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小说中的民俗文化

第一篇：论老舍小说中的民俗文化

在老舍小说中感受京味儿

文学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3班姓名：彭潘201001024156

内容摘要： 老舍在其小说文本中一直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特质的审视与剖析,这构成了他小说文本的精髓性的思想蕴涵。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因此“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包含了老北京的人情世故、风土人情，老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所以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在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关键词： 京味文学 老舍小说 民俗文化 市民口语

老舍是公认的“京味文学”的代表作家，也被大家誉为“语言艺术大师”。在老舍诸多作品当中，有关于民俗文化与市民文化的描写无疑散布于各个篇章，而也正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于国民特质的审视于剖析，构成了他小说中回味无穷的语言特色和思想内涵。

在老舍的小说里，常常会出现一些老北京的代表性地方，而作品里的情节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京味”的环境下发生、发展下去的。这些场合，不仅仅是老北京的代表，也是北京民俗文化的代表，是市民文化的集合地。这样一个一个在老北京随处可见的地方，其中却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老舍小说中并没有写民俗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却用生动的语言、丰富的人物形象、各种各样的情境把民俗文化的精髓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对北京地域文化的写作取材

《茶馆》无疑是老舍最有名的剧本之一，而故事的发展就是在老北京的一个随处可见的茶馆里。“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饭菜。玩鸟的人们，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在这个不大不小的舞台上，市民成了故事的①

主角。王掌柜处处小心，处心积虑经营着裕泰茶馆，到头来茶馆还是要被霸

占而无奈自尽；秦二爷年轻时强干气盛，一心要实业救国，最后一生的家业被政府没收化为灰烬；常四爷为人耿直爱打抱不平，却因为一句“大清国要完了”坐牢，出狱之后自食其力却仍然潦倒不堪。除了掌柜是每幕串起一个故事外，这里的每一个市民都有他们心中的苦闷，也表现除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每个小市民生活的艰辛与无奈。

“据舒乙先生统计，在老舍作品中共提到了北京的300多个自然景点，其中老舍最爱的就是积水潭。”北京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老舍作品中一系列地点如鼓楼、景山、皇城、天安门、胡同、茶馆，勾起了人们对作品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再如，我们以《骆驼祥子》为例，老舍在塑造祥子这个车夫的时候，也将老北京的胡同、巷子、茶馆好好的描述了一番。同时，也不乏描写了老北京的建筑——四合院，祥子和虎妞的故事就是在大院子里展开的。

老北京是美的，《赵子曰》中净业湖、《骆驼祥子》中的积水潭、《老张的哲学》中的德胜桥，老舍费尽心思，带着京腔京味来描写这样的景色，其中穿插着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也正是对北京市民文化及民俗文化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环境中描写出来得人物也具有富有“京味”的特点，更加能够烘托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使故事内容更加鲜活。②

二、独具魅力的“京味”语言场

老舍小说中另一个特点就是北京口语、方言的大量运用，老舍曾经说过：“我生在北京，一直到十多岁，才去糊口四方。因此，我写小说和剧本的时候，总难免用些自幼儿用惯了的北京方言中得语汇。”所以，就是因为这样诙谐、风趣的北京口语使老舍的作品富有独特的口语色彩，读者在字里行间都可以感受到浓厚的“京味儿”。在他的小说中，除了运用大量的北京口语外，对北京各行各业，每个人的称谓，每个人的身份都很注意。这就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领悟北京独特的味道。

如《茶馆》中，他用不多的笔墨，就把唐铁嘴这个江湖骗子的油滑、无耻和满身的奴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唐铁嘴是个大烟鬼，第二场出场时，王利发谈起他这个嗜好，他说：“我已经不吃大烟了!我改抽‘白面儿’啦，你看……，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这③些极具个性化的语言，把唐铁嘴的江湖骗子形象描写了出来。

作品中的语言还运用了大量的创新，如“死马不能再活，可活马早晚得死” 本来自“死马当成活马医”，这里的创新使剧本的语言更加诙谐、幽默。还有李三说过的一句话：“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充分表现了北京小市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也正是在那个时代下对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比如在《赵子曰》中有这样一段：

白云观有白云观的历史与特色，大钟寺有大钟寺的古迹和奇趣。可是逛的人们永远是喝豆汁，赌糖，押洋烟。大钟寺和白云观的拥挤与热闹是逛的目的，什么古迹不古迹的倒不是问题。白云观的茶棚里和海王村的一样喊着：“这边您哪！高飕眼亮，得瞧着看！”瞧什么？看什么？这个问题要这样证明：设若有一家茶棚的茶役这样喊：“这边得看西山！这边清净！”我准保这个茶棚里一个照顾的主儿也没有。（《赵子曰》）

北京平常情景就是这样被老舍结合在一起，老百姓平常的生活被老舍运用平凡的语言加以连接，但是却充满着浓郁的民俗文化特点，抓住了老北京人爱热闹，哪儿热闹看哪儿的特点。正如梁实秋先生评价的：“老舍以纯粹的北京口语写小说颇为别致。”

三、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

“老舍小说中的人物, 绝大多数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人物性格, 精神气质, 心理特征, 思想感情都鲜明地体现了民族文化特质, 折射着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的相对稳定的典型性格和心理特征。”这一些人物的塑造，不仅丰富了作品的主题思想，而且这些不同性格不同思想的人物，反映出来的也是社会不同的层面，而就是这样大大小小的人物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缩影。这些人物中有车夫、茶馆老板、车厂主、妓女、摩登女郎、巡警、传教士、学生、剃头匠、说书的、大兵、军阀等等，这些人物时常出现在老北京的大街小巷，真是形形色色，让人目不暇接。让我们从这些人物中看看民俗文化的特点：

1.旧派市民的朴素务实和麻木不堪

比如《二马》中的马威, “面对大英帝国子民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 激发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批判‘老中国儿女” 的陈腐、颓废。但他始终摆脱不了“ 爱情, 孝道, 交情, 事业, 读书, 全交互冲突着！感情, 自尊, 自恨, 自怜, 全彼此矛盾着’ 的窘境, 处于迷惘、犹豫的虚幻中。”老马是一个中国封建文化影响下得旧派市民，尽管他在人前表现得十分有礼节，但是这又充分说明他死要面子，讲虚礼。到了英国也不忘送这个礼那个礼，全然一副卑躬屈膝的奴才相，这也是老舍笔下的旧派市民的形象。

如《茶馆》中的王利发是茶馆的掌柜，也是旧派市民的代表。在他的眼里，能避开麻烦就绝不主动去招惹麻烦，进门的都是“爷”，通常是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个老实安分的生意人的形象,他安分守己，他谨言慎行，他勤劳本分，他对权贵也要卑躬屈膝，对自己的主顾不会得罪，他懂得陪笑脸，懂得和稀泥。处世圆滑，心思缜密，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对社会上每一种人的心理都揣测拿捏得相当准确。他还有一颗向善的心，他虽然不能帮助穷苦人，但却对难民有着同情，他是无奈的，是机灵的，也是悲哀的。

老舍笔下的旧派市民，或多或少带有中国封建文化影响下得国民劣根性，在这样的文化下，他们变得麻木，最终渐渐丧失了本性。

2.下层平民的悲苦与凄惨

老北京的个体平民形象在老舍市民世界中占有显著地位。他们以北平下层市民原生态的、各具特色的、血肉丰满的鲜活形象，把当时的社会形态和老北京的文化思想都展现在大家眼前。⑤④

以《骆驼祥子》为例，祥子是一个从乡下来的勤劳、淳朴、老实、善良的车夫，曾经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最后却还是没有挣扎出悲惨的命运。人生并不因为他的要强而多给予了他什么，大兵、骆驼、曹宅、孙探长、虎妞、小福子„„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不让他逃脱车夫的最终命运。他曾经也不信命，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努力，他的第一辆车，他买车的积蓄，没有招谁也没有惹谁，不也就这样没了吗？虎妞的难产而死，接着小福子的死亡让他倍受打击，他开始沦为了一个让人同情的街头混混，混一天是一天，一连串的打击让他不得不一点点的堕落，最后像一条狗一样倒在街头，再也爬不起来。祥子无疑是可悲的，无论怎样的抗争也逃不过命运的捉弄，但是，我们从祥子身上不正看到了老北京市民的朴素务实与麻木吗？五千年的儒家文化使他们变得愚昧无知，也正是在这样的民俗文化的影响下，才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

四、浓郁、具体的北京风土习俗、人情世态

老舍对于老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追根究底还要回到小说中对于北京市民生活及自然人文景观的描写上来。

1.市民生活的风俗画

老舍最擅长的就是用口语描绘出当时北京的社会生活，他写旧北京的市场, 就像一幅“ 清明上河图” , 规模宏大、人物众多, 熙攘着、喧闹着、争斗着。如《赵子曰》中，写市民生活状态：“拉车的舍着命跑，讨债的汗流浃背，卖粽子的扯着脖子吆喝，卖樱桃桑葚的一个赛一个的嚷嚷。......做小买卖的脸上被汗水冲得黑一条白一条，好像城隍庙的小鬼。”当时的社会现实就再这寥寥数语中表现⑥出来，把市民的困境衬托得越发不堪忍受。

2.北京的礼仪往交的描写

中国是礼仪之邦，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下，封建文化更加浓郁。老舍笔下的中国人，大多是“礼多人不怪”的形式，而自古传承的礼仪更是成为心里的一种信仰。在《茶馆》里，王利发作为一个掌柜，见人都是“爷”，在当时的环境下，似乎是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这也不得不体现老北京市民的封建及迂腐。在《四世同堂》里, 无论战事如何紧张, 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作寿：“ 别管夭下怎么乱, 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记礼节！”这些繁文缛节，其实就是“国民劣根性”的真实表现。

3.北京传统习俗的描写

在小说《正红旗下》中，有很多是关于老北京传统习俗的描写，主要是四个典型的时间和场景出生、洗

三、满月和过年。如洗礼时人们的吉祥祝辞：“ 先洗头, 作王侯, 后洗腰, 一辈倒比一辈高, 洗洗蛋, 作知县，洗洗沟, 作知州。”这些语言, 流行于街头巷尾的老百姓中间, 有顽强的生命力, 可充分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的习俗和风貌。⑦

老舍用他的笔描绘出了一幅老北京的人事百态，在老舍的小说中，感觉像是呼吸着老北京的空气，在老胡同里，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平常的眼神，足矣......① 老舍：《茶馆》[M]，第一幕。

② 韩经太：《老舍与京味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③ 《老舍文集》[M],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68页。④ 刘秉山：《老舍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J],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总第138期）。

⑤刘秉山：《老舍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J],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总第138期）。

⑥ 萧映：《老舍小说中的“京味儿”》[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总第74期）。

⑦刘秉山：《老舍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J],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总第138期）。

第二篇：试论贾平凹小说中的民俗文化

试论贾平凹小说中的民俗文化

贾平凹（1952～）当代作家，原名贾平娃。陕西丹凤人。1975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陕西人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现为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后从事文学专业创作。出版有小说集《兵娃》、《姐妹本纪》、《山地笔记》、《野火集》等，长篇小说《废都》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浮躁》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

民俗文化是社会群体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具有某种媒介作用，既沟通着民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沟通着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它是生生不息的“一泓清泉”山地之子贾平凹深深地浸润其中，汲取丰富的写作资源，并将文学与民俗“联姻”，呈现出风俗民情地域化，生命活动立体化，话语运作神秘化的特质，从而扩大了小说文本的叙述空间，建构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一、风俗民情地域化

商州是贾平凹开垦的一片生土，他在这里开始了“田野作业”，着重考察商州的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和风俗民情，奋力开凿脚下的文化岩层，把艺术光圈对准西部这块黄土地，摄下了一幅幅具有地域化特色的民俗万象图。

“民俗文化，是社会生活普遍存在，而又比较潜隐不露的一种文化规范。”①民俗文化包罗万象，涉及面广，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一经俗成，对民众具有普遍的约束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俗文化不断地被过滤，筛选和沉淀，凝聚在民众心理结构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较强的生命力。民俗文化融于历史长河之中，它的荷载是多层次的，倾注着民族精神，折射着价值取向，摧生着艺术情趣，孕育着审美风尚。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民俗是任何民族所不能缺少的文化事象，大都有地方色彩，并打上自己的烙印。如鲁迅小说的绍兴味，老舍小说的北京味，沈从文小说的湘西味。贾平凹也以自己的小说楔入地域文化之中，具有独特的“商州味”。

对贾平凹来说，商州既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精神家园，他对这块土地有着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又有所超越。小说中的商州并非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圆点，而是他心目中的商州，是作为其情感载体的商州。对地域化了的民俗进行整体把握，把人的生存空间视为特定的文化层面加以拓展，这是贾平凹所格外关注的。他说：“商州之所以是商州，正因为偏僻贫困，而又正好是距十三个封建王朝建都的古城西安四五百里路，这就构成了它区别于别的地方的特点。”②这里的人生活在历史文化的氛围厚重的包裹之中，咸阳长安，数度古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作家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和寓意契机。贾平凹对其描写对象的文化背景与现状有着独特的认识，在小说文本中，使人感到商州脚下，弥漫着一种古色古香的生活情调。那四皓暮、照影壁、铜镜、古塔、碑板，俨然庙宇一般坚固的住宅，都巧妙地暗示着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韩玄子对四皓先生的顶礼膜拜，韩文举用铜钱卜算天象，碑文中的高老庄的历史，这些都反映出这个特定地域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心理，写出人与历史与民俗的联系。贾平凹在现实与历史的交叉点上，观照生活的来潮与去向，注视到平静的地壳下激荡的潜流，其作品显示出厚重的历史氛围与现实基调。

贾平凹不仅把地域化的民俗当作文学的观照对象，也当作文化总体构架的一部分来表现。由于他对养育自己故士的乡风民俗了如指掌，信手拈来，点染成趣，商州的正、野、稗史、广博的掌故，轶闻趣事，民谣俚语，百姓征兆，富有地方风味的秦腔等 不断穿插其中，体现了对特定的历史土壤的发掘和酣醇如酒的地域风味。如“深山里家庭富裕不富裕，标志不像关中人看门楼的高低，不像陕北人看窗花的粗细，他们是最实在的，以吃为主，看谁家的地窑里有没有存三年，二年的甘榨老酒，看谁家的墙壁上有没有一扇半扇盐腌火燎的熏肉”。这里“风情敦厚”，“对于外边生人来到门口，必是让烟让茶让吃让住。”这里盖新房“脊雕五禽六兽，檐涂虫鸟花鱼”；这里的人虚岁36岁过“门坎年”，要系红腰带消灾免祸。这些有关乡风俚俗的描写，展示了古朴尚存的民风，充满了生动的气韵。

贾平凹既写地域文化民俗，又不乏时代精神的观照，他在《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天狗》，《浮躁》，《高老庄》等作品中，透视民俗事象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属性，并放在时代变革的整体情境中，具体考察它的利弊，优劣，由此展示出这块古地濒临变革之际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

二、生命活动立体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贾平凹不是停留在对民俗事象的描摹上，而是聚焦民俗文化的主体——人，并把人的生命活动立体化，追求着人的心灵及生命的阳光，在民俗文化的母体内进行文学的重塑与思考。

人是“万物之灵长”，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生命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所表现的生命，人作为开放性，发展性的生命体，自从创生以来，就有突破自己，发展自己企望生命永恒不息的倾向，人的生命活动建立在生存活动基础之上，民俗文化贴近自然，贴近生活，贴近人的心灵，其审美本质的真正指向是“本真”——生活的真，自然的真，生命的真。生命是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审视，观照的对象，贾平凹崇尚作为原动力的生命本身，透过民俗文化中的生命活动，勘探人生之谜，撑起艺术的魔杖，叩问人生，叩问宇宙，体悟文化深层的人生玄机。正因为这样，如果我们只把小说文本看作民俗现象的拼贴，而忽视生命活动这一审美价值中的内核，就不可理解民俗这一“活化石”，与其创作的血缘关系。人的生命内涵是多层次的，形成一个开放性系统。对人的个体来说，从摇篮到墓地，意味着生命的开始与终结。贾平凹真实地展示了民俗文化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具体现象，以生存意义的追寻为核心，探寻生命的奥秘。《瘪家沟》的开篇把人的生命环境化为生殖意象的细致描绘，体现了对生命本体重视。“瘪神庙的香火盛世极盛，几乎在胭脂河上下，大凡夫妻想要孩子，都来朝拜祈祷”，《鸡窝洼人家》中的“求儿洞”，也热闹非凡。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难以破译的“生命密码”，如《浮躁》中金狗出世的奇异情景，《高老庄》里人种的退化。在这些小说中，贾平凹不断深化着对人自身的认识，有关民俗事象的描写不只是渲染着固有文化的社会生活氛围，而是与人的生命形式，生命状态，思维方式密不可分。

人是民俗之魂，与人的生命活动相伴的既是民俗事象，也是审美现象。人生各个阶段的礼仪，如生子仪礼:孩子生下以后，在门上挂一撮白线，也有挂红布，外人便知道这家刚有了小孩儿，按风俗，外人是不能进入产房的，如《古堡》中，云云添了儿子，小梅在门闩上挂白线。但有些地方妇女是可以进去的，她们往往聚在一起，品评孩子的相貌，给产妇说些吉利话儿。认干亲仪礼：认干亲有的是因为孩子生辰不对，就像《故里》中的赵怡，生二月，有犯，若想一生平安，必认干亲。或觉孩子命苦，为讨吉利，而认干亲。像《鸡窝洼的人家》中，麦绒认为儿子长在单亲家庭，没有得到父爱，命太苦，遂让儿子认了回回。认干亲时，多为大人抱孩子一大早出门，最先碰到什么，不管是人，还是狗，是猪，甚至碾子，棒槌等物件，都要认为干爹。如果认的是人，就要求对方为孩子取名。如果是其它物件，就以此物为名。《土门》里，魏小小抱儿子出门碰到狗阿冰，就认狗为干爹，并取名魏狗。《秦腔》里，瞎瞎的名字就是因为他认的干爹是一头瞎猪，就叫了瞎猪，慢慢叫成了瞎瞎。也有的地方，认为要给孩子认一个体面，或者忠厚本分，有好名声的大人，方可保孩子一生平安。《故里》中的赵怡，就是认了忠厚老实的武顺为干爹。往往一生中，逢年过节，干儿都要给干亲送礼。而被认的人，则当时就要给干儿“扯三尺红布，一包红糖，是个染了红色的熟鸡蛋”，③钱要视家庭情况而定。认干亲的时间不定，有的是出生第二天，《浮躁》中，小水爹就是在出生第二天，认了金狗爹。有的是满月时，魏小小的儿子便是这日认了阿冰。婚姻仪礼：迎娶前一阶段，女方要准备嫁妆，日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迎娶前一天，亲戚朋友要带着财物到女方家，称为“送路”，即送女子上路。女方要准备酒水饭菜招待客人。《腊月·正月》里，叶子是婚后才由亲戚“送路”的。这种本应属于新娘的仪式，在这里却成了其父韩玄子确立威信的砝码。新婚当天早上，新娘梳洗打扮，要选一位有福气的老者为其“开脸”，一般这位老者要儿女双全，旨在祝新娘以后儿女双全。“开脸”，就是用丝线、磁片绞拔额上的荒毛。迎亲时多用花轿，根据实际地理情况，还会有所变动。商州某些地方因为山脉连绵，交通不便，就有人来驮新娘到婆家，由此还形成了驮新娘这一职业。《五魁》中，五魁就是专门从事这一职业的。按风俗，新娘在整个迎亲过程中是不能沾地的，因此无论上轿下轿，都有人来背。土著的商州居民迎亲时，婿不亲迎。像《五魁》中，柳家少爷并不登门亲迎柳家少奶奶，而五魁就当全程驮新娘。客居的居民保留了自己原居留地的传统，婿须亲迎新娘，并背新娘上下轿。男方的迎亲队伍要抬着新娘的嫁妆，一般都有乐队伴奏，最常见的是唢呐。一路上吹吹打打，放鞭炮，以增强喜庆气氛。女方要有陪娘，而父母是不能同去的。《浮躁》里，小水没有父母，她的伯伯韩文举充当了父母的角色，因此也不能送小水出嫁。

新娘迎进门，要进行拜堂仪式。主持人高声叫“一拜天地，二拜列祖，三夫妻对拜”，④然后进入洞房。新娘在洞房内不吃不喝，要待一天。而新郎须在外面陪客人喝酒。不管长辈晚辈，都可以闹洞房。《怀念狼》里罗圈腿的女人与第一个丈夫王生结婚时，众人闹洞房，让他们亲嘴，他们不亲，王生就被拉出去绑在门前枣树上让雪淋着冻，结果让狼给吃了。成人节，“门坎节”；各种年节习尚，如三月三的乡会，四月五日的祭龙节等都在贾平凹的小说中行到生动展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不是民俗资料的堆砌，而是筛选，过滤以后，围绕着人的生命而展开的，尤其是《天狗》中，江边乞月的场景富有诗情画意。月蚀本是平淡无奇的天文现象，但是传统的民间活动超越了事件本身的范畴而成为一种象征的仪式，当地人认为天狗吞掉了月亮，出门在外的人就会不吉利，于是妇女们用擀面杖一边搅动江水，一边唱歌。小说写道：“月亮开始慢慢地蚀亏，然后天地间光亮黯淡，以致完全陷入黑暗的深渊，唯有古老的乞月的歌声，和着江水缓缓地流。”朦胧的月光和着婉转的歌声伴着柔媚的女性构成佳境，月亮在天狗心底与师娘的面容叠合，两个人的对唱更富有生活情趣，充分体现了与人的生命活动相伴的民俗事象，贾平凹所注重描写的是民俗活动的场景、细节以及被包融在特殊气氛的人物活动，有关的民俗描写在作品概括生活，展示生活的进程中，显示出充盈的艺术张力。

三、话语运作神秘化

贾平凹的小说是一个奇异的艺术世界，其文本呈现出来的民俗文化被涂上了神秘的釉彩，神秘作为一种美感，给人深遂悬念的感受，能在审美中享有一种魔力。⑤在商州系列小说中，既有天文地理的疑团，也有草木禽兽的怪事，还有一些难以破译的密码，把人们带进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秘境界。

贾平凹的小说是一个神奇的艺术天地，它源于人间宇宙，但已被人化和心灵化。在这里，人既是物质世界的一员，与天空、大地、山水、草木、禽兽等连在一起；又是文化的一员，与特定地域的习俗、信仰、禁忌、巫术密不可分。大自然的神性，动物的灵性与人的本性三者之间有着神秘的互渗关系,重塑出山民的原始心态和自然崇拜.他写山石、奇花、怪日、晚雨、州河、九叶树、大古柏、龙卷风、瘪家沟、写得新奇、写得神秘、写得富有灵气，充满了天人合一，返朴归真的哲学情致。在这片“野山野地”里，万物有灵充斥着人们的头脑，对自然，对神秘事物充满敬畏。如《西北口》中的村民在早魔的淫威面前声势浩大的祭神求雨活动；《古堡》中人们对奇形怪状的九叶树的膜拜，对麝的出没的恐惧心理；《浮躁》中的看风水，祭白蛇、敬河神等仪式；《土门》中“明王阵鼓乐”的出演中“四排红黄蓝旗，旗皆画有赤鸟、日精、雷神和风神”。这些民俗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特征，而且具有一种身不可测的神秘感。

通过描写巫神观象，从人的观念表层潜入思维方式的深层结构，也是贾平凹所格外注重的。对长期生活在山坳里的乡民来说，生与死的观念是神秘的，与原始迷信有着未切断的观念脐带。《妊娠》紧扣生与死的主题，利用寿星老贯知觉、幻觉和记忆交错构成的视觉网络，展示几代人 世事沧桑，在写实的框架里勾勒了一个生与死、人与鬼迷合起来的梦魇般的天地。如果说老贯沟通的是此岸和彼岸的界限，侯七奶奶连接的则是人与神、地上与天国的世界。她预知自己死的时间和情景，舒舒服服地躺在特制的“小木屋”里，“走”得安详镇静。贾平凹还把民俗文化放在时代变革的背景下，具体考察其利弊，优劣。在《高老庄》中，贾平凹聚集一个村庄，对民俗化展开的叙述，比起以往的作品有所超越。语言学教授高子路携妻回村参加父亲三周年忌日祭奠仪式，包含着对祖先崇拜的民俗意味。这里除了人的世界外似乎还有一个隐形的未知世界，旋转的飞碟，人种的退化，石头的特异功能，白云湫的生命陷阱等，写得扑朔迷离，写得玄机四伏，那种古朴而又带有一些迷信色彩的民俗和信仰，依然支配高老庄并有着极大的侵蚀力。作者借助对神秘的民俗文化的描写，反映出历史的积淀，使人看到地域性的民俗正在以什么样的力量制约着民族文化心理，进而提醒我们：在这块历史悠久的古地上，还留有不少陈旧而又沉重的难以搬走的“百宝箱”。

乡风民俗抚慰着贾平凹，他与民间的精脉之气息息相通。民俗文化丰富驳杂，民间的因果报应，循环怪圈影响着他，他写城市总不到位，一写乡土就有灵气，中篇系列中有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构模式，长篇系列中有着“超现实”人物的重叠，如《废都》中的拾破烂老头，《土门》中的云林爷，《高老庄》中的迷糊叔，他们有的用民谣，给人以警示，有的像先知神秘莫测，其作品虽然也表现出对民俗中的陈规陋习的文化批判，但过多的渲染未免有认同之嫌，“沉重的翅膀”牵制着他难以飞出堆砌着“黄砖汉瓦”的黄土的。

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以九曲黄河和广袤纯厚的黄土高原为大背景的西北诸省，在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一脉乡土气息极其浓郁的文化体系。其中以山西，陕西等省的民俗文化最具代表性。从古至今，以西北民俗文化为渊源的各种艺术佳作层出不穷，其纯朴，粗犷，真实的艺术魅力感染了不知多少代人。西部的旷野充满生机，那里有生命的精灵在跃动，那里有生命的渴望在涌动，那里有变革的大潮在奔腾，面临西部大开发这样一个千年难逢的机遇，也许贾平凹不会“坐看云起时“而是又要”泼烦“，又要折腾了。他将走出商州，走向更宽广的世界。

注释：

①、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96年版。②贾平凹答［文学家问］，［文学家］1986年1期 ③《土门：评点本》，贾平凹原著，穆涛评点，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6，82页 ④《商州：说不尽的故事 1-4卷》贾平凹著，华夏出版社，1994.11。第二卷《腊月·正月》，373页 ⑤费秉勋［贾平凹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参考文献：

①钟敬文［民俗文化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96年版。②李力《贾平凹与“商州文化”》，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一期。③《浮躁》，贾平凹著，春风文2004.1，（新经典文库·长篇小说系列）④《怀念狼》，贾平凹著艺出版社。⑤《陕西作家群地域性特色的得与失》，李兆虹著，《唐都学刊》，2003年第3期

第三篇：论小说中典型人物的特征

论小说中典型人物的特征

在小说作品中，人物和典型（亦称人物、典型形象、典型性格）这两个概念，虽然有些区别，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小说中所有的典型形象（不论它是正面典型还是反面典型，也不论这个典型是主角还是陪衬），都是人物，而写的成功的人物又都有典型意义。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典型化的程度低一些。有人把典型这个概念弄得很神秘，认为一般读者无法读懂，将典型人物说的高不可攀，这是不正确的。

创造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小说作者最重要的创作任务，也是伟大作家对人类、国家、民族、地区的重要贡献。在文学发展史上，中外的优秀作家们为我们创造了贾宝玉、诸葛亮、李逵、关羽、张飞、孙悟空、阿Q、吴荪甫、堂·吉诃德、保尔·柯察金等一系列不朽的活生生的典型人物。这些典型人物和作家的名字一起，活在广大读者的心里，对他们起着或正面或反面的思想启迪，给他们以无穷无尽的艺术感染和美学享受。

为了读懂典型人物，欣赏典型人物，从而理解小说反映的主题，就必须把握典型人物在艺术创造上的基本特征。

那么，什么是典型人物呢？典型人物有什么特征？这个问题是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之一，评论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但一般认为，典型是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有个性的人物，典型是个性和共性的高度统一。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也可以说，典型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

一、典型人物必须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里所说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就是人们常说的典型性格的共性（普遍性、代表性），它反映一定的阶级本质和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例如，《水浒传》中晁盖、宋江、三阮（阮小

二、阮小

五、阮小七）、武松、李逵等典型人物，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起义农民的共性：“除暴安良”的革命性和“替天行道”（亦即维护最高统者的利益）的局限性，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阶级的革命要求，也是一股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力量。

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波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底是善良的。而成年闰土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闰土的这一变化是封建礼法观念长期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力，他习惯了消极的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物质的精神的痛苦。“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哭得他像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没有反抗现实的不幸的精神力量，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根本不能战胜的。他他的思想干瘪了，他的感受力萎缩了，他的表现力衰弱了，他的精神一天天地麻木下去，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感受力，没有思想能力和表现力的木偶人。只有宗教还能给他带来对未来的茫远的、朦胧的希望。成年润土体现的是当时社会中“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人的共性特征。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之一《家》中的高觉新无疑是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影子，他是一种悲剧，因为他不能跟相爱的人在一起，而是听从父母之命跟别人结婚。她含泪忍受一切不义行为，不敢吭一声，他活着，只为敷衍，毫无主见，这也是就中国的悲哀。在那个时代的人没有权利主宰自己的命运，就连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好像一切都是父母安排好了，只是为了他们而生活。

鲁迅的《阿Q正传》，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民的劣根性。阿Q是愚弱国民奴性人格的典型，他所折射出来的正是当时社会的人性的扭曲和国民的愚昧无知。在那个时代，有多少像阿Q这样的人受到毒害，他们的客观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无产无业，处处失败，常常受人欺侮，但在精神上却时时感到胜利和得意。他们不正视现实，妄自尊大，自欺欺人，自轻自贱，对屈辱非常健忘。作品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未庄为背景，通过阿Q的悲惨遭遇，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农村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等级分明的阶级地位，表现了农民强烈的革命愿望和自身弱点。而阿Q所表现的就是数千年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他是国民性弱点的集中体现者。我们可以透过阿Q这个典型人物形象的描写，看到当时的国民是多么麻木无知，阿Q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胜利法和麻木健忘，是那个历史阶段多少人的精神弱点。阿Q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是生活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广大众奴性人格的集中表现。鲁迅正是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强大弱点，他明确地指出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灵魂来”，意在“暴露国民的弱点”。所以主人公阿Q是从作者的生活原型中演化而来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象征性。

再如，鲁迅小说《孔乙己》中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地抛弃于社会最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孔乙己完全生活在一个敌对的异己环境中。不仅社会权贵与统治阶层专以弱肉强食、欺压百姓为能事，即使是同属被压皮阶级的不同成员之间，也是那么寡情与淡漠。当我们把这篇小说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来解释其意义，孔乙己是典型的旧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当我们不把这篇小说局限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来解释时，它就是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这种苦人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这个凉薄的社会，全世界都一样，古代和现代，今天和明天都不会消失。鲁迅表面上写发生在中国清朝末年的社会与中国人，实际他也同时在表现人类及其社会中永恒的一个悲剧。表面上孔乙己是一个受了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他也是普遍性的代表了个人与社会之冲突的多种意义的象征。在任何国家人和社会中，多少人就像孔乙己那样，不为社会所接纳，被群众嘲笑、欺凌和侮辱，只是原因不同而已。从东方到西方，多少人是根据自己的思想、理想、幻想和价值观而生活，而自己又不了解和醒悟他是生活在梦幻中，他生活着的社会根本不能容纳像他那样的人。离开科举的框框读《孔乙己》，我们更能感到这篇小说的意义丰富，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性的意义。孔乙己和卡缪的《异乡人》中的罗梭同样是属于具有全人类意义的代表人物。

应该一提的是，在小说创作中，典型形象反映出来的具体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有些典型人物确实明显地代表了他所属阶级的本质特征，读者闻其言，听其声便知它代表什么阶级或社会集团，如《水浒传》中的李逵，《红楼梦》中的贾政，前者具有封建时代农民阶级的本质特征，后者具有封建社会当权阶级的本质特征；这些人物体现了他们所属阶级的本质特点，即使他们有鲜明独特的个性，也是和本阶级的阶级本质高度统一的。但是，小说作品中还有与此不同的典型人物，他们身上的共性并不完全体现他们所属阶级的本质的主要特征。如《阿Q》中的阿Q，他的性格特征显然没有反映、至少没有完全反映当时中国农民的主要本质，也就是说，这类典型人物的共性并不完全是阶级性，起码是不等于阶级性；虽然这类人物身上也有出身阶级的某些烙印，但它的共性却不仅仅是阶级性，而大大超出了他所属阶级的阶级性；从艺术上说，作家概括了的更大范围的某一类人的共同特征。这类典型人物的性格也就不再是其所在时代、所属阶级所独有。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社会生所决定的。因为现实生活的人物，本身是复杂的、多样的，而从实际生活概括和创造出来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也就多种多样；加上作家生活感受的独特性，他所接触的人物的特殊情况，以及他掌握的艺术手法的多样等等，也造成他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不可能时间淡化、单一化，而必然是丰富多彩的。因此，对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典型人物身上的共性，阶级本身占主导地位，有的典型人物身上的共性，阶级本身占主导地位，有的典型人物则不是这样。鲁迅先生说得好：“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鲁迅全集·文学阶级性》）。在小说的人物创作中，必须抛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错误公式，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真实生动、多姿多彩的典型人物来。分析小说中典型人物的特征，必须了解小说创作中的这个特点。

二、典型人物具有独特而鲜明的个性。所谓个性，就是一个人不同于他人的性格特征。人在社会中生活，在他与周围的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由于个人具体的生活条件、生活道路、社会阅历、文化教养以及生理状态等等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独具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生活习惯，以及体态风度等等。这就是人物的个性特征。所以，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典型必须使人物具有独特而鲜明的个性。小说的重要特点是通过个性表现一般，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来反映事物的本质。所以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是独特的生动的个性，而不可能是抽象的、概念化的。革命导师恩格斯阐述他对小说人物塑造的见解时，特别强调典型人物的个性特点。他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个单个的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如此。”恩格斯非常反对将“个性”消溶到原则里去。可以说，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必须有个性，没有个性就不成其为典型人物。小说创作中所表现的这种个性，是人物身上独有的、具体的，不同于他人的种种个性特点。这种个性特点是通过人物独特的语言、行动、心理、气质、习惯、动作、作风、气派、爱好、外表、服饰等来显现的。

个性是独特的，不可能重复。当然，现实生活中，人物那么多，又常常被划分为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人物个性的某一点或某一些有相似或相近之处是存在的；但认真分析起来，个性完全相同的人则是不可能有的。生活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个性，正如同自然界那么多树木，其叶子没有完全相同的一样。既然生活中人们的个性千差万别，复杂多样，那么小说创作必须把这客观存在真实地表现出来。不但要写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不同个性，还要写出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同一民族、同一阶级的不同个性。事实说明，小说中凡是成功的艺术典型，其个性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

鲁迅笔下的阿Q是个伟大的艺术典型，其个性就很独特，他的外表，他的语言，他的行动，他的经历，他的心里状态，他的思维方式，都是他独有的。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境地，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他自欺欺人，自轻自贱。面对一次次的屈辱和失败，阿Q别无选择，只能靠一种自譬自解的方式进行解脱，得以在想象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他麻木健忘，保守愚昧。阿Q面对残酷屈辱的现实，往往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在遭受外界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以后，借助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他总能够神速而完全的忘却过去的种种不幸，心安理得地照常生活下去，麻木和健忘成了他生活中积久难改的痼疾。当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他觉得“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因此“深恶而痛绝之”。他妄自尊大，畏强凌弱。虽然不名一钱，但他并不佩服有钱有势的赵太爷和钱太爷，还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他对强者怯懦卑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对比自己弱的，却蛮横霸道。

阿Q这一人物不仅和鲁迅其他小说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不同，就是和《阿Q正传》中同一阶级或同一类型的人物如王胡、小D等也不同。关于阿Q这一形象的塑造，鲁迅先生是有他独出新裁的设计的。他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鲁迅全集》第六卷117页）由于作家紧紧抓住并赋予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独特个性，所以阿Q这个人物，也就给读者以独特而深刻的印象，成为小说中创作上不朽的典型。孔乙己是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又一典型人物，他自命清高而又可怜可笑，他“站着喝酒”已说明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像那些身穿长衫的阔绰者一样，踱进酒店去慢慢地“坐喝”，只能以“短衣帮”为伍；但他却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说明他是多么迷恋于自己头脑中虚幻的“高人一等”的身份。他那“满口之乎者也”的说话方式，那“窃书不能算偷”的歪理谬论，那见缝插针地向“我”卖弄学识的沉醉神态，都足以显示出他对自己读书人“身份”近乎疯狂般的固守和痴迷。但他读了一辈子圣贤书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这就决定了他只能在社会的底层挣扎，就连加入“短衣帮”的资格都已失去，成为人人轻视与耻笑的对象。

同孔乙己自明清高的特点不同，《范进中举》中的典型人物范进面对周围人的侮辱、轻蔑和嘲笑，则表现得低三下四，默默地接受，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例如，在他中了秀才之后，胡屠户依旧说他是“现世宝”，他居然拿“唯唯连声”，不做辩解；为参加乡试去借盘缠，又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他听着那些不堪入耳的话，又仅止于“摸门不着”而已，如此低三下四，简直到了麻木的地步！可谓卑怯之至，屈辱之至。

同为读书人，同样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历经“磨难”，但由于各自的个性不同，所以，孔乙己自是孔乙己，范进也自是范进，他们在读者心目中的印象自然是分明而深刻的。

在小说创作中，典型人物不但应该有独特的个性，而且，这个个性还应该突出鲜明。还以阿Q为例，如前所述，他的个性是丰富多彩的。但其中又以他的精神胜利法为主要特点。“精神胜利法”在阿Q这个任务和其他典型人物相比较，这个“精神胜利法”又是阿Q所独有，因而也就构成了他和其他典型人物不同的个性了。由于有了“精神胜利法”，使得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个性非常鲜明而突出。同样，《水浒传》中的李逵，其个性特征也表现在多方面，如性格火爆，在战场上杀起人来不分良莠，性格率直等等，但其中革命坚决、心地善良、知错就改又是他个性的主要方面，给读者以突出鲜明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探讨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共性和个性，将两者分别加以论述，是为了更方便的说明问题，主要是为了更好地领会人物的共性和个性的实质。并不是说，典型人物的共性和个性是有机的高度统一在一起的，是不可能割裂开来的。小说中完美的成功的艺术典型，其共性和个性往往辩证地胶合在一起，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个性是共性的存在形式，共性又寓于个性之中，共性只有通过个性才能表现；反之，如果个性不表现共性，小说中的典型也就不存在了。总之，小说作品中的典型是小说家从生活实际出发，运用艺术典型化手法塑造出来的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人物形象，它既有独特鲜明的个性，又概括了某一类的共同特征，从而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本质，以及生活的发展规律。只有具备这些条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才称得上是艺术典型。

第四篇：西藏民俗文化论

西藏民俗文化论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二

风情习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又是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现象。西藏民俗文化，表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西藏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是西藏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特质。西藏高原，自然环境极为严酷。或冰天雪地、高寒缺氧，或峡谷纵横、山高路险。在这样一个近乎生命禁区的严酷自然环境中，西藏各族人民以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灿烂文化。在洪荒远古时代，食物极为匮乏，先民们或采集或狩猎，后又驯养牦牛绵羊，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狩猎、耕种缺乏工具，先民们以石以骨以木为器，一步步创造着人类的古老文明。地震、冰雹、洪水、瘟疫等天灾，攻伐、争斗、杀戮等人祸，虽然给高原人带来过种种磨难，但人们仍一以贯之，不屈不挠地顽强生存了下来。经过长达数千年的不懈奋斗，雪域高原上出现了巍然耸峙的雍布拉康、布达拉宫和金碧辉煌的佛堂庙宇。还有汗牛充栋的典籍，独具特色的藏医，瑰丽多姿的艺术，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正是高原人那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才有了如此辉煌的西藏文化的伟大创造。这种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今天仍是建设新西藏，开创新生活的动力源泉。

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来自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磨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助，惟有力量、勇敢、坚毅与自强不息，才能维系生命的延续和保证民族的发展。因而，崇尚雄健、力量和勇敢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倾向。正是由于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环境的艰难，以及与这一特殊环境相伴相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才造就了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跑马射箭是藏族人普遍喜爱的体育竞技活动，是藏民族勇敢、强悍民族性格的形象表现。赛马场上，一队队骁勇强健的骑手激烈角逐，斗勇斗智，优胜者会受到人们英雄般的崇拜。藏族男子腰挎长刀，头缠色线，身着藏袍，衣饰上缀以虎皮豹皮，处处显现出男子汉的英武阳刚之气。而珞巴族男子头戴熊皮盔帽，身挎弓箭，腰插砍刀，男女饰物均用虎、豹、熊、鹰等猛兽猛禽的爪、牙、骨和羽作装饰。在居室的屋檐和墙壁上吊挂一排排兽角兽头，这也是对力量和勇敢的崇尚和夸耀。＠①人亦如此，挽弓佩刀，喜用兽角、牛头作饰。从衣饰、居住、游艺等民俗形式和活动中无不表现出西藏各族人民刚强、豪放的民族性格。

诚信无私是西藏各民族普遍信守的道德原则，也是人们关于人格美的评价标准。人们以诚实为美，推崇公正无私，待人诚恳热情，极为重视友谊。这些道德原则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与自然原因，与人们所处的人地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密切关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当人还不足以取得对自然的支配地位时，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只有公正无私、真诚信任，才能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从而为氏族、部落和民族的发展谋得利益。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个人离开了群体就等于死亡，集体力量的扩大就意味着对自然的敌人和社会的敌人的胜利。因而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有着对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古老的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和原始民主培育了人们诚挚的无私的心灵，也强化了对朋友的友谊。这些古老的道德原则世世代代为人们所承继下来，已成为一种传统美德受到人们的信守和珍视。

诚信、无私与重视友谊在西藏民俗文化中有着鲜明的表现。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择偶和交友时将诚实和正直作为一条重要标准。到藏族家做客，无论是否相识，主人都会捧出甘醇的青稞酒和浓香的酥油茶热情款待。与藏族交友，他们可以掏出一颗诚挚的心，愿为你付出一切。当你到珞巴族、门巴族和＠①人居住的喜巴拉雅山区游行，会在路旁沟畔见到一些装有物品的背篓就地摆放，背篓上压有石块或木棍，表示这是“有主之物”，任何人都不会去触动这些已有主人的东西。珞巴族谚语云：“不捡不是自己分内的东西，不收不是自己种植的庄稼。”珞巴族热情好客，家中来了客人，主人会倾其所有招待，客人吃喝越多主人越高兴。一些部落的待客习俗尤为别致：宾客至，主人热情迎至客房，取来酒、肉、菜，由客人自行杀猪宰鸡饮酒，视同家人，给朋友以最大的信任。西藏各族人民对朋友、对客人无不是真诚相待，诚信无欺。当代社会生活，日新月异。西藏民俗文化在新的时代将会更加多姿多彩。

班级：土木工程（2）学号：0821114411

签名：

日期：2011年12月22日

第五篇：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着不同的类型和特征，大致可分为：命运悲惨的女性、自发反抗的女性、新旧夹缝中的女性三种类型。本文从其作品中撷取了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位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的女性一一分析。鲁迅笔下这几个主要女性的悲剧，固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作品挖掘的最终造成她们的悲剧的根源是压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

关键词： 鲁迅 女性形象 封建 悲剧 反抗

Abstract: Mr.Lu Xun is a famous thinker and writer in modern China.The female image in his novels have different types and features,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he tragic fate of women, spontaneous women against women, the old and the new cracks in three type.In this paper, from his works capture the fourth Shan's wife, Xianglin's wife, love regardless, Zijun this several with strong tragic color female one analysis.Lu Xun under the several major female tragedy, its inherent personality, author both sorrow for their unfortunate, nuqibuzheng, but mining works resulting in the root of their tragedy is oppressed, toxic to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e feudal ideology.Key words: Lu Xun

female image

against

feudal

tragedy

目 录

一、逃避的反抗：单四嫂„„„„„„„„„„„„„„ 1

二、被迫的反抗：祥林嫂„„„„„„„„„„„„„„ 2

三、主动的反击：爱姑„„„„„„„„„„„„„„„ 3

四、觉醒的反抗：子君„„„„„„„„„„„„„„„ 4

参考文献„„„„„„„„„„„„„„„„„„„„„ 5

鲁迅以妇女为主人公的作品不多，但很有代表性。《明天》、《祝福》中的单四嫂和祥林嫂，都是失子的寡妇，深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封建思想和礼教的毒害，命运悲惨却从没想到要去抗争。《离婚》中的爱姑具有较明显的反抗性，但并没有跳出封建礼教的圈子。《伤逝》中的子君，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五四”时代的新女性，敢于冲出封建家庭，与自己的爱人自由结合，但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以及个人的思想局限，同样是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悲剧。鲁迅通过这几个悲剧性的女性形象，既同情她们的遭遇，又批评了她们自身存在的缺点，更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腐朽、反动的封建宗法制度，揭示了妇女要获得解放，首先必须取得社会的解放这个深层的含义。

一.逃避的反抗：单四嫂子

最早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是《明天》，单四嫂子是鲁迅在小说中塑造的第一个女性悲剧形象。她具有中国传统妇女的优良品质，勤劳、善良；也具有旧社会农村妇女的弱点，逆来顺受。她是中国旧社会农村“受苦受难兼愚昧无知的妇女形象”。

单四嫂子在“前年”夫死了后，一直靠纺纱来养活自己和她年幼的儿子宝儿。应该说，成了寡妇后，她在精神上是很难顶住封建礼教及社会上的各种压迫的，但是因为宝儿的存在，使她觉得有了“明天”，有了希望，有了精神支柱，也是她能够一个人坚持下来的理由。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苦日子也不长，宝儿的不幸夭亡，使她唯一的精神支柱没了，她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明天”。这同时，等待她的不止是丧子的不幸，还有来自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的摧残和压迫，没有一个人来是真正安慰她和关心她的，都是各有所图连她仅有的财物也随宝儿的死一并没了，她的“明天”也彻底的没有了。单四嫂子一直是处在封建礼教的规范里，她已经接受这些规范，这样的生活在她看来是正常的是合理的，面对凄苦的生活，她想到的是她唯一的希望——宝儿。可是丈夫、儿子死后，她还要面对一连串的经济上的敲诈勒索和精神上的伤害和侮辱，可想而知，单四嫂子只得在太大、太静、太空的屋子里赶快在睡梦中去找她的宝儿。她不可能知道去反抗各种压迫，在她看来是必然的，她剩下的就只有逃避了，而且就在当时对她这么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反抗是过分的期待，她只能在顺从、悲哀中惨淡地失去“明天”。最多她想这一切都是因为儿子的死造成的。明天，应该是给人希望的，但是单四嫂子的“明天”确实沉重的的打击和失望。鲁迅先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下层劳动妇女在封建各种压迫中不断受到摧残的境况，她毁灭了宝儿，也毁灭了单四嫂子，但是单四嫂子没有反抗，这给我们心灵以沉重的震撼。鲁迅就是要通过单四嫂子的不反抗,或者说是逃避的反抗，让世人警醒，是妇女争取、反抗的时候了，文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是多么的希望她能有一点觉醒啊。

二.被迫的反抗：祥林嫂

《祝福》是《彷徨》的第一篇作品，其中的主人公是祥林嫂，总的说她是一个封建伦理制度下的牺牲品，她所受的压迫和摧残，不管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比起单四嫂子，更为悲惨。祥林嫂是一个温顺、善良、无知的普通农村妇女，是在封建伦理包围和影响下土生土长的，一直受到封建政权、皇权、族权、夫权和神权等等的“熏陶”。她对于封建礼教是很认同的，也在按照封建伦理道德在规范自己。因此在她受到压迫的时候，她的反抗是浅层次的，是被动的，当然也是势单力薄的，也不可能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彻底反抗。从祥林嫂身上我们看到了反 抗的身影，虽然是被动，而且结局是失败的，但是这已经是一大进步了，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丝希望的曙光。

祥林嫂的第一次反抗，是她的第一个丈夫刚死后，婆婆要将她像牲畜一样卖掉时，她被迫逃了出来，到鲁四老爷家做工，只想过自己平淡的日子，也是为了远离婆家的压迫。这是一次突破，她反抗的是封建族权和婆婆的强大权威，无疑这点是值得肯定的。第二次反抗是祥林嫂被夫家人从鲁镇劫回，卖到贺家，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墺，喉咙已经全哑了”。抬出轿来，几个大男人使劲擒住她也拜不成天地，一不小心，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异乎寻常”的反抗是祥林嫂对将她但牲畜般买卖的婚姻制度的反抗。但她还是受封建思想影响太深，最终还是服从了这次婚姻，安心地呆在贺家了。虽然她的反抗最终是屈服了，但是这次的反抗也足足让周围的人感到惊讶了，也使我们从祥林嫂的拼命的反抗中对女性的解放看到了希望。她第三次的反抗，应该是更深入了，但是也使最后的反抗了。她开始质疑封建神权，质疑鬼神的存在与否，对有无地域也产生了质疑，这是从根本上怀疑封建社会所宣扬的思想。这是一次精神层面上的深刻反叛。鲁迅通过塑造祥林嫂这个受到强烈压迫的妇女悲剧典型形象，给我们揭示了广大农村妇女悲惨的命运及其社会根源，表现了鲁迅对妇女的深切关心，也从这里看到了进步和希望。

三.主动的反抗：爱姑

爱姑是鲁迅笔下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但爱姑的思想还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钳制，她的反抗是不自觉、不彻底的。她认为自己有理，因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到了婆家又“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对方没有理由“撇掉”她。她所依据的是自己的婚姻和行为完全合乎传统的“礼”，而不是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当然，爱姑不可能有这样先进的思想，因为辛亥革命并没有给她进行过这种人权思想的启蒙教育，更没有给她创造出离婚还可以自由结婚的条件，事实上所谓离婚就是封建社会的休妻，那是比寡妇还不如的下场。因此，在她面前、在她脑子里没有一条可以独立自主的生活出路，她还不能不依赖丈夫而生存，还不能脱离开这种依附关系。她闹了三年，并不是真的闹离婚，只是为了赌气，为了不被对方“撇掉”而被休回娘家去。她要争的，其实只是一个做男人附庸的地位。所以，从这一点看，她的反封建思想还是很粗浅、很不彻底的，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

爱姑在离婚悲剧中暴露了她的许多弱点。她对封建势力的认识是天真狭隘、幼稚糊涂的，她对封建统治者始终抱有幻想。自己的抗争失败了，还认为自己“误解”了七大人，自己“太放肆”、“太粗鲁了”，于是“非常后悔”，最后“恭恭敬敬地退出去”，竟然连自己的敌人是谁还搞不清楚，真正的可悲！她理直气壮地来，服服贴贴地走，让人们看到封建阶级权威、封建传统观念是怎样根深蒂固的钳制着被压迫者的头脑！

四.觉醒的反抗：子君

《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是另一种类型的妇女形象。她不同于祥林嫂、爱姑等无知农村劳动妇女，她是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有知识的女性，子君的反抗和觉醒，是鲁迅在探索女性问题上的另一思考和另一方面的探索发现，而且子君的觉醒有了更深入的表现，更具有主动意识和理论指导，是妇女解放的另一新台阶。

子君生活的时代，仍然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社会。她在家有严厉的父亲，在城里上学又要受到胞叔的严厉管束，就连她去找涓生的路上，也会受到监 视。但子君毕竟是一个知识女性，“五四”前后提倡的新思想、新道德在她身上得到了体现。她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从旧的封建家庭勇敢地走了出来，她“目不斜视地骄傲地”来到会馆，听自己心爱的人“说家庭专制，谈打破就习惯，谈男女平等”，她“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为了争得彻底的恋爱自由，子君还毅然斩断亲情，与涓生在小胡同建立起了小家庭。这是他们取得了小胜利，但悲剧也就开始上演。青年自由恋爱是不能容于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在子君与涓生结合之初，他们就被迫斩断各种亲情，子君的叔叔不再认她做侄女，涓生也与原来忠告他的几个朋友决了交，他们在社会上开始孤立了。之后局子里一纸解职令导致涓生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这客观上加剧了他们感情上的破裂。经济上的拮据，使得涓生开始不满子君的把小家庭生活当作全部人生意义，涓生还觉得子君也成为他的拖累，只好被迫分离，而子君在随父回家后不久便凄惨死去。子君开始在走出来时，给我们莫大的希望，她有理想，有自己追求的目标，不是盲目的斗争，有武装自己的新理论，并知道拿起个性解放，恋爱自由与封建伦理进行坚决斗争。可是，封建势力非常强大，他们先是被社会孤立，然后又被迫失去经济来源，使他们完全被孤立，被一步一步逼向绝路。子君的失败给我们巨大的震撼，也使我们明白，面对封建势力，单个人的反抗最终都会失败以结束。而且，封建思想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就能除掉的，子君自己在走出来后，也受封建女子在家持家务的思想的影响，把小家庭的生活看做自己人生的全部意义。子君的可贵之处是她敢于反抗，并有强烈自我觉醒的意识，积极接受进步思想，敢于朝着自己的理想抗争的精神。

鲁迅先生对旧社会妇女形象的描写是非常深入而且也是很生动真切的，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涵，给人以震撼和警醒。我们看到了鲁迅对妇女的关心和同情，本通过对她们的描写探索女性解放的出路。通过祥林嫂、单四嫂子和爱姑等悲惨命运的描述，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对人的精神的摧残和虐杀，揭露和鞭挞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野蛮、残忍和虚伪，特别是表现了套在中国劳动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的沉重，使她们无法从根本上走出封建的桎梏。从单四嫂到子君，她们的反抗意识是一步一步增加和强烈，她们的觉醒意识也在悄然出现，她们的反抗值得称赞，也是通过对她们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明天”。

鲁迅笔下这几个主要女性的悲剧，固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作品挖掘的最终造成她们的悲剧的根源是压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鲁迅剖析的是国民的灵魂，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们的精神，挽救国民的灵魂；同时，也寓示了社会制度必须要革命，国民的思想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就是鲁迅深刻的思想，他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参考文献: [1]李希凡.《呐喊》 《彷徨》的思想与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 社.1981.[2] 邓志远.《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4] 李新宇.《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5] 史志谨.《鲁迅小说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 张秀枫.《鲁迅小说全编》.[z].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