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羊城晚报报道方式创新（定稿）

第一篇：论羊城晚报报道方式创新（定稿）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本 科 课 程 论 文

课程名称：《新时期广东新闻业务创新研究》 课程主讲人：程道才课程开设单位：文学系

论文题目：论羊城晚报报道方式创新

系别：公共管理学系专业：公共关系学姓名：梁均霆学号091052059指导老师：

二〇一一年 十一月

论羊城晚报报道方式创新

摘要：全国省级报纸中，综合性报纸数量不多，但发行量大，社会影响力更大。在这些综合性省级报纸中，《羊城晚报》作为独立省级晚报，可算佼佼者。因之，《羊城晚报》的改革与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总体来看，《羊城晚报》改版后收到了良好效果。用《羊城晚报》自己的话说是实现了“双赢”。当然，“百尺竿头”总有“更进一步”的余地，笔者作为新闻工作的研究人员，又承蒙《羊城晚报》新闻研究所的信任，不揣冒昧，以诚恳而不无挑剔的眼光，谈一谈《羊城晚报》犹可改进之处，供报社同仁参考。

为了将建议落在实处，笔者选看了2006年2月17-23日一个星期的报纸，尤其仔细地阅读了七个头版，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羊城晚报、报道方式、创新

正文：

一、出发点：应增多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

《羊城晚报》改版后，虽然在拓宽报道广度与加大报道深度方面颇见成效，但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似乎仍嫌不够。

首先，报纸改革的关键在于“凸现新闻”。报纸的英文直译就是“新闻纸”，它应以报道消息为主。新闻不同于理论阐述，不同于思想宣传，不同于文艺创作。把新闻当成红头文件，当成经验总结，甚至当成领导人的起居注，都是对新闻的误解。倘若报纸上缺乏鲜活的新闻，就难以称为真正的报纸。报纸办得好不好？这个问题要由读者回答。新闻价值是针对受众而言的，只有传者的意愿，没有受者的认可的新闻，通常没有新闻价值。读者买报，目的是想知道昨天、今天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没有新闻，是我们当前报纸致命的问题。早在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第一个要义，就是增加新闻，而且增加新闻一倍半！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写的改版社论说：“生活里重要的、新的事物„„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刊登一些。”——今年是2006年，这段50年前的话，今天依然是如此亲切而一语中的，依然是报纸改版应该遵循的原则。在这里，“关注人民生活”、“抓住新鲜事物”是关键，即报纸应该抓住读者迫切想了解的、与其生活相关的、时效性较强的、事件性的新闻。但是，目前状况多少还有些不尽如人意。我们来看看《羊城晚报》七天的头版头条吧：

17日的《创新型建设 广东再领跑》，是一则没有“讯头”的工作总结。《人民日报》2月16日发了头版头条《广东：新征途上再领跑》，广东没有必要再说一遍。

18日的《“上帝”被“环保”撞脑》，也是一篇没有“讯头”的文章，其副标题明确表示：“知名跨国企业„„引发消费思考”，文章既然落于“思考”二字，也就谈不上什么时效性了。

19日《贫困生用手机：必需品？奢侈品？》相对较好，有“本报讯”，是一则有新闻由头的非事件性新闻。不过，这则新闻的标题实在不像消息标题，反倒像评论标题。

20日《肇庆，追求新突破》是最具“典型”意义的综合性报道，没有“讯头”。文章分“心态突破”、“资本突破”、“人才突破”三个小标题，叙述一个“面儿”上的事，交流经验，铺陈成绩，畅谈感想。21日《省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今天开幕》、22日《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23日《张德江：让发展成果惠及老百姓》则是连续三天的会议新闻。

如上所示，七则头版头条中，一条非事件性新闻，三条会议新闻（可被看作是事件性新闻，但未必是读者迫切想了解的），三条不是真正的新闻。可见，《羊城晚报》在增加时效性强的事件性新闻方面确实还有提高的余地。像《肇庆，追求新突破》这样的典型报道，本身缺乏新闻性事实，放在新闻纸的头版头条，终归是不太合适的。列宁说：“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具体的知识。” ——这正是新闻规律的重要支点，撤掉了这个支点，新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其次，即便增加了时效性较强的事件性新闻，还要注意新闻报道内容的“三贴近”。大众传播媒体为“大众”而存在，它首先关注的是传播效果的问题，而要达到“最理想的传播效果”，媒体就应该以受众服务者的身份出现，而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的身份自居，更不能把媒体变成政府的红头文件或领导人的“起居注”。

中央要求新闻传媒“三贴近”，当然不是拍拍脑袋随便想出来的，而是针对现在的普遍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的传媒存在着“三脱离”的倾向。这当然不仅仅是《羊城晚报》的问题，各大报纸都有这样的问题。

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等工作，会议讨论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意见》指出，中央领导同志出席部门召开的会议，一般不做报道。中央领导同志题词、作序、写贺信、发贺电、参观展览、观看演出、给部门或地方的指示或批示、出席地方和部门举办的颁奖、剪彩、奠基、首发、首映等仪式和接见、照相、联欢、探望、纪念会、联谊会、研讨会等活动，一般不作公开报道。除了具有全局性的重大会议外，会议报道不应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和报道规格的惟一标准，不应完全依照职务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意见》要求地方党报关于地方领导的报道规格，不得简单比照中央领导，因为中央领导同志担负着国务活动的任务。（这里我们做了着重表示）

很多报纸的重要版面常常是领导人的讲话或行动。不是说这样的消息不能要或不重要，但切不可过多、过滥，更不可只有领导的身影而无群众的踪迹。《羊城晚报》2月23日头版刊登了《张德江陈绍基观看粤剧〈双枪陆文龙〉》的消息，这算得上是时效性较强的事件性新闻了。可惜这则“本报讯”和《广州日报》同天刊登的头版消息《省领导观看〈双枪陆文龙〉》几乎分毫不差。两则消息几乎用完全一样的词句写了如下导语：“为庆祝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的成立，昨晚，湛江粤剧团在友谊剧院隆重上演粤剧古装长剧《双枪陆文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省政协主席陈绍基，省委副书记蔡东士，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小丹，副省长雷于蓝，省政协副主席韩大健、周天鸿、陈蔚文观看了演出。”——领导人的名衔占了一半以上篇幅，而对于这次活动的真正主题——粤剧的发展状况却几乎没有提及，更没有关注本次演出最辛苦的剧团演员，也没有关注粤剧发展的目的——满足广大普通观众的需求。不能不说，这样的新闻报道是写给领导看而不是写给市民看的。再以2月23日《羊城晚报》的整个头版为例，“脱离市民生活”的失衡情况就更明显了。该版一共刊登了十篇文章（有消息，也有特写），其中报道领导人行动或转述领导人言论（提案）的竟达七篇之多。其余三篇中，《羊城晚报改版双赢》一文属于自说自话。真正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只剩两篇而已——两篇中还有一篇《业主委员会协会找不到“娘”》毫无时效性可言。

上述分析，可能有些残酷——我们也许应该把领导们的发言与提案理解为对市民生活的关注与反映吧！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然而，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着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工作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普通人，其值得报道的事情真是难以数计，只是我们没有去发现和表现他们而已！更何况，广东是充满着无限活力与生机的省份！可是现在，在领导的身后，有大批记者追逐，而在群众的身后，却鲜有记者的身影。领导在媒体亮相已经习以为常，而老百姓的偶然一次上报，对任何人及其亲友都是一件大事！让人民群众成为新闻的主角，人民群众就会对市、对省、乃至对国家更关心，更上心，更贴心，在工作生活中更加发奋努力。这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可以做，也是应当做到的事！

综上所述，“时效性较强的事件性新闻”和“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可以作为两个层面的标尺来衡量新闻报道的水平。只有不断增多符合这两个标准的新闻，《羊城晚报》才会切实地更上层楼。

二、操作层：新闻报道应更有深度

前面谈到《羊城晚报》“应增多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这个建议落实到操作层面，方法之一就是加强深度报道。

先看一例。《羊城晚报》22日头版刊登《“的士报废”不应损害司机利益》一文，说广州最新规定“的士”行驶50万公里就必须报废，意味着“的士”报废期从8年缩减为5年。在这篇篇幅不短的新闻报道中，记者下了不少力气，采访了多位省人大代表，文章写道： 甲代表说：“政府出台一项政策，应该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和可预见性。”乙代表说：“司机、出租车公司的利益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受到保障。”丙代表说：“‘供车’司机的利益如果受到间接损害，应该出台配套措施适当予以保护。”——这篇报道分别引证了三位代表的话，说完了报道也就完了。试问，如果您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读了这样的报道会作何感想？将心比心，颇有“隔靴搔痒”之感。阅读此报的广大“的士”司机恐怕还是一头雾水、心急如焚。因为《羊城晚报》的报道没能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更没有对未来事态发展做出任何实质性预测。平心而论，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谁也不能奢求省人大代表能在很短的采访中想出两全其美的方法，因此他们说一些空话、套话在所难免；但是，如果记者的报道停留于“代表怎么说我就怎么写”而不再继续深入调查，那报道的价值肯定打折扣。

相比之下，《广州日报》同一主题的新闻报道就深入了不少。《广州日报》明确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对策。譬如，文章引用法律专家的话说，出租车应该单独执行8年报废的标准，而不应执行50万公里的报废标准——这就给的士司机以很大的希望。文章还指出，让出租车在达到报废标准前提前转入二手车市场也是一条解决之道，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深度采访所获得的建议，毕竟让人有了一个方向，起到了一定“解惑”的作用。

深度报道的理论是西方新闻界提出的。实践证明，目前在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传播手段以其时效性强和形象鲜活而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报纸的深度报道则是其在传播竞争中出奇制胜的绝招。深度报道要求阐明事件因果关系与其深刻背景，预测事件的发展趋向，分析事件的意义。笔者认为，《羊城晚报》在深度报道方面似乎还大有可为。

深度报道问题，既可以说是个形式问题（譬如要多采访一些新闻源而不宜采用孤证等），也可以说是个理念问题。这个理念就是：记者应该始终保持开放、独立、能动的思考状态。为什么《羊城晚报》的记者停滞于“代表怎么说我就怎么写”呢？因为记者的思维封闭了，他们没有能动地从各种可能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其思想深处，他们天然地认为肯定有人已经替他们考虑过了。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各种角度当中，受众的角度无疑是最重要的，这其实就回到了本节、甚至本篇文章的起点——记者是否能从传、受双方来考虑问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若能落到实处，恐怕新闻报道的深度自然就有了。群众是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搞明白的，绝不仅仅是被动的倾听者。《羊城晚报》17日发表消息《珠江新城地下将走胶轮车》，18日又发表《珠江新城“胶轮车”也似地铁走“道

轨”》一文，文中说：“本报昨天报道了„„胶轮车，许多市民希望了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仅从这条不长的科技新闻中，就可见端倪：正是群众们“欲知”的要求，促使新闻报道必须走向深入，走向理性。

诚然，上述所探讨的深度报道的理念问题，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它和我国过去新闻报道的传统思维方式息息相关。而传统思维方式则可以归纳为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因果单一的思维方式，今必胜昔的思维方式，证实不证伪的思维方式，等等。几十年下来，积重难返，也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解决的。

报纸的自我表扬报道不符合职业规范

关于“应增多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还有一条可操作的方法，就是尽量减少对报纸自身的报道，把版面“腾”出来。这不仅是一个操作问题，也是新闻职业规范的问题。自己报道自己做的好事或获得的成绩，还特别占用宝贵的头版位置，这对于媒介来说是一种职业耻辱，可是我们现在普遍对此麻木。让其他媒体报道自己，自己不宜自夸，则是新闻业的无形规则。否则，这假媒体会被人看不起。

也可能是凑巧，笔者选取的7天报纸中，竟然有3天的报纸——都在头版对自己做了报道！19日刊登《本报业集团12件作品获奖》，20日刊登《王选的五个梦和〈羊城晚报〉》，23日刊登《羊城晚报改版双赢》。其中，《王选的五个梦和〈羊城晚报〉》尤其扎眼，文章写道：“‘王选老师曾经对我说过，他的一生中有十个梦想，其中有五个都在羊城晚报得以成功体现！’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总经理林志东今天撰文回忆当年往事，讲述王选在羊城晚报实现的五个梦。”

《羊城晚报》对自身曾经的荣耀有自豪感，这完全合乎情理，但这样的报道应尽量减少。因为，报纸应该是个公正的“旁观者”，这是大家对报纸的心理预设。一旦“旁观者”成了“参与者”，“报道者”成了“被报道者”，自己报道自己，自己夸奖自己，那“客观”与“公正”就会受到怀疑，报纸的“信誉度”也很可能在无形中被降低。譬如《羊城晚报改版双赢》一文，借2006年上海新春推介会的由头，讲《羊城晚报》如何得到读者的赞许，文中写读者“普遍认为当天新闻多了，内容更丰富了，观点更独到了„„”报道的情况也许确是实情，但这么报道的效果恐未必佳。

国外一本经典的新闻写作教材曾经转引一位写作教练的话说：“太多的报道没有回答读者最有挑战性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试问，《羊城晚报改版双赢》这则新闻跟读者有什么关系呢？读者需要么？这种“自吹”的作风也不符合中国文化的一贯传统。王选先生的五个梦想都在《羊城晚报》得以实现，以此作为对王选先生的纪念也无可非议，是否可以把文章放到后面的版上去呢？王选先生刚刚过世，《羊城晚报》便立刻将人家的“悲痛”化为自己的“力量”了！

由此深入地思考下去，笔者认为，《羊城晚报》在报道作风上确实有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报道内容应该是客观事实，而不是由媒介策划并促成其发生的“事件”。坦率地讲，虽然上述三篇文章并不是典型的新闻学界所坚决声讨的“天下本无事，新闻策划之”的新闻，但《羊城晚报》却实在有向这个方向靠近的趋势。譬如，20日消息《用手机就像出门穿衣服》开门见山地说：“本版昨日头版头条推出相关报道后，读者热议之中„„”注意，这可不是评论，而是一篇有“消息头”的消息！其意思是，正因为《羊城晚报》做了“昨天”的报道，才促成了“今天”事实的发生。这种报道作风不宜提倡，至少在消息的写作中不宜提倡。

三、细节处：新闻标题用语应更考究

《羊城晚报》的少量新闻标题在用词用句上还存在着不够精准的情况。譬如：17日《天山“娃娃”羊城获“最好”》、18日《“上帝”被“环保”撞脑》、18日《珠江新城“胶轮车”

也似地铁走“道轨”》、21日《冷空气又来，阴天雨湿湿》等。

这些标题有些是词义晦涩，有些是句义晦涩。诸如“撞脑”、“道轨”等词汇，笔者生平第一次遇见；而“阴天雨湿湿”一句，除了让笔者联想到杜甫《兵车行》中“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句子外，实在是没觉出什么美感来；《天山“娃娃”羊城获“最好”》一题则让人迷惑不解。

广东报纸的标题很可能采用一些本地语言或特殊用法，这本无可厚非，笔者在此也没有多少发言权。但笔者还是认为，作为一份有着全国影响力的对开大报，作为一份与《北京晚报》、《新民晚报》齐名的著名晚报，作为独立省级晚报的“样板”，《羊城晚报》似乎应在新闻标题上再下些功夫。2月16日《羊城晚报》赫然将“呵呵”两个字写到了头版头条的副标题中去！头版头条标题，真乃寸土寸金之地，怎容得下“呵呵”这个几乎没有意义的词儿呢？活泼也要有个限度。

此外，新闻标题切忌“以辞害义”，没有必要为了对仗、对偶去硬凑那几个字。真正好的标题首先在于它对新闻事实的准确揭示，其次才考虑它的生动形式。标题的风格要和报纸的总体定位相一致。

总之，媒体应该如法律和医学一样，有自己独立的运行方式和规则，这种运行方式和规则中的关键是：务必时刻从传、受双方来考虑问题。如果《羊城晚报》能始终实事求是地服务市民、反映社会，那么，《羊城晚报》改版是否成功，人民自会心中有数。说到底，报纸的荣誉，绝不能是“传者”自封的，而只能是人民给予的。相信《羊城晚报》在这次改革中提定能够真正把党中央要求的“三贴近”落实到笔触间和版面上，收获得多的群众的认同。

第二篇：创新报道方式 小媒体也有大表现3

创新报道方式 小媒体也有大表现

长兴广播电视台雅安芦山地震宣传报道有创新有亮点有成效

连日来，四川雅安芦山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长兴广播电视台发挥全媒体特色，广播、电视、网站等宣传平台纷纷创新报道方式，连线本台特约记者，发回地震一线报道，开通特别节目、专版等。虽作为一家县级媒体，但同样抓住了观众、听众、网民的眼球，在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等方面均有不错表现。

一、全媒体出动，连线本台特约记者发回地震一线报道。2013年4月20日8点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了7.0级地震。虽然是周末的早上，但雅安地震消息一经发布，为了能在本台各个新闻平台上及时地将灾区的最新情况向受众做出播报，全媒体记者第一时间行动起来，设法与正在灾区一线采访的本台特约记者取得联系。由于灾区通讯信号不好，电话连线一次次地被迫中断，经过多次努力之后，来自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浙江卫视、南京电视台、雅安广播电视台等多家知名及当地媒体的多位特约记者终于顺利发回了现场报道，并连续五天持续跟进更新电话采访报道，通过他们让长兴的观众、听众和读者及时了解到灾区每天的最新情况。

在连线中，特约记者们向我们详细介绍了灾区的受灾情况、救援工作、灾民安臵、交通情况以及救援过程中涌现的感人事迹等多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充实和丰富了我们对此次雅安地震的报道，而且让长兴人民第一时间地了解到灾区同胞的困难和需求。

二、新闻频道找准落地新闻结合点，传递正能量。立足长兴找准结合点，落地新闻“掷地有声”。《长视新闻》、《小彤热线》、《观点制胜》在第一时间策划了一组组报道，采编人员迅速联系相关部门，寻找在长兴居住的雅安人，经多方打听，终于联系并成功采制到了在长的雅安人罗大锦一家，急切关注灾区的鲜活报道。同时，各方关注，捐款的新闻也是源源不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及时做出了《人民情系雅安地震》、《长兴消防整装待发驰援灾区》、《雅安人不哭》、《祈福雅安 心的感动》等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体现了长兴人对雅安的关注、关心和具体行动，并在接下来的时间对雅安地震事件持续关注。同事，“特约记者连线”贯穿报道始终

评论传递正能量。地震发生后，为宣传报道好雅安地震情况，《观点致胜》对原有节目进行了重新调整，在时间紧急、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了雅安地震灾区相关新闻及温情故事的报道，并配了大量评论积极传递正能量，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据收视率调查分析，当周《观点致胜》（首播）收视率为1.46%，其中，周六表现最好，收视率1.75%，收视首次位居第一。

三、广播开通特别直播第一时间详尽报道。

4月20日早上8点02分，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长兴电台新闻交通之声第一时间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报道。从9点开始，FM106.6新闻交通之声在《资讯抢先听》、《新闻排行榜》等节目中就开始报道地震灾区的相关情况，同时严把新闻质量关，所播出稿件严格采用新华社官方信息，时时刷新，迅速播报，第一时间传递灾区的动态信息，让长兴的老百姓及时了解灾情。全天播发新华社、央视新闻频道关于地震的滚动报道10多条，特别是在周末《新闻排行榜》的特别节目中，大篇幅报道了灾区群众灾后反应、政府部门措施等。

虽是周末，但广播部主持人立即紧急加班，赶制了《雅安加油》系列宣传片以传递爱心传递正能量，又特别打通了17时至8时的直播节目时间段，做了《雅安，我们在一起》特别直播，通过全媒体记者连线报道了县消防大队作为第二梯队参与抗震救灾、在长兴的雅安人、此刻我们都是雅安人、祝福雅安等特别报道，同时同步做了长兴广播电视台特约记者从灾区的连线报道，节目播出后收到了大量听众的热线和短信祝福。

另外，FM97.3太湖之声通过广播部的协调努力，争取到了一批明星祝福雅安灾区早日恢复正常的音频，在每个半点报时时播出。

四、网站开辟幕后故事，引发网友共鸣互动。4月20日周六上午8时雅安发生地震，新媒体部第一时间开始策划专题内容，第二天就将包括“最新报道”、“救援行动”、“温情故事”、“滚动图片”、“防震知识”5大网摘栏目和“长兴广播电视台特约记者现场连线”、“心系灾区”、“幕后故事”、“物资捐赠通道”、“长兴各界踊跃捐款情况” 5大本地新闻栏目和1个与网友互动的“共同祈福”栏目，共11个栏目设计完毕，于当日傍晚就将专题正是上线。

在同步直播联线特约记者外，开辟“幕后故事”栏目，引发 网友共鸣。通过一个个故事讲述了长兴传媒人如何联系上特约记者，如何通过他们的现场连线切身感受到地震灾区的实况，如何以更细腻的笔触去整理、编辑来自现场记者的连线等，这些故事被陆续发布在长兴新闻网上，引起了网民的积极响应。

公布本地捐赠通道和捐款情况，信息公开引网友赞同。长兴新闻网地震专题中还公布了长兴县慈善总会和长兴县红十字会的捐款账号，并将每日捐款明细在网站上公布，不少网友在微博上留言称此举公开透明，他们会踊跃捐款。“共同祈福”栏目，大大增加了与网友的互动性。通过新浪微博，网友就可以发布对雅安人民的祈福，一条祈福微博的转发超过300次。

长兴新闻网第一时间将文字和视频等资源整合起来，将独家获取的地震灾区情况、救援开展情况以及灾区的温情故事等发布于专题中，迅速提升了网站点击率。其中4月22日至24日三天的浏览量达到34206人次，较同期有明显增加，独立IP数也由13982上升至14418。

长兴广播电视台

2013.4.26

第三篇：论深度报道与新闻记者思维方式的变革

论深度报道与新闻记者思维方式的变革

内容摘要：本文着眼于传媒变局与深度报道构成的互动关系，分析深度报道理念在我国传媒业嬗变过程中所带来的观念变构，并进而探讨中国深度报道及传媒发展的未来空间。本文还深入分析了深度报道在传媒变局中的角色扮演，认为新闻观念的质变是引发传媒变局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传媒变局、深度报道、观念。

当今传媒面临着进入市场、重新“洗牌”的新形势。面对如此剧烈的传媒变局，新闻报道如果只是在单向度的传统思维下做局部操作的精细化，如在新闻主题的提炼、文体的创新、表达的新颖等方面作局部的零敲碎打，已不足以有效抓住现实格局的变化所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传媒变局的“战略思考”带来的思维转型是深刻的，并且反映为多个层面：它既有对新闻媒介生存法则的重新认识，也有对媒介功能的新的诠释，当然还涉及到新闻媒介如何反映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等操作性问题。后者尽管在传媒视野中属于战术性问题，但“动一发而牵全身”，如果传媒赖以立足的新闻报道本身缺乏影响力，那么完全有可能在这场“洗牌”、竞争中全盘皆输。

喻国明教授在谈及“未来我国传播领域受众需求的三大趋势”时指出：“媒体，尤其是试图成为最具社会影响力或特定领域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保持其主流地位的秘诀就在于‘随动’——伴随这一主流社会人群的转移而转移自己的目标受众的定位，力争成为服务于现阶段社会或某一特定领域内主流人群的传播媒介，成为他们所倚重的基本资讯来源、思想来源和观念来源。”①就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传媒业发展看，这个判断是相当准确而深刻的。事实也是如此，主流媒体的制胜“法宝”恰恰在于媒体在与目标受众的“随动”中保持自己的活力，提供适合于主流人群的资讯和观念，从而巩固自身的主流地位。所有这一切，从报道模式看，传统的客观报道因其孤立、片面的提供资讯，已不足以满足主流人群的深度资讯诉求，而以深度报道为代表的新一代报道模式，恰恰与现代思维方式之变化构成一种深度契合和互动，满足了目标受众之需，从而成为新闻报道中的“主流新闻”。

一、我国传媒业观念形态的嬗变

我国大众传播业20年来的发展历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功能的单一到功能的多样；从传播者本位到受众本位；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从仅仅把新闻事业视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到承认新闻事业的产业化性质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播领域。”②这大致可以看作是对20年来我国新闻传媒变局作出的路向提示。

对于上述传媒变局，当然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从“发生学”角度分析，在我看来，推动我国新闻传媒发展的关键力量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是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意识形态变迁。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

和宗教的。”③新闻媒介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和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它的性质、功能和发展必然受到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这双“无形之手”的影响。

二是以“受众”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影响。新闻媒介作为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桥梁”，它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双向制约，但同时也可能构成两者之间的“纽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是分离的，新闻媒介也出现了传播“偏向”，因此受众因素实际上是被忽略了，其结果是导致本来的新闻受众无法从新闻媒介获知信息，而只能转而从其他渠道寻找资讯和思想来源。这种传、受之间的断裂，必然使新闻媒介的生存空间遭受挤压，难以担当起舆论“公器”的职责。表层地看，从90年代初开始，新闻传媒逐渐找回“受众”意识，并在结构与选择内容的标准上首次向着“受众本位”的方向发生根本性转移，而究其实质则是新闻媒介直接感受到了来自以“受众”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巨大压力，并且调整了传播关系中的位置，找到了契合两端的平衡点。尽管在实现过程中“失衡”现象经常存在，也难免出现两面不讨好的尴尬。

三是新闻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果。我国有着异常复杂的国情和特点，许多现象往往不是经典理论所能涵盖和解释的。新闻媒介的嬗变也能印证这个判断。自然，人们不能否认理论对具有实践的指导乃至引领作用，但就我国新闻的实际情况看，往往是在理论上的是非曲直尚待澄清时，而某种现象却已经有了，或者说新闻实践走在前面了，从而引起新闻观念和理论的探索和更新，最终驶入官方认可的“快车道”。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令人深思和回味，但不可否认新闻实践所蕴涵的巨大推动力量。

以上是我国传媒变局的整体轨迹，而所有与此相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都与深度报道观念有着深切的关联。这里仅着眼于“观念”形态，分析深度报道理念在我国传媒业嬗变过程中所带来的观念变构：

首先，扩展了对媒介功能的认识。一种主流报道形式的出现，事实上总与这个时代的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主流诉求联系在一起的。深度报道作为党派新闻、客观报道之后的第三代主流报道形式，不仅赋予新闻报道以信息功能、服务功能，而且还以启思性的透视功能、监督功能、培育功能以及审美功能给人以多方面满足。譬如有些记者就认为：“扎实地读懂中国社会这本大书，用学者的眼光观察和审视生活。”这种认识，表明深度报道带来的是记者撇开了多年形成的线性思维，而渐渐趋向对新闻的多种功能的整合认识。深度报道中“让事实经过理性的过滤”，在作品中带有“全息摄影的特征”，都表明了新闻从单纯齐一向多样统一的认识超越，更表明了驾驭深度报道的新一代记者审美意识的长足进步。所有这一切，自然会扩展为对媒介功能的重新认识。

其次，回归新闻的本质。新闻具有宣传的社会属性，但宣传毕竟不是新闻的本质属性，更不是唯一属性。以往的新闻只强调单向度的宣传，忽视新闻之所以成其为新闻的本质属性。深度报道的目标诉求之一，即在于真正实现“重要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就从本真意义上重新阐释了新闻的含义，纠正了庸俗化宣传隐含的单一属性认知。深度报道最基本的社会品格，即“深度报道是否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否具有新闻要说真话的基本品

格，是否具有历史真实记录的新闻使命感”。④从这一个性设定中不难看出，深度报道对于新闻媒介确立以新闻为本位，摒弃宣传本位起到了“示范”作用。

再次，新闻事业的产业性质引入传播领域。新闻与市场结缘，其前提是新闻的品牌节目获得广大受众的认可，并由此凸现新闻的经济属性，进而扩大为把市场范畴引入传播领域。这里有一个隐形的逻辑延伸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深度报道节目和作品作为媒介的“第一卖点”，吸引过受众的眼球，也赢得了“市场效应”。众所周知，传播市场是建立在社会注意力资源基础上的，而深度报道在各种新闻中最大程度上吸纳了这种社会注意力资源，并且以自己的智力投入，进一步裂变、释放出能量，最终实现了对社会注意力的占有。某种程度上讲，传媒的产业性质最终确立，也不能忽略深度报道在其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期待视野中的传媒功能变革

传媒业态的嬗变，归根结底是缘于传媒业对传媒功能有了新的认识。无法否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意识形态掌管者惯常地把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仅仅看作是宣传教化的工具，而且在这个精神空间，领袖们、精英们是睿智者、教育者、灌输者的代名词，而“凡夫俗子”的个人则是受教育者、被灌输者、服从者、行动者的另一种命名。它还只承认思想与认知的一种方式，而不能容忍思想与认知的多元性、丰富性、多样性、多层次性的思维模式。

80年代以后，随着整个社会思想的解放，新闻媒介的文化传承功能和娱乐消遣功能逐渐被接受，媒介功能有所扩大，但在表达思想言论方面仍多有“禁

区”——它与同时代哲学中的“人道主义”大讨论、文学领域中的报告文学揭露和批判现实阴暗面的“社会共振”和引起的时代激荡相比较，新闻媒介在直面时代主题、反映现实问题、触及时弊痼疾等方面明显滞后于其他社会科学。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媒介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由此引发了报纸新闻中深度报道的崛起，特别是1993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的开播以及以《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报刊的创办，显著地标志着新闻开始直面现实问题，揭露和批判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并担当起舆论监督的职能。这些新闻类节目或栏目提示人们，新闻的“社会守望”功能已被实际地上升为大众传媒的首要功能。

重新认识媒介功能在我国是一个艰难进程，但在新闻传播史上却是一个 “老话题”。1948年，传播学奠基人之

一、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就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把整个社会比拟成生物有机体，提出传播活动对于社会的存续和发展具有三大功能。它们是：

1、监视环境功能；

2、协调关系功能；

3、传承文化功能。就监视环境而言，深度报道以其全面的生态环境扫描、社会环境报道和舆论环境反映，使人们对社会问题形成整体印象和思考；就协调关系而论，深度报道通过提供详实的资讯和社会各方面意见，使问题的讨论能在最大范围内得到沟通，以实现最大程度上的理解和共识。

这里，不妨再次透析“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传媒表现，或许有助于认识问题：2003年1月，一场沸沸扬扬的“非典”事件使广州的城市生活陷入罕见的社会

性恐慌，在此事件中，当地有颇多传媒在既有的宣传管理惯性思维控制下，在广大读者最需要新闻事实和舆论导向的关口，始则装聋作哑，再则隐约其词，而与此同时，网络信息空前畅通，不实的流言也盛行一时，促发了广泛的社会混乱。直至2月11日、12日两天，广州各大报纸纷纷开始大篇幅详细报道该事件，一时间，有关新闻报道和深度分析铺天盖地而来。新闻媒介的大规模介入，迅速遏止了在市民中滋生蔓延多日的恐慌，对板蓝根、白醋、口罩的抢购也于11日、12日基本平息。与此同时，民间和网上的有关“非典”流言也逐渐趋于平静。从前、后对照中不难看出，新闻媒介“装聋作哑”，实际上也就放弃了监视和协调的基本职能，其结果只能使视听混淆，莫辨一是；反之，媒介通过对社会问题、新闻事实的分析、评论，起到了解疑释惑、引导舆论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媒介联系社会、使社会各个部分协调一致的目的。⑤

对媒介功能的重新诠释其实并非新鲜之见，也基本上为我国新闻媒介管理者所认识，但在现实中履行中，许多问题仍然存在。以近年来新闻媒介中的突发性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类报道为例，为什么媒介经常会显得如此尴尬？个中原因值得总结：首先，突发性事件的起因短时间难以查清，部分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新闻媒介“待原因查明后再做报道”，这样就必然扼杀报道时机，甚至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如1994年3月，浙江千岛湖发生的32名台湾游客被抢劫杀害特大案件，报道明显滞后、反应迟钝，造成台湾民众的不满，损害了政府形象；其次，大多数突发性事件“后果消极”，与我们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正似乎有所抵牾，因此有些主管部门动辄以“容易引起恐慌”为由，进行新闻限制和封锁，而可以回避政府工作中的失误。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矿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不是媒体记者的调查报道，真相很可能被掩盖；再次，有些实际工作部门的官员为了逃避监督，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往往采取文过饰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甚至用行政手段阻止新闻记者进行调查采访。这是媒体现状中特别是深度报道令人担忧的一面。⑥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面前，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历史进程中，一些学者着眼于我国民主建设的大方向，不断思索着中国媒体发展的未来空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以建设性态度，对媒体应该有什么健康的环境作出了自己的思考：“首先，媒体应该有它的活动空间，能够按照自身的逻辑做事，几百年来，新闻界已经有了自己行业的一些公认准则，超越了这些准则，就是不道德的。而当他们受到不正当干预的时候，这一行业的行为准则就会被破坏，规则被破坏的结果就是行业的堕落。其次，新闻界应该有好的制度和机制，一个好的制度会使越来越多优秀者出现，而坏制度只能使人越来越堕落。第三，要处理好媒体与官员的关系，因为官员绝不会允许媒体报道对他不利的消息，这样的结果就是新闻不能提供真实信息，同时也加大了新闻成本。最后，不要出现太多的媒体败诉。”⑦他还举例说，耶鲁大学的陈志武先生曾作过研究，他发现，中美两国类似诉讼的胜诉比例正好相反，而在我国因为名誉权而状告媒体的案件中媒体的败诉率高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果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长此以往，新闻就会无法生存。这些见解相当深刻，足以启示包括深度报道在内的所有媒介报道。

三、深度报道在传媒变局中的角色扮演

传媒变局带来新闻业态的诸多变化，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业界的连锁反应。因此有人用“革命”一词来形容80年代以来传媒界的变革，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夸张。

当然人们注意到，发生在传媒界的这次“革命”，诱发的因素可以从多个视角来探讨，但不可否认，深度报道在媒体中崛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众传媒以新闻立足，新闻观念的质变，必然引起媒介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传播手段、资源配置等各要素的剧变。那么在这场传媒变局中，深度报道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首先，从传媒业态的嬗变看，深度报道凸现了社会“注意力”因素，由此构成了媒体力量的重新配备和整合。深度报道是讲大事的，这些大事可以是某一构成社会强力关注的突发事件或重大时事，如伊拉克战争报道、非典事件报道；也可能是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某种观念形态，如对改革中某些问题的认识或重要政策；还可能是某一重大问题的综合剖析，如西部地区贫困探源等。它凸现焦点、热点，以社会注意力为中心（“受众中心论”），着力于“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使新闻更具有可看、可听和可读性。

社会注意力，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它变动不居，弥漫于日常生活流中。新闻传媒依据传播学中的“议题设置”理论，有效地捕捉时代的社会公共性事件、问题或话题，通过必要的策划和智力投入，使本来弥漫的社会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时期、时段的“问题”上，构成新闻的“看点”。一般来说，客观报道由于孤立、就事论事地对待事件和问题，所以受众的注意力是分散的、短期的，而深度报道因其深入性、关联性和持久性，足以凝聚受众探索的目光，使之关注某个特定的“焦点”。也正因为它的这个特点，媒介就不能像对待客观报道那样处理事实，而需要足够的力量（包括人力、财力、和精力）投入，真正深入地报道、分析、评说事件或问题，以伊拉克战争报道为例，世界各国为深度报道战争进程，媒介投注的人员、设备和资金，是传统业态的媒介所无法想象的。

其次，从传媒的功能变革看，深度报道强化了新闻的“社会守望”职能，并日益延伸出新的社会职能，逐渐构建起一种媒介品格和精神。深度报道是否反映了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敏感点”问题，是否具有新闻要说真话的基本品格，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记录的新闻使命感，这是深度报道最基本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依据，如果演化为媒介自身的职责，可以看做是“社会守望”的职志是否实现。以“新闻调查”为例，它的“调查”对象，就是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真相”：有的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还有的被我们狭窄的生活空间和集体无意识遮蔽。如果进一步分析，它一般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属于通常所说的内幕或黑幕，那就是被权力或利益遮掩的真相；另一种是复杂事物的混沌状态，一般是被道德观念、认识水平和信息不完整所遮掩的真相。社会守望者的新闻就要通过自己特定的方式，揭穿真相，去除遮蔽，使事实回归常识或真理。

深度报道应关注国计民生，张扬人文情怀，应为净化社会空气尽力，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实施舆论监督等，是转型期中国的根本期待。这种期待能否实现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已日益上升为人们对媒介品格的一种认定，或一种身份符号。以《南

方周末》为例，它的彰显爱心，关注民生，维护正义，平民视点，以及体现出来的启蒙思想、弘扬理性等特征，已构成了它的基本品格。正如一位读者在给《南方周末》的来信中写的：一个禁锢思维的民族不会有希望，《南方周末》心中永存的国脉与民瘼，为人们开启了一个思维的空间。

再次，从传媒经济发展看，深度报道作为一种重要的注意力资源，已直接成为媒介注意力经济的内容，并成为媒介经济的标识或品牌。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鲁汉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指出：传媒所获得的最大经济回报来自于“第二次售卖”——将凝聚在自己的版面或时段上的受众“出售”给广告商或一切对于这些受众的媒介关注感兴趣的政治宣传者、宗教宣传者等等。那么，这种所谓“出售”受众的行为到底“出售”的是什么呢？对此，麦克鲁汉的回答是：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文化产业的传媒业，是以社会注意力资源为主要经营对象的经济产业。媒介的注意力经济品质，是一种固有属性，其构成社会影响力的，主要取决于媒介的内容。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现实中人们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的需求，几乎所有媒介的深度报道都已成为看点和关注点，这些节目或栏目一般都已具备“品牌效应”，直接影响收视率、点击率和阅读指数，这无疑有助于传媒经济链的不断延伸，并且其影响将是十分宽广、持久的。

注释：

①、②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现场的报告》，第20页、第6—7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时统宇：《深度报道范文评析》，第16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杜骏飞：《流言止于传媒的公信——透析“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传媒危机》，《新闻记者》2003年3期。

⑥、⑦见2003年2月27日《南方周末》，《中国媒体：责任与方向》。

第四篇：论典型报道

论典型报道

作者：

指导教师

摘要：典型报道在中国的新闻事业史上长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承担着为党的政策，方针宣传、例证的作用。典型报道经历了解放前后一段时期的大发展，也经历了文革期间的极其扭曲的形态。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典型报道在中国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一呼百应了，引起全国人民的疯狂学习，膜拜。典型报道正在衰退。但是典型报道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报道形式，它不会消亡。只要经过适当的改变，典型报道是能够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典型报道；典型人物；受众

典型报道顾名思义就是报道典型，介绍经验的。他通过对一些典型人物、事件、问题等的报道，总结经验教训，从而给受众以启发。引起他们对典型人物的学习。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就提出，要用“公开报道的方法，把枯燥的、死板的官僚主义的工作报告变成生动活泼的榜样，--------坏的使人讨厌，好的使人羡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示范的意义，比如说，某个生产组合示范的意义，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掌握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清醒就根本改变了，榜样的力量------如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第一次有可能发挥出来。”（7）在列宁的新闻思想指导下，苏联的新闻媒体长期广泛地开展了多方面的典型报道，如典型英雄人物卓娅，舒拉等的报道就是。

我国在典型报道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典型报道作为党的宣传工作、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内容和手段，在多个历史时期形成自身鲜明的特色，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如50年代的典型报道重在发挥提供榜样示范的社会功能，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如王崇伦、郝建秀、时传祥、马恒昌等。6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典型报道进入第一个辉煌期，其代表作当属雷锋的报道，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为裂缝梯次。“性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不断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成为时代精神的重要特征。直到今天，雷锋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依然留存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些重要的典型，如大庆油田、南京路上的好八连等也家喻户晓，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但在文革期间，典型报道畸形突变，出现了片面追求“高大全”，甚至出现过报道假典型的错误。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典型报道才逐渐摆脱脱离实际的模式化倾向。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好的典型报道又多了起来，如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郑培民、表现来自普通群众的先进典型徐虎等。经济战线宣传先进事迹、推广先进经验的典型报道也不断增多，如邯郸钢铁厂、镇海炼化公司、海尔集团等。这些报道搞的都是比较成功的。

典型报道究竟是不是一种报道形式，西方学者不认为典型报道属于新闻的范畴。但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广泛存在，并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典型报道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最早产生影响的典型报道当属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随后1943年，大生产运动兴起，《解放日报》大力宣传党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方针，掀起了中国典型报道的第一个高潮，其中和而后还涌现了诸如：赵占魁、刘建章、南泥湾大生产、南区合作社、“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王克勤等。典型报道在建国以后经历了长足的发展，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转型，开放程度增大。典型报道遇到了一些困难。受众的信息接触渠道增多，思考能力增强，使得受众不愿再成为媒体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个体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媒体在做典型报道上犯了很多技术性的错误，使得典型报道的可信度降低。有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典型报道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典型报道究竟会不会消亡？典型报道的发展历程如何？本文认为典型报道在中国不会消亡，但要重新焕发光彩，必须得做出改变。

一、我国典型报道的发展历程

（一）解放前的典型报道

这个时期是典型报道的摇篮时期。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被认为是中国的首篇典型报道。它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发出的。1942年4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解放日报》把吴满有多开荒，多打粮的消息登上了头版头条，普通劳动者的事迹登上如次显要的位置，在中国报刊史上还是一个先例。1943年，大生产运动兴起，该报大力报道宣传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方针；宣传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典型，发表此类消息和通讯3000多篇。{1} 随后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对党的优秀工人赵占魁，他的积极工作，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认真负责。对三五九旅的南泥湾大生产进行大肆报道，推动了边区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琅琊山五壮士”保护大部队和乡亲们的转移与敌人斡旋，最后誓死不辱跳下山崖的英雄事迹。董存瑞为了部队的顺利前进而舍身炸碉堡。

这个时期的典型报道特点是紧跟形式，配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十分不开的。当时处于战争期间，物资奇缺，敌人的封锁。党的一些方针只有通过党的报纸才能够很好的传达的各个地方。比如说在四十年代出的时候，一方面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边区的物资供应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对诸如农民吴满有，工人赵占魁，三五九祣部队的典型报道，让他们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对于提高边区人民的士气有很大的帮助，形成了全区人民的大生产运动，为我们党的力量保存和壮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试想如果不是这些典型的人物报道配合党中央的宣传，人们就会出现迷茫。

因而解放前的典型报道是很成功的。身边活生生的事例对人民的启发作用远远大于枯燥的文件给人们的指导。

（二）解放后到大跃进前的典型报道

这个时期是典型报道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典型人物报道是主流，所涌现的典型人物诸如抗美援朝时期的黄继光、邱少云。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要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美帝国主义和它的14个盟军。中国的武器装备相比较他们是很落后的。但英勇的中国人民是不惧怕任何的敌人。黄继光为了让战友攻克一个堡垒，而用自己的身躯挡住敌人的机枪扫射，这是多么伟大的英雄。邱少云为了不暴露目标而被火活活烧死，这又是多么坚强的毅力。

通过这些典型人物的报道，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志愿军正是在这些战友强大的精神动力的鼓舞下奋勇抗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军。完成了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毛主席也说过我们中国人民不惧怕任何的反动派，虽然我们的武器装备落后人家很多。强大的精神力量对我们的人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是通过这些典型人物的报道让我们的战士充满了战斗的力量。在国内，这些典型人物的大肆报道，对统一人们的思想，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国内人民积极生产支援前线。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典型报道所弘扬的精神武装了人民，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真正武器。

抗美援朝之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这个时期全国人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党在当时的时期也想尽快的把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而这个时期党报对像石油工人王进喜、人民的好战士雷锋、南京路上的好八连、国家干部焦裕禄。基本上涵盖了当时的各个行业。《人民日报》在1963发表了毛主席的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给予了雷锋很高的评价。正是像雷锋这样的典型人物给了全国人民很好的学习模范。工人就要像王进喜那样为为建设新中国奋勇拼搏。战士就要像雷锋那样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干部就要像焦裕禄那样心里装着人民，装着党。

这个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合一，人民的价值观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与社会总体价值观一致，由于社会结构的特征，中国人传统上并不过分重视物质利益，而更重视自身修养。另外一方面，经历过苦难的人民对未来有这美好的憧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时期典型人物所体现的精神正是当时时代的特征。舆论的一致是典型报道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因而这个时期的典型报道也是很成功的，基本上完成了党和政府交给党报所完成的宣传任务。

（三）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典型报道

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典型报道被弄得面目全非，甚至说典型报道已经不是一种新闻报道形式了。这个时期在大跃进的时候，由于中央的决策错误，因而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被错误了。那个时候，各地放卫星。虚假成风。所谓的典型都是那种特别的“神”，而没有一点点人气。时间久了，写的人厌烦，看得人不相信。

这个时期典型报道，不顾新闻规律，完全沦为了四人帮等的政治工具。因而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是很失败的，导致了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看到典型报道就反感，或者不相信。

（四）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绝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不仅使我国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促进，还极大的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这个时期的典型报道也一改文革时期那种不顾实际的宣传聒噪。

但是对典型人物的报道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变，那些典型人物有的似乎是神仙，不食人间烟火。由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和对事物的认识更加理性了。而那些典型报道很多情况下还是没有人性味，他们为了工作而拼命加班，身体有病不去医治还是带病工作。这违背了最起码的科学，就是连机器坏了也的修，更何况人呢?比如说当时对救火英雄赖宁的英勇事迹进行报道，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赖宁是一个中学生，当时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他也参加了灭火，结果被困在火海中，被大火活活烧死。的确在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挺身而出，的确感动了很多人。但是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一个中学生，没有什么灭火防护装备和训练。而盲目的去救火，起不到什么作用，反而会影响消防战士的灭火，因为如果你去救火如果出现了什么情况，还得需要消防队员去就你。因而人们认为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做好，遇到情况量力而行，避免出现无谓的牺牲，那是对自己家人的不负责。

当然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很多成功的典型报道，活的人们的认可。比如说对售票员李素丽的典型事迹的报道，还有水管工人徐虎的典型报道都是很成功的。最近的典型报道是对鞍钢工人郭明义的报道。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许多年如一日的奉献。社会主义建设正需要我们每个人在本职岗位上做好，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新时期没有什么大的社会矛盾。没有什么能够出现轰动的典型人物，反而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在本职岗位上的默默奉献，让人们觉得可亲可近。这个时期的典型报道没有想文革前那样能产生一呼百应的学习风潮，但是还是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思想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典型报道在我国为什么会成为一种常态。这是因为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还有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大的外部环境。解放前由于我们要面临的是三座大山的压迫，党想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想要靠无为而治，慢慢的自己向前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因而党要让人民醒悟，让人民应该怎么做才能革命成功。典型报道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让人们看到了只要像这些典型人物那样做，我们的革命也就能早日成功。

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不一样，因而各个时期所推出的典型人物是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一致的。边区困难时候出现的吴满有，建设新中国时期出现的王进喜也同样是紧跟时代步伐。典型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实行中的例子。好的典型报道胜过很多乏味的文件指示。把雷锋的典型人物挖掘出来，胜过在那里叫所有的士兵对着条条框框进行理解要好很多。

传统典型人物在写法太过理想化。这些典型报道的通病是主人公有着高大全的模式。这种模式化产生是有着现实的根基和历史文化的渊源。典型本来的定义就是“最接近理想执行的具体之型”。（2）作为典型人物，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得到认同的典型人物在现实中就要有着超越一般人的道德和行为，才能产生激励意义。从而人们认为不是完美的人物就不能拉开和一般人的差距，因而在实际的报道当中只是完完全全把人物好的一方面不写或者是写坏是为了更好的表扬。而且很多时候写出来的典型人物还很“恐怖”。比如说某个人的先进事迹时喜欢写他带病坚持工作，放弃节假日休息。为了事业而很少和家人在一起。这是人吗?人活着是应该多为社会做贡献，但是这般如此“拼命”，让很多人望而止步，就算是机器也要经常保养啊，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人呢。这种写法让典型人物违背了生活逻辑，因而他们的事迹让人们高不可攀，成为了高高在上的神坛，人们只有仰慕的份。随着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接触到信息渠道的增多，政治热情降低，人们开始对这些高大全的人物产生了怀疑。不信任，又何来去学习模仿。

另外“典型的生产模式”基本上遵循的是新闻机构为了围绕党和政府的某一时期的中心工作，贯彻上级的宣传精神。从而派出记者去寻找。然后对号入座。即我所称的“制作出典型样板，然后找人找事往里套”。这种写作方式相当省事，大千世界想找个符合这些要求的人是很容易的。就像四人帮时期，全国经济发展困难重重，而四人帮们却在媒介上营造除了形势一片大好，形式越来越好的假象。因为在诺大的中国想找除符合条件的一两个例子真的很容易。这就违背了新闻的本源。即先有事实，后有新闻；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3）这样的典型报道就成了赤裸裸的为了宣传而宣传，其效果可想而知，是很不理想的。

这种主题先行模式，也难以避免导致人物形象内涵的主观随意性。雷锋是我国媒介塑造的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而他的形象一直在配合着宣传任务，不停地被构建着：60年代的时候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文革后被“四人帮”压制的先进人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标兵、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模范，到90年代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者（4）。尽管，这种形象内涵的转变也注意到延续性，但这种与时具进，为我所需随意性的恶意构建，客观上媒介自己已经损害典型人物的真实、权威、，在受众心中他们仅仅是宣传的工具而已。或者说只是一种符号了，就像印在书上的文字那样一点儿也不直观。

其次，典型报道中摆拍现象泛滥，让人觉得假的很。事实是不可能重演的，然而我们现在的很多电视新闻，相当多的画面不是即时的，而是事后补拍的。这种情况并非不可以，但要严格把握，在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即使有必要不拍，也得注明。比如前段时间对郭明义先进事迹的报道，有个镜头我记得很清楚，讲得是郭明义这些年无偿献血很多，镜头当时是这样的，郭明义躺在医院的床上正在献血，护士在旁边的仪器上操作（并不是在看着郭明义）。而在他的床沿上摆着有十几一二十本的献血证。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摆拍。因为鲜血不需要你带着你以前所有的献血证，只要带着你上次没有填满的献血证就可以了。

这种大肆摆拍也让很多人对事件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我们知道的一个关于一个很著名的实验叫做“霍桑实验”。当时在美国的一个工厂里为了检测环境对工人的工作效率的影响，最后发现无论是改变光线，温度等工人的效率都上升了。后来发现正是因为这些工人发现有人在观测他们，因而为了“好好表现”而主动地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试想一下，某个人物面对着镜头，很难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正是这些肆意的摆拍一定程度上让人们对典型报道产生了不信任。

二、新时期该如何做好典型报道

时代在变化，如果我们还按老一套来办事，那是不行的，必须得做出与时俱进的的改变。这正如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从社会层面为传统典型报道的衰落找到了原因。他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使社会出现非群体意识的倾向。`一种标准、一种模式、一种思维`的局面被打破，价值取向多元、生活方式多元也会随之产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然们的思想更加开放，独立自主、自由平等意识逐渐增强。偶像崇拜、模仿典型的意识渐趋淡薄。这一切，必然是读者要求从新闻媒体那里获得的信息有助于其独立思考。一句话，典型本身对人们规范性的榜样作用和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开放型的心理文化要求产生了冲突。”

这就是说，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使传统的典型宣传模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典型报道要继续发挥作用，就必须寻找新的影响力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不含文革时期），典型报道之所以具有如此惊人的威力，适合当时的社会特点有着密切关系的。当时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所谓的“总体性社会”，每个人都依附一个单位，每个单位又都归属于全能的管理性的政府，所以每个人都只是高度同质化的大社会中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典型”其实就是全能的政府要求人们遵照的角色“模型”，一个人只有按这样的“模型”塑造自己，才有可能与他所在的单位乃至整个社会融洽地共存。试想，在那个社会环境下，一个人如果敢公开扬言不学习上级树立的典型，等待他的将会是怎么样的结果？所以，那是典型报道的惊人威力，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总体性社会”中全能政府的无限权威。现在的典型报道当然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五行缺有无边无际的力量作支撑，要想摆脱日渐式微的窘境，就只能在创新中寻找新的影响力基础。

首先典型报道要体现强烈的时代精神。时代在每时每刻在变化，人们求新求变的努力从未改变。作为典型报道这样一种新闻样式。既然他是登载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上，那么它就不同于一切历史作品和教科书。同样区别于电影、戏剧、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也同样区别于书籍，杂志和文学艺术（8）。正因为如此，落后的，很长时间以前的典型事件他的影响力就没有那么真切，打个比方说，历史上的典型人物如包拯，都说他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可是关于他的事迹我们只能从史书上略知。并不能让我们切身的感受到。而在我们身边的典型人物就很真实，因为我们可以看电视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事迹。就比如去年下半年推出的典型人物郭明义，我们能看到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因而强烈的时代性是典型报道必须保证的。甚至要领先时代一点点，这样才能做到源于生活，超越生活的典型给我带来的学习意义。

另外典型报道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必须要做到典型要人性化而不能神化。在实际生活当中，说到典型，人们一般都会往“高大全”上想。不错，典型之所以成为典型，却是有其坚实的基础，丰厚的材料，甚至有着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闪光点”，但要知道，典型就生活在群众中，典型也是普通人。有些典型之所以不能让人们信服，之所以没有生命力，原因就在于有意无意地拔高与“神化”，让人感到可敬而不可学，甚至根本就不相信。说一个人多少年为国家作贡献从来没有拿过国家的一份报酬，这可能吗？难道典型人物自身不要生活吗?世界万物，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观，作为典型的人物也不会例外，首先他只有在完成了自己的物质需求之后，才能从事更高级的精神追求。

还有典型应该是立体的，即典型人物应该是一个活生生人。典型不是一件事又一件事的分类堆砌，见人见事更要见思想。这就要求在典型报道的创作过程中应该多找一些具体的事例来去论证，去再现想典型人物的光辉风采，而不是在那里用一大堆的形容词、副词来做一些抽象的描述。

典型还应该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新闻写作当中也说道，写消息报道要客观公正，不能把话说满。从时间上说，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典型，今天是典型，明天就不一定有典型意义；从范围上说，典型具有行业和地区性的特征。但无论哪种典型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从50年代抗美援朝的黄继光、邱少云等到60年代的雷锋、焦裕禄；从70年代的张志新到80年代的张海迪；以及90年代的孔繁森。所以说在写典型人物时候。不能为了使场面多么感人，其实多么庞大而说过头话。2008年汶川地震时出现的典型人物吴家芳为例，起先媒体一直追捧他背着妻子的尸体回老家的事。从而把他打造成一个好男人的典型形象。岂知后来人们发现吴家芳并不是人们眼中的好男人。媒体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怎么能叫人信服。

四、结语：典型报道的未来

有人说典型报道正处于低谷期，并且会消亡的。陈力丹教授认为强烈政治性和主观性构成了典型报道的宣传性，同时也是典型报道中的新闻性降到了较低的程度、次要的地位。他主张不要强化典型报道理念，而是逐步淡化它。而我更愿意称之为典型报道正处于稳定期。少了文革前那种一呼百应的狂热，又比文革时那时典型报道不顾实际要好得多。的确现代的社会人们独立性越来越强，这主要体现在精神方面。人们再也不愿意自己的精神还受到别人的控制。从而对宣传产生一种本能的抗拒。受到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人们对政府的宣传更加反感。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特殊国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方面还不完善，再加上人口众多，地域发展不平衡。因而党必须始终保证我们大部分人遵从主流价值观。不忍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受到影响。思想就会一盘散沙。甚至还有被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危险。所以党必须抓住主流媒体，让那些社会主义的典型人物成为我们大家学习的好榜样。

很多时候典型报道遭到很多人的冷漠弃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典型报道本身做的不好。没有做出水准。受众觉得很假。事实上只要把典型报道做得好，也能吸引到很多的受众。自2007年夏以来，楚天都市报编委会明确提出主流化转型的目标，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责任但当为使命，传播主流价值观，影响最广泛人群，做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从而拥有100多万分的发行量，受众面广，影响力大，在引导舆论上具有天然的优势。楚天都市报报道了诸如“长江大学15名学生结成人梯救两名落水少年”；“暴走妈妈”捐肝给儿子；“信义兄弟”。这说明典型报道是能赢得人心的，因为人们对道德的追求会不断的提升，典型人物是会让人们感动的。只要不要写得让受众觉得不真实了。

另外传统道德解构，价值取向多元化。因而是平凡与英雄观念错位的这一态势得到一定的改变。个体意识苏醒，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典型报道一直以宣传集体信条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个体意识逐步苏醒，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上，从过去冲上群体利益轻视个人利益。转为在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前提下，追求更多的个人利益。典型报道在以后的报道当中不会再说什么某个典型人物，为国家工作了几十年，而不拿国家的一分钱报酬。

典型报道还会出现多个媒体同时轰炸的局面。即某个典型人物出来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会立体式的对典型事件或人物进行报道。这有助于在大众传播的今天，主流的典型人物思想被人们所更快的接触，从而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丁淦林等.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P310。（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95页。（2）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31页。（3）陈阳，青年典型人物的构建与嬗变【J】。国际新闻界，2008（3）：18—22.（4）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05----106.（5）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213----214（6）《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8至239页。

（7）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01---102（8）典型报道是媒体永恒的主题———论典型报道中的平民化原则 王长贵 新闻导刊 2009年01月（9）朱清河，《典型报道 理论、应用与反思》，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10）论典型报道 汪家泗 新闻战线 2005年12月

（11）可读 可信 可亲 可学 可近------前论典型报道的写作创新

魏东 新闻爱好者（理论版）2008年07月

修改建议：

1、文章粘贴太多。关于典型报道的发展历史，就是粘贴的，太繁琐。

2、新时期典型报道的写法内容不够充分。

3、格式还要仔细修改。

第五篇：创新扶贫方式

创新扶贫方式 加快贫困户脱贫致富步伐

----对大余县产业扶贫到户工作的调查与建议

大余县扶贫和移民办 主任 张齐北

《老区建设》2011年第1期

自1994年以来，通过十几年普惠制的扶贫，我县各扶贫重点村的交通、水利、饮水等基础设施得到了根本性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贫困人口大幅度递减，由实施“八七”扶贫以来的5.4万人减少到2009年底的7314人。然而，通过调查发现这剩余的7314名贫困户，零星分布在全县各行政村，大部分居住在边远山区，且都是属于“财穷、智穷、技穷”的“三穷”贫困户。没钱、没文化、没技术，使得这些人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部分人的贫困问题，势必对构建和谐社会设置障碍，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将成为一句空话。如何利用当地资源、针对贫困户自身素质和外部力量使这些贫困户在较短时间内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通过深入到16个重点村走访、调研，我们发现实施产业扶贫到户是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一、目前产业扶贫到户的做法与成效

我县属扶贫非重点县，每年上级下达的扶贫资金十分有限，而且主要用于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辅助建设，而对于产业方面的扶持却很少。这就需要我们在用好扶贫资金的同时，广泛动

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扶贫，努力形成大扶贫格局，为此，从2008年开始，我办积极在产业扶贫方面做文章，要求省、市直单位、企业在搞好扶贫工作的同时，每年拿出3万元用于扶持10户贫困户，每户3000元用于发展产业，通过发展产业做脱贫致富道路，具体操作是：

1、精心组织，选准受扶贫困户。按照选择好低收入、有劳力、肯吃苦、有一定资金、技术经验和能起带头示范作用的原则，采取村民代表会议方式产生受扶贫困户。重点村党支部、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采取初选、张榜公示、再确定的办法选定本村10户受扶贫困户，实行公开推选，杜绝暗箱操作，透明度高，受到群众赞扬。浮江乡车里村有代表性地选择了低保户、打工返乡民工等农户代表进行扶持。吉村村采取了每个代表、村干部推荐2名，在会上介绍情况,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以高票入选按顺序排列选出10名。可以说，经过精心组织选举出来的受扶户群众没意见，代表们也无怨言,说这才是我们自己选出的贫困户。

2、尊重群众意愿，选准帮扶项目。因地制宜，因人而宜，不搞强迫命令等行政手段来干预贫困户发展产业，群众愿意接受、愿意发展的项目我们就扶持，加以引导，使其扩大规模、提高经济收入。浮江乡车里村肖先平原来只饲养20多头猪，确定为受扶对象后，村书记张泽周同志为其联系好猪苗，扩大养殖规模，现饲养肉猪50多头。白田埠村民有种植甜玉米的习惯，年产稳定，收入平稳，村干部因势利导，选择了7户贫困户种植甜

玉米，扩大了24亩的面积。樟斗村彭训亮养殖竹鼠经验丰富，村干部结对后，帮扶其扩大规模，联系好种鼠，由原来的8只扩大到现有的36只。

3、搞好全程服务。按照扶持要求,每个村干部包扶2户贫困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服务，让受扶的贫困户吃了一颗定心丸。车里村结对帮扶户董世太与村干部骆炳忠结对后，两人签定了责任书，骆主任经常到其家中询问养殖情况，帮助其解决养殖中的实际困难。

通过去年一年的帮扶，71户受扶户中有10户年收入达到了万元，一年内实现了脱贫的目标。今年，我县又动员了10位民营业企家参与到产业扶贫到户这项“功德”工程中，这样一来，就有17个村的170户贫困户被帮扶发展产业。

二、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通过对16个扶贫重点村两年来的实践,产业扶贫到户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发展不平衡。由于对此项工作的做法和意义认识不一样,，致使各村之间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差距，使得贫困户发展产业的步调不一致，有快有慢，发展不平衡。

2、资金投入不足制约产业扶贫到户的规模。由于目前的产业扶贫资金来源主要是7个省、市挂点单位和10位民营企业家的资金，因此,产业扶贫到户工作现仅仅只能在16个扶贫重点村开展。

为了使全县贫困户通过产业扶贫到户工作的开展,早日走上脱贫致富道路,促进和谐平安大余目标的早实现,我们认为:

1、建立扶贫发展基金,加大资金投入。一是政府可以拿出一定的资金建立扶贫发展基金;二是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捐赠资金用于建立发展基金。

2、建立长效机制。把“德政”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惠民工程来抓，把任务具体分解落实到各单位、乡镇，增大帮扶面，使每年能有更多的贫困户脱贫，使贫困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并把这项工作纳入年终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

3、积极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参与。一是积极利用省、市挂点单位的资金、技术、信息等优势；二是发挥龙头企业的帮扶、带动作用，建立“企业+农户”等模式，达到贫困户脱贫、企业自身发展的双赢效益；三是积极动员社会各界企业家、知名人士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到这项“功德”工程中来；四是充分发挥领导干部“321”结对帮扶作用，按照“定帮扶责任、定脱贫时间进度、定帮扶目标任务”的原则，每位领导干部为结对的贫困户提供发展产业的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支持，让这项帮扶工作实实在在的做，贫困户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