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公诉制度的模式与思考

第一篇：加拿大公诉制度的模式与思考

加拿大公诉制度的模式与思考

樊荣庆

叶

敏[1]

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其检察院隶属于司法部，总检察长同时是加拿大的司法部长。全国的检察院共分为联邦检察院和省检察院两级，他们在业务上是相对独立的。本文结合我国检察制度的有关内容对加拿大公诉制度模式进行一个简要的介绍与中加制度的比较，从而折射出作者的思考。

一、加拿大公诉制度的简要概览

加拿大现在的公诉制度是在20世纪下半叶通过的一系列立法基础之上建立的。在联邦一级，1970年颁布的《司法部法案》规定了联邦司法部长即加拿大总检察长的职权、副部长的职权等等。在各省，也颁布了省级立法，规定省司法部或省总检察长部的职责、省总检察长和副部长以及副总检察长的职权、检察官的职责与任命条件及其他事项。联邦和省的公诉机构相互独立，没有从属或领导关系。

加拿大没有统一或单一的检察官法，但有关法律的内容大致相同。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其他一些省份，颁布了《总检察长法》和《政府律师法》，分别规定总检察长和检察官的职权和工作。前者规定的是省司法部或省总检察长部和省司法部长或总检察长的职责，后者规定的是省司法部或省总检察长部内部刑事公诉部门的设置和职责，该部门首长的职责，检察官的职责，特别检察官以及检察官与总检察长的工作关系等等。

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公诉权力极为有限，刑事公诉主要由各省的检察官承担，各省级公诉制度在立法规定的原则上基本相同，但在细节上又有各自的特点，其中比较主要的内容有：

1、规定省的总检察长由省督任命，主管省司法部或省总检察长部。

2、规定省总检察长是省政府内阁成员，是省政府首席法务官，负责向省政府提供法律意见，指导监督本省内的执法事务，提供立法意见或起草立法，代表省政府参与诉讼，行使公诉权以及依法监管某些公立组织或公立机构的活动。

3、规定省副总检察长或司法部副部长以及司法部其他官员和职员应当依公务员法的规定聘任和管理。

4、规定检察官(或称“政府律师”等)的任职资格。检察官必须是本省律师协会会员，即具有律师资格。除作为公务员的专职检察官以外，各省都聘请私人律师出任办理个案的临时检察官。

此外，除检察官以外，还有助理检察官。助理检察官一般只是办理违反省级立法的案件和简易审判的刑事案件，其办案工作往往要受检察官的指导。

5、规定检察官的工作职权。一般规定省的检察官可以在任何法庭(包括加拿大最高法院和省内各级法院)出庭公诉任何法定管辖范围内的刑事案件、审查起诉、批准起诉、支持公诉。所以，主办一件案子的检察官，可以负责全案的办理。但是，案件的分派由助理副检察长决定，有时也可以采取数名检察官合作办理一件案件的工作方式。

二、加拿大公诉部门的机构设置

在加拿大并没有独立的检察系统，只有从属于司法部的公诉部门，由于司法部的组织系统分为联邦和省二级，并且工作职能和组织设置也有所不同，所以也就造成加拿大的公诉部门与我国的检察部门有很大的差别。

（一）联邦一级的公诉部门

加拿大司法部在起诉刑事案件这一方面与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相似，而负责这一工作的职能部门就是联邦一级的公诉部门：联邦检控署(FPS)，司法部内专门负责刑事公诉的部门，成立于1996年10月21日。检控署的首长是分管刑法业务的司法部助理副部长，也是实际上的联邦检察长，他向加拿大总检察长即司法部长和司法部副部长负责。

1、联邦检控署的职能

（1）由专职检察官和从私人律师中招聘来的临时检察官代理加拿大总检察长(即司法部长)，对由《毒品和物质控制法》、《海关法》、《关税法》、《所得税法》等除《刑事法典》以外的联邦立法所规定的犯罪提起公诉。实际上，他们所起诉的主要是毒品犯罪案件和洗钱犯罪案件。

（2）在全加拿大13个城市中参与由警察等有关部门组成的犯罪赃款联合单位的工作，对警方调查提供法律意见，负责起诉参与赃款犯罪的嫌疑犯，并且参与处置赃款。

此外，检控署还负责对某些犯罪嫌疑人实行分流处置，不予起诉，而安排他们参加社区劳动以及执行加拿大与外国签订的赃款分割协议，并且开展与外国的司法协助工作等等。

2、联邦检控署的设置

（1）联邦检控署的核心是设在首都的刑法处。刑法处的首长就是主管联邦检控署的司法部助理副部长。刑法处下设刑法科和起诉政策科。

刑法科下设二个组。第一组是渥太华——豪尔起诉组，负责国家首都地区内的起诉工作，而且指导安大略省北部和魁北克西部地区的起诉工作。第二组是国际协助组，负责办理与外国的司法协助和引渡等事务，并且主管有关司法协助及引渡条约的谈判。除这两个组以外，刑法科内还有一位加拿大最高法院刑事上诉协调员和一位环境起诉协调员，前者处理的是向加拿大最高法院上诉的案件的协调工作。刑法科还负责向各地区办事处等有关单位提供某些有关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的指导性意见和帮助。

起诉政策科主管制定及发布有关毒品犯罪、洗钱和赃款犯罪案件的调查和起诉政策，参与处理有关国家安全的政策问题，并且办理相关的法律事务。起诉政策科与司法部驻各地办事处一起，制定适用于各地区的起诉政策。这个科还就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制定和贯彻提供意见，并且指导和监督司法部工作人员的有关业务。

（2）联邦检控署系统内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设在加拿大工业部内的竞争和消费者事务科。这个科分管的业务中，有一项是对违反竞争法的案件以加拿大总检察长的名义提起公诉。

通过以上介绍不难看出，作为司法部内主管检控工作的司局级职能部门的联邦检察署，其地位与我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完全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联邦检控署在机构的等级上相当于我国高检院公诉厅。但是，两者在工作和职权方面又有很大差别。联邦检察署处理的是种类有限的几种案件，也没有对地方检控部门的指导权。按加拿大法律，凡是由加拿大《刑事法典》规定的犯罪都应当由各省负责起诉，而联邦司法部只是对其他联邦法律规定的犯罪提起公诉。此外，在加拿大十个省以外的三个人烟稀少的地区(育空地区、西北地区和努纳武特地区)，司法部负责包括加拿大《刑事法典》规定的犯罪在内的所有刑事案件的公诉。

所以，可以说在国家一级，中加两国没有地位和性质相当的检察部门。但是，加拿大的司法部的首长不仅是司法部长，而且具有总检察长的头衔。实际上“Attorney General”一词可以直译为“律师总长”，指政府首席法律顾问，其含义与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并不完全相同。

（二）省一级的公诉部门

加拿大各省都有自己的司法部，各省司法部与联邦司法部之间没有从属关系。各省司法部的组织架构不尽相同，一般与联邦司法部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均设立检控部门，即省一级的公诉部门。

从各省司法部设置的情况看，省的检控部门是省司法部内的一个处级单位，与省司法部下属的民法处和矫正处处于平等地位。检控部门的首长，不论其官衔如何，都向副部长或副总检察长汇报，也向部长或者省总检察长负责。但是，检控部门的首长是该省实际的检察长，对管理和领导本省公诉工作有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省级检控部门与联邦检控署相互独立，两者的首长也没有上下级关系。这一点，与我国完全不同。

同时，主管起诉的主诉检察官的任命程序和方式也与我国公诉部门的主诉检察官不同。如有些省的主诉检察官经竞选程序后由行政任命，任期一般不定，但某些省份采取的是视情况定合同期；有些省的主诉检察官由省级司法厅副厅长向厅长推荐产生，厅长一般也遵从副厅长的推荐意见，任期不定；有些省的主诉检察官经推荐程序后由行政任命，任期不定；还有的省，省长在征求该省首席法官、省最高法院审判庭主审法院和省大律师协会理事的意见后任命主诉检察官。

三、加拿大公诉部门的主要职能

在加拿大，公诉部门和检察官的职能相对单一，没有指挥警察或监督侦查之权，也没有自侦权和法律监督权，其对警方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审查起诉中，但检方没有法定的退回补充侦查权，只有决定不予起诉之权。公诉部门的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工作，是对案件进行审查，并在认为有充分证据和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起诉时决定起诉，即公诉审查和公诉决定。

公诉审查和公诉决定实际上就是要求审查案件的证据必须充分，而且起诉符合公共利益。

所谓“证据充分”，指警方收集的证据，已经不仅仅是立案侦查时的表面证据，而是达到了有“定罪的合理可能”要求。也就是说，检察官必须考虑在实行无罪推定的条件下，控方有没有合理的可能证明被告人犯有指控的罪行。为此，检察官必须综合考虑有关证人的可靠性、证明能力和出庭可能，证据是否会被法庭所采纳，被告人的抗辩事由以及其他关系到定罪的因素。检察官应当仔细审阅警方结案报告，对侦查结果做到心中有数。

所谓“公共利益”，指检察官确信有充分证据支持公诉时，还要考虑起诉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就是说，即使有充分证据，如果起诉并非公共利益的要求，也不应当决定起诉。在决定这一点时，应当注意个案的不同情形，如犯罪的严重性问题：轻微的犯罪被交付审判，也许得不偿失；犯罪的情节：指加重与减轻的情节或从重与从轻的情节和被告人的年龄、智力水准、身心健康状态、合作态度等多个方面。

公诉审查和公诉决定，原则上由主办案件的检察官负责，总检察长和副总检察长一般并不介入个案起诉工作。在这一方面，检察官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同时，为规范检察宫的公诉活动，联邦司法部和省司法部分别颁发了指导性的《检察官政策手册》，规定检察官的工作规则和起诉政策。通过这一方式，司法部和公诉部门使检察官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活动有章可循，使各个独立办案的检察官的活动相互间保持政策上的连贯性，减少了上级就个案发布指令的必要，从而使主办检察官独立依法办案成为可能。同时，检察官的工作还受判例法和制定法的约束。而检察官的职业规范，则由各省的律师协会在其职业行为手册中一并加以规定。由于检察官全部是律师协会会员而且具有律师资格，他们没有不同于律师职业规范的另一套职业规范，凡是徇私舞弊、违法办案的检察官，都要受到政府和律师协会的双重处罚。

四、加拿大公诉制度的政策把握

公诉的政策，除规定审查起诉的标准和起诉决定权以外，还规定了提起公诉和上诉等诉讼阶段中检察官的工作规范和行为规范。在起诉阶段，政策上要重点把握的是证据披露和辩诉交易。

（一）证据披露

决定起诉之后，检察官必须根据对方的要求，向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披露控方准备在审判中展示的全部证据。不论对方是否提出要求，控方还必须向其披露倾向于说明被告人无罪的一切证据。如果控方拒不履行这一义务，就有可能被法庭判为侵犯了被告人的《宪章》权利。所以，凡是未在开庭前向对方披露过的证据，原则上在审判中不宜使用。证据的披露在原则上是全面的，但有三项例外，属于不得披露的情况：

1、信息可能暴露警方秘密掌握的告密者(即线人)，妨碍警方正在进行的侦查，或者暴露警方的秘密侦查技术；

2、信息属于加拿大女王枢密院认为是保密的情况；

3、依法不得披露的信息，或者是在披露后有可能危害国际关系或危害国际和国家安全的信息。

证据的披露制度无疑有助于公正审判，但是，这要求有雄厚的办案经费。加拿大公诉部门为披露证据，每年要花费大量资金。在披露时，往往要为对方复印大量书证。在办理涉及多名被告人的有组织犯罪案件中，有时必须用卡车装运复印的书证给辩护律师，以致政府不得不拨专款办理这类案件。

（二）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缩短办案时间和降低诉讼成本的重要方法，在加拿大等国早已经成为公诉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有关公诉政策的基本要求，是交易必须遵循公正、公开、准确以及体现公众在有效实施刑法中的根本利益的原则。检察官在与辩护律师讨论及达成交易时必须执行有关政策。所谓“公正”，是指辩诉交易达成后，控方应善意遵守；“公开”是指控方在交易过程中要让警方和被害人知情并征求其意见，交易达成的协议要在公开的法庭中交给法官并记录在案；“准确”是指控方必须保留全部交易记录并收入本案卷宗备查；而“公众利益”在这里指的是交易不得影响刑事法律的严肃性和一贯性。只有遵守这四项原则，辩诉交易才不会发生严重破坏法制的消极作用。

辩诉交易包括几种，各自有一定的政策性规则：

1、指控交易。是指关于认罪、减轻罪名、搁置指控、撤销指控、减少罪状以及对犯罪情节的协议。对此，控方不得采用事先故意增加罪名以抬高价码等手段，也不能以牺牲司法公正和社会利益的代价达成交易。

2、程序交易。是指将可起诉罪案件改用简易程序处理及免去某一省份提出的指控等等。对这类交易，应在政策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

3、量刑交易。指控方在将向法庭提出的量刑建议中给予某种让步。对此，政策上允许控方在法定刑内择轻建议，或不反对辩方提出的量刑建议。

第二篇：设立民事行政公诉制度思考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恶化、市场割据、不正当竞争、“豆腐渣”工程等等社会现象，导致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等公共利益严重受损，由于法律的缺位，这些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看，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为此，有必要建立民事行政公诉制度，只有建立了民事行政公诉制度，才能把一切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照法律进行纠正、制裁，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充分保护。民事行政公诉,就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需要由检察机关作为诉讼代表人提起诉讼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作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公诉人，依法提起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对该案件依法裁断的民事、行政诉讼制度。对于检察机关是否可以提起民事行政诉讼，近年来在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从国外的立法来看，民事行政公诉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而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此未有明确的规定。在此，我就设立民事行政公诉制度作了一些思考。

一、检察机关是民事行政公诉制度的主体

建立民事行政公诉制度，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其中之一就是由谁来充当诉讼主体，由于民事行政公诉基于国家公诉权而产生，因此民事行政公诉的主体资格只能赋予专门的国家机关，即有权代表国家和社会等公共利益者，而且只能由法律授权，而不能由法律以外的规则规定。目前我国宜由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行政公诉的主体。

从国外情况看，在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根据《美国法典》有关规定，检察官在涉及联邦利益等7种民事案件中，有权参加诉讼，其中包括检察官有权对所有违反《谢尔曼法》或《克莱顿法》而引起的争议提起公诉,最近几年比较著名的有检察官代表美国政府诉微软公司案等。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德国、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都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特定的涉及公益的案件，有权以主当事人的身份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与诉讼，并可以上诉。由此可见，两大法系虽然具体规定有差异，但这些国家的立法均不同程度地授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在一定范围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把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制度推向一个更重要的地位的，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列宁认为，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作的事情只有一件：监视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在列宁的思想指导下，1928年《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2条明文规定，“检察长认为对保护国家或劳动人民利益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提起诉讼或者随时参与诉讼。”这一制度历经修改，成为完备的制度，并且为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效仿。

从国内的情况看，对于检察机关提起诉讼这一职权，我国在刚刚设立检察机构的时候就予以确认，早在清末、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与之相关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检察机关的这一职权更是得到强调。1949年12月颁发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参与涉及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以及涉及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有关这一切行政诉讼；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1957年最高法院制定的《民事案件审判程序（草稿）》第1条有类似规定，允许检察院对“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提起诉讼；1979年2月2日，最高法院在《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行）》中对民事公诉制度再次确认。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的制度并没有坚持下去，特别是在检察机关被彻底“砸烂”以后，这样的制度就更没有理由存在了。

从理论上分析，民事行政公诉是国家提起的诉讼，但国家无法作为一个实体来实施具体的诉讼行为，需要特定的执行人代表国家行使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从我国的体制看，可供选择的有三个：一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可以行使国家的一切权力，当然也包括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二是政府。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直接管理国家财产，对于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政府作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可以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公诉。三是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在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体系中，人民检察院都担负着重要职责。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就是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人民检察院也有能力代表国家对民事行政违法行为人提起公诉。

在以上三个可供选择的民事行政公诉主体中，人民检察院最为适宜。理由如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

力机关，主要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而较少参与某些具体活动，且人民代表大会地位在同级审判机关之上，由人民代表大会提起诉讼，不利于审判机关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和确保判决的公正性。按道理，政府机关是最好的诉讼主体，当侵害公共利益的事情发生时政府机关应立即起诉，对此进行制止。但在我们国家，政府部门很多，有时职权不清，有的案件涉及几个交叉的国家

利益，造成几个部门互相推诿或重复劳动，此外，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在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参与具体的民事经济活动，政府实施的具体行为也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成为民事行政公诉的被告人，因此政府不宜作为民事行政公诉的主体。而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职权是可行的，一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本就具有提起刑事公诉和刑事、民事、行政抗诉的权力，公诉权作为法律监督权的基本内容之一，不能仅仅体现在刑事领域，还应在民事行政诉讼方面发挥其作用，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将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引入司法程序，通过司法审判，对此类行为进行纠正、制裁，也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表现。二是在我国所有的国家机关中，检察机关是最合适的代表国家利益的诉讼主体，自检察制度产生以来，检察机关就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的面目出现，我国检察院组织法第二条本身就规定了检察机关保护各种利益包括国家、集体利益的任务。在目前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虽然只有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时，如果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使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见刑法上的这种规定反映了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责，确立了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的地位，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检察机关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对侵害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提起公诉，是检察机关应尽的职责。三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长期从事法律工作，能熟练掌握运用各类法律知识，具备提起民事行政诉讼必要的法律素质。且检察机关与同级审判机关在地位上是同等的，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民事公诉不会影响审判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和判决的公正性。因此，检察机关应是国家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最佳主体。

二、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地位

1．具有原告的身份。民事行政公诉是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即公诉人）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在检察机关没有提起诉讼前，这个诉讼还不存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以后，该诉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或者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被动地参加进诉讼关系之中，与检察机关进行诉讼，接受法院的裁断。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公诉中，是主动提起诉讼，并以被起诉的当事人作为对方，进行民事行政诉讼，具有原告的身份。

2．具有特殊的当事人身份。民事行政公诉是检察机关作为特殊诉讼主体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在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和行政诉讼中，在程序上也将检察机关称之为当事人，但是由于检察机关没有自己的利益，而只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代表，这种当事人只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不具有民事、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身份。

3．是诉讼代表。在民事行政公诉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起诉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私利，而是代表国家、公众为维护公共利益进行的诉讼，因而是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代表。检察机关的这种诉讼代表的身份决定了其诉讼权利不是自生的，而是国家和公众赋予的，因此，检察机关在行使其作为原告的诉讼权利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没有撤回起诉的权利，除非被告已经主动补救了其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否则检察机关不能撤回起诉；又如，不适合调解制度。撤回起诉和适用调解制度的前提是当事人有处分权，在实践中当事人在行使这两项权利时往往要放弃一部分实体权利，但在民事行政公诉中，作为当事人一方的检察机关的“意”不是其自身的意志，而是国家或公众的意志，其权利和义务都是特定的，检察机关无权代表公众擅自放弃、处分权利。

4．同时具有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在民事行政公诉中，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既是原告，也是法律监督者，其主体地位具有双重性，既是诉讼程序的提起者，又是对正在进行的这一诉讼进行监督的法律监督者。因此，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不是仅仅负担单一的提起诉讼职能，还要在行使诉讼提起的职能之外，对该诉讼进行监督，对在诉讼中发生的违法行为，有权进行监督。

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范围

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诉不同于公民、法人的起诉，应当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否则难免影响公民自主行使权利，破坏行政权的有效行使。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诉权，应当仅限于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

（一）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自改革开放以来，侵害国家资产利益的行为日益猖獗，较为常见的方法是将国家资产低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等。为保护国家资产，国家专门成立了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局，制定了一系列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明确了有关机构和人员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责。但对侵害国家资产的违法行为，法律并未授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其他组织或个人以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他行政机关只能对行为人予以行政处理，而不能追究侵害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致使违法者有恃无恐，侵害行为难以得到遏制。因此，应当授权检察机关对此类行为提起民事公诉，启动诉讼程序，通过法院的审理活动追究侵害行为人的责任，以保护国有资产不受侵犯，保护国家的经济利益。

（二）公害案件和其他公共利益和公共实施受到损害的案件 公害案件是指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环境污染事件。一方面，作为受害者个人，追究公害制造者的责任决非易事。另一方面，我国法律对公害案件起诉资格的规定亦并不完善。截止目前，法律、法规尚未将这种可能造成公害案件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起诉资格授予任何公民或者法人。其他公共利益和公共实施受到损害的案件如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侵害国家文物，或者对国家文物有重大侵害隐患的案件；在婚姻、扶养、继承、债务纠纷等案件中，老人、妇女、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的案件等等。在这些案件中，可能有些案件有起诉主体，但即便是有的受害人依法具有原告资格，也常常由于诉诸法律主张权利对他来说可能很不经济，或因无力诉讼而无人起诉，因此，在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能通过诉讼途径获得司法救济时，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的提起公诉，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后果进行补救的有效途径。

（三）有重大社会影响、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案件 各国均将市场垄断视为有损公益的案件，而在我国已出现市场垄断的苗头，因此市场垄断案件的诉讼也应由检察机关介入。垄断不仅侵害合法经营者的利益，而且损害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因此，应当建立国家起诉制度，由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对上述垄断行为提起民事或行政公诉。包括对行业垄断行为的民事公诉对行政垄断行为的行政公诉对市场垄断行为的民事公诉。

（四）没有起诉主体的民事案件 在民事纠纷中，有些没有起诉主体，无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受害人的利益又须予以保护，例如已破产的国有企业在清算过程中遗漏了债权，无法继续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对此，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原告起诉，代表国家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还如，在侵害已故者名誉、肖像、隐私等案件、父母侵害未成年教育权案件，等等，由于这些案件没有起诉主体，受害人的利益又确需保护，可授权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从而保证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目前在我国，民事行政公诉正处于艰难起步阶段，虽然检察机关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这项制度还是处在没有法律规定的状态中，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我国现在必须从法律上明确民事行政公诉，使该项制度合法化，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三篇：对完善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思考

对完善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思考

摘要：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将案卷移送方式回归到最初的全案移送模式。这种模式既符合我国当下的司法现状，也符合职权主义国家追求实体正义的诉讼理念。但是实行全案移送主义解决我国目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某些问题的同时，亦带来了新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主张：设立庭前征询程序；增设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实行庭前实质审查；确立审判中心主义；规范公诉案卷移送程序。

关键词：公诉案卷；预断；全案移送主义

中图分类号：D925.2

一、改进全案移送主义的基本思路

案卷移送虽然只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小环节，但它却是提起公诉和审判的连接点。作为衔接性的制度，其作用的发挥关系到后续程序能否顺利推进。科学合理地改进公诉案卷移送制度，有利于保障诉讼流程的高效运作，有利于实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也有利于实现程序公平正义的诉讼价值。

（一）基本理念

1.兼顾实体正义与程序价值

全案移送能够让法官了解到全部案卷材料，庭前做好充分准备，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但是法官庭前接触案卷有损程序公正。笔者认为，在改革我国案卷移送制度、改进全案移送方式时，应当充分考虑到我国司法资源有限这一现状。我们在强调法官中立、审判公正的同时，也应强调审判程序的有效推进。为解决我国司法资源有限和司法任务繁重之间的矛盾，必须重视诉讼的效率，即重视资源的投入和产出，同时注意高效地完成刑事司法抑制犯罪、保护社会和公民个人权利的任务。[1]163可以说，在当前司法资源不足、司法人员专业素养有限的情况下，实体正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程序价值的追求，而是要配合司法资源，科学合理建设配套制度，兼顾公平和效率，既重实体正义又重程序价值。

2.立足本国国情与借鉴国外经验

目前我国对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虽然各国的司法体制和司法环境各不相同，但笔者认为闭门造车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并不可取。正如日本学者大木雅夫在其《比较法》中所说：“不知别国法律者，对本国法律就一无所知”。[2]67了解其他国家的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分析他们取得成果的条件和方式，理性地对国外经验进行检验，吸收其适合用于我国司法制度的部分，不失为一个有效改进我国案卷全案移送制度的重要途径。然而，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并直接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传统文化等因素。因此，我们对这一有机体应有最起码的“尊重”，而绝不能动辄提出一些带有“人定胜天”性质的观点。[3]170我们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不照搬照套，充分考虑某些特定程序所依附的诉讼制度的整体性质和相关制度的特点，充分考虑某些制度设置和运行的实际条件，例如，本土资源、主体素质等。在改革公诉案卷移送制度时，应该保持一种改良和渐进的态度，以尽量避免失误。

3.相对合理主义

相对合理主义是龙宗智教授这些年提出的有关司法改革的观点，是指在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法治环境里，在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下，我们无论是制度改革，还是程序操作，都只是追求一种相对合理，不能企求尽善尽美。如果不注意实际条件和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去追求理性化，不仅难以奏效，而且还可能因此破坏既成的有序状态，使得情况更糟。笔者认为，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我国司法制度的影响已经太过深刻，想通过一朝一夕的改革来解决我国公诉案卷移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不太现实，因为几乎所有的司法工作人员都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工作模式，冲击力过大的改革容易引起逆反心理，一步到位的改革模式难以奏效。因此，我们在完善公诉案卷移送制度时，应遵循相对合理主义，避免激进的做法，要充分考虑现实的需要，寻求一个改良的方法，辅之以其他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从而实现效果最优化。

（二）路径选择

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公诉案卷移送方式基本上采取两种模式：起诉状一本主义和全案移送主义。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前，对我国应该采取何种案卷移送方式一直争论不休，其中认为应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的主张一度“占据上风”。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在我国确立起诉状一本主义能够有效防止法官单方面受到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影响而形成不利于被告一方的预断和偏见，能够彻底阻断法官被无关联证据所误导，能充分体现对抗制庭审的理念，保障诉讼结构运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但笔者认为，不应该无限扩大起诉状一本主义的优点，我国当前的司法环境和文化传统并不适应起诉状一本主义，而采取全案移送主义有其明显的优势。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我国公诉案卷移送方式回归到全案移送主义。现将全案移送主义合理性阐述如下：

1.全案移送主义并不必然导致裁判不公

从预断的形成过程来看，全案移送并不表示法官就必然产生错误预断，预断也并不必然导致不公正的裁判，因为法官的预判未必就是对被告人的“偏见”。法官预断形成的基础是全部案卷材料，这些材料并不只是单方面的控诉证据，也包括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因此，尽管全案移送必然导致法官预断，但法官的预断不是建立在不正确或不充分的信息之上，法官在了解全部案情的基础上形成的预断并不必然导致最终的裁判错误。从预断的影响来看，即使法官在庭前形成预断，但这个预断会经受庭审中诸多原则规则的规制，例如，法庭上的举证质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合议制的审判组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将个别法官的预断规避掉。此外，裁判文书说理机制也是对法官的预断进行抵消或稀释的一种方式。法庭上的说理要求法官说出充分理由来说服控辩双方，把心中的预断最终外化为裁判文书，预断就必须经得住证据的考验，同时还要说服控辩双方认同裁判文书，这样法官就不得不一再考察预断的正确性。因此，法官在文书中说理的过程，就是抵消自己不公允预断的过程，只有克服不公允预断才能外化为裁判文书。

2.全案移送主义有利于案件集中审理

所谓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这也是要求我们迅速审判和集中审理的原因。只有庭审顺利且不间断地进行以及法官迅速做出裁判结果，才能减少被告人因诉讼带来身心上的压力与苦楚。全案移送可让法官在庭前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全面熟悉案情，了解争议的焦点，为庭审做好准备，以便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能够有的放矢地组织事实和证据的调查，防止庭审拖延。全案移送为法官在庭前做好准备提供了条件。在全案移送主义下，法官庭前接触到的卷证材料，既包括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也包括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法官对案情的认识是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这不同于起诉状一本主义下法官庭前难以熟悉案情，也不同于主要证据复印件下法官对案件产生片面认识。实行全案移送，法官在庭前不仅能为庭审做好程序性准备，也能做好一些实体性的准备。实体性的准备包括熟悉案情、了解证据、明晰争议，法官可以通过阅卷发现证据间的矛盾，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争议。在期权主义较为浓重的审判模式下，法官对案件事先所做的准备能让法官游刃有余地主导庭审过程，有针对性地发问和听取情况，提高诉讼效率，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中间，寻求到一个平衡点。[4]

3.全案移送主义契合我国诉讼模式和传统理念

全案移送主义在大陆法系国家得到广泛适用，主要原因是其符合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职权主义下法官不再是消极庭审的裁判者，而是要积极主动地介入证据的收集和调查，以便查明案件事实。庭前将全部案卷移送给法官，让法官为庭审做出充分准备，有利于法官更加有效地发挥审判职权。虽然当今世界各国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出现相互借鉴的趋势，但我国的文化传统和司法环境不能激进地引进当事人主义。我国大的司法环境是即使人们之间出现矛盾纠纷，人们也更愿意接受协商和调解，基本不愿意选择诉讼。因此，如果我们直接引入当事人主义下的起诉状一本主义的案卷移送方式，法官的职权将会受阻，调查案件事实的有效手段难以发挥作用。相反，控辩双方的责任加重，查明案件、收集调查证据、发现客观真实的任务将会转移给控辩双方，其将在法庭上高度对抗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而高度对抗和诉讼技巧与我国传统的厌讼和息诉思想对立。因此，全案移送主义符合我国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和当前我国的司法环境。

二、全案移送主义存在风险分析

为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也为了实现法律规定和实践做法的统一，新刑事诉讼法将案卷移送方式回归到1979年的全案移送方式。这种回归符合当前我国司法现实，选择全案移送有着其合理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回归全案移送主义亦存在一些风险，只有解决其可能存在的问题，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

（一）法官预断风险始终存在

我国一直试图通过对公诉案卷移送方式的变革来实现排除法官预断，但这个目的始终难以实现。新刑事诉讼法回归到全案移送主义让法官在庭前能全面熟悉案情，防止法官因单方面接触公诉人挑选的证据而形成不利于被告人的偏见。但法官作为最终的事实裁判者，仍然可以在开庭前研读案卷材料，致使法官在庭前形成心证或预断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值得注意的是，预断并不能和全案移送主义划等号，预断对于法官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无法避免的，即使是起诉状一本主义亦是如此。因此，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案卷移送方式上仍然存在着法官预断的风险。

（二）不当诉讼难以彻底杜绝

案卷移送制度是庭前审查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庭前审查程序作用的发挥影响很大。案卷移送方式虽然回归到全案移送主义上，但开庭审理的条件却是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根据这个标准，只要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案件属于本院管辖，就应当开庭审判。这造成了庭前审查程序的虚无化，难以防止检察院的不当追诉。因此，案卷移送方式改变，对庭前程序而言意义重大，但由于缺乏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庭前审查程序，故全案移送的一个重要作用未能得以体现，不能通过对案卷进行全面地、实质性地审查，制约公诉权力滥用，防止不当追诉，发挥庭前审查程序过滤公诉案件的功能。

（三）默读审判无法完全避免

所谓默读审判是指法官对案件做出裁判的心证不是在法庭开庭审理中形成，而是靠庭下研读案件卷证材料形成。可以说默读审判是当前庭审无法实现实质化的主要原因，案卷移送方式的改革始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全案移送让法官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审读案卷，审判前与审判程序中呈现出一种前后递进和接力互补的关系，在侦查阶段形成并作为控方指控证据的案卷，实际上成为法院裁判被告人是否有罪的根据，法院的审判不过是对侦查结论的确认而已。因此，大部分法官都习惯性地依赖检察院移送的案卷，并从心理上产生信任感而忽视了庭审过程的重要性。另外，我国刑事案件开庭审理时，大多数证人、鉴定人都不出庭作证，法庭对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的调查基本也是采取公诉人宣读材料的方式进行，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导致对这些证据的调查和事实认定必然走向书面化。此外，我国司法资源有限，法官专业素养偏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追诉实体正义的压力，法官会担心检察官的举证不完全，担心仅凭庭审举证对个案形成准确心证不一定可靠，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双方的举证去发现案件的真实。因此，在目前我国司法环境下默读审判是无法避免的，但因其与直接言词原则对立，不利于实现审判中心主义，所以必须正视默读审判问题并思考解决之道。

三、完善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思考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一次修改，此次修改将公诉案卷移送方式选择为公诉案卷全案移送，这种选择契合我国当前司法环境和现状。案卷全案移送模式在我国有生存的司法环境和土壤，但任何制度都会有自身的瑕疵和不足。为切实保障案卷全案移送主义的顺利回归，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设立庭前征询程序

案卷全案移送主义历来有诸多争议，究其主要原因是容易引起庭审前法官对案件进行预断。部分学者始终坚持我国采用起诉状一本主义，其意旨是希望解决我国法官在庭前对案件预断这一问题。虽然起诉状一本主义在防止法官预断案件方面比全案移送主义稍显优势，但其亦不能完全阻断法官预断案件这一难题。目前，就我国司法环境而言，起诉状一本主义在我国实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在于其运作效率较为低下，不能解决我国当前审判工作任务繁重的难题。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采取全案移送主义是较为妥当的选择，但要通过适当改进与完善，例如检察院在提起公诉之前，设立一道征询程序，让辩护方充分表达己方的意见。控方将起诉书和相关证据向辩护方进行解释说明，辩护方了解被指控的罪名和证据材料，同时向控方提交辩护意见，辩护方意见需要载明主要辩护观点。检察院在收到辩护意见后提起公诉，会同公诉案卷、辩护意见以及征询笔录等材料一起移交到审判法院，这样就弥补了辩护方信息获取困难和辩护不足的缺陷。[5]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对案卷材料内容获知更加详尽全面，即便法官对案件事先形成预断，对被告人的不利判断也将大大减弱，符合法官在庭前对案件进行全面了解的工作要求。

（二）增设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相互对抗，进而产生了证据开示制度。我国庭审中逐步引入当事人主义，庭审方式趋向控辩式或者类似于相互控辩模式，未来在我国庭审中增设证据开示制度是大势所趋。证据开示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使控辩双方和法官在庭审之前对案件全面了解和熟悉。证据开示制度能够充分实现控辩双方对等熟知案情和证据材料，平衡双方在庭前对案件信息获取不对等的局面，便于控辩双方在庭审前对案件争议的主要焦点进行概括归纳，为庭审做出充分准备，较好遏制了证据突袭的可能，保证庭审顺利进行和审判工作的有效开展。当前我国法律规定确立了律师的阅卷权，律师持相关证件可以在审查起诉前，向检察院申请查阅案卷证据材料，但法律却没有规定检察院能够向律师了解其对案件证件材料掌握情况，又因为检察院和辩护律师持不同的立场且一般较为对立，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律师的阅卷权很难得到充分保障。如果在实践中确立证件开示制度，让控辩双方的信息获取途径平行互通，控方向辩方展示和定罪量刑相关的证据材料，辩方也向控方展示其用于辩护的证据材料，这样不仅保障了律师的阅卷权，而且保障了控方对辩方掌握证据的知悉权。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而言，证据开示环节可以由立案庭负责庭前审查的法官主持进行。证据开示在控辩双方间进行，虽然主体面向是控辩双方，但是控辩双方在其中履行的义务却是不完全对等的，公诉方显然比辩护方承担更重的证据开示义务，公诉方必须穷尽其掌握的全部证据材料，包括对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全部证据。[6]132此外，还必须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控辩双方违反证据开示制度，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实行庭前实质审查

目前，几乎所有法治国家基本上都设有一个中立机构，主要负责对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件进行实质性预先审查。刑事案件庭前审查是法庭在对案件正式审判之前，在对案件做出的初步审查的前提下，决定是否把刑事案件移交给法院审判的诉讼行为，是连接公诉和审判的重要纽带。可以说，庭前审查是制约国家公权力、实现程序正义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制度。在法官对案件进行正式开庭前，对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排除不符合开庭审理的案件，用司法权力制约公诉权力，防止错诉或滥诉的发生，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但是，目前我国法院庭前审查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庭前预审，而是实行一种程序审查，只要案件指控的事实被初步确认且案件归属本地法院管辖，法院就会开庭审理，导致庭审带有“易发性”特征，法官在案件审判前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庭审的一种事先准备。因此，我国目前由庭审法官主持进行庭前审查是一种程序审查，是开庭前的一种准备活动，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庭前预备会议，而不是庭前实质性审查。[7]进一步完善公诉案卷移送制度，需要实行公诉案件庭前实质审查。考虑我国目前司法现状，可以由法院立案庭法官对案件进行庭前审查，将符合开庭条件的案件移交给审判庭审理。

（四）确立审判中心主义

建立健全我国案卷移送制度和案件庭审方式，目的是改变我国一直以来过于注重案卷笔录、书证和口供的证明作用，忽视案件庭审的功效，要实现庭审实质就必须确立起审判中心主义。显然，要达成这一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完善诸多制度和程序。一方面我们需要借鉴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直接言词原则，保证法官在法庭上接触到的是第一手信息资料。通过观察被告人、证人、鉴定人等在法庭上的表现，获取书面笔录上无法得到的信息。直接言词原则还能减少法官阅卷审判的机率，增加庭审的实质性。另一方面，需要我们完善证人出庭的相关保障机制，例如，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机制、证人人身财产安全保障机制等。法律需要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以及违反该项义务的责任。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加大教育宣传力度，鼓励证人出庭作证。重视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会见通信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落实，不仅要从法律上做出明确规定，更要从实践上加快追诉方观念的转变，避免在实际操作中阻碍律师正当行使辩护权。

（五）规范公诉案卷移送程序

检察官在审查起诉后形成的公诉案卷，内卷由检察机关自己归档保存，外卷包括起诉书、证据材料和诉讼文本，应当同辩护方提交的辩护意见一起在提起公诉时随案移送给审判法庭，但公诉人不打算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材料应当剔除，不能随案移送。为了后续程序不受影响，庭前检察院向法院移送案卷和辩方意见应当一次性进行，不能分批次移送。庭前未移送的案卷材料，在法庭审理中出示、宣读、播放，视为新证据，需经过对方质证，并应当庭提交给法庭。没有当庭提出的证据，未经过质证的证据，在庭下则不应该再移送给法庭。明确公诉案卷移送范围，体现了程序的公正性和规范性，同时也有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日）大木雅夫.比较法[M].范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陈瑞华.刑事诉讼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邱志强，孙喻.我国施行卷宗移送主义的可行性分析[J].中国检察官，2008，（7）.[5]仇小敏.刑事公诉方式：复印件移送主义、起诉状一本主义抑或全案移送主义[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6]张军，郝银钟.刑事诉讼庭审程序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牟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试析[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1）.作者简介：田飞（1986?D），男，四川安岳人，云南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诉讼法学、环境资源法学。

（责任编辑：李直）

第四篇：加拿大养老金制度

加拿大的养老制度按照官方分类，主要分为三个支柱。第一和第二支柱是政府强制型养老计划，第三支柱是由雇主或个人自愿发起的个人储蓄养老计划。

第一支柱主要是：老年保障金(OAS)。旨在实现社会再分配、减少老年人的贫困化，来源全部为联邦政府预算。据有关研究成果，1995底加拿大政府公共养老金支出为410亿加元，占联邦预算的23%，占当年GDP的5.3% ；“收入保障补贴”(GIS)，对象是不能享受“加拿大养老金计划”(CPP)或者低收入退休者；“配偶津贴”(Allowance)，其发给对象是养老津贴领取者之配偶或鳏寡者。

第二支柱核心是“加拿大养老金计划”(C/QPP)。CPP与QPP的结构与操作模式极为相似，主要的不同是：CPP 是由加拿大社会发展局管理，而QPP是由魁北克省政府代表魁省居民管理。该计划属强制性DB型现收现付的养老计划，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的共同缴费，缴费者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如果在60-65岁之间退休，退休金有所减少。该计划发放额与CPI挂钩，每年调整一次。缴费者可在加拿大境内自由流动，无论是调换工作，还是搬家迁移，新雇主将会继续为其缴费。前两个支柱称为公共养老金计划，两项计划替代率之和达到平均收入者的近60%。这个保障水平，是根据1997年加拿大养老制度改革后，调高CPP雇主和雇员缴费水平至当前4.95%的计算，并将人口老龄化因素也考虑在内得出，且可持续发展到2078年。

第三支柱包括各种雇主发起的职业养老金计划(RPPs)，和在税务总署注册并监管的个人储蓄养老计划(RRSPs)。RPPs和RRSPs都有

自愿参与的DB和DC两种形态。从1991年至2006年间，DC增长速度是DB的两倍。这两类计划都属于个人补充养老金计划，政府为这部分补充养老金计划提供税收上的优惠，RRSPs的供款额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超越RPPs(见表1)。

目前加拿大退休中、高收入人群中，第三支柱的替代率在养老体系中占比最高，成为最大的退休收入来源，这其间RRSPs在65岁以上退休人员的整体收入替代率由23%增长至32%。

加拿大注册退休养老金储蓄计划RRSPs

加拿大政府于1957年推出第三支柱私人养老金RRSPs计划。当时公共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是个人退休前平均收入的40%，建立RRSPs 的目的是鼓励中、高收入人群通过及早安排规划个人退休账户，积累足够的余额，以便退休后能够维持或接近退休前的生活水平。政府为了推广此计划，在个人税收方面给予了极大的优惠，允许税前扣除限额内的个人供款，而且供款限额逐年放大，例如1986最高供款限额为$7,500/人年，2009年达$21,000/人年。

RRSPs目前已成为加拿大居民金融资产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大大高于互惠基金、银行存款等其他类型的金融资产(见表2)。

RRSPs计划运作和管理目前在加拿大已非常成熟，成为零售化养老金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可以在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互惠基金公司或其它许可的金融单位开设RRSPs帐户。不同机构采用信托式或契约式管理运作，投资回报也会有所不同。

RRSPs供款限额与EET税优

这是指纳税人任何一年可供款至RRSPs帐户的金额，基本计算方法为上年收入的18%，加上以前未使用的供款额度，减去上年的退休金调整额，每年规定不得超过的最高限额，超过供款限额部分每月1%的罚款率。

RRSPs供款可以在当年或来年直接扣税，减少税收负担；在RRSPs项下的投资所得(包括利息，红利及资本增值)可以免税增长，直到从户口提取出来。第三，个人提取时缴纳税款。提取时作为退休金按照家庭收入总额核算纳税额时，实际缴纳的税会较少，甚至免缴税。信托型运作管理模式

RRSPs的主要组织运作模式有：信托型、保险契约型和政府联合基金等形式，主要以信托基金模式存在。信托型计划2000年涵盖人群达67.9%，保险公司契约型计划同期涵盖人群为15%。信托型养老金平均单个信托型计划上规模较大，参与人数较多，资产较多；契约型计划规模较小，参与人数较少，资产较少(见表3)。

从退休收入资产形态看，信托型在退休收入累计资产中占比较大的比例，在累计退休收入资产形态1997-2000年统计中，2000年达51.5%，保险契约型仅占4.6%(见表4)。

除加拿大以外，所有英美系国家都将信托视为主要的或唯一的养老基金的法定形式。

RRSPs的投资渠道

RRSPs的类型分为基本RRSP、团体RRSP。信托为最常见运营管理模式，可选择的投资品种包括普通股，房屋贷款，共同基金，加拿大

储蓄债券，保证投资证书等。投资者还可以综合考虑国外30%限额投资部分，在不同的金融公司，不同国家金融产品之间进行调整分配。团体RRSP通常由雇主，工会或专业协会组织发起，由金融机构，投资管理公司，保险公司，或经纪人公司代表该团体进行管理。一般来讲，团体RRSP项下可选择的投资产品比较有限，但许多由雇主发起的团体RRSP包含一些福利，例如，雇员每月供款$100，雇主再匹配供款$50或$100等等。

RRSPs的提取条件

○账户中止期限。目前税务总署规定当账户拥有人年龄达到71岁时，就必须关闭户口将钱取出。从RRSP里领取的任何资金都纳入当年收入，需要缴税，虽然可以将钱转换到另外一种注册户口而不需做一次性收入纳税。在转换时，也需要理解其独特的投资组合和提款限制。如果退休人员没有其它的退休金收入，那么从RRSP中拿出部分资金转移到注册退休收入基金中或购买年金，退休人员会享受养老金退税政策。

○购房计划。第一次购房者最高取款限额为每人$20,000。购房者必须在不少于15年内每年平均把取出的款还到RRSP中。因为购房者的免税取款优惠，用以提高首期付款额，从而减少以后的房贷款。○学习计划。可以从RRSP中取款来资助自己或配偶念书，取出的款不用纳税，在任何一个日历，最多只能取出$10,000，多取出的金额必须纳税，取款的总数不能超过$20,000。所取出的款项必须在不少于10年期间平均地还到RRPS内。

第五篇：加拿大学位制度

加拿大

加拿大大学的学位制度：

加拿大的学位有三种：学士、硕士、博士，学时学位的学习时间一般为三年，优等学位为4年。优等学士学位可以缩短取得硕士学位所用的时间。硕士学位学习时间为1-2年。攻读博士学位者需有硕士学位，一般学习时间2年。优等学士学位毕业者在某些学校可以直接攻博，时间则需3年。

加拿大大学的学位等级：

高等教育的结构中共分十个等级：博士学位、哲学硕士学位、硕士学位、执照(指律师或医生合格开业证明)、研究生毕业证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证书、特别证书、结业证书和证书。普通学士学位一般修读3年。荣誉学士学位一般修读4年。

加拿大大学的学分制度：

加拿大大学基本上都实行学分制，但计算学分的方法各有不同。加拿大的多数大学采用学分制。硕士学位是要在取得普通学士学位的成绩60―70分上 再攻读两年才能取得。而荣誉学士则只需一年。如果申请博士课程则必须在学士课程中取得70―80分以上才行。完成硕士课程者亦有资格申请，修业期一般是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