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人物

第一篇：新闻史人物

从新闻史“职业认同”的角度研究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摘要】以往在各个时代对于邵飘萍新闻实践、新闻思想历史贡献的介绍都停留在概括与评价层面，缺乏对其职业心灵的研究，因而导致研究中没有“人”，也难以发现真正的“记者”。本文引入职业社会学中的“职业认同”概念，通过对邵飘萍从业缘起与动机、职业情感与忠诚态度、新闻或新闻职业认知、自我身份认同等要素的考察，呈现其从业过程中的动机、追求、情感甚或苦衷，以还原历史情景，展示历史研究的丰富性。

【关键词】邵飘萍职业认同新闻实践

新闻史人物的局限与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改革开放之前对于邵飘萍的研究相对冷清，又大多停留在他的新闻思想、新闻活动、办报特点、历史贡献等的探究与介绍层面。这种对新闻从业者思想、活动、贡献、特点等的研究，对后人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从这些研究中感受不到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所处的人生情景和社会情景相应的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态度以及很可能存在着的价值、理念、身份、角色等方面的困惑与张力，因此也就看不到作为一种特殊职业群体的中国新闻从业者在新闻职业道路上草路蓝缕、一路走

①来的心路历程。

这种研究所带来的问题是，我们无法触摸到真正的活的历史，无法与新闻史上的各个人物进行心灵与情感的对话。我们看似对他们的思想、活动，对他们所说过的话、所创办的报刊了如指掌，实际上却并不了解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何以要说那样的话，何以要办那样的报刊，不知道他们对自己选择的新闻职业到底如何认知，不知道他们选择新闻职业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动机、追求、情感甚或苦衷。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说，我们无法从现有研究中看到新闻从业者职业意识、职业情感、职业认知等的发育、发展、演化之轨迹，无法把握其背后潜藏着的内在的规律性，因此也就无法由新闻史人物这一新闻活动主体来感受“历 史的丰富性”，来透视新闻与社会之间那种交互、交融的生动而复杂的景观。

职业认同，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所从事既然职业的认同。具体地说，就是知道并认可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功能、意义、价值，就是在从事该职业过程中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值得做的，什么是不值得做的，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什么是必须避免的，并从内心真正珍视这些价值，坚守这些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弄清楚自己是该职业的从业者的东西。“职业认同是指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肯定性评价，它评定了个人自我认

②同中角色的重要性”。

一从业缘起与动机

从业缘起与动机和职业认同程度是审视认同状态与程度的最基本因素。从业者选择新闻职业，是发自内心的主动行为，还是迫不得已的被动选择，是基于“谋食”目的，还是基于对新闻职业的喜好或理想，抑或有超出新闻业之外的其他动机等，是透视新闻史人物职业心理状态和认同度的重要环节与层面。

邵飘萍1886年生于浙江东阳县（今浙江金华市）。1906年，他考入浙江省高等学堂师范科。这段生活使他眼界大开，三年间，他涉猎了大量当时激荡人心的书籍、报纸。晚清 的腐败动荡局势，立宪派、革命派的政治斗争都激扬起了他对时事、对报刊的兴趣，尤其是梁启超的文章，汪洋恣肆而又条理清晰，语言丰富又平易畅达，且笔锋常带感情，让他十分 着迷并进而崇拜，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想依靠报纸的舆论力量干预政治，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曾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于是，①樊亚平《从历史贡献研究到职业认同研究—新闻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2009年8月

②魏淑华、宋广文《国外教师职业认同研究综述》，《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5期。

利用课余时间他开始向上海《申报》投稿，决心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去反映民意，督促政府为民行政。然生逢乱世的邵飘萍，他的对手是那些喜怒无常的大军阀、大流氓，邵飘

萍作为文人的力量显得那么单薄，好似螳臂当车，但邵飘萍却无所畏惧，他要做那振臂高呼者以唤醒民众。从此邵飘萍开始了他和新闻事业的关系，开始了他“新闻救国”的征程。1909 年毕业后，邵飘萍返回家乡的一所中学任教，继续投稿《申报》并被聘为地方通讯员，还参加了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受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影响，思想上从崇拜梁启超转为敬佩革命领袖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邵飘萍满怀为民主共和而战的激情，来到杭州，结识了知名报人杭辛斋，并与之携手创办了浙江军政府机关报《汉民日报》，还兼任杭州《浙江军政府公报》编辑和《申报》通讯员，从此开始了职业报人的生涯。

邵飘萍短暂的一生几乎是与新闻工作紧密相连的。1912 年杭州, 邵飘萍与杭辛斋携手创办了 《汉民日报》，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揭露贪官污吏的丑恶行为，抨击封建军阀的暴力统治。1914 年，邵飘萍与潘公弼、马文车等人共同创办了“东京通讯社”，分别向京、沪、汉等地著名报纸发通讯稿，揭露罪恶的二十一条。1916 年，邵飘萍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记者，主要为该报撰写“北京特别通信”。同年7月，因为愤慨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中国舆论，歪曲事实，他一怒之下在北京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又独立创办了《京报》，并与此同时，联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揭开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序幕。邵飘萍曾经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

二 职业情感与忠诚度

职业情感、忠诚度与职业认同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是判别认同与否及其程度的最直接和最显在因素，具体包括，对所从事职业是矢志不移、不弃不离，还是情非得已、三份热情、必欲离弃而后快;从业过程中是身心投入、尽职尽责，还是三心二意、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从这些方面考察新闻史人物，必能在很大程度上一窥其职业认同的真实状态。

高尚的职业道德观以及新闻职业“专业化”的努力便是邵飘萍的心路写照。新闻专业主③义的核心是形成一种正式的道德准则，以利用它来将新闻提升到职业化和专业主义的层次，而职业道德也成为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新闻成为一项专业的必要条件。邵飘萍最为重要的新闻道德思想是其很早就提出的“品性为第一要素”。邵飘萍说过，所谓品性,包含了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等新闻记者应遵守的道德。邵飘萍所说的“品性”就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全部要求。他常以“铁肩辣手”自励，在他的办报生涯中，从未被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所左右。他说“愿有志于新闻事业者，振起其责任心，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因为在邵飘萍看来，记者的责任心归根结底是追求事实的真实性，以此赢得社会的信赖。在强调记者的品德修养时，他又提出了“对于新闻之来源，宜始终绝对秘密”、“凡个人私事不问其善恶，皆不得用做新闻材料”，对于“欲以新闻之面具而利用报纸为之宣传”的广告及“淫乱性与残忍性”类的新闻，记者都必须严加防范，什么可以公开，什么应该保密，要以对社会、国家、事业是否有益来衡量。邵飘萍将自己的新闻职业道德理念在其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中整理成章，为新闻工作者提供道德精神准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新闻工作并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新闻界鱼龙混杂，新闻工作者没有经过系统的新闻业务和技巧训练，以及缺乏新闻理念的熏陶，邵飘萍著书立说对当时中国的新闻工作具有现实意义，为新闻职业的“专业化”提供了一种可能。

1926 年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邵飘萍到出事地点及相关医院实地进行调查采访，连夜赶写出《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等文章,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邵飘萍认为，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③张焱，《新闻专业主义对我国舆论监督的影响》，《求实》，2004年5月

公器,是“居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应为人民所用。而报业是独立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第三种社会因素，负有教育民众、指导社会的责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邵飘萍确立了其独立的办报方针：一是监督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二是唤醒民众，教育民众；三是“顺时代进步之潮流”，表达报纸“对于解决时局的意见”。《京报》 创刊时，邵飘萍提笔书“铁肩辣手”四个字挂于编辑室正面墙上，每日观其以自勉及激励同仁，这都反映了邵飘萍胸怀真理、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

直到 1926 年被害，邵飘萍一生都在为新闻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奋斗。参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报业是一种自治的体系，它应该且必须对政府、政党、政客采取一种独立和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众心目中的“保护者”形象，更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邵飘萍在新闻实践中，一直以保守客观的态度、正确的立场判断是非。

三 新闻职业与自我身份认同

认同某一职业的基础是职业认知，它能强化认同，并赋予认同以较为明确的方向感。对新闻职业看似喜好和忠诚，但若对新闻或报刊的功能、价值，对新闻职业的社会意义等缺乏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其认同即使具备，也是“盲目”的，或基础不十分稳固的，反乏，则其认同不仅可以说具备，且属于有明确认知作为基础的较高层次的认同。

1918 年 10 月，邵飘萍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出版了我国第一个新闻学业务刊物——《新闻周刊》。揭开了我国新闻学 教育和研究的序幕。学会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优秀人才。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等都曾是该会成员。正是在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促使毛泽东在回到湖南后创办了《湘江评论》。继北京大学之后，平民大学、国立法政大学都曾聘邵飘萍为教员。虽然很忙，但邵飘萍想方设法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为学生们讲授新闻学基础知识、新闻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对记者的修养要求。邵飘萍曾告诫学生，记者的第一要素为品性，品性要完 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他认为报纸的重要职能是“报告新闻”，而新闻必须“以真实为骨干，以兴味为血肉”，“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只有“以事实和真理”教育读者，才能取信于读者。邵飘萍的讲课深入浅出，能够把理论与实际结合，另外还十分注意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因而深受学生欢迎。根据讲课内容再加上对国外新闻学专著的参考，以及从业的经历感受，邵飘萍撰写了《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两本著作。他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徐宝璜的《新闻学》一起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是中国新闻学三本奠基之作。可以说，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中，邵飘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于我国现代著名报人邵飘萍的政治身份,经过一些学者多方面的考证,己确认邵飘萍是共产党员(例如1986年《新闻学论集》第9辑《邵飘萍是产党员》文)。

可见,邵飘萍不但自始至终接受马列主义观点,在其主办《京报》上大力宣扬,并非都是客观介绍,可以说相当部分都带有主观好恶的理性色彩,他不象“蛰伸”,仅仅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始终如一地进行宣传直到被杀害。所以把邵飘萍说成“中国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走上断头台的第一人”是合适的、恰当的。现在相当一部分的新闻学教材里,仍然把邵飘萍 的死因归咎为“得罪了直奉军阀而被杀害”的原因。然而,随着近年来对邵飘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考证出邵飘萍是秘密共产党的政治身份,给邵的研究带来了许多便利之处,也利于对其死因进一步探究。《关于邵飘萍之死》这篇文章最遗憾之处,就在于不明邵飘萍的政治身份进行考证,从而对邵在《京报》上的作为及在社会上的许多活动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今天,我们还一代著名报人邵飘萍遇害的本来面目,认识他在黑暗时代的办报艺术和他在新闻理论上卓越的贡献,都是十分有益的。同时,我们也对中国第一个殉难的共产主义战士

邵飘萍坚持马列真理、不畏强暴、鼓动被压迫人民向黑暗势力抗争的至死不渝的精神,表示 深深的敬意。

由于职业认同既强调“认同”，又强调“职业”(职业社会学意义上的“职业”)，因此，引入“职业认同”对新闻史人物进行研究的目标就不仅仅要考察各个新闻史人物对其新闻或办报工作是否认同或认同度的高低，而且要追问这种认同是否建立在职业社会学意 义上的“职业”之层面上，是否真的是一种真正的职业层面上的认同。要追问从业者的认同是否是真正的职业层面上的认同，就必须以职业社会学中对成熟职业的内涵界定为考察视角。职业社会学认为，成熟职业至少应具备这样四个条件:具备该职业所独有的知识、技能和理念体系;不受外界干预，具备一定的职业独立性与自主性;具有超越个人谋生层面的利他主义动机;具有职业伦理意识及相应的伦理行为等。

基于此，在考察邵飘萍的职业认同层面时，从这些方面出发去辨析和呈现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辨析不仅有助于判定各个新闻从业者的认同是否建立在真正的职业层面，而且有助于呈现各个新闻从业者职业发育与成长的程度与状态，进而勾连和描画出新闻从业者群体的职业因子逐渐育化的历史轨迹。这一点也是过去的新闻史人物研究所缺失的。

由于职业认同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因此，在引人“职业认同”对邵飘萍进行研究时，应注意用动态的、历史的目光观照每一个新闻史人物的职业认同状况和职业因子

④发育情况，以使研究能够呈现给读者一种“动起来”的“记者”或“报人”的诞生史

和成长史，也以此实现“职业认同”视角可能带给新闻史人物研究的意义。

将“职业认同”引入到新闻史人物研究中，无论其着力点在“认同”，还是在“职业”，其总体目标与核心宗旨都是，为了探寻职业社会学意义上的“记者”或“报人”的成长与发育的足迹，为了找到与历史上的“记者”或“报人”的对话通道，为了感知他们从事新闻 职业的理想与困惑，激情与无奈，呈现他们选择和从事新闻业的职业心史。

为了达到这样的研究目标与宗旨，必须依托与各个新闻史人物直接相关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其留下的自述性文字，同时，要努力运用新史学领域所崇尚的“还原历史情境”、“回归历史现场”等史学研究新方法与路子，在研究每个人物过程中，尽量将其从业动机与缘起、职业认知与追求、职业情感与忠诚、职业身份与角色等，置于其个人生活情景和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情景中去呈现.另外，还必须对过去的新闻史人物研究进行“去魅”。

【参考文献】白寿弃主编《中国通灼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商娜红《试析多重背景下媒介职业化规定性的建构》，《现代传播》2002年5期

李良荣《当代西方新闻嫌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0-113页

方汉奇《近代中国名记者·序一》，工林根主编《近代中国名记者》，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④方汉奇《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序言一》，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第二篇：中国新闻史人物篇

1.中国新闻史人物篇

第一章

报业开端 马礼逊

最早来中国的传教士,1807年由伦敦布道会派出。他先在广州、澳门学习中文,翻译《 圣经》和编纂《英华辞典》,同时出版《新约》和许多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但中国政府严禁外国人传教、印书,1813年伦敦布道会又派传教士米怜来华协助。两人总结了传教经验:中国方言多,故口头宣传在中国困难很大,米怜建议把传教与出版基地设在马六甲。马礼逊接受了米怜的意见,于是米怜带上刻字工人梁发来到马六甲,开始印刷所的建立和宗教宣传,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开始出现,《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第二章 戊戌时期 王韬

1857年参加《六合丛报》的编辑工作,是他报刊活动的开始。1864年兼任《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

1874 年创办《循环日报》。

是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的政论反帝爱国,昌言变法,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感情,后来被发展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后发展于梁启超,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领导人影响较大。他的部分政论文章后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他关于办报的言论代表了维新变法前报刊理论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报刊理论的基石。康有为 谭嗣同 梁启超

著名的维新派政治思想家、政论家;先后创办10多种报刊,如:《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从事报刊宣传活动27年;创造了“时务文体”,一生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人们称之为“舆论界的骄子”,有丰富的报刊实践经验,为资产阶级办报提供 了基础。

唐才常 P95 戊戌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报人,与谭嗣同合称“浏阳二杰”。

1897年到长沙,成为南学会的骨干,并主编《湘学新报》,发表大量文章,宣传“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鼓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工商业,走资本主义道路。

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后在武汉组织自立军武装勤王起义,事前暴露,被张之洞逮捕并立即杀害。

严复

不仅是报刊活动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启蒙思想家。

幼年受到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曾在英国海军大学留学,回国后受聘于天津水师学堂任教,后升至改校总办。

甲午海战失败后,他痛心疾首,连续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列强的侵略行径,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在思想界有较大反响。

后在维新派办报热潮下,创办《国闻报》,大力鼓吹变法维新。提出报纸的功能在于“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而后者尤为重要。

后来思想渐趋保守,潜心于翻译工作。他反对辛亥革命,拥护复辟帝制,也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第三章 辛亥革命时期 郑贯公(96论)

我国近代著名报人。

早年赴日留学,受知于梁启超。曾任《清议报》助理编辑。

后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组织开智社,在日本创办《开智录》。因谈及革命,被《清议报》解职,后任《中国日报》记者。

在香港先后创办《广东日报》、《有所谓》等革命报刊,其中,《有所谓》是当时港粤报纸中读者最广泛,发行量最高报纸。

其文思想新颖,以报纸为“笔枪”,鞑伐列强和清廷,受到爱国人士的普遍尊敬。章太炎(96论)

中国近代著名国学家和报刊政论家。

戊戌变法时期,参加强学会,曾为《时务报》撰述。

1900年在《中国日报》等报纸发表文章排满,反对保皇立宪。

1902年后,为《苏报》撰稿,宣传革命,在《苏报》在案中被捕入狱,成为举国闻名的革命志士。

1906后赴日本任《民报》主编,继续宣传排满和保存国粹,成为《民报》最主要的政论作者和革命宣传家。

他的政论逻辑严密,气势充足,陈古论今,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

于右任(96论)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报刊活动家。1907年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1909年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1910年在上海创办《民立报》;他为报刊写了不少评论和诗词,感情炽烈,文辞丰腴,名噪一时。《中兴日报》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机关报。1907年创刊,由陈楚楠、张永福等主办。尽管困难重重,该报与当地保皇派报刊仍进行了论战,推动了革命力量的发展。

黄远生(01新传名)

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因采写新闻通讯而负盛名的记者。

先后编辑过《少年中国》、《庸言》等刊物,曾任《申报》、《时报》驻京特派记者,并为《东方杂志》等刊撰稿。

他认为新闻记者应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他常能采写到重大新闻及内幕新闻,材料丰富可靠,文笔鞭辟入里,成为民国初年新闻记者的巨擘。

他被革命党人误杀后,友人将他部分作品整理成《远生遗著》,是我国第一部报刊通讯文集。

邵漂萍(01新传名)

我国不可多得的“新闻全才”。

早在学生时代就被聘为《申报》通讯员;1911年协助创办《汉民日报》,兼任《浙江军政府公报》,从此开始职业报人生涯。

日本留学期间,在东京创办东京通讯社。

1916年回国后,受聘于《申报》、《时报》和《时事新报》,撰写时评。

袁世凯死后《,申报》聘他为特派驻京记者,期间为之撰写的《北京特别报道》很受欢迎。

1916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

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自任社长,以“铁肩棘手”为座右铭。同时他还兼任北大新闻研究会导师。

他最擅长新闻采访,所著《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采访专著之一。胡政之P171 1889—1949,1907年自费留学日本,回国后任上海《大共和国报》翻译、编辑、主笔,1915年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以消息快捷受到报界关注。

1916年后任《大公报》总编辑,曾亲自采访段祺瑞“马厂誓师”等重大新闻,蜚声于时。1918年以《大公报》记者身份采访巴黎和会,是采访改会的唯一中国记者。后在上海组织国闻通讯社,接着又任新记公司《大公报》经理,成为报界名人。张季鸾P172 1888—1941,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任《夏声》杂志编辑,开始走上“言论救国”的道路。1913年受命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最先在报纸上披露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全文,引起轩然大波,并因此被捕。后担任新记公司《大公报》总编辑,在新闻界享有盛名。成舍我 P209 报刊大王,创立成氏报系事业。

湖南人,曾在上海《民国日报》任助理编辑,在北京《益世报》任编辑、总编辑。

1924年4月创办《世界晚报》,1925年2 月创办 《世界日报》,同年10月出版单张《世界画报》。

他重视报纸的特色,晚报标榜主张公正,消息准确;日报则以军事政治新闻为主,兼重教育新闻,还设有多种副刊;画报先以时事照片为主,后以美术作品为主。还重视经营管理,吧印刷、发行、广告等工作组织得井井有条。

第四章 五四运动时期 陈独秀:《新青年》

《新青年》的创办人、主编、主要撰稿人。1918年与李大钊等合办《每周评论》。通过对这两个报刊的编撰,毛泽东对其评价他成为新文化运动战线上的“总司令”。他是五四运动时期 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了有发刊词性质的纲领性政论《敬告青年》一文。广大青年推崇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提出六方面要求: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③进取的而非退隐的④世界的而非锁国的⑤实利的而非虚文的⑥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提倡的科学内容包括了科学和民主。

徐宝璜

最早赴美国研究新闻学的人,回国后任北京《晨报》编辑,北京大学教授。他讲授新闻学概论基本知识,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他为学会讲课写的讲义《新闻学大意》是我国第一本 新闻学著作,后改名为《新闻学》。蔡元培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

李大钊

河北乐亭人,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卓越宣传家,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活动的先驱。他揭开了我国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页。1916年从日本寄给《 新青年》第一篇稿件《青春》。1918年李大刊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把轮值主编的《 新青年》第6 卷第5 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写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是《新青年》编辑部中接受并宣传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新阶段。

瞿秋白 五四时期

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和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从1921年初到1922年底,他坚持在苏联采访活动两年,辛勤采写了《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等数十篇新闻、通讯,发表在两报上的有 五十多篇,他还写了著名散文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书。

瞿秋白在苏俄期间,于1922年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脱离了与《晨报》、《时事新报》的关系,“五卅”时编辑《热血日报》。是我国最早的无产阶级新闻记者。、第五章 大革命时期 蔡和森

湖南湘乡人,1918年同毛泽东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向导》的第一任主编,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能抓住重要的实际问题,提高到理论高度来分析,具体生动地宣传当的纲领和政策。于1925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1931年在香港被捕后引渡到广州,被反动军阀杀害。

恽代英

1895—1931,江苏武进人,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报刊宣传活动家。“五四”后在武汉开设利群书社,编辑《学生周刊》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赴上海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作为《中国青年》的创办者、首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恽代英勤奋写作,精心编辑,还亲自处理读者来信。他和萧楚女 的作品代表了《中国青年》的文风,既洋溢这革命热情,又有理论分析,深入浅出,亲切感人,深受读者欢迎。

1926年赴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兼中共党团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主编《红旗》。1930年5月被捕,1931年在南京被杀害。萧楚女

1897—1927,湖北汉阳人。1920年参加利群书社,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赴上海,任《中国青年》编辑,主笔《新刊批评》专栏,发表许多文章,热情地鼓励青年要有“入世宏愿”,勇于变革现实。

1926年赴广州,协助毛泽东编《政治周报》。

1927年在广州反革命大屠杀中被害。他长于论辩,写有著名长篇论著《显微镜下的醒狮派》、《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青年读者称他为“真理的战士”、“革命的煽动家”。戈公振

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曾先后在上海《时报》《申报》任职,与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先后兼任南方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新闻学教授。他的专著有《中国报学史》《新闻学》等,其中《中国报学史》影响最为深远。《中国报学史》写于1925-1926,1927年出版。这是第一部全面地、系统地记述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著作。被公认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曾多次重印、再版,并出有日本译本。P246

第六章 十年内战时期 李求实

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学习,1926年主编《少年先锋》,1927年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1929年任《上海报》主编。1931年被捕后牺牲,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史量才(已整理)邹韬奋03 名解 原名恩润,笔名韬奋,我国现代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家和政治家,一生主办过《生活》周刊等7个报刊,既担任主编,又是主要作者,还要管经营,积累了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他还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办报主张,特别是主编《生活》的一系列论述,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报刊思想,被称为“韬奋精神”。

1926年10月接任,《生活》周刊主编,由此开始,他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思想发生明显而深刻的变化,走出改良主义的圈子,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队伍中。在《生活》周刊刊登大量的新闻评述性质的言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1933年7月因为国民党的暗杀行动出国避祸,在国外写了30多万字的国外通讯,在《生活》和《新生》上发表,后汇集成《萍踪寄语》。

1935年,因杜重远入狱的消息回国,于1935年底创办《大众生活》周刊,被查封后又创办《永生》作为《大众生活》的继续。

1936年又被迫出走香港,主办《生活日报》,这是他主编的唯一一张日报,奴隶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范长江

四川内江人, 1935年7月,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开始西北采写的历程。历时10个月,行程万余里,为《大公报》采写数十篇通讯。1936年将这次旅行所写的通讯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该书首次客观而真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他的通讯作品,以纪实的方式,谈古论今,既有大量的历时、地理、人文与自然知识,更透露了重大的政治消息,笔触生动而有感情,为我国新闻通讯写作提供了新经验和新样本,在我国新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斯诺(见笔记)美国著名记者、作家。1928年来到中国。经历: ①曾报道淞沪抗战,写作《远东前线》一书,记述了日本侵华经过,歌颂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②1933-1937年曾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同时兼任英美多家报纸的记者、撰稿人,并结识了史沫特莱、鲁迅等民主主义战士,坚定了反法西斯立场。③1936年进入陕北红色区域采访数月,在英美多家报纸发表数十篇报道,轰动中外新闻界。他的报道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向全世界介绍了共产党的主张、革命活动、业绩、领导人形象、根据地生活。陕北之行影响了斯诺的一生,从此他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④后因向国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被国民党政府取消在华记者特权。回国后始终关注着中国。⑤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深谈。并撰写了《大河彼岸》,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红星照耀中国》:①为便于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发行,改名为《西行漫记》,供不应求。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成为畅销的世界名著。被评价为“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②大批进步青年,在该书影响下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革命征程。③这本通讯内容丰富,文笔优美,并附有大量照片,被誉为报告文学的典范。④该书充分表现了他的优秀素质:勇于探索真理的大无畏精神、独立思考、富有新闻敏感、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等。史沫特莱

美国进步女作家、新闻记者、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她一生撰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等200余万字的介绍中国革命的作品,周恩来评价她的著作“为中国革命的历史做出了宝贵贡献”。

1928年底,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记者的身份,途径苏联来到中国,在中国度过了12年的新闻记者生涯。30年代她积极支持左翼文化运动,帮助左联与美国进步刊物建立了联系,向国外介绍左联并介绍了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曾向世界报道了西安事变真相。

曾随八路军、新四军采访,写了许多著名作品。

1941年回国后继续为中国革命写作和演讲,并为中国募集捐款。

回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者的迫害。新中国成立后,没来得及来到中国,于1950年逝世。斯特朗

1885年出生于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1925年第一次到中国,在广州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省港大罢工。

1927年第二次到中国,深入湖南农村,报道了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1937年第三次到中国,报道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40年末第四次到中国,在重庆采访了蒋介石,也采访了周恩来。

1946年第五次到中国,采访了解放区,最后到达延安,在采访毛泽东时,毛提出并阐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著名的论断。

1958年8月,72岁高龄的斯特朗第六次到中国,并在北京定居,1970年3月29日在北京病逝。

汉斯。希伯

1897年出生,是著名的德国籍反法西斯作家、记者。

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第一次来到中国,曾在北伐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工作。曾在发起建立上海第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

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募集医药用品,并冒险送到新四军中。1938年初,从武汉转往延安,采访毛泽东。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与夫人一起到苏北新四军中采访,会见了陈毅和粟裕,在苏北解放区完成了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1941年10月30日,所随部队与日寇遭遇于沂南县大青山,在激战中牺牲。胡乔木

中国新闻工作领导人之一,政论家。①30年代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后曾主编《中国青年》。曾为《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撰稿,发表过一些新闻学论文。②1949年任新华社社长、中央新闻总署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从1950年起,长期任职中共中央,并分管新闻宣传工作。胡愈之

中国新闻出版家。①五四运动时期,曾任《东方杂志》主编。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协助邹韬奋发展《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的事业,创办主编《世界知识》。抗战时期任上某考研辅导班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还编辑出版了多种“孤岛”抗日报刊,并参与发起组织国际新闻社。②1940年赴新加坡,曾任《南洋商报》和《南侨日报》总编辑。③1949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建国后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

邓拓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马南邨、于遂安、卜无忌等。

福建人,中国新闻家,政论家。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中共北京市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撰写过大量社论。为《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等专栏写的杂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深受读者欢迎。文化大革命中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含冤而死。后获平反。赵超构

《新民报》短些,短些,再短些。

(1910-1992),笔名林放,浙江瑞安人。1934年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1938年任重庆《新民报》主笔。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写出了长篇通讯《延安一月》,比较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周恩来曾把它比作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对这本书作出肯定,赵超构从此与毛泽东成为朋友,两人先后7次晤谈。

1946年,赵超构自重庆赴上海,参与上海《新民报.晚刊》的创刊工作,并先后担任新民报社总管理处副总主笔、总主笔兼上海《新民报.晚刊》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社长。自1930年代初期开始,赵超构先后在《新民报》、《新民晚报》开辟《今日论语》、《随笔》、《未晚谈》等专栏,每日撰写新闻评论,有时甚至一天两篇。他特别擅长写数百字一篇的杂文或时评。1956-1957年,他率先提出新闻改革的许多设想,针对《新民晚报》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短、广、软”的要求。这时期的《新民晚报》曾受到毛泽东的肯定,称赞《新民晚报》“别具一格,我喜欢看”。

2.最著名报纸

中共报纸: ● 《新华日报》

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唯一的一份大型机关报、日报。1937年10月筹备于南京,因故未能出版。

1938年1月11日正式创刊,报社迁设于汉口大陆里。该报在武汉期间,属中共长江局领导。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报社迁重庆出版。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历任总编辑有华岗(华西园)、吴克坚、章汉夫等。

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在上海设总馆,在南京、重庆设分馆。其中,重庆分馆改为四川省委机关报。后因国民党当局阻挠,上海﹑南京两版的出版计画未能实现。重庆分版先后由傅钟、张友渔任社长,熊复任总编辑,于刚任经理。继续出版至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封闭。

1、版面、内容—

a、汉口时,大力宣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团结抗战,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介绍毛泽东等的游击战争理论,揭露日寇侵华阴谋和罪行。及时报道中国军队的抗日战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虽受到周恩来董必秦邦宪等人的抵制,还是给报纸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b、重庆时,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象的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2、发行—国民党当局通过控制报贩和邮局阻止《新》发行,迫使其建立自己的发行队伍,自办发行。

3、物资条件—纸张是最大问题。国民党当局企图用断绝纸张供应来扼杀该报。《新》一方面向有关当局提出公平对待。争取报界同业的支持,迫使国民得当局不得不分配一定数量的纸张,另一方面,到市场上零星购买纸张,到产纸地区收购纸张,在重庆附近办小型纸厂,扩大了纸源。

4、言论、新闻—始终同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作斗争,把合法和非法斗争,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取得了“反检”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力突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突破新闻封锁不惜冒停刊的危险,直接广泛的向国统区人民群众宣传中共的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投降活动,造成诗句危机,声明对顽固派反共摩擦的态度,和原则立场。在编辑、发行上作了周密部署,向国统区人民透露“皖南政变”的真相,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的阴谋。除“拒检”外,常常采用“暴检”的办法,来揭露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罪恶。最常用的方法是开“天窗”,在被检查人员删去内容的报纸版面上故意留下空白,后在控办版面上排上“此段遵检”“被删”“被略”等字样,以示抗议。

人民战争时期,新华日报与大公报之间的论战P300 内战爆发后,在国民党的摧残下停刊。

1949年4月30日在南京创刊的《新华日报》﹐为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1952年11月起改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1949年12月10日在重庆创刊的《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出至1954年8月31日因大行政区撤销停刊。● 解放日报

1941年5月16日创刊,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和新华社的《今日新闻》合并而成。第一任社长是博古,总编辑是杨松。该报是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的、日出的中央机关报,也是抗战时期根据地影响最大的报纸。

1942年整风改革中,解放日报率先改版,以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为主,密切联系群众和工作实际,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报道;集中力量报道整风运动;提出“全党办报”的方针,不是靠几个报馆同人来办。

发表一系列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文件、社论和理论文章,对党报的性质和作用、全党办报的思想、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等作了系统的论述,初步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基础(党报)。

1949年5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员会机关报创刊,沿用《解放日报》名字。● 《光明日报》

1949年6月16日创刊,初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报。大鸣大放中犯错误。

资产阶级性质的报纸: ●新闻报

创刊于清1893年2月17日。初期由中外商人合资兴办,共同组织公司经营,以英国人丹福士为总董,斐礼思为总理,中国人张叔和为主要出资创办人,蔡尔康为主笔。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股权为美国人福开森(John.C.Ferguson)购得,聘汪汉溪为总经理,汪去世后由其子汪伯奇继任。金煦生、李浩然等相继任总编辑。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组为有限公司,称美国公司。福开森任总董,朱葆

三、何丹书、苏宝森等为华人董事。民国5年(1916年)因慑于风起云涌的抵制美货运动,改在香港注册,改称英国公司。报纸标榜“无党无偏”、“经济独立”,实际上反对义和团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后,该报逐渐改革报纸内容,以报道经济新闻为主,工商界为主要读者对象。为有充足的经济信息来源,除设专职记者采访外,还在各行各业聘请通讯员,在会审公廨、捕房等处聘请特别报事员,在北京设常驻记者,国内各大城市均建立通讯网;在各国首都也聘请了访事人员,随时向报馆提供信息或直接供稿。报纸还逐日介绍商情、商场动态,经济信息灵通,为工商界所重视。报纸也兼及时事、社会新闻和市民生活的报道。所办副刊《庄谐丛录》,创刊于清末,民国3年(1914年)改名《快活林》,由严独鹤主编,注重趣味性、知识性、通俗性,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

该报创刊后十分注重经营管理,实行报纸企业化,并进口双层轮转印刷机,采用卷筒纸印报,提高报纸质量和印报速度,又自置无线电台,收录电讯稿。为扩大发行,该报在全国各地设有分馆、分销处500余所,报纸发行量最高达日销15万份,成为全国第一家突破10万份以上的报纸。民国18年(1929年)福开森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史量才,报纸产权逐步完全转为中国人所有,但也引起《新闻报》原来一些股东与史量才之间的股权**。

八一三战事爆发,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后,该报首先接受日方新闻检查,不再刊登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任何报道,由此失去读者,发行量一落千丈。十个月后,新闻报馆以美商太平洋出版公司名义出版《新闻报》,原企求以“洋旗报”身份避免日本军方新闻检查。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当天日本海军即接管《新闻报》。未及一年,日本陆军又强行接管该报。《新闻报》二次遭劫,媚外求安全的幻想破灭,不仅为中国人民所鄙视,报馆财产也被日本军方所控制,沦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舆论工具。

民国34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以《新闻报》在上海沦陷期间为日伪服务为由,接管该报,任命钱新之为董事长,程沧波为社长,赵敏恒为总编辑、詹文浒为总经理。拟定了《改组〈申报〉、〈新闻报〉办法》,使国民党在该报的股权占51%,达到全面控制该报目的,从而使原先民营性质的《新闻报》成为“未挂国民党党报招牌的党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该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报纸停刊。

后在上海复刊,由解放日报主管。现为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新闻晨报》、《新闻午报》、《新闻晚报》。

●文汇报

抗战时期创刊:民营抗日报纸

创刊于1938年1月25日,上海租界“孤岛”时期,也在洋旗报行列。曾任沪宁、沪航铁路局高级职员的严宝礼等几位爱国人士集资创办。严宝礼实际上任总经理。

创刊后,义正词严地鞭笞汉奸丑类,揭露伪“上海大道市政府”的罪行;积极宣传抗战,及时报道中国军民奋勇抗战的事迹,十分重视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绩,热情介绍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抗日根据地延安的情况;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国共合作、一致对敌。

1939年被勒令停刊。战后: 1945年8月18日在严宝礼的主持下恢复出版,声称该报为无党派色彩的纯商业性报纸,以言论自由为最高原则,矢志保持高尚的报格。但实际上在政治上倾向国民党,常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立言记事。

1947年5月24日被国民党查封。解放后: 逐步由私营转为公私合营以至公营,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1956年迁往北京,改版为国家教育部的机关报《教师报》,10月1日起又恢复原名迁回上海出版。变成了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的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但不是党的机关报。

1957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在自由鸣放的引诱下,被当成“大鱼”钓了上来。当时的编辑是老报人徐铸成,在“大鸣大放”中,大量刊登各种批评意见,在编排处理上也比较突出,引起强烈反响,因此在反右斗争中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大公报

《大公报》中国近代和现代著名日报。1902年创办于天津法租界,由皈依天主教的满族人英敛之(英华)主持。

该报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2—1916 英敛之

由英敛之主持,属于改良派报刊,在政治上主张变法维新、保皇立宪;对外先是亲法,后转而亲日;因为有法国公使馆做后台,报纸又在法租界出版,因此敢于揭露清政府的黑暗和贪官污吏的罪行;经常为穷人鸣不平,多次举办赈济灾民的活动。以敢言、报风严肃、替劳苦大众说话、揭露时弊等特点深受读者欢迎,成为北方地区著名报纸。第二阶段1916—1926 由王郅隆接办

1916年,英华将报馆卖给安福系财阀王郅隆,变成一张接近皖系军阀并有浓重亲日倾向的报纸,为读者所厌弃,不得不于1925年11月停刊。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大公报的胡政之是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的中国记者,他的“巴黎来电”成为人们争相阅读的内容。

第三阶段1926—1949 由新记公司接办

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组成的新记公司接办,吴鼎昌(当时“北四行”的总经理任社长,胡政之(当时是国闻通讯社社长,并主持《国闻周报》)任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以后长期以此标榜,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大报。抗战时期停刊或内迁。

1946年,该报总管理处迁至上海,统辖上海、天津、重庆三馆,后又恢复香港版,设立台湾办事处,发展成为拥有上海、天津、重庆、香港4个分社的报团组织。

国共谈判期间,貌似公正的《大公报》则采取很暧昧的报道方针,时阴时阳。就国内外十分关注的和平与内战问题,持反共立场的《大公报》还同《新华日报》产生过激烈论战。《新华日报》的社论揭穿《大公报》“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实,借人民之名,掩权贵之实”的立场。解放战争后期鼓吹第三条道路。P306 第四阶段1949年至今 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报纸。

1950年率先实行公私合营,并根据指示既不正式对外宣布,也不故意否认。

目前,《大公报》的香港版仍在出版,它已成为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申报》的发展:自1872年到中国解放 《申报》的创办和早期新闻业务:1872年

《申报》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在二战后上海中文商业报纸的崛起中出现。1872年英商美查创办,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报纸,十分重视办报质量。在外国人办的报刊中,一直由中国人主执笔政的,《申报》是第一家。

其早期新闻业务的特点是:一,在新闻业务上,将新闻报道工作放在首位,在国内多个重要城市都聘定特约记者,报道当地新闻。并重视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二,为提高新闻的时效性,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电报传送新闻稿;三,不断拓宽新闻的报道面,大量报道社会新闻;四,还加强报纸言论工作,认为在必要时要仗义执言;五,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是新闻业务上的一大创造性措施。

另外申报馆还经营副业:出版发行各类期刊;兼营书籍出版;创办白话新闻报、画报等;在发行和广告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经验。意义: 《申报》的创办和飞速发展,标志着我国中文商业性报纸发展到了成熟阶段,《申报》成了我国商业性报纸的一个成功典范。同时让很多人都看好报业这块市场,使上海商业性报纸在19世纪80年代后出现大发展的局面。

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时期 历来比较保守。

1916年后改变态度反袁。曾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袁世凯的贿赂,指责帝制活动是“无端自扰”,“实难赞同”。

实行不偏不倚、轻言论重新闻的编辑方针。对于重要政治问题,一般只报道、少评论或不评论,用大量北京专电等政治新闻补充言论的不足。还增设《星期增刊》、《常识》等多种专刊、专栏,加重报纸的知识性、趣味性内容。在欧美各国首都,该报都聘有特约通讯员,以增加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

1912年起,史量才接办:重视经营管理,走向企业化

1912年史接办初期,销量只有7000份,到1922年创刊50周年时,已发展成平均日销5万份的大报。

《申报》在企业化方面,只要采取了一下措施:一是大力开展广告业务,设广告推广科,派出外勤四处招揽广告,改进广告设计等。二是加强报纸发行,设立报纸推广科,除大力在本市推广外,还向外埠发展,派人到全国各地征求机关、团体和个人订户。三是加强基础建设,不断更新技术设备,建报馆大楼,从美国购进最新印报机等。使得《申报》成为当时全国设备最新、最完备的报纸,并为以后进一步企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政治上保守的史量才想建立英美式的报业托拉斯,但1929购进《新闻报》股票时受到抵制。1931年9月1日发表《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宣布自即日起的一年为纪念年,还提出了奋斗目标。但随后的“九一八事变”中断了纪念活动,也深刻教育了史量才。1932年11月30日发表《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宣布12项革新措施,还强调需要“社会大众的伟力”来推进新闻事业。其革新活动主要包括:一是加强新闻,改进本埠新闻报道,在南京、汉口等29个城市设分馆,增加各地通讯;二是改革副刊《自由谈》,把它办成具有时代性的思想文化园地,这项改革措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推动了杂文的发展,鲁迅曾用40多个笔名在该刊上发表了140多篇杂文。三是改进副刊和增刊,以适应各种类型读者的需要。四是出版书刊。五是兴办社会文化事业,有流通图书馆、新闻函授学校、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服务部等。申报馆成为一个以报纸为中心的庞大的文化事业群体。

但因为公开反对蒋介石,1934年,史量才被暗杀。此后,申报一度停刊。

1937年12月15日,因不接受日军检查而停刊。

1938年4月1日—1939年7月,迁到香港出版了一年零三个月。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申报》一度被迫停刊,后日本侵略者勒令复刊,并指派汉奸任社长和总编辑,沦为附逆报纸。

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改造成准党报,于1945年11月恢复出版。用加入官股的办法改变其纯民营性质,并据此改选董事会,调整报社负责人员。解放时彻底停刊。

历史上的记者联盟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1918年10月4日成立,是中国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的开端。该研究会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任会长,徐宝璜任副会长,邵飘萍是专任导师。

还出版《新闻周刊》,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刊物。

五四时期1919年中国报界联合会

1919年4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北京《晨报》等83家报纸,在上海成立。并宣布它将“外为和会专使的后盾,内作南北代表的指导”。该会积极动员各报拒登日商广告,显示报界一致对外的爱国立场。

1931年中国新闻学研究会

1931年10月23日在上海成立,是我国第一个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学术团体。初期会员主要来自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等报社的进步记者,上海民治新闻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

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左翼记联”

1932年3 月20日成立。“记联”成立后,通过各种方式,团结新闻界,开展进步宣传活动。在国内及海外南洋等地发展盟员,创办国际新闻社,向国内外报刊供稿,报道抗日活动。出版小型报纸《华报》、机关刊物《集纳批判》周刊,编发抗日稿件。

1934年夏,“记联”的活动全部转入地下。1935年秋,又建立了公开组织“中华新闻社”,一直活动到1936年5 月。

“青记”: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

由范长江、夏衍等人发起,最初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名字,1937年11月8日成立于上海。没来得及开展活动就迁到武汉。1938年3月15日开会改名。

“青记”是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著名的全国性新闻记者组织,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有范长江、陈同生等,在广州、香港、桂林等许多城市都设有分会,会员曾发展到一千多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界统一战线组织。历史上的“报案” “苏报案”:(2004)

《苏报》1896年6 月26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是胡璋。第二阶段即陈范阶段。第三阶段是陈范、章士钊阶段。1903年,爱国学生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苏报》增设“学界风潮” 和“舆论商榷”两个专栏,用来报道学生运动和大造革命舆论,并大力宣传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 发表在《苏报》上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更直呼光绪皇帝其名,成为清政府对其采取镇压的口实,于是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拘捕了章士钊,邹容自动投案,后《苏报》也遭查封。经多次开庭,1904 年法庭宣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二年,《苏报》永远停刊。后邹容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这就是著名的 “苏报案”。苏报案经广泛报道,极大地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推动了革命发展。“大江报案”:

《大江报》是武汉地区颇有影响的革命派报刊,是文学社的机关报。以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要读者对象。1911 年7 月17日,该报发表了何海鸣写的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7 月26日又发表了黄侃撰写的言词更为激烈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鄂督瑞徵极为震恐,8 月1 日查封《大江报》馆,逮捕詹大悲,何海鸣自动投案。瑞徵原拟对二人判重刑,但慑于民愤,不得不从轻判处。这就是新闻史上著名的“大江报案”。“大江报案”是清政府迫害报人,压制舆论的专制统治的又一典型事例。“癸丑报灾”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和其他反袁报刊进行了大扫荡。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 家,比1912年初的500 家少了2/3 ,同时有大批报人受迫害。新闻记者中至少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被称为“癸丑报灾”。

邵飘萍之死: 1913年主持《汉民日报》,二次革命失败后,《汉民日报》被封,邵飘萍入狱。1914 年出狱后,东渡日本留学,创办了东京通信社。

1916年回国,受聘于上海《申报》、《时报》和《时事 新报》,主要撰写时评。1916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

1918年10月,在京独立创办《京报》 自任社长,同时还兼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讲师。1919年《京报》被查封,邵飘萍再度流亡日本,出任大阪《朝日新闻》特约记者。

1920年回国恢复《京报》。所著《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采访专著之一。1925年,他秘密加入共产党。

1926年,邵飘萍用《京报》全力揭露“三一八”惨案真相,抨击当局,被列入黑名单。张作霖进占北京第三天,邵飘萍被诱骗逮捕,不经审讯,以“宣传赤化”罪名,被枪杀于天桥刑场。邵飘萍是我国不可多得的 “新闻全才”,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贡献卓越,英年遇难,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损失。史量才之死与《申报》

一位很有作为的新闻实业家。从1912年接办《申报》后,在企业化经营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效,但在政治上是保守的。

1927年后曾一度想建立英美式报业托拉斯。“九一八事变”后骤变的形式中断了《申报》的60周年纪念活动,民族危机的严酷时事和救亡运动的爱国激情使史量才认清了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毅然赞同团结抗日的主张。《申报》出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果断举动,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批评矛头直指蒋介石。但国民党方面不容许《申报》脱离控制,在软硬兼施都未能奏效的情况下,于1934年11月13日派特务将史量才杀死。

刘煜生被杀与记者节

①刘煜生是江苏省《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他办报主持正义,为民喉舌。1933年他在报上揭露政府官吏公卖鸦片及吸毒的丑闻,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以“共党”、“蓄意煽起阶级斗争”的罪名在1933年1月21日枪决。②这一事件激起各方(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各报200多名记者、全国律师协会)强烈抗议,国民党被迫调离江苏省政府主席,并于同年相继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和《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

③经全国各地新闻界响应,每年9月1日(《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颁布之日)被定为记者节。

“新生事件”

邹韬奋的《生活》周刊被查封后,1934年2月10日,作为生活周刊继续的《新生》周刊在上海创刊,杜重远任主编。1935年《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上发表易水(艾寒松)的杂文《闲话皇帝》,其中说到日本天皇是个生物学家,做皇帝是为了统治需要,否则,他在生物学上会有更多成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借口此文“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查处。国民党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于6月22日查封《新生》周刊,杜重远被判刑一年零两个月。羊枣之死 原名杨潮,著名记者、军事评论家。

1933年初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爆发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参加上某考研辅导班化界救亡协会工作,积极支持并协助出版《每日译报》、《译报周刊》、《导报》,并为这些报刊撰写社论、专论。1939年流亡香港，香港沦陷后转赴桂林等地从事新闻工作。

1945年7月15日,因为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秘密联系,被国民党逮捕。1946年1月11日,被国民党秘密处死,时年46岁。“文萃三烈士” 《文萃》周刊是国闻社记者孟秋江等创办并主持编务。多位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在该刊工作。起初,它是一份集纳性和文摘性刊物,转载一些大城市的进步报刊言论,后改组成时事政治刊物。“述评”是它的特色。

它揭露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镇压民主的真相,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民主的呼声,1947年该刊被迫转入地下,后遭国民党查封,主要工作人员,共产党员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三人被害,史称“文萃三烈士”。

第三篇：外国新闻史

新闻事业是一种社会行业，是在初级的新闻传播活动长期演进的基础上，再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孕育产生的，它有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广泛新闻传播这两个特点。（广义）

新闻事业指新闻媒介，包括电台，报纸等（狭义）

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三个阶段及特点（形式上划分）

1、口头新闻传播（时间最长）

① 人们用口头来进行信息交流、新闻传递的活动（语言产生之前，是非语言交流，用手语、体语进行信息交流），语言是人类新闻历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② 其新闻性一般在发生战争等重大事情时体现（雅典战争时的马拉松）③ 同时还有：标记传播（实物借代，结绳记事，珠贝传令）

声光传播（声：鼓声，吹号；光：烽火，烟）

图式传播：艺术的起源，文字的发轫，最高级

2、手写新闻传播

① 口头新闻并未消失，如捎口信、新闻发布会等 ② 文字是第二个里程碑

埃及植草文字，印度印章文字，中国甲骨文，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 ③ 书写工具的出现完善了文字传播

突破了口头传播在时空上的局限，使信息传播容量更大，内容更准确，距离更远，保留的时间更长久

④ 两种主要形式：官方公报：公告式，最早古罗马时期，唐，邸报

新闻信：上流社会私人之间，古罗马，西罗马 西方早期最早最优秀的短新闻

私人信：西赛罗：保留900多封新闻信

小普林尼：记叙了意大利南端的火山爆发，埋没了城市，后来1000多年后，城市被发现

古罗马出现了最早的以抄写官方公报，收集信息为生的新闻记者

3、印刷新闻传播

印刷术是第三个里程碑

雕版——胶泥活字（毕昇）——木活字（朝鲜）——金属活字

十四世纪德国人古腾堡改进活字，发明印刷机，成本低，效率高，质量好；后来欧洲广泛运用，对文化知识的传播、新思想的产生有巨大作用，对欧洲经济有巨大影响，一项科技发明常常带来这个社会、时代的变迁。

近代报纸的产生：

17世纪，每周定期报刊的出现标志着近代报纸的诞生。最早的报纸及日报均诞生于德国。

近代报刊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论报刊、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政党报刊、工业革命与廉价报纸、无产阶级报刊产生与发展、过渡时期的报业和现代报业的产生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论报纸

1、资产阶级报刊中，围绕着革命、改良、保守或维护封建统治等重大问题，从各自的将诶及利益出发，进行论争，史称资产阶级政论报纸时期。

2、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举起出版自由的旗帜，宣传民主思想，论述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如英国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

3、革命后，资产阶级报刊的发展受两个因素制约：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否彻底，建立起怎样的政治制度；该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制是否巩固，有无封建复辟。

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政党报刊

政党报刊为主的原因：

1、随着议会民主和多党政治体制的确立，不同党派纷纷创办或控制报刊，作为政治斗争工具，宣传政见，争取舆论，甚至党同伐异，激烈论战

2、经济上因报价贵、发行量少、没有广告收入，只要依赖执政的或在野的正当。政党报刊的特点：

1、政治上有明显的倾向性

2、内容上侧重于时政新闻和言论

3、读者对象主要是政界和上层人士

工业革命与廉价报刊

廉价报纸指的是工业革命后各国先后出现的面向社会中下层的通俗小报，因售价低廉而得名。

世界上第一架成功的廉价报纸是1833年由本杰明·戴在美国纽约创办的《太阳报》。继《太阳报》之后，戈登·贝内特主编的《纽约先驱报》，霍勒斯·格里利主编的《纽约论坛报》等廉价报刊相继出现。这样，报纸便从“政论报纸”过渡到了“大众报纸”时代。

廉价报纸盛行的原因：

1、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迅速集中，为报纸大量发行流通提供了条件

2、经济的发展需要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于是教育有所普及，粗通文字的平民增多，形成新的广大读者群

3、阶级力量发生心动的变化，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同时在扩大，这就推动了各国政治变革的进程，使办报的政治环境逐步改善

4、高速轮转印刷机的产生，降低了印刷成本，报纸印得更快更多

5、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广告数量大为增加，广告费收入成为报社的主要来源，报纸廉价销售成为可能

廉价报纸的特点

1、政治上标榜独立，不受制于某个党派

2、经济上自主经营，不依赖政府或政党的津贴

3、读者对象为平民大众，也成为大众化报纸，这是一种新兴的资产阶级商业报纸

4、内容上注重地方新闻、社会新闻以及各种消闲性趣味性的软新闻

5、形式上文字通俗，版面活泼，可读性强

6、经营商完全商业化，大量刊登广告，以此来降低售价，扩大发行，进而赢得更多广告

无产阶级报刊的产生与发展

无产阶级报刊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1、工人报刊的童年时期。工人报刊首先出现在英国，最著名的是英国的《贫民导报》和《北极星报》

2、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无产阶级政治报刊。《新莱茵报》是世界上第一份马克思主义日报

3、俄国布尔什维克报刊的发展。1900年列宁创办和领导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全俄政治报纸《火星报》，这表明无产阶级报刊已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党报。1912年创办的《真理报》成了世界上第一份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

无产阶级报刊的特点：

1、它的办报宗旨在于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宣传本组织的纲领

2、内容主要是批判旧世界，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作战，也要同工人运动内部种种错误思潮和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

3、它同劳动群众保持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依靠群众办报。

4、它是党和公会的宣传机构，党和公会的领导人往往是报纸的负责人或主编

过渡时期的报业

19世界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近代报业逐步向现代报业过渡，这一时期的报业统称为过渡时期的报业。这一时期报业最大的变化是黄色新闻的泛滥和报团的出现。

过渡时期报业的特点

1、独立于政府或政党之外的商业性报纸逐步取代政党报纸成为报业的主体

2、报纸面向大众发行，销量大增，有的大报发行量超过一百万份

3、报纸在相互竞争中逐步兼并几种，出现了拥有多家报纸的集团

电子传播

电子传播指的是20世纪星期的广播和电视这两种大众传播媒介。广播和电视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新闻传播，由印刷传播为主，进入了印刷传播与电子传播并驾齐驱的现代大众传播时代。

互联网传播的特点

1、数字化。互联网的首要特点就在于它传播的是在时间和幅度上离散的数字信号

2、信息容量大

3、多功能

4、多媒体。（文本、图形、声音、视频等）

5、链接。超文本链接成为网络的最大魅力所在

6、星状网络。一点对多点的通信方式

7、交互性。信息不再是被推给消费者，而是人们自己将信息拉出来，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

8、自由参与传播的可能

9、全球传播

英

国

第一家印刷所，1476年由威廉·卡克斯顿开办 第一位报人，出版商纳撒尼尔·巴特

第一家定期刊物《每周新闻》，1621年8月31日由出版商尼古拉斯·伯恩和托马斯·艾克尔创办

第一张报纸《牛津公报》，165年11月16日创办

第一张日报《每日新闻》，1702年由马利特在伦敦创办，马利特还是英国保人中第一个提出客观报道的人。

丹尼尔·迪福，英国第一个职业记者，被称为“英国报业之父”。

弥尔顿及其出版自由思想

约翰·弥尔顿，英国伟大的诗人、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出版了《论出版自由》等著作。

1644年，弥尔顿在国会作了长篇演讲，系统地阐述了出版自由思想，并将其出版，这就是著名的政论小册子《论出版自由》。该书至今仍被认为是关于出版自由思想的经典论述，它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石。

书中主要观点包括：1.人民的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2.限制言论自由即是妨碍真理本身，唯有保障言论自由，才能使真理战胜谬误；3.“观点的公开市场”以及“自我的修正过程”概念。为争取出版自由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是争取出版自由斗争中留下来的早期文献。

弥尔顿倡导自由的同时，还承认自由讨论的权利可以加以限制。

米尔顿的核心主张即为：“让我凭着良知自由地认识、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讨论吧”

洛克及其对自由主义哲学的思考

约翰·洛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接触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激进的政治思想家，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政府论》、《人类理智论》、《论宗教宽容》等。

洛克关于思想言论自由的具体观点有：

1、人的自然权利有思想内容：即生命、自由、财产和惩罚权。自由其余一切的基础。但离开思想、医院、意志，就无所谓自由。自由人能凭头脑中的思想，自由地说话或保持沉默，才算获得了言论或保持安宁的自由2、3、任何人都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即任意使用各种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从道理上讲，我们不能指望任何人抛弃自己的观点，盲从于不可理解的权威，无论人们的理解多么错误，理性是其惟一的想到。在不同的见解中保持和平、履行人类的职责和培养友谊，对所有人有益 《泰晤士报》

1785年1月1日，由印刷商约翰·沃尔特创办。19世纪中叶，《泰晤士报》进入了所谓的“黄金时代”。

1855年以后，廉价报纸的兴起使该报大受影响，虽然它竭力维持权威地位，但销量已不能与大众报纸相比了。

1907年由北岩接手

二战中，《泰晤士报》按照主编道森的要求，纵容绥靖政策

《每日电讯报》

1855年由斯莱上校创办。

劳森掌管报纸大权时期，《每日电讯报》暂露头角。在编辑上，采用美国做法，对重大消息，采用多项标题以示强调，这事英国报纸标题革新的开端。

《每日电讯报》是英国廉价报纸的先驱。

自由理论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改革家。

他在《论自由》一书中全面论述了封建专制的严重危害，以及言论自由与个性解放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该书被认为是世界新闻史上为自由主义辩护并进行充分论证的经典作品。

书中包含的主要观点有：

1、每个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都应享有良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

2、对于思想、意见是否正确的判断，密尔认为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力图窒息的意见是谬误；即使我们确信，要窒息它也仍是一个罪恶。

3、对于不同意见，必须兼顾双方、无所偏重，仔细辨别冲突双方的理由，才能获得真理。

4、关于对真理压制的后果，密尔说真理的真正优越之处在于一个意见只要是正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他 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好情况有利，它暂露头角，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

北岩

北岩勋爵，英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创始人。

1896年，他在伦敦创办《每日邮报》。《每日邮报》针对中产姐姐、广大劳工和妇女，开阔读者的眼界，使读者看到社会完整的图像；制定了解释、简洁、清晰的新闻原则，培养训练优秀的新型记者和编辑；并且拥有健全的报业管理体制。《每日邮报》的成功标着英国现代资产阶级报业的开端。1907年，北岩接办《泰晤士报》

报团

北岩报团，英国最早的报团

大型报团：新闻国际公司——默多克——《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今日报》《太阳报》《世界新闻》

镜报报业公司、快报报业公司、联合报业公司、汤姆森集团公司、皮尔逊-朗曼公司、合众报业公司、电讯报业公司等

路透社（英国）

1851年创办于伦敦，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通讯社。

路透创办通讯社后，在路头上的努力下，路透社的新闻不仅详细、准确、迅速，而且还有一些其他记者无法采访到的材料。

在路透社与哈瓦斯社、沃尔夫社缔结了“三社四边协定”后，路透社划分到了大英帝国、埃及、土耳其和远东地区。

路透社的业务主要有：

1、向报社、电台提供时事新闻，涉及面光，素有“迅速、干练”之称；

2、向全世界各地银行、经纪人和工商企业提供经济新闻。

互联网迅速普及后，路透社也紧跟时代步伐，开通了网络服务。

法国

1777年1月1日，法国历史上第一张日报《巴黎新闻》创办 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确立了新闻自由的各项重大原则

《人权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出版自由的正式文件

统治法国新闻界的三大报纸是《公报》、《学者报》《信使报》

《公报》，1631年，由法国新闻之父 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创办

马拉和《人民之友报》

让·保尔·马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雅各宾派主要领导人，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和新闻记者，受百科全书派影响

哈瓦斯社（法国）

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新闻通讯社。1835年由法国人查理·哈瓦斯在巴黎创办。

沃尔夫社（德国）

1849年由德国人伯纳德·沃尔夫在柏林创办

美国联合通讯社（美国）

1848年由美国纽约刘家报纸联合成立，原名港口新闻联合社，1892年正式改组为美联社

第四篇：新闻史心得体会

关于新闻史的所思所想

T21314005史佳露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历史就像人的一双脚，而其他学科像英语，数学，则是脚上穿的鞋。一个人可以穿布鞋，穿皮鞋，但是绝对不能没有脚。”诚然，我很认同这个观点。历史真的是一个重要并且奇妙的东西，它可以让你穿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去抚摸那些鲜活存在的生命，去经历那些无法复制的事实。英国大学者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唐太宗也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从这些话中，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对于我们的独特魅力。

新闻史也是一部历史。我们界定它为中共新闻传播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从涉足新闻史到现在，也不过短短数月，但是收获还是多多。虽然仍是不能这中国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脉络有很清晰的了解，也无法得出比较深刻的结论认识。但是我能通过它触摸到历史的力量，从历史中感觉到人性的光辉和信仰的璀璨。

以前，当我看到一份报纸，一本杂志。我只是会翻看它的内容，浏览它的图片和排版样式。而如今，当我轻轻抚摸一份报纸，一本杂志时，我的思绪会飘去很远，想到很多。这份报纸是什么时候创办的？是由谁创办的？在创立之初发生了些什么故事„„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张纸，可我却渴望徜徉在它的历史长河里，寻觅它的轨迹。因为我知道，我随意捡起的一片涟漪，都可能是前辈们拼尽生命换来的东西，凝聚了无数的心血。

近一个世纪里，新闻学由最初的侧身其他学科之中，发展到建立自身的独立地位，再到今日之益趋向“显学”的热闹兴盛。新闻事业也从刚开始由国外传入到如今的蓬勃发展，这些都是令人可喜的现象。回望过去，如水的年月里，新闻事业的发展如中国历史一般，深邃湍急，气象万千，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亦是如此。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在为中国新闻事业奋斗的过程中，有一批批仁人志士献出了他们的宝贵青春与努力。他们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长河里高调奔腾，曲高和寡，智慧闪耀的水花，让我一经接触，便不曾忘却。在某一段特定时光里，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与我们隔着一扇时空之门。而新闻史就好像一把开启大门的神奇钥匙，让我看到了他们：强调报刊要“竭我所能，尽忠代谋”的邹韬奋，使《申报》重新振作的史量才，坚持“四不”方针的《大公报》的重要人物胡政之，张季鸾„„一个个高大的身影，一颗颗赤诚的心灵，一腔腔滚烫的热血。我仿佛能握到他们宽厚的手掌，与他们交流沟通。在他们身上有一种难得可贵的精神，心怀天下，心系民众。拿笔杆当枪杆，为国家兴亡与民族安危秉笔直书。反观当下，一些新闻工作者为了追逐所谓的名与利，而违背了本应遵循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在新闻的路上越走越偏。假新闻，炒作等事件层出不穷。我想，无论岁月如何流逝，历史如何发展，有些东西应是永恒需要的。作为将来可能步入新闻行业的我们，应像前辈看齐，牢记你首先是一个社会人，然后再是职业人。时刻以一颗敬畏之心对待手中的笔，描绘众生，叙说事实。

再者，新闻史也让我重新看到了梦想的力量。我的近二十年岁月，似乎走得还算顺利，也比较平静。儿时的我有许多梦想，救死扶伤的医生，灵感不断的导演，睿智理性的作家。但是不得不感叹一句，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也许是碎屑平常的小生活，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策马奔腾。时光如流水一般，也把我昔日的梦想都冲刷带走了。但是在学习新闻史，看到那么多为梦想奋不顾生的人们时，我想到了许多。拿《大公报》来说吧。作为历史上一份极为重要的报刊，《大公报》自一九零二年创刊以来，历经百年风雨，百年风雨。其中，在胡政之，张季鸾和吴鼎昌三人管理期间，也是最为辉煌的时间，它一度成为中国新闻界的翘楚。但是辉煌背后也有苦痛。在经营这份报纸期间，各种困难与挑战围绕着他们。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许多人都在为生存下来而努力，而他们却在为梦想信仰而奋斗。他们坚持“四不”方针，也坚持报纸说真话，说实话。我想，能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应该就是一种神圣的新闻理想，不为名，不求利，只希望为民族，为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啊，我们都需要梦想。海子曾有说过，要有最遥远的梦想和最朴素的生活，即使明天天寒地冻，路远马亡。我觉得，我也应唤起自己心中的梦想，尽管可能很渺小，但是有梦就会有希望，有信仰就会有未来。其次，要付出行动。只要为了梦想不服输，再苦也不停止脚步，每一天，每一年，都可以是新的起跑线。

在一个寒冷的圣诞夜里写下这些文字，思绪很乱，也很难将关于新闻史的种种感想表达清楚。不得不说，在这过程中，浮现于脑海中的人和事有许多许多。我要表达的东西估计大家都很明白，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去做到，我也不能。在观看关于《大公报》的视频的时候，我真正第一次感觉到了作为一个新闻人的责任感，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有被感动。看似平常简单的东西，背后却有那么多故事，真是奇妙又温暖。老师在课上常会跟我们说许多琐碎的故事，也挺有感触。很羡慕老师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一颗感受生活的心。无论怎样平常的一件事，总能发现些许趣味。这大概就是用心生活吧。

第五篇：新闻史感想

一个学期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即将结束，藉此机会写下自己的一点小感悟。一个学期以来，我对中国新闻史的认知与感悟，更多的是来自课外的阅读以及资料查找中，当然，课堂的知识传授也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首先，我想谈一谈我对“新闻史”这一词的理解。我认为对这一词的理解，是我能够深入理解中国新闻史，以及世界新闻史的一个前提。可能和大多数的同学一样，我在刚接触“新闻史”的时候，只是简单的把它理解为“新闻传播或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可在某天某地，有人介绍我去拜读新闻理论的泰斗甘惜分的一片文章，现在模糊记得甘先生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大学新闻专业应该设置在史学门类上，而非文学门类”，当时只是为这一观点感到新奇而留下一点印象而已。在上《古代汉语》课时，偶然发现《史记》、《左传》等历史文献中的绝大部分文章，都具有新闻的5W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原因、事件。更让我惊奇地就是，在我翻阅上学期所写的一篇《从史记看是司马迁的史学精神》中，我看见了一个词——“秉笔直书”。这既是中国古代史学界的一个原则，但又何妨不是新闻从业人员所需具备的素质呢？突然之间，我脑中就出现了一句话“新闻与历史总是形同一体，难解难分”。

偶然之间，我似乎意识到“新闻史”又可以解释为“新闻与历史”。每每想到这，我越发感觉到“新闻与历史”之间联系之紧密。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没有经历过文明断层的国家，自然就会留下浩如烟瀚的史学巨著，如《春秋》、《左传》、《国语》……当然还有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除了这些煌煌巨著，中国还衍生出难以计数的民间野史，如大家熟知的《世说新语》。无论是在这些被列为正统的正史里，还是在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野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在这些史学著作中，我们很难分辨出这是历史文学还是新闻报道，也就是说它们两者的边界存在着极大地模糊。（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以这些文章是否具有“新鲜性”来判断。中国古代史界都有不写当代史的传统。）

当我查阅有关新闻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相关资料时，才发现，众多先贤已经对这问题有过非常经典的论述。1923年，李大钊就曾经发文说过“新闻上所记的事，虽是片片段段，一鳞半爪的东西，而究其性质，实与记录的历史原无二致。故新闻记者的职分，亦与历史研究者极其相似。今日新闻记者所整理所纪述的材料，即为他日历史研究者所当搜集的一种重要史料”[1]，而且董桥也曾说过：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既然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为了保证定稿的真实以及表示对历史的尊重，新闻采访与报道就必须做到真实无误，不弄虚，不做假。古代的史学家极其重视才华、学问、见识以及史德，其实这四点也适合于新闻从业人员，有才华、有学问方能与采访对象深层次交流，才能在采访过程中得到采访对象的尊重，有见识才能让采访不落窠臼，而有了职业道德才能让自己在新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秉笔直书，这个被老祖宗刻在骨子里面的信条，也应该是今天新闻记者传承发扬的品德；传神的文笔，即如何用娴熟的文笔来展现事物，重现新闻现场，这也应该是记者技能学习的应有之义。

本学期，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拜读了埃默里父子与罗伯茨合著，展江教授翻译的《美国新闻史》。期间，经常不自觉地将美国新闻史和中国新闻史作一些比较，也做了一些记录，现记录如下：

第一，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谈到美国新闻发展史，一般会想到“新闻自由”；而想到中国的新闻史发展史，一般会想到“新闻管制”。于是很多人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新闻发展程度远远先于中国。（美国进入“专业化、组织化、规模化”的近现代传媒时代比中国早将近两百多年，在很多方面，美国的传媒制度的确有先进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可是，这种脱离历史背景，社会基础得出的结论必然不会反映出真实的情况。在我看来，中美两国的新闻发展史不能做如此简单的比较，“自由”与“管制”并无优劣之分，平常人所说的好坏只是利用的方式是否得当造成的而已。任何国家的新闻行业都必然的存在着“自由”与“管制”，所不同的只是哪个是主要的政策而已。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至少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如此），农业社会的性质就使得专制统治有着其稳固的社会基础，在农业国家里，以个人的力量是无法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运作的，（如兴修水利），那就必须借助专制统治来筹集资源。与此政治经济模式相适应，媒体管理制度也要顺应历史要求。相比较而言，在美国，除了纵横向分权（行政、立法、和司法权相互分立）外，还实行纵向分权（联邦制）。美国政治学者将美国人的政治核心信条归结为民族与自由……与主流政治文化一脉相承，美国的新闻媒介的思想体系也以新闻自由为核心。[2]

我认为还有两个原因，造成了中美两国出现完全两种不同的新闻理念。一是两国的新闻有着截然相反的出身，中国的新闻是在封建主义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其政治地位是被隶属的；而美国的新闻与政治就像同胞兄弟一样，其政治地位是“共生关系和监督关系”（虽然在后来党派之争中，报刊沦为党派间相互攻击的工具，但在总体上，美国的报刊还是独立性质很强的）。二是由于中国古代经济基础以及政治制度决定着其难以产生私营性质的报刊，即使能够产生，也难以发展壮大，那么就只能沦为统治者愚昧人民的工具；相反，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而且美国人民从独立起来就笃信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对政府控制媒介具有与生俱来的恐惧与厌恶，那就唯有通过法律来摆脱受控。《权利法案》的第一条对新闻工作者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以下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申请之权。[3] 所以说，中美两国的新闻发展有各自独特的特点，不能简单的凭借一两个概念来判断优劣高低。第二，真正意义上的传媒时代，也就是近代才产生的。在西方大概是四五百年的，在中国不到一百年。“直至到1704年，……(北美殖民地)才出现了一份符合真正报纸所必须具备的的条件的出版物”[4]，也就是说美国美国进入到现代意义上的传媒时代也就是三百年左右的时间。无论是对比中美新闻发展史，还是纵观世界主要国家，只要是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媒体（绝大部分是报刊），都一定与革命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中，报刊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斗争首先体现在反印花税斗争，在印花税开征的前一天，《宾夕法尼亚新闻与广告周报》在报纸分栏的空当处印上了深黑色的边框……用来表达哀悼的传统标志在这一期被设计成墓碑的形状“[5]。“1776年，殖民地的许多报纸都转载了潘恩所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常识》，它促使了那些徘徊观望的爱国派加入到革命运动中。”[6] 随着战局的发展，潘恩又在《宾夕法尼亚邮报》发表了十三篇名为《危机》的文章，“这一响亮的号角引起了各殖民地爱国派报纸的反响”。[7] 同样而言，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报刊选登了邓肯总统签署的《解放黑隶宣言》，为北方在南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无独有偶，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传媒时代，恰逢中国旧制度崩溃，而新制度仍在探索的动荡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来改造中国，其中，报刊就是这些阶级宣传自己思想的有力武器。《循环日报》“成为早期改良派系统宣传其政治主张的重要舆论阵地[8] ”；在维新运动中，《强学报》刊文“明确提出明定国是、开设议院、批评科举、改革学校、整治吏弊、变法维新等政治主张”[9]。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创立了中国同盟会，其机关报是《民报》，“该报大量宣传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潮……民族主义和以建立共和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在一开始就高举“民族和科学”的大旗，拉开了一场彻底的反封建专制运动的序幕；到了国共对峙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不同阵营的报刊更是展开了唇枪舌剑般的较量。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乃至到了今天的信息化年代，报刊仍是政党宣传政治主张，引导公众思想导向的一个重要工具。

还记得本学期的一个课堂讨论——“洋人在中国办报是否属于文化侵略？”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在讨论之前，我也搜集了很多的资料，虽然在课堂上讨论的结果不尽人意，但反复思量后，还是把对此的一些感想写下来吧，亦不负当初的一番努力。

直至今天，我依旧认为“洋人办报在中国办报是文化侵略”，但它却是“罪恶之树上结出的善良之果”。先看看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吧！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到晚清已经超过了一千多年了。只是当传教士充当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前锋，当他们的用高傲的眼光粗暴的踏遍神州大地的山山水水是，在国人眼中引起震动、惊奇、乃至厌恶时，传教士问题才成为中国政府乃至中国人民所必须正视的问题。我并不否认来华的传教士中不乏某些动机纯正的传教士，如来华以福音传教的医生伯驾。但在国弱民穷的清末，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就是像郭士腊，裨治文这样赤裸裸的强盗。郭士腊就亲自参与了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而裨治文则更是赤裸裸的在其主办的《中国丛报》说：“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他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10] 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时期传教士进入到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动机不纯。从一开始，他们就与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思想永远都是政治体制的根基。就像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集权制的基础一样，西教是西学、西政的根本。而外国传教士正是捉住了中国人想向西方学习政治体制的心理，竭力向中国推行西教。但很可惜的是，其收效甚微，但为这一目的而服务的手段——西学则达到了极大地传播，对中国走向近代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而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西学的载体就是——报刊。有人说：洋人办报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新闻传播思想。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理论只是流于表面，止于基本概念的陈述，且缺乏系统的新闻传播理论的介绍。我国大部分的新闻理论都是我们自己的先辈用自己的亲身办报实践总结而来的。

无论如何，洋人在中国办报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这罪恶之树上结出的善良之果也对曾中国的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首先它们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产生。虽说传教士带来的新闻传播理论并不系统，但无论怎么样，晚清时代的中国毕竟有了一些像言论、出版自由先进的新闻理论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序幕就是在众多洋人办报的过程中揭开的。

它们促进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迸发。包括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追求开明开化的科学思想，追求了解世界的历史思想等。从某个方面来说，传教士对西学的传播，正好适应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需要。鸦片战争后，昔日的天朝上国顷刻间变成了败军之将。众多有先知先觉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科技的落后，纷纷要求想西方学习，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自强”的口号。教会报刊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先后设置了介绍科技知识的板块。与此同时，教会报刊上也有很多关于介绍近代政制的文章，如介绍民权、议会等文章。这些文章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使得晚清时期的中国人在强烈的对比中看到西方民主政制优于中国封建政制，从而生出变革中国政治制度的要求。

教士在中国办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面对这段历史，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众说纷纭，争论仍在永远不会停止！一方面，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不可否认，晚清洋人在中国办报，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愚昧、落后，而是充当列强的马前锋；但是，即使目的是罪恶的，可这些宗教性报刊确确实实的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思想，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大推力。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应该深思那段历史是否有什么经验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呢？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洋人在中国办报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经验：一个国家不仅要注重文化的传入，因为闭门造车只会造成落后，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本国文化发展的滞后；同时，一个国家还要注重文化的输出，因为文化能够改变人的思想，这是任何武力所无法办到的。这些经验同样能用之于今天。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中国新闻事业史》，也许并不像读《史记》那样厚重。但正如有人所说的：历史是枯燥的，但每一段历史都曾经是一段鲜活的故事，都曾有人有人为这个故事笑过，哭过。中国新闻发展的历史也许真的很个、枯燥，但我们更应看到历史的背后却是新闻先辈们用自己生命铸就的经验，对于前行者们，他们也许能够从中找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