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务犯罪的法律监管与预防五篇

第一篇：论职务犯罪的法律监管与预防

论职务犯罪的法律监督和预防

摘要：国家规定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牟取经济利益或者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的总称。

关键词：职务犯罪；法律；监督；预防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各种职能部门的权力进一步加大，引起人民群众的关注，就是职务犯罪不断地发生，而且，愈演愈烈，以至成为现在一种现象，职务犯罪是最严重的腐败，这种状况，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人民群众的对手握一定权力的人和部门的反感，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预防职务犯罪已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所在。

一、职务犯罪为特殊主体，政府机构是由各个职能部门组成的，政府机构的运转是通过组成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中的公职人员来执行并完成的，也就是说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行为主体是人在主观方面既有故意、也有过失，客观方面，职务犯罪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有必然的联系，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生的犯罪行为。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是腐败现象最突出的表现。监督和预防必须完善法律制度体系，完善立法，力争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加大执法力度，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1

从权力的监督方面入手，改进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通过政治、教育的手段实现预防。

二、职务犯罪的特征和主要表现为：职务犯罪主要特征是在研究职务犯罪时，往往存在着将职务犯罪的特征与构成分别加以阐述的情况，研究职务犯罪的法律特征应当同研究职务犯罪的构成结合起来，并力求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研究职务犯罪的特征，使职务犯罪的特征牢牢扎根于犯罪构成这一基础上，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刻地认识职务犯罪。事实上犯罪构成反映的就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根据犯罪构成的一般理论概括出来的职务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的区别，所在也必然反映着职务犯罪的法律特征。表现：职务犯罪是指手中握一定权利的单位和个人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的犯罪活动，它包括贪污、滥用职权，挪用公款、行贿受贿索贿、玩忽职守和营私舞弊、班子集体犯罪、私设小金库；丈夫犯罪，妻儿齐犯罪；玩忽职守等等是当前职务犯罪的重要表现。

现在组织工作的腐败现象也相当普遍，一些人不择手段地骗官、买官、一些掌权人厚颜无耻的卖官，还有些政客丧心病狂地谋杀政敌，像副局长谋杀局长的事情屡见不鲜，这些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老百姓当前最愤恨的就是腐败现象，有人说，在市场经济深入头脑的今天，有的官员已不满足于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简单腐败，他们开始挖掘资本市场，以捞取更大的利益，这是职务腐败的新动向，其实，说新也不新，职务权力越大越要寻找最大的空间，利用一切机会谋取自己的利益。现在的贪官污吏犯罪手段形形色色，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再不加大法律治理力度，社会主义就会变味了，毋庸臵疑，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严峻课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行为；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实施的犯罪行为，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实施的犯罪行为。在国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过程中不考虑广大公众利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导致人民群众对执行公务人员的信任缺失，从而造成社会普遍失信，削弱政府的办事能力。阻碍和谐社会发展。

三、职务犯罪是国家对公务人员缺乏监督和预防。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各种职能部门的权力进一步加大，引起人民群众的关注，就是职务犯罪不断地发生，而且，愈演愈烈，以至成为现在一种现象，职务犯罪是最严重的腐败，这种状况，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人民群众的对手握一定权力的人和部门的反感，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有效的加强职务犯罪监督和预防已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所在。

职务犯罪发生就是因为权力私用和滥用，缺乏监督和预防，人们往往在官员出事后再去就事论事地反思，往往不敢触及职务犯罪的核心原因。毛泽东同志曾与黄炎培先生谈话中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其实，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监督、预防和限制权力的理念还未厘清，监督、预防的制度还不够完善。批评和质疑职务犯罪，往往被让为是给

政府抹黑；揭发和披露职务腐败犯罪的细节，会受到严厉打击报复，这绝不是民主和法治社会应有的现象，而是我们对权力太 宽容，对官员的管制太放松了，因而让权力从应该被关的笼子里跑出来伤害授权于他的人民。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手中有权力的公务人员只要他失去监督和约束，就会由“趋向腐败”变为绝对的“实在”的腐败。所以我们要从法律监督上预防和牢筑防止权力撒野的篱笆，真正把权力严密看管起来，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第二篇：论职务犯罪的法律预防（模版）

一 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及衍化趋势

（一）职务犯罪的定义

在此，我们必须了解何为“职务”；“职务”在现代汉语词典的狭义解释为职位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其广义为在我国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内容复杂的组合性概念。目前在我国的职务分类中主要有：法定、事定、执行、管理、决策、临时、固定、领导、非领导等等职务，我国的职务分类大典中记载有：8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职业。

在“职务”这个名词中的“职”即为职责、职权、职掌、这个职就是“掌管”的意思。“务”就是指由职而产生的，所应承担的任务、事务，也就是具有一定的“职”，就要承担一定的事务，同时，根据职务的不同，相应地承担的责任也不同。

而“职务犯罪”所指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在社会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中依照法律、法规或者组织章程等从事公职的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由于不正确履行职权所实施的违背职责要求的依照刑法规定理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总称。在中国的上下五千年的历程中，职务犯罪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的一颗定时炸弹，甚至是毒瘤，它极大地威胁、损害着这个正义的社会，破坏着经济的发展，腐蚀着政治清廉。随着社会日新月异政治文化的发展，清明的政府、正直的公职人员、高效的管理、无腐败的繁荣，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和人们共同追求和奋斗的目标；采取如何有效的战略与对策来控制和预防职务犯罪，更是成为明智政府执政治国的重要内容及世界公民、有识之士关注的重要课题。

（二）职务犯罪的法律特征

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职人员即为职务犯罪的主体。他们掌握着国家或社会团体、企业单位及大众所赋予的权力，由于这种权力易使权力拥有者心理上无视法律，无视大众想以权谋私心理的产生，而引起职务犯罪的发生。从总体上看，职务犯罪的基本特征有：

（1）职务犯罪主体构成的多元性；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作为职务犯罪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多个组成部分，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职务犯罪的主体：①、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以分为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②、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人的人员，指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③、国有单位委派人员，指国家机

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④、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指依法履行职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依法履行职责的各级人员政协委员，人民赔审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共和的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城市居民委员会人员。

（2）绝大多数职务犯罪由故意构成，也有个别（少数）的职务犯罪由过失构成，还有的职务犯罪既可由故意又可由过失构成；

（3）职务犯罪在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从事公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中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从事公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中的人员滥用职权实施的犯罪；从事公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中的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或不履行、不正确履行职责而造成对国家或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职务活动管理职能的侵犯。

（三）目前我国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

来自最高法的数据显示，与2008年相比，2010年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上升了7.2%，反腐形势仍不容乐观。

2011年07月20日，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在新闻记者会上透露，依法审判职务犯罪案件，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至2010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79560件，生效判决人数80883人。其中，贪污贿赂案件67494件，生效判决人数69038人；渎职案件12066件，生效判决人数11845人。2010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27751件，生效判决人数28708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5906人。

从法院审理情况来看，当前职务犯罪有呈现四个特点：首先，职务犯罪种类多表现为贪污罪和受贿罪，这两类犯罪在2010年审结的职务犯罪案件当中占到了84%的比例；第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犯罪比较突出，涉及领域广泛，权利集中的部门和岗位职位犯罪多发，资金密集领域和行业职务犯罪现象严重，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逐年增多；第三，犯罪数额巨大的案件时有发生，有的案件犯罪数额达到了数千万甚至上亿元。此类案件案中有案、案外有案、“窝案”、“串案”频发，涉及面广、危害非常严重；第四，目前职务犯罪手段隐蔽化、智能化、期权化现象突出，受贿犯罪中，通过收受交易差价、股份分红、投资收益、劳动报酬这些方式收受贿赂比较普遍，增加了查办和惩处的难度。孙军工表示，人民法院目前有一个态度，不论犯罪分子曾任职务有多高，只要构成犯罪，坚决依法定罪处罚。

（四）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职务犯罪的衍化趋势

2011年05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厅长宋寒松接受《法制日

【4】报》记者的采访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职务犯罪将呈现3大趋势。”

1、由于现阶段滋生腐败的条件和因素还将长期存在，职务犯罪易发多发，发案数短期内下不来,其在高位运行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2、职务犯罪具有更大的贪婪性和冒险性，特别是市场经济追逐利润天然属性和各种腐朽思想，必定渗透到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重大项目和重大投资,追逐新的权力集中部门岗位和新的资金密集型领域和行业，诱发更多的大案要案；

3、犯罪类型和手段将不断翻新，变化新的手段，以各种新的面目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贪污贿赂和徇私型渎职犯罪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运用高科技手段作案将呈上升趋势，作案期权化增多，跨地区跨国境及涉外案件增多。

相信，许迈永利用担任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务期间的便利，为14个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承揽工程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索取、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45亿余元【4】；姜人杰利用担任苏州市副市长的职务便利，为五个单位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置换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

【4】

；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被告人陈绍基利用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4】等等职务犯罪案例，至今我们还是历历在目的，都是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违规操作，为自己攫取巨额私利，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在城市开发建设领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对于此类现象，犯罪人员除了受到人民法院坚决依法从严惩处严重职务犯罪外，也给了社会各界一个高度警惕，必须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对于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依法判处刑罚，坚决执行刑罚，绝不手软。

二 职务犯罪的法律预防及急迫性

【3】

预防职务犯罪是针对贪污腐败渎职犯罪所采取的事先控制举措，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形式。但作为近些年才开始运行的新机制、新制度，我国在预

【3】防职务犯罪的理论与实践方面有许多难解之题，需要在宏观上定位、微观上设计。从上世纪末开始，各地检察机关相继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列入检察业务的范畴之中，并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经过几年来的工作，各地都把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开展起来了，有的地方形成了自己的规模，有的地方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目前的职务犯罪预防仍处于起步阶段，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扎实的理论体系，在工作方法上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工作模式，在立法上，还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性条文可供执行。全国各地开展这项工作还处于不断探索实践中。因此，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上，进行预防立法是当前司法实践工作中面临的一项十分迫切和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工作。

职务犯罪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同时犯罪原因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这个系统深藏在社会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矛盾过程之中，也在其中越衍越烈。由于刑罚作是为遏制犯罪的因素其本身的单一，但社会上促成犯罪的因素却是复杂多样的；因此，当今社会既要依靠专门机关通过刑罚来惩治职务犯罪，又要从根源上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预防职务犯罪。

新形势下，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需要在不断的探索中，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预防体制是由党的纪检部门、行政执纪执法机关、政法机关等部门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成的体系。要有效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形成教育、管理、监督、打击联动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这其中离不开政法机关、行政执纪执法机关、行业主管部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之间的相互配合和支持，这种支持和配合关系只能通过立法的层面加以规范。党的十五大已经确定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机关各部门之间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各自的职责，应根据党的十五大的精神，从立法的角度给予规范。

综上所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已经上升为法制化机制，同时是三大必然要求：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在必然要求，是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高预防工作效率和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规范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必然要求。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定》，对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原则、重点、措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而近几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已经初步建立了职务犯罪预防体制、管理制度和预防机制，并积极推动与有关部门、单位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组织，形成预防职务犯罪的网络。因此，制定预防职务犯罪的专门法律法规不仅是必要的、适时的和可行的，条件也是具备的。

三 预防职务犯罪的主要方式。

职务犯罪，历来是国内外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重要课题；所谓，一个人一旦拥有某种职务，就意味着他既拥有一定的处理事务的权力，同时又必须履行其应有职守，既不能不履行职责，又不能滥用权力。因此，我们可以从广义上将职务犯罪理解为行为人违背职责要求实施的触犯刑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的总称。预防职务犯罪既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做到预防为主，防范于未然。

（一）加强党建和思想建设工作

思想的腐败都是违法的祸源；许迈永、陈绍基、胡长清、丛福奎、高严等高级干部之所以堕落，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逐步滑向腐败深渊的。以此为鉴，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设，在广大党员干部思想上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从这一点说，就要加大思想教育力度。

【2】

（二）加强体制改革创新，权力配置要合理【1】

【1】【2】机制的建设是预防犯罪的有力工具，其重点是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是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保证其依法有效地运作，达到解决权力集中和权力分解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正确选择，明确将过分集中的权力予以合理的分解，过于分解的权力予以合理集中，实现权力集中与分解的合理平衡，将会大大降低职务犯罪的发案率和危害结果，且将工作效率保持在人们期望的水平上。

【2】

（三）能够赋予独立的监督职能，以权力制约权力【1】

凡事要取得好的成绩，离不开监督；健全的监督机制对预防和揭露犯罪的作用至关重要，马克思监督学说认为，监督是国家的一种职能，是维护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手段。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

【2】

（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的作用，以权利制约权力【1】

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兼顾的社会繁荣安定的责任，拥有民主的监督权；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败，在理论上有着不可否认的正当性。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令人遗憾的少数公职人员将手中的权力看作是上级赋予的，只唯上不唯下，从而忘记了自己应该对人民群众负责。所以有必要通过健全选举制度，权利救济制度来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更好起到群众监督的作用。

【2】

（五）建立健全政务公开的法规制度【1】

公平、公正、公开，让社会更透明，司法更严明，办事更有效率；政务公开应该是依法公开政务，政务公开有助于预防和惩治腐败，公开将改变权力运作方式，使其成为人民监督之下的“阳光”操作，可极大避免暗箱操作中的权钱交易现象。

（六）司法机关要加大对职务犯罪打击力度，强化警示作用

现阶段，司法机关应加大对职务犯罪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形成威慑效应，让其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应有的沉重代价，是预防职务犯罪最有力度最能体现成效的办法。当前职务犯罪是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疾期盼解决的热点问题，它严重败坏了党风，影响了干群关系，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发展前进中的强大阻力。因此，建议司法机关有必要加大惩处力度，按着职务犯罪的量刑标准给予刑罚处罚，让职务犯罪腐败分子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样才能真正对职务犯罪起到震慑作用。

职务犯罪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打，一浪更比一浪高，我们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脚步也是一步更比一步紧，一步更比一步密；但是，犯罪的声音与脚步，仍象恶魔一样，不时在蚕食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健康肌体，正在使我们的伟大建设事业受到影响和损害。此时，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的腐败犯罪现象严重性，明确意识反腐犯罪面临的形势严峻性。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明白，只要有经济社会存在，就必然有腐犯罪现象的发生，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因此，我们更要明白这样一条道理，那就是任何腐败的产生都是有条件的，任何腐败现象从源头上来说，都是可以预防的，都是可以被有效遏制的，只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腐败现象就会逐步减少，直至彻底消亡。

参考文献

[1]柳晞春《预防职务犯罪的基础理论与实务导引》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2]金波《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检察监督》、《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7.[3]张明《新时期预防职务犯罪理论与实践》新华出版社 2007.[4]《法制日报》[2011]2号2011年05月14日发文

第三篇：王晓敏论职务犯罪与预防

从职务犯罪的特点看权利的监督和制约

论文提要：

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还未形成具有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机制，不能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充分认识职务犯罪的危害、特点、原因，是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必要前提。预防，应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入手；增强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预防和制约，不但是司法部门的工作，而且是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及其社会各界的责任，需要通过执政党用政治、法律的手段来实现预防。(全文约9000字)

以下正文：

从近几年的新闻媒体的报道上看，理论界及法学界相关人士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作了许多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澄清的认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搞好预防职务犯罪，必须对职务犯罪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下面笔者谨就我国职务犯罪的现状、危害、特点、原因结合相关社会调查，略谈一己之见。

一、职务犯罪的危害

职务犯罪是社会发展的阻碍和腐蚀剂，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和当代世界各国的政府重点惩治的目标。职务犯罪对任何一种 国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均显示出极其巨大的破坏力。‚它将富有转为堕落，使贫穷陷入绝境，它动摇着国家权威的基石---法律，威胁着政治制度的稳定，瓦解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削弱着教育的示范作用，引发出社会伦理的种种危机‛（林吉吉著《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 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第4页）。职务犯罪从犯罪学角度上看，应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总称‛。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非法活动，违反履行职责的要求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损害职务的公正、公平、廉洁、效率的原则约束，也可以理解为权力滥用、权力腐化、权钱交易。它直接破坏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和统治权威，严重妨碍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毒害社会风气，败坏党风、政风，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侵犯公共利益，腐蚀、破坏现存社会关系的行为；其本质特征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职务犯罪，主要表现是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是腐败现象最突出的表现。

冷战结束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继开始了现代化的经济建设进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困扰他们最甚的问题之一就是官员的腐败问题。腐败活动制造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对经济建设和政局稳定起着相当大的破坏作用，使许多国家身受其害。当中国全面进入现 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阶段的今天，腐败问题的来势之猛，范围之广，危害之深，大大超出了我们的精神准备。腐败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格格不入，反腐斗争关系到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命运，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斗争‛。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伴随着巨大的辉煌，腐败现象的黑影也在不断扩展，特别是职务犯罪呈蔓延之势，早已引起党中央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沈阳慕绥新、马向东案，广西成克杰案，黑龙江田风山、韩桂芝案等等无不给我们敲响了反腐败的警钟。

二、职务犯罪的特点

从近几年职务犯罪的特点来看：

一是行为的严重性，大案要案急剧增多。过去贪污受贿数万元可称为大案，建国初期跟随毛主席多年的刘青山、张子善因为贪污、腐化、堕落而被绳之以法，而现在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屡屡出现。前不久有报道统计，2004年我国有36名省部级干部被‚双规‛。近日又报道2004年1月----11月全国共有285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被立案查处，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贪污和受贿。而被处以极刑的确不是那么多，一人被判刑，家人富几辈的现象仍然存在。

二是职务犯罪行为的主体上，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卷入腐败活动的人数有上升趋势。虽然所涉及人员的绝对数量不大，但由于涉嫌者位高权重，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极为惊人。陈希同、王宝森、褚时健、成克杰、胡长清案件就是典型案例。

三是有组织的团伙职务犯罪作案日益增加。近年来出现大量窝案和串案，一些腐败分子在权力部门内结成有领导、有分工的违法犯罪团体，有组织地滥用权力。湛江走私案、厦门走私案令人触目惊心。

四是在腐败现象发生的领域方面，职务犯罪广为蔓延。腐败不仅在经济管理和资源分配部门大量发生，而且在文化、科技、教育、司法等传统上认为是‚清水衙门‛的部门也不断出现。如金融机构的公职人员利用特权之便，贪污受贿、挪用资金案件频频发生。在笔者所服务的已经靠天保吃饭的林业地区近几年就发生多起司法腐败案件，有多人被查处。

五是企业中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我国拥有庞大的国有企业群，由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存在着深刻弊端，发生在国有企业中的贪污腐败事件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并且已构成了当前腐败现象的多发区和高发区。近年来，企业中发生的领导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挥霍浪费、挪用公款等现象日益突出，部分国有企业陷入亏损的原因之一，就是某些企业领导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对国有资产实施猖狂掠夺和恣意浪费而造成的。就连陷入‚双危‛的森工企业也出现穷庙有个富方丈的现象。

六是权力的廉洁度普遍下降。在任何社会，对腐败行为的判断都有一定的量和质的标准。这些标准构成了追究违法违纪 责任的起点。但我们知道，公职人员行为规范的底线往往高于这一基点。于是在权力的廉洁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形成了一种未达到追究违法责任的程度但权力本身并不干净的空间地带，这种状态被称为‚准腐败‛。‚准腐败‛的大量发生使权力的廉洁度普遍下降，而其严重性是它构成了职务犯罪等腐败现象群发的丰厚土壤，人们见怪而不怪了，百姓讲，小官小贪，大官大贪也不无道理。

三、职务犯罪的原因

职务犯罪现象如此高发而面广，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而究其根本原因则应该是权力监督制约的失控。

社会权利也称公共权力是根据公共意识组织、协调和控制社会公共生活的力量，它是基于人类共同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自国家产生以来，公共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的政治权力。历史实践表明，无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的国家，都无法做到统治者事无俱细的直接行使各种具体的国家职能权力，而只能经授权程序由部分人代其行使。从理论上说，任何授权关系都存在着权力被代行者不合理使用的风险，这是权力使用的普通规律。当具体的公共权力偏离了执政党的意图和法律规范的轨道，被用来服务于个人或小集体的意志和利益时，权力通常就处于同授权人整体的意志和利益相悖的状态。这时，权力蜕变为个别人实现私欲的手段，成为被滥用的力量，成为 个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

根据目前我国的国体要求，公共权力即应是人民的权力，人民的权力主要是由公职人员代行的。这种授权关系会不会由于社会制度的自我感觉先进而能免除了被代行者滥用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认定，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公共权力同样存在被其代行者滥用的风险。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一直在进行，但是腐败的蔓延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其主要原因就是单纯地打击和处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滥用的问题。既然授权关系是必须的，那么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应当对权力的代行者从制度上施以有力的约束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泛滥说明现行的权力体制对授权后权力使用过程的控制力和约束力还很不足，使得用权人有较大的个人随意行为的空间（相对于审判而言叫‘自由裁量权’）。而权力失控后，加之经济和社会的诱因，必然发生滥用的情形，正所谓‚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贪官马德说：‚尽管查处了我马德，但查处多少个都是治标，不能治本。无论将来换上张德还是李德，照样会有人送钱买官。为什么？因为虽然现在我马德案发了，但干部选拔任用的客观环境本质上没有改变。好比车还是那些车，司机还是那些司机，路还是那条路，交通规则还是老章程。只是换了交警和收费员罢了。谁赶保证从此不出车祸呢？‛（引自王延高《贪官马德的‘感慨’》）。下面笔者谨从政治层面、权利的实施层面试分析之。

（一）从政治的层面来看，我国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中所发生的权力失控现象，主要由于现行政治体制中权力配臵上存在的一些弊端，概而析之，其原因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传统的弊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中往往把党的领导变为个人领导。‚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似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些人自恃大权在握，专横跋扈，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最终滑入腐败的深渊。固然，腐败分子的堕落有其个人品质的原因，但是他们的腐败活动既然发生于体制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反省制度环境存在的内在的疏漏。无疑，正是过分集权的体制为某些掌权的人提供了自由使用的条件。过大的权力膨胀了他们的个人意志。而且，权力过分集中还使得纠正权力过错的代价显的力不从心。在实践中，很多腐败活动在其初期已被群众发现和举报，但集权体制为其提供了排队障碍的力量，直至违法行为不可收拾，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损害，才受到制止和追究。而到此情形下被制裁者往往是转移财产，资金外流，或挥霍一空。能被追回的财产也所剩无几。

其次，权力行使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权力现象的一个客观规律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在失控和约 束不力的情况下，个人的意志常常会由于没有压力和牵制而轻易地进入权力行使过程，从而使用权者形成不谨慎甚至是随意的客观状态。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作保障，权力行为的规范也往往流于形式，丧失应有的权威和严肃性，得不到真正的贯彻。江泽民同志说，权力被滥用而又得不到制止，往往就会出现大问题。我国腐败现象发生的现实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在党政体制中有专职地监督各级权力的机构，但监督权和被监督权之间明显失衡，使得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受到限制。权力运作的规律表明，权力越大、越关键，就越是应当予以规范和约束。而现实权力体制中的情况却是相反，权力地位越高，受到的制约和监督却越弱。正因为制约监督不力，才使得某些人有恃无恐，肆意妄为。笔者所在的林区一名房产管理干部就是因为体制原因和监管失控而形成贪污大量公款几年后才被发现的案例。

第三，权利对权力的监控力不到位。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人们参与其中的手段主要是两方面，公职人员依靠公共权力，而公共大众主要运用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在具体生活中，公共权力是为实现公民的权利而服务的。为了保证权力行使用权的合理正当，通常必须建立和完善权利对权力的监控控制制度，防止权力践踏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权利对权力的监控是现代权力制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这样的制度尚未健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缺乏有效的实现手段，公民权利行使 组织性差，制度保障也不够。在公职人员的选拔、业绩评估和考察、权力违法的遏制以及权力受腐败行为侵害的救助等方面，尚未建立起严密的权利参与和保障制度。例如舆论监督对权力违法乱纪的实际压力还远远不够，群众对贪官的抨击常常很难转化为组织制度的监督和惩处，从而使得某些握有权力的人无所顾忌。甚至出现已怨声载道的官员仍然提拔重用的现象。这表明，权力的运用离开了人民群众权利活动的监控，也必然出现滥用的后果。

（二）从权力的实施来看，公共权力过程中的腐败活动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具有致命性的危害。这一过程是导致职务犯罪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权力腐败破坏国家政治生活和法制建设的统一，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治稳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实现政治整合的进程，它要求有统一的法制实践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而官员的腐败行为使统一的权力体系陷入了被各种私欲分割隔离的境地，导致法制权威的极度削弱。近年来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职能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一种典型表现。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侵犯着公民的合法权益，刺激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爆发，因而导致群众上访有上升趋势。同时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荡直接导因。我国过去政治局势的波动也有类似教训。

其次，在经济上，权力腐败制造分配不公，刺激不正当竞 争，催发经济利益的恶性冲突。腐败分子以权创收，以权获利，直接的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而当权力一旦成为交换或掠夺的手段，成为侵犯市场法则却能带来丰厚利润的特殊商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必然遭到破坏，最终必然造成经济局面的混乱以及整个社会健康的经济机体的毁损。

第三，在精神文化方面，权力腐败助长腐朽没落思想，瓦解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滋生对执政党的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我国社会上近年来泛滥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同腐败浊流的推波助澜有直接关系。二者互为作用，形成了人们笑贫不笑娼的不良心理暗示。导致社会风气的世风沮下。

四、预防，应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入手

职务犯罪等腐败现象已经侵蚀着社会结构的每一环节，已经泛烂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我们党和国家一贯清楚地认识到腐败的严重危害性，一贯重视与腐败斗争。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反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检察机关应加强宣传教育，推行法制，实施监督，这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履行法定的检察职责是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核心。

但是，反思我国历次的反腐败斗争，虽然功不可没，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针对目前现实，深感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任重而艰难，似乎是被动的预防。以我个人看来，预防 职务犯是一项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强化权力制约。这是根本，因为腐败的根源在权力失控，这是制度、机制的问题，我们的执政者应着眼于此。

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问题应当通过推动现代化的全面建设予以克服和纠正，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为清除腐败、实现权力被广泛监督和制约打下坚实的基础。

首先，在战略上大力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外历史的社会发展表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这是一个全方位的目标。它告诉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等于经济现代化的价值压倒一切。如果政治现代化如政治民主、政治效率、权力结构科学化等没有相应的发展和规范，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就很可能成为腐败分子饱食的美餐或被其挥霍浪费。近十几年来围绕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进行了以放权为主的权力体制的改革，但传统权力结构却没有相应调整，权力只是在集权的结构中大量下移，由上级的集权形成众多的大大小小缺乏制约和规范的小集体、小单位甚至是个人的集权。以国有资产为例，一方面在不断增值，另一方面却因企事业单位中管理、经营权力的滥用而大量流失，进入小集体和个人的私囊。严峻的现实提醒我们，必须坚持经济和政治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加速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如果政治发展不能及时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滞后 的时期过长或距离太大，必然为腐败提供泛滥的空间。所以必须依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切实改革权力结构的种种弊端。这一点应当是反腐败斗争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思想。

其次，完善权力体制，强化制约监督。腐败表现为权力的滥用，因此应当在权力体制和结构的改革上寻求对策，改善权力运作的体制环境和相关环境。针对传统体制中过分集权、缺乏制约功能的弊端，主要应做到：①权力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应在民主和科学的原则指导下进行。实践证明，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权力腐败的发生，通常呈反比关系。尽管民主政治做不到完全根除腐败，但确实可以起到减少腐败发生和控制腐败规模的作用。权力体制的科学化是指权力的配臵和结构设计要遵循权力活动的客观规律。②改革过分集权的弊端。③建立系统严密的权力监督机制。

第三，强化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作用。社会监督是指公民、企事业、社团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定权力对公共管理权力进行的监控和督促。它是权力监督和制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力量。权力腐败损害着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保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管理秩序，必然构成对违法犯罪的有力抵制。

第四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薪养廉‛及‚违规一次终生不得录用‛的双层约束原则，不给贪污腐化者留有任何 回旋余地的用人机制，才是强化权力制约，从根本上掐断职务犯罪的切入点。

（二）以法治腐，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面对性质恶劣危害极大的腐败现象，加大惩治力度不失为一种有效做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法制基本原则，这也应该是以法治腐，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基本要求。具体来说，反腐败斗争的法制化应该包括：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如反贪污的立法；有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强有力的反腐倡廉的监督机制，如监督法的出台；有政治上坚定、业务上强、装备良好、反应迅捷的执法队伍；有领导重视、群众支持、社会形成廉洁意识的执法环境。而其中，主要应该作好三方面的工作：①继续完善反腐败和廉政立法，一要抓紧制定从宏观上强化反腐败、廉政建设地位的法律，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取得法律上的保证；二要抓紧制定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法律；三要抓紧制定对违法违纪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严惩的法律。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改善执法条件，保证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坚持标本兼治方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③发挥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作为司法机关之一的检察院，是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主体，在依法行使职权的同时，还必须广泛发挥社会多方面的监督作用

（三）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反腐斗争光有外在的约束机制还不够，还必须从干部自身的素质教育入手。我国宪法规定，国家通过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纪律和法制等各个领域的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针之一。邓小平同志说：‚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加强对干部的各方面的教育，使他们自己充分意识到腐败的严重危害，并坚决制止此类现象在自己身上和身边发生。在进行教育的同时，也要注意有效的教育方法的运用，可以开展学习讨论，进行法制观念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党性，建章立制，纠正错误问题等。

综上所述，职务犯罪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其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工作中，必须贯彻党中央关于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要求，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动员全社会力量，发挥预防工作的整体效能。检察机关，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必须立足于履行检察职能，紧紧围绕检察职权，不能超越检察职权搞预防，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配合和系统预防、部门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防止在工作中脱离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分工和定位，更不能‚种了别人之田，忘了自己的地‛。只要我们运用正确 有效的手段，经过几代人共同努力，敢于坚持不懈地同腐败问题作长期而坚决的斗争，才能有效的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才能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的小康社会。

参考文献：

（1）林吉吉《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 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第四页；

（2）徐发 《职务犯罪的预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3）陈正云、钱舫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经济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汪全友 《这一年谁会被‚双规‛》摘自《党的生活》2005年第五期47页；

（5）王延高 《贪官马德的‚感慨‛》摘自《党的生活》2005年第五期46页；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黑龙江省沾河林区基层法院 王晓敏

第四篇：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高铭暄 陈 璐

摘要:当前,我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现有的治理力度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有效遏制该类犯罪的需要。本文试图在阐述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形成原因,并提出建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治理模式的具体举措,冀望能对该类犯罪的治理与防范有所裨益。

关键词:非国家工作人员 职务犯罪 特点成因 惩治预防

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都将惩治职务犯罪的目光集中在国家机关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上,而在实践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已经呈现出高发趋势,严重危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行与健康发展,其惩治和预防迫在眉睫。虽然我国的非刑事立法、刑事立法以及社会监督机制都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给予了一定的回应,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我国治理该类犯罪的实践还处于初级阶段,不但与国际社会的实践与要求存在差距,而且难以满足我国治理该类犯罪的巨大需求。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大,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现有的治理力度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有效遏制该类犯罪的需要。本文试图在阐述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形成原因,并提出了建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治理模式的具体举措,冀望能对该类犯罪的治理与防范有所裨益。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状况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名体系

为了增强论证的集中性和针对性,有必要对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名体系作一简要梳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收受贿赂、挪用资金等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行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其罪名体系包括三类犯罪:即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第163条),职务侵占罪(第271条第1款)和挪用资金罪(第272条第1款)。之所以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名作这样的局限,主要为了突出该类犯罪的主体特征和客体特征,并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相互对应,形成严密的刑事法网,有效治理各行各业的职务犯罪,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立法沿革

我国刑事法律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立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经济体制的原因,企业行为必须符合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在这种以国家经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涉足于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流通、管理和分配,是社会经济的直接参与者,是社会经济的主体,任何个人、单位或者组织都必须服从国家的计划安排。因此,在商业经济活动中关于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就仅仅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尚付阙如。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典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由于当时国有企业人员也被认为是国家干部,有关犯罪也可以适用贿赂罪,所以也没有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形态,因此发生在商业经济领域的受贿等职务犯罪迅速出现,其刑事惩治已迫在眉睫。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将经济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予以刑事否定评价,该法第22条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如何规范新型经济主体的行为成了当时的立法急需。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经济行为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公司法》第10章用17个条文对违反公司法行为的刑事法律责任作了规定,其中第214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其他非法收入或者侵占公司财产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退还公司财产,由公司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董事、经理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责令退还公司的资金,由公司给予处分,将其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虽然第214条规定的刑事责任仅仅是一种概括性的规定,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定罪量刑依据,但是这样的规定无疑为完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提供了前提。

2.急速发展与整合阶段(1993年《公司法》颁布至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在这一时期内,由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各式各样的经济主体犹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在公司、企业的设立、经营、管理、清算活动中职务犯罪现象也越来越多,极大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于是规制该类犯罪的法律也处于急速发展中。在《公司法》出台后,为了有效惩治严重违反《公司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应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越来越猖獗的各种犯罪现象。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该《决定》在《公司法》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状与法定刑,体现了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旨趣。其中第9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0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1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1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有本决定第9条、第10条、第11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适用本决定。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进一步将贿赂罪的主体扩大至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该《决定》第18条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分别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的有关规定处罚。1996年11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60号发布施行《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该《规定》在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并规定了经营者收受贿赂的刑事责任。1997年10月1日,我国新刑法开始施行,97刑法充分吸收了79刑法之后所颁布的一系列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立法的补充规定,摒弃了其中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内容,形成了概念明确、罪刑比较协调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罪名体系。即,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第163条)、职务侵占罪(第271条第1款)和挪用资金罪(第272条第1款)。

3.进一步完善阶段(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至今)。由于97刑法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仅限于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这将引发两个管辖漏洞:第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新形式的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如个人独资公司、合伙企业等,这些经济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收受贿赂的行为,如果依97刑法定罪则显得有些牵强,容易引发争议。第二,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独立于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日益兴起,如村民组织、各种协会、学会、联合会、研究会、商会、俱乐部等,而这些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依照97刑法也无法定罪。于是有关法律便对这些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了完善。例如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其第20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管理个人独资企业事务的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二)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企业财产;(三)挪用企业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第40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人员违反本法第20条规定,侵犯个人独资企业财产权益的,责令退还侵占的财产;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至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把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将一切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都涵盖进该罪,这对于司法机关全面依法打击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起了积极作用。此外,相关的司法解释还对当时极具争议的个罪罪名称谓进行了权威确定,以统一司法适用。在《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颁布之初,关于职务侵占罪的罪名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有学者认为应当称为业务侵占罪,有学者认为应当称为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罪,不一而足。直到1997年12月9日和1997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和《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两个司法解释一致将《刑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的罪名确定为职务侵占罪,争议才得到了平息。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与成因分析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

1.案件数量逐渐上升,涉案金额不断加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公共服务部门的兴起,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数量增加和危害加重的特点。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当地检察院出具的调研报告显示,在1999年到2004年的6年里,晋江检察机关受理的由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侵占案件有38件56人,挪用资金案件10件11人,但是从2005年到2008年的4年间,这两类案件的受理数量已分别上升到100件118人、22件22人,案件数量分别增长了163%和120%。而在2009年1月1日到2010年3月28日期间,晋江检察机关受理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侵占案件44起52人,挪用资金案件4件4人,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尽管这样的数字已经较为惊人,但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发案案件远远超过实际统计的数字,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2.多发于高科技企业,隐蔽性强。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多集中在计算机技术、电子产品、网络服务等高科技产业,隐蔽性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与公司、企业的设立、经营、清算等经济运行环节密不可分,犯罪人往往熟练掌握公司、企业经营管理的专业知识以及金融、证券、会计、法律等专业知识,并不为一般民众所知情,且在犯罪后销毁、伪造犯罪证据,通常其犯罪结果并不表面化,因而犯罪案件往往难以暴露,一般情况下,需要经过专门的调查、审计,否则难以觉察到犯罪发生。第二,该类犯罪责任分散、涉及面广,往往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掺和在一起,查证起来会牵连到许多方面,责任界限模糊不清,难以界定。而一旦问题暴露,这些经济组织出于“人情”、“护短”、“内部处理”等原因并没有报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司法机关查处此类案件的顺利开展。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成因分析

现阶段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包括外部立法和内部管理两个方面。

1.相关立法偏颇、社会预防基础薄弱。首先,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时期,随着经济形式、市场主体的不断丰富扩大,政府监管的对象也进一步增多,而政府对这些新兴市场主体的管理并没有丰富的经验,相关法律、制度也不成熟,政府每出台一项新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因无法及时与相关法律、制度形成系统协调的配套体系,难免为经济领域的职务犯罪提供新的机会。其次,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一提到职务犯罪,人们往往就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工作人员身上,没有认识到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因此预防工作也就严重滞后了。我国传统刑法较为缺乏保障私营部门的立法意识和司法传统,在刑法上表现为重“公权”而轻“私权”,其直接结果是给人们带来这样的错误认识,即保护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利益是刑法义不容辞的责任,而非公有制经济则属于“私权”范畴,依靠民事调整即可,不必上升为刑事法律调整的对象。立法的偏颇与滞后必然导致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利益保护不足。尽管当前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滋生与蔓延已经给我国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造成了严重阻碍,却依然未能成为司法机关打击、预防犯罪工作的重点。2.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缺失,职责权限不明,岗位间缺少制衡。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很多是家族制民营企业,由于家族制企业人治、人管的特点,使得民营企业在管理模式与制度建设上存在着先天不足,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尤其是缺乏科学的财务制度。例如有些企业并不要求销售业务员将每笔销售收入及时上交,而是容许其将若干次收取的货款汇总上交,或者让固定的销售业务员全权负责几家客户公司的业务来往,从申请提货到向客户发货,均由一个销售业务员完成,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销售业务员大权独揽。这些做法无疑不符合现代财务制度基本的内部控制原则,销售业务员很容易利用管理上的漏洞侵占公司货款或者货物,而这种管理制度缺失、职责权限不明的现状正是大部分民营企业的痼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对于这些民营企业来说,管理松弛、违规操作是滋生企业底层职员职务犯罪的温床;制度缺失、监督乏力,是公司企业中层职员职务犯罪的主要诱因;机制不全、权力失控,是诱发公司高管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三、现阶段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惩治与预防的具体建言

当前,在国家和社会预防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基础薄弱的形势下,全面而有效地推进治理该类犯罪的任务尤显艰巨,单靠刑事法律的力量很难达到显著的效果,必须坚持法律预防、惩治与企业内部预防并重的治理方式,内外结合,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综合预防体系。为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完善私营部门制度建设,培植私营部门法律文化

公司法律文化是西方国家基于长期的公司组织形态的发展而形成的法律文化形态,公司法律文化体现经济自由、经济民主、经济权利平等、有限责任、诚实信用、法治经济、内部管理的牵制与制衡等一系列价值理念。⑩但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培育过程很短暂,由于缺乏长期的、自然形成的市场经济基础,市场管理规则与市场交易习惯尤其是公司运作规则和习惯远没有形成,没有沉淀为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传统。在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和公司法律文化传统尚未形成的时期,无序的管理与制度的缺失对市场秩序和公司法制发挥着肆意的破坏作用,特别是作为公司的管理层,如果公司制度对其缺乏有效的制约与限制,则更容易在利益的驱动下中饱私囊、损害公司利益。因此,私营部门必须以培育现代化企业为目标,加强公司内部制度建设,培育公司法律文化。这个问题也是当前私法领域讨论最多的论题之一,在此不再赘述。

(二)延伸预防对象,加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与监督

我国刑法虽然已经形成了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名体系,但是与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和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2003年第58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国政府已经完成了该公约的签署和批准程序,其已于2006年2月12日在中国大陆地区生效,并适用于香港地区。虽然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为《公约》与中国刑事法治的协调完善作了不懈努力,但是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层面,我国都与《公约》存在着差距,主要表现为国家对私营部门职务犯罪的关注程度不够,司法机关与私营机构之间合作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不大。《公约》第12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采取措施,防止涉及私营部门的腐败,加强私营部门的会计和审计标准,并酌情对不遵守措施的行为规定有效、适度而且具有警戒性的民事、行政或者刑事处罚。为达到这些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可以包括下列内容:1.促进执法机构与有关私营实体之间的合作。2.促进制订各种旨在维护有关私营实体操守的标准和程序,其中既包括正确、诚实、妥善从事商业活动和所有相关职业活动并防止利益冲突的行为守则,也包括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国家的合同关系中促进良好商业惯例而采用的行为守则。3.增进私营实体透明度,包括酌情采取措施鉴定参与公司的设立和管理的法人和自然人的身份。4.防止滥用对私营实体的管理程序,包括公共机关对商业活动给予补贴和颁发许可证的程序。5.在合理的期限内,对原公职人员的职业活动或者对公职人员辞职或者退休后在私营部门的任职进行适当的限制,以防止利益冲突,只要这种活动或者任职同这些公职人员任期内曾经担任或者监管的职能直接有关„„从《公约》的规定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已经向各国提出了国家机关与私营部门合作打击职务犯罪步伐一致、相互协助的义务要求。

为了改变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薄弱的现状,实现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与协调,当前亟需在检察机关的参与指导下,把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扩展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一样,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在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必然要反映到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法”上面来,要求法与之相适应,否则法就不能达到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目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迅猛发展和已经形成的社会地位,必然要求我们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工作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基于职务之便的犯罪行为既有发生在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也有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既然可以在公有制领域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为什么不能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开展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呢?而且检察机关在长期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司法统计、犯罪预测掌握了经济犯罪的原因、特点、规律及其发展趋势,可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有效的防治经济犯罪的司法建议,以使有关单位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控制犯罪。目前,我国已有地区的检察部门率先开展了立足于民营经济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从检察职能出发,在做好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同时,将做好民营企业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纳入预防工作体系,帮助发案单位或地区进行整顿、健全制度,以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逐渐使司法建议经常化、制度化、法律化。例如,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根据本地区民营经济所占国民经济成分较大的实际情况,转变观念,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延伸到民营企业,积极探索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的有效途径。该院职务犯罪预防科开展了“职务犯罪预防走进民营企业”活动,运用检察机关多年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所获得的经验,在民营企业中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探索,积极协助民营企业做好犯罪预防工作,及时将其纳入社会大预防格局之中,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服务。为此,该院精心组织,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一是续编《民营企业法律知识读本》,送法进企业;二是深入民营企业开展预防宣传、法律讲座、预防调研、预防咨询等活动;三是设立预防联系企业,选择当地两三家有影响力的重点民营企业作为预防联系点,通过不定期的联系推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这种工作创新无疑为实务部门进一步探索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机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三)完善非刑事立法与刑事立法的协调与衔接,形成体系完整的治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

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与完备的特性要求预防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制体系要前后一致、相互协调。我国的非刑事法律对公司、企业人员的职务违规行为一般都设有刑事责任条款: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表明当一般违法行为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时,便不能停留在民事制裁与行政制裁水平,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而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要落到实处,就必须有刑法典上的相应规定。因此,非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必须相互衔接、相互配合。首先,建立健全规范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法律制度,作为惩治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前置性法律。只有完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职务行为立法,以部门法的形式规定不同行业工作人员的职业行规,例如该职业的法定地位、法定职权、法定职责、具体工作方法、程序以及失职的法律后果等,才能使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充分发挥法制规范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作用,这也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与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而作为国民经济体制中的新生力量,非公有制经济以其特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迅速成为繁荣经济发展、创造社会财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重要力量,如何规范非公有制经济的良性运行,是当前我国经济立法的重点。

其次,完善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法律,使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在刑法规范的视野中受到同样的重视,这一方面格外重要,是治理该类犯罪有力的法律保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增设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资格刑。我国刑法规定的资格刑只有剥夺政治权利一种,且在刑罚结构中仅仅处于附加刑的地位,这样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惩治该类犯罪的实际需要。笔者认为,资格刑对于惩治与预防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一旦犯罪主体被剥夺资格,就是被暂时或者永久地剥夺职位,丧失了利用职务便利从事损害公司、企业利益的机会,因此应当增设禁止从事特定职业的资格刑。这一方面可以防止其利用这种资格再次犯罪,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对其他从事特定职业的人员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2)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以《刑法》第163条、第271条第1款为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第一个量刑档次(数额较大的)仅仅规定了自由刑,而没有涉及财产刑,而只在第二个量刑档次(数额巨大的)规定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同样,对职务侵占罪,在第一个量刑档次(数额较大的)也没有规定财产刑,而在第二个量刑档次(数额巨大的)才规定了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笔者认为,这样的差别规定,无疑并不符合职务犯罪的贪利性质,不利于对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因此有必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在每个量刑档次均配备财产刑。

最后应当指出,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科以刑事处罚是治理此类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从刑法谦抑性的角度出发,在可以通过经济、行政、民事等法律规范予以防治和处理的时候,国家是不宜动用刑罚的。相对于刑法而言,经济法、行政法、民法更为直接地调节国家的经济活动,因而对于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更具有直接意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要求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其特有的运行规律,如公平竞争、价值交换规律以及遵循诚实信用、忠于职责的原则,这些规律和原则只有通过非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相互衔接、协调的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使其切实得到遵守和维护,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源头上、从根本上防止在市场运行过程中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

第五篇：论国土系统职务犯罪的预防

论国土系统职务犯罪的预防

职务犯罪是腐败最严重的表现，在国土系统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对于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始终保持国土队伍清正廉洁、奋发有为的形象，促进国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充分认识国土系统预防职务犯罪的意义

随着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宏观调控，国土部门地位得到不断提升，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承担的职能也越来越多，但国土系统职务犯罪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我们必须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充分认识预防职务犯罪的现实意义。

(一)预防职务犯罪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要求。国土部门承担着全县土地管理的重要职责，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都担负着一定的土地管理职能，教育全体人员慎用权、用好权既是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内容。

(二)预防职务犯罪是完善体制、提高素质的需要。完善体制、提高素质就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完善的依法行政体系，不断提高清正廉洁、自我约束的能力。预防职务犯罪是把完善体制、提高素质工作不断推向深入的重要基础，更是完善体制、提高素质的重要内容，要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统一部署、整体推进。

(三)预防职务犯罪是推进国土依法行政进程的需要。实践表明，一些人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主要原因是个人权力失去制约，游离于既定的程序和法律之外，没有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开展国土系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就是要求系统人员遵章守法，树立法制观念，自觉遵守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执法、依法办事。

(四)预防职务犯罪是促进国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事业要发展，关键在于人，在于一支高素质、清正廉洁的国土管理干部队伍。小到一个部门，大到一个系统，无论谁出了事，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土部门在这方面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不仅损伤了国土部门的整体形象，而且给我县国土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廉则兴邦,贪则亡国”，国土事业也是这样。

二、预防职务犯罪的具体措施

当前，在宏观调控更中严格的新形势下，国土系统面临着诸多新情况、新任务、新要求，要全面完成“两服、两保”的任务，必须要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氛围，有一支能干事、不出事的队伍。要把预防职务犯罪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始终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紧紧围绕国土资源中心工作，加强宣传教育，强化监督管理，加大源头防范力度，提高国土资源系统的执政能力和依法行政能力。

(一)坚持把强化教育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切入点，筑牢思想防线。如何抓好教育，应该抓好“三个强化”。

一是要强化主题教育。主题教育就是要通过多种形式在全系统营造一个浓厚的廉政教育的舆论氛围，从而增强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能力。当前我感到需要抓好四个方面：第一，要重温入党誓词，解决好党员干部的宗旨问题、信念问题和信仰问题;第二，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解决好权力观问题;第三，要解决好群众观问题。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群众观，树立老百姓标准，确实把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判断我们工作好坏的根本标准;第四，要解决好一个人生目的问题，要教育系统内的广大干部职工始终做到脑清心正，坚持正确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

二是要强化案例教育。要经常组织干部职工参观一些反腐倡廉展览和警示教育基地，多听一些职务犯罪人员现身说法，并做到人生“三看”：第一看，就是要到贫困家庭看一看，看看贫困家庭的生产生活，再对比一下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毫无怨言、竭尽全力地干好本职工作。第二看，到殡仪馆去看一看，那里是人生的最终归宿，无论是荣华富贵，还是贫困潦倒，最终都是一股烟，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功名利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所以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做金钱的奴隶。第三看，就是到监狱去看一看，看看自由是多么重要，所以，必须经常警钟常鸣，自警自励，洁身自爱，珍重手中的权力，珍重自己的岗位，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家庭，对得起自己。

三是要强化对中层人员的教育。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重点是中层人员。要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具体

要求，层层签订责任书，并采取述职述廉、听取汇报、专题检查、综合考评、集中讲评相结合的办法，及时掌握中层干部的思想动态和各部门、单位权力运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提高中层人员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责任意识。

(二)坚持把源头防腐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着力点，健全长效机制。

一是要深入推进国土政务公开。围绕权力运行的关键部位和重点环节以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事项，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充分利用国土资源门户网站这个平台，进一步公示各项审批事项的程序、审批人员、审批时间和审批结果，不断提高国土资源工作的透明度，保证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二是要加强重点部位监督。要重点突出对“两个出让”(土地和粘土资源出让)，“两个评估”(土地评估和采矿权评估)，“两个业务”(土地整理和测绘业务)和“一个行为”(系统人员廉洁自律行为)进行治理整顿，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要以规范权力为重点，继续抓好制度的修订完善和执行工作，全面落实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招拍挂制度，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的招投标工作。三是结合职务犯罪苗头现象开展预防。要在惩处中预防、在预防中惩处，对已经发生的职务犯罪苗头现象，要举一返三，重视对现象背后的总结预防工作，通过对个案的深入解剖，查找在机制、体制、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职务犯罪行为的土壤。

(三)坚持把机制创新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突破点，形成整体合力。

机制创新应该抓好三个方面。一是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预警机制。局纪检组、监察室要努力做到“关口前移”，加强事前监督。对某些干部身上出现的一些苗头性的问题，早打招呼，及时提醒，让“红灯”亮在“越轨”之前。同时，要进一步扩大纪检监察的参与程度，全程参与土地使用权的招拍挂、集体会审、出台重要政策等业务工作，变事后查处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监督。通过监督预警，形成权力正确行使的有效机制，使我们的干部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犯错误或者少犯失职、渎职的错误，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国土资源事业发展，有利于我们系统干部成长和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良好环境。二是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评议机制。把中层和重点岗位人员作为评议的重点，每年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开展公开述廉考廉，实行“背对背式”的测评打分，通过群众评议及时发现问题。三是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共建机制。过去，在土地复垦整理项目监管方面，我们主动邀请检察院的同志一起参加，取得了效果。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强化与检察部门的沟通和联系，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共同机制，定期分析贪污、贿赂、侵权、渎职犯罪的新动向、新问题、新特点，研究防范的对策、措施，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

2011

合阳县国土资源局 王琨 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