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若干问题评析

第一篇：《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若干问题评析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若干问题评析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发布，对于指导上市公司完善其治理结构提供了一个标准和示范，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立足于《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内容，对其中几个首次明确提出的制度和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24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股东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鼓励股东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赔偿。

这一条文是对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两种制度的规定。所谓股东直接诉讼，是指股东单纯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基于股份所有人的地位向公司或者其他人提起的诉讼。股东代表诉讼则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公司却怠于起诉时，公司的股东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所获赔偿归于公司的一种诉讼形态。股东代表诉讼与股东直接诉讼具有显著的不同：（1）两种诉讼的目的不同。股东代表诉讼旨在恢复公司所应享有的利益；股东直接诉讼则是单纯实现股东自身利益的救济。（2）两种诉讼的行使方式不同。股东代表诉讼中原告股东仅仅具有形式上的诉权，而实质意义上的诉权归属于公司，即形式意义上的诉权与实质意义上的诉权是分离的；在股东直接诉讼中，形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质意义上的诉权是合一的。（3）诉讼利益的归属不同。股东代表诉讼尽管是由股东主张的，但是其胜诉利益归于公司；股东直接诉讼的胜诉利益归于股东个人。本条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股东有权以诉讼方式要求赔偿损失，这是对股东直接诉讼的体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股东有权以诉讼方式要求赔偿损失，这是对股东代表诉讼的体现。

应当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是我国首次对股东代表诉讼提出明确的规范。有学者认为《公司法》第111条实际上已经对股东代表诉讼有所涉及，但笔者认为不然。《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从条文表述上考察，本条的诉因是股东利益受到侵害，而不是公司利益受损；诉讼仅仅限定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违法的情形，而代表诉讼则往往是针对董事、经理、控股股东违反其忠实义务、注意义务或者第三人对公司利益损害的情形。因此，《公司法》第111条实际上仅仅是对股东直接诉讼的规范，而没有体现股东代表诉讼的内容。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往往是损害公司利益的董事、监事、经理以及控股股东等，因此股东代表诉讼实际上体现了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对于公司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和控股股东的一种制衡；其次，股东代表诉讼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一项制度，因为公司是由股东出资组建的，从本质上说，公司利益受损也就意味着股东利益受损，尤其是对中小股东而言，所以公司利益的回复无疑也是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障。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及其控制下的公司经营管理层的权力极度膨胀，导入股东代表诉讼就显得更有意义。

尽管《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已经明确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但是仅仅一个条文的描述，显得十分粗略，缺少相应的操作程序的设计，股东代表诉讼只能是流于形式。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借鉴海外的先进立法，尽早出台有关的规范，对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诉讼地位、前置程序、诉讼费用担保等具体问题作出详细的规范，这样才能使制

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价值。

累积投票制度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29条规定，在董事的选举过程中，应充分反映中小股东的意见，股东大会在董事选举中可以采用累积投票制度。采用累积投票制度的公司应在公司章程里规定该制度的实施细则。

累积投票制度是股东的一种投票方式，依照这一方式，一个股东在选举董事时可以投的总票数，等于他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待选董事人数。股东可以将其总票数投给少于待选董事总数，而集中投给一个或几个董事候选人。与此相对应的方式称为直接投票制度，即每个股东对每个董事候选人可以投的总票数等于其股份数。在采取直接投票制度进行董事选举时，如果依照简单多数决原则，那么持有50%以上的大股东就可以完全操纵每次的董事会人选，这显然对中小股东不利。而如果采用累积投票制度，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股东的操纵行为，中小股东也有机会推选自己满意的董事。例如，在一次董事选举中，欲选举董事8名，参加投票的股东人数为101人，股份总数为20000股，其中控股股东1人即持有股份总数的60%，即12000股，而100名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之和仅为8000股。如果在直接投票制度下，由于董事选举是分别投票表决的，故控股股东可以基于其表决权的绝对优势，尽数选举出其满意的董事；而在累积投票制度下，参加选举的表决权数为20000×8=160000，其中控股股东为96000张选票，中小股东合计为64000张选票，此时，如果控股股东依然将选票平均的投给8名董事，则每名董事仅有12000张选票，而如果中小股东采取一致立场，将其选票集中于5名董事，则可以保证有5名董事当选。

在国外，关于累积投票制度的立法例有两种，一种是强制主义，一种是许可主义。强制主义是在公司法规中明确规定董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度，许可主义则是允许公司在章程中自由决定是否采用累积投票制度。从《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规定来看，使用了“可以”一词，应当理解为是许可主义的立法模式，即允许公司自由对是否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择，如果采用则须在公司章程中予以体现和细化。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似有不妥。既然累积投票制是对控股股东表决权优势的一种限制，因而累积投票制度的采用应当为控股股东所不愿。章程的通过是由股东大会表决决议的，而在我国目前的股权结构下，许多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具有表决权的绝对优势，基于此，控股股东极有可能在章程表决时否决对累积投票制的采用，从而使该制度难以得到体现。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在导入累积投票制度时，应当采取强制主义的立法模式。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董事责任保险是指董事的业务行为给公司或第三者造成损害，依法应由董事个人负责赔偿的赔偿金以及诉讼费用只要是在保险范围之内的话，由保险公司来支付的一种保险制度。这种保险制度在美国、日本、英国等许多国家已经被广泛推广和利用，成为保障企业正常发展的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

以美国为例，所有州的公司法均规定公司具有购买董事保险的权利。示范公司法第57条也规定，公司对于公司董事、一般工作人员因其资格、地位、主张所产生的责任，不管公司是否对此责任进行补偿，都有购买保险、维持保险状况的权利。纽约州的公司法不但承认公司具有购买保险的权利，而且对保险的内容也作出了规定。

我国公司法第63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第118条规定，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应当对公司负赔偿责任。这是我国对董事赔偿责任的规定。但是，如果缺少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一旦面临巨额赔偿，董事个人的财产能力

将不堪承受。这也是我国目前弱化董事责任追究机制的原因之一。因此，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对于确保董事的赔偿能力，乃至强化董事民事责任的追究机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53条规定：“公司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可以为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这是我国首次对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明确导入，尽管条文仍然显得简陋、粗略，但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与此同时，实践中也有了这方面的尝试，平安保险公司与深圳万科公司签下了我国的第一份董事责任保险，根据保险合同，如果深万科的董事及高级职员在履行其职责时发生了错误、疏忽行为，并导致500万元以内的经济赔偿时，平安保险公司予以赔付。虽然初期的探索必然会面对一些障碍与难题，但随着经验的逐步积累，我们将对其进一步完善。目前法律界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尽快细化对董事责任保险的规定，对一些具体的制度作出设计，从而在操作上具有可行性。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护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五章专章对利益相关者合法权利的保障作出了规定，从这些条文来看，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法定权利应当得到尊重（第74条），公司和董事会应该认识到维护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并与其充分合作，共同推动公司健康、持续地发展（第76条）；第二，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获取权和接受赔偿权（第75、77条）；第三，促进职工积极参与公司的管理（第78条）；第四，强化公司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第79条）。

关于利益相关者，传统的定义包括所有受公司活动影响或者影响公司活动的自然人或社会团体。后来，这一宽泛的开拓性定义获得了进一步的完善。美国学者克拉克森对公司利益相关者所下的定义是：对于公司及其过去、现在或未来的活动享有或者主张所有权、权利或者利益的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一般来说，利益相关者包括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直接利益相关者有股东、债权人、经营者、职工、客户、供应商等；间接利益相关者有社区、新闻媒介、社会团体、政府等。

从世界各国来看，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障的重视越来越普遍。如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公司治理声明》认为，对公司而言，善待员工、优质服务于消费者、鼓励供应商长期合作、偿还债务并拥有良好的社会责任声誉都是股东长期利益所在„„为了股东的长期利益的运营公司，管理层和董事必须考虑公司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事实上，美国一些州已经颁布法令特别授权董事要考虑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如康涅狄克州《普通公司法》第33-313（e）条要求董事会既要考虑公司雇员、顾客、债权人、供应商、社区及社会性考虑的利益，也要考虑公司及其股东的长期和近期利益，包括这些利益通过公司的持续性独立而获得最佳实现的可能性。《韩国公司治理最佳实务准则》对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监督管理做出了细致、明确的规定。日本、英联邦国家的公司治理原则也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障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可见，利益相关者逐渐成为成熟、有效的公司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实践中，由于股本结构的先天性缺陷，一股独大使得公司董事及董事会都操纵控股股东手中，并且也使目前的监督机制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这种现状不仅使得公司的中小股东利益可能受到侵害，债权人、职工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难以获得良好的保障。正是基于此，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障不仅仅体现为对股东、债权人、公司职工等利益主体的关注，而且通过赋予利益相关者更多的权利，还可以形成一种良好的监督机制，从而实现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笔者认为，在总结一段时期的经验之后，应当将其中的一些制度进一步细化、修正之后纳入到公司立法中，而不应将其仅仅停留在准则的层面，强制性的效力要求可以使这些制度的功能

价值得到更加有效的发挥，也将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产生更加深入的影响。文/宣伟华 李辰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第二篇：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cn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研究

作者：张 鑫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7年第06期

[摘要]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显得日益重要。文章我国目前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论述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必要性。

[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资本结构；激励机制

[作者简介]张鑫，湖南大学会计学院2005级会计学研究生，湖南 长沙，410079

[中图分类号]F830.9

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723(2007)06—0069—000

2在我国，公司治理引进的时间不算长，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比较有限，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涵的解释也没有一致的观点。笔者比较赞同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观点：“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

股份公司最早诞生于西方国家。我国借鉴这一企业组织形式是因为其内部管理结构的优越性，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都是比较完善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相互制约，是公司内部各经济主体及其权利处于分离和整合状态中，保持有效的联系，达到各方利益的均衡、规范和高效运行。然而最近几年，我国一些知名公司纷纷暴露出高级管理人员滥用权力的问题，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为什么这种从西方借鉴来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在中国不灵了呢?究其原因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众多问题。

一、股权结构不合理

在我国股权结构中，以国家股和法人股等非流通股为主，尤以国家股比重最大，股权结构不合理。持有流通股的广大股东承担着由公司的经营业绩好坏引起股价波动的市场风险，却很难作为股东行使到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而持有国家股、法人股的股东独揽公司大权却不必承担股票市场的风险。这显然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

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股权集中或分散的程度，即持股比例的数量，而且更取决于股东的特性，即持股比例的质量。从股东的身份来看，股东有明确的和非明确的之分，其中，身份明确的股东有个人股东和法人股东两种。这三种不同特性的股东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而言，个人股东是自然人，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对经营者行为进行监督的动力，但是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股东人数的增多，个人股东对公司的关心程度和治理能力便将大为减弱，或是采取“搭便车”的行为来减少其治理成本，或是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制约经营者的行为。法人股东与个人股东不同，对公司的治理能力较强，对公司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稳定作用，但是如果法人持股比例过大，使股票过于稳定，也会影响公司的经营效率。股东身份不明确，即“所有者缺位”，就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的治理均是无效的。

二、资本结构不合理

资本结构一般是指企业长期资金来源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它同公司治理结构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形成要以有效的资本结构为前提。这是因为股东和债权人在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上均有所差异，即当企业有偿债能力时，股东就是企业的所有者，拥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而债权人则是合同收益的要求者；反之，当企业偿债能力不足时，这两种权力便转移到债权人的手中。相比之下，后一种情况比前一种情况对经营者更加残酷，因为经营者在债权人控制下比在股东控制下更容易丢掉饭碗。当然，债务的这种激励与约束作用要以破产机制的有效运作为主要前提，因为债权人对企业的控制通常是通过受法律保护的破产程序来进行的。

我国尽管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降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整体上看，目前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仍然偏高。据有关资料表明，大约为60％，而且这种高负债又是和低效益相联系的；筹资具有“发行股票(或主权资本)—举债一自有资金”这一顺序性。形成这两个特点的原因主要有：(1)目前国有企业效益普遍低下，靠自有资金来筹资几乎是不可能的；(2)我国金融体制的限制，企业难以采取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再加之银行自身已处于高不良债权的风险区，对企业贷款十分谨慎；(3)目前国有企业负债大都处在高风险区，如果再通过此渠道筹资，便会使资本结构更加恶化；(4)经营者不愿承担债务违约和企业破产的风险；(5)股东监督和要求偏弱。这些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表明，在我国由于破产机制难以运行，负债对经营者没有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而公司在保持自身合理的资本结构上显得无能为力。

三、董事会结构不合理

调查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董事会完全由执行董事组成的占22.1％，董事会中执行董事在一半以上的占78.2％。董事会中内部董事占绝大多数，董事会结构不合理导致权力失衡。我国多数上市公司中国家股占控股地位，自然代表国家的董事在董事会中占优势，而代表法人股、社会公众股的董事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票数上的劣势，这就使得董事会的投票决策机制形同虚设，出现了公司治理上的“无效区”。董事会通过聘任符合自己利益的公司经理阶层，达到

层层控制公司的目的。目前我国多数国有企业的董事、经理还是由控股股东委派而来，其代表股东行使的权利过大，甚至出现了不少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情况。有调查表明，在我国的530多家上市公司中，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任的公司有253家，占样本总数的47.7％。总经理取代了董事会的部分职权，将董事会架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评价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内部控制人”，使得公司治理中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全丧失效力。这样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也损害了大股东自身的利益。

四、缺乏对经营者有效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

经营者对公司的生存与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经营者，便有什么样的企业。因此，建立良好的经营者激励机制，最大限度调动其积极性是非常必要的。有专家认为，一个人要是没有受到激励，仅能发挥其能力的20％一30％；如果受到充分而正确的激励，则能发挥其能力的80％90％。这对企业经营者也不例外。企业能否经营得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素质、事业心和努力程度，而且企业家还要承担很大的经营风险，如果对他们没有合理的激励机制，就难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承担风险的意愿，很难经营好。而经营者激励机制的核心，是对经营者的报酬激励，因为经营者首先是一个“人”。所以，对经营者的报酬激励也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上市公司对高级管理者激励严重不足，大多数上市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投资主体不确定，加上目前政企和政资尚未完全分开，使政府对企业存在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和产权上的“超弱控制”。部分管理人员利用政府产权上的“超弱控制”形成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损坏股东利益，同时又利用政府在行政上的“超强控制”推卸经营上的责任，转嫁经营风险。

五、监事会的监督不到位

监事会与董事会并立，独立地行使对董事会、总经理、高级职员及整个公司管理的监督。但是事实上好像监事会并未行使好自己的权力，二十几年来上市公司接二连三发生的高管腐败案件，很少是由监事会揭发而暴露的。由其原因在于，尽管法律在形式上规定了监事和董事的地位相同，但实际上权力相差悬殊。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监事一般都是由原国有企业副职人员担任，大多由董事长提名，其福利和待遇主要掌握在董事长手中，所以监事会为什么没起到监督的作用了。

综上所述，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因素，完善目前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我国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世界范围来看，公司治理结构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世界银行行长吉姆·沃尔芬森曾经指出：“对世界经济而言，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将像健全的国家治理一样至关重要。”

第三篇：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现状问题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现状问题分析

董事会是介于股东与执行层之间的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环节。董事会运转良好，上市公司才可以顺利运转。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治理现状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董事会独立性不强，被大股东控制。连城国际理财顾问有限公司运用大量的数据和翔实的材料，对我国截止2008年4月30日以前公布年报的1135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现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析。对股权结构及各代表董事席位构成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基本上是第一大股东控制，很难体现中小股东的参与意识。董事会缺乏独立性。

公司的董事会理应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一些公司的董事会并没有严格执行“公司法”相关规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的任命与解聘也不通过股东大会来决定，董事会的任免多是上级任命或选举前与主管部门协商，并征得上级主管部门同意而产生。因此，在没有严格的法律及制度保障和约束下，董事会及董事的产生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丧失了独立性与积极性，于是董事会很难发生作用。

第二，独立董事形同虚设，未完全起到应发挥的作用。21世纪初，我国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而今，上市公司在独立董事的任命过程中，多数选择由董事长或上级主管部门聘任社会名流作为独立董事，而这些独立董事并不十分熟悉公司运作和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具备独立董事所必须具备的工作经验，致使其独立性和专业性不强，在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时服从于大股东和董事会的意志，对于平衡各股东之间的权利博弈没有任何助力。

第三，独立董事责权利不对等。独立董事最重要的特点是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关系与冲突。在被调查的上市公司中,81%的为固定的津贴,半数以上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年津贴在2-4万左右,另有31%的上市公司在4-6万之间。但是,如何确保独立董事在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经济利益关系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有足够的积极性和动力为公司出谋划策、监督公司的管理层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我国独立董事可以说是毫无压力的白拿这些津贴而对公司管理监督方面做出的贡献极少，责权利不对等，建议独立董事津贴与公司效益挂钩。

第四，董事会会议流于形式。首先表现在会议次数上，根据连城公司统计数据，1135家上市公司2001平均召开董事会会议6.09次，但其中竟有174家上市公司2001年内仅召开了1-3次董事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每至少召开两次以上会议，美国的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董事会应每月举行一次整日会议，并且每年都要举行一次2-3日的战略磋商会议。再次是会议内容，在这6.09次会议中，平均讨论通过经营战略决议3.85项、财务安排决议3.15项、人事变动决议2.64项、制度建设决议2.2项，显然，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关注和工作的重心在经营规划和财务安排上。与此同时，有91.37%的上市公司董事会还没有建立明确分工的专门委员会。在董事会出席率方面，1135家上市公司也仅仅只有91家公司的董事会是全体董事每次到会。

第三，中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运作陷于走走停停之中：董事会和监事会中的公司内部人员比例并没有下降。然而，法规要求的独立董事和职工监事比例维持稳定的同时，企业可以自主决策的非执行董事和外部监事比例有明显下降。这一变化趋势可能与整体 上市企业数量增加有关，以前来自母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和外部监事不再具有“非执行”和“外部”的身份。这样，将在未来有一个进一步增加非执行董事和外部监事的问题。但是另一发面，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构成出现“再内部化”的逆转，也表明如何让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所能享有的信息质量上做出更大的努力，而这与公司财务、审计以至整个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都紧密相关。

然而现状更另人堪忧。董事会会议次数和董事会会议出席率下降；监事会的会议平率和监事会成员列席董事会会议的比例也在下降——董事和监事的尽职程度并没有得到改进。

第四篇：关于上市公司治理自查报告

XX年3月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证监公司字【XX】28号《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随后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发布了《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XX]48号)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阶段有关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XX]57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发布了《关于做好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及相关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根据通知的要求和统一部署，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珠海中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对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进行自查，情况如下：

一、特别提示：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有待改进的问题

自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开展以来，本公司按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广东证监局对治理专项活动的要求进行了认真自查后认为，公司在治理上还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需要继续完善。

(一)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运作需要提高。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已于XX年初设立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于成立时间不长，故运作经验有待积累，水平尚需提高。

(二)公司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制订了一系列制度，并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需按照最新的法规要求，对公司制度进行增补完善。

(三)公司的激励机制不够。公司已建立了绩效考核机制，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并应考虑引入股权激励机制，以充分提高管理层的积极性。

(四)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创新不够。一直以来公司专注于主业的经营，为投资者带来稳健的回报，但作为上市公司，如何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仍需探索学习积极提高。

二、公司治理概况

公司自上市以来，能够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规范运作，在法人治理结构、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得到了监管部门和广大投资者的认同，其主要体现在：

(一)公司与大股东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分开。

(1)业务方面：公司具有独立的供、产、销系统，业务机构做到了分开设置，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

(2)人员方面：上市公司独立聘用员工，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做到完全独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公司工作并领取报酬，不存在双重任职;

(3)资产方面：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以及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等资产，所有权清晰;

(4)机构方面：公司机构设置是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要求及公司实际业务特点需要设置，独立于大股东，与大股东的内设机构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

(5)财务方面：公司设置独立的财务部门并配备相应的财务专职人员，根据上市公司有关会计制度的要求，建立了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实行严格的独立核算，独立进行财务决策，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依法独立纳税。

(二)“三会”制度健全,运作规范。

公司建立完善了“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作的系列制度，并按相关制度规范运作。

(1)关于股东与股东大会：公司能够确保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享有平等地位，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公司制订完善了股东大会的议事规则，严格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公司关联交易公平合理，表决时关联股东放弃表决权，并对定价依据予以充分披露。

(2)关于董事与董事会：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选聘程序选举董事;公司董事的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建设趋于合理化，董事会决策专业化、科学化;制订完善了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能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席董事会，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了解作为董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确保董事会的高效运作和科学决策。

(3)关于监事与监事会：公司监事会严格执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的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制订完善了监事会议事规则，监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

(三)信息披露公开、透明。

公司严格按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了信息披露，积极地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指定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工作，并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披露有关信息。

(四)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建立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并通过电话、网络及登门访谈等多种沟通方式与投资者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对投资者的咨询，公司有关部门及时、详尽地予以答复，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投资者的信息需求。

(五)内部控制制度比较完善。

公司基本建立和健全了内部管理制度，在公司章程和其他有关制度中，明确规定重大关联交易、对主要股东和关联方的担保，均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所有关联交易均须独立董事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均放弃表决权;对滥用股东权利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了相应规定，可有效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侵害公司利益。

三、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董事会下设委员会的运作需要加强。

XX年初，公司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设立了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专业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主任委员。但成立时间较晚，运作经验欠缺，需要提高委员会的专业运作水平，更好的达到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的。

(二)公司制度需进一步增补修订。

公司虽已按证监会、深交所有关规定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一系列公司制度，但公司还需按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广东证监局的最新规定的要求进一步地制定、完善公司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相关控制制度。

(三)公司激励机制还需完善。

公司在员工的考核、绩效挂钩、奖惩方面已制订了薪酬考核办法，对员工进行了奖惩挂钩，实施了绩效考核。但在激励方式和奖惩力度上还不够，仅靠目前的激励办法还不能够充分地调动公司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的积极性。因此，在如何进一步充分发挥公司管理层和骨干人员的积极性方面，公司还需探索新的办法，比如对公司的管理层和核心人员予以持股或实施期权、股权等激励机制等。

(四)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创新还不够。

公司自上市以来主要是以稳健经营来进行持续发展，在生产经营上，虽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但作为一家公众的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创新方面还做得不够。为求得更快的发展，公司应适当加快在资本市场的发展步伐，充分利用和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和功能，不断地把公司做大做强，为投资者创造更好的回报。

四、公司的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及责任人

针对上述自查存在的差距、问题和不足，公司拟定以下整改计划和措施。

(一)董事会将借鉴其他上市公司的成熟做法，并认真积累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的专业运作水平，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该项整改措施在XX年9月30日之前落实，由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负责。

(二)公司将按照规定制订公司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该项整改措施在XX年6月30日之前落实，由董事会秘书负责。

(三)在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上，公司将借鉴其它上市公司的成功经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处理好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适时地推出适合公司特点的激励机制，更好、更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该项整改措施在XX年底前力争展开前期工作，由公司董事长负责。

(三)在今后的工作中，公司将在抓好生产经营的同时，积极重视资本市场的巨大作用，及时了解和掌握资本市场的新政策、新动向，加强资本经营，促进实体产业的发展，不断地将公司做大做强。

该项整改措施在XX年落实，由公司董事会和公司经营管理层共同负责。

五、有特色的公司治理做法

(一)为确保公司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各项制度的要求规范运作，有效防范风险，在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外，专设审计部，直接向董事会汇报，定期对分、子公司进行专项审计，不定期地对公司人员和下属公司进行稽核、监督、检查，并对可能产生漏洞的环节进行专人负责监督整改。

(二)根据公司规模大、下属分子公司多、区域分布广等实际情况，设置五大管理区(华北、东北、西南西北、华东华中及华南)，配备区总经理、财务总监、生产技术总监及人事总监，加强对各分、子公司的监管指导。在内部管理上，为了强化财务监督，明确由公司财务部进行直线职能式垂直管理(包括财务人员的任免、调动、业务培训、考核等)。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公司通过一系列内控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有效地保障了公司的资产安全，及时地解决了生产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了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未来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此次治理专项活动为契机，增强公司董、监事及高管人员的规范意识，不断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搞好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积极提高公司质量，不断地将公司做大做强。

第五篇：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

提升公司治理有效性 助力上市公司转型升级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立印

近二十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体系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实践，不断建立健全和发展完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一系列法律法规体系不断细化完善的同时，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被动合规、流于形式、公司治理有效性不高等问题，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大力提高上市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中存在六大问题

(一)公司治理形式不断完善，但实质运行却“形似而神不至”。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一系列概念、理念、政策、法律、法规和规则大量借鉴了外国经验，是在监管机构的外生推动下自上而下强制导入并推行的。这种做法在我国新兴加转轨经济背景下，好处是规则清晰，强制性标准容易执行。但并未考虑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传统，也未考虑上市公司自身的行业特点、成长阶段和对股东、董事、经理之间权利分配的选择空间。实际运行中，往往存在千篇一律，重形式、轻内容、采取形式主义应对监管要求等现象，上市公司对公司治理缺乏自觉性、自发性和主动性。

(二)股权结构“一股独大”，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有待强化。我国主板上市公司绝大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一股独大的现象比较普遍；近年来的中小板和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中，大多由家族企业演变而来，因此也存在一股独大的问题。据统计，中小板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38.9%，前三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58.5%；创业板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34.7%，前三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55.4%。在一股独大的机制下，大股东的行为并未得到有效制衡，造成“国企像机关、民企像家庭”，特别是部分大股东利用控股优势地位，通过非市场化手段，直接介入上市公司的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违背诚信和忠实义务，通过不公允的关联交易、违规担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式直接或间接侵占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职能弱化，监督制衡机制有效性不足。我国的公司治理框架体系既借鉴了英美模式，引入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外部审计等治理机制，又借鉴了德日模式双层董事会制度，引入了监事会制度，形成了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并存的独特二元监督模式。但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独立董事和监事会职能重复，如都可以检查公司财务、监督董事、高管人员，提议召开临时董事会等，造成了治理机制的重复，增加了公司治理成本；二是由于独立董事和监事在提名选聘和薪酬机制方面的独立性不强，无法有效获取信息和沟通不足也阻碍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其监督职能并未得到充分有效发挥，独立董事怠于履职，花瓶独董、问题独董、关系独董等现象为社会所诟病，而监事会形同虚设的现象在上市公司中也普遍存在。

(四)董事会独立性问题突出，运作效率有较大提升空间。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实践中，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不仅容易造成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和损害，也往往会产生大股东控制董事会问题，直接影响董事会的独立决策，这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反映的更为突出。部分上市公司董事会与经理层职责权限不清，“经营型董事会”现象明显；部分上市公司缺少对董事的细化履职要求，缺少董事会工作评价制度，成为“会议型董事会”。

(五)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企业发展动力不足。实践中，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激励约束机制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往往直接由政府部门指派，导致高管行为“官员化”；二是激励机制方面，受社会环境和文化等因素影响，主要采取年薪制方式，一定程度上造成高管行为短期化，股权激励、退休金计划等有助于将高管人员个人目标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紧密结合的激励手段仍然较少；三是约束机制方面虽然国有上市公司来自党委、纪检、监察和审计、税务等社会化约束并不少，但很多监督机制并未真正落实到位；依靠法律法规、管理制度进行约束相对较多，来自资本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外部市场约束力较弱。

(六)外部治理机制不完善，市场约束功能不强。一是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总体而言，受机构投资者规模、投资理念、参与成本等因素影响，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仍属少数现象；二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不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多偏重于合法性、合规性，而对投资者真正关心的反映企业经营层面的信息质量重视不够，信息披露无法反映公司个性特点，透明度不高，资本市场公司治理功能的发挥受到一定影响；三是控制权市场并未真正形成。通过资本市场收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控制权市场很难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形成外部压力。四是社会媒体对上市公司的舆论监督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

(一)增强公司自治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提升公司治理有效性。公司治理并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框架体系，良好的公司治理应兼具安全和效率的双重职能，含括“合规”和“业绩”的双重内涵，既要明晰权责、防控风险，防止坏人办坏事，又能真正增强发展动力和管理效能，提升经营业绩、持续创造价值。监管机构应顺应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趋势，将公司治理的自主权更多的交给企业，实现监管要求和公司自治的有机融合。

(二)强化控股股东行为约束，增强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积极性。最近证监会推进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引入老股东存量发行和优先股制度等措施，将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优化起到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应积极采取各项针对性的措施：一是健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对资本多数治理进行修正，探索建立事前充分信息披露、事中股东大会和监事会进行监督、事后按照承诺赔偿损失的一整套防范机制；二是积极健全和完善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制度；三是进一步强化落实和推广应用累积投票、征集投票权、网络投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制度，增强中小股东话语权；四是规范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母子关系，在明晰战略定位、划分产业边界的基础上，通过整体上市等手段解决同业竞争问题，规范关联交易行为。五是强化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三)完善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制度，促进监督机制的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制度要紧紧围绕增强独立性和更好的发挥决策参与功能两方面展开。要改进独立董事提名、选聘机制，建议组建独立董事行业自律组织，建立独立董事专家库，形成独立董事市场，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或机构投资者、中小股东提名推荐；加强独董职业素质培训，提高执业能力；鼓励独立董事通过实地调研、查阅资料等各种方式熟悉和掌握上市公司发展环境、经营运行等各方面的信息，为其参与决策提供有效支撑，更好的发挥专业才能和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建议由交易所和上市公司共同对独立董事进行履职考核，增强薪酬考核的独立性。

(四)强化董事会决策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提升科学决策水平。要增强上市公司董事会决策的独立性。通过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由国有企业管理向国有资本管理的转变，实行功能性和竞争性国企分类监管，减少政府机构、控股股东、企业管理层和不适当的外部利益集团对上市公司的干预和影响，使上市公司董事会能够独立客观的对企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科学判断和决策，合理制定企业战略规划，科学进行投资决策。要确立董事会决策的权威性，明确权责范围，厘清决策边界，避免公司内部多个“权利中心”，使董事会在战略规划决策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成为最权威的决策和领导核心。

(五)健全高管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切实履行忠实勤勉义务。要减少政府部门对国企高管的行政化直接任免，研究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推进国企高管选聘机制的市场化，建立完善的职业经理人供求市场，完善的选拔聘用机制，科学的退出机制，形成公开、透明、高效的高管任免体系，通过优胜劣汰激发管理人员的努力程度，激励高管人员忠实勤勉的履行职责。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完善薪酬考核体系，积极推行国有上市公司市值考核，鼓励实施股权激励，使高管人员与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趋于一致，增强高管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继续强化法律约束、组织制度约束、监事会独立董事监督等内部约束机制，杜绝高管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侵害公司利益行为。

(六)改善外部治理环境，促进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的均衡发展。加强对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财务顾问、评估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为上市公司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执业监管，通过分类监管和“红黑榜”公示等方式，形成有利于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改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减少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积极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强化媒体约束功能，使上市公司更大程度地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