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思考

第一篇：对完善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思考

对完善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思考

摘要：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将案卷移送方式回归到最初的全案移送模式。这种模式既符合我国当下的司法现状，也符合职权主义国家追求实体正义的诉讼理念。但是实行全案移送主义解决我国目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某些问题的同时，亦带来了新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主张：设立庭前征询程序；增设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实行庭前实质审查；确立审判中心主义；规范公诉案卷移送程序。

关键词：公诉案卷；预断；全案移送主义

中图分类号：D925.2

一、改进全案移送主义的基本思路

案卷移送虽然只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小环节，但它却是提起公诉和审判的连接点。作为衔接性的制度，其作用的发挥关系到后续程序能否顺利推进。科学合理地改进公诉案卷移送制度，有利于保障诉讼流程的高效运作，有利于实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也有利于实现程序公平正义的诉讼价值。

（一）基本理念

1.兼顾实体正义与程序价值

全案移送能够让法官了解到全部案卷材料，庭前做好充分准备，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但是法官庭前接触案卷有损程序公正。笔者认为，在改革我国案卷移送制度、改进全案移送方式时，应当充分考虑到我国司法资源有限这一现状。我们在强调法官中立、审判公正的同时，也应强调审判程序的有效推进。为解决我国司法资源有限和司法任务繁重之间的矛盾，必须重视诉讼的效率，即重视资源的投入和产出，同时注意高效地完成刑事司法抑制犯罪、保护社会和公民个人权利的任务。[1]163可以说，在当前司法资源不足、司法人员专业素养有限的情况下，实体正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程序价值的追求，而是要配合司法资源，科学合理建设配套制度，兼顾公平和效率，既重实体正义又重程序价值。

2.立足本国国情与借鉴国外经验

目前我国对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虽然各国的司法体制和司法环境各不相同，但笔者认为闭门造车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并不可取。正如日本学者大木雅夫在其《比较法》中所说：“不知别国法律者，对本国法律就一无所知”。[2]67了解其他国家的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分析他们取得成果的条件和方式，理性地对国外经验进行检验，吸收其适合用于我国司法制度的部分，不失为一个有效改进我国案卷全案移送制度的重要途径。然而，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并直接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传统文化等因素。因此，我们对这一有机体应有最起码的“尊重”，而绝不能动辄提出一些带有“人定胜天”性质的观点。[3]170我们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不照搬照套，充分考虑某些特定程序所依附的诉讼制度的整体性质和相关制度的特点，充分考虑某些制度设置和运行的实际条件，例如，本土资源、主体素质等。在改革公诉案卷移送制度时，应该保持一种改良和渐进的态度，以尽量避免失误。

3.相对合理主义

相对合理主义是龙宗智教授这些年提出的有关司法改革的观点，是指在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法治环境里，在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下，我们无论是制度改革，还是程序操作，都只是追求一种相对合理，不能企求尽善尽美。如果不注意实际条件和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去追求理性化，不仅难以奏效，而且还可能因此破坏既成的有序状态，使得情况更糟。笔者认为，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我国司法制度的影响已经太过深刻，想通过一朝一夕的改革来解决我国公诉案卷移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不太现实，因为几乎所有的司法工作人员都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工作模式，冲击力过大的改革容易引起逆反心理，一步到位的改革模式难以奏效。因此，我们在完善公诉案卷移送制度时，应遵循相对合理主义，避免激进的做法，要充分考虑现实的需要，寻求一个改良的方法，辅之以其他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从而实现效果最优化。

（二）路径选择

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公诉案卷移送方式基本上采取两种模式：起诉状一本主义和全案移送主义。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前，对我国应该采取何种案卷移送方式一直争论不休，其中认为应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的主张一度“占据上风”。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在我国确立起诉状一本主义能够有效防止法官单方面受到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影响而形成不利于被告一方的预断和偏见，能够彻底阻断法官被无关联证据所误导，能充分体现对抗制庭审的理念，保障诉讼结构运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但笔者认为，不应该无限扩大起诉状一本主义的优点，我国当前的司法环境和文化传统并不适应起诉状一本主义，而采取全案移送主义有其明显的优势。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我国公诉案卷移送方式回归到全案移送主义。现将全案移送主义合理性阐述如下：

1.全案移送主义并不必然导致裁判不公

从预断的形成过程来看，全案移送并不表示法官就必然产生错误预断，预断也并不必然导致不公正的裁判，因为法官的预判未必就是对被告人的“偏见”。法官预断形成的基础是全部案卷材料，这些材料并不只是单方面的控诉证据，也包括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因此，尽管全案移送必然导致法官预断，但法官的预断不是建立在不正确或不充分的信息之上，法官在了解全部案情的基础上形成的预断并不必然导致最终的裁判错误。从预断的影响来看，即使法官在庭前形成预断，但这个预断会经受庭审中诸多原则规则的规制，例如，法庭上的举证质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合议制的审判组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将个别法官的预断规避掉。此外，裁判文书说理机制也是对法官的预断进行抵消或稀释的一种方式。法庭上的说理要求法官说出充分理由来说服控辩双方，把心中的预断最终外化为裁判文书，预断就必须经得住证据的考验，同时还要说服控辩双方认同裁判文书，这样法官就不得不一再考察预断的正确性。因此，法官在文书中说理的过程，就是抵消自己不公允预断的过程，只有克服不公允预断才能外化为裁判文书。

2.全案移送主义有利于案件集中审理

所谓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这也是要求我们迅速审判和集中审理的原因。只有庭审顺利且不间断地进行以及法官迅速做出裁判结果，才能减少被告人因诉讼带来身心上的压力与苦楚。全案移送可让法官在庭前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全面熟悉案情，了解争议的焦点，为庭审做好准备，以便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能够有的放矢地组织事实和证据的调查，防止庭审拖延。全案移送为法官在庭前做好准备提供了条件。在全案移送主义下，法官庭前接触到的卷证材料，既包括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也包括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法官对案情的认识是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这不同于起诉状一本主义下法官庭前难以熟悉案情，也不同于主要证据复印件下法官对案件产生片面认识。实行全案移送，法官在庭前不仅能为庭审做好程序性准备，也能做好一些实体性的准备。实体性的准备包括熟悉案情、了解证据、明晰争议，法官可以通过阅卷发现证据间的矛盾，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争议。在期权主义较为浓重的审判模式下，法官对案件事先所做的准备能让法官游刃有余地主导庭审过程，有针对性地发问和听取情况，提高诉讼效率，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中间，寻求到一个平衡点。[4]

3.全案移送主义契合我国诉讼模式和传统理念

全案移送主义在大陆法系国家得到广泛适用，主要原因是其符合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职权主义下法官不再是消极庭审的裁判者，而是要积极主动地介入证据的收集和调查，以便查明案件事实。庭前将全部案卷移送给法官，让法官为庭审做出充分准备，有利于法官更加有效地发挥审判职权。虽然当今世界各国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出现相互借鉴的趋势，但我国的文化传统和司法环境不能激进地引进当事人主义。我国大的司法环境是即使人们之间出现矛盾纠纷，人们也更愿意接受协商和调解，基本不愿意选择诉讼。因此，如果我们直接引入当事人主义下的起诉状一本主义的案卷移送方式，法官的职权将会受阻，调查案件事实的有效手段难以发挥作用。相反，控辩双方的责任加重，查明案件、收集调查证据、发现客观真实的任务将会转移给控辩双方，其将在法庭上高度对抗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而高度对抗和诉讼技巧与我国传统的厌讼和息诉思想对立。因此，全案移送主义符合我国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和当前我国的司法环境。

二、全案移送主义存在风险分析

为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也为了实现法律规定和实践做法的统一，新刑事诉讼法将案卷移送方式回归到1979年的全案移送方式。这种回归符合当前我国司法现实，选择全案移送有着其合理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回归全案移送主义亦存在一些风险，只有解决其可能存在的问题，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

（一）法官预断风险始终存在

我国一直试图通过对公诉案卷移送方式的变革来实现排除法官预断，但这个目的始终难以实现。新刑事诉讼法回归到全案移送主义让法官在庭前能全面熟悉案情，防止法官因单方面接触公诉人挑选的证据而形成不利于被告人的偏见。但法官作为最终的事实裁判者，仍然可以在开庭前研读案卷材料，致使法官在庭前形成心证或预断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值得注意的是，预断并不能和全案移送主义划等号，预断对于法官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无法避免的，即使是起诉状一本主义亦是如此。因此，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案卷移送方式上仍然存在着法官预断的风险。

（二）不当诉讼难以彻底杜绝

案卷移送制度是庭前审查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庭前审查程序作用的发挥影响很大。案卷移送方式虽然回归到全案移送主义上，但开庭审理的条件却是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根据这个标准，只要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案件属于本院管辖，就应当开庭审判。这造成了庭前审查程序的虚无化，难以防止检察院的不当追诉。因此，案卷移送方式改变，对庭前程序而言意义重大，但由于缺乏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庭前审查程序，故全案移送的一个重要作用未能得以体现，不能通过对案卷进行全面地、实质性地审查，制约公诉权力滥用，防止不当追诉，发挥庭前审查程序过滤公诉案件的功能。

（三）默读审判无法完全避免

所谓默读审判是指法官对案件做出裁判的心证不是在法庭开庭审理中形成，而是靠庭下研读案件卷证材料形成。可以说默读审判是当前庭审无法实现实质化的主要原因，案卷移送方式的改革始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全案移送让法官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审读案卷，审判前与审判程序中呈现出一种前后递进和接力互补的关系，在侦查阶段形成并作为控方指控证据的案卷，实际上成为法院裁判被告人是否有罪的根据，法院的审判不过是对侦查结论的确认而已。因此，大部分法官都习惯性地依赖检察院移送的案卷，并从心理上产生信任感而忽视了庭审过程的重要性。另外，我国刑事案件开庭审理时，大多数证人、鉴定人都不出庭作证，法庭对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的调查基本也是采取公诉人宣读材料的方式进行，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导致对这些证据的调查和事实认定必然走向书面化。此外，我国司法资源有限，法官专业素养偏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追诉实体正义的压力，法官会担心检察官的举证不完全，担心仅凭庭审举证对个案形成准确心证不一定可靠，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双方的举证去发现案件的真实。因此，在目前我国司法环境下默读审判是无法避免的，但因其与直接言词原则对立，不利于实现审判中心主义，所以必须正视默读审判问题并思考解决之道。

三、完善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思考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一次修改，此次修改将公诉案卷移送方式选择为公诉案卷全案移送，这种选择契合我国当前司法环境和现状。案卷全案移送模式在我国有生存的司法环境和土壤，但任何制度都会有自身的瑕疵和不足。为切实保障案卷全案移送主义的顺利回归，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设立庭前征询程序

案卷全案移送主义历来有诸多争议，究其主要原因是容易引起庭审前法官对案件进行预断。部分学者始终坚持我国采用起诉状一本主义，其意旨是希望解决我国法官在庭前对案件预断这一问题。虽然起诉状一本主义在防止法官预断案件方面比全案移送主义稍显优势，但其亦不能完全阻断法官预断案件这一难题。目前，就我国司法环境而言，起诉状一本主义在我国实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在于其运作效率较为低下，不能解决我国当前审判工作任务繁重的难题。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采取全案移送主义是较为妥当的选择，但要通过适当改进与完善，例如检察院在提起公诉之前，设立一道征询程序，让辩护方充分表达己方的意见。控方将起诉书和相关证据向辩护方进行解释说明，辩护方了解被指控的罪名和证据材料，同时向控方提交辩护意见，辩护方意见需要载明主要辩护观点。检察院在收到辩护意见后提起公诉，会同公诉案卷、辩护意见以及征询笔录等材料一起移交到审判法院，这样就弥补了辩护方信息获取困难和辩护不足的缺陷。[5]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对案卷材料内容获知更加详尽全面，即便法官对案件事先形成预断，对被告人的不利判断也将大大减弱，符合法官在庭前对案件进行全面了解的工作要求。

（二）增设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相互对抗，进而产生了证据开示制度。我国庭审中逐步引入当事人主义，庭审方式趋向控辩式或者类似于相互控辩模式，未来在我国庭审中增设证据开示制度是大势所趋。证据开示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使控辩双方和法官在庭审之前对案件全面了解和熟悉。证据开示制度能够充分实现控辩双方对等熟知案情和证据材料，平衡双方在庭前对案件信息获取不对等的局面，便于控辩双方在庭审前对案件争议的主要焦点进行概括归纳，为庭审做出充分准备，较好遏制了证据突袭的可能，保证庭审顺利进行和审判工作的有效开展。当前我国法律规定确立了律师的阅卷权，律师持相关证件可以在审查起诉前，向检察院申请查阅案卷证据材料，但法律却没有规定检察院能够向律师了解其对案件证件材料掌握情况，又因为检察院和辩护律师持不同的立场且一般较为对立，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律师的阅卷权很难得到充分保障。如果在实践中确立证件开示制度，让控辩双方的信息获取途径平行互通，控方向辩方展示和定罪量刑相关的证据材料，辩方也向控方展示其用于辩护的证据材料，这样不仅保障了律师的阅卷权，而且保障了控方对辩方掌握证据的知悉权。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而言，证据开示环节可以由立案庭负责庭前审查的法官主持进行。证据开示在控辩双方间进行，虽然主体面向是控辩双方，但是控辩双方在其中履行的义务却是不完全对等的，公诉方显然比辩护方承担更重的证据开示义务，公诉方必须穷尽其掌握的全部证据材料，包括对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全部证据。[6]132此外，还必须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控辩双方违反证据开示制度，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实行庭前实质审查

目前，几乎所有法治国家基本上都设有一个中立机构，主要负责对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件进行实质性预先审查。刑事案件庭前审查是法庭在对案件正式审判之前，在对案件做出的初步审查的前提下，决定是否把刑事案件移交给法院审判的诉讼行为，是连接公诉和审判的重要纽带。可以说，庭前审查是制约国家公权力、实现程序正义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制度。在法官对案件进行正式开庭前，对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排除不符合开庭审理的案件，用司法权力制约公诉权力，防止错诉或滥诉的发生，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但是，目前我国法院庭前审查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庭前预审，而是实行一种程序审查，只要案件指控的事实被初步确认且案件归属本地法院管辖，法院就会开庭审理，导致庭审带有“易发性”特征，法官在案件审判前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庭审的一种事先准备。因此，我国目前由庭审法官主持进行庭前审查是一种程序审查，是开庭前的一种准备活动，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庭前预备会议，而不是庭前实质性审查。[7]进一步完善公诉案卷移送制度，需要实行公诉案件庭前实质审查。考虑我国目前司法现状，可以由法院立案庭法官对案件进行庭前审查，将符合开庭条件的案件移交给审判庭审理。

（四）确立审判中心主义

建立健全我国案卷移送制度和案件庭审方式，目的是改变我国一直以来过于注重案卷笔录、书证和口供的证明作用，忽视案件庭审的功效，要实现庭审实质就必须确立起审判中心主义。显然，要达成这一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完善诸多制度和程序。一方面我们需要借鉴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直接言词原则，保证法官在法庭上接触到的是第一手信息资料。通过观察被告人、证人、鉴定人等在法庭上的表现，获取书面笔录上无法得到的信息。直接言词原则还能减少法官阅卷审判的机率，增加庭审的实质性。另一方面，需要我们完善证人出庭的相关保障机制，例如，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机制、证人人身财产安全保障机制等。法律需要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以及违反该项义务的责任。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加大教育宣传力度，鼓励证人出庭作证。重视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会见通信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落实，不仅要从法律上做出明确规定，更要从实践上加快追诉方观念的转变，避免在实际操作中阻碍律师正当行使辩护权。

（五）规范公诉案卷移送程序

检察官在审查起诉后形成的公诉案卷，内卷由检察机关自己归档保存，外卷包括起诉书、证据材料和诉讼文本，应当同辩护方提交的辩护意见一起在提起公诉时随案移送给审判法庭，但公诉人不打算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材料应当剔除，不能随案移送。为了后续程序不受影响，庭前检察院向法院移送案卷和辩方意见应当一次性进行，不能分批次移送。庭前未移送的案卷材料，在法庭审理中出示、宣读、播放，视为新证据，需经过对方质证，并应当庭提交给法庭。没有当庭提出的证据，未经过质证的证据，在庭下则不应该再移送给法庭。明确公诉案卷移送范围，体现了程序的公正性和规范性，同时也有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日）大木雅夫.比较法[M].范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陈瑞华.刑事诉讼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邱志强，孙喻.我国施行卷宗移送主义的可行性分析[J].中国检察官，2008，（7）.[5]仇小敏.刑事公诉方式：复印件移送主义、起诉状一本主义抑或全案移送主义[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6]张军，郝银钟.刑事诉讼庭审程序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牟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试析[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1）.作者简介：田飞（1986?D），男，四川安岳人，云南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诉讼法学、环境资源法学。

（责任编辑：李直）

第二篇：试论公诉案件案卷移送方式改革研究

试论公诉案件案卷移送方式改革研究

[论文摘要]公诉案卷移送是各国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程序环节，检察机关采取何种方式向审判机关移送公诉案卷与程序公正、实体正义联系密切。如果公诉案卷移送方式设计不当，将会使得庭审过程流于形式，进而可能会引起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失衡。根据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放弃了部分案卷移送方式（亦被称为“复印件主义”移送方式），恢复了全案移送方式，而文章认为此应当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策略，仍应进一步寻求更为合理的公诉案卷移送方式。我们必须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综合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各方面影响因素，对本国公诉案卷移送方式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以期为该制度构建提供新的完善建议。

[论文关键词]全案移送 复印件主义 起诉一本主义 转变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公诉案卷是指为了实现追诉犯罪的目的，由享有侦查权的公安司法机关制作的证据材料以及其他程序性材料的总和。由于公诉案卷的移送将直接决定证据材料等能否在审判前进入庭审法官“视野”，其程序设置得当将有助于刑事诉讼向前推进和最终正义的达成，反之则将可能会侵犯公民权益，进而动摇到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目前，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取消了部分案卷移送方式（下称之为“复印件主义”移送方式），将公诉案卷移送方式重新修订为全案移送方式。但这是否与我国刑事诉讼目标相契合，是否符合刑事诉讼规律仍然值得深入探讨。我们应该较为全面地分析公诉案卷移送方式在我国的改革完善问题，既要达到保障人权的最低目标，又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司法现状的特殊性，提出具体可行的完善建议，最终实现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的和谐统一。

一、公诉案件案卷移送方式走向“复印件主义”之缘起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案卷移送方式是检察院将全部案卷移送法院，法院在此基础上进行公诉审查和审判，可以说是一种侦查审判连锁式的构造。这种构造下，庭审流于形式化，成为审前活动的简单重复或认可，这种模式存在以下亟需克服的缺陷。

首先，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将全案移送审判法官，容易出现先定后审的庭审形式化弊病，审判法官在刑事审判中容易形成预先判断。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是否确实，案件事实能否得到确认，需要到法庭上由控辩双方举证质证，按照证据规则进行核实，而本不需要在庭前进行“不透明”的全面调查。相反，法官承担过多的调查任务，往往无法充分发挥控辩双方相互“攻防”对案件事实地直接辨明作用。在某些案件中全案移送方式即使在实质上并没有带来偏见和预断，但在职权主义色彩浓厚的控诉模式下，仅“从表象上看似存在的偏见也会有损整个司法体系的品质”。如果法官已经形成偏见，在庭审中偏向任何一方，而不能中立、平等、充分地听取双方的“诉词”，是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法则的。

其次，全案移送方式中法官可以预先通过阅卷的方式接触控方的所有证据材料，了解控方的控诉意见。同时检察机关所移送的证据材料进入法官视野毫无障碍，甚至是某些可能并不具有证据资格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法官最终的心证

与判决。这些都与审判公开、直接言词原则、辩论原则相违背，且使得许多证据规则被虚化，难以真正发挥运用证据规则最大限度发现实体真实的作用。

二、“复印件主义”移送方式功能受限

“复印件主义”移送方式本身旨在改变全案移送方式存在的上述两方面困境，尽量排除法官预断的可能性，避免庭审走过场的虚化弊病，保证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而基于对法官主导法庭审理需要及诉讼效率的考虑，并不直接跨入起诉一本主义，而是允许法官在庭前接触案件的主要证据。但是，在我国职权主义色彩浓重的刑事诉讼体制下，这种改革过于“理想化”，反而会带来更多新的问题。

首先，在立法者看来“检察院在庭前向法院移送证据数量的多寡，与法院产生预断的可能性呈正比例关系，因此，鉴于当前国情，法律没有建立彻底的‘起诉一本主义’，但与以往的全案移送相比，这种‘部分移送’的做法已经大大降低了法官先定后审的可能性”。这种在逻辑上“谋定而后动”的修改是否能够达成目的呢，笔者认为恰恰没能很好地实现其应有的效果。

一方面，在我国长期的刑事诉讼传统中，法官在全案移送制度下已经形成了对以“案卷为中心的裁判模式”依赖心理。在刑诉法改革后，尽管检察机关在审前并不移送全案证据材料，但是其移送的“主要证据”范围界定主要由检察机关把握，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无法摆脱预断的窠臼。同时，庭审结束后检察机关仍然需要将全部案件材料移送法院，加之直接言词原则的缺失以及定期宣判的普遍存在，刑事法官以“案卷为中心的裁判模式”没有质的转变，庭审走过场的现象仍然难以真正得到扭转。

其次，“复印件主义”移送方式下辩护方的防御能力实际上受到削弱。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法院对主要证据的界定相对宽泛，而对于检察机关移送的证据是否属于“主要证据”以及是否还有其他主要证据没有移送，则未规定相应的审查及制裁措施。而检察机关对主要证据的界定则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在规定中对言词证据可以选择只复印能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即摘要式的复印。

一方面，“中国的法院和法官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比欧陆法院和法官在它们社会中的地位要低。不仅司法独立的传统不够，而且司法机构内部的行政色彩较浓重。法院和法官往往收到来自各方的各种形式的干预，包括内部的层层审批，包括社会中波动的舆论干扰”。人民法院在我国的司法环境下似乎并没有积蓄足够的力量在上述问题上直接对检察机关出示的“突袭证据”直接加以排除。从立法上看，裁判者似乎掌握禁止出示该类证据的裁量权，但实践上真正直接排除此类证据涉及司法机关之间的部门利益，一般会偏向准许检察机关出示，为检察机关诉讼突袭留下了潜在的空间。而此时留给辩护方对此类证据的防御准备时间往往会应案件审理期限等效率需要而被大大地压缩，严重削弱了辩护方对“突袭证据”的防御能力。

另一方面，“复印件主义”移送方式下，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的证据减少，使得原本在全案移送方式下能接触全案证据材料的辩护律师只能接触到经过检察机关精心挑选的一部分“主要证据”，阅卷权受到一定程度的缩小，难以保障其庭审前的先悉权。

综上所述，“复印件主义”的卷宗移送方式改革试图阻断庭审法官预断恢复庭

审实质化及真正发挥证据规则作用发现案件真实，实际上却并未取得预设的效果。

三、案卷移送方式改革完善的应有视角

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并未完全转向对抗制的当事人主义，而是依然保留着许多职权主义传统，刑事法官并不意味着消极仲裁者的形象，例如合议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可能有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而起诉和移送的证据材料中没有这方面的证据裁量的，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③我国的刑事案件庭审过程从本质上离纯粹由控、辩双方主导的当事人主义还相去较远，庭审法官在实质上仍保留着在调查取证、干预庭审进程等方面的职权。

同时，我国的刑事法传统历来强调实体真实的发现，对法律真实的接受度无论是专业的司法工作者还是普通民众都还远未达到普遍认同的程度。在笔者看来，“要充分发挥庭审法官在追求案件客观真实的诉讼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适用“全案卷证移送主义”本来是最佳选择，但这又与对抗制诉讼模式所体现的 “当事人主义”和“审判中心主义” 理念相违背。”而“起诉状一本主义”虽然从理论上讲能很好地防止刑事法官庭前预断并实现庭审实质化，但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如证据开示制度、预审制度、直接言词原则、陪审团制等），而这些旨在确保庭审法官独立的配套制度与我国长期存续的职权主义因素相排异。

对于我国刑事案卷移送方式改革转向问题，笔者认为我们不妨追本溯源地进行探讨。在案卷移送方式改革中，首先需要得到转变的是阻断庭审法官与侦查案卷在庭审前的直接接触，防止庭审法官形成预断，确保其心证过程的中立及程序公正；其次要确保对检察机关所移送的案件进行必要的公诉审查，进而排除不必要的起诉和审判；其次，由于“在我国辩方在刑事诉讼中控制与掌握的案件信息量不足以支持其与控方对抗，即辩方与控方在案件信息量的占有上处于失衡的状况，缺乏控辩对抗的信息基础条件。”因此必须充分保障辩方对证据的先悉权，进而增强庭审的对抗性，确保直接言词原则在发现案件真实上起到应有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说，不论起诉状一本主义、案卷移送主义亦或是“复印件主义”都仅仅是各国在解决刑事诉讼启动时应如何移送案卷的方式问题，它们只是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一个方法，并不是决定司法公正的唯一路径。因此，我国案卷移送方式改革的转向，只要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实体正义与程序公正，并能在制度环境内良好的运行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刑事诉讼法》的其他配套法律法规也在进行有益的探索，人权保障、限制公权力滥用等观念在不同层面上得到了体现。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中公诉案卷移送方式改革应当紧紧围绕人权保障的要求进行合理化设计，而不应当混淆方法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仅仅将关注点放在起诉状一本主义与全案移送方式之上。具体而言就是从我国刑事诉讼发展完善的具体需要出发，通过设计符合我国司法实践需要且能够促使庭审实质化实现的公诉案卷移送方式，从整体的层面促进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动态平衡。

因此，对于我国案卷移送改革，笔者提出以下初步的建议：第一，建立预审制度，前期可以考虑由立案法官兼任预审法官负责进行公诉审查。此时检察机关应向预审法官移送需要起诉案件的所有证据材料，由预审法官负责进行实体性审p第三，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控辩双方都无异议的案件，预审法官可以将全部

案卷材料移送给庭审法官；而对于控辩任一方反对适用或明显较为复杂不适合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预审法官只能将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以及双方没有争议的证据材料原件移送给庭审法官，最后在证据开示程序结束时及时将其他刑事卷证材料退回给检察机关。而对双方都存在争议的证据材料，预审法官只需做好争议点整理记录工作，在移送案件证据材料时把该争议点一并移交庭审法官，由其在庭审中主持举证质证进行核实，从而有效控制庭审进程。

第四，“如果控辩任何一方没有履行证据展示义务，应视其情节轻重承担下列不利的法律后果：强制违反证据展示义务的一方履行展示义务、法庭宣布延期审理、禁止出示未经展示的证据、宣布审判无效、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当然，也“应该禁止预审法官和庭审法官事前的交流沟通，以切实杜绝审前预断”，对违反该规定的庭审法官可以纳入回避范围，同时对违反该规定的预审法官及庭审法官也应当给予相应的处分措施。

四、结语

在立法完善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程序性的改革都涉及整体功能的协调，必然会面临许许多多的困难与挑战，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公诉案卷移送方式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因为各种制度之间在运行上的相互调和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随着人们对人权保障的日益关注，对我国传统职权主义刑事追诉模式进行必要的修改势在必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的合理内核并不意味着一定与我国的诉讼模式相排斥，而恰恰相反，这些合理内核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刑事诉讼程序对公正与效率的追求，只要辅以本土化的完善，完全是可以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吸收。

第三篇：设立民事行政公诉制度思考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恶化、市场割据、不正当竞争、“豆腐渣”工程等等社会现象，导致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等公共利益严重受损，由于法律的缺位，这些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看，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为此，有必要建立民事行政公诉制度，只有建立了民事行政公诉制度，才能把一切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照法律进行纠正、制裁，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充分保护。民事行政公诉,就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需要由检察机关作为诉讼代表人提起诉讼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作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公诉人，依法提起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对该案件依法裁断的民事、行政诉讼制度。对于检察机关是否可以提起民事行政诉讼，近年来在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从国外的立法来看，民事行政公诉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而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此未有明确的规定。在此，我就设立民事行政公诉制度作了一些思考。

一、检察机关是民事行政公诉制度的主体

建立民事行政公诉制度，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其中之一就是由谁来充当诉讼主体，由于民事行政公诉基于国家公诉权而产生，因此民事行政公诉的主体资格只能赋予专门的国家机关，即有权代表国家和社会等公共利益者，而且只能由法律授权，而不能由法律以外的规则规定。目前我国宜由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行政公诉的主体。

从国外情况看，在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根据《美国法典》有关规定，检察官在涉及联邦利益等7种民事案件中，有权参加诉讼，其中包括检察官有权对所有违反《谢尔曼法》或《克莱顿法》而引起的争议提起公诉,最近几年比较著名的有检察官代表美国政府诉微软公司案等。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德国、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都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特定的涉及公益的案件，有权以主当事人的身份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与诉讼，并可以上诉。由此可见，两大法系虽然具体规定有差异，但这些国家的立法均不同程度地授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在一定范围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把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制度推向一个更重要的地位的，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列宁认为，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作的事情只有一件：监视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在列宁的思想指导下，1928年《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2条明文规定，“检察长认为对保护国家或劳动人民利益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提起诉讼或者随时参与诉讼。”这一制度历经修改，成为完备的制度，并且为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效仿。

从国内的情况看，对于检察机关提起诉讼这一职权，我国在刚刚设立检察机构的时候就予以确认，早在清末、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与之相关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检察机关的这一职权更是得到强调。1949年12月颁发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参与涉及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以及涉及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有关这一切行政诉讼；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1957年最高法院制定的《民事案件审判程序（草稿）》第1条有类似规定，允许检察院对“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提起诉讼；1979年2月2日，最高法院在《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行）》中对民事公诉制度再次确认。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的制度并没有坚持下去，特别是在检察机关被彻底“砸烂”以后，这样的制度就更没有理由存在了。

从理论上分析，民事行政公诉是国家提起的诉讼，但国家无法作为一个实体来实施具体的诉讼行为，需要特定的执行人代表国家行使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从我国的体制看，可供选择的有三个：一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可以行使国家的一切权力，当然也包括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二是政府。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直接管理国家财产，对于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政府作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可以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公诉。三是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在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体系中，人民检察院都担负着重要职责。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就是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人民检察院也有能力代表国家对民事行政违法行为人提起公诉。

在以上三个可供选择的民事行政公诉主体中，人民检察院最为适宜。理由如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

力机关，主要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而较少参与某些具体活动，且人民代表大会地位在同级审判机关之上，由人民代表大会提起诉讼，不利于审判机关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和确保判决的公正性。按道理，政府机关是最好的诉讼主体，当侵害公共利益的事情发生时政府机关应立即起诉，对此进行制止。但在我们国家，政府部门很多，有时职权不清，有的案件涉及几个交叉的国家

利益，造成几个部门互相推诿或重复劳动，此外，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在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参与具体的民事经济活动，政府实施的具体行为也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成为民事行政公诉的被告人，因此政府不宜作为民事行政公诉的主体。而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职权是可行的，一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本就具有提起刑事公诉和刑事、民事、行政抗诉的权力，公诉权作为法律监督权的基本内容之一，不能仅仅体现在刑事领域，还应在民事行政诉讼方面发挥其作用，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将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引入司法程序，通过司法审判，对此类行为进行纠正、制裁，也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表现。二是在我国所有的国家机关中，检察机关是最合适的代表国家利益的诉讼主体，自检察制度产生以来，检察机关就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的面目出现，我国检察院组织法第二条本身就规定了检察机关保护各种利益包括国家、集体利益的任务。在目前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虽然只有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时，如果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使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见刑法上的这种规定反映了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责，确立了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的地位，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检察机关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对侵害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提起公诉，是检察机关应尽的职责。三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长期从事法律工作，能熟练掌握运用各类法律知识，具备提起民事行政诉讼必要的法律素质。且检察机关与同级审判机关在地位上是同等的，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民事公诉不会影响审判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和判决的公正性。因此，检察机关应是国家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最佳主体。

二、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地位

1．具有原告的身份。民事行政公诉是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即公诉人）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在检察机关没有提起诉讼前，这个诉讼还不存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以后，该诉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或者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被动地参加进诉讼关系之中，与检察机关进行诉讼，接受法院的裁断。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公诉中，是主动提起诉讼，并以被起诉的当事人作为对方，进行民事行政诉讼，具有原告的身份。

2．具有特殊的当事人身份。民事行政公诉是检察机关作为特殊诉讼主体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在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和行政诉讼中，在程序上也将检察机关称之为当事人，但是由于检察机关没有自己的利益，而只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代表，这种当事人只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不具有民事、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身份。

3．是诉讼代表。在民事行政公诉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起诉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私利，而是代表国家、公众为维护公共利益进行的诉讼，因而是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代表。检察机关的这种诉讼代表的身份决定了其诉讼权利不是自生的，而是国家和公众赋予的，因此，检察机关在行使其作为原告的诉讼权利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没有撤回起诉的权利，除非被告已经主动补救了其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否则检察机关不能撤回起诉；又如，不适合调解制度。撤回起诉和适用调解制度的前提是当事人有处分权，在实践中当事人在行使这两项权利时往往要放弃一部分实体权利，但在民事行政公诉中，作为当事人一方的检察机关的“意”不是其自身的意志，而是国家或公众的意志，其权利和义务都是特定的，检察机关无权代表公众擅自放弃、处分权利。

4．同时具有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在民事行政公诉中，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既是原告，也是法律监督者，其主体地位具有双重性，既是诉讼程序的提起者，又是对正在进行的这一诉讼进行监督的法律监督者。因此，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不是仅仅负担单一的提起诉讼职能，还要在行使诉讼提起的职能之外，对该诉讼进行监督，对在诉讼中发生的违法行为，有权进行监督。

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范围

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诉不同于公民、法人的起诉，应当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否则难免影响公民自主行使权利，破坏行政权的有效行使。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诉权，应当仅限于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

（一）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自改革开放以来，侵害国家资产利益的行为日益猖獗，较为常见的方法是将国家资产低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等。为保护国家资产，国家专门成立了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局，制定了一系列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明确了有关机构和人员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责。但对侵害国家资产的违法行为，法律并未授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其他组织或个人以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他行政机关只能对行为人予以行政处理，而不能追究侵害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致使违法者有恃无恐，侵害行为难以得到遏制。因此，应当授权检察机关对此类行为提起民事公诉，启动诉讼程序，通过法院的审理活动追究侵害行为人的责任，以保护国有资产不受侵犯，保护国家的经济利益。

（二）公害案件和其他公共利益和公共实施受到损害的案件 公害案件是指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环境污染事件。一方面，作为受害者个人，追究公害制造者的责任决非易事。另一方面，我国法律对公害案件起诉资格的规定亦并不完善。截止目前，法律、法规尚未将这种可能造成公害案件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起诉资格授予任何公民或者法人。其他公共利益和公共实施受到损害的案件如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侵害国家文物，或者对国家文物有重大侵害隐患的案件；在婚姻、扶养、继承、债务纠纷等案件中，老人、妇女、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的案件等等。在这些案件中，可能有些案件有起诉主体，但即便是有的受害人依法具有原告资格，也常常由于诉诸法律主张权利对他来说可能很不经济，或因无力诉讼而无人起诉，因此，在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能通过诉讼途径获得司法救济时，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的提起公诉，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后果进行补救的有效途径。

（三）有重大社会影响、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案件 各国均将市场垄断视为有损公益的案件，而在我国已出现市场垄断的苗头，因此市场垄断案件的诉讼也应由检察机关介入。垄断不仅侵害合法经营者的利益，而且损害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因此，应当建立国家起诉制度，由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对上述垄断行为提起民事或行政公诉。包括对行业垄断行为的民事公诉对行政垄断行为的行政公诉对市场垄断行为的民事公诉。

（四）没有起诉主体的民事案件 在民事纠纷中，有些没有起诉主体，无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受害人的利益又须予以保护，例如已破产的国有企业在清算过程中遗漏了债权，无法继续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对此，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原告起诉，代表国家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还如，在侵害已故者名誉、肖像、隐私等案件、父母侵害未成年教育权案件，等等，由于这些案件没有起诉主体，受害人的利益又确需保护，可授权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从而保证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目前在我国，民事行政公诉正处于艰难起步阶段，虽然检察机关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这项制度还是处在没有法律规定的状态中，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我国现在必须从法律上明确民事行政公诉，使该项制度合法化，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四篇：对完善我国举证制度的思考

对完善我国举证制度的思考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内容，是司法公正的基础。举证制度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人民法 院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判无不是围绕诉讼证据来进行的。举证、质证、认证是法庭调查阶段的 核心内容。举证是质证、认证的前提，只有做到举证充分，才能做到认证准确，查明事实，才能做到严肃执法，公正裁判，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目前，我国却没有统一的证据法，有关民事证据的举证规范也只是散见于民诉法的有关章节中。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关于我国的举证制度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律制度不完善，我国民诉法并末真正设立举证时限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 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 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这个规定虽然原则上确定了举证应有一定的时限，但 这个期限应为多长时间，应如何操作，愈期产生什么证明效力，都没有明确规定。这样一来，逻辑的结论是，当事人不论何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都重新开庭质证。

由于当事人举证没有终点期限，也就是说，当事人举证没有时间效力，导致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再审程序的任何阶段均可以举证，只要裁判文书未送达之前都可以举证，送达之后，如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还可以举证。举证期限不规范，导致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裁判相脱离。由于当事人无限期的举证，人民法院的判决也无终极的了断。有些案件，当事人在一审不提供证据，一审判决以后，当事人在二审提出新的证据，二审因此而改判，甚至发回重审；有些案件，当事人在一、二审均不提供证据，而在再审程序才提供，再审又予以改判，甚至发回重审。这不仅浪费了诉讼程序、诉讼成本，降低了案件质量和诉讼效率，也造成了当事人累讼的局面，既不利于人民法院的公正裁判，也不利于审判方式的改革。

二、举证责任分担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案件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若未能提出证据或者所提供 证据不足以证明时，将承担不利之裁判结果。举证责任分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依法律；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根据 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分配应明确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对主张有利于自己的事项作出一般原则规定-即谁主张谁举证。民诉法第64 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我国法律对举证责任分担 一般原则规定。这一原则的含义是：1当事人双方都应负举证责任；2谁主张谁举证。具 体的说，原告在起诉书中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根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被告在答辩状中 对答辩所引用的事实，也负有举证责任；第三人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如果提起诉讼，实际上就成为诉讼当事人，他对自己的诉讼请求，也负有举证责任；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对案件处理结果与自己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事实，也负有举 证责任。总之，无论是原告、被告，还是第三人，谁主张一定的事实，谁就有责任提供证据 证明该事实。但是却没有就何人应就何种事实负责举证，以及在事实存在不明的场合，法院对何人作出败诉判决的问题，为法官提供判决的标准。因此，举证责任分配没有实质性的标准，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关于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取证的问题

过去，我国传统的审判方式强调法院根据职权主动地调查取证，法院的调查不受当事人所提 事实和证据的限制，而以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为目的。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却造成了当 事人一张诉状，法官“跑断腿、磨破嘴”的相反结果。由于民事诉讼举证制度存在着当事人 举证与法院查证关系的扭曲，法官往往包揽调查取证，难以调动当事人参加诉讼的积极性，不利于提高审判效率和工作透明度，造成法院积案逐年增加，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近几年 来，各地法院积极进行审判方式改革，特别是强化了当事人举证责任，民事证据制度改革取 得

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法院在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却忽视了法院调 查取证的职能作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同志认为，审判方式改革就是要变法院查证为 “坐堂问案”，举不出证据就驳回诉讼请求，因而对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取证的案件，采取一推了之的态度，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司法保护。在有的当事人法制意 识不强，诉讼行为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一些法院指导当事人举证不够，不能正确处理好当事 人举证与法院查证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确保查明案件事实，及时公正地处理案件。

鉴于以上种种，我认为我国的诉讼举证制度亟待完善。

一、完善我国举证时限制度

对此，我国法学界提出了很多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举证期限应确定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也就是说一审、二审法庭辩论前 可以举证；

第二种观点认为，举证期限应确定在一审诉讼开始至合议庭评议作出判决以前，如合议庭已评议作出判决意见后，当事人举证不予采纳；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确定在一审诉讼审限届满以前；

第四种观点认为，应确定在第二审法庭辩论终结前；

第五种观点认为，应确定在第二审终审判决以前；

第六种观点认为，应确定在第二审审限届满之前。

总之不论那一种观点都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全面考虑。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本人比较支持的一个观点：当事人举证的终点期限应确定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之后15日内。其理由是，一方面可以预防原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变更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另一方面可以防止一方当事人在庭审中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举证，使对方当事人措手不及，难以提供相应的证据反驳及有效地质证。同时，可以保证当事人有足够时间收集提供新的证据对抗对方当事人搞突然袭击举证，以及对抗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反诉等。如在上述期限届满以前，当事人提供证据确有因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审限，延长审限一般也应确定为15日，如在延长审限期间内，仍不能提供证据的，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期限届满以后提交证据无效，法官可以拒绝接受。对于当事人申请延长审限人民法院应严格掌握。如在限期举证期限内（包括法院同意延长期限）发生了不可抗力的原因，影响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举证，可以给予合理的延期。而不以逾期举证论处。以上观点，既符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证的有关规定。

二、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完善举证保障制度，加强对当事人举 证的指导。

为了保证当事人充分举证，建议建立和完善我国举证保障制度。目前，我国从立法上虽然规 定了举证责任的分担原则以及举证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等一般性规范，但缺乏切实可行的程 序保障。突出地表现在，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但当事人能够以什么方式，依照何 种程序去收集证据？当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占有证据而拒不交出时，或者是证人不愿出庭作 证时，他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获取证据？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当事人因没有依法取证 的途径和手段，明知存在某一证据却收集不上来，从而导致败诉。因此，通过诉讼程序获得 必要的证据，是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的重要手段，必须从立法上赋予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享有收集证据的机制、手段和合法的途径。

在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人民法院也应做好当事人的举证指导工作，使当事人明确“ 谁主张、谁举证”这一法律内涵，引导当事人正确取证。

二、正确处理好当事人举证和法院调查取证的关系

人民法院收集证据是为了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一般情况下应当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特殊情况下法院可以主动查证。当事人认为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的证据，自己因客观 原因的限制不能收集的，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对于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 得的证据申请证据保全的，当事人也应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人民法院对其申请

要及时审查，属于由法院收集的，应当及时收集。如果不属于法院收集的，则应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这样，既可以促使法官认真履行职责，又充分保 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从而使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关系得到较好的协调。

举证制度，对于人民法院公正地裁判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落实举证责任，提高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和质量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完善科学的举证诉讼制度刻不容缓。

第五篇：对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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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几点思考 十八大报告要求“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并特别提出“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充分说明，经济责任审计作为加强领导干部管理监督的重要手段，已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开展好经济责任审计，是审计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要务之

一。落实好这一要务，关键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笔者认为，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重点要从六个方面入手，创造性地执行《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增强经济责任审计的计划性、联动性、针对性、效能性、公正性和成果运用的充分性：

一、要推进审计对象分类管理，增强审计立项的计划性。当前，有些地方的经济责任审计主要是离任审计。特别是干部换届期间，审计任务“扎堆”，审计力量难以满足审计工作需要，情况难以审全审深审透，审计风险很大。加之被审计人员已离任或提拔，审计难推进，责任难追究，结论难落实，整改难到位。同时，对一些主持工作不足一年的副职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审计，这与《规定》相违背。地方审计机关应争取主动，积极向党委、政府和纪检、组织部门汇报，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计对象数据库，实行审计对象分类管理：一是对经济活动规模大、下属单位多、资金资产量大的重点部门(单位)的领导干部，以及地方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实行任期内轮审；二是掌握经济决策权、执行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管理重点项目、分配和使用重点资金的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实行离任必审；三是对任职时间不超过一年、临时主持工作不超过一年的领导干部，单位资金量小、内控制度较为健全、干部职工对单位经济事项无异义、未收到其信访举报事项的领导干部，可免于审计；四是对单位、部门内部管理领导干部，可由单位、部门内部审计机构进行审计。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有计划地安排审计项目，提高任中审计或离任前审计的比重，使每的审计项目保持均衡，避免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打乱仗、走形式。

二、要发挥好联席会议作用, 增强审计组织的联动性。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其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都很强，靠审计部门“单兵作战”

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审计机关作为经济责任审计的具体实施单位，要主动营造环境，争取成立以本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纪委、组织部门负责人为副组长，审计、监察、人社、财政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领导和督办。提高经济责任审计在党政工作盘子上的位次，以有利于排除审计工作中的阻力和困难。要完善联席会议制度，明确联席会议的程序、职责，以及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加强与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联系与沟通，做到联合制定审计机制，共同研究审计计划，定期通报审计情况，适时征求审计意见，实现联席会议常态化。必要时可以联合召开进点会、审计见面会、审计整改会，以及借助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职能进行审计取证、重大违纪违规问题查处和审计整改问责等等，充分调动纪检、组织、监察、财政等部门参与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积极性，让联席会议真正发挥作用、整体联动、形成合力。

三、要紧贴科学发展的实际，增强审计内容的针对性。经济责任审计的目标就是促进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以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情况为重点，通过对其任职期间本地区、本部门（系统）、本单位财政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性进行审计，来分析和评价领导干部的功过是非。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领导干部所承担经济责任的内涵和外延在发展变化，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期，领导干部所承担经济责任的内容也不同。审计机关在确定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时，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把握好“全面审计，突出重点”的辩正关系，既要对领导干部履职情况进行全面审计，又要重点突出,关注其履行经济责任的过程和效果，特别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情况，遵守有关经济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情况，制定和执行重大经济决策情况，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的效益情况；关注重大投资项目的建设、管理、使用和效益情况；关注其履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职责情况；关注其对本级党委、政府重大经济发展措施的落实情况；关注其执行本单位内部管理制度情况；关注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关注“三公”经费开支情况；关注领导干部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情况；关注群众反映的疑点、难点、焦点问题等。同时，根据离任审计和任中审计的不同要求，确定审计的重点内容、重点期间和重点事项，提高审计的针对性。要结合地方实际，对审计内容进一步细化，明确到具体项目、类别和指标。同时，在审计过程中，还应根据被审计人员任职单位权力运行的实际情况，调整审计方案，使审计内容满足审计需求。

四、要改进审计方式和方法，增强审计实施的效能性。经济责任审计要求高、任务重、内容多、责任大。审计机关在实施中必须不断改进方式方法，提高审计效能，才能保障审计任务的圆满完成：一是大力整合资源。要大力整合审计力量，形成以专门经济责任审计机构为主，审计机关所有业务部门共同参与的审计格局，保证在干部换届等特殊时期的审计力量需要。要整合审计项目，将经济责任审计与财务收支审计、财政审计、效益审计、专项审计、投资审计等项目进行整合，与上级审计机关统一组织项目进行整合，通盘考虑、同步进行，一审多用、一审多果；二是加大现代审计技术的运用力度。加强联网审计，保持对各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适时监控。积极推行数字化审计模式，推动传统审计向现代审计转型，运用计算机审计方法采集、转换、分析电子数据，提高审计效率；三是要加大审计调查力度。经济责任审计的综合性很强，涵盖的内容很广，就账查账往往难以发现问题。必须加大审计调查力度，通过调查走访、开座谈会、实地勘验、接受群众举报等形式开展审计调查，尽快找准疑点、弱点，尽快找准审计工作的突破口，减少审计工作中的迂回和反复。

五、要坚持事实求是的原则，增强审计评价的公正性。一要客观评价。即“以事实为依据”进行评价，保持审计的独立性，在评价中不能掺杂个人感情，或者受到第三人左右或者利益的影响而做出夸大成绩、回避问题等违背事实的评价；评价要取得充分的审计证据，最好有数据、事例说明，不能凭主观臆测或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资料来进行评价。二是要依法评价。即“以法律为准绳”进行评价，审计评价依照法律法规、国家有关规定和政策，以及责任制考核目标和行业标准等，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对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评价。不能做出与法规政策相违背的评价；不能超越审计范围进行评价，审计了什么就评价什么，不能无依据地过高过多评价，甚至与查出的问题相矛盾；紧扣“经济”二字进行评价，不宜对“非经济”事项进行评价；三是要谨慎评价。《规定》对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过程中存在问题所应当承担的直接责任、主管责任、领导责任进行了明确。审计人员对每一项责任的内容要透彻掌握、熟练区分。在评价中坚持责权对等的原则，按照领导干部权力的运行轨迹，结合审计事实，来区分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前任责任和现任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的界限，责

任界定要明确，是谁的责任、什么责任要界定清楚，避免审计评价的模棱两可和责任划分混淆不清。用注意用语规范，表述清楚。要尽可能地用直白、写实的手法来表述审计的结论和意见，避免过多的专业术语，给有关部门提供清晰、明确、简洁的信息和依据。

六、要大力推进审用结合，增强成果运用的充分性。审计结果运用，关系到经济责任审计的成败。如果审计结果得不到运用，不仅浪费了审计资源，也影响了审计的权威性。因此，必须建立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制度，大力推进审用结合：如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归入被审计领导干部本人档案，使之成为衡量干部功过得失的“铁证”；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等结论性文书报送本级政府行政首长，必要时报送本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让党政主要领导对被审计人员的履职情况心中有数，强化被审计人员依法履职和廉洁从政意识；纳入审计工作报告，向人大报告经济责任审计情况特别是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为人大任命干部和进行干部评议提供依据；将审计整改纳入党委、政府督办事项，定期通报经济责任审计情况，对审计对象进行廉政谈话，对整改不力的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问责；推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在干部评先表模、领导班子考核、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政风行风评议等方面，征询审计机关意见等等。以此提高经济责任审计成果得用效率和水平，避免审用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