡。比如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产生的基础是农村生产力水平发展不充分，在整个社会资源过度向城市倾斜的制度安排下，引发和放大了城乡发展不平衡。

“不平衡”会反过来加剧“不充分”。由于发展不平衡，处于发展强势一端的社会主体会过多占用发展资源，从而加剧处于发展弱势一端的社会主体不充分乃至稀缺的感受。比如，“僵尸企业”占用了本来就稀缺的生产要素，其他企业当然就更感到发展环境困难；教育医疗资源大幅向城市倾斜，本来薄弱的农村地区会更加困难。

拥抱新时代 发展如何才能更平衡更充分？

●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主攻方向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度保障是全面深化改革

●随着我国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社会财富的意义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再是或者说不再主要是一种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志，而是成为一种保证人生存与发展的、不太稀缺的“一般公共品”

记者：十九大报告提出，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请您谈谈，应该如何更好地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新时代的发展更平衡更充分？

辛鸣：解决发展不平衡，最直接的是要树立新发展理念，更加强调从全局的高度思考发展、筹划发展，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区域协调、社会群体间的协调以及经济与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协调。

解决发展不充分，关键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破除一切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释放一切社会活力与创造力，不断提高发展水平、发展能力与发展绩效。

发展依然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总钥匙，破解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主攻方向是通过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体系，不同的经济体系在促进平衡发展、推动充分发展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只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使发展的平衡性、发展的充分性有坚固基石。

——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着力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制度保障是全面深化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其背后原因是体制机制不健全、不科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用制度创新来纠正不正确的发展理念；用体制机制来保障发展主体的权利，激发社会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通过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发展走向平衡，实现充分发展。

记者：您能否展望一下，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将达到怎样的水平？

辛鸣：我认为，到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解决时，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将达到甚至超越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生产工具的智能化改造、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为人们收入增长和财富增加夯实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社会财富的意义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再是或者说不再主要是一种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志，而是成为一种保证人生存与发展的、不太稀缺的“一般公共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不再是生存意义上的需要，甚至都不再是一般发展意义上的需要，而是开始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努力，开始要求社会全面进步。到那时，社会主要矛盾或许又将发生重大转化，或许比现在的矛盾更复杂，但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化解旧矛盾又不断直面新矛盾的历史进程中走向进步、走向更美好的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赵忠

在刚刚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提出，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主要矛盾，顺利完成两个阶段的目标，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领域改革。以提高教育水平、优化人力资源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从制度上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做到少有所学、中有所为、老有所托。

少有所学，助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百年之计，在于教育。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改变发展不平衡的必由之路。从儿童教育开始化解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随迁儿童教育；消除孩子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制度性障碍，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有效途径。出台为青少年的成长创造公平环境的社会福利政策，把弱势儿童作为社会保障体系服务的重点人群，通过现金转移支付和营养项目等方式，为儿童和青少年的养教环境提供基本保障，以降低家庭收入不平等对儿童成长的负面影响，提高代际之间的收入和教育流动程度。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优先发展教育，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至关重要。实现我国人力资源水平的有效提升，要高度重视各层次人才和劳动者的培养。

培养高水平人才，我国高校当仁不让，高校当前的“双一流”建设就是一个重要举措。推进“双一流”建设不仅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将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科学有效、导向清晰的评价体系；还要建设一流科研创新平台，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前沿领域，围绕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高端技术研究和行业区域共性、关键技术问题，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链条。

同时，要高度重视下一代普通劳动者的培养，让其适应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发展的需要。为此，健全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促进初等教育多元化、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是关键。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在儿童早期阶段对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质量高低会对其未来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因此，重视学前教育的发展，使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学期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率将成为我国下一代劳动者素质提升的重要助力。为实现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除了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还应努力提高工人的职业认同感和社会地位。只有工人地位和认同感得到有效提升，才能造就一支稳定的、高水平的产业工人队伍，更好地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

中有所为，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习近平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国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我国宪法写入了公民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充分体现了就业的重要性。就业是劳动者自身发展、家庭幸福安康的需要，劳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泉。劳动者是我国的重要财富，应该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要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使人力资源在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单位之间得到合理配置，使劳动力和人才得到合理流动；消除阻碍劳动要素合理流动配置的制度性障碍，破除户籍制度、垄断因素、单位所有制、雇佣类型等等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充分认识劳动者同时具有生产要素属性和社会属性。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人的幸福。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通过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和制度安排，提高劳动所得在GDP中的份额、让劳动者分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消除由于户口差异、垄断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企业所有制差异等造成同工不同酬现象；破除劳动力市场上基于年龄、性别、残疾等的歧视。

老有所托，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习近平指出，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破解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应该促进社会的的平衡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统一碎片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明确养老保险为中央事权，化解区域间人口结构、人口流动、老龄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矛盾和不平衡。

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兼顾公平与效率：既要能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老有所托等问题，又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避免社会福利制度对劳动力参与和劳动供给产生负面效应，甚至产生福利依赖乃至福利依赖的代际传递问题。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

王军认为，“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三大方面。第一大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长期以来相对滞后，公众利益诉求不断增多、方式更加多样，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形态发生新变化。第二大不平衡是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不平衡。减少能源消耗、减轻污染已经成为需要优先着手解决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问题。第三大不平衡是经济内部存在诸多重要结构的不平衡。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不平衡表现为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及需求结构的变化，这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此外，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还集中表现在产业结构失衡、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失衡等方面。

对于“不充分”，王军认为，发展的不充分主要集中于五大领域：一是实现比较充分就业的压力始终存在。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随着去产能、去杠杆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持续深入推进，就业市场将持续偏紧运行，就业压力偏大和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将成为常态。二是科技教育从总体上还不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科技教育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渠道仍不通畅，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缺失，不能满足国家创新战略的需要；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结构不合理，基础教育非均等化，高等教育行政化；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素质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仍需加强，应试教育体制亟待改变。三是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仍需健全，医药卫生改革发展仍需深入推进。“看病难、看病贵”始终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民生“痛点”。需要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尽快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逐步放开医疗服务收费定价权，破除以药补医、药价虚高的现象，形成合理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努力减轻群众负担，确保低收入群众享受基本医疗服务。四是住房制度建设不充分。近几年来，我国城镇房价普遍高涨，部分城市的高房价已超出居民的可承受能力。这背离了“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背离了中央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五是养老事业发展是方兴未艾、亟待补齐的发展短板。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需求十分旺盛和迫切，养老产业成为未来的“朝阳产业”。但是，目前我国的养老服务行业还存在很多问题，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尚未形成，医养结合发展缓慢。

对于如何解决这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王军认为，需要从根本上更新发展理念，从追求高速增长向追求高质量发展转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必须坚持五大新理念的引领，在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破解发展难题，着力增强发展动力，切实厚植发展优势，更加注重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确保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保障人民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共享发展改革成果。

安邦智库

十九大报告指出，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报告中，总书记共四次提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可见，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是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多少距离呢？

根据安邦智库的观察，我国当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主要存在于以下五个方面，首先是沿海和内陆城市发展不均衡，尤其是一些地区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协同发展也缺乏统一步调。

其次，在我国城乡发展也不均衡不充分，目前虽然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一半，但是仍有四成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受制于我国农村地区基础设置薄弱，产业支撑不足，公共服务不健全，在那些地区的居民生活条件相较城市还有较大的出入。

与此同时，人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也不平衡，高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在释放了巨大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常年弥漫在京津冀上空的雾霾就是这种不平衡的具体展现。

不仅如此，经济发展结构在我国也是不平衡不充分的。最后，则是大家都能明显感觉到的收入水平不平衡，我国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差异巨大，族群间爆发冲突的隐患正在逐步增加。

如何缩小各方面的不平衡？

安邦Radio曾在上个月制作一期名为“中国离高收入国家还远”的节目，具体的梳理了中国目前的发展不均及接下来可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这次大会高调提出也佐证了安邦之前正确的判断。如何缩小各方面的不均衡则成了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根据安邦智库研究，以中国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来统计的话，天津、上海和北京在中国富裕城市中占了前三甲，属于国内第一梯队。沿海和内蒙是第二梯队，而东北地区及内地人口较少的省份如陕西、湖北、宁夏则是中国平均水平所处的区间。如何缩小这些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我们不妨看看国外都有哪些做法。

以加拿大来说，并不是靠近美国的地区最富裕，归功于人烟稀少同时又盛产矿物反而是育空、西北以及艾伯塔这些偏西北的地区，出人意料的是最富有的地区。

如果从产业角度来看，情况也非常有趣，旅游业可以让一个国家的某些地区变得富有，已经人尽皆知，好比泰国，十分依赖于旅游业给当地带去的资本，旅游发达的地区经济也更发达。这些旅游热点地区的经济，明显超过了泰国其他地区，显示了旅游产业的拉动作用和价值。

由以上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城市对产业的挖掘，找到适合发展方式不可或缺，尤其是实体经济和高新产业领域，我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需要避免资金在金融系统空转的情况。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推进污染治理和环境改善也是平衡发展的重点之一。那么在不断富裕的过程中间，贫富差距如何消除呢？安邦认为，在未来，税收机制的调节和改革还应该是改革的重点，在现在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财富再分配机制将必不可少。深刻理解十九大报告的微妙变化和思路调整非常重要，这对于把握未来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方向具有很大的帮助。今后有建设性的解读和分析，可能会更多体现在对政策分寸感的把握，从微妙之中察觉变化，这次的十九大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意义非比寻常，安邦Radio也会持续跟踪，敬请期待。

第二篇：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及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及治理对策文/ 文 扬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由于受经济利益关系调整、社会成员民主意识增强和法律法规不够健全配套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各类社会矛盾异常突出，群众信访活动不断增加，影响社会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尤其在一些地方出现大规模越级上访，甚至由此而酿成群体性事件，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如何把握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并落实相应的治理措施，这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普遍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最近，我们就此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并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思考探索。

一、主要特点

1、矛盾构成越来越复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的社会矛盾构成愈来愈复杂。按照现状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利益冲突型矛盾。这主要是社会各阶层由于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导致各种社会关系的不和谐，进而形成各阶层间的对立和紧张。主要表现为利益丧失者或受损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产生强烈的利益冲突，如企业改制中的下岗失业职工、城市拆迁中的失房居民、农村征地中的失地农民、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青少年；还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困难群众以及城镇低保职工等等。这类人群，可以说在当今整个社会推进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越来越边缘化，弱势群体更为弱化。这一群体既是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根源。②感情对立型矛盾。由于层层级级机构臃肿、人浮无事、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加之少数干部态度恶劣，作风粗暴，甚至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利用职权从既有的社会财富中巧取豪夺。这就导致了社会怨恨心理膨胀，形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感情上的严重对立。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仅仅是群众最痛恨的事关民心的现实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是当前最大的社会风险问题。③心理失衡型矛盾。分配不公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社会分配两级分化倾向越来越为突出，导致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心理失衡，他们有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以发泄心中的怨恨和不满，有的怀疑现行政策，对现实生活充满困惑和不解，有的甚至仇视社会、敌视富人，进而不惜挺而走险，以身试法，演绎出杀富抢劫、绑架撕票的一幕幕人间悲剧。④阶级对抗型矛盾。境外敌对势力图谋西化、弱化、分化中国，从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的渗透不断加剧，并插手和利用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台独势力不断制造事端，邪教组织活动日益猖獗，刑事犯罪呈高发态势，暴力恐怖活动威胁明显增长。此外，民族宗教领域的不稳定 1

因素潜滋暗长，互联网上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等等。尽管当前的社会矛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局部范围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但有些矛盾和问题不加以疏导，妥善解决，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经济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非对抗性矛盾演变为对抗性矛盾，局部地区矛盾演变为全局性事件，个别行为演变为群体行为，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案件，国内问题演变为国际问题。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参与主体越来越扩大。当前社会矛盾的主体较前几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90年代由于“三农”问题突出，尤其是农民负担不断加剧，曾经一度时期农民问题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时至今日，随着城乡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使得社会矛盾的涉及主体不断扩大。根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体不仅有因干群关系紧张或征地失地的农民，而且有企业改革改制而下岗失业的职工；不仅有在职人员，而且有离退休人员；不仅有六十年代老武警、企业军转干、抗美援朝老战士、自卫反击战伤残军人、城乡志愿兵，而且有农村事业单位改革的“七所八站”下岗人员；不仅有离任村干部，而且有要求落实政策的辞退民办教师、计划外生育被处理处罚的对象，以及非法宗教组织的信徒、刑事犯罪分子等等。

3、涉访内容越来越广泛。从总体上说，目前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的上访、集访、越访所反映的具体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类：①落实政策类。六十年代老武警、自卫反击战伤残军人、城乡志愿兵复员军人、困难企业转业干部等都提出要求落实政策，如企业军转干要求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等。②涉土涉迁类。包括农村小城镇建设及招商引资办企业征用土地补偿不到位，农村土地承包、流转中产生的土地矛盾；包括城市建设中征地拆迁中引发的安置补偿矛盾等。③改革改制类。企业改制不透明、不公正、不公开，造成国有或集体资产流失；职工身份置换不规范，养老金、失业金等无着落而引发职工上访。④民事纠纷类。因民事纠纷而上访。⑤经济纠纷类。即因经济活动中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而引发的上访。如非法劳务组织骗取他人钱财、房地产开发“烂尾楼”工程引发了方方面面的矛盾等。⑥涉法涉诉类。由于群众“信访不信法”心理的强化，一些问题原来应该通过诉讼渠道解决，但却有相当多的信访件涌入信访渠道，寄希望于通过行政途径来解决问题。这类现象的产生既有群众缺乏依法维权意识的影响，又有少数司法机关办案人员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乃至办人情案、违法办案造成。不少上访对象甚至反过来通过信访投诉法律部门办事不公等。⑦干群关系类：如反映干部违法违规行政、大手大脚、滥支乱用，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⑧特殊群体类：主要是民族、宗教的问题等。

4、行为方式越来越剧烈。目前许多的社会矛盾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越来越剧烈。①组织化倾向明显。一些利益相关的群体通过少数人的策划、串联、煽动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进而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上访，有的还组成跨地区、跨行业、跨系统的大联盟，互通情报、交流信息。②集访、越访迅速增加。目前许多上访者往往会采取组织亲朋好友或利益相关的人员集体上访的办法，依仗“人多势众”，来制造影响，施加压力。尤其是进省去京呈明显上升势头。③极端行为显著增多。一些上访者为达到目的，不惜以喝农药、跳楼、跳河，以及浇汽油自焚等极端方式来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甚至出现冲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堵塞交通等恶性案件。

5、处置难度越来越加大。目前，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处理处置难度加大。①群体性事件难处置。群体性事件由于参与人数众多、情绪激烈，一旦形成，不仅影响恶劣，而且难以处置，有些地方甚至不惜动用大规模的警力方将事态平息。②政策性问题难落实。一些矛盾和问题往往是带有政策性、全局性的共性问题，实非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所能解决。如企业军转干、老武警、伤残军人等要求落实政策问题，地方党委、政府想方设法帮助解决生活困难方面的实际问题，但又提出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的要求，既无上级批复，也无政策规定，地方党委、政府无据可依。又如反映村干部挥霍浪费的信访，也是基层处理解决矛盾过程中极为头痛的问题，因为法律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没有明确的规定，即使查实了，只有依法罢免或组织处理外，对其他如经济退赔、追究刑事责任等毫无办法。③关联性矛盾难解决。现实生活中许多矛盾往往互相关联，处理了甲的问题马上可能会冒出乙的矛盾，导致在信访问题处理上动辄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如解决了甲企业改制遗留问题，有可能乙企业、丙企业矛盾又接踵而至。④违规性行为难处理。由于信访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政策法规不明确，对信访人的义务只做了原则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所以对无理上访、集体上访或胡扰蛮缠等违规行为没有相应的惩诫办法，也增加矛盾处理的难度。⑤历史性积案难查纠。有许多的信访案件或问题，由于时间跨度大，解决过程中查找原始资料都十分困难，处理到位实非易事。还有一些问题如历史上的城市拆迁安置，按照当时的政策条件补助安置标准比较低，一些上访者非得套用现在的标准要求增加补助，不解决就无理缠访等等。

二、原因分析

1、教育疏导乏力，滋生矛盾。

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在农村，目前，一些地方和相关部门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职能，有的成年累月开不上一次群众大会，更谈不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贯彻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宣传有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农业科学知识，宣传农村文明新风。农村思想教育的苍白乏力，放任自流，导致社会新风得不到弘扬，歪风得不到遏制，社会正气得不到树立，邪气得不到抑止。以致农村中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宗族势力有所抬头，聚众赌博屡禁不止，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邻里纠纷不断增多，社会矛盾潜滋暗长。

2、政策调节失衡，引发矛盾。

由于层层级级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办事拖拉，甚至少数人不负责任，不讲原则，不上规矩。有的对上访对象搪塞应付，扯皮推诿，符合政策的久议不决，久拖不决，不符合政策的教育不得力、劝阻不坚决，态度暖昧，听之任之；有的“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导致在具体问题处理上不能“一碗水端平”，人为制造矛盾；有的考虑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多，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带有随意性，倾向性，甚至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导致在政策执行上出现畸轻畸重、失之偏颇，乃至自相矛盾、政策打架现象。

3、不法行政突出，激化矛盾。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在法制化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不法行政”现象仍然十分突出，由此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一些基层组织在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下，面对背负的巨额债务又没有合法收入来源的实际，为了保吃饭、保运转，不得不变着花样利用公共权力与民争利，这就使得立法权、执法权异化为政府或部门牟利的工具。诸如城市中可获得利益的土地政府低价征用而高价出让；本应由农民所得的水利、交通工程用地补偿安置费用遭到层层盘剥；打着改革改制幌子，而不顾职工利益暗箱操作出让变卖国有或集体企业资产；城市管理、城市拆迁中违规执法及乱收费、乱罚款黑洞，甚至少数地方和部门借执法之名行保护违法之实，以非法所得供养执法队伍，形成执法与违法相互依存的黑色“执法产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侵犯弱势群体利益而达到谋求政府或部门的利益。这种种“不法行政”行为的存在，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伤害了群众感情，激化了社会矛盾。

4、调处化解不力，积累矛盾。

目前，在社会矛盾处理处置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突出的是：一方面信访渠道不畅。由于“一票否决”考核机制的作用，以及上级追查责任的多，帮助解决问题少的实际影响，导致层层级级对社会矛盾、信访问题“捂盖子”，怕揭短，千方百计遮掩矛盾，想方设法隐藏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对上访对象采取“人盯人”、“人看人”战术，劝阻哄吓，围追堵截，无所不用其极。全国许多省、市、县在京设立专门工作机构堵截信访人员就是信访渠道不畅的最典型表现。另一方面上推下卸严重。由于一些社会矛盾或信访问题，情况复杂、处理困难，一些干部怕费神，嫌麻烦，甚至怕得罪人，不愿意拍下身子真心诚意去调处化解，就采取上推上卸、左搪右塞的办法。拖着办，推着办、等着办，导致许多问题长期悬而不决，矛盾越积越多。正如一首打油诗说的那样：“群众找来找去，领导批来批去，信访部门转来转去，有关部门推来推去，问题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

5、惩办打击偏软，助长矛盾。

有的部门、有的干部片面的、教条的理解“群众利益无小事”和“亲民、爱民”的思想，在处理信访问题工作中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对少数带有个人企图，别有用心的操纵、策划、煽动、指挥无理上访、借故闹事的人不教育、不处理、不打击。有的地方、有的干部在信访、稳定“一票否决权”和出现越访、集访干部处理、处罚甚至降职、撤职的考核制度重压下，不得不委曲求全，息事宁人，“拖”字当头，“哄”上前去，甚至私下解决“优待金”、送上“安慰礼”，这种上访有“礼”，上访有“利”，使尝到甜头的人一遇时机就闻风而动，其他的人也跟着效法模仿，“到县去市就象赶集，进京去省只当旅游”就形成必然。

三、治理措施

矛盾调处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项工作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全局的高度、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好矛盾调处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真正把这项工作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路子、新办法，采取切实措施，努力化解社会矛盾，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1、要用发展的办法来化解社会矛盾。目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可以说大多都是发展中引发的矛盾，所以还是要通过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要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思想，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有效提升经济结构，从而切实提高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价格、保障体系、产业布局等杠杆调节作用，用政策的倾斜扶持和比较充足的财力和物力，去平衡和改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确保企业职工、广大农民及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使社会矛盾在发展中缓和，在发展中化解。

2、要用民主的思想来消除社会矛盾。随着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面临的执政形势对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组织要牢固树立“民本”意识和民主思想，真正把思考问题、落实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上来。在行使职务、办理政务、处理事务的过程中，严格按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原则办事，尤其在实施重大决策、重大事项过程中，事前要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力求使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科学论证基础之上；事中，要充分吸纳有关方面的代表参与全程管理，进行有效监督；事后，要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接受社会广泛监督。唯有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监督，才能使政府的各项工作真正体现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和消除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在具体矛盾的处理上，要更多地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矛盾发生的初始阶段要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矛盾调解组织的作用，尽量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在矛盾的处理阶段，要悉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事后阶段，要加强跟踪反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3、要用政策的调节来平衡社会矛盾。政策是社会利益关系调节的杠杆，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器。在制定政策上，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把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尤其是在企业改制、城市征地拆迁、农村土地征用流转、社会保障体系等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问题上，更要体现政策的公平、合理、公正。更多的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在执行政策上、要坚持按章办事，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尤其是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必须坚持“一碗水端平”，出以公心，公正办事，并要注意政策执行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严肃性，而不能朝令夕改，政出多门，顾此失彼，人为制造新的矛盾。

4、要用教育的方式疏导社会矛盾。要进一步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努力在创新载体、创造特色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思想教育的针对性、现实性和说服力、感染力。在农村，大力开展以村民大会、道德评议、星级文明户

评创为核心的农村精神文明“三项制度”建设，通过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组织广大干群学法律、学文化、学科技、学政策、学先进，努力弘扬社会主义文明新风，不断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水准。在城镇，要依托社区组织积极开展评创“文明社区”、“平安社区”、“文明居户”、“文明居民”活动，发动居民进行群防群冶，组织治安值勤巡逻，适时开展防盗窃、防抢劫、禁赌博等专项整治。在机关，要普遍开展“星级服务单位”评创活动，推动各级机关改进作风、提高效率，改进服务、提高质量，从而以党风、政风的好转带动民风、社风的转变。

5、要用法制的手段处理社会矛盾。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通过开展法律进乡村、法律进机关、法律进社区活动，大力普及法律法规基础知识，引导人民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自觉运用法律法规维护自身的权益。坚持依法行政，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法规行使职权，严格按照法律权限和程序管理各项事务，既不能失职不作为，又不能越权乱作为。坚持依法处置各类社会矛盾。对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要运用法律、法规去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调处工作；对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纠纷，要通过诉讼、审议、仲裁等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对制造和利用群众矛盾闹事的、恶意攻击党和政府、扰乱社会秩序的，要依法严肃处理；对危及党和国家安全的反动团伙、邪教组织和黑恶势力，要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以保护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6、要用综治的力度处置社会矛盾。要进一步整合力量，努力构建社会矛盾“大调解”工作格局。要健全工作网络。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各层各级矛盾调处和维护稳定工作网络，真正做到有队伍、有阵地、有经费、有制度。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行使综合协调处理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职能。要强化制度建设。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各层各级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责任制，把这项工作与干部的经济利益和升降去留挂起钩来。要积极推行领导干部“一岗双责”责任制，实行党委成员包块、行政干部包线的制度，使每位班子成员自觉按照职责分工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同时大力推行领导包案制度，在对矛盾纠纷普遍梳理的基础上，把重大矛盾、重点问题及有关的疑难杂症，分别包保到班子成员的人头，明确包案领导、办案责任人、办案标准、结案时限、督导责任人，实行一个重点案件，一名以上包案领导，一个工作班子，一个办案标准时限，一份总结分析材料。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就追究哪个环节责任人的责任。要加大投入力度。要千方百计解决好各级维稳和矛盾调处机构的实际问题，添置必要的现代化办公设施，解决好办案经费不足的矛盾，真正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

第三篇：解读我国2017政府预算

解读我国2017政府预算

预算报告是国家的“账本”，是我们了解国家的钱从哪来、到哪去的“窗口”。2017年我国的预算报告相较于去年，在内容与形式上更加简短精炼、重点突出、主线明确、内容翔实、富有新意。

2017年，我国经济发展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经济稳定运行仍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国际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等。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今年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主要体现在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和继续扩大支出规模这两个方面。减税降费，就是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促进企业发展。扩大支出规模，体现了改革的意图，支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比如民生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

根据预算报告，减税降费再扩5500亿。其中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减税方面的举措包括：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千方百计使结构性减税力度和效应进一步显现。在降费方面，是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基金，授权地方政府自主减免部分基金。二是取消或停征中央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35项，收费项目再减少一半以上，保留的项目要尽可能降低收费标准。各地也要削减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是减少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性收费，清理取消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违规收费，推动降低金融、铁路货运等领域涉企经营性收费，加强对市场调节类经营服务性收费的监管。四是继续适当降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比例。在支持实施减税降费的同时，要确保财政支出强度不减且实际规模扩大。新增财力以及调整存量腾出的资金，优先用于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有效需求，加大对基本民生保障和扶贫、农业、教育、生态文明建设等重点领域的投入，使财力进一步向困难地区和基层倾斜。中央本级预算从严从紧控制，更多节省资金转移支付地方支持民生。各部门支出有保有压，严格控制人员经费和一般性支出，部门项目预算安排追踪问效，“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没达到绩效目标的压减资金。盘活部门存量资金，长期不用的资金一律收回统筹用于急需，防止资金闲置浪费，以确保“人民过上好日子”。

而扩大支出的方法一是增加赤字，拟安排3%的赤字率。二是增加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三是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四是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统筹使用。根据财政预算，今年赤字率与去年保持不变，为3%，财政赤字2.3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55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8300亿元。安排地方专项债券8000亿元，继续发行地方政府置换债券。2017年主要支出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扶贫、农业林业水利、生态环保、住房保障、文化体育、国防方面、支持困难地区财政运转和基本民生兜底、中央基建投资和压减一般性支出方面。中央基建投资方面。根据预算报告，2017年全国财政支出占比，教育、社保、医疗卫生毫无悬念地成为“前三名”，尽显民生情怀。预算报告提出，2017年全国财政教育支出预算为2.94万亿元，占总支出的15.1%，成为财政第一大支出。此外，预算报告还提出，2017年提高博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加快推进教育脱贫攻坚。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加大统筹社会救助资源力度，科学合理确定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健全就业创业政策措施，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研究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在医疗卫生方面，健全基本医保稳定可持续筹资和报销比例调整机制，坚持适度保障原则，更加注重保大病。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均提高30元，分别达到每人每年450元和180元。

除了减税降费和扩大支出规模以外，还要提高财政支出的有效性和精准度，改变目前支出结构固化的格局，不能只增不减，必须有增有减，把钱用在“刀刃上”。同时，必须加强财政管理，尤其是财政资金的使用管理，注重资金的绩效，减少和避免资金浪费的现象。

2017年我国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情况如下：在一般公共预算当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8612亿元，比2016年执行数同口径增长3.8%。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350亿元，从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283亿元，收入总量为80245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5745亿元，增长6.1%。收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15500亿元，比2016年增加1500亿元。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141408.35亿元。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1328.06亿元。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90018亿元，增长6%。加上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65650亿元、地方财政调入资金800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为156468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476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6.2%。地方财政赤字8300亿元，比2016年增加500亿元，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弥补。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115489.22亿元。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8630亿元，增长5%。加上调入资金2433亿元，收入总量为171063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4863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6.5%。赤字23800亿元，比2016年增加2000亿元。在政府性基金中，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47174.66亿元，增长3.6%。加上上年结转收入298.5亿元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8000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相关收入总量为55473.16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相关支出55473.16亿元，增长21.3%。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338.3亿元，下降10.1%。加上上年结转收入128.03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为2466.33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961.33亿元，下降9.7%。在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51786.72亿元，增长7.3%。其中，保险费收入36907.98亿元，财政补贴收入12595.97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48450.5亿元，增长10.3%。本年收支结余3336.22亿元，年末滚存结余66630.89亿元。

要切实做好2017年财政改革发展工作，就必须做到以下五点：1.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促进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2.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3.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确保完成预算任务。4.进一步强化财政管理，保障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5.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有效防范财政风险。

根据面临的财政经济形势，2017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着力构建现代财政制度，进一步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加大财政支出优化整合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统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严格贯彻预算法，提升依法理财水平，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积极防范化解财政风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为贯彻上述指导思想，政府制定了以下原则：第一，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第二，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第三，继续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第四，统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第五，积极防范化解财政风险。国家各机关部门必须认真贯彻实施这些指导思想和原则，以最大力度发挥2017年政府预算的作用，保持收支的合理性；在收支上反映政府活动的范围与方向；加大财政资金的统筹力度，确保各项资金花在“刀刃”上，花在人民身上，增强人民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也有利于政府活动的有序进行。

FIN15052温丽纯

2017年12月19日星期二

第四篇：浅谈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浅谈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的科学论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演变,正确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新论断的依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科学内涵,主要矛盾新变化的新要求,主要矛盾新变化的历史定位以及主要矛盾新变化新论断的重大意义,对于正确理解党的十九大精神,科学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这一重大判断，不仅为新时代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而且为实施新时代“两步走”战略提供了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撑。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之后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沿用了这个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党的十九大做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是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逻辑起点，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矛盾的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和提高。今天的中国，不仅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而且连续多年保持第一制造大国地位，22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但发展当中依然存在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的地方。矛盾的另一方面表现为人民生活需要也同样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硬需求”，而是更加强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软需求”。如此矛盾两方面对立统一，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必然演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进一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新要求，还必须看到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中蕴含的“不变”，那就是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到首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这个“不变”是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的前提和基础，不能因“变”而忘记了“不变”。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谋划“五大建设”，必须把发展重点放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新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上。为此，要坚决摒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率的粗放式的传统发展方式，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下大力气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做好结构调整的“加减乘除法”，继续加强实体经济建设，加快建设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完善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最终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全要素生产率全面提高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新的发展方式。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参考文献：

[1]张恒赫.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逻辑与理论向度[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1):10-13.[2]金民卿.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N].解放军报,2017-12-04(007).[3]张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应对策略[J].甘肃理论学刊,2018(01):15-19.

第五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揭示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出现的新特点新变化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也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根红线。深入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须准确把握主要矛盾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带来的变革与挑战。

李宏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为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要全面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深刻理解“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人们不可能主观选择；但对其判断必须及时准确，认识超前或滞后都会干扰社会发展进步，甚至会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

过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出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告别贫困、跨越温饱，即将实现全面小康。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成熟定型。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矛盾”表述已经不能准确反映这种变化了的实际。因此，十九大报告对此提出了新的论断。

具体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发展在总体上依然处于中等水平。也就是说，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在经济上就表现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如总体看我国落后地区以及农村发展不充分，而在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农村与城市间则存在发展不平衡。甚至在东部发达地区包括一些大城市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一些高质量的医疗、教育尚属稀缺资源，高等级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刚刚起步，有的城市还存在不少“城中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时常会出现冲突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在总体实现小康的基础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从国家发展的状况看，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难以完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全面均衡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诉求。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的社会将加快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与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此也促使我国社会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型。在多元化社会形态之下，人民需求的层次也渐趋多元，对利益均衡调整合理机制的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当下我国社会矛盾处于高发期、多发期与突发期，就是一个例证。正确理解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需要渐进式解决，需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必须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用持之以恒的决心、坚韧不拔的毅力，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只有充分发展才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通过创新为社会注入发展的活力；通过协调机制的建立缩小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通过大力推进绿色发展使城市和乡村日趋美丽；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使我国更加繁荣富强；通过扎实有效的扶贫攻坚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在这一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一方面，顺应“变”、促进“变”，对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安排适时进行调整变革，以“变”应“变”；另一方面，立足“不变”、坚守“不变”，咬定青山不放松，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动摇，继续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夯实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