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把手腐败形态多样
一把手腐败形态多样
财产公示让“来源不明”曝光
根据聂辉华的研究,目前“一把手”腐败形态主要包括用人腐败、项目腐败、在职消费腐败以及隐性腐败。
“治理„一把手‟腐败,首要任务是治理用人腐败。”聂辉华分析说,用人腐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买官卖官。“一把手”在用人方面权力太大,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在聂辉华看来,治理项目腐败,关键是及时公开招投标信息和结果。他向记者介绍说,近年来,交通、土地、建设等部门成为腐败的高发领域。据不完全统计,从1996年至2005年的10年间,全国有13个省市交通厅(局)的26名厅局级干部因经济问题被查处。“权力大、金额高、难监督,是这些领域出现腐败的原因。”
长期以来,“三公”腐败被视为“一把手”在职消费腐败的主要形式。报告认为,目前,“三公”腐败存在的账目太宽泛、术语太专业等问题,不仅人大代表难以通过法律程序进行监督,普通百姓更是“如看天书”,更谈不上有效监督。
“治理„三公‟腐败,关键是公开财政收支细目,细到每一台电脑花了多少钱。”聂辉华认为,公布“三公”经费对于减少政府官员在职消费,遏制部门“一把手”的在职消费腐败,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中央政府应该发布“三公”经费具体规定,包括统计口径、公布的细目、查询的方法以及事后监督程序,并且中央政府应该带头公布“三公”经费的细目。
受访专家指出,除了用人腐败、项目腐败、在职消费腐败,还有很多隐性腐败非常普遍,并且难以通过正常途径进行查处。例如,逢年过节的礼金一定程度上属于中国式人情往来的风俗,但又往往跟腐败有关。因为这类非常私密的往来难以取证、估值,甚至难以界定为“腐败”行为,造成常规的监督渠道难以奏效。
“唯有通过公示财产,才能让这些„来源不明‟的收入曝光,从而进行惩处。”聂辉华说,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官员财产公示被认为是反腐败最有效的措施。
第二篇:“一把手”腐败:原因与防治
“一把手”腐败:原因与防治
于学强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聊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 山东聊城 252059)[提要]长期以来,对“一把手”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一直是个焦点、难点甚至是盲点问题。导致“一把手”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基于“一把手”自身素养方面的主观因素,也有基于权力的膨胀性与对“一把手”监控不力等客观因素。防治“一把手”腐败问题,重在防。为此,既要合理分解和配置“一把手”的权力,又要加大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下级对上级的监管力度,加大群众监控,通过推进信息公开为媒体与群众监督提供条件。
[关键词]一把手;腐败;原因;治理
“一把手”指的是在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班子中担负主要责任的领导干部。在领导班子和全局工作中“一把手”居于核心地位,起着重要作用,是第一责任人。长期以来,对“一把手”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一直是个焦点、难点甚至是盲点问题。从2009年查处的贪腐案件来看,目前最重要的趋势是“一把手”成为贪污腐败渎职犯罪的重灾区,一些资料数据显示,[1]“一把手”犯案比例超过50%。基于此,分析“一把手”腐败原因,探讨解决策略相当重要。
一、“一把手”腐败的原因分析
导致“一把手”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基于“一把手”自身素养方面的主观因素,也有基于权力的膨胀性与对“一把手”监控不力等客观因素。深入剖析“一把手”腐败的原因,既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内因与外因的基本原理,也要结合特殊场景下的中国实际。
(一)导致“一把手”腐败的主体素养因素
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社会的政治腐败是由于当权者的行为腐败,而当权者的行为腐败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腐败,之所以出现思想腐败还是由于自身素养不高,无以驾驭利益诱惑下的膨胀的权力。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一把手”腐败,也是基于此。纵观“一把手”思想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公仆意识差。马克思曾针对巴黎公社的职员,提出过官员应是社会公仆的思想。而后,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老一辈革命家一直强调公仆精神。但是,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表明,在既往的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确保所有干部成为人民的或社会的公仆。“一把手”之所以变为腐败分子,主要是因为没有摆正公仆和主人的关系,把为人民谋取利益的权力变成为攫取私利的工具。正如邓小平所言,“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2](p332)二是官本位意识强。虽然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拥有近90年历史,执政60余年的大党,但官本位的封建意识、家长制作风从来都没有荡涤干净过。邓小平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2](p331)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一把手”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的私利,凡事都尊崇上级的等级观念,同时注重自己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苛求下级对上级的唯命是从,特别是不允许下级与民众监督自己。实践表明,死死抱守官本位思想,不将被监督培养成一种习惯是导致“一把手”腐败的重要原因。三是法制观念弱。很多“一 把手”腐败之前总是存在着侥幸心理、法不责众心理、随波逐流心理,认为自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所以才敢置党规国法不顾,归结原由还是法律意识薄弱。“重庆聂江桥垮塌案中负主要责任的原县委书记张开科在位时,工作人员找他学法律,他竟然说:‘学法,学法,学啥[3](P328)子法,我就是法。’”作不“一把手”对法律的漠视,自然是导致违法乱纪的重要的主观因素,而现实政治社会中法制执行力不足,违法乱纪惩治不力则使原本法制观念就淡薄的情况雪上加霜。四是理想信念淡。有些干部虽然身居高位,是某一层级的“一把手”,但他们理想信念淡薄,根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不信马列信鬼神,对社会主义不抱希望,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认为这些都是虚的,只有金钱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他拼命将自己手中的权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金钱。成克杰、胡长清、程维高等都是党政“一把手”,但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却早已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胡长清曾对对移居国外的儿子透露心迹说:“总
[4](P110)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由此,“一把手”的思想信念动摇,是其堕落成贪官的最根本也是最深层次的原因。
(二)导致“一把手”腐败的监督体制因素
“一把手”腐败某种意义上是由于“一把手”体制所致。在“一把手”体制下,权力相对集中,造成了对“一把手”监管的真空。从纵向上看,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上级不想监督。在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下,上级组织的监督对“一把手”是最有权威和最有实效的监督。但是,由于特殊的干部选拔任用关系,作为上级的领导对下级“一把手”多重使用、轻监控。上级不想监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上级领导担心挫伤“一把手”从事主要工作的积极性,于是对其“细枝末节” 的违纪行为不再关注,导致他们在腐败的深渊中越陷越深;有的上级领导对下级“一把手”也搞“感情投资”,予以适当“照顾”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有的上级领导与下属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生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更不愿为之冒险。二是同级不能监督。我国的监督机关一般是实行双重领导的体制,既受上级监督机关的领导,又受各自所属系统的同级党委和行政首长的领导,这就使专门监督机构在实际的运行中成为当地党委或政府的一个工作机关,其权力和经济来源都会受到监督对象的直接影响和制约,在客观上使两者形成为一种附属型的隶属关系,缺乏独立性进而造成在监督环节上的“弱监”、“虚监”和不敢监督的状态。目前,同级监督中普遍存在着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难于监督,事后基本不能监督的弊端。三是下级不敢监督。现有的政治体制之下,下级的政治命运实际上不是在其服务的民众手中,而是在上级领导手中。按“经济人”假设,追求利益所得是人的本性,下级监督上级的成本高、风险大。为此,他们往往是由于受制于乌纱帽的利害关系而敢怒不敢言,这在现实中时常表现为下级的沉默。从横上看,虽然我国的监督体系包括了党的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但各种监督之间的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监督主体缺乏明确而规范的监督标准以及便于操作的实施细则、配套措施等问题,执法监督机构相互配合不够的问题,各个监督机构各自为政且使具有互补功能的监督手段和权力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的问题,都制约了监督的质量,导致了无法真正发挥监督体系应有的整体功能和作用。所有监督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党务政务公开、“一把手”工作的透明性。但是,我国不少地方和单位存在着党务政务透明度不高,“一把手”工作神秘化的问题。所以,这些监督类型很好地配合 还有待于政治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在民主政治没有得到有效发展的前提下,民众监督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公民的举报也举步维艰,更使监督成效大打折扣。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上看,监督“一把手”难方面的最终原因还是由于“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目前,“一把手”在党委领导班子中处于核心地位,在行政领导班子中处于统帅地位,在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实施决策中处于指挥地位,这种情况模糊了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等不同职能的权力界限,破坏了权力结构的科学性,实质上否认了权力内部的必要分工与行使的规范化,使“一把手”的权力绝对化,很容易滋生腐败。邓小平在分析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并进行了批评后,也曾严肃地指出:“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2](p329)
(三)导致“一把手”腐败的管理体制因素
在现行的领导管理体制中,“一把手”的产生受制于上级,在其产生以后上级也非常“关爱”他们,但在具体的管理方面有时却鞭长莫及。而作为同级的领导成员中,“一把手”受的制约是非常小的。由此,在一级党政机关中,“一把手”拥有强势的人财物权,“一把手”负责制也使权力过分集中于主要领导人。这种权力过分集中于“一把手”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方式,使监督制度难于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权力的实际运行中,“一把手”负责制演变成为脱离民主集中制的家长制,进而形成了“‘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是没有真理”和“开支一支笔、用人一言堂、大权一把抓”的局面,其腐败正是由现行管理体制的这种缺失所造成的。一是“开支一支笔”。“一支笔审批”最大的制度缺失是对权力缺乏相应的制约和监督,使所有的计划、预算在权力者面前变成一纸空文和任意揉捏的橡皮泥。正是由此,从干部任免、工程招标到土地出让,从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到公费娱乐交际等,利用“一支笔”贪污腐败和中饱私囊的现象屡见不鲜。二是“用人一言堂”。全国人大代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授余敏辉指出,“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其根源是个别主要领导干部高[5]度集权。”说人事权是“一把手”手中最强势力的权力,“一把手”之所以缺乏监督从某种意义上在于他手中拥有人事权,掌管着下级的政治命运。在“一把手”说了算的氛围中,用人大权的独揽导致了权力寻租的现象。“一把手”在选人用人的过程中,不是按规则办事,而是违反组织程序进行专权、擅权,其个人意志常常由于没有压力和牵制而轻易地进入到权力运行的过程,以致任人唯亲或在选人用人中违法违纪的合法化。目前,有些地方政治社会出现的“一朝天子一朝臣”,都是“用人一言堂”所致。三是“大权一把抓”。有些“一把手”喜好大权独揽,在权力占有方面有着强烈的欲望,好像大权独揽才能显得有地位、有权力、有威信。现实政治生活中,无论是对“一把手”决策方面的个人主义、长官意志,还是对他们在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方面的为所欲为、独断专行,都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与责任追究,这进一步助长了“一把手”独断专行的作风,导致“一把手”最终走向腐败。
二、“一把手”腐败的防治策略
防治“一把手”腐败问题,重在防。因为“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减少腐败交易发生以前潜在的机会和受贿动机,而不是一味强化事后惩治。”[5](P7)若要遏制腐败于既成,不仅要加大教 育力度,惩治力度,还要加大监管力度。针对中国现实中的突出问题,如何分解“一把手”的权力,推进监督体系建设最为关键。
(一)合理分解配置“一把手”权力
鉴于“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缺陷,我们必须注重从体制上解决“一把手”责任无限和权力无边的状况,对其权力要进行科学的分解配置和制衡。为此可试行权力分治,对“一把手”的权力首先分清哪些是决策权、哪些是执行权、哪些是监督权,党内应分设党委会、执委会和监委会,将三种权力适当分解,在权力的构架上达到彼此大致的平衡。黄百炼认为要解决“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就要正确发挥“一把手”的决策作用,从决策权力的分解和制约、程序的规范、方式的变革、失误的追究等方面来完善和建构系统的、科学的、民主的决策机制,推进正确的集中。同时,必须对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建立完善的权力运用规范、控制和制约体系,使“一把手”权力在运作过程中始终成为谋取公共利益服务的工具而不变质。现阶段,我国要实现“一把手”权力配置的规范化,需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坚持依法执政、依法从政的原则;实行权力的分散配置,防止少数机构或“一把手”过度集权和专权;正确赋予和及时剥夺“一把手”的权力;保持“一把手”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对称,使人民权利能够制约“一把手”权力。[7]在政治实践中,2003年6月,神木县委将各单位“一把手”的财务权力分由副职分管,一些重大决策权也进行合理分解,既提高了效率,也避免了“一把手”腐败问题。2004年1月雅安市雨城区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党代表们选举了党代会内设的监督委员会,使党代会的监督职能实质化、日常化,是对监督全委、党委、纪委和“一把手”的制度创新。中共中央党校的任铁缨教授曾在《人民论坛》撰文《监督“一把手”是预防腐败的关键》指出,应规范“一把手”权力运行的基本环节,在领导班子讨论决定问题时,实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同其他班子成员一样,只有一票的权利。这一票的权利之所以在有的时候被无限放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一把手”权力运行不规范。比如,在会议议题的确定上、在会议讨论的引导上、在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的选择上,“一把手”都有很大的操控权,可以设法让自己愿意通过的事项通过,让自己不愿意通过的事项被否决甚至根本拿不到会上讨论。要防止这种滥用权力,就得从“一把手”权力运行的具体环节入手,采取有效的监督措施。比如,在常委会议题的确定上,不能只由“一把手”说了算,可以规定只要有两名以上的常委同时提出,也必须列入会议议题。再比如,鉴于“一把手”的发言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应规定“一把手”“末位发言”制,禁止“一把手”以总结性发言代替表决。近年来浙江省余姚市在合理配置“一把手”权力方面,也进行了大胆探索,逐步形成了“一把手”“五个不直接分管”制度。当然,仅用一种方式明确其权力范围显然是不现实的,无论以哪一种方式来明确“一把手”的权力,关键是要使“一把手”权力特别是用人权与财物权的内容和边界都很清楚,这样对“一把手”开展监督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二)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
历史证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8](P12)方才休止”。为此,加大对权力的监督是避免权力腐败的重要举措,而对于“一把手”的有效监督主要来自于上级。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重点应抓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要加 强巡视制度建设。目前党政“一把手”一般由上级提名,在这种权力授受的框架内最有力的监督只能来自上级。巡视组受上级党组织委派,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不受任何其他机关或个人的干涉,并且巡视组下去后的所有经费自理,巡视人员对于被巡视地区、单位的“一把手”而言也是“生面孔”,是一种有效的体外监督。诚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巡视组是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内监督的措施之一。”[9]加强巡视建设,应关注以下五个主要方面:一要选好配强巡视干部,特别要选好巡视组长,保证抽调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作风形象好的优秀干部参加巡视;二要加强对巡视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认真研究相关激励机制,确保巡视人员的公正、清廉;三要把巡视置于党内监督的总体布局中把握,与其他监督制度有效结合,与各级党委、各个监督部门有效配合,保证监督工作的统一性、协调性,形成监督“一把手”合力;四要加大巡视次数与频率,使“一把手”经常有被监督的压力,不敢松懈,更不敢胡来;五要在扩大巡视力量的同时,加大巡视成果的运用,避免将巡视做成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二要加大对“一把手”责任追究的力度。在现行体制下,“一把手”权力越来越集中,要使其掌好权、用好权,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要加大责任追究的力度。如果“一把手”在决策时搞“一言堂”,选人用人时搞暗箱操作、任人唯亲,在干部管理上放任甚至纵容干部违法违纪,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的责任追究条规,散见在各个文件中,应该整合,专门出台一个针对“一把手”的责任追究制度。这个制度要细,更要具备可操作性,做到有责必究,防止出现能上不能下、易地做官现象。这样,就迫使“一把手”在决策时能发扬民主,三思而后行,尽量做到科学决策。也促使他们在用人上多听听不同方面的意见,对下属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出了问题就能及时发现和处理,而不致于带病提拔。
(三)推进监督“一把手”体系
目前,专门监督机关、监督部门与民众监督职能发挥不力、协调配合不够,对“一把手”监督缺乏针对性,没有形成有效预防“一把手”腐败的监督体系,是导致“一把手”腐败的体制因素。为此,必须推进监督“一把手”体系建设工程。一是加强专门机关监督的力度。以权制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不仅西方三权分立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列宁也曾经设想党代会产生监委会与执委会,以加强以权制权的力度。目前,推进以权制权应改变现有的纪检监察工作机制,由双重领导变为垂直领导。虽然纪委从党章的规定上有权监督同级党委和“一把手”,但实际上很难做到,由于实行双重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受同级“一把手”的制约很大。实行垂直领导后,纪检监察机关可放手开展工作,“一把手”的行为就会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同时,应结合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官员财产申报方面的规定,加强对“一把手”的经济责任审计,尤其要对“一把手”的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加强监督力度,对负有经济责任的“一把手”,进行任期内和晋升、调任、转任、退休、辞职等离任前的经济责任审计,发现问题及时按程序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并把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开,一方面对“一把手”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促其整改,另一方面促使审计部门公平公正地开展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二是推进同级监督。同级监督,领导班子之间的监督是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实施有力监督的重要途径。但是,当前在有些班子内部,缺乏必要的监督,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则掩盖矛盾和问题。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同级班子成员特别是“班长”,一定 要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讲真理不讲面子;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班子成员既要自觉维护“一把手”、尊重“一把手”,又要大胆监督“一把手”。作为“一把手”,既要勇于监督班子成员,又要自觉接受班子成员的监督。三是推进信息公开,加大媒体与群众监督。扩大民主,公开“一把手”的公务活动、职权范围,逐步将监督延伸到干部工作的八小时以外,让广大民众知晓监督的内容,是发挥其有效监督作用的前提。“在政治领
[10](P72)域中民主越广泛,公众监督的机会就越多,抑制腐败滋生、蔓延的政治压力就越大。”从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发现案件的情况看,公众监督仍是重要渠道。引导公众监督,关键是要加大对其保护力度,这一点可以学习美国等国家的有益做法。①要关注网络监督,正确运用其监督主体虚拟化的实际,合理规范与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另外,还要加大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新闻宣传与舆论监督的力度,特别应对国家新颁布的约束性文件、规范性文件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信息的开放性。比如,当前通过加大对《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宣传,让民众更多的了解“8个禁止”“52个不准”,更好地监督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特别是“一把手”的从政行为。
另外,有效治理“一把手”腐败,离不开提高“一把手”的实际素养,监督作为外力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为此,黄百炼指出要通过建立对“一把手”培训的专门管理体制,加强和改进培训的方式、方法,建立健全“一把手”参加培训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一把手”任职资格认证制度[7]等方面工作提高“一把手”的内在素养,防止腐败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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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山东省聊城市文化路34号聊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252059)电话:06358238309(办),06358539505(宅),***。邮箱:yuxueqiang@lcu.edu.cn ①美国对检举人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依法责成打击报复的领导人停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2.雇主不能解雇有检举行为的雇员,也不能为他们创设不安全的工作环境和条件;3.有检举行为的雇员有权对不合更年 工作安排提起诉讼。参见梁国庆主编《中外反腐实用全书》,新华出版社会1994年1月版,第124页。
第三篇:郎咸平:中国式腐败的三种形态
郎咸平:中国式腐败的三种形态 2015-05-15 10:51:35 本文摘自《郎咸平说:改革如何再出发》 中国式腐败形态之一:支出式腐败
什么叫支出式腐败?就是官员透过支出进行腐败,也就是说当政府搞支出的时候,比如说4万亿,就是贪腐的大好时机。4万亿之后,通过政府的支出上下其手,进而从中贪腐的行为更加普遍。这个现象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面也谈到过。
1740年以前,法国的总督大概有30多个,他们只负责两件事:第一是抽税,第二是维持治安。之后法国开始进行大量的公共建设,总督们到处修道路、修运河,开支一直在增加,因此整个政府可以说是债台高筑。到了1789年,政府的债务高达45亿里佛,每一年的利息支出就是3亿里佛,里佛是当时的货币名称。你们猜一下,当时法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只有5亿里佛,负债是财政收入的900%。而且仅仅是支付利息就得用去财政收入的60%,那只剩下40%,也就是2亿里佛,我请问你这还能干什么事?钱根本不够啊。因此财政不堪负荷,逼得政府不得不继续借债,导致债台高筑。更严重的是,就是这种透支造成当时法国官僚的普遍腐败。
那么,中国的情况呢?推出4万亿之后我们发现,以2012年为例,我们的各种负债加在一起是68万亿,而政府的收入呢?是11.2万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负债比例高达607%,跟法国当时的900%已经很接近了。因此这么大的支出是靠负债来支撑的,而且也使得官员有了贪腐的机会。我们就以刘志军跟蒋洁敏为例,看看他们如何透过支出来进行腐败。
第一种方法,是刘志军用的中间人形式。刘志军任铁道部部长8年期间,建了7000多公里的高铁,总支出3万亿。那他怎么做的呢?他有一个中间人丁书苗,这个人是条女汉子,也没读过什么书,大字可能认识不到两百个,但她却能搞定官员。据说她去刘志军办公室的时候,二话不说,先抹桌子、打扫,后来才渐渐受到刘志军的重用。那她做什么工作呢?给刘志军当中间人。2007—2010年丁书苗先后帮助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铁十局、十三局、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等23家大型国企和央企中标了50多个铁路工程项目,涉案金额高达1788亿,丁书苗从中获利37亿。
第二种方法,就是蒋洁敏用的安插亲信的形式。中石油有三大块最肥的业务,也是三大重点腐败部门,蒋洁敏提拔自己的亲信直接控制了其中的两个。第一块石油勘探,石油勘探支出以2012年为例是7749亿,占中石油总收入的1/3,由蒋洁敏的亲信、总地质师王道富负责;第二块是海外投资与收购,海外投资总金额是多少,我们没有查到,但是海外收购这八年来是2140亿,也是由蒋洁敏的亲信、副总经理李华林负责;第三块是设备采购,设备采购2012年大概是1.4万亿,这个金额非常庞大,不知道会有多少官员上下其手从中渔利。
也就是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支出式腐败,在今天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确实让人极度担忧,只有痛下杀手,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这类腐败的蔓延。中国式腐败形态之二:审批式腐败 第二种腐败叫作审批式腐败,《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也谈到审批式的腐败。什么意思呢,我给各位做一个解释。法国大革命前三四十年,总督全面接替贵族和教会对地方的统治,出现了所谓的审批制度。就是政府什么都要管,哪怕是在一个偏远省份建一个小小的乞丐收容所也要中央派来总监亲自监督这些开支、制定规章,甚至参与选址。办一个乞丐收容所,总监竟然要知道乞丐的姓名,甚至乞丐进出的准确时间。一个小镇子要翻修一下自己的教堂,也要中央政府的批准,光是审批的过程就要一年多。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托克维尔感慨:政府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按照这个审批制度,所有项目不管大小都要批,政府官员就从中渔利,得到贿赂款。
在中国,这种审批式的腐败也发生了,以原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为代表。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什么项目都要发改委批准,这个环节的腐败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无论中石油的海外项目、铁道部的千亿工程,还是地方政府建设一个小小的发电厂,都需要发改委批准。刘铁男就在审批环节上下其手,不行贿就不给你批条子。
举例来说,2003年湖南常德要启动一个电厂项目,必须要有刘铁男签字的路条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由于地方办事人员不懂规矩,刘铁男就是不批。
后来几经周折,一直到9年之后的2012年,才终于拿到路条。
但是各位朋友,你以为拿到路条就可以了吗?错了,拿到路条项目才刚刚开始,后续的工作更多,比如:机组选型、工程建设方案、外部建设条件、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开展土地、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电厂接入系统、银行贷款等前期工作;并取得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国家电网公司和银行等相关单位的支持性文件。这每一个文件都要相关领导签字,都要审批,业内人士估计,整个审批链条加在一起耗费2000万,其中的腐败可想而知。中国式腐败形态之三:卖官鬻爵
第三种腐败就是卖官鬻爵。《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面谈到,法国国王们最开始是卖贵族头衔来创造收入。因为在法国贵族是有免税权的,这些中产阶级们权衡一下发现,花钱买爵位很划算,因为得到贵族头衔之后不但能得到社会的尊敬,更重要的是自己不用缴税。但是法国国王通常都是不讲道义的,授予你贵族头衔之后随时都可以取消。举个例子,法王路易十四一口气把过去92年所卖的贵族全部都取消了,然后让他们重新交钱;又过了80年,路易十五又重新干这个事;路易十六呢,取消10万个官员职位,然后再让他们交钱买官。买贵族和买官的好处太大了,买贵族可以免税,买官就可以贪污。但是法国的官员名额不够怎么办?有人甚至会开动脑筋帮助政府发明新职位,然后自己交钱去当这个官。按照书上所讲的,当时法国一个中等城市大概只需要10个法官,但最后竟发展到109个法官以及126个传令官,卖官的钱全部到了法国政府手中。
类似的问题在我国清朝也有,当进入了清中期之后清政府也开始卖官,卖的是荣誉性的官职,像道台等,但是不补实缺,没有真正的实权,如像总督、巡抚这类要职是不可能卖的。而且,卖官的钱也直接进入国库,而不是进入个人口袋。所以比较起来,清政府在卖官上的腐败还算较轻。但现在的中国呢?这种卖官鬻爵的现象是不是比当时的大清王朝、法国严重,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些卖官的钱都统统直接到了官员的口袋当中,而不是政府手中。
再以刘志军为例,他8年内亲手“提拔”出来1500个局级干部,目前铁道部(2013年3月撤销铁道部,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有2000个局级干部,几乎全部是刘志军的嫡系。举一个例子,1997年刘志军收了82万元的贿赂,提拔何洪达担任哈尔滨铁道局局长,2004年又提拔他当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从1997年到2004年这7年,何洪达利用职位,光是协助他人升迁的受贿就折合人民币1452万。我们计算发现,买官的回报率特别高,年回报率高达150%!而且这笔款不是像法国跟清政府一样去了国库,而是去了个人腰包。刘志军神通广大到什么地步呢,不但可以卖铁道部的官,还可以卖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的官。比如说,2002年到2003年期间他收了天津铁路局局长51万贿赂款,然后帮他搞了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同时他又收了82万,替北京铁路局局长搞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位子。坦白讲这个50几万、80几万在今天看来根本不算钱,但就是为了这么一点小钱,就把我们国家的荣誉给卖了,你还不能认识到情况的严重吗。地方官员的卖官甚至比刘志军更疯狂。2013年7月份爆发了一个腐败大案,广东茂名市的市委书记罗荫国,这个人更厉害,直接挂牌拍卖官职,价高者得。要让刘志军提拔你,你还得登门拜访,拉好关系,成为他的嫡系才敢收你的钱,然后提拔你做官,因此还有这么一点官场过场要走一走。而罗荫国干脆直接挂牌拍卖,最后查出来303个官员都和他有关。价码多少呢,科级干部20万,处级干部200万,副厅级、副局级干部1000万,他自己的位置差不多1个亿。最后查出来他贪污了7000万,其实我看远远不止,因为很多钱还不一定查得到。罗荫国拍卖官位这种事情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例,确实让人触目惊心。
最后我们发现,当前中国社会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很相似,都处于历史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急剧增加。但是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王岐山确实是有先见之明,2012年就引导大家思考这个问题。直到最近国内发生了几起腐败大案,我们这些普通人才开始看到,原来中国的今天和那时候确实很像。在18世纪法国的三种腐败方式,第一支出式腐败,第二审批式腐败,第三卖官鬻爵,到了今天我们国家即便不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超乎想象的严重。这种现象不加以扼制,会使得这三大腐败现象成为制度化、系统化的腐败,那才是真正的可怕。如何不让这种个人事件演变成为系统性的贪污,才是政府该做的。
第四篇:一把手腐败犯罪警示录有感2
“一把手”腐败犯罪警示录心得体会
近期,大队组织全体民警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一把手”腐败犯罪警示录》。下面结合自身思想实际,谈谈我的学习心得体会。
一、要保持艰苦奋斗作风,时刻为群众利益着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人民警察,绝对不能让这些腐朽风气蔓延,自己更不能有这种思想,从我做起,做艰苦奋斗的表率。在实际工作中,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为他们着想,要有好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领导干部要做廉洁自律的表率,自律必须坚持自觉。廉洁自律就是构建内部防线,要自觉,就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一个人在工作、学习、生活上,无论是一帆风顺,还是坎坷不平,都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做到成绩面前不满足,失败面前不气馁,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要求。不要有攀比的思想,不要居功自傲,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自己的贡献和荣誉,要有不断进取的精神。
三、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我们正处于社会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日益加快,党的理论、思想也在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如果不注意学习,放松学习,就会迷失方向,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甚至不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自己犯了错误也不知道,这怎样领导开展工作?作为领导首先要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并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二是要加强对现代科技、管理、法律、警务等方面的学习,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领域,努力使自己成为理论研究的行家,吃透政策,用好政策。有了这些知识,才能进行警务管理制度的创新、信息化治警的创新。
总之,作为一名民警,代表了整个公安机关的形象,廉政勤政干实事是最基本的要求,自己身正了,就什么都敢管,什么歪风邪气都敢斗争,就会为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第五篇:“一把手”腐败犯罪警示录有感1
《“一把手”腐败犯罪警示录》心得体会
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一把手”腐败犯罪警示录》我深受感触。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将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不断反省自己,慎独、慎微、慎权、慎欲,做到自警、自省、自重、自律,居安思危,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通过警示教育,在今后工作中我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加强学习,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才能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不学习思想就无法进步,能力就无法提高,领导方法就无法改进。“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因此,在价值观上,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要时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则办事,既要讲贡献,也要讲回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断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从思想深处筑起党纪国法和道德意识防线。
二、要坚定信念,始终坚定共产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腐败分子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究其原因,就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少数领导干部在金钱、官位、名利的诱惑下,放弃了对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出现了“只讲实惠,不讲理想;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只讲钱财,不讲原则”等现象。
三、要以案为鉴,通过对“一把手”犯罪道路的过程、原
因及教训反思,得出了“三点警示”。警示一:党员领导干部背离党的宗旨必将导致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警示二:党员领导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在危害党的事业的同时,自己也必将遭到“身囚”之苦。警示三:法制观念淡薄,待人处事上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性和纯洁性,必然导致行政行为的畸形,最终葬送身家性命。
四、要以身作则,作好表率。党的光辉形象靠党员的共同努力来增彩,党的利益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维护。我将以此警示教育片警示自己:防微杜渐、警钟长鸣,牢牢树立执政为民,做到常思贪欲之祸,常除非分之想,常修为官为德,常记公仆本色,真正做到上不负党,下不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