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超期羁押现状之研讨[最终定稿]

第一篇：刑事超期羁押现状之研讨

论文提要：刑事诉讼中超期羁押现象较为普遍，这既损害了司法机关形象，也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究其原因，有法律制度上、执法观念上和司法职能上的原因。文章对超期羁押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了简要分析，并就如何完善现有刑事诉讼羁押制度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是首选和原则；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制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等。

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及“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司法理念下，公安司法机关适用拘留、逮捕等引起犯罪嫌疑人被关押的强制措施成为原则，而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监禁性强制措施则是例外。同时，司法实践中虽注意了办案期限，但普遍地存在忽略对羁押期限的严格遵守，容易出现超期羁押问题，产生影响司法公正形象、侵犯人权等不良后果。因此，本文从超期羁押现状分析入手，对我国刑事诉讼羁押制度进行反思，认为公安司法机关要以依法适用非监禁性强制措施为原则，减少羁押的发生以及不当的羁押延长，以严格的程序公正，坚决防止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实现。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危害及原因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羁押率偏高，且超期羁押现象也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如美国在60年代的羁押率只有19，后在严重犯罪压力下，有所提高，1996年为37，同期英国的羁押率为21.6，而我国羁押率普遍为80以上。[1]同时，无论是侦查期间，还是审查起诉、审判期间，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羁押超期的现象。如2000年10

月全国人大内司委刑事诉讼法执法大检查调查报告指出：4年来（从97年开始），各级检察院发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办案中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累计达299291人（次），已纠正250594人。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清理超期羁押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至当年11月底，全国各级法院结合深入开展的“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对社会普遍关注的超期羁押案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清理出超期羁押案件1967件4060人。但是，虽然经过上述执法大检查和集中清理，实践中纠防超期羁押的效果并不明显，有关纠防超期羁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实。比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因身体原因加之长期羁押，案件未结即在看守所死亡，案件只能终结。今年初，本市一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对此即提出置疑，称某区看守所去年就有三名在押人员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系心力衰竭，呼吁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并调查处理。

（二）超期羁押的危害及原因分析

对于超期羁押，法律虽未明确其属性，但显然属于违法，司法实践中，超期羁押的危害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被超期羁押者大部分被判有罪，审前羁押的期间抵入刑期，于是从结果看似乎对被告人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但本质上也是一种不合法行为。对于因错误逮捕而后被超期羁押者来说，其损失的主要原因应属错误逮捕，而非超期羁押，更是一种非法羁押。笔者认为，超期羁押有着明显的危害：一是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受到的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对其身心损害明显，如果是无罪之人，这种损害的严重性是不能简单以国家赔偿来修复的；如果所犯罪行较轻，但羁押的期限超出了应判处的刑期，尽管可能处刑时会提高刑期以避免国家赔偿，但无疑违反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加重了对被超期羁押被告人的刑罚，对他们的人权侵害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公正高效执法的形象，也不利于执法水平的提高。刑事诉讼法有关公安机关侦查羁押期限、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办案期限的规定，各机关应当严格遵守。如果连法律规定的基本办案程序和期限都不能严格执行，那么执法的公正性就值得怀疑。同时，“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一个人被无辜关押数年后得到的无罪结论有什么意义。如果司法机关把羁押作为侦、办案件的纯粹工具和手段，认为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常的，不羁押就影响到对犯罪的追诉，是不正常的，这毫无疑问会增长司法人员的惰性，降低责任心，使司法机关打击、惩治犯罪的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

超期羁押之所以成为刑事诉讼中一个顽症，原因有三：其一，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对羁押及羁押期限进行有效控制、监督以及被违法超期羁押如何寻求救济的规定，这是法律制度上的原因；其二，对刑事犯罪行为“重打击、轻保护”，视羁押超期为平常事，甚至钻有关期限规定的空子，如编造延期理由、重新计算期限理由等，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尊重和保护，这是执法观念上的原因；其三，实践中，适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存在适用条件不好把握，当被取保人逃脱时，会造成案件无法继续

处理，无法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司法机关自然会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作为原则，即使犯罪证据并不充足，也不会轻易予以取保或释放。这是司法职能上的原因。

二、超期羁押表现形式之简要分析

（一）超期羁押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根据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及审判等职能分工，整个打击、追诉犯罪的诉讼阶段可大致分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因此，本文所称羁押包括侦查阶段羁押、审查起诉阶段羁押和审判阶段羁押。对超期羁押也区分为侦查阶段超期羁押、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

侦查阶段超期羁押是指超过法定羁押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自侦案件时检察机关）仍继续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关于侦查羁押期限刑事诉讼法有具体规定，刑事拘留和逮捕是引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羁押的两种方式，对于拘留后的羁押期限，根据案件情况有所不同：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发现不应当拘留的，羁押期限不应超过24小时；认为需要逮捕的，一般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0日，特殊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4日，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羁押期限不超过37日。至于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一般不超过2个月。同时，法律还规定了一定情形下的羁押期限延长。此外，在侦查阶段的审查逮捕程序中，检察机关没有在法定期限内（7日）作出决定，由此造成的羁押期限延长也属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羁押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是按照检察机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院办案所需期限来自动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专门羁押审查批准手续。因此，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作出决定，即一般案件在一个月以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一个半个月以内没有作出决定，造成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的延长就是超期羁押行为。因改变管辖、补充侦查重新计算起诉期限除外，但补充侦查超过法定期限引起羁押延长也属超期羁押。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则是指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被羁押的公诉或自诉案件时，超过法定的审理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没有审结案件，仍继续关押被告人的行为。

（二）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1、侦查机关一般应在拘留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但如果不属特殊情况，也非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却以上述理由，将拘留后羁押期限延长至14日或37日；逮捕后羁押期限2个月届满后，为了侦查活动的便利，在不具有法定延长羁押期限的情况下，仍编造理由报经批准，由此产生的羁押延长。属超期羁押。

2、检察机关通过撤回起诉、补充侦查等达到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目的；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符合法定延长审限理由，仍以相关理由报经批准延期的。亦属超期羁押。

（三）违反相适应原则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受到的刑罚处罚与被羁押的期限不相适应。如罪行较轻的被告人因办案迟延等原因受到长时间的羁押，羁押期限超过了被判处的刑期等。

三、完善未决羁押制度，防止超期羁押的思考

（一）正确认识羁押的性质和目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当是首选和原则

刑事强制措施拘留和逮捕实施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处于羁押状态，被关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羁押的目的应当是防止人犯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以便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其价值应定位于一种临时性的保障手段，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他人或自己未然危险的防范，而并非一种惩罚或报应。因此，关于羁押的实施，由于其直接产生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后果，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予以适用，在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同时，坚决杜绝为了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便利，不当滥用羁押手段，随意延长羁押期限，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由于羁押手段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可能使无辜者被错误关押、失去自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将其作为例外的诉讼程序防范手段采用，并且赋予任何受到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要求法庭对该逮捕或拘禁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即对羁押提出异议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清楚地指出：

“等待审判的人们被拘禁不应该是一般的规则，但是释放应保障能出席审判……”，人权委员会在它的第8总评论中再一次确认到：“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的短暂。”[2]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基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侦查手段落后或是侦查功利思想，在侦查阶段，羁押被广泛应用，尤其是用于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手段，通过羁押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甚至刑讯逼供，从而取得有罪供述，通过口供进而获取其他证据。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为了各自便利，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羁押的情况下，检察院、法院一般不会改变羁押现状，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羁押成了原则，非羁押手段反而成了例外，且羁押期限经常被不当或不合法地延长。

因此，可考虑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并获得取保候审作为一种原则，只有当司法机关提出明确的不符合取保候审的危险情形及证据时，才不准许有关申请。这一建议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着重要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会造成放纵犯罪、影响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可以通过试点实证研究，论证其是否适合我国的治安现状、刑事犯罪现状。

（二）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从制度上减少超期羁押的发生

申请取保候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依

法享有保障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权利，在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现实要求下，有必要从立法上对取保候审重新定性，改变把取保候审作为强制措施的界定和做法。

刑事诉讼法中对符合取保候审的五种情形均规定为“可以”采用。“可以”意味着选择结果的非强制性。同时，在是否适用取保候审问题上，我国采用的是严格的审批主义做法。即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时，除具备法定条件外，还必须经过有关公、检、法机关审查批准。[3]其结果是符合法定申请取保候审条件的，也不一定就能被批准适用。这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在是否采用取保候审问题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即使当事人符合法定条件，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允许，而不必说明理由，当事人对不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无权申请复议或申诉；对是否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也缺乏有关部门的必要监督，完全是决定机关自己掌握。那么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或不应当采用取保候审的人被批准适用取保候审；二是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未被批准适用。实践中后一情况更为多见。其原因无非是羁押的威慑力、强制力更有利于获取口供，是诉讼顺利及安全的保障，而取保候审则表现出较弱的控制力及缓和的强制性，往往会造成翻供、逃避法律制裁、妨碍诉讼等情况的发生。

客观上讲，取保候审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取保候审对罪行较轻的或有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效果是好的。在诉讼过程中，只有使强制力度与具体案件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才能达到适用该措施的目的。本来采用取保候审，可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却非要逮捕关押，这既增加了羁押场所的压力和负担，也与诉讼民主和法制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同时，现有取保候审制度明确了保证人的条件和责任，增加了保证金形式，使取保候审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就现行的保证人制度而言，它除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外，对被取保人还具有某种心理强制作用，而保证金又具有较强的经济强制作用。可见，取保候审以其特性发挥其作用，具有羁押所能简单替代的司法价值。

因此在实践中，司法人员要转变观念，在注重惩罚犯罪的同时，树立人权保障的意识和思想，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上应减少任意性。应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在什么情形下决定机关“应当”批准，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批推，在什么情形下“不得”批准，使取保候审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减小到最低限度。

（三）有关机关应制定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

关于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在西方国家刑事诉讼中普遍建立，并且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也有明确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规定：任何因逮捕获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4]

我国刑事司法中，尽管刑事诉讼法有相关被羁押人申请解除强制措施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超期羁押的请求解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但对于被羁押人提出的申告，没有专门负责的处理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程序，可以说，羁押的救济手段非常虚无。羁押司法救济的缺失，有关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通常会被直接拒绝，不会得到认真的对待、审查和作出处理，这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

其家属，乃至社会公众会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度、人民满意度。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其一，对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羁押纳入司法监督的范畴，从而使羁押的实体及程序上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监督机关的审查和把关。其二，将刑事诉讼其他阶段的羁押与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办案期限分离，审查起诉期限、案件审理期限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不应超过办案期限、审理期限。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上述阶段被羁押的状态，有申请专门司法救济的权利，可由中级法院的赔偿委员会作为审查机构，听取被羁押者的申辩，对羁押的合法性及羁押理由依法进行审查。

（四）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

在我国，未决羁押机构一般为看守所，归属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羁押方面无疑享有许多法外特权。公安机关不当延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的羁押期限等做法也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未决羁押机构的归属。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监狱体制归属司法行政机关的作法，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未决羁押机构，同时结合依职权审查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规定未决羁押机构履行超期羁押、非法羁押报告义务，以便依职权启动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从制度上防止、抵制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

处理，无法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司法机关自然会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作为原则，即使犯罪证据并不充足，也不会轻易予以取保或释放。这是司法职能上的原因。

二、超期羁押表现形式之简要分析

（一）超期羁押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根据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及审判等职能分工，整个打击、追诉犯罪的诉讼阶段可大致分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因此，本文所称羁押包括侦查阶段羁押、审查起诉阶段羁押和审判阶段羁押。对超期羁押也区分为侦查阶段超期羁押、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

侦查阶段超期羁押是指超过法定羁押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自侦案件时检察机关）仍继续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关于侦查羁押期限刑事诉讼法有具体规定，刑事拘留和逮捕是引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羁押的两种方式，对于拘留后的羁押期限，根据案件情况有所不同：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发现不应当拘留的，羁押期限不应超过24小时；认为需要逮捕的，一般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0日，特殊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4日，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羁押期限不超过37日。至于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一般不超过2个月。同时，法律还规定了一定情形下的羁押期限延长。此外，在侦查阶段的审查逮捕程序中，检察机关没有在法定期限内（7日）作出决定，由此造成的羁押期限延长也属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羁押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是按照检察机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院办案所需期限来自动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专门羁押审查批准手续。因此，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作出决定，即一般案件在一个月以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一个半个月以内没有作出决定，造成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的延长就是超期羁押行为。因改变管辖、补充侦查重新计算起诉期限除外，但补充侦查超过法定期限引起羁押延长也属超期羁押。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则是指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被羁押的公诉或自诉案件时，超过法定的审理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没有审结案件，仍继续关押被告人的行为。

（二）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1、侦查机关一般应在拘留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但如果不属特殊情况，也非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却以上述理由，将拘留后羁押期限延长至14日或37日；逮捕后羁押期限2个月届满后，为了侦查活动的便利，在不具有法定延长羁押期限的情况下，仍编造理由报经批准，由此产生的羁押延长。属超期羁押。

2、检察机关通过撤回起诉、补充侦查等达到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目的；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符合法定延长审限理由，仍以相关理由报经批准延期的。亦属超期羁押。

（三）违反相适应原则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受到的刑罚处罚与被羁押的期限不相适应。如罪行较轻的被告人因办案迟延等原因受到长时间的羁押，羁押期限超过了被判处的刑期等。

三、完善未决羁押制度，防止超期羁押的思考

（一）正确认识羁押的性质和目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当是首选和原则

刑事强制措施拘留和逮捕实施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处于羁押状态，被关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羁押的目的应当是防止人犯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以便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其价值应定位于一种临时性的保障手段，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他人或自己未然危险的防范，而并非一种惩罚或报应。因此，关于羁押的实施，由于其直接产生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后果，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予以适用，在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同时，坚决杜绝为了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便利，不当滥用羁押手段，随意延长羁押期限，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由于羁押手段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可能使无辜者被错误关押、失去自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将其作为例外的诉讼程序防范手段采用，并且赋予任何受到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要求法庭对该逮捕或拘禁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即对羁押提出异议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清楚地指出：

“等待审判的人们被拘禁不应该是一般的规则，但是释放应保障能出席审判……”，人权委员会在它的第8总评论中再一次确认到：“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的短暂。”[2]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基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侦查手段落后或是侦查功利思想，在侦查阶段，羁押被广泛应用，尤其是用于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手段，通过羁押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甚至刑讯逼供，从而取得有罪供述，通过口供进而获取其他证据。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为了各自便利，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羁押的情况下，检察院、法院一般不会改变羁押现状，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羁押成了原则，非羁押手段反而成了例外，且羁押期限经常被不当或不合法地延长。

因此，可考虑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并获得取保候审作为一种原则，只有当司法机关提出明确的不符合取保候审的危险情形及证据时，才不准许有关申请。这一建议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着重要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会造成放纵犯罪、影响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可以通过试点实证研究，论证其是否适合我国的治安现状、刑事犯罪现状。

（二）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从制度上减少超期羁押的发生

申请取保候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依

法享有保障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权利，在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现实要求下，有必要从立法上对取保候审重新定性，改变把取保候审作为强制措施的界定和做法。

刑事诉讼法中对符合取保候审的五种情形均规定为“可以”采用。“可以”意味着选择结果的非强制性。同时，在是否适用取保候审问题上，我国采用的是严格的审批主义做法。即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时，除具备法定条件外，还必须经过有关公、检、法机关审查批准。[3]其结果是符合法定申请取保候审条件的，也不一定就能被批准适用。这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在是否采用取保候审问题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即使当事人符合法定条件，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允许，而不必说明理由，当事人对不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无权申请复议或申诉；对是否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也缺乏有关部门的必要监督，完全是决定机关自己掌握。那么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或不应当采用取保候审的人被批准适用取保候审；二是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未被批准适用。实践中后一情况更为多见。其原因无非是羁押的威慑力、强制力更有利于获取口供，是诉讼顺利及安全的保障，而取保候审则表现出较弱的控制力及缓和的强制性，往往会造成翻供、逃避法律制裁、妨碍诉讼等情况的发生。

客观上讲，取保候审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取保候审对罪行较轻的或有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效果是好的。在诉讼过程中，只有使强制力度与具体案件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才能达到适用该措施的目的。本来采用取保候审，可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却非要逮捕关押，这既增加了羁押场所的压力和负担，也与诉讼民主和法制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同时，现有取保候审制度明确了保证人的条件和责任，增加了保证金形式，使取保候审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就现行的保证人制度而言，它除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外，对被取保人还具有某种心理强制作用，而保证金又具有较强的经济强制作用。可见，取保候审以其特性发挥其作用，具有羁押所能简单替代的司法价值。

因此在实践中，司法人员要转变观念，在注重惩罚犯罪的同时，树立人权保障的意识和思想，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上应减少任意性。应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在什么情形下决定机关“应当”批准，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批推，在什么情形下“不得”批准，使取保候审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减小到最低限度。

（三）有关机关应制定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

关于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在西方国家刑事诉讼中普遍建立，并且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也有明确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规定：任何因逮捕获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4]

我国刑事司法中，尽管刑事诉讼法有相关被羁押人申请解除强制措施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超期羁押的请求解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但对于被羁押人提出的申告，没有专门负责的处理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程序，可以说，羁押的救济手段非常虚无。羁押司法救济的缺失，有关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通常会被直接拒绝，不会得到认真的对待、审查和作出处理，这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乃至社会公众会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度、人民满意度。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其一，对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羁押纳入司法监督的范畴，从而使羁押的实体及程序上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监督机关的审查和把关。其二，将刑事诉讼其他阶段的羁押与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办案期限分离，审查起诉期限、案件审理期限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不应超过办案期限、审理期限。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上述阶段被羁押的状态，有申请专门司法救济的权利，可由中级法院的赔偿委员会作为审查机构，听取被羁押者的申辩，对羁押的合法性及羁押理由依法进行审查。

（四）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

在我国，未决羁押机构一般为看守所，归属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羁押方面无疑享有许多法外特权。公安机关不当延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的羁押期限等做法也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未决羁押机构的归属。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监狱体制归属司法行政机关的作法，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未决羁押机构，同时结合依职权审查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规定未决羁押机构履行超期羁押、非法羁押报告义务，以便依职权启动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从制度上防止、抵制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

第二篇：刑事超期羁押现状之研讨

论文提要：刑事诉讼中超期羁押现象较为普遍，这既损害了司法机关形象，也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究其原因，有法律制度上、执法观念上和司法职能上的原因。文章对超期羁押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了简要分析，并就如何完善现有刑事诉讼羁押制度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是首选和原则；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制定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等。

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及“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司法理念下，公安司法机关适用拘留、逮捕等引起犯罪嫌疑人被关押的强制措施成为原则，而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监禁性强制措施则是例外。同时，司法实践中虽注意了办案期限，但普遍地存在忽略对羁押期限的严格遵守，容易出现超期羁押问题，产生影响司法公正形象、侵犯人权等不良后果。因此，本文从超期羁押现状分析入手，对我国刑事诉讼羁押制度进行反思，认为公安司法机关要以依法适用非监禁性强制措施为原则，减少羁押的发生以及不当的羁押延长，以严格的程序公正，坚决防止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实现。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危害及原因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羁押率偏高，且超期羁押现象也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如美国在60年代的羁押率只有19，后在严重犯罪压力下，有所提高，1996年为37，同期英国的羁押率为21.6，而我国羁押率普遍为80以上。[1]同时，无论是侦查期间，还是审查起诉、审判期间，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羁押超期的现象。如2000年10

月全国人大内司委刑事诉讼法执法大检查调查报告指出：4年来（从97年开始），各级检察院发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办案中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累计达299291人（次），已纠正250594人。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清理超期羁押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至当年11月底，全国各级法院结合深入开展的“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对社会普遍关注的超期羁押案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清理出超期羁押案件1967件4060人。但是，虽然经过上述执法大检查和集中清理，实践中纠防超期羁押的效果并不明显，有关纠防超期羁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实。比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因身体原因加之长期羁押，案件未结即在看守所死亡，案件只能终结。今年初，本市一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对此即提出置疑，称某区看守所去年就有三名在押人员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系心力衰竭，呼吁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并调查处理。

（二）超期羁押的危害及原因分析

对于超期羁押，法律虽未明确其属性，但显然属于违法，司法实践中，超期羁押的危害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被超期羁押者大部分被判有罪，审前羁押的期间抵入刑期，于是从结果看似乎对被告人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但本质上也是一种不合法行为。对于因错误逮捕而后被超期羁押者来说，其损失的主要原因应属错误逮捕，而非超期羁押，更是一种非法羁押。笔者认为，超期羁押有着明显的危害：一是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受到的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对其身心损害明显，如果是无罪之人，这种损害的严重性是不能简单以国家赔偿来修复的；如果所犯罪行较轻，但羁押的期限超出了应判处的刑期，尽管可能处刑时会提高刑期以避免国家赔偿，但无疑违反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加重了对被超期羁押被告人的刑罚，对他们的人权侵害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公正高效执法的形象，也不利于执法水平的提高。刑事诉讼法有关公安机关侦查羁押期限、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办案期限的规定，各机关应当严格遵守。如果连法律规定的基本办案程序和期限都不能严格执行，那么执法的公正性就值得怀疑。同时，“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一个人被无辜关押数年后得到的无罪结论有什么意义。如果司法机关把羁押作为侦、办案件的纯粹工具和手段，认为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常的，不羁押就影响到对犯罪的追诉，是不正常的，这毫无疑问会增长司法人员的惰性，降低责任心，使司法机关打击、惩治犯罪的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

超期羁押之所以成为刑事诉讼中一个顽症，原因有三：其一，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对羁押及羁押期限进行有效控制、监督以及被违法超期羁押如何寻求救济的规定，这是法律制度上的原因；其二，对刑事犯罪行为“重打击、轻保护”，视羁押超期为平常事，甚至钻有关期限规定的空子，如编造延期理由、重新计算期限理由等，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尊重和保护，这是执法观念上的原因；其三，实践中，适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存在适用条件不好把握，当被取保人逃脱时，会造成案件无法继续处

理，无法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司法机关自然会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作为原则，即使犯罪证据并不充足，也不会轻易予以取保或释放。这是司法职能上的原因。

二、超期羁押表现形式之简要分析

（一）超期羁押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根据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及审判等职能分工，整个打击、追诉犯罪的诉讼阶段

可大致分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因此，本文所称羁押包括侦查阶段羁押、审查起诉阶段羁押和审判阶段羁押。对超期羁押也区分为侦查阶段超期羁押、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

侦查阶段超期羁押是指超过法定羁押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自侦案件时检察机关）仍继续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关于侦查羁押期限刑事诉讼法有具体规定，刑事拘留和逮捕是引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羁押的两种方式，对于拘留后的羁押期限，根据案件情况有所不同：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发现不应当拘留的，羁押期限不应超过24小时；认为需要逮捕的，一般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0日，特殊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4日，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羁押期限不超过37日。至于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一般不超过2个月。同时，法律还规定了一定情形下的羁押期限延长。此外，在侦查阶段的审查逮捕程序中，检察机关没有在法定期限内（7日）作出决定，由此造成的羁押期限延长也属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羁押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是按照检察机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院办案所需期限来自动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专门羁押审查批准手续。因此，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作出决定，即一般案件在一个月以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一个半个月以内没有作出决定，造成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的延长就是超期羁押行为。因改变管辖、补充侦查重新计算起诉期限除外，但补充侦查超过法定期限引起羁押延长也属超期羁押。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则是指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被羁押的公诉或自诉案件时，超过法定的审理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没有审结案件，仍继续关押被告人的行为。

（二）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1、侦查机关一般应在拘留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但如果不属特殊情况，也非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却以上述理由，将拘留后羁押期限延长至14日或37日；逮捕后羁押期限2个月届满后，为了侦查活动的便利，在不具有法定延长羁押期限的情况下，仍编造理由报经批准，由此产生的羁押延长。属超期羁押。

2、检察机关通过撤回起诉、补充侦查等达到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目的；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符合法定延长审限理由，仍以相关理由报经批准延期的。亦属超期羁押。

（三）违反相适应原则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受到的刑罚处罚与被羁押的期限不相适应。如罪行较轻的被告人因办案迟延等原因受到长时间的羁押，羁押期限超过了被判处的刑期等。

三、完善未决羁押制度，防止超期羁押的思考

（一）正确认识羁押的性质和目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当是首选和原则

刑事强制措施拘留和逮捕实施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处于羁押状态，被关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羁押的目的应当是防止人犯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以便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其价值应定位于一种临时性的保障手段，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他人或自己未然危险的防范，而并非一种惩罚或报应。因此，关于羁押的实施，由于其直接产生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后果，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予以适用，在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同时，坚决杜绝为了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便利，不当滥用羁押手段，随意延长羁押期限，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由于羁押手段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可能使无辜者被错误关押、失去自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将其作为例外的诉讼程序防范手段采用，并且赋予任何受到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要求法庭对该逮捕或拘禁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即对羁押提出异议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清楚地指出：

“等待审判的人们被拘禁不应该是一般的规则，但是释放应保障能出席审判……”，人权委员会在它的第8总评论中再一次确认到：“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的短暂。”[2]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基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侦查手段落后或是侦查功利思想，在侦查阶段，羁押被广泛应用，尤其是用于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手段，通过羁押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甚至刑讯逼供，从而取得有罪供述，通过口供进而获取其他证据。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为了各自工作便利，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羁押的情况下，检察院、法院一般不会改变羁押现状，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羁押成了原则，非羁押手段反而成了例外，且羁押期限经常被不当或不合法地延长。

因此，可考虑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并获得取保候审作为一种原则，只有当司法机关提出明确的不符合取保候审的危险情形及证据时，才不准许有关申请。这一建议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着重要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会造成放纵犯罪、影响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可以通过试点实证研究，论证其是否适合我国的治安现状、刑事犯罪现状。

（二）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从制度上减少超期羁押的发生

申请取保候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依

法享有保障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权利，在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现实要求下，有必要从立法上对取保候审重新定性，改变把取保候审作为强制措施的界定和做法。

刑事诉讼法中对符合取保候审的五种情形均规定为“可以”采用。“可以”意味着选择结果的非强制性。同时，在是否适用取保候审问题上，我国采用的是严格的审批主义做法。即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时，除具备法定条件外，还必须经过有关公、检、法机关审查批准。[3]其结果是符合法定申请取保候审条件的，也不一定就能被批准适用。这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在是否采用取保候审问题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即使当事人符合法定条件，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允许，而不必说明理由，当事人对不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无权申请复议或申诉；对是否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也缺乏有关部门的必要监督，完全是决定机关自己掌握。那么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或不应当采用取保候审的人被批准适用取保候审；二是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未被批准适用。实践中后一情况更为多见。其原因无非是羁押的威慑力、强制力更有利于获取口供，是诉讼顺利及安全的保障，而取保候审则表现出较弱的控制力及缓和的强制性，往往会造成翻供、逃避法律制裁、妨碍诉讼等情况的发生。

客观上讲，取保候审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取保候审对罪行较轻的或有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效果是好的。在诉讼过程中，只有使强制力度与具体案件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才能达到适用该措施的目的。本来采用取保候审，可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却非要逮捕关押，这既增加了羁押场所的压力和负担，也与诉讼民主和法制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同时，现有取保候审制度明确了保证人的条件和责任，增加了保证金形式，使取保候审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就现行的保证人制度而言，它除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外，对被取保人还具有某种心理强制作用，而保证金又具有较强的经济强制作用。可见，取保候审以其特性发挥其作用，具有羁押所能简单替代的司法价值。

因此在实践中，司法人员要转变观念，在注重惩罚犯罪的同时，树立人权保障的意识和思想，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上应减少任意性。应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在什么情形下决定机关“应当”批准，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批推，在什么情形下“不得”批准，使取保候审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减小到最低限度。

（三）有关机关应制定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

关于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在西方国家刑事诉讼中普遍建立，并且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也有明确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规定：任何因逮捕获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4]

我国刑事司法中，尽管刑事诉讼法有相关被羁押人申请解除强制措施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超期羁押的请求解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但对于被羁押人提出的申告，没有专门负责的处理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程序，可以说，羁押的救济手段非常虚无。羁押司法救济的缺失，有关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通常会被直接拒绝，不会得到认真的对待、审查和作出处理，这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乃至社会公众会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度、人民满意度。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其一，对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羁押纳入司法监督的范畴，从而使羁押的实体及程序上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监督机关的审查和把关。其二，将刑事诉讼其他阶段的羁押与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办案期限分离，审查起诉期限、案件审理期限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不应超过办案期限、审理期限。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上述阶段被羁押的状态，有申请专门司法救济的权利，可由中级法院的赔偿委员会作为审查机构，听取被羁押者的申辩，对羁押的合法性及羁押理由依法进行审查。

（四）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

在我国，未决羁押机构一般为看守所，归属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羁押方面无疑享有许多法外特权。公安机关不当延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的羁押期限等做法也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未决羁押机构的归属。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监狱体制归属司法行政机关的作法，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未决羁押机构，同时结合依职权审查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规定未决羁押机构履行超期羁押、非法羁押报告义务，以便依职权启动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从制度上防止、抵制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

第三篇：刑事超期羁押现状之研讨

论文提要：刑事诉讼中超期羁押现象较为普遍，这既损害了司法机关形象，也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究其原因，有法律制度上、执法观念上和司法职能上的原因。文章对超期羁押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了简要分析，并就如何完善现有刑事诉讼羁押制度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是首选和原则；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制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等。

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及“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司法理念下，公安司法机关适用拘留、逮捕等引起犯罪嫌疑人被关押的强制措施成为原则，而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监禁性强制措施则是例外。同时，司法实践中虽注意了办案期限，但普遍地存在忽略对羁押期限的严格遵守，容易出现超期羁押问题，产生影响司法公正形象、侵犯人权等不良后果。因此，本文从超期羁押现状分析入手，对我国刑事诉讼羁押制度进行反思，认为公安司法机关要以依法适用非监禁性强制措施为原则，减少羁押的发生以及不当的羁押延长，以严格的程序公正，坚决防止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实现。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危害及原因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羁押率偏高，且超期羁押现象也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如美国在60年代的羁押率只有19，后在严重犯罪压力下，有所提高，1996年为37，同期英国的羁押率为21.6，而我国羁押率普遍为80以上。[1]同时，无论是侦查期间，还是审查起诉、审判期间，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羁押超期的现象。如2000年10

月全国人大内司委刑事诉讼法执法大检查调查报告指出：4年来（从97年开始），各级检察院发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办案中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累计达299291人（次），已纠正250594人。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清理超期羁押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至当年11月底，全国各级法院结合深入开展的“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对社会普遍关注的超期羁押案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清理出超期羁押案件1967件4060人。但是，虽然经过上述执法大检查和集中清理，实践中纠防超期羁押的效果并不明显，有关纠防超期羁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实。比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因身体原因加之长期羁押，案件未结即在看守所死亡，案件只能终结。今年初，本市一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对此即提出置疑，称某区看守所去年就有三名在押人员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系心力衰竭，呼吁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并调查处理。

（二）超期羁押的危害及原因分析

对于超期羁押，法律虽未明确其属性，但显然属于违法，司法实践中，超期羁押的危害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被超期羁押者大部分被判有罪，审前羁押的期间抵入刑期，于是从结果看似乎对被告人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但本质上也是一种不合法行为。对于因错误逮捕而后被超期羁押者来说，其损失的主要原因应属错误逮捕，而非超期羁押，更是一种非法羁押。笔者认为，超期羁押有着明显的危害：一是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受到的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对其身心损害明显，如果是无罪之人，这种损害的严重性是不能简单以国家赔偿来修复的；如果所犯罪行较轻，但羁押的期限超出了应判处的刑期，尽管可能处刑时会提高刑期以避免国家赔偿，但无疑违反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加重了对被超期羁押被告人的刑罚，对他们的人权侵害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公正高效执法的形象，也不利于执法水平的提高。刑事诉讼法有关公安机关侦查羁押期限、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办案期限的规定，各机关应当严格遵守。如果连法律规定的基本办案程序和期限都不能严格执行，那么执法的公正性就值得怀疑。同时，“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一个人被无辜关押数年后得到的无罪结论有什么意义。如果司法机关把羁押作为侦、办案件的纯粹工具和手段，认为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常的，不羁押就影响到对犯罪的追诉，是不正常的，这毫无疑问会增长司法人员的惰性，降低责任心，使司法机关打击、惩治犯罪的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

超期羁押之所以成为刑事诉讼中一个顽症，原因有三：其一，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对羁押及羁押期限进行有效控制、监督以及被违法超期羁押如何寻求救济的规定，这是法律制度上的原因；其二，对刑事犯罪行为“重打击、轻保护”，视羁押超期为平常事，甚至钻有关期限规定的空子，如编造延期理由、重新计算期限理由等，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尊重和保护，这是执法观念上的原因；其三，实践中，适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存在适用条件不好把握，当被取保人逃脱时，会造成案件无法继续

第四篇：对刑事非法证据研讨

对刑事非法证据的研讨

通过对刑事非法证据立法与务实及理论进行比较分析，阐述价值选择和理论政策基础，分析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完善构想。论文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分析（一）、基本概念 理解合法证据应包括四个方面：证据内容合法；证据形式合法；取证主体合法；取证程序合法。对于非法证据的含义，我国诉讼理论界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如“非法［1］证据是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方法获取的证据”，有的则将非法取得的证据简称为“非法证据”。对非法证据广义的解释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非法证据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的证据材料。［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手段获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和扣押的实物证据，因证据来源违法，而导致其效力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的规则。从证据的形式上看，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另一类是以非法方法获取的实物证据。

（二）、研究意义 非法取得的证据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活动中长期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时至今日，我国尚未制定出一部完备的证据法典。虽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有少

量的类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但严格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却无从体现。

［3］在司法实践中，警察滥用刑事追诉权，对犯罪嫌疑人采用欺骗、引诱、威胁或刑讯的手段获取犯罪的供述，滥用搜查、扣押等权力对公民的隐私权随意加以侵犯的现象屡屡发生，由于非法取证行为获得的证据未在法庭审理中予以排除，使这种行为难以得到有效控制。非法证据问题反映的是法律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选择和理性基础进行分析和研究，以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要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等问题。［4］ 二、有关刑事非法证据的立法（一）、我国有关刑事非法证据的立法 我国《宪法》第 37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 39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 40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43 条做出具体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

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 条的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也对此作出了相应的规范。

（二）、外国有关刑事非法证据的立法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人们保护自己的人身、房屋、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容侵犯；除非是由于某种正当理由，并且要求有宣誓或誓言的支持并明确描述要搜查的地点和要扣押的人和物，否则均不得签发搜查证。”这一宪法修正案是要求政府在强制性处分公民人身和财产等权益时，必须经过正当、合法的程序，未经法定的程序，政府不得强制性侵犯公民权益，而侦查机关违背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取证据正是对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违背。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纵向上的扩展相适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横向上即排除对象的范围上也在不断扩大，不仅限于非法搜查或扣押得来的证据，而且扩张及任何直接或间接产生于非法搜查行为的其他证据，包括言词证据，这就是“毒树之果”原则。［5］ 在法国理论上认为，“尽管查明事实真相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标，但却不能为查明事实真相而采取任何手段。就司法的尊严及其应当得到的尊重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不可为了寻找证据而采取任何有损于文明的基本价值的手段。”法院判例在原则上对警察或司法官使用不正

当手段要进行惩处。法国对于通过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立法和判例均持否定态度，但是对于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法院并不能加以排除。

德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取得的口供加以排除，对其他证据的效力则没有涉及，对于被告人决定和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不能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害身体、服用药品、拷问、欺诈或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不许用威胁的方法，并严禁许诺给予法律上没有规定的利益。对于损害被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的方法也禁止使用。违反这些禁止规定所得到的陈述，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得作为“判决根据”。讯问被告人，如未依法告之其享有沉默权，被告人所作的有罪供述也不能作为证据采用。

日本在战前受德国影响较深，因此，关于违法搜集证据的学说上一直是援引证据禁止理论予以解释，司法实务上则持肯定态度。战后由于受美国影响，对于违背正当程序收集的证据主张予以排除。日本宪法第 38 条规定，由于强制、拷问或胁迫的自白，在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拘禁后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但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经继受大陆职权主义诉讼，对于美国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并未全盘接受，而是采取了较为严厉的限制态度，1978 年最高裁判所虽然采取了在理论上肯定这个法则的态度，但却为排除原则的适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1）有不符合令状主义精神的重大违法；（2）如允许这种证据则不益于今后违法搜查的控制。［6］ 三、对刑事非法证据的分析认识

（一）、我国刑事非法证据的观点 1、对具体立法的看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建立，已有支离破碎的有关刑事非法证据的规定，没有理性地体现刑事诉讼的特定原则和精神，且排除的证据范围非常有限，仅限于言词证据，其目的旨在通过排除来威慑和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口供的现象，但缺乏具体范围和详细的操作性规定，使得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是一纸空文。

2、学术观点 建立什么样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界已经讨论的比较充分，但是分歧较大，归纳起来有以下观点：［7］（1）区别对待说。（2）线索转化说。（3）排除加例外说。（4）区别对待、衡量转化说。（5）一律排除说。

（二）、非法证据的价值取向 价值冲突是法存在的前提条件，在刑事诉讼中，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却总是表现出明显的对立。而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又反映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基于惩罚犯罪的目标，非法获取的证据可以作为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国家司法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非法侵犯，非法获取的证据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五篇：莆台宗教雕塑历史现状之研讨

文章标题：莆台宗教雕塑历史现状之研讨

闽台地理位置近仅一水之隔。而莆台位置最近—秀屿港距台中港仅72海里。最近当然最有缘，这缘便是“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正是“五缘”网络，形成了莆台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宗教雕塑既是神缘文化的具体表现，也与其他四缘有关。所以，研究莆台宗教雕塑交流的历史与现状，是离不天“五缘”这个传统网络的。

莆台宗教雕塑的“地缘”也可以说是“海缘”—海上交通互市之缘。唐代南、北洋海堤修筑之后，莆仙沿海港口就成为过往贡舶和对台贸易货船的重要停靠口岸。宋、元、明、清至现代，除间或数年的海禁、迁界和战乱以外，莆台海缘基本没有中断。自唐宋起，进口商品有农产品(包括台湾芋、摈榔等)、奢侈品等，以宝石、珍珠、象牙、犀角、沉香、檀香居多。莆田始有陶瓷、玉雕、牙雕、犀角雕、沉香木雕和檀香木雕作品问世，其中不乏以神、佛造像飘洋过海到台湾售卖。开发古早台湾的莆仙先民，可谓一波又一波的移民人潮，他们以船舶为载体，带去了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也带去了精神信仰和宗教雕塑。

关于妈祖雕塑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妈祖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虽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但在本质上与宗教是同一的。据乾隆年间编修的《敕封天后志》记载，妈祖诞生于贤良港而飞升于湄洲岛。由于传说中的妈祖生前涉水救人，能知人祸福，因此，民间便赋予其以神性，视其为支配海域的“龙女”、“神女”，并立祠奉祀。闽台百姓自发的尊俸，引起了朝廷的重视。自宋宣和四年至清同治十一年，妈祖共被褒封59次，封号最多达66字之多，从而扩大了妈祖文化在闽台的形成与播行。台湾的妈祖文化是伴随着闽人渡台而东渐的。据台湾相关资料显示：“自大陆分香来台后之妈祖分灵之多，已超过二千多宫。”台湾早期分灵妈祖被称为“开台妈祖”。由船民带去的妈祖雕像称“船仔妈”，由军人带去的妈祖雕像称“护军妈”。台南市自强街开基天后宫现存一尊木雕神像，背上刻有“崇祯庚辰年湄洲镌造”。

现代莆台妈祖文化的交流可谓佳话频传。每年到湄州祖庙朝圣的台胞多达10万人次。湄洲祖庙董事会每年都向莆田民间艺人徐锦明等人订制上万尊木雕“分灵妈祖”。台湾信众进香后，都会请一尊妈祖捧回台湾供奉，或把岛内妈祖像带到湄洲祖庙回香。1997年湄州祖庙千年妈祖“金身”巡安台湾、2003年再赴金门，皆万人空巷竞相祭祀。2001年湄洲祖庙南轴线妈祖大殿系列神像雕塑，系台胞黄土诚等人捐建。其大殿6米高妈祖塑像和寝殿妈祖雕像，由莆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余国平创作；大殿八尊4米高辅佐神塑像，由莆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方文桃创作(妈祖“金身”巡台的贴金木雕銮驾亦由方大师创作并捐献)。

近年莆田雕塑精英为台湾天后官创作的主要妈祖雕塑如下：朱伯英、朱伯雄兄弟于1993年11月至1994年2月，采用湄洲产花岗岩为台湾云林县嘉义市北港朝天宫制作并安装高14.5米的与湄洲妈祖同高的《妈祖》神像一尊；2006年6月朱伯英为金门岛金湖镇料罗湾妈祖公园创作并安装高9.9米石雕《妈祖》一尊；2006年10月,朱伯雄为台中县丰原镇清官创作并安装高15米的立式石雕《妈祖》一尊。

在天后宫的古建装饰雕刻方面：主要有陈宝如1988年承接的台湾大甲镇澜宫古建装饰青石雕；游良照2002年承接的马祖岛天后宫古建木、石雕工程；2003年台南南圣宫古建木、石雕工程及铜雕“妈祖圣迹图”；黄辉近年承接的高雄岗山妈祖庙、嘉义顺天宫古建木雕；郑福焰1995年承接的台北士林妈祖宫高6.8米、宽11.3米的套/5件组装式特大红木雕《妈祖故事》围屏；1998年由该宫续订宽22米、高21.6米、深13.5米的三层宫庙古建木雕；……

关于道教雕塑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道教在莆田的传播起于唐宋，最早兴建的大型宫观是元妙观，后又兴建凌云殿、五帝庙、九仙祠、东岳观、城隍庙等。祭祀神有玉皇大帝、顺天圣母、五帝王爷、关圣帝君等。道教原来有丹鼎派和天师教之分，传入台湾的主要是天师教。祭祀神亦多为玉皇大帝、顺天圣母、玄天上帝、五帝王爷、关圣帝君等。道教在台湾影响要比佛教大，全台道教官观有4000多座。莆台道教文化的交流主要是对顺天圣母祖籍祖庙和五帝祖庙的认祖朝拜、玉皇文化和王船信仰交流。

顺天圣母是道教中救助妇女难产之神。顺天圣母名叫陈靖姑，出生于福州下渡。后梁贞明元年(915年)陈靖姑前往闾山学道3年，后嫁与古田人刘杞为妻，在福州一带施法降妖，招收弟子。后因斩蛇于宫中，闽王封为“临水夫人”。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加封为“崇福昭惠慈济夫人”，赐额“顺懿”。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敕封为“顺天圣母”。民间尊为“陈太后”，并流传至台湾、全岛现有敬奉顺天圣母的宫殿庙堂祠馆计有139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