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变更公诉罪名分析思考

第一篇：法院变更公诉罪名分析思考

——以徐某交通肇事案为视角

2003年9月11日下午5时许，徐某在**县**镇过境街候客的湘n52155号中巴车上，趁该车驾驶员瞿某下车之际，擅自坐进驾驶室，并用瞿遗留在该车点火开关上的车钥匙将车发动，使该车撞进路边的一房屋内，致使站于公路边上的张某重伤及屋内的米某轻伤。2003年12月31日，**县人民检察院以徐某涉嫌交通那一世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肇事罪向县法院提起公诉，经开庭审理，县法院认为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罪名与控诉的犯罪事实不符，一审以徐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徐某不服判决，向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开庭审理，2004年6月3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审判机关是否可以径行判决变更指控罪名以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修正后的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6条第二项明确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做出有罪判决。”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于法有据。如司法实践中的綦江虹桥案，检察机关以玩忽职守罪对第四被告人赵某提起公诉，在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认为赵不具备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资格，合议庭采纳了辩护意见，但又认定其构成重大安全事故罪。第二种意见认为：法院不能变更指控罪名，其理由是：（1）违反了控审分离原则，法院变更控诉罪名有可能加重了被告人刑罚，其行为具有追诉性质，是职权主义诉讼方式的体现，混淆了控诉职能与审判职能；（2）变相剥夺了被告人辩护权，使得辩方无法针对变更后的判决罪名进行有效的辩护。

笔者认为，对于法院是否可以变更指控罪名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宜简单地全盘否定。

首先，从控、辩、审三方的角色和地位来看，法院理应系有变更控诉罪的权力。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追诉机关，天然具有追求有利于国家裁判结局的心理基础和利害动机，故控诉罪名虽然是公诉人对案件事实的法律定性，但在对被告人的罪行认定上往往有偏重的倾向；辩护方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和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故辩护方的辩护罪名往往又有偏轻的倾向；法官的审判权行使是在听取控辩双方的争论之后，作出适用法律的公正判决。这样，由于控辩、审角色的互异，法官、公诉人和辩护人对于同一犯罪事实在进行法律定性时往往会产生重大分歧。但法院是惟一有最终定罪权的机构，法院既可以支持公诉主张，按照控诉罪名作出刑事判决；也可以在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之后，按照辩护方提出的罪名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判决；还可以在充分听取双方的法律意见后，按照自己对案件性质的理解作出不同于控辩定罪意见的刑事判决。

其次，法院在变更控诉罪名时只能减轻被告人的刑罚，否则有违控审分离原则和有利被告原则。控审分审原则要求法官在行使刑事审判权时不得从事任何带有追诉性质的活动。如果法院变更控诉罪名时减轻了被告人的刑罚，那么，法官的审判活动既未超出控诉的事实范围，审判结果也包容在控诉请求的范围之内。因此，此时法官的审判行为并未违背控审分离原则的要求，但如果法院变更控诉罪名后可能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时，必然会产生以下弊端。（1）是违背控审分离原则。修正后的刑诉法对原职权主义诉讼结构进行了对抗制移植，要求将提供被告人有罪，罪重和加重处罚的证据事实与法律意见的责任要诸于公诉方承担，法官只是中立的裁判者。如果法院通过变更控诉罪名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此时法官的审判行为是变相替代检察官履行控诉职能，是越俎代疱，显然与现行的庭审结构背道而驰。（2）违反了有利于被告原则，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刑事诉讼活动涉及到公民人身权利和自由的生杀予夺，同时，相对于拥有雄厚司法资源和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司法机关而言，公民个人的权利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平衡控辩之间的关系，在刑事诉讼中必须遵循有利被告原则，如疑罪从无、上诉不加刑等原则，同时，对有利被告原则应从广义上理解，即司法机关在刑事审判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只要不违背基本的诉讼法理，即应按照有利被告原则适用法律。因此，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如果法院改变控诉罪名，超出控诉请求判处被告人刑罚，即与有利被告原则格格不入，也违背控审分离原则。

第三，合议庭在庭审过程中，如果对控诉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控诉罪名偏轻时，合议庭应该商请检察机关变更控诉，检察机关同意变更的，法院应将变更控诉罪名的意向告知辩护方。基于诉讼效率考虑，在案件事实没有争议的情形下，已经进行的庭审过程无须重复，只要法官在决定变更指控罪名之前事先通气，辩护律师当庭即应提出中肯的、有利于被告人的法律意见。如果，如果辩方与法官的意向分歧很大，且声称没有做好必要的辩护准备，合议庭应决定延期审理；如检察机关仍坚持原指控罪名的，法院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因为如果法院径行变更控诉罪名对被告人适用较重的刑罚，既违反了有利被告原则，同时，由于此时法官不得不与被告方甚至是公诉方直接对抗，故法官也就将其角色异化成了实质意义上的追诉者，从而混淆了诉讼职能，也使得辩护、辩论原则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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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贷款诈骗罪罪名分析及案例

贷款诈骗罪罪名分析及案例

2010-06-25 14:54:24 来源： 浏览次数：720 网友评论 0 条

贷款诈骗罪

一、概念界定

1、定义：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2、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本条的规定，行为人诈骗贷款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l）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2）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3）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所谓证明文件是指担保函、存款证明等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所需要的文件。

4）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骗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这里的产权证明，是指能够证明行为人对房屋等不动产或者汽车、货币、可随时兑付的票据等动产具有所有权的一切文件。

5）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这出的“其他方法”是指伪造单位公章、印鉴骗贷的；以假货币为抵押骗贷的；先借贷后采用欺诈手段拒不还贷的等情况。

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1）贷款后携带贷款潜逃的；（2）未将贷款按用途使用而是挥霍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3）使用贷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4）改变贷款用途将贷款用于高风险的经济活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5）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改变贷款用途，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6）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等等情形。

3、立案标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二、定罪量刑

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法院判例

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李陆军、罗鹏、黎平石、谭影霞犯贷款诈骗罪一案

被告人张首平（化名刘伟），男，高中文化。

被告人梁伟欣（化名胡建锋），男，大专文化。

被告人李陆军（化名刘明），男。

被告人罗鹏，男，初中文化。

被告人黎平石（化名刘伟明），男，初中文化。

被告人谭影霞（化名陈小蕾），女，初中文化。

事实如下：

一、2002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密谋利用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办理汽车消费贷款和保险业务时存在的工作漏洞，以开一间“车行”搞假供车的方法来诈骗银行的贷款并多次密谋诈骗的细节后确定到佛山市禅城区和南海区两地实施诈骗。8月中旬，被告人梁伟欣通过其朋友拿到了在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支公司（以下简称南海平安保险公司）业务员周世勋的名片。之后，张首平化名为“刘伟”、梁伟欣化名为“胡建锋”与周世勋联系并谎称是从事汽车贸易的，探听了汽车消费贷款和保险业务的运作情况。根据周世勋的介绍，两被告人知道，要实施汽车消费贷款诈骗，需要有人假扮“车主”购车和假扮“担保人”提供“贷款保证”，还要提供假“车主”、“担保人”的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收入证明及购车合同、购车首期款收据、发动机和车架号码拓印等相关资料。于是，两被告人就到南海区桂城海三路通过中介公司租了一间房屋，从而拿到了一张屋主名为“邓成”的房产证复印件。张首平据此就伪造了一本房产证。梁伟欣随后找到了叶永强和邓忠强（均另案处理），与张首平共同授意由其二人分别假扮成“车主”邓成和“担保人”黎国荣。张首平还为其二人伪造了相关的资料，又伪造了一张“佛山市新进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经查证，此公司不存在，以下简称“新进发公司”）。在做好了上述准备后，张首平、梁伟欣就联系周世勋，声称已经成立了“新进发公司”，有客户要贷款购车，要周世勋做好准备。周世勋遂联系了中国交通银行南海支行（以下简称南海交行）的业务员宋敏源。8月29日晚，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与叶永强、邓忠强携上述伪造的资料，按事前约定从广州市窜到佛山市中发宾馆找到周世勋和宋敏源，提供虚假资料，由叶永强冒充“车主”邓成、邓忠强冒充“担保人”黎国荣，以向“新进发公司”购买一台宝来牌汽车为由与南海交行签订了贷款额为145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南海平安保险公司签订相关的保险合同。合同签订后，宋敏源要求张首平和梁伟欣必须在南海交行开设公司账户才能发放贷款。第二天，梁伟欣到南海交行欲开设账户，经银行核实，没有“新进发公司”的企业登记，故未能开设帐户。被告人梁伟欣遂通知周世勋、宋敏源暂时停止相关的“贷款”和“保险”业务。此时，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意识到要注册成立一间“汽车贸易公司”才能顺利实施诈骗。经密谋后，两被告人找到了其二人的朋友朱炎（另案处理），约定由朱炎出资，成立一间“汽车贸易公司”来实施贷款诈骗，诈骗所得的赃款三人平分。同年9月，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伙同朱炎到南海区桂城海七路租了兴隆苑16号铺位，并通过中介人吴凤娇(另作处理)到南海区桂城工商局以吴凤娇为法定代表人申领了南海东明俊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明俊公司）的营业执照，又在南海交行以东明俊公司的名义开设了帐户。之后，张首平、梁伟欣通知周世勋、宋敏源已经注册成立了新的公司（东明俊公司），希望继续以前的汽车消费贷款和保险业务。周世勋和宋敏源由于警惕性不高，轻信了两被告人，遂同意发放贷款。9月25日，南海交行将145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交行的帐户（帐号：2012011418）。贷款到帐后，张首平、梁伟欣将款项全部提走，并在扣除诈骗期间所花费用后与朱炎共同分占赃款。

二、同年10月上、中旬，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伙同朱炎密谋再以上述方法实施贷款诈骗。之后由梁伟欣找到被告人谭影霞和林中孚（另案处理），商定由其二人分别冒充“车主”陈小蕾和“担保人”张伟，张首平则伪造了诈骗所需的相关资料。之后，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还到南海黄岐通过中介公司租用了河畔花园的一套商品房伪称车主陈小蕾的住址以防保险公司和银行查询。10月15日，经事前与南海平安保险公司业务员周世勋联系，并再由周世勋联系了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以下简称南海中行）业务员何泳华后，梁伟欣、朱炎、谭影霞、林中孚到南海区桂城蓝月亮西餐厅，提供虚假资料，由谭影霞冒充“车主”陈小蕾、林中孚冒充“担保人”张伟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南海中行签订了贷款额为158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南海平安保险公司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10月16日，南海中行将158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交行的帐户（帐号：2012011418）。贷款到帐后，张首平、梁伟欣将款项全部提走，在支付给谭影霞、林中孚各一万元“报酬”及扣除诈骗期间所花费用后与朱炎一起共同分占赃款。

同年10月中下旬，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再纠合了被告人李陆军、罗鹏参与贷款诈骗，并密谋商定：由张首平负责伪造诈骗中所使用的虚假资料并提供其小汽车作为诈骗时所用的交通工具；梁伟欣负责根据张首平提供的虚假资料填写相关的汽车销售合同、首期款收据、收入证明等，并负责找人来冒充“车主”、“担保人”，接载李陆军和假冒的“车主”、“担保人”到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区两地签订合同，贷款到帐后就负责提取款项；罗鹏负责在每次实施诈骗前将张首平、梁伟欣的指示传达给李陆军，将应支付给保险公司的保费从梁伟欣处拿给李陆军，在每次实施诈骗时在事前租好的房子内冒充是“车主的同事”接听电话以备相关的保险公司和银行查询；李陆军就负责在被告人梁伟欣提供的一块已冲压号码的钢板上伪造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码的拓印，化名为“刘明”联系相关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带假冒的“车主”、“担保人”去签订合同并向保险公司交纳保费。按照上述分工，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李陆军、罗鹏伙同被告人谭影霞、黎平石有分有合再实施了如下贷款诈骗：

三、10月30日，被告人梁伟欣开车接载被告人李陆军和谭影霞、林中孚从广州市窜到南海区桂城，由李陆军化名为“刘明”带谭影霞、林中孚到太平洋保险公司南海支公司（以下简称南海太保公司），出具由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虚假资料，由谭影霞冒充“车主”陈小蕾、林中孚冒充“担保人”黎国荣，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建设银行佛山市分行禅建支行（以下简称禅建支行,业务员张抽遇）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南海太保公司（业务员范继明）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10月31日，禅建支行将220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建行的帐户（帐号：440667221－2000006383）。贷款到帐后，梁伟欣将款项全部提走，除支付给谭影霞、林中孚各一万元外，余款与张首平、李陆军、罗鹏瓜分。

四、11月4日，被告人梁伟欣开车接载被告人李陆军及叶永强、林中孚到佛山市禅城区，由李陆军化名为“刘明”带叶永强、林中孚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佛山市城区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城区中保公司），出具由被告人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虚假资料，由林中孚冒充“车主”黎国荣，叶永强冒充“担保人”邓成，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农业银行佛山市分行华达支行（以下简称华达农行，业务员杜伟材）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佛山城区中保公司（业务员张羡梅）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11月6日，华达农行将220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农行的帐户（帐号：44－50141040002663）。贷款到帐后，梁伟欣将款项全部提走，除支付给叶永强、林中孚各一万元外，余款与张首平、李陆军、罗鹏瓜分。

五、11月11日上午，被告人梁伟欣开车接载被告人李陆军、黎平石及林中孚和一名由林中孚介绍来的男青年（在逃）到佛山市禅城区，由李陆军化名为“刘明”带黎平石和该男青年到禅城大酒店二楼，出具由被告人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虚假资料，由黎平石冒充“车主”刘伟明，该男青年冒充“担保人”张伟，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华达农行（业务员杜伟材）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佛山城区中保公司（业务员张羡梅）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11月13日，华达农行将220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农行的帐户（帐号：44－50141040002663）。贷款到帐后，梁伟欣将款项全部提走，除支付给黎平石、林中孚和林中孚介绍来的男青年各一万元外，余款与张首平、李陆军、罗鹏瓜分。

六、11月11日下午，上述五人又窜到南海区桂城，由被告人李陆军化名为“刘明”带被告人黎平石和林中孚介绍来的男青年到南海太保公司，出具由被告人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虚假资料，由黎平石冒充“车主”刘伟明，林中孚介绍来的男青年冒充“担保人”张伟，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禅建支行（业务员张抽遇）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南海太保公司（业务员范继明）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11月12日，禅建支行将220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建行的帐户（帐号：440667221－2000006383）。贷款到帐后，被告人梁伟欣将款项全部提走，除支付给黎平石、林中孚和林中孚介绍来的男青年各一万元外，余款与被告人张首平、李陆军、罗鹏瓜分。

七、11月15日上午，被告人梁伟欣开车接载被告人李陆军及林中孚和两名由林中孚介绍来的男青年（在逃）到佛山市禅城区，由李陆军化名为“刘明”带由林中孚介绍来的那两个人到佛山宾馆四楼，出具由被告人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虚假资料，由林中孚介绍来的那两个人一个冒充“车主”黄鹏，另一个冒充“担保人”陈伟，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中国农业银行佛山市分行同济支行（以下简称同济农行，业务员杜伟材）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佛山城区中保公司（业务员黄锦厚）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11月18日，同济农行将220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农行的帐户（帐号：44－50141040002663）。贷款到帐后，梁伟欣将其中的3万元提走，剩余款项由于后来诈骗行为败露而未能提走。

八、11月15日下午，被告人李陆军按被告人梁伟欣的指示再将上述两名由林中孚介绍来的男青年带到佛山市同济西路莱茵阁西餐厅，出具由被告人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资料，由该两名男青年一个冒充“车主”黄鹏、另一个冒充“担保人”陈伟，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禅建支行（业务员黄卫锋）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太平洋保险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业务员温雪云）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11月18日，禅建支行将220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建行的帐户（帐号：440667221－2000006383）。贷款到帐后，梁伟欣将款项全部提走，除支付给林中孚和林中孚介绍来的那两名男青年各一万元外，余款与张首平、李陆军、罗鹏瓜分。

九、11月15日下午，在实施完上述诈骗活动后，被告人梁伟欣又带上述由林中孚介绍来的两名男青年到南海区桂城蓝月亮西餐厅，出具由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虚假资料，由该两名男青年一个冒充“车主”黄鹏，另一个冒充“担保人”陈伟，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南海中行（业务员何泳华）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南海平安保险公司（业务员周世勋）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后来由于南海中行的信贷员在查核资料时，发现“黄鹏”的身份证为假证件，没有放款，故诈骗未遂。

十、11月20日，被告人梁伟欣开车接载被告人李陆军及黄文杰和由黄文杰介绍来的两名男青年（均在逃）到佛山市禅城区，由李陆军化名为“刘明”带该两名男青年到南国酒店，出具由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虚假资料，该两名男青年一个冒充“车主”张建军，另一个冒充“担保人”李伟平，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华达农行（业务员谭伟炳）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佛山城区中保公司（业务员张羡梅）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11月22日，华达农行将220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农行的帐户（帐号：44－50141040002663）。贷款到帐时，由于梁伟欣诈骗行为败露，于当天被抓获，故未能提走贷款。

十一、11月20日下午，被告人李陆军又带上述由黄文杰介绍来的那两名男青年到佛山市金泉酒店咖啡厅，出具由被告人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虚假资料，由该两名男青年一个冒充“车主”张建军、另一个冒充“担保人”李伟平，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禅建支行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佛山市中心支公司（业务员温雪云）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后来由于保险公司核保员在审查资料时，认为“张建军”、“李伟平”的身份证需要查证。张首平、梁伟欣、罗鹏、李陆军经商量后，由李陆军以“车主”怕麻烦，不再供车为由向保险公司要求退回保费，中止了贷款诈骗。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罗鹏、李陆军、黎平石、谭影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虚构事实、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和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诈骗银行机构贷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贷款诈骗罪。据此，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张首平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二、被告人梁伟欣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八万元。

三、被告人李陆军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四、被告人罗鹏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五、被告人黎平石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六、被告人谭影霞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后二审维持原判。

第三篇：变更执行法院申请书（精选）

变更执行法院申请书

申请执行人：河北天颐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东良厢村兴东路58号，法定代表人，刘玉儒，该公司董事长，电话：***

被执行人：河北和谐合金炉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井陉县微水镇岩峰村。

执行请求

1、请求由贵院执行或指定其他法院执行本案

2、因本案产生的全部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申请执行人河北天颐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与被申请执行人河北和谐合金炉料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历经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人民法院一审，并经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最终作出（2009）浙温商终字第585号生效判决。

判决生效后，申请人河北天颐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向井陉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井陉县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4日立案受理，但时至今日井陉县人民法院仍未对被执行人采取有效执行措施，本案的执行无任何进展，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具体情况如下：

1、被申请执行人河北和谐合金炉料有限公司为井陉县当地的企业，工商登记载明注册资金300万元，但实际上该企业既无土地房屋等财产，也无实际的经营场所，其所谓的经营地点均为租赁，该企业实际是没有固定资产、没有固定经营地点、没有固定工作人员的“皮包”公司，该公司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构成犯罪，但执行法院明知这一情况，既不对出资人采取相应的措施也不对该公司提出司法建

议移交相应机关处理，而仅以无财产为由将本案中止执行，是明显的地方保护，偏袒被执行人。

2、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申请人申请查封了被申请人的银行账户，冻结资金105万元，但其后该银行私自将冻结资金解冻，冻结资金被划走。在案件执行过程中，申请人向执行法院陈述该事实请求追究解冻银行的责任，但执行法院对申请人的合法请求置之不理，并未追究该银行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使生效判决得到有效执行，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特向贵院提出申请。

此致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天颐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2010年7月6日

第四篇：设立民事行政公诉制度思考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恶化、市场割据、不正当竞争、“豆腐渣”工程等等社会现象，导致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等公共利益严重受损，由于法律的缺位，这些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看，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为此，有必要建立民事行政公诉制度，只有建立了民事行政公诉制度，才能把一切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照法律进行纠正、制裁，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充分保护。民事行政公诉,就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需要由检察机关作为诉讼代表人提起诉讼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作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公诉人，依法提起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对该案件依法裁断的民事、行政诉讼制度。对于检察机关是否可以提起民事行政诉讼，近年来在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从国外的立法来看，民事行政公诉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而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此未有明确的规定。在此，我就设立民事行政公诉制度作了一些思考。

一、检察机关是民事行政公诉制度的主体

建立民事行政公诉制度，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其中之一就是由谁来充当诉讼主体，由于民事行政公诉基于国家公诉权而产生，因此民事行政公诉的主体资格只能赋予专门的国家机关，即有权代表国家和社会等公共利益者，而且只能由法律授权，而不能由法律以外的规则规定。目前我国宜由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行政公诉的主体。

从国外情况看，在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根据《美国法典》有关规定，检察官在涉及联邦利益等7种民事案件中，有权参加诉讼，其中包括检察官有权对所有违反《谢尔曼法》或《克莱顿法》而引起的争议提起公诉,最近几年比较著名的有检察官代表美国政府诉微软公司案等。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德国、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都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特定的涉及公益的案件，有权以主当事人的身份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与诉讼，并可以上诉。由此可见，两大法系虽然具体规定有差异，但这些国家的立法均不同程度地授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在一定范围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把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制度推向一个更重要的地位的，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列宁认为，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作的事情只有一件：监视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在列宁的思想指导下，1928年《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2条明文规定，“检察长认为对保护国家或劳动人民利益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提起诉讼或者随时参与诉讼。”这一制度历经修改，成为完备的制度，并且为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效仿。

从国内的情况看，对于检察机关提起诉讼这一职权，我国在刚刚设立检察机构的时候就予以确认，早在清末、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与之相关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检察机关的这一职权更是得到强调。1949年12月颁发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参与涉及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以及涉及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有关这一切行政诉讼；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1957年最高法院制定的《民事案件审判程序（草稿）》第1条有类似规定，允许检察院对“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提起诉讼；1979年2月2日，最高法院在《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行）》中对民事公诉制度再次确认。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的制度并没有坚持下去，特别是在检察机关被彻底“砸烂”以后，这样的制度就更没有理由存在了。

从理论上分析，民事行政公诉是国家提起的诉讼，但国家无法作为一个实体来实施具体的诉讼行为，需要特定的执行人代表国家行使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从我国的体制看，可供选择的有三个：一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可以行使国家的一切权力，当然也包括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二是政府。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直接管理国家财产，对于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政府作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可以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公诉。三是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在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体系中，人民检察院都担负着重要职责。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就是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人民检察院也有能力代表国家对民事行政违法行为人提起公诉。

在以上三个可供选择的民事行政公诉主体中，人民检察院最为适宜。理由如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

力机关，主要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而较少参与某些具体活动，且人民代表大会地位在同级审判机关之上，由人民代表大会提起诉讼，不利于审判机关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和确保判决的公正性。按道理，政府机关是最好的诉讼主体，当侵害公共利益的事情发生时政府机关应立即起诉，对此进行制止。但在我们国家，政府部门很多，有时职权不清，有的案件涉及几个交叉的国家

利益，造成几个部门互相推诿或重复劳动，此外，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在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参与具体的民事经济活动，政府实施的具体行为也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成为民事行政公诉的被告人，因此政府不宜作为民事行政公诉的主体。而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职权是可行的，一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本就具有提起刑事公诉和刑事、民事、行政抗诉的权力，公诉权作为法律监督权的基本内容之一，不能仅仅体现在刑事领域，还应在民事行政诉讼方面发挥其作用，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将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引入司法程序，通过司法审判，对此类行为进行纠正、制裁，也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表现。二是在我国所有的国家机关中，检察机关是最合适的代表国家利益的诉讼主体，自检察制度产生以来，检察机关就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的面目出现，我国检察院组织法第二条本身就规定了检察机关保护各种利益包括国家、集体利益的任务。在目前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虽然只有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时，如果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使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见刑法上的这种规定反映了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责，确立了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的地位，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检察机关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对侵害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提起公诉，是检察机关应尽的职责。三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长期从事法律工作，能熟练掌握运用各类法律知识，具备提起民事行政诉讼必要的法律素质。且检察机关与同级审判机关在地位上是同等的，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民事公诉不会影响审判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和判决的公正性。因此，检察机关应是国家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最佳主体。

二、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地位

1．具有原告的身份。民事行政公诉是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即公诉人）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在检察机关没有提起诉讼前，这个诉讼还不存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以后，该诉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或者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被动地参加进诉讼关系之中，与检察机关进行诉讼，接受法院的裁断。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公诉中，是主动提起诉讼，并以被起诉的当事人作为对方，进行民事行政诉讼，具有原告的身份。

2．具有特殊的当事人身份。民事行政公诉是检察机关作为特殊诉讼主体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在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和行政诉讼中，在程序上也将检察机关称之为当事人，但是由于检察机关没有自己的利益，而只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代表，这种当事人只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不具有民事、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身份。

3．是诉讼代表。在民事行政公诉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起诉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私利，而是代表国家、公众为维护公共利益进行的诉讼，因而是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代表。检察机关的这种诉讼代表的身份决定了其诉讼权利不是自生的，而是国家和公众赋予的，因此，检察机关在行使其作为原告的诉讼权利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没有撤回起诉的权利，除非被告已经主动补救了其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否则检察机关不能撤回起诉；又如，不适合调解制度。撤回起诉和适用调解制度的前提是当事人有处分权，在实践中当事人在行使这两项权利时往往要放弃一部分实体权利，但在民事行政公诉中，作为当事人一方的检察机关的“意”不是其自身的意志，而是国家或公众的意志，其权利和义务都是特定的，检察机关无权代表公众擅自放弃、处分权利。

4．同时具有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在民事行政公诉中，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既是原告，也是法律监督者，其主体地位具有双重性，既是诉讼程序的提起者，又是对正在进行的这一诉讼进行监督的法律监督者。因此，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不是仅仅负担单一的提起诉讼职能，还要在行使诉讼提起的职能之外，对该诉讼进行监督，对在诉讼中发生的违法行为，有权进行监督。

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范围

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诉不同于公民、法人的起诉，应当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否则难免影响公民自主行使权利，破坏行政权的有效行使。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诉权，应当仅限于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

（一）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自改革开放以来，侵害国家资产利益的行为日益猖獗，较为常见的方法是将国家资产低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等。为保护国家资产，国家专门成立了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局，制定了一系列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明确了有关机构和人员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责。但对侵害国家资产的违法行为，法律并未授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其他组织或个人以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他行政机关只能对行为人予以行政处理，而不能追究侵害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致使违法者有恃无恐，侵害行为难以得到遏制。因此，应当授权检察机关对此类行为提起民事公诉，启动诉讼程序，通过法院的审理活动追究侵害行为人的责任，以保护国有资产不受侵犯，保护国家的经济利益。

（二）公害案件和其他公共利益和公共实施受到损害的案件 公害案件是指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环境污染事件。一方面，作为受害者个人，追究公害制造者的责任决非易事。另一方面，我国法律对公害案件起诉资格的规定亦并不完善。截止目前，法律、法规尚未将这种可能造成公害案件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起诉资格授予任何公民或者法人。其他公共利益和公共实施受到损害的案件如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侵害国家文物，或者对国家文物有重大侵害隐患的案件；在婚姻、扶养、继承、债务纠纷等案件中，老人、妇女、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的案件等等。在这些案件中，可能有些案件有起诉主体，但即便是有的受害人依法具有原告资格，也常常由于诉诸法律主张权利对他来说可能很不经济，或因无力诉讼而无人起诉，因此，在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能通过诉讼途径获得司法救济时，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的提起公诉，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后果进行补救的有效途径。

（三）有重大社会影响、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案件 各国均将市场垄断视为有损公益的案件，而在我国已出现市场垄断的苗头，因此市场垄断案件的诉讼也应由检察机关介入。垄断不仅侵害合法经营者的利益，而且损害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因此，应当建立国家起诉制度，由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对上述垄断行为提起民事或行政公诉。包括对行业垄断行为的民事公诉对行政垄断行为的行政公诉对市场垄断行为的民事公诉。

（四）没有起诉主体的民事案件 在民事纠纷中，有些没有起诉主体，无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受害人的利益又须予以保护，例如已破产的国有企业在清算过程中遗漏了债权，无法继续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对此，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原告起诉，代表国家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还如，在侵害已故者名誉、肖像、隐私等案件、父母侵害未成年教育权案件，等等，由于这些案件没有起诉主体，受害人的利益又确需保护，可授权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从而保证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目前在我国，民事行政公诉正处于艰难起步阶段，虽然检察机关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这项制度还是处在没有法律规定的状态中，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我国现在必须从法律上明确民事行政公诉，使该项制度合法化，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五篇：法院“执行难”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思考

法院“执行难”原因分析及

对策建议思考

“执行难”是长期困扰人民法院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不仅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终实现，而且也影响着司法的公信力。

一、法院执行工作的重要意义

法院执行在整个民事诉讼程序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在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情况下，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和有关法律的规定，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使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以实现所进行的司法活动。执行难是指审判机关的生效判决文书难于执行。“执行难”不仅造成了当事人直接损失，还造成了精神损害；对权力机关而言，其权威与尊严受到损害，同时也损害了司法公正和法院的形象；对法律的不信任会转嫁为对党和政府的失望，甚至会引发恶性暴力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所以，执行部门在法院审判业务工作的部门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法院执行工作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解决得不好，将直接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政治局面。为破解“执行难”，最高人民法院拟出台多项司法解释，对拒不执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老赖”，采取了“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等严厉措施，2019年6月11日，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力破执行难问题。其中主要任务包括:把解决执行难纳入各地依法治省(区、市)指标体系。

二、法院执行工作情况

法院受理的执行案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具备执行条件，但法院没有及时执行到位，比如在金钱债权的执行中，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因传统执行模式下执行手段匮乏、执行措施不力、执行力量不足等，法院没有及时予以查处变现。有因被执行人以各种手段逃避、规避执行甚至抗拒执行，隐匿踪迹，或者在诉讼阶段就将存款、房产、股票等主要财产转移登记到别人名下；还有因为一些相对客观的因素，比如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法院组织拍卖、变卖，但财产无人竞买无法变现等。另外一类执行难案件情况是不具备执行条件，法院无法执行到位，可以称之为“执行不能”。当前，法院需要解决的问题应主要针对第一类案件问题，对于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且无财产供法院强制执行的“执行不能”类案件，要求法院必须实现当事人的胜诉权益不符合司法工作的规律。这类案件中涉民生的，法院主要通过司法救济等渠道逐步予以解决，但对非民生类案件，只能由权利人自行承担权益损失的风险，不能纳入“执行难”类案件而要求法院必须执行到位。且此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法院在打“法律白条”，法院已判明是非，权益不能实现是市场固有风险的延续，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并非法院的原因所致。

“基本解决执行难”开展期间，XX县人民法院在县委、政法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法院有关执行工作会议精神，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外部形成了“党委领导、法院主办、各有关部门联动参与”的执行工作局面，在内部形成了“举全院之力、举全员之力”破解执行难的执行工作模式，以精准施策、勇于担当、敢于亮剑的作风攻坚克难，“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XX年至XX年，XX县法院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X件，执结X件，结案率X%，执行到位标的X万元，执行标的到位率X%。其中，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X件，结案X件，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执结率X%；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X件，终本结案470件，终结本次程序(以下简称终本)合格率X%，无执行信访案件。通过开展“基本解决执行难”专项活动，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了解决，案件底数不清、执行行为不规范、案款管理混乱等现象得到了有效整治，实现了执行模式的重大变革，执行质效得到较大提升，执行外部环境明显改善。

三、造成法院执行难的成因

(一)公民法制观念淡薄。

民众崇法尚法思想仍未形成，没有在全社会普遍形成靠守法和诚信经营的价值观念。大量的债务人道德观念、法制观念淡薄，诚信观念缺失，逃债、赖债思想严重，虽然名下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却住着他人名下的好房，开着他人名下的豪车，公然对抗执行。同时，由于全社会的法制观念不强，公民个人和有关单位都不愿配合支持当事人及司法机关调查取证，造成申请执行人举证困难，法院调查困难。部分申请执行人的法律意识淡薄、举证意识不强，认为执行工作是法院的事，这些都阻碍了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另外，市场交易活动中，不少市场主体对交易活动的风险防范意识不足，总认为产生了纠纷可由法院解决，法院应负责把钱收到，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案件无法执行，是选择交易对象不慎所致，亦或后来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债务人丧失偿债能力。对于这种“客观不能”的案件，当事人把交易风险导致的执行不能归咎于执行不力，是不科学不客观的。

(二)社会征信体系尚未建成。

我国市场经济的信用制度还不够健全，对失信行为惩戒不足，对经济交往中的种种欺诈行为制裁不力，对欠债不还及恶意违约行为处罚不够严厉，很多“老赖”能够将这边的公司欠债关门走人，那边却新设门面堂皇经营。对欠债的“老赖”没有形成全社会协同制裁的机制。近年最高法院推行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对惩戒失信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目前还只是针对贷款、乘机效果明显，其余惩戒范围还较窄。

(三)执行立法有待健全和修改。

有关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也是造成执行难、难执行的一个主要原因。酝酿多年的“执行法”至今没有出台，现在执行主要依据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及有关《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虽然进行了有关修改，但还是不能适应当前形势下的需要，这些规定有的无操作规则，有的制裁太轻。如被执行人的财产登记在配偶、子女名下时，没有规定如何采取措施。法院即使采取了拘留措施当事人也不在乎，认为法院只有15天的拘留权力，过了15天还是照样出来。法律规定盗窃1000元钱就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被执行人欠款100万也只能最多拘留15天，根本给不了被执行人任何心里威慑力。

(四)法院执行力量不足。

近年来基层法院的收案数量因社会的发展呈逐年攀升之势，特别在管辖案件标的额新调整后，大量案件下沉到基层。就XX法院而言，全院总人数与三年前相比几乎无变化，但案件已增至一倍还多。XX年，我院执行局包括法警在内只有X名正式在岗干警，有审判资格的法官仅仅2人，须承担900余件案件的执行。且以前收到执行款后，装订好纸质卷宗工作即算完成，现在不但要有纸质卷宗，还要完成内网报结录入、全国执行网信息录入、流程节点管理系统录入、电子卷宗制作、法律文书上网等工作，执行法官的工作量远不止增加两倍，多方原因形成的绝对工作量增加，致使执行力量明显不足。

(五)执行信息化手段不足。

随着社会发展，人员流动性大，个人财产状况复杂，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能力增强，执行工作对信息化手段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根据现有的执行信息化手段，本人所在基层法院可用的办法是可以利用执行案件流程节点管理系统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信息，但仅限于查询部分机构的部分财产，地方协助单位机构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联网查询，导致查询手段和范围受到限制，网络查控机制的建设表现滞后，不能有效提升执行效率；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后可限制其乘机、乘火车软卧、贷款及办信用卡等。这几种功能对执行案件有很大帮助，但现实中这几种方法使用起来受诸多限制。

四、提升执行工作采取措施

当前，解决执行难正处于量变转换为质变的窗口期、推动切实解决执行难的机遇期。为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果，始终保持执行力度不减、执行效率不降、执行质效提升，持续提高执行工作的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我们必须确定目标，乘势而进，坚持标本兼治，边治标边治本，以强力治标推动有效治本，全力抓好执行长效机制建设，力求从长远上、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

(一)加大执行社会宣传。

积极争取县委宣传部、县融媒体等部门的支持，通过开展巡回审判、法治“六进”、曝光失信行为等活动，持续开展有力度、上规模、大声势的执行社会宣传，为切实解决执行难营造有利社会环境。着力强化对终本案件以及执行不能的宣传，引导人民群众正确对待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正确区分执行难和执行不能。着力宣传好广大执行干警辛苦付出、无私奉献的生动实践，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执行工作的温度和力度，向社会传递执行工作正能量。继续加大对失信惩戒、打击拒执罪的宣传力度，XX年以来，在电视台曝光失信行为3批次90余人，XX县政府网曝光1批22人，大力弘扬法治精神、诚信意识，引导社会正确认识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是应尽的法律义务，推动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环境。

(二)建立更科学、规范、完善的执行信息化体制。

目前，XX县法院已经建启动了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但对于被执行人的不动产和公积金，目前还没有全国联网，还需要执行法官去到房产登记机关去调查了解，而且当执行法官送去的协助查询通知书也是不能及时的反馈给执行法官，这也为执行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解决此项问题，及时向县委、政法委、县人大汇报，通过召开执行工作联席会议方式，逐步完善执行联动机制建设，与县政法各部门、行政执法各部门加强执行协作，努力为解决执行难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加强信息化建设，开启“互联网+执行”新模式，通过开通“总对总”“点对点”网络执行查控平台，加强网络查控能力。建立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执行指挥中心平台作用，实现执行查控、指挥、网拍、执行管理等事务性工作在执行指挥中心平台统一完成。

(三)加大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力度。

对于拒不履行和逃避法律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应加大对其的惩治力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等其他方式予以公布，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

(四)适时开展专项行动，集中解决执行难中的突出问题。

每年定期开展追索劳动报酬、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涉民生类案件专项集中执行行动，并建立涉民生案件执行的常态化、随时性、优先性工作机制。开展涉党政机关执行积案专项清理行动并构建定期通报等长效机制。联合公安、检察机关开展打击拒执罪专项行动，从而能有效遏制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抗拒执行、阻碍执行甚至暴力抗法等不良现象。同时，强化执行信息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社会关注、矛盾集中的重大疑难复杂执行案件，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法院开放日”活动，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共同参与“会诊”和现场执行，监督执行活动，全面提高司法公信力。

(五)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执行体制和工作机制。

各级法院在依托信息化建设加大集中查询财产力度、通过强化责任追究推进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度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行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等措施，积极创新财产发现机制。针对XX县法院案多人少的实际，合理配置执行资源，优化办案模式，提高执行效率，将执行力量根据案件类别、工作性质分成三个的执行小组和一个内勤组，分别由员额法官、法警、书记员组成，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为执行局辅助执行人员1名，增加6名新招录聘用人员，全部充实到执行队伍，使执行庭现有人员达21人。同时加大执行经费、装备的投入力度。执行警务用车、单兵系统、执法记录仪、摄像机、数码相机及警械器具等必要装备，全部配备齐全，做到办案有车辆、取证有设备、处置有警具，为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强的物质保障。

(六)建立相应的举报奖励机制。

对于被执行人以各种手段逃避、规避执行甚至抗拒执行的行为，隐匿踪迹，或者在诉讼阶段就将存款、房产、股票等主要财产转移登记到别人名下，或者通过假离婚、假破产甚至假诉讼，转移财产、悬空债务，或者通过关联企业特殊关系无偿转移财产等，应该建立相应的举报奖励机制，努力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执行案件中来，争取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对于人民群众举报的被执行人信息、房产和车辆等财产，经查证属实的给予相应的奖励，通过特邀人民执行员、综治网格员提供信息情报，实现对被执行人的精准查找和控制，让“老赖”无处可藏，让“老赖”的财产现出原形。

(七)建立更加科学、完善的司法救助制度。

对于交通事故、人身伤害赔偿等涉民生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大多经济条件差，往往除了维持生计的生活必需品之外没有其他财产，无法进一步执行。对于这类执行难，无论采取什么执行措施都不可能执行到位，对于此类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XX县法院本着化解社会矛盾、救济解困、维护社会稳定的原则，认真把握救助标准和救助条件，积极开展司法救助活动据统计，XX年以来，已经为X名申请执行人发放救助金X万元，近期拟对X名申请执行人进行救助，救助金额X万元，有效缓解申请执行人的生活困难，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化解了社会矛盾，彰显和弘扬了法治精神和人文关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