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到底有多难

第一篇：公务员考试到底有多难

公务员考试到底有多难?

名牌高校的高材生，自以为文化功底非常扎实，考公务员时却败走麦城？学中文的研究生，考前突击了几个月的申论，成绩也不尽人意？我已不折不扣地考了三个地方的公务员，不仅信心不减而且勤奋刻苦，但分数为什么还是相去甚远？难道“天道酬勤”不灵了？仕途难，果真难于上青天吗？

基础知识难倒考生

去年考上省公务员的小谢说，公务员考题算不上很难，考的都是一些基础知识，他刚毕业没有认真应对，考场上发现题目很简单，很多知识甚至是小学的奥数和初中的语文，但有些都忘记了，结果考得很差。第二年她吸取教训，着重复习了一些基础知识，也认真参加了培训班,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不仅梳理了系统的知识,而且有方法地训练了做题速度，结果考上了。“即使你思维敏捷，一些基础知识没有掌握好，照样影响做题速度，考不上高分。”考德上公培株洲分校的危校长认为，公务员考知识的全面性。行测是专门测查与行政职业有关的一系列心理潜能，预测考生在行政职业领域内的多种职位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它不同于一般的智力测验，也不同于行政职业公共基础知识或具体专业知识技能的测验；申论是通过考生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查考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文字表达能力，材料内容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热点或大众传媒的焦点问题，具有普遍性和非专业性。因此，并不是说名牌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就可考上，如果只是死读书，或者只关注自己专业知识，是考不出好成绩的。所以有意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要注重平时知识的积累和广泛汲取知识。适当的时候，可以参加专业的考试培训以提升应考能力。

解题能力与方法都重要

对于很多初次参加考试或备考经验不足的考生来说，习惯抱怨考题题量大、题型多、范围广，根本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卷完毕，那么考不出高分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公务员考试不同于应试教育考试，不仅需要考生能够很好的领会考试测查的知识要点，而且需要思维敏捷，只有灵活掌握不同题型的解题方法，才可轻松制胜！

大部分考生准备不足

有调查发现，虽有很多人报考公务员，但只有两三成的考生有明确目的，且经过充分准备上考场。而七八成的考生考公务员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未作必要的准备。因此，考出好成绩的很少，而考上的更少。

一些未做准备的考生，凭着自认为基础不错等想法，过于自信，对公务员的艰巨与困难估计不足，结果大意失荆州。另外，由于公务员考试没有指定辅导资料，导致很多学生对复习不在意，对前期准备不认真对待，或面对浩如烟海的行测题目，不知如何对待，只好走马观花或囫囵吞枣，对题型理解不透，领会不深。

有着多年公考培训经验的株洲考德上教育专家认为，“如果明确自己要考公务员，必须扎实地复习基础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必要时可接受系统地辅导，避免走弯路和无目的的浪费复习时间，才有望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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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面试到底有多难 公务员面试大揭秘

公务员考试吸引了太多人的目光，那么在经过严酷的笔试竞争后，面试究竟是怎样的？考题到底有多难？我省部分单位的公务员面试已经结束，记者专门采访了几个面试考生，从中了解到一些面试的信息，希望能为那些即将参加面试的考生起到一些帮助。并且，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公务员面试的相关情况。

面试纪律“严”

面试纪律的严格和考试制度的严谨超乎所有考生和家长的预料。据考生介绍，大家是由现场抽签决定参加面试的顺序，随后立即进入考场外的指定侯考室。而且，在侯考室内等待面试的时候，不允许开通任何通讯工具。一旦有电话打入或打出，即被视为违纪。

考试成绩现场公布。考生回答完所有问题之后，有专门人员负责收集所有考官的打分，并现场唱票。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然后得出最终得分。对于这一切，完全对应考考生公开。然后考生再离开考场。

参加完面试的考生不经过侯考室立即离开考场，而且，每组的考题都各有不同，严禁考生向外泄密。这样可以保证考试试题不外泄。

考试题型“太灵活”

据几位考生透露，公务员面试的考题早已经突破了原来人们固定模式中的自我介绍、表决心等等，而是从多方面多角度考察考生的心理素质、行政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基本知识储备、人际交往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性格特点等等。

基本专业知识题：这部分题型占考题的极少一部分，主要是了解考生对应聘专业、职位、责任的认知程度。

自我发挥题：某单位面试的题中就出现了关于“五词”讲故事的题型，就是用五个单词，让考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连成一个故事。这是考察考生随机应变的能力、逻辑思维和语言即兴表达能力。对于这道题，考生普遍反映很新奇、很灵活，非常公平。

场景假设题：如果你和你的竞争对手一起完成一项工作，你会如何合作？某地区遭遇大水，灾民都拥挤在帐篷之中，这时候市里拨款修建被洪水冲垮的庙宇，你如何看待这种做法？

另外，每个考生都有2分钟的自我介绍时间，这主要是简单介绍一下自然情况，并且，考官还会即兴请考生讲一些自己最难忘的事情、最尴尬的事等等。

总体来看，考生认为考题灵活、考试内容广泛也不容易作弊。因为不存在固定答案，即使10个人同时回答，也能答出不一样的内容，完全考评考生自身的素质和各方面的能力。但是，对于那些只会死读书本、怯场、不善于表达的人来说，这场考试并不容易。

应对面试小窍门

在短短20分钟的面试中，考生要应答5～6个题，并且要展现自己最佳的状态和能力，这的确不易。但是，参加公务员面试还是有“窍门”的。

心态的平和：几乎所有的考生都对记者这样说，如果不紧张，应该可以发挥得更好。这就体现了考试中的心态问题。抱有一颗平常心，你就会坦然面对考官，平静面对考试，回答起问题也从容不迫、自然得体、落落大方。因为在笔试中得了高分而在面试中流露出一副咄咄逼人、非我莫属的模样是考官最为反感的。不亢不卑、谦虚谨慎态度是赢得考官好感的第一步。

说话声音要响亮、吐字清楚、说话速度适中也是赢得高分的关键。面对台下众多的考官，回答问题的声音一定要响亮，面试中要目视主考官，并注意用眼光同其他考官交流。也许主考官提出的每个问题，你不可能全部都答得十分周全、准确，但只要你有良好的回答态度和方式，与考官们坦诚交流，总是受人欢迎的。(鲁玉莹、马丽）

来源：东北新闻网

第三篇：做一名大学青年教师到底有多难

做一名大学青年教师到底有多难？ 很难！

编者按

今年6月6日早晨7点，长安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讲师，学院矿物加工教学研究所副所长刘艳杰赶到长安大学雁塔校区北门，准备乘校车前往渭水校区给学生上课，刚坐到校车上，人突然晕倒在车上，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心猝而死。刘艳杰的哥哥刘云飞说：“学校的科研压力大，教学任务也重，可能这让我弟弟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然后才出现猝死的情况，太可惜、太无奈、太痛心。”

做一名大学青年教师到底有多难？华东师范大学的文军、吴同的调查，或可给我答案。

2012年一篇取名为《工蜂》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全社会对于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况的关注，一时间被称之为“青椒”的高校青年教师成为“一高二低”（即高学历、低收入、低生活质量）的代名词。高校青年教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的收入、工作以及生活真的像网上流传的那样吗？ 去年，受上海市社联委托，由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共同组成课题组进行调查。课题组抽取了年龄在45岁以下，本科学历以上，在高校及科研院所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员，把这部分人员称为“青年社科工作者”。

调查范围涉及上海的15个单位，其中包括4所“985”高校，5所“211”高校，4所普通高校，2所研究机构，共获得有效问卷1528份。课题组试图通过这次实证调查来真实地揭示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婚姻：超八成已婚，未婚率低于全国水平。本次调查对象年龄最小的为23岁，最大的为45岁，平均年龄为36.3岁；男性占50.8%，女性占49.2%。“已婚”的青年社科工作者占到了总人数的83.2%，其中男性的已婚率达到84.5%，女性的已婚率也达到82.1%。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调查资料相比，同年龄段青年社科工作者14.8%的未婚率远低于全国18.5%的整体水平。学历：八成青年社科工作者拥有博士学位。本次调查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被访者占到了总人数的80.9%，教育程度为硕士的占总人数的18.2%，仅有0.8%的被访者为大学本科。在所有拥有博士学位的青年社科工作者中，59.4%毕业于“985”高校，15.6%毕业于“211”高校，13.6%毕业于海外名校，3.3%毕业于海外一般学校。相比较外省市同类单位，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总体学历水平较高。职称：从讲师到教授呈现出了“541”的格局，晋职之路较为艰难。被访者为讲师（中级职称）的占总人数的48.7%，副教授（副高）占39.0%，教授（正高）占8.5%，助教为1.9%。从职称结构上来说，呈现出了“541”的格局。但这种格局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青年社科工作者的职称晋升之路比较艰难，副高和中级职称的人数比例积压太多。

来源：85%为非上海“土著”，主要成长于中小城市、城镇或农村。被访者是上海“土著”的仅占总人数的15.1%。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出生地为外地中小城市的比例最大，占总人数的25.8%，其次为外地农村（19.8%）、外地县城或城镇（19.6%）、外地大城市与省会（16.2%）、其他直辖市（3.9%）。84.9%的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来源于上海以外的其他省市区，而超过60%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青少年成长地为上海以外中小城市、城镇以及农村。

信仰：七成以上为中共党员，96%无宗教信仰。从政治信仰来说，党员占总数的72.8%，比例远高于上海市级机关61%的党员比例。有16.7%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为无党派，5.8%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为民主党派。另外还有1.7%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从宗教信仰来说，无宗教信仰占到了总人数的95.9%。宗教信仰最多的是佛教，比例为2.0%，信仰基督教为1.6%。

国际化水平：四成以上有过留学经历，但国际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随着近些年国家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师生出国攻读学位以及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有留学经历人员在青年社科工作者中的比例较高，总共有43.3%的青年社科工作者有过各种形式的一年以上的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

不过从国际化的比例来看，身份属地为中国大陆的占总数的99.4%，中国港澳台地区的人数占总数的0.4%，而其他国家的人数仅占总数的0.2%。可见，虽然近几年从海外引进的学者以及留学归国人员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但是直接从境外到上海来工作的青年研究人员比例较低，国际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社会地位自我评价：呈现出低认同与内部分化的特征。从社会地位自我评价来看，1分最低10分最高。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总体平均得分为5.23，明显低于2013年我们在上海市区对普通上海市民调查时7.56的平均得分。从高校类型来看，“985”高校内受访者评价最高为5.43，而普通高校只有4.95；从职称来看，教授（正高）的自我评价最高为5.75，而讲师（中级职称）只有4.99。在高校类型和职称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化。

职称、单位和学科：内部分化和外部落差的收入格局

20世纪90年代之后，高校和科研机构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工作人员的单位收入被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基本工资，主要由政府财政承担；二是绩效工资，主要由高校自行负担。这样就造成了不同的单位、院系内部以及不同职称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分化。从不同单位的收入来看，“985”高校46.5%的受访者年收入在8万元以下，“211”高校的这一比例为43.3%，地方院校为24.2%，党校和社科院分别为45.1%和73.0%。结果显示，部属高校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收入普遍比上海地方高校低，而党校和社科院的收入则更低。从不同学科来看，受到学科与市场关系亲疏程度的影响，不同学科之间有着明显的收入差异。人文类学科有45.4%的受访者年收入在8万元以下，社科类的比例为42.3%，经济管理类为22.0%。可见，学科的市场化、社会化越强，收入越高，反之则越低。比如，经济管理类收入远高于其他学科，基础类学科如哲学、历史等面向社会和市场的机会更少，收入则更低。从不同职称来看，教授（正高）中年收入低于8万元的占9.1%，副教授（副高）的为28.6%，讲师（中级职称）的为53.9%。调查数据显示，讲师收入主要集中在年薪6-8万区间，副教授则是在10-12万之间，而教授则处在12-18万之间，也就是说副教授的收入是讲师的1.5倍，教授则是讲师的2倍。综上所述，相比较上海公务员以及国有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来说青年社科工作者总体收入不高，但是内部的差异较大。收入的高低除了要看职称高低以外，还要看在哪一类高校以及什么学科工作。“穷教授，富讲师”也是普遍存在的。

重科研、轻教学：科研成果往往决定了青年社科人才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毋庸置疑，当前，科研实力是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综合实力评估的最为重要的指标。在各种评估体系和学科、机构排名的指标化压力之下，高校和科研机构几乎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科研，从而导致一定程度上对教学的忽视。这主要体现在：

职称低完成的教学量更多。受访者平均每周要完成9.36学时的教学工作量（每学时45分钟），职称越低，每周的教学工作量越大。相比较而言，教授平均授课时数为8.52，副教授为9.09，讲师则为9.71，助教为12.03。不同类型的高校中，普通高校的课时数最高，为10.77，“211”高校为9.65，“985”高校相对较少，为8.57。

工作年限与教学工作量没有直接相关性。也就是说并不是入校时间越短教师承担的教学工作量越多。这主要的原因是教学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中主要体现为工作量的完成。

另外入校时间短并不意味着职称低，一部分受访者有可能是被当作教授或副教授直接引进的。数据显示，促使被访者对于教学投入的最主要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责任心（37.1%），第二位是工作量考核（22.2%），学生是否投入排第三（17.0%），个人兴趣则居第四（14.4%）。这样就可以解释，尽管职称越低完成课时越多，但是不同职称课时差并不大，教授只要完成基本的工作量，其他工作量考核可以论文和课题来充抵，而职称较低者则会更加倾向于通过多上课来充抵工作量。

收入与科研成果数量及质量成正比。科研成果是职称评审的硬性条件，不仅如此，它也是拉开个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目前，各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都设有对重要科研成果的奖励政策，有些人的科研奖金甚至远远超过一年的单位总收入。而对于教学而言，仅有的奖励一般只是蜻蜓点水式的。

调查显示，如果将完成课时工作量及在国外核心期刊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10%的青年社科工作者进行比较，课时工作量排名前10%的收入在10万以下占六成五，收入在12万以上为一成五（其中18万以上近1.9%）；而国外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排名前10%的收入在10万以下不到四成，收入在12万以上近四成（其中18万以上20.5%）；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前10%的收入在10万以下占五成，收入在12万以上近三成（其中18万以上7.8%）。可见，科研成果越多，成果层次越高，收入就越多。

科研成果和科研项目：职称晋升的两座大山。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职称晋升是最重要的个人发展路径。从调查数据来看，影响职称晋升排在前五的因素分别是：论文、著作难发表是最主要原因，选择此项的被访者占到总人数的76.5%；科研项目申请次之，占总人数的52.1%；此外，把“科研时间不够”“各种事务太多”“职称评定标准太高”列为职务晋升的困难因素，分别占总人数的45.1%、40.1%和35.4%。

综上所述，相比较科研，教学考核主要体现在工作量的完成，但是教学的质量以及学生的培养则显得不太重要。科研，特别是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以及高级别的科研项目，成为高校教师们工作的核心，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未来发展。、未来的不确定与工作挤压下的日常生活压力大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与科研人员尽管不需要像政府、企业部门朝九晚五上班，时间的支配大多较为自由，表面上令人羡慕，实际上他们受到来自科研、课题、晋升以及经济收入上的多重压力。自由支配时间主要用于科研和教学准备，这客观上挤压了他们正常的生活，作息时间不固定，心理压力较大，日常生活质量反而较为低下。这表现在：

睡眠时间短，休闲时间少。总体上，受访者日常的睡眠时间都少于6小时，职称越高，工作日睡眠时间越少，日常休闲时间都少于2小时，职称为副教授休闲时间最少仅为1.37小时。节假日睡眠时间虽然有一定程度提高，但仍然在6小时左右徘徊，教授（正高）睡眠时间为5.95小时，副教授（副高）为5.81小时，讲师为6.20小时。节假日休闲时间提高的幅度较高，讲师职称受访者达到2.73小时，副教授（副高）为2.40小时，教授（正高）为2.25小时。总体来说，无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职称越高，休息时间越少。职称越低，情绪、心理方面的压力越大。对于受访者心理方面的指标测试（1为最低，5为最高），调查数据反映出了职称越低，压力反而越大，也就是说心理压力更多的来自于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收入、考核、职称这些都成为心理困扰的主要来源，而职称越低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就越强，心理压力自然越大（见上表）。可见，虽然职称越高，休息和休闲时间越少，但在情绪和心理压力方面反而是职称越低压力越大。目前中国以外的高校主要有英美体制以及欧洲体制两种，前者实行“非升即走”，在聘期内给予较高的待遇，未获终生教职者课时量较少，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

另一种欧洲体制，主要采用学术共同体评价机制，不存在所谓的核心期刊，研究的质量由同行评判，虽然待遇不高，但是享有较好的国家福利，工作较为稳定。对于中国的高校来说，目前正在逐步走向英美体制，也就是打破原来的“铁饭碗”，许多高校已经不给予应届毕业生固定岗位，而是采用师资博士后的方式，除了入校时进行面试以外，还要在聘期内接受科研完成情况的考核。

另外，还有的高校也开始实行“非升即走”，这个“走”并不一定是离开学校，也可以转做行政。不过在高校教师基本工资还普遍低于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水平的情况下，高校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在不断下降，人员也在不断流失。

因此，如果不能够保证较高收入，“非升即走”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英美体制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相比之下，欧洲体制虽然在效率上比不上英美体制，但是对于人才稳定性以及考核和评价体系上更加人性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更有利于青年人才的成长。

作者：文军、吴同，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原标题：《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基本状况调查——在生存与发展之间》

第四篇：魁拔翻身到底有多难？

魁拔翻身到底有多难？

魁，“最厉害”之意；拔，通魃，是《山海经》里记载的一种给世界带来灾难的怪物。魁拔，这只实力超群的毁灭性怪兽，除了在影片中将被主人公以各种方式打败外，现实里，它有一个更为强劲的敌人：惨淡的票房收入。难道说，被誉为“翻身之作”的国产动画电影《魁拔之十万火急》，真如它名字所言，已经遭遇了“十万火急”的生存难题？

首周票房仅135万元，京城各大影城的日排片量始终停留在个位数——与制作费3500万元、宣传发行费近2000万元的投入比起来，《魁拔》用它的血肉之躯，上演了一场“入不敷出”的魔幻现实主义奇剧。一面是压倒性的众口交赞，一面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血淋淋的数据，我们不禁要质疑：《魁拔》到底怎么了？为何以“一拖二”(一个孩子带两个大人)为市场营销的低龄动画影片《喜羊羊与灰太郎》赚得盆满钵满，耗费幕后团队7年之久，制作精良、口碑坚挺的《魁拔》却摔得鼻青脸肿？是影片质量难以满足被日本和好莱坞动画喂得刁钻古怪的观众，还是在制定发行策略上与市场脱节？更大的问题是，在这样的窘境面前，我们还能看全原定计划中的“《魁拔》五部曲”吗？带着这些疑惑，记者专访了《魁拔》的导演王川及制片人武寒青。

只怪“国产动画片”被糟蹋得没信誉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以北京今天的场次来说，《魁拔》一共在34家影院上映，只排了72场；相较另一部动画电影《兔侠传奇》的65家影院221场，数量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你们也动用了微博等手段调动大众的观影积极性，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这中间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武寒青(以下简称武)：谁都不怪，只怪“国产动画片”这个品牌被糟蹋得没信誉了。国内的银幕数特别少，片子全堆在那儿，对院线经理而言，他盯好几部能挣钱的大片就够了，对小片、新片的关注度只剩一个印象分。国产片他就不排，再加上国产动画片那简直是垃圾中的垃圾，所以根本不给考虑的机会，这一块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记：所以才动用了微博这种口口相传的宣传方式？

武：对，但是口碑是一个很慢的东西。包括主流媒体的采访，对电影市场的影响力并不像咱们理解的那样，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观众关心的是好不好看，影评则是从意义入手。记：剧情拖沓是《魁拔》饱受诟病之处，是不是因为计划中《魁拔》要拍五部，所以有些东西才交代得比较松散，别一口气都说光了？

武：如果第一集只讲一个小故事，肯定是不行的。影片开头涉及世界观的10到15分钟，大多数人都觉得云里雾里，不能接受，但只要把它去掉，《魁拔》的格局就“小”了。正因为有了这个，大家才会期待第二集、第三集，审美上不满足，他觉得没过瘾，还要往下看，这是我们有意而为的；反过来说，观众对这部片子不足之处的指责，我们承认，毕竟时间、成本等方面有限，做不出好莱坞工业那样成熟的东西。

记：有没有可能是出于在远景、配音、创意、构图等方面已经耗尽了工作人员的气力，才导致了编剧上的力不从心？

武：恰好相反，我们其实靠剧情使劲儿弥补了很多技术上的不足。完全对动画没什么认知的，都说故事紧凑、人物鲜明，但对技术控、世界观控来讲，他们会去比较和分解这些东西，可实际上我们是把《魁拔》当成完整的、为主流观众打造的作品，更关心那些对技术毫无知觉的观众的感受，那是给我们整个项目带来收益和良性循环的部分。

缺陷其实是一种美

记：既然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武：有啊，我们的核心还是让大众了解，《魁拔》不是他们理解中的国产动画片，国产动画不光是《喜羊羊与灰太郎》那种根本不值得看的。我们先让《魁拔》和原来特别负面的印象拉开距离，把大众的好奇心调动起来。毕竟，小范围再怎么叫好，大众不为所动，也没用。

记：相当于一个重立招牌的过程。可《喜羊羊》能席卷票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事前的TV版铺垫，积累了足够多受众。

王川(以下简称王)：很多人这么讲。我说一个现实问题，可以算一笔账，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进度和产量，做TV版，要投资9000万元，花7年时间，才能完成52集。一天播一集，一下就没了，影响力远不如电影对大众认知的颠覆。这是为什么我们坚决从电影版起步，商业模式不一样。

武：我们做的是迪士尼模式，电影相当于整个后续项目的一个大广告，用相对集中的财力、人力、物力、时间，让全社会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喜羊羊》是日本模式，漫画改电视，再上电影，那需要漫长的积累周期，时间和经济成本不是我们能承受的。而且，当低龄片扎堆的时候，你再竞争很没意义。记：那《魁拔》的竞争点在哪里？

王：我们的取舍原则就是“笑点、泪点和掌声”。在某个点上，全场是鼓掌的，你要是没有取舍，它做不到。因为面向青少年，必须强调场景与人的互动关系，相当于人们看世界杯，那种交互会给观众提供不同的体验。

武：过度的完整和均衡会破坏这种强刺激，缺陷其实是一种美，我们宁“缺”，也要突出这种感受。(会不会有人觉得这种“强刺激”太刻意了？)会，但是要抓大放小，现阶段要什么，就不遗余力地追求。

宁可让一个人看三遍，也不“一拖二” 记：很多影迷表示，《魁拔》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它贡献了多少票房，而在于它象征着国产动画的新一轮发力。

王：简单说就是这样。对于一个马上要20年的公司来说，一定要不断有新的形式来展现你的技术积累成果。我们也是希望通过《魁拔》，表现出在技术上中国人的面貌。我以前老喊，咱们的技术观念是有偏见的。西方工业革命后，大量的人在一二百年的生活中体会着分工协作、精密加工，就说日本为什么比咱行，因为它在1900年左右已经步入工业化了。一说创意产业，都集中到有什么想法上，但你的技术协作程度低，这就有问题了。很多人夸奖《魁拔》画面很不一样，其实就是咱找到了中国最不擅长的东西：协作，在咱们这儿完成了，底层的逻辑是在技术上的一次发力。

行内人也说，咱们这片土壤就不应该出这样的东西。大家的工业感很差，这时候出现一些有明显的技术标准和工艺设计的作品，行内人他懂。有时候，我就觉得相当于咱们第一次校准了弦，以前从来没校准过这把琴。记：那《魁拔》最大的缺憾在哪里？

王：我们这个团队一直是做创作这一块儿，发行推广的事儿，我们认为一定需要专家，隔行如隔山嘛。最后，我们认为发行《喜羊羊》的团队是最棒的，SMG(上海文广)它有它的业绩，两次让《喜羊羊》票房过亿。但SMG并没有发行这类产品的经验，《魁拔》和《喜羊羊》的不同在于，它不是抓的“一拖二”，而是让你主动观赏。我们认为一个产品的价值不是靠那种方式实现的，我宁可让一个人看三遍，也不能让一个人拖两个人去。人家花钱买票了就是咱们的顾客，你就得让他爽，他愿意来。

以前国内没有这样的产品，我们很难让上海文广相信事实是这样的。这种产品是什么？是现代都市人在精密的环境下，生活一点点冷却下来，内心变得理智，因理智而走向一种非常“冷”的感觉。他需要“燃”，这个“燃”相当于桑拿式的，让他在那儿待一会儿，让他跟周围的环境有所脱离。这样的体验积累多了，就是他美好的人生经历，比如说我这辈子为一个片

子鼓过掌。咱们这种产品属于消费价值，我们给上海文广描述过，他们认为这种东西好像不存在。

记：上海文广完全不相信？

王：不信，因为他们认为，照你这样说，中国的超市货架上就没你这个货。现在上海文广的人开玩笑说，我去北京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因为他看到了，首日票房连20万元都没过，结果我们自己顶，通过微博什么的。因为认识不足，所以SMG宣传的时候，投放的广告还是少儿频道，在我们看来应该是电影频道。后来我们自己提了几个东西，一个叫“暴露式营销”，我们在北京，在电影学院到处放，组织人观看，通过“暴露式营销”带动微博上的一些反应，这种反应辐射出去了一些，慢，但确实有效果。这么说，最大的遗憾是我们没有在宣传推广方面坚持自己对于产品的认知。

武：SMG也挺委屈，说我们也投入了不少广告，硬广、电视广告，但都在少儿频道。钱没花对地方。《魁拔2》之前，花一年发掘潜在观众

记：但场次始终很让人头疼吧？ 武：我们会做全国巡演，一个点一个点来，一边卖票房，再一个主要是为《魁拔2》做宣传，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东西，而且还不错。我估计在《魁拔2》的时候，应该是不一样的局面了。

记：就算加映了，但都是在比较偏的时间，比如早晨9点，观众还是看不到。

武：院线都是今晚排明天的场次。中关村美嘉现在每天能排7场，这是非常少见的；三里屯的美嘉是4场，大悦城也是4场，都有晚场。现在的问题是，即使如此，比如现在排了晚场，知道的人还是不多，到了电影院还是很随机地选择，并没有真的像看《武侠》、看《变形金刚》那股目的性。根本上，大众对国产动画的信心不足，所以影响了院线经理，有些院线经理他知道《魁拔》特受欢迎，但不敢保证天天都有人这么爱看。

记：大家都是小心翼翼往前迈步子。

武：对，都很谨慎。

王：有几个影院放得一直不错，就一直放着，放得不好的就不放了，或者场次减少了。观众知道《魁拔》有那么几个点一直放，就老去那几个地方，促进了那几个地方加场，别的地方就下来了，其实这是真正的市场。《魁拔2》之前，我们要通过一年的时间发掘潜在观众，让他在这里得到一种感觉、一种体验，这很重要，并不是知道《魁拔》是什么故事就完了。我们跟发行商在讲，不要认为你推广和别的电影有矛盾，是在抢票房，根本不是。看《变

形金刚3》的也一样看《魁拔》，就是这种感觉。你找你的目标观众，你就得送达给他这样的信息，让他知道会从中得到什么。这个过程我们准备用一年的时间，显然会比现在上海文广的半个月好。

武：再一个，我们和各地粉丝们已经建立了很好的联系，等于与核心消费者对上暗号了。尤其是二、三线城市，收入不高的观众拿钱去支持你的票房，我们很感动。知道了谁看我们的东西，我们就会延展，把它做精、做深。

第五篇：普通人进中书协到底有多难难!难!难…… 观点

普通人进中书协到底有多难难!难!难…… 观点

圈内说：“普通会员进入中国书协“就像梦一样” “我个人的感觉，进入中国书协（中国书法家协会）很难很难，就像梦一样，多少年孜孜不倦地去努力、去工作，最后终于实现。”张先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从小习字，这条“追梦之路”，他一追就是30年。这期间他经历了从投递的作品石沉大海到作品第一次入展，经历了从区书法家协会到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再到中国书协，经历了从区展到市展到全国展再到国际展。

根据中国书协官网发布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个人会员入会条件细则（试行）》，“在创作上有较高水平者，应入展全国性展览或者获奖”。

张先生举例说：“比如我因为作品优秀，进了崇文区书协，参加区书协组织的一些展出和活动。之后我想进入北京市书协，那么我的作品就需要入选市书协组织的展出，并附上崇文区书协提供的申请表格。由市书协再进入中国书协，则需作品两次进入全国展，才有资格申请，并由北京市书协上报中国书协。若申请通过，中国书协将通知北京市书协，会费也是交到北京市书协的，证件上写的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北京分会”。我们注意到，《细则》除了创作上有较高水平者，在理论研究上有较高成就者和从事教育、编辑、组织工作等有显著成绩或有突出贡献者也可申请成为中国书协会员。其中后者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体会员副秘书长（驻会）以上的组织工作者任职5年以上、地级市书协主席任职5年以上等。这样的一些规定细则，于普通人来说，入中书协真的就像梦一样，遥不可及。

之前中国书法家协会发布公告，开除6名违法犯罪、损害协会声誉的会员会籍，对12名涉嫌违法犯罪被调查者暂停会籍。据调查，被开除者当中至少有3名官员，其中两名原省部级官员分别在2010年和2007年被判处死缓。被暂停会籍者全部为官员，而且不乏近两年刚落马的高官。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委员会委员遆高亮认为，若干年前已被判刑的官员至今才被书协开除，“有点晚了”。前省部级官员落马 作品拍卖无人问津

据了解被判刑的省部级干部是河南省委原常委、郑州市委原书记王有杰。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2007年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有杰自诩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书法爱好者，曾出版有《王有杰书法集》。据报道，他在台上时，有评估其书法价格为每平方尺上千元。落马后，某拍卖行曾通过网络拍卖一幅王有杰的书法作品，起拍价仅30元，但无人问津。

南宁市委原书记 落马次日书法被撕碎

另有广西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曾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年轻的党委常委，去年涉嫌受贿罪被逮捕。余远辉喜欢书法，他的字迹曾挂遍南宁众多楼堂馆所。据报道，余远辉曾经花几十万从广西河池买来一块大石头，放在区党委办公厅楼前，上面刻着他的题字。余远辉调任南宁市委书记后，新任区委秘书长上任不到两周，就把大石头上的字磨平，搬至角落。而当地一家宾馆内的多幅余远辉书法作品，也在余落马次日被服务员们撕碎。

聂党权水平一般 慈善拍卖被拍至上万另一位被暂停书法家协会会籍的肖鹏曾是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正厅级)，去年其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肖鹏爱好书法，常在过年过节给员工写春联，媒体称有人“投其所好”，对他进行“腐蚀”。聂党权为广东省江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于去年10月被查。广东媒体报道称，聂党权曾为江门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他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练习书法，真的非常热爱。书法界人士认为，聂党权的水平在广东省领导级别中写得很不错，但是从专业级别不值一提。在多个慈善活动中，聂党权的书法被拍卖至上万元，其中价格最高的一幅为6.2万元。声音：“不反对有才能的官员进协会”

2013年，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换届，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委员会委员遆高亮当时曾当选副秘书长，而后辞去了这一职务。他曾接受采访表示，当时新当选的18位副主席中，有9个人连中国书协会员都不是，还有五六个是通过非参展途径加入中国书协的。

遆高亮在接受采访时，对于中国书法家协会将落马官员开除的决定，他感到“有点晚了”。“像陈绍基，出事已经四五年，我们才做出这样的决定，有点晚了、麻痹，按说这么大的官员出事，当时就应当有反应。”

对于这些被开除的成员，遆高亮表示大部分不认识，不太了解他们的作品。他曾粗略看过几位的书法，感觉“不咋样”，比如陈绍基的作品就比较一般。

据报道，陈绍基为了广东书协的职务花了1000万。遆高亮表示，有没有领导职务对于书法的价格是有影响的，一些没有实力的官员进入书法协会并成为领导，应该花了不少钱，具体数目他不清楚。“很多人的心思是花点钱，当了主席和副主席，通过卖字就赚回来了。”遆高亮说，很多人大张旗鼓地卖字，认为卖字就是通过劳动换钱，没有错，而且卖字赚钱很快，又有保护性，为谁卖字、赚多少钱，这些不好查，不好追究责任。

遆高亮并不反对真正有书法才能的官员进入书法家协会。“官员从古到今都有写得很好的，我们反对一些写得乱七八糟的、通过关系的进到书协。”遆高亮认为，书协应当严格按照规定审查会员资格，“不要弄进来再开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