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肖邦爱国主义思想在作品中的体现[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论肖邦爱国主义思想在作品中的体现

论肖邦爱国主义思想在作品中的体现

2010级教育学郭明俏

摘 要：肖邦作为波兰作曲家、钢琴家，从小就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天赋，六岁开始学习音乐，7岁时就创作了波兰舞曲，8岁登台演出，不足20岁已出名。他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作曲家之一，是波兰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肖邦一生的创作大多是钢琴曲，被誉为“钢琴诗人”。同时不同时期的他，音乐风格也具有不同的特点，但爱国主义思想深深地植入他的心中，也在他的作品中大量体现。本文将浅要分析肖邦及作品风格并论述肖邦爱国主义思想在作品中的体现。

关键词：肖邦音乐风格爱国主义思想

一、肖邦简介

“聪明的人绝不等待机会，而是攫取机会，运用机会，征服机会，以机会为仆役。”——肖邦

弗里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F.F.Chopin 1810─1849），波兰作曲家、钢琴家。肖邦1810年3月1日生于华沙近郊，父亲是法国人，侨居华沙任中学法文教员，母亲是波兰人。肖邦从小就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天赋，六岁开始学习音乐，7岁时就创作了波兰舞曲，8岁登台演出，不足20岁已出名。肖邦一生的创作大多是钢琴曲，被誉为“钢琴诗人”。他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作曲家之一，是波兰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

18岁时，肖邦已表现出超然的个性和独创风格。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精致的小品。这些作品能激起无穷的情感体验，大多优美、文雅、富有歌唱性。与舒曼的作品不同的是，它们没有标题和情节。其中，玛祖卡和波罗乃兹舞曲——风格化的舞曲——实际上并没有运用民间的曲调，但却充分体现了波兰的民族精神。没有一位作曲家能像肖邦那样使钢琴发出如此优美的音响，他创造了钢琴歌唱的幻觉。他运用优雅而精致的装饰，开创了细腻的踏板效果。他的色彩性的和声处理得很有独创性，并且对后来的作曲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肖邦一生创作了大约二百部作品。其中大部分是钢琴曲，著名的有：两部钢琴协奏曲、三部钢琴奏鸣曲、四部叙事曲、四部谐谑曲、二十四首前奏曲、二十首练习曲、十八首波兰舞曲、四首即兴曲等等。代表作品是《钢琴协奏曲》和《叙事曲》。舒曼曾称赞肖邦的音乐是“隐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它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波兰不会灭亡。”

同时肖邦是一位民族战士，“爱祖国高于一切。”“ 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 祖国，我永远忠于你，为你献身，用我的琴声永远为你歌唱和战斗。”是他的爱国名言。肖邦一生处于民族危亡时期，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成为他创作的主旋律。而为表达自己思念祖国、怀念故土之情，他的作品又深深植根于波兰民族、民间音乐的沃壤之中。

二、肖邦不同时期音乐风格特点

肖邦的创作可分为四个时期,即华沙时期、华沙起义时期、在巴黎的全盛时期、晚期。不同时期他的音乐风格又有不同的特点。

1.华沙时期(早年—1830)这一时期的创作除少数作品外,在肖邦的整个创作中不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它是肖邦一生创作的起点,其中已经闪耀着民族感情和民族风格的光辉,这在他的《d小调波洛奈兹舞曲》(1827)钢琴与乐队合奏的《降E大调大波洛奈兹舞曲》(1831)《C大调马祖卡舞曲》(1829)《F大调马祖卡舞曲》(1829)、钢琴与乐队合奏的《波兰主题幻想曲》(1828)和《克拉科维亚克舞曲风格回旋曲》(1828)中都有鲜明的体现。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是1830年作的两部钢琴协奏曲。这两部作品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对爱情生活的体验,对幸福的热烈向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明朗欢快情绪贯穿全曲。

2.华沙起义时期(1830年末—1831年)在这一短暂的时间里,肖邦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飞跃。《b小调谐谑曲》(1831)写于逗留维也纳时期。起义激起的爱国热情同对祖国亲人的思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一首既严峻又温存的音诗。《c小调练习曲》(别称《革命练习曲》,1831)《d小调前奏曲》(1831)则写于得知华沙沦陷之后,激愤悲痛之情同严整洗练的艺术形式之间达到高度完美的统一,成为肖邦早期音乐创作中的杰作。同时期创作的《a小调前奏曲》则充满了迷惘、茫然的情绪,音乐构思奇特而新颖。

3.在巴黎的全盛时期(1832—1845)在肖邦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深刻的民族内容,富于独创性的艺术形式和娴熟的音乐风格使他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创作涉及到钢琴音乐的各种体裁,从练习曲、前奏曲、马祖卡舞曲、波洛奈兹舞曲、夜曲、圆舞曲、即兴曲,直到结构更为复杂的叙事曲、谐谑曲、奏鸣曲,都获得了丰硕的艺术成果。肖邦的绝大部分练习曲都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其中,《E大调练习曲》(1832)、《b小调练习曲》(1834)、《a小调练习曲》(1834)等最为突出。《E大调练习曲》是一首感情温存、深沉的哀歌,它的曲调属于肖邦创作的最优美的曲调之一,倾注了对祖国无限爱恋的感情。《b小调练习曲》则是一首充满了阴郁激愤情绪的作品。它的主题紧张强烈富于戏剧性,而它的中部却渗透着一种沉思宁静的悲凉气氛。在适宜于主要表现单一形象的练习曲体裁中,采用如此强烈的双主题对比的原则以造成尖锐的戏剧性冲突,这在肖邦的练习曲中也是不多见的。《a小调练习曲》则情感严峻,气势磅礴,全曲由号角性的简单音乐动机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巨流,把音乐推向戏剧性的悲壮的高潮,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的《c小调夜曲》(1841)完全摆脱了菲尔德的影响,主题朴实无华、严肃而又悲哀,音乐的发展愈来愈富于戏剧性。它标志着肖邦已经将夜曲的创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大大地挖掘了夜曲的表现潜力,使它成为一种能容纳深刻社会内容的音乐体裁。

4.晚期(1846—1849)这一时期肖邦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趋势。《幻想波洛奈兹舞曲》(1846)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虽然在这里已经听不到像《降A大调波洛奈兹舞曲》那样高昂、豪迈的声音,但它的那些由于对祖国、民族未来的某种憧憬而唱出的激昂慷慨的段落仍是极富于感染力的。《g小调马祖卡舞曲》(1849)、《f小调马祖卡舞曲》(1849)是肖邦最后的两部作品。前者是一首亲切、温存的歌,表达了对生活的最后一点眷恋;后者在淡淡的哀愁中倾诉着对故国和亲人的最后思念。

三、肖邦爱国主义思想在作品中的体现

在肖邦的音乐中，始终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激情。他的音乐是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下面我将分析一下肖邦爱国主义思想在作品中的体现。

1.《英雄》

这是一首充满战斗力量和英雄气概，以《英雄》而著名的波兰舞曲，作于1842年。肖邦的波兰舞曲根据其内容可分为两类，其一是以强壮的、雄纠纠的节奏，叙述波兰往昔封建时代的繁华；另一类则为忧郁的情绪，反映在沙皇俄国压制之下苦难的波兰。这一《英雄》波兰舞曲为前一类中的杰出代表。本曲气势磅礴，一气呵成，简直就是一首波澜壮阔的交响诗。因此有人认为本曲是作者用来描述十七世纪的一位波兰民族英雄抵抗外敌入侵的光辉史诗。肖邦的作品中有各式各样的英雄形象，本曲的主人公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肖邦在这一形象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国热情。

乐曲的构成为复三段体：

第一段：降A大调。在音量逐渐增强的序奏之后，无比辉煌的英雄主题进入，充满着信心与力量，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的体现（片段1）。

第二段：从E大调起经过各种转调又回到降A大调。肖邦利用钢琴描绘出一段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左手在低音部以十六分音符八度双音奏出均匀而清脆的马蹄声，越来越快、越来越强，仿佛革命力量汇集成为千军万马之势；右手则在高音部奏出雄壮的进军号声，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片段2）。

第三段：降A大调。是第一段的再现，但通过变化使整体气势更加宏伟，最后在胜利凯歌中结束全曲。

一位钢琴家评价道：“这是肖邦钢琴作品中的顶峰，发挥出了最为壮大的气势，具有最为完美的结构。这首优美的作品最先打动我们的是：宏大的构想，高扬的乐念，强壮的效果灵感。正如所有赞美着过去的辉煌作品一般，肖邦使人们听到了穿戴铠甲的波兰祖先们的脚步声，看到了波兰先辈们的雄姿。”

2.《玛祖卡舞曲》

《玛祖卡舞曲》是肖邦另一个独特的创作领域。在整个钢琴音乐文献中，提起《玛祖卡》，首先想到的就是肖邦。其他作曲家也有《玛祖卡》。但唯有肖邦写了大量的、闪耀着特异光彩的《玛祖卡》。在肖邦本人的作品中，《玛祖卡》也很特殊。一是这批作品最具波兰泥土的芳香。另外，这是他较少带有戏剧性、悲剧性成分的创作领域之一。

玛祖卡舞，是波兰玛祖维亚地方的民间舞蹈。它的音乐，都是三拍子的，典型的节奏是：

此外还有库亚维亚克舞曲和奥别列克舞曲也都是三拍子的。肖邦的《玛祖卡舞曲》，是集合上述三种舞曲的特点创作出来的。玛祖卡舞曲的典型节奏，在肖邦《玛祖卡舞曲》中经常显露，但肖邦是出神入化地应用它，远不是刻板地重复民间节奏。旋律，肖邦是天才地吸取民间音乐的精华，按照高度专业化的艺术标准创

造出来的。和声、调式更有肖邦独出心裁的创造。尽管如此，《玛祖卡舞曲》的波兰乡土风格毫不减弱；相反，是以更高雅、更诗意的风度，婷婷玉立于钢琴音乐的百花园之中。评论家们说，《玛祖卡舞曲》是肖邦对故乡、土地、人民和对人民光辉精神的生动感觉，是波兰人民的“整个灵魂”。

3.《第一叙事曲》

肖邦的爱国情感流露流露在曲中，曲此具有许多幻想、变奏等因素的成分。曲中副部与主部在再现中的不统一，使调性布局出现了奇特的对称现象。再现部中作者是先再现副部，调性却没有统一，最后在再现主部，调性得到统一回到了主调。作者在展开部中的爱国热情逐渐增长，在经过展开部的洗礼后，所有的怀念和回忆都有了一种英雄般豪迈的气概，在最后仍回到了悲剧性的高潮。这首曲子从抒情到悲剧结局，具有较强戏剧性的作品典范。全曲中无一处不表现肖邦一颗飞向祖国的心，在展开部中主部和副部的主题一再变形，表现出发扬鼓励、英勇威武的气概，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感情。在如火如荼的尾声中，叙事曲的主人公发出了最后的祝愿，投入了决死的斗争，为祖国的独立坚决斗争到底。

肖邦音乐的高度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19世纪30～40年代欧洲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总潮流的一个侧面，喊出了受压迫受奴役的波兰民族愤怒、反抗的声音。肖邦的音乐具有浓厚的波兰民族风格。他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态度非常严肃，反对猎奇，同时又不被它所束缚，总是努力体会它的特质加以重新创造。这样，他既提高了民间音乐体裁的艺术水平，又保持了它纯净的风格，从不丧失其鲜明的民族民间特色。他对当时西欧在音乐创作手段方面获得的经验和成果有深刻的了解和掌握，并将它作为自己创作的起点，从而使自己的音乐具有同古典传统有深刻联系的严谨完整的艺术形式。但是肖邦又从来不受传统的束缚，敢于大胆突破传统，进行创新。他的旋律有高度的感情表现力，极富于个性，他的和声语言新颖大胆，钢琴织体细腻而富于色彩。这一切因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颖的独特的“肖邦风格”，为欧洲音乐的历史发展做出了贡献。尽管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的成绩却是不朽的！

参考文献：

[1]葛俭《肖邦》[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2.2

[2]冯智全《对肖邦叙事曲结构分析差异的研究》[M].苏州：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05

[3]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1

[4] 谭君.音乐鉴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5] 钱仁康.外国音乐欣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 李彦.音乐审美与名曲鉴赏[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8.

第二篇：办学思想在班级管理中的体现

以育人为本，教学生做人，突出能力本位，教学生做事。

人为本，育为谐

—浅谈学校办学理念在班级管理中的实施

学校是塑造人、培养人的地方，学校的办学理念决定着其所培养的青少年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我校的办学理念，通过几任校长的深思熟虑，不断完善，最终确定： “以育人为本，教学生做人，突出能力本位，教学生做事。”的办学理念。

什么是以人为本？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深刻指出了以人为本的内涵和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我校的办学理念中也明确了“以人为本”的涵义，那就是指以人的成长和发展为最终目标，尊重人，理解人，激励人，发展人。从学校的教育宗旨来看，就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要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积极主动地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

一、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全面认识和了解学生

如果说人是社会的主体，单个的人构成社会的最小单元，那么，学生就是学校的主体，每一个学生构成学校的最小单元。若是把学校看成是一个加工车间，学生就是这个车间的基本元素，不了解原材料的基本结构就胡乱进行加工制作，再好的机器制作出来的只能是不合格产品，甚至是次品。

我接手一个新的班级，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尽快地认识和了解学生。做班主任时，我总是先让学生自由几天，这几天期间，我从不发号施令，也不会批评和表扬任何一个学生，学生往往有些奇怪，不知道班主任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但我自己目的明确，这几天时间要跟每一个学生面对面交流一次，在宽松的氛围中实施对学生的第一次火力侦察，掌握学生的家庭状况、学习目标、学习能力、生活习惯、心理素质、性格特征、个性特长等，并用一个专用笔记本对每一项指标分A/B/C/D做好记录。这样我就可以做到因材施教，也可以做到量才而用。

二、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全面关心和爱护学生

一个合格的教师首先是一个爱生如子的人，陶行知先生说的“捧着一颗心来，不衔半根草去！”是高尚的教育者的写照。但在关心和爱护学生上，许多人常常会走入误区：“严”是爱，“宽”是害，于是许多班主任一进教室就板着面孔，课室也许鸦雀无声，但学生往往在长期的压抑中爆发而生出许多莫名的事端；另一种情况是，心怕学生“脆弱”的心灵受到伤害，想尽办法为学生遮风挡雨，什么问题都帮学生扛着，其结果是学生“脆弱”的心灵更加“脆弱”。我想，全面关心和爱护学生，应该是在充分理解和尊重学生的基础上引导其正确看待问题、正确面对成绩和困难，更多要做的是激励、是发展。要做“慈母”，更要做良师益友。

全面关心和爱护学生，首先要做到公平公正，不偏爱，不歧视。全面关心爱护学生，关键是“关心”在点子上，“爱护”在关键处，也就是说切入点要选择恰当，不是瞎关心，不能溺爱。既要掌握火候，有时还要使用刚柔相济的技巧。

三、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让学生充分认识人的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 从生物学的观点讲，人是一种有思维的、能创造和改变世界的高等级生命体，与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它有着诞生、成长、死亡，所以说，人是自然的人。可正是因为人有思维能力，能创造和改变环境，随着人类思维力的提高，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今天，人对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依赖越来越大，任何一个单个的人可以脱离社会、脱离其他人而独立存活，由此可见，人是社会的人。人的自然属性只是表现为一种生命形式，而人的社会属性才真正地体现这种生命形式的特征和价值。

当然，人对自己的社会属性的认识和理解得有一个过程，因为人刚诞生时还只是个自然人，只有在慢慢地接受知识、成长的过程中，完成向社会人的转化。因此，不少学生往往只考虑自己的需要，而很少考虑群体的利益，这就不奇怪了。让学生认识人的自然和社会属性，可以明显地增强其使命感和责任感，学生也往往会把“我的责任”时常挂在嘴边。

总之，时代的发展让我们对教育理念一次次地反思，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我们的教育目标？只有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时代的步划。学校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办学理念，就是顺应社会进步和时代需求的教育新理念，也充分体现新课改的“自主、合作、创造”理念，这就要求我们做班主任的要充分理解好这一理念的内涵和实质，并在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创造性地实施。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会少走弯路，才会更有实效。

第三篇：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党执政理念中的体现（模版）

马克思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党执政理念中的体现

【摘要】适应时代的需要是任何政党保持执政地位的前提条件。一个执政党要谋求长期执政，必须依据时代变化主动调整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当今，我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党内形势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面对执政的新环境、新考验，我党只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执政理念，才能防范执政风险和战胜各种执政困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本文总共三部分，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展开了论述。第一部分论述了以人为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具体体现；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我党以人为本执政新理念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第三部分主要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本，分析我党人在具体执政过程中体现出的以人为本思想。

关键词：执政理念与时俱进以人为本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向马克思的“复归”，更重要的是说明在现代中国，一个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为了人的社会氛围正在逐渐形成，这就为当下探讨马克思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党执政理念中的体现提供了时代契机。

一、以人为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人学是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氛围中形成的。马克思继承了以往哲学关于人的思想的积极成果，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为“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奠定了科学的基础。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渗透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唯物史观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前提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些个人就是‘现实的个人’”①。在其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中，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进步的标志。《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切思考和改变的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与最高目标。

1、人是社会的主体和社会发展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具体的和社会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基于实践的观点，指出人①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67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730页。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活动创造了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正是由于人是具体的客观存在，才使得“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②”。可见，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2、人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标志和尺度

历史进步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过程，社会的发展必然集中体现在人的发展上。马克思指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又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曾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不断发展之角度上，把社会进步划分为三个历史形态。一是人的依赖性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上，个人由于素质和能力低下而没有独立性，其生存和活动都必须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只限于共同体内部，只是在孤立的地点上和狭窄的范围内发生相互联系。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主要指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的素质和能力大大提高，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但由于社会关系以异己的物的关系的形式同个人相对立，人的发展依然受到社会关系的束缚和压抑。三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人们将从自觉、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就是共产主义，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

3、未来社会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设想在未来社会，人的自主性得到了全面的表现和彻底的发展，社会变成了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主要表现为：其一，彻底根除了个人的自主性与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其二，人在社会关系里真正获得了自由，个人的全面发展达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①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8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82 页。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①”的理想境界。其三，个人成为真正的个人。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②。在这一历史阶段上，彻底把个人从群体的附属物、阶级的符号、生产的工具、科技的附庸或提供买卖的劳动力中解放出来，成为“有个性的个人”。

二、以人为本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任何一个正确执政理念的产生，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催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只有了解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背景，才能够认同它、接受它，自觉地践行它。中国共产党确立以人为本执政新理念，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中国现实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进步更新的必然结果。

1、以人为本执政新理念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的客观要求，顺应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尤其是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想与世界同步发展，就要借鉴和吸收社会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促进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所以，以人为本在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之一的当今世界，人类重新审视“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发展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之下，人类终于认识到，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发展的含义是人类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人类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手段。这种对发展的深刻认识，被国际社会评说为“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中国共产党在人类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提出以人为本，并把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2、以人为本是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凸出。人是生产力中的决定因素：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以及渗透在以上诸要素中的科学技术。劳动者是生产力中“人”的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合起来叫生产资料，是生产力构成中的“物”的要素，物的要素只有被人所掌握才能在生产中发挥作用，才能变可能的使用价值为现实的使用价值。劳动资料是指“人”用来影响或改变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物质条件。劳动对象是指“人”运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其上进行加工改造的那些物质资料，它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化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自然界提供的生产投入，在生产力中能起多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人”对自然的认识程度如何。科学技术渗透于诸要素中，使诸要素受到深刻改造，出现①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73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78 页。

了新的劳动工具、新的劳动对象和新型劳动者。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是人发现和发明的。综上所述，人是生产力中的决定要素。因此，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把人的发展放在首要地位。世界经济已经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所以，当代社会人力资源越来越取代自然、资本等物质资源而成为第一资源，因而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重视人，必须重视人的发展，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3、当代中国国情决定了必须走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不仅要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遵循相应的发展规律，而且要结合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绝不能一味地盲从，或片面地强调国际接轨。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发展道路自应各异。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民权意识的日益增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密切党群关系的内在要求等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

三、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每一代领导集体在其执政过程中，都形成了符合其时代特色的执政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从根本上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存在着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科学分析与评价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演进过程，对于正确理解新一代领导集体“以人为本”的全新执政理念，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仅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本来论述。

1、三个代表对以人为本的深刻阐述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对人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做出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第一次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到与社会全面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和新的境界，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而且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江泽民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内涵是要促进人的需要、利益、素质与能力的全面生成，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发展是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过程。江泽民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这两个历史过程是在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中向前发展的。①”江泽民认为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社会的发展①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 年 7 月 2 日

是多方面，而归根结底到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是人发展的现实途径。江泽民强调“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① “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全局，关系全

②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全的全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正是在这一执政理念的指导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执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2、科学发展观对以人为本的创新发展

我党的执政理念是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的。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就是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及其根本价值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在继承和发展我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发展的要求和目的，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充分体现了我党执政的本质，是我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的深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③。”从而使以人为本思想上升到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

以人为本作为我党的重要执政理念，党只有在这条执政理念的指引之下，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切实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具体地、深入地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探索以人为本的执政实践的历史。贯彻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注重解决民生问题，让人民群众分享发展的成果；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妥善处理人民内部利益关系，形成和谐的社会利益格局。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①

②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62 页。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61-162 页。

③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 年 10 月 15 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③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 年 7 月 2 日

④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

⑤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

⑥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 年10 月 15 日。

第四篇：“天人合一”美学思想在中国古建中的体现

“天人合一”美学思想在中国古建中的体现

[摘 要]艺术表现形式始终顺应自然的存在与人文精神的需求，从而将自然与人文整合起来，造就出一种“天人合一”的感应，使精神上得到纾解。人与自然是平等的，是一种对话与交往的关系。

关键词：天人合一；中国古建；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双向融通。

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天人合一观,具有天然的美学品格。它启示于人的至善、至美的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它对中国古典建筑、园林设计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如天坛、故宫、江南典型民居、园林等,就充分展示了中国古建筑、园林设计的群体美、环境美、亲和自然之美,创造出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之美,体现了中国古典建筑、园林设计之美学思想的深厚文化底蕴。

天、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天是相对于大地而言的。人站在地球上,月球是天空中的一个明亮的星体;若人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地球就是悬于天空、且比月球更明亮的星体了。若以人为主体,则人体以外的整个宇宙星空都是天,当然也包含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可见,人与天的关系实质上乃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认为:天与人原本就是合一的。道家就以“究天人之秘,合天人为一”为根本。《老子章句》曰:“天道与人道间,天人相通,精气相贯”。老子《道德经》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指明了人与自然的共同根源。

东方古贤的天人合一观,具有天然的美学品格。它启示于人的至美、至善的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之于生命如此,之于艺术也是如此。

中国传统建筑一向以取得与自然的协调而著称于世，李约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总是与自然调和，而不反大自然”。这种看法准确地道出了“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审美精神意境。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建筑能形成有别于其它国家民族建筑文化的格局及体系，除受制于地域、民族、气候、制度及历史等因素外，“天人合一”这个几乎贯穿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之始终的哲学审美观念，则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表明，遵法自然，追求“天、地、人”三者和谐为一，实际上成了古代中国人营构建筑的一种自觉意识和一种理想境界。

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的山西，是我国保存古建筑最多的省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称之为“全国古建筑的宝库”。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在这里居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合院式宅院逐渐成为该地区民居的主要形态之一。自明清以来，由于商业票号在山西的繁荣与发展，一些发迹的富商纷纷回乡建宅，他们巨大的财富为修建精美的民宅提供了经济实力，从而带动了山西民居建筑水平的普遍提高。山西民居由于融人了商业文化，从而对民居的平面布局和空间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山西民居独特的建筑风格。留存至今的大多是明清时期的商人住居，如祁县的乔家、渠家大院，平遥的日升昌票号，太谷的曹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等。这些精美无比、保存完好的宅院，通过精心的布局、高超的技艺、合理经济的手法扎根于所在的地域，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化，孕育着丰富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其中包含了“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

山西传统民居是中国典型民宅合院建筑追求儒家“天人合一”审美理想的一个显例，仅从宅院建筑中的“堂”上就能看到这点。山西民居的“堂”位于合院建筑中轴线的重要位置上，堂前的庭院是一空地，上对苍天，组成了完整的天地象征。堂是一个家庭叩拜天地、祖宗的地力一，是举行盛事之所。堂的尊位上常供有类似“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其“天人合一”的审美思想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天随人愿，人不违天

堪舆，即风水，它是伴随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应运而生的一种民间思想。在古代大凡有建筑营事活动，人们首先要察考环境，舍此则不大可能实施建筑活动，从本质上说“统领堪舆”思想的主脉其实就是“天人合一”意识。不管是兴建宫殿、陵寝还是园林、民居，最终都期望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堪舆学说倡导的“天人合一”观是通过堪舆实践对传统建筑营事活动施加的影响。大到城市建设、建筑的选址、房屋的立宅坐向、平面布局、空间组织分割，小到院、门、墙、路、天井、排水、装饰、绿化及禁忌等，堪舆学均有自己的“合一”审美原则。它将建筑营事纳入到天、地、人和谐感应的总体秩序之中，求取“天地人”的亲和浑一。

中国古人在艺术上追求“形、神、气”的结合与统一，而其核心又在一个“气”字上。如书法、绘画则有“气势磅礴”“气韵生动”的要求。堪舆学说主张气脉、气场，“生气乃第一义”，必须聚气吐纳，实与生命牧关。气场原理的应用自然会联系到与人息息相关的住居中，四合院的大小庭院成为各有功用的大小气场，主院落更是全宅的中心气场，对于住居充满生气与活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山西民居的大院平面力一正紧凑，四周高墙封闭。在北力一风沙肆虐之下，外部即使“高天滚滚寒流急”，而其内部仍安宁无恙，自成-统，其藏风聚气功效非常。然而要使居住场所充满生气与活力还必须使院落具有通天接地的功能，让“气”流通于天地之间。院落座地朝天，敞口于上，承接日精月华，阳光雨露，纳气通风，给住宅带来必需的新鲜空气，同时雨水又荡涤着地面各处的污秽，不断使居住环境新陈代谢。这与院落构成通天接地的特性分不开，其中蕴含的深刻设计哲理就是院落气场须沟通天地阴阳之气，在这里院落精神的又一表现是对“天人合一”设计意念的追求与强化。

“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山西传统民居建筑不是局部影响、或力-法技巧力一面的影响，而是根本上的、全局的、整体性的影响，它使山西民居在整体特色上追求一种宇宙和谐和本体之美，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于有限之中追求无限，实在之中追求虚无，个别之中追求一般，与天地同心，与日月交流，与万物合一。

统一之中有变化,变化之中有统一,是美学的最高法则,我国建筑师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考虑。无论从形式感、造型、格调、色彩关系、高度变化、线条变化等方面,总是从系统美学总体审美效果上创造群体和谐统一之美,强调与环境关系所造成的烘云托月之美,强调亲和自然之美。

中国建筑是内向的,收敛的,其欣赏方式不仅有静态的“可望”,而且也有动态的“可游”。人们在漫游画面中变化无穷,移步即景,情随境迁,从漫游中体会全画的神韵。

园林建筑是中国建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园林又不同于宫殿、长城、庙宇、桥梁,它有自身的一些特色。古代文人画家陶醉于山水风光,企图将生活诗意化,把自己喜好的诗情画意融于园林之中,追求秀逸、超脱的意境。历代许多文人画家直接参与园林设计,如唐代的白居易、王维;宋代的苏东坡;明末的计成;清朝的李渔等都是杰出的代表。文人画家参与所造之园,往往以山水为蓝本,诗词为主题,以画设景,以景入画,寓情于景,寓意于形,以情立意,以形传神,楹联、诗词与园林建筑结合,富有诗情画意,耐人寻味。

以杭州西湖为例,苏堤犹如飞架在湖面上的一条长虹,连接百花洲、芳华、点翠、浮碧、荔浦和西新。它既是重要的景观,又起到分割水面的作用。它能顺应自然,以人之逸,待水之劳,取九天银河置几席间作玩,景色随晴空而变化无穷:旭日东升之前,在苏堤西新桥远眺,湖水似沉睡于梦中,不见涟漪,碧彻清莹,此时西湖,格外柔美恬静。远处群山环抱,近处亭前水清如镜,亭后林密浓荫,山青水秀。当皓月当空,月光明媚,碧空万里,波光闪烁,泛舟湖上,微风拂面,远处飘来悠扬南曲,可谓人间之极乐世界。正是“茫茫水月漾湖天,人在苏堤千顷边,多少管窥夸见月,可知月在此间园。”而在细雨霏霏之时,纵目湖光山色,云山迤逦,若隐若现,似有似无,恰似一幅淡雅的水墨山水画卷

中国园林的艺术特色在于:含蓄抒情、富于绘画美和韵律美,其妙在曲,欲露先藏。园林中的参差布局,虚实对比,组成园中有园,变化的空间序列成为旋律上的起伏收敛。小园以静观为主,动观为辅;大园以动观为主,静观为辅。小园不觉其小,大园不觉其旷。尤以占地较小的园林,藉助于引景、借景等手法,使迂曲折的景色变化无穷,犹如一幅幅构图完美的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其纤细雅致,堪称人间一绝。

中国的园林创作,高度重视人和自然的亲和,使游人触景生情,达到情景交融,使自然意境给人以启示和遐想:“观烟波浩渺而思其意境,仰崴嵬嵯峨而感其气势。”移天缩地,在于君怀,人世之外,别开幻境,使人们在有限的园林中领略无限的空间。虽身在园中,却似在真实自然的山山水水之中,使得“修竹数竿,石笋数尺”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从观赏落霞孤雾、秋水长天而进入“天高地回,觉宇宙之无穷”的幻境;从“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意境中升华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境界。

这就是中国传统艺术所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从有限到无限,再由无限而归于有限,达到物我两忘,自我感情、意趣的自然抒发。天人合一宇宙观、人化的自然、自然的人化在中国古建创作设计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展示。

第五篇：论韩非“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论韩非“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 从法家思想的源流出发,探讨其重要代表人物韩非的“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和借鉴,同时对其历史局限亦作出大胆扬弃,以进一步辩识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涵,为现代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韩非;法治;现代管理

目录

1、法家源流及韩非

2、韩非的“法治”

2.1 依法管理

2.2 法不阿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2.3 厚赏重罚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

2.4 赏誉同轨刑之烦也,名之缪也;赏誉不当则民疑,民之重名与其赏也均。赏者有诽谤,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赏誉同轨,非诛俱行[4]。

3、法家思想历史局限性及在现代管理中的扬弃韩非做为法家集大成者,他关于法、术、势一体的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管理思想体系顺应了当时历史的需要,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参考文献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因此,今天我们追源溯流,寻找法家思想的智慧滥觞并探索它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和借鉴,同时,对法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历史局限作出大胆扬弃,借古鉴今,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家源流及韩非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流派,它以主张为特征。关于法家的形成,国内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法家的先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其早期代表为战国中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和慎到,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则是先秦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1]。

法家的代表人物在当时都是一批锐志改革且卓有成效的政治家。作为法家先驱的管仲(?～645BC)成就最为突出。他治齐40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外“尊王攘夷”,对内承认土地私有,发展工、商、渔、盐、冶、铁;举贤任能,寓兵于民,对人才、兵役、官吏等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收到了富国强兵的奇效,从而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个霸王[2]。

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子产(约582BC～522BC)于春秋时期在郑国执政26年,作丘赋,铸刑书,将刑法条方铸于鼎,公布于众,择贤用能,使郑国在晋楚争霸中获得生存与发展。李悝(约455BC～395BC)在战国初任文侯相,主持变法,通过“尽地力之教”,实行“平籴”政策,其主张“行之魏,国以富强”,又集诸国刑典编成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秦汉以后直至唐朝的刑律大多祖述于《法经》。商鞅(约390BC～338BC),是众所周知的改革家,他入秦变法,“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燔诗书而明法令”,主张轻罪罚,同时取消分封制和世袭制,建立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为秦王朝统一奠定基础。申不害(约385BC～337BC),为韩昭侯相,主张法治,尤重“术”,要求君主经常监督臣下,考核其是否称职,予以奖惩,使能尽忠守职。他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使“国治兵强,无侵韩者”。慎到(约350BC～275BC)是法家的理论家,他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荀子非十二子》称他“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言成文典,反察之”。主张“为人君者

不多听,据法倚教以观得失”。他还提出势治”,要君主持权位之势而行法[1]。

韩非(约280BC～233BC)是先秦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前人法治理论和经验,系统地提出了以名责刑,以法为本,以术治下的刑名法术之学以及以法”为中心,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选拨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励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史记》称他的学说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他以法家思想为基础,吸收道、儒、墨各家思想,将先秦的法治思想加以系统化。韩非的学说为秦始皇所赞赏,成为秦统一天下的理论基础[3]。韩非的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和借鉴早期法家大致分为三派: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集早期法家之大成,主张三者相结合从而系统地发展了法家的法治思想。

而在韩非法”、术”、势”中对现代管理,尤其是现代企业管理最具有借鉴意义的是韩非的法”的思想理论。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藉,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他主张不贵义而贵法”,刑无等级”(《赏刑》)。韩非也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这是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宗法制度的否定。法的主要内容是赏罚”,韩非称之为二柄”,意即国君的两个权柄。二柄者,刑德是也”,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法治”思想直接后果是导致富国强兵,中央集权加强,使秦综合国力跃居战国诸霸之首,而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同时他的法治”思想在当今的经营管理和商战谋略同样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和极强的杀伤力。法治”思想,我们现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来论述:依法管理、法不阿贵、厚赏重罚、赏誉同轨。同时看看经营管理者在现实商战中如何灵活运用法家谋略思想。2.1 依法管理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4]。

【文意】法,明确地著录在官府中,刑罚制度一定要贯彻到民众的思想意识中去,奖赏只给予谨守法令的人,而刑罚施加于触犯禁令的人。

【商战例析】法,是管理的重要内容。管理中也必须有法制管理的思想。

在企业中,存在着众多的关系、矛盾。诸如所有者、经营者和员工的关系,个人与企业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等等。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处理,矛盾的调节,需要有一定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有的可以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得以解决,但相当大的一部分需要通过法”来解决。企业中法”的表现形式,就是企业的规章、条例、纪律、政策、条令、指令、计划等等。

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中涌现出的一批独领风骚于一时的著名企业改革家,他们把那些管理无序的企业迅速地引向有序的轨道,靠的正是法制。下面,我们来看其中的实例。步鑫生,是80年代初赫赫有名的企业改革家,原浙江省海盐衬衫总厂厂长。他的改革,从厂风、厂纪抓起,以整顿劳动纪律,为此,对职工上班提出十不准”,即厂内不准随地吐痰,不准打人骂人,不准高声大叫,不准吹口哨;上班不准看报,不准谈天说笑,不准串车间;车间内不准吸烟,不准做私活,不准放茶杯。对违反厂规、厂纪的,根据不同情节给予处罚。为杜绝职工无病装病、小病大养的漏洞,规定除产假、婚假、探亲假、工伤假、丧假可以享受劳保待遇外,一般假每天发放4角钱的生活费。结果,上班时东跑西串、成群扎堆的怪现象不见了,泡病号”的没有了,生产秩序井然,出勤率高达98.5%。

在企业中,只有以法制作为管理的基础,才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甚至在市场角逐中获胜。这样,企业才有可能生存、发展。

法制有它特殊的功能,这种功能是现代管理所不能欠缺的,也是任何其它管理思想、手段无法代替的。但是,世上决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法制管理也不能例外。它也有弊病,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制管理过头就容易激化矛盾,甚至会危及国家、组织、企业、管理者的生存。

正因为这个道理,它应宽猛结合”、恩威并重”,当代企业管理中法制管理的企业文化、行为科学的结合,都说明了这一点。应该说,这种结合,扬长补短,是搞好管理的明智选择。2.2 法不阿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4]。【文意】法不偏袒权贵,法律的准绳决不能屈从于邪恶,就象木匠用的墨线决不会就弯曲的木料一样。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人,即使他有才智也不能用言辞来辨解、搪塞,即使他英勇无比也不敢用武力来抗争。惩罚非过,不可回避权贵大臣;而奖赏善行,则不可遗漏普通百姓。【商战例析】在中国历史上,一些高明的管理者,正是因为坚持法不阿贵”的原则,赢得了事业的成功。包公之所以被中国人所世代颂扬,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他秉公执法,法不阿贵。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在制订和执行企业规章时,也都十分注重法不阿贵”的原则。在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公司的劳动规则规定:任何职工不得迟到、早退,上班由计时器打卡,只要迟到一秒钟,当月奖金就全部扣除,分文不给。规定宣布后不久,公司一位副总经理上班迟到。总经理当即就扣发了他当月的奖金。这件事,不用通报,也不用广播宣传,很快就在所有职工中传开,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全公司劳动纪律大为改观。

在我国的一些企业中,虽然也有不少的企业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似乎只是对付”普通员工的,对管理者,尤其是中、高层次的管理者,这些规章制度对他们约束力就少。少数管理者似乎只有监督下级执行规章制度的责任,而没有自己执行规章制度的义务。同时,即使在执行规章制度的过程中,也往往对疏远”、卑贱者”严,而对亲近者宽。人情网”干扰了这些管理者的执法。由此,在这些企业中就出现了一批享有法”外特权的管理者及他们的近爱者”。这样的管理,很难使规章制度落到实处,起到作用,影响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2.3 厚赏重罚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文意】

奖赏不如优厚一些,使民众贪图它;赞誉、表彰不如美好一些,使民众觉得它是一种光荣;处罚不如严厉一些,使民众害怕它;贬斥不如丑恶一些,使众觉得它是一种耻辱。【商战例析】

韩非的厚赏重罚的思想,是在战国时期社会严重**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需要拔乱反正的时期,厚赏重罚无疑是可行的做法,是迅速煞住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使社会从无序转向有序的有力武器。当社会严重混乱,歪风邪气已占优势,形成恶习时,如果不对这种恶习施以重罚,而只进行正常的惩处,是无济于事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拟提倡的新的社会风气,如果不以厚赏加以鼓励,也是难以为人们所接受的。因此,对于在这样历史条件下韩非的厚赏重罚的主张,应该是无可非议的。

在将厚赏重罚运用于现代管理时,是必需谨慎注意的。它的适应范围,大体是两种情况:一是社会、企业整体处于无序状态,百废待兴,需要拔乱反正时;二是需要集中力量打击、煞住某方面的歪风邪气,或者需要集中力量提倡、培育某种新风尚时,可在某一特定的领域、方面有限度地施行厚赏重罚。实践证明,在这两种情况下,实行厚赏重罚的效果,总体是比较好的。

新加坡对环境卫生利用高额罚款的办法,以保障迅速建成优美的城市环境。如在那里,随地丢一个烟头,要罚款1000新元,约合人民币6000元,如此高额的惩罚,使人们望而生畏,效果自然理想。由此也使人联想到北京。

在早期,北京市规定随地吐痰罚款5角。由于罚款甚微,很多人对此并不在乎。有的在受到罚款5角后,硬要再吐一口,为了迅速克服随地吐痰的陋习,几年前把罚款涨了10倍,变成了5元。这一下,人们心痛了,随地吐痰的现象在市区主要街道上也就很快消失了。

2.4 赏誉同轨刑之烦也,名之缪也;赏誉不当则民疑,民之重名与其赏也均。赏者有诽谤,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赏誉同轨,非诛俱行[4]。

【文意】

刑罚的繁杂混乱,是赞誉失误的结果;奖赏和赞誉不相称、矛盾、冲突,那么,民众就会犹豫不决,因为人们对赞誉的看重和他们对赏赐的看重是相同的,在人们心目中,赏赐和赞誉同样处于重要的位置。如果对于受到奖赏的人,在授奖的同时以加以毁谤,那就不能用奖赏去鼓励人们效仿受奖者的行为。如果对受惩罚的人,在受罚的同时又加以赞誉,那就不能用惩罚来禁止受罚者的错误行为。因此,在实施赏罚时,奖赏要和赞誉相结合,相统一,惩罚要和抵毁、否定的舆论并用。

【商战例析】

韩非的这段话,讲了几个值得现代管理注意的问题。首先,人们求利,重视得到赏。但人的欲望、需求是多样的、多层次的,而决不是单一的。求利、求赏决非人的全部需求,也不是人的最高需求。奖赏是一种激励,是一种强化手段。但是,激励、强化的手段决非奖赏一种。求名,自尊的需要,是人性重要的、较高层次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这种需要甚至比求利、求赏的需要更重要、更迫切。因此,表扬、批评、毁誉就成为激励的一个重要手段,强化人们行为的有力工具。一个高明的管理者,应该从人的欲望、需要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激励、强化手段,去控制、改变、塑造人的行为,而不能只停留在赏罚这一功能上。韩非所说的民之重名与其重赏也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应该说,这一点是符合现代管理实践的需要的,也是和西方出现的行为科学的理论相一致的。

其次,赏罚和毁誉相结合、相一致,才能确保赏罚功能的实现,才能更圆满地实现预期的赏罚功能。赏罚、毁誉两种激励、强化手段同时运用物质、精神两种影响人的思想、行为的力量结合起来进行,当然比其中一种力量孤立运作,效果要好得多。在当今管理中,提倡物质鼓励的同时,要与精神鼓励相结合;在精神激励的同时,要有一定的物质内容。这种倾向与韩非子的不是很吻合吗?

第三,赏罚、毁誉这两种激励、强化手段所激励、强化的方向,必须保持一致。这就是韩非所说的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在管理实践中当运用多种激励、强化手段去激励、强化某一行为时,最忌讳的就是各种激励、强化手段之间矛盾、冲突。如果这样,那么,预期的激励、强化目的就根本无法实现。对于后者,韩非把它的种种表现归纳成两种类型。

(1)赏誉不当”,赏者有诽”。其结果,是民疑”,人们弄不清楚你到底提倡、鼓励什么,打击、抑制什么。而民疑”的直接后果,是奖赏应有的劝善”的功能无法实现。这种情况,在现实的管理中并不少见。如某人由于创造发明,或者在市场开拓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按制度领到了高额奖金。但是,在企业评先进人物时,他不在其中,在光荣榜”上也名落孙山。试想,这种矛盾赏誉,给人什么概念?人们到底该不该向他学习?这个得高额奖金的人,到底是不是领导所肯定的要人们学习的榜样?而这一疑”,高额奖金应有的劝善”作用也就消失。付出了一笔不小的投入(奖金),但毫无产出,不太亏了吗?更有甚者,一边付给此人高额奖金,一边又造舆论,说这个人十分私利,他的一切行为就是为了多得几个奖金,这就是赏者有诽”,被赏者在舆论上成为谋取私利的小人,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劝善”作用,反而带来了鄙视这种行为的反面结果,真所谓背道而驰。

(2)罚者有誉”。其结果是不足以禁”。而不足以禁”的直接后果,是邪恶、过失行为不受抑制,频频发生,这样,必然刑烦”,以刑去刑”的目的无法实现。这种情况,在现实管理中也屡有发生。如某人由于某种过失而按制度被处于罚款,甚至是相当数量的罚款。但是在罚款的同时领导又为他辩解,说他是一个好人,只是偶然失误,为他叫屈、惋惜。甚至,在这个问题上刚刚惩罚了他,几乎同时,又在别的场合表扬、赞誉他。试想,如此边罚边誉,它带给人们的是什么信息?应该说是矛盾、混乱的信息。罚,给人传递的是禁”的信息,而誉”带给人的是扬”的信息,在这矛盾的信息中,惩罚的禁恶”、止境内之邪”的功能,被誉”的鼓励、提倡所冲击、掩埋。其结果,必然是不足以禁”。这样,此人的过失无法引起人们注视、自觉抑制。由此,在此人被罚之后,类似的过失决不会因为此人被罚而减少,而是照犯不误。而罚这一措施,除了过失者被罚了几个钱以外,再无任何效果。如此,惩罚这一手段的作用显得不大,这正是为罚而罚”了。

所以,企业经营管理者在运用赏罚手段时,应该做到赏罚同轨,适当分明。法家思想历史局限性及在现代管理中的扬弃韩非做为法家集大成者,他关于法、术、势一体的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管理思想体系顺应了当时历史的需要,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秦朝倾覆后,尤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但是,在管理领域中尤其在国家管理(治国,为政)的领域中,韩非的管理思想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韩非管理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在当今民主政治成为世界总趋势的情况下,韩非管理思想体系的本质——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显然已经过时、落伍,成为逆当今历史潮流的东西了。在韩非的管理思想体系中,没有一点点民主的影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是糟粕无疑,在现代管理中丝毫没有立足之地,更无继承、借鉴的必要。

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不应简单从事,并由此引伸出韩非管理思想体系与现代管理无关的结论。

韩非管理思想体系中的治民”、治国”等实质内容,在现代管理中并非完全过时,而仍有现实意义。韩非的治民、治国,是控制被管理者,使他们按管理者(君主)的意志办事。这一点与当今管理系统的本质是对口的。因此,韩非管理思想体系从本质上看,在现代管理中仍有借鉴的价值,有认真扬弃的必要。

韩非所主张的中央、君主对立法权和对官吏执法的控制权的集权,以现代管理来看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尤其对于企业管理来讲,仍然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设想,在一个企业中,规章制度、条例、纪律、政策的制定权,如果不集中于最高管理层,而由各层次的管理者自行其事,那末,其后果是很难想像的。那样的企业,政令如何能畅通,管理怎能有序、统一?在企业中,立法”以后,执法”的具体工作当然不可能由最高管理层事必躬亲”,而必须由各层次的管理者去实施。因此,执法”权必须相应地授于各层次的管理者。但是,如果

在执法”问题上只进行授权,而没有必要监督、控制,那么,就难以保障执法”权的正常行使。为此,韩非所强调的对执法者的控制权的集权,在企业管理中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所立之法”的顺利、正确地实施,起到应有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韩非管理思想体系的本质,从总体上看,已经过时。但是,在其内部仍有较多的合理内

涵。这些合理的内核,是今天研究、借鉴韩非管理思想的立足点、出发点。

综上所述,管理的现代化必须做到科学化与民族化相结合。因此,推进管理现代化,要对法家管理思想理念来一番科学的吸收与消化。我们既要洋为中用”又要古为今用”,要从法家管理思想体系,从先秦哲人谋略中汲取丰富营养,使我们民族诸多美德、苦干精神、聪明才智与现代科学管理结合起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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