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美国民主潜规则】

第一篇：【刘仰：美国民主潜规则】

【刘仰：美国民主潜规则】

在《中国没有榜样》一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讨论“拜民主教”现象，目的是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拜民主教”的表现之一是，只要有人说一点批评民主、反思民主的话，立即就被打成“反民主”，立即就被定义为要搞独裁专制。“拜民主教”把民主当成绝对的真理，容不得人们对民主有半点批评，并且由于掌握了判定民主与否的标准，他们在民主问题上，对其他人拥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由于篇幅有限，关于这个话题的有些内容，在书中没有完全展开，这里再补充一点。

在西方国家争霸世界的早期，他们有一个主要的工具，就是国家主权。当时的国家主权，只有西方国家自己拥有，并且神圣不可侵犯，其他国家或民族则没有享有主权的权利，只有做殖民地的义务。在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内部，民主也只属于少数有钱人，对于广大的殖民地，根本没有民主一说，只有镇压和奴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在理论上，各个国家的主权都是平等的。为了打破落后国家用主权来保护自己，西方发达国家运用了一些新的理论和工具，来超越主权。比方说人权，比方说民主。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殖民地国家不拥有自己主权的时候，西方人基本不向殖民地提出人权、民主的主张。只有在被殖民地国家主权独立后，西方才抬出人权、民主之类的东西，达到干涉别国主权、实现自身利益的目的。这种方式尤其被美国巧妙地运用，在民主问题上，已经形成了美国式民主的“潜规则”。

第一，其他国家的首脑，只要迎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就不一定要求这个国家搞民主。美国支持独裁者的事例太多了，包括被美国干掉的萨达姆，当年也是在美国支持下上台的。在这种状态下，独裁者基本上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时间长了，往往会遭到国内的反对。当独裁者是在支撑不下去了，或者不听美国指挥了，美国便会高举着被它描绘成永远正确的民主大旗，出尔反尔地干掉独裁者，以保持美国永远正确的形象，并在民主的旗号下，重新维护美国的利益。

第二，当其他国家的首脑违背美国的利益，美国会看情况而采取自己的措施。当这个首脑是一个独裁者，美国便正好利用“拜民主教”的迷信，鼓动人们推翻独裁者。在这种情形下，有时候，违背美国利益的首脑并非独裁者，美国也会利用自己对民主的解释权，将对方抹黑成反民主的独裁者，然后再利用新的、投靠美国的利益集团，以真民主的名义，搞一场符合美国利益的民主革命。前苏联解体后，一系列“颜色革命”都是这个路子。

第三，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主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不会支持它。如果在这个国家的民主问题上实在挑不出毛病，美国就会找其他借口，抹黑或丑化这个国家或政府。例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政府，就是一个民主政府，但是，这个民主政府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又不能像“颜色革命”那样，找到“选举舞弊”之类的把柄，于是，美国便把哈马斯定义为恐怖组织。事实上，在巴以双方的冲突中，巴勒斯坦方面的死伤人数更多。而美国不管这些问题，只管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四，当一个国家是民主制度时，只要这个国家与美国亲近，例如格鲁吉亚的总统原来

是一个在美国开业的律师，那么，美国也愿意接受民主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好处是，一旦这个民主政府的首脑对美国变心，美国就可以通过操纵改过内部的民主，将其推翻。并且利用民主，选出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政府首脑。在这样的国家，几乎所有民主上台的政府，都不得不服从由美国操纵的民主的民意，为了自己的权利而向美国出卖国家利益的“民主”国家也很多。

美国民主的“潜规则”实际上很简单：只要符合美国利益，是否民主无关紧要；只要不符合美国利益，被美国操纵的民主，就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当然，如果连操纵民主也难以解决，美国就动武。在这样的潜规则下，为了使利用民主来操纵他人变得天经地义，美国不得不把民主打扮成绝对正确的真理。但是，由于美国也会支持符合自己的利益的独裁者，甚至用武力颠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民主政府，因此，美国标榜的民主这一绝对真理，也常常自相矛盾。解决这个自相矛盾的办法，就是由美国自行解释谁是民主，谁不是民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现象做出简单判断：如果世界上哪个地方被美国或美国“拜民主教”的痴迷者说成是“不民主”、“反民主”，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有美国的巨大利益，并且没有听美国的话；反过来，如果一个地方明明存在着“不民主”、“反民主”，美国却一言不发，那么，这个地方一定与美国的利益配合得很好，或者美国在哪里没什么有价值的利益。

菲律宾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年的独裁者马科斯就是美国支持的，但是，美国在支持马科斯的同时，还留了一手，将菲律宾的民主人士收养在美国。等到菲律宾国内的人民起来反对独裁者马科斯，美国再也罩不住马科斯的时候，美国便放出被它收养的民主人士，回到菲律宾，成为民主领袖。当然，阿基诺夫人本身还不是主要的民主战士，她只是借了自己丈夫的光。可见，将民主绝对地神圣化，作用有多么强大。在“拜民主教”的痴迷下，对于民主的迷信，甚至可以从一个死去的民主战士身上，完全转移到他家属的身上。而事实上，现在的菲律宾怎么样呢？这是一个美国民主潜规则的受害者。

美国人自己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对于这种民主潜规则的把戏很清楚，只有那些被美国煽动的“拜民主教”痴迷者，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美国的这一民主潜规则。他们或者像痴迷的信徒一样，以传教士的热情，在美国试图实现自己利益的地方，替美国做开路先锋，自己怀抱着殉道者的激情，不知道自己是在被美国利用。他们或者也像美国一样，对民主潜规则了然于胸，像美国一样，打着民主的旗号，一方面干着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另一方面以美国利益代理人的身份，自己也获得好处。所以，在《中国没有榜样》一书中，对于“拜民主教”的信徒们，我清晰地告诉他们，美国式的民主，不是中国的榜样。

第二篇：仰融案透视美国

仰融案透视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下的主权豁免规定

郭悦 09法律硕士 2009210659

仰融案因同时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国际公法法律关系、国际私法法律关系等法律关系，而备受中美两国法律界和企业界的关注。本案中，不仅能看到美国法院是如何运用先例判决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来适用国会的制定法。另外，本案中，我们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这部《外国主权豁免法》虽然可以看作其长臂管辖传统的体现，但是它是否是一柄切断他国“国进民退”的尚方宝剑。

当我们对这个案件进行研究时，首先就必须从美国法院的判决开始。本案已经经过两审法院的判决，目前还在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中。一审、二审分别于2005年3月3日和2006年7月7日作出判决。两审法院都持同一判决意见：基于主权行为豁免原则，法院驳回仰融的起诉，即认为法院在主权行为下无管辖权。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两审法院分别为：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上诉法院。这个哥伦比亚因为是特区，所以两者地位相当于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这涉及美国两大法院系统的划分，可以参见相关资料，因为它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接下来，需要了解本案的事实部分，这对于判决的作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案件事实：仰融和沈阳市政府达成协议，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公司名称为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该合资公司有两大股东，分别为华博财务有限公司和沈阳金杯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华博公司在香港注册，为仰融独资。沈阳金杯控股有限公司为沈阳市政府独资所有。起初，合资公司股权分布情况：华博占25%，金杯控股占60%，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占15%。随后华银将所有股份转让给华博，华博的股份数额遂上升至40%。因此，此时金杯公司只有两大股东，一个占60%，一个占40%。为扩大业务，金杯公司准备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华博公司在百慕大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Brilliance Holdings Limited,以下称其为华晨汽车)华晨控股有限公司。为了达到上市要求，金杯控股将其在金杯汽车11%的股份转让给华晨汽车，华晨汽车从而持有51%的金杯汽车的股权。作为报偿，金杯控股获得21.57%的华晨汽车股权。仰融因而持有的华晨汽车股份降至78.43%。在向美国证券委员会登记和准备上市期间，中国政府官员通知仰融，决中，地区法院认为，被告收购光辉控股股票的行为是一个主权行为，因此被告免予被诉。同时，法院根据联邦民事程序12条b款1项驳回原告的起诉。对于该判决，原告仰融夫妇和华博财务有限公司表示不服，遂上诉至哥伦比亚联邦地区上诉法院。

二审中，上诉人诉称：司法介入是基于FSIA 1605条a款2项的“商业行为”例外规定。该条规定起诉他国的理由在于，如果这个行为是基于“一个发生在美国外的行为，该行为与他国商业行为相联系，并且直接在美国生效。”被上诉人答辩：坚持自己的所有行为都是主权行为，而非商业行为，因此法院并没有本案的管辖权。判决中，法院认为：“商业行为”例外不适用辽宁省政府的行为，同时以此相反，被告的行为是完全独立的主权行为。因此，法院判决维持原审判决。仰融等三位上诉人对此结果表示异议，目前此案仍在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中。

由于两审法院的判决结果相同，并且在二审中，法院持与一审法院相同的理由立场，故本文只从二审判决来分析。《外国主权豁免法》简介1

制定于1976年的《外国主权豁免法》，英文简称FSIA，是一部美国的法律。这部法律收录在《美国法典》 者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参与到一个商业行为中，承认在美国侵权（例如交通肇事案件）或者违反国际法而进行财产没收。本法还排除豁免适用于存在反诉和海商法上请求权的案件。

1.3.《外国主权豁免法》的适用及范围 1.3.1.追溯适用

200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Republic of Austria v.Altmann一案中，判决FSIA的适用具有追溯效力。该案中，一群著名画作的后裔起诉奥地利政府，要求返还那些画作，而这些画作是奥地利政府在二战时获得的。由此，可以看出关于该法的适用，美国法院认为其具有追溯效力。

1.3.2.起诉的排他基础

Argentine Republic v.Amerada Hess Shipping Corp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本法规定了“对一个外国政府司法审查的基础”。该案中，在1982年的英国和阿根廷的战争中，一个利比里亚人所有的油轮在英阿指定的“战争地带”外运行，受到阿根廷喷气飞机发射的火箭表面气流的攻击。油船船东公司到联邦法院起诉阿根廷违反《外来侵权法》和海商法。因为法院认定FSIA规定起诉外国政府的排他方式，所以法院决定不允许原告按《外来侵权法》和海商法起诉。

1.4.“外国”的定义

FSIA1603条a款定义的“外国”包括三种情况：①外国政府②一个外国政府的政治分支③一个外国政府的一个“代理或者工具”。“代理或者工具”可以是下面任何一个：①有一个单独的法律身份②一个“外国或者政治分治的机构”或者一个“实体股权或者其他所有权利益的多数持有者”，这个代理或者工具由一个外国政府或者政治分支拥有。

1.5.商业行为例外

1605条a款2项规定主权豁免最重要的例外是商业行为例外。该条款规定了原告可以起诉一个外国政府的三个基础：

①一个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做出的商业行为；

②外国政府的行为发生在美国，并且该行为与一个发生在美国境外的商业活动相关； ③外国政府的行为发生在美国境外，但与一个发生在美国境外的商业活动相关，并且在美国产生直接影响。省政府行为是否与中国境内的一个商业行为有关

在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法院重申了本文 的行为； Weltover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对1605条a款2项的分析分成3个部分：1）案件必须基于发生在美国领土外的行为2）行为必须与一个商业行为相关3）行为必须在美国产生直接影响。

本案中，对于行为发生在美国领土外，双方都无争议。争议的问题在于：1）辽宁省政府的行为是否与中国境内的“一个商业行为有关”2）如果是的话，那么该行为是否引起“在美国的直接影响。”因为我们对 相信地区法院的判决得到维持的理由，可以仅仅因为辽宁省政府行为在美国没有产生直接影响。这个判定是根据FSIA 1605条a款2项的规定做出的。仰融声称工作委员会收购华晨汽车股票，他不再对华晨汽车进行经营管理和华晨汽车在纳斯达克的停牌，剥夺了他的金融财产、赔偿、红利和公司控制权，因此，政府行为在美国产生直接影响。一个美国居民微不足道的财务损失不构成在美国产生‘直接影响’”。这里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起诉一个外国主权政府时，原告受到的损失如果是“微不足道”的，那么法官很可能是不会考虑他的请求的。法官继续援引Zedan v.Kingdom of Saudi Arabia案说，原告在美国维持生活不是一个行为的直接影响，因为“在美国偶尔的财政困难不是沙特不在其境内履行合同产生的直接影响”。与声称的直接影响不同，Foremost-McKesson一案中，直接影响不仅只包括微不足道的不支付，还包括伊朗和美国间的“资金链、人事管理、工程数据、机器、设备、材料和包装”的中断。而本案中，直接作用只包含美国居民的金钱损失。另外，华博外企的身份也不影响“没有直接影响”的判决。关于仰融其他直接影响的请求、影响原告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活跃投资者身份、外国非法任命新董事，这四项内容含在本案关于直接影响的解释中。然而，McKesson是一家美国企业，而华博是一家基于香港法律成立的公司。“一些或者全部人道主义原则，或者公司高管可能是美国人的事实，也不能盖过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在美国境外组织管理公司，并且迅即交易引起的损失发生在其他地方。”美国是“阿根廷政府最终义务的履行地”；对义务履行的重置因此在美国产生直接影响，因为“被认为已经存入纽约银行的金钱将不可能立即实现”。当作为玻利瓦尔政府工具的商业行为发生在美国境外时，该行为被认定产生直接影响。它的原因在于，合同将首先在美国得到履行，而且外国买家利用美国银行的资源以使支付便利。

程中，需要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来认定辽宁省政府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外国政府的分支结构”。同时，还要判断该行为是否与一个商业行为相联系，并且在美国发生直接影响。实际上，这里面暗含一个条件，就是准据法上连接点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连接点，美国法院就失去管辖权。

通过对法院判决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在实行司法帝国主义的美国，法院对于管辖权的运用还是十分谨慎的。因为三权分立的传统，使得法院在政治化原则影响下的案件处理上，体现出的是更多的“无为”。否则，结果就像法官的说道的那样，如果原告（上诉人）对法律的解释是对的，那么法院要审查几乎所有的主权没收行为，这将把法院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此外，关于双方的争议，其实也反映出一定的内政问题。这个不是简单司法国际化，向外寻求援助就能解决的，这也不是“国进民退”的屠龙刀。

第三篇：论美国的民主

一

听说过“幽暗意识”论的我们也许会认为西方政治的成功之处在于：靠制度而不是靠人心。不能寄希望于改造人性，只能用制度约束人的行为。因而，好的制度不需要人民是天使，即使是一群魔鬼也可以，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智慧进行成本利益的核算，好的制度就能恰到好处地使他们的自私融合成社会的大善。而中国的政治的失败之处在于始终重视人心高过制度，强调思想教育，强调人情，这是要不得的。

托克维尔对中国的评价却是“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这与我们头脑中的惯性思维“西方政治重制度，中国政治重人心”正好相反。托克维尔是个西方的理论家，但他却认为对于现代民主平等基础上的社会的维系中，民情的作用要大于制度。

事实上，强调制度独立于人性之外，是对全面改造人性的乌托邦革命纲领，或是对“好人政治”、“魅力型政治”的回应。因为改造人性或相信人性带来的灾难已经足够，才应该强调制度必须不信任人，把人作为无差别的“标准人”或“平均人”，作为无差别的、自私的、一有机会就要为恶的魔鬼来看待。用统治一群无差别魔鬼的制度去统治复杂得多的实际的人，自然达不到最好——连赞扬民主的理论家们也承认“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托克维尔也是承认这点的，而且他对民主本就没有天然的好感。但他更为仔细地观察到制度与人心民情的三个关联点。第一，美国缔造者们优秀的工作为美国提供了设计精巧的制度，制度是特定的人为特定的人而定的；第二，制度能怎样实施下去，达到怎样的效果，取决于民情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比如前述美国宪法允许总统连选连任本来隐含了危险，但是在美国没有造成真正的危险，是由于民情不允许终身领导的存在。这个制度后来的发展，又凸现了人心与制度的第三个联结点：罗斯福在非常状态中三次连选连任总统，而后，宪法修正案立即从制度层面堵上了这个缺口，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传统，这一切或许只有美国人才能做得到吧。制度本有缺陷，是民情防止了危险；民情也可以转为正式的制度，制度化后更加强化了民情。在这个过程中，鸡与蛋式的互塑关系昭示着一种“美国传统”，至于被问到是法律还是他们的心让他们这样做的，美国人或许会回答，法律就在他们的心中。

二、论自由

看看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自由的。托克维尔，法国人，他25岁的时候去美国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后，回国写就了令他的获得蜚声世界的荣誉的《论美国的民主》。替他的《回忆录》写序的作者说：“他只要谈到自由就一定提到人的自尊，认为前者必须求助于后者。自由，人的自尊是评价人有理由存在的最高标准。”我是赞同这种说法的。

王小波说：“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还是人的价值所在。”要获得他人的尊重，首先就要自尊和自爱，在如何获得自尊上，亚当•斯密告诉了我们一个办法，他说：“对于我们自身行为适当性的真诚的关注，是德行真正的精髓。”对于自身行为的检点，是一条通往自由之路。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这简直是胡扯。

试想在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自由行为和言论作出适当的反省与克制，因为他人的自由正是自己的自由，那么自由似乎并不那么玄乎！这种对于自身行为的检点出自个体内心对尊严的需要。一个随地吐痰的人内心是没有渴求的，他的尊严像痰一样在地上任人践踏。倘若吐痰者只要有一丝的尊严，他或她首先会感受到这种做法是否雅观，更深一步考虑，就要想这种做法是否影响了他人呼吸纯净空气的自由。所以说这种自我反省和克制对于自由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存在于个体心中的自由的观念就是一种信仰和道德的观念。信仰是自由的源泉，道德是自由的动力。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后半身都在为自由社会而著述。其《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成了这方面的不朽著作。他认为一个社会的自由应该靠制

度的进化和法律的经验积累。在一个社会的不同阶段，法律和宪政对于自由具有不同的意义。在一个混乱的社会里应该加强法律的强制性，宪政的专制性在一定范围内是被允许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则法律应该逐步退出公共生活，宪政应该具有高度的民主性。在哈耶克看来，社会自由的终极理想状态是形成一种其所谓的“自发秩序”，也即自由社会是并不是人为创造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结果。那时并不是由法律来形成制度和社会秩序，而是由“自发秩序”来形成法律和制度。

三

“在美国，人们从来不会服从一个人，只会服从正义或法律。但同时，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先定出一切，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代替理性和民情。”这一段名言阐述了法律、制度与民情之间的关系问题。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民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从而使得国家的权利掌握在人民手中，而并不服从于某个领导者的一意孤行。法律同样也是如此，由多数人来制定，反映多数人的利益。这种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慢慢地形成了一种习惯，它使得这个国家的公民自觉遵守、崇尚甚至是服从于他们自己所建立与维护的道德与正义基准，并且最终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文化与传统，即民主的传统，法制的传统，所以说“人们从来不会服从一个人，只会服从正义或法律”。

但同时，托克维尔指出“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先定出一切，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代替理性和民情。”这也是他在详细考察了美国的民情之后做出的论断，可分为两句来一一阐述：

1、一个国家的法律，可以反映一定的历史阶段内，这个国家集中力量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本阶段的发展目标，从而为其贯彻落实提供一种法制上的保障。但是法律毕竟是由人来制定的，无论科学研究如何发展，人类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完全预知未来所要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所以说，法律也就不能预先定出一切，而让后辈人去无条件地遵守与服从。在不违背宪法基本利益的基础上，美国宪法修正案的不断出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变化和当当时的政府对于上层建筑层面上的调整与优化。这些都回应了托克维尔的论断——“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先定出一切”。

2、国家的制度一旦确定，便具有了一定时期的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取代这个国家的理性与民情，同法律一样，制度的制定也是用来框定这个国家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它与民情之间实际上具有着微妙的联系，彼此不可分离。托克维尔仔细地观察到制度与理性民情的三个关联点。

第一，美国缔造者们优秀的工作为美国提供了设计精巧的制度，制度是特定的人为特定的人而定的；

第二，制度能怎样实施下去，达到怎样的效果，取决于民情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比如美国宪法允许总统连选连任本来隐含了危险，但是在美国没有造成真正的危险，是由于民情不允许终身领导的存在。这个制度后来的发展，又凸现了人心与制度的第三个联结点：罗斯福在非常状态中三次连选连任总统，而后，宪法修正案立即从制度层面堵上了这个缺口，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传统。

这一切或许只有美国人才能做得到吧。制度本有缺陷，是民情防止了危险；民情也可以转为正式的制度，制度化后更加强化了民情。在这个过程中，鸡与蛋式的互塑关系昭示着一种“美国传统”。至于被问到是法律还是他们的心让他们这样做的，美国人或许会回答，法律就在他们的心中，这句话也就更加印证了托克维尔“在美国，人们只会服从正义或法律”的论述。

四

“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应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糜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惟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日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弱，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诚实商人和可尊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见到优秀的基督谜，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腐败的时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造就优秀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充斥着优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五

在美国，负责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在才德两方面都不如贵族国家的执政者，但他们的利益却是与大多数同胞的利益相同和一致的。因此，他们可能常常不忠于职守和犯重大错误，但他们决不能把敌视这个大多数的方针贯彻下去，他们也无法使政府具有独断独行和令人生畏的形象。而且，在民主制度下，一个行政首长的不良政绩不过是孤立现象，只能在其暂短的任期内发生影响。腐化和无能，决非来自可以把人们经常联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一个腐

化或无能的行政官员，不能只靠另一个行政官员也象他一样无能和腐化而彼此勾结，并联合起来使腐化和无能在他们的后代繁衍。相反，一个行政官员的野心和阴谋，还会促使他去揭露另一个行政官员。在民主制度下，行政官员的劣迹，一般说来完全是属于他们个人的。但是，在贵族国家的政府中，官员就受他们的阶级利益支配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只是有时与多数人的利益一致，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与多数人的利益相反的。这个阶级利益，在官员之间形成一条共同而耐久的纽带，促使他们把力量联合和结合起来，以奔向总是不让绝大多数人幸福的目标。它不仅使统治者彼此勾结起来，而且还把统治者与很大一部分被治者联合起来，因为很多没有担当任何公职的公民也属于贵族。因此，贵族政体的行政官员既受到社会的坚定支持，又得到政府的坚定支持，使行政官员的利益与他们的一部分同代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进而与他们的子孙的利益统一起来，甚至服从于子孙的利益，就是贵族政体的共同目的。在贵族政体下，行政官员的工作既是为了现在，又是为了未来。因此，贵族政体的行政官员，同时被自己的激情和被治者的激情，而且我几乎可以说被他们后代的激情，驱向同一目标。

第四篇：读书笔记： 论美国民主

读书笔记【1】

论美国的民主【法】托克维尔

上卷绪论

作为一本伟大的书，作者托克维尔在本书的绪论部分，就为四部恢弘巨著做了整体的规划和描述。在开头部分，作者说在美国的奇妙经历中“人们之间地位的平等”最吸引注意力。作者从地位平等出发，概括了它对于美国社会种种方面强烈而持久的影响，不断提升民主制度的理论高度，最后却又回到出发的原点，“这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其他一切衍生的基础，是我所观察的终结点”。

我所阅读的是中国社科出版社2007年的双语版本，在我之前有一位同学在该书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批注从字迹看应该是一个女生。在阅读的同时，能够看到学姐的思考过程，虽然不敢苟同，倒也颇有启发益处。遂有写读书笔记意图，并非长文空发感慨，仅作资料摘引留后用或略加评论和批评。

之后，托克维尔从美国的民主图景描绘转到了对于法国政治、社会发展的现状的思考。他首先回顾了从相当于我国宋代时期的法国到法国大革命关于权力来源的历史演变。从拥有地产的贵族独享权力，到普通人通过成长为神职人员增强政治权利，再到获得财富和文艺科学知识参与国家事务，权力结构和社会阶层巨大的变化不仅使得法律在调适阶层关系作用突出“法律大臣迅速从法官席中阴暗的角落崛起，走出落满灰尘的房间”，也使得“诗情、口才、记忆力、美好的心灵、创造的激情、思想的深度，以及所有那些上天随机给予人们的天赋，都成为民主的优势所在”。此处译文比原文精彩，可见译者朱尾声文学功底深厚。

【第七章：美国的政治审判】

1、美国人认为，宣布政敌不配行使其权力而剥夺他的权力，同时让他自由和不伤害他的生

命，才是斗争的最公正的结果。

2、政治审判不直接强加于被治者，但他是使为政者获得多数选票的非常重要的手段。

3、美国人为了阻止让政治法院作刑事判决，与其说是他们为了躲避立法暴政本身，不如说

是为了躲避立法暴政所产生的可怕后果。

【第八章：联邦宪法】

本章并无太多精彩之处，“联邦宪法的历史”“联邦宪法概要”索然无味，或者是我还不理解。。P241译者模糊了邦联宪法和联邦宪法的概念。而且对于我所感兴趣的立宪过程丝毫没有提及，反而更加激发了我对看【联邦党人文集】的渴望。

1、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为一切做准备，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代替大众的意志和公共道德。

第五篇：浅谈美国民主[推荐]

浅谈美国民主

美国的民主，简直就是美国麻烦。比如说，一个清洁工被解雇，就有去示威游行反对歧视的；一个万里外的地方发生了屠杀，美国人就沸腾恨不得冲过去伸张正义；一个小小的决策就值得开一次大听证会；再看看布什为了反恐提出的《爱国者法案》吧，为了一条“可以窃听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电话” 的规定，全国差点没翻天，就差把小布什弄下台了(我想美国人肯定很后悔没这么做)。

而前副总统发表演说，称“美国的民主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我们这些P民还不知道身边到底谁是人大代表呢（再说知道了有啥用？），；美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人民一个个和自己被监听了似的的义愤填膺时候，天朝已经把所有能监听的东西全奸了一遍，而媒体噤声，我们甚至不知道发生过啥呢。

当然，我们还可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建设】中【不可避免】的【曲折】来安慰自己，对上面拍桌子想出来的种种不合理命令逆来顺受，远离“麻烦”。而美国群众显然没那么好打发，他们似乎不喜欢自我安慰，而更偏向去“找麻烦”

——罢工，上街游行，向媒体举报，跑到法院诉讼。非讨个说法不行。

——但是谁让人家工会力量大呢？谁让人家有着真实的政治自由呢？谁让人家媒体的心脏没在政府手中呢？谁让人家的法院简直就差写着“不告白不告”了呢？美国民主的细节，简直就是无处不在的过敏神经末梢，牵一“梢”，全身都给过敏，而且不是呼吸急促一下子就好那种，而是你不治疗它立马就给你歇菜那型。于是，为了呵护着个娇弱的民主大小姐，【美国总统】，【国会】，【法院】都给夹着尾巴，小心翼翼伺候着选民，看着这位大小姐的脸色。而我国的大小姐？嘿！那是绿坝娘！当然，她是【我们】伺候的对象。

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权，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权，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保护人们组织和充份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机会。民主国家定期举行全体公民参与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民主国家的选举不会成为独裁者或单一政党的门面装饰，而是争取人民支持的真正角逐。民主使政府遵循法治，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其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民主体制多种多样，反映着每个国家各自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特点。决定民主体制的是其基本原则，而不是某种特定形式。在民主国家，公民不仅享有权利，而且负有参与政治体制的责任，而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也正是通过这一体制得到保护。民主社会奉行容忍、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民主国家认识到，达成共识需要妥协，而且时常无法达成共识。用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话说：“不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妨碍真正民主精神发展的障碍。”

政府需要保证社会民主

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权，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保护人们组织和充份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机会。民主国家定期举行全体公民参与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民主国家的选举不会成为独裁者或单一政党的门面装饰，而是争取人民支持的真正角逐。民主使政府遵循法治，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其

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民主体制多种多样，反映着每个国家各自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特点。决定民主体制的是其基本原则，而不是某种特定形式。在民主国家，公民不仅享有权利，而且负有参与政治体制的责任，而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也正是通过这一体制得到保护。民主社会奉行容忍、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民主国家认识到，达成共识需要妥协，而且时常无法达成共识。用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话说：“不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妨碍真正民主精神发展的障碍。”

什么是民主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尽管世界各民主政体间存在细微差异，但民主政府有着区别于其他政府形式的特定原则和运作方式。民主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通过他们自由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和公民责任的政府。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它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并且理解，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和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

新闻界需要自身监督的机制

新闻界创造不出民主，民主也制造不出新闻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正是当今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以及媒体研究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本书中要论述的核心问题。以美国媒体为研究对象，但辅之以比较研究的文本背景，作者把新闻理解为既是故事讲述又是事实指向的操作模式，正是在这样的新闻报道规范与框架下，作者围绕今天的公共知识是什么以及应当是什么这二者之间所产生的诸多争辩进行了阐释。

作为媒体的新闻界也许可以进行宣传。但是没感觉那么可爱。这是对新闻界提出的一种伦理要求，要求新闻界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坚守民主的价值，守护民主制度。这样的要求是正当的。民主制度不是一项自然事物，而是一项人造的事物，它是一组制度，也是一套习惯，甚或是一种特殊的思考问题的精神取向。归根到底，民主制度需要活生生的人来创造和维系。民主制度确实可以为新闻业的健全发育提供良好的制度框架，反过来，一个活跃的新闻界也可从很多方面有力地支持了民主制度的运转与自我改进。

人类构建的任何制度，如果不能提供对自身的监督、批评与修正的话，那么这样的制度就不值得我们忠诚于它。反之，那些能够真正提供对自身监督、批评与修正的制度则值得我们去赞成与拥护。对这个命题，我们可予以转换：一个制度体系是否健全，是否可以正常运转，必须得看它是否内置了一套自我监督、批评与修正的机制。这个机制本身必然十分复杂，但其中恐怕也必须包括一个大体健全的新闻界。

当然，对于社会来说，存在一个悖论：一个不那么民主的社会，为解决其社会问题，需要一个不可爱的新闻界。但在这样的社会，新闻媒体也经常会受到控制，尤其是当新闻界变得不那么可爱的时候，他们发挥作用的空间会遭遇更低的天花板。从这个角度看，富有活力的新闻界确实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比较紧密的联系。

西方先哲托克维尔说：“如果我们以为报纸仅仅确保了自由，那我们就低估了新闻的重要性，因为它们维持的是文明。”这句话估计会让所有报纸从业者胸中升起无尽的自豪感和责任心。

不过现实是残酷的。报纸媒体在美国历史上长期是资本的侍从、政治的仆人。舒德森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一书中指出，“最初华盛顿的记者都同时为六七家甚至更多报纸写稿子，这些人同时是国会议员的办事员或是政治人物的演讲撰稿人，记者的兼职是为补贴工资收入”。

你甚至难以想象美国新闻界曾经“新闻与政治的职业领域在当时没有什么差异”，编辑记者从属于党派，也常常追随他们的政治赞助人入仕为官，参与政治分赃。同时联邦政府和主要党派是报纸广告的主要来源，新闻界和政治几乎融为一体。政治卵翼下的新闻，何来独立客观、何来民主自由的追求？同时在一些新兴城镇，办报也不是如今天认为的那样为了满足知情权、沟通信息，而是开发商为了聚集人气的举措，报纸本身办得如何倒在其次。

新闻理想和原则是后来的事情，并结合美国宪政制度，成为和民主相辅相成的“第四权力”。记者的独立取决于采编与政治和财富的适当距离，报纸要首先摆脱财富和权力的过多干预。这一进步在美国也是晚近的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府的宣传策略更加纯熟，资本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入新闻界，新闻中充斥着各种表演排练的成分，有意无意散发的消息都带着特定目的，一切都带着操纵的痕迹。“面对焦虑感，新闻记者们深感有必要整肃他们的职业团队，维护他们的集体声誉”，记者们开始自我设置社会担当的责任感，赋予自身理想的气质。同时，选票的改革也推动了民主选举的变化，民选给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美国宪政和两党政治也给媒体提供了足够的“客观空间”，可以在政府审查和市场审查间找到足以生存的夹缝，这又成为媒体和民主关联起来的一个前提。

作者舒德森认为，“民主不一定能塑造新闻业，新闻业也不必然会产生民主”。笔者极为认同，如果没有宪政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支持，孤军奋战的新闻界不会促进民主，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努力也往往会付诸东流。作者列举了新闻服务于民主的七项主要功能，但作者也坚持认为，这些作用不是单向度起作用的，新闻记者整天和社会名人打交道，报道、评价名人的言谈举止，但是久而久之，也会有“被体制化”的嫌疑。而且，随着新闻媒体的演进，无论是政客还是商人都在逐渐适应媒体这种表演方式，很多刻意安排的公关活动、新闻发布会都在给记者创造着陷阱，以垃圾信息埋设诸多障碍。

现代媒体人的自豪感，独立客观的专业主义精神，如作者所言，是美国历史演进的产物，其间包含着美国人对政府的警惕心。他们叙述社会中的矛盾冲突，揭露官员公司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行为，充当着社会价格守卫者的角色，而政党政治又抵消了媒体和政府之间的直接冲突，巧妙地将之转化为价值观和政策之争。从这个角度而言，新闻是民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只有民主结构合理，才有新闻的空间。而这之中，隐隐藏着新闻界自身的悖论。

“没了报纸，人们会怀念它吗？如果有，又会怀念它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揭露丑恶、曝光见不得人的勾当，前提是民主在某种相互制衡的宪政框架中，所有的势力都要相互制衡，鼓励各种利益通畅表达。如果前提不存在，新闻本身就是固有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哪里有动力去推动民主，估计就连专业主义精神也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还想着新闻去推动民主，那更是幻想。身处中国这样一个试验场，或许读者们可以拭目以待。

《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

人类构建的任何制度，如果不能提供对自身的监督、批评与修正的话，那么这样的制度就不值得我们忠诚于它。

舒德森的著作，总能一针见血挑明问题的关键。民主就是需要吹毛求疵、刨根问底、一点不可爱的新闻界，这样的民主制度才有活力。因为民主并不仅仅是投票，更不只是鼓掌通过。从其原初意义上看，民主应该充满讨论、辩论，各抒己见，众声喧哗，使民意得以充分地舒张，并落到实处。作者在这里所推崇的民主制，从学理上看，应该称为“审议民主”，与我们习惯的“直接民主”有所区别。审议民主的支持者认为，没有什么比不需说明理由而简单投票更粗暴的事情了，需要增加一个环节，人们在投票之前，先要在小范围内陈述自己投票的理由，并接受大家的讨论和质疑。作者认为，新闻应当被理解为既是故事讲述又是事实指向的操作模式。也就是说，新闻界一方面在传递信息，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公共事务，另一方面，也在塑造和影响我们对于这些事务的看法。真正参与公共讨论、公共决策的人，应该是理性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可以通过不可爱的新闻界和不和谐的审议民主获取全面信息，最终做出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判断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