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2011.03.16

第一篇：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2011.03.16

“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发人深省

2011年03月15日 10:26:13来源： 新华网

3月14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他说，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3月14日 新华网)

“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近年来，公众反映的官员腐败行为主要集中在规划审批、土地拍卖、政府采购和重大资金项目审拔等领域，这些领域被视为腐败“重灾区”与“高危行业”。因此，必须从规范权力运行入手，公开决策与审批程序，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遏制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

政务公开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必然要求，也是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的前提条件。预防腐败需要更多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与机制创新。北京市曾制定“领导职位说明书”，小到科员、大到局级的机关干部都有详细的职责标准，职位说明书同时作为评价各级干部任用和奖惩的依据，也为官员接受监督提供参照，防范因人设职、人浮于事和滥用公权的不良现象。“职位说明书”其实质就是“权力说明书”，各级政府应通过政务公开，将各部门权力清单以“说明书”的形式公开，以便于群众监督和干部自我约束。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让腐败无处藏身。我国现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得到实质性的推进。最新的制度规定，县处级副职及以上的领导干部、大中型国企领导每年须上报个人财产及婚姻变化、配偶子女移民状况等。其中，财产申报包含个人及家属的收入、房产、投资有价证券和金融理财产品等。显而易见，这一规定将官员的“个人家事”上升为可能影响到职务晋升和社会评价的“公事”。无论是防止“带病提拔”，综合考量官员的述廉，还是查处群众举报，回应对突出问题的关注与质疑，都将成为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以保障公众充分享有知情权与监督权。

采取零容忍的反腐态势，还需要堵住“后门”。外逃“祼官”越多，腐败分子就越发肆无忌惮。针对“裸官”的出现，深圳在全国率先规定，“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为了防止“裸官”外逃，广东省委组织部规定省管干部上任前需报告家属情况；去年4月，中央审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这无疑是从源头预防“祼官”腐败的得力举措。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今年我国首次对“裸官”进行登记，对其进行“特殊管理”。

权力一旦不受约束，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与民争利，甚至恃强凌弱，进而蚕食政府的公信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贪污腐败无疑是最大危险，也是党和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只有让权力在阳光运作，让干部接受批评与监督成为一种常态，才能让一些人不敢伸手，伸手必被捉。

第二篇：消极腐败的危险

李永忠 董瑛：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向全党郑重提出了破解“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时代命题，再一次把科学研判和有效化解“消极腐败的危险”尖锐地摆在了全党面前。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防治因腐败而导致的“政治安全风险”问题，一直是党的领导人的关切重点和思考主题。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邓小平警示大家：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胡锦涛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政府把反腐败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进行谋划和推进,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反腐方略不断完善，但是腐败魔法也不断改变，腐败问题不断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因而，迫切需要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因素，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表现之一：反腐败战略“顶层设计”滞后，成为“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滋生蔓延之伤。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反腐败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未能如期推进和突破，已经取得的反腐败成果有被严峻的腐败形势所抵消或得而复失的可能，执政党的一些执政资源也有丧失的危险。

一是提出问题张冠李戴。在反腐败的规划设计过程中，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背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中国历史上积淀的一些反腐败的优秀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尤物。如中国秦王朝不仅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权力制衡、“三权分立”制度之先河，比瑞典的监察议会专员制度和美国三权分立制度早了两千多年，而且孙中山还推动了权能分开、五权分立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但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相当部分人士却把“三权分立”当成资本主义的制度特产和价值模式,讳莫如深,甚至加以批判和抵制，致使最核心、最根本的制度反腐败措施难以实质性启动。即使十七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但还是有人仍然坚持把三权分立、普选制、竞争性选举、民主法治、宪政改革、权为民所授等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优秀政治文明成果套上意识形态的色彩、戴上政治立场的高帽而不敢试、不让闯、不准冒、不许用，至今仍然“用等级授职制代替普选制”，严重违背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精神”。

二是分析问题讳疾忌医。谋划反腐败战略时，有时不善于使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抛弃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方法论精髓，采取实用主义的问题论，把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缺陷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流毒、资本主义的病毒，把内生的腐败怪象及其衍生的风险因素，片面地认为是“外在”的问题可以通过“体制外”来解决。如对既得利益势力垄断制、一把手体制、潜规则和明规则双轨运行制等制度性“病灶”引发的病变和腐败乱象，都统统归咎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封建皇权思想的作祟，不去触动改革现行体制制度弊端，致使制度上的漏洞和风险仍大量存在。

三是现有反腐败架构难以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致使解决腐败问题的战略架构常常脱离原点，畸形的监督权配置无法套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之虎，粗放的反腐体制无法适应权利时代的全民反腐诉求，封闭的反腐模式无法满足信息时代的开放的反腐机制建设，无学科化支撑的反腐之策无力应对“易发多发”的腐败之风。因而，把握改革“时间窗口”，加强反腐败战略“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上下互动、内外结合，重点突破、有序推进，成为当下我国应对消极腐败危险的紧迫任务。

表现之二：主体结构缺陷成为“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根源性因素。马克思指出，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存在。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尖锐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致使我们犯大错误的“总病根”。要想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改革权力结构使之科学。改善结构、注重质量，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章太炎先生20世纪初发出“俱分进化”的警世预言，道德之善恶、生计之苦乐都是双方并进的。我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总量光环，衍生和掩盖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主体结构缺陷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反腐败甚至改革开放进程的根源性风险因子。

一是权力结构僵化。我国现行权力结构，是按照140年前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议行合一”权力结构，借鉴苏联模式，初创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证明，“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极易演变成为从上自下高度并过分集中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形成以“一把手”为核心的“管理层控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执行权取代或侵占决策权、控制或异化监督权的“议行监合一”的权力运行模式。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成为党群疏离、权力腐败、作风变异和危机事件多发的“总病根”，致使一些掌握公权的政府和官员在逐利时代常常像一个个总务处，既无心无力充当精神旗帜，更无心无力真正践行以人为本；致使权威性的“三会”（党代会、人大会、政协会）在集权时代常常开成一个个程式化的“清淡馆”，无能也无法真正践行民主原则，无能也无法有效授予和监督公权。

二是经济结构缺陷。当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外汇储备规模和出口总额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GDP仍然非常落后，核心竞争力与大国地位不符，结构竞争力长期在低位徘徊，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健全，“无形之手”权重过小，“有形之手”权重过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有因为缺乏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科学的结构体系、健全的市场机制而失去精进动力的危险。

三是队伍结构不优。俄罗斯共产党20多万党员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300多万党员时，打败了德日法西斯；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发生了亡党亡国的历史性悲剧。同样是一党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由于非常注重队伍质量建设，充分吸纳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人士，突出加强政党自身的结构建设，党员占全国人口总数基本保持在0.38%左右，是世界上清廉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我国目前党员达8000多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8%，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执政党。但是，在不断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同时，党员质量建设有所忽视，少数地方党员发展过多过快，一些不知党、不信党、不爱党的人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一些地方出现入党功利化、手段化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员队伍的整体质量、形象和战斗力。同时，由于片面理解和执行干部“年轻化”，致使“年轻化”这一权宜之计，成为培养选拔干部的长久之策。从而在调动少数人积极性的同时，却使大多数干部的积极性备受压抑！干部队伍建设中，一方面批量并大量地产生着各种“天花板”式的干部；另一方面，衍生并加剧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甚至骗官杀官的“六官现象”！在“年龄缩水”、“文凭注水”的“两水”压力下，催生了一些“59式”、“49式”,甚至“39式”、“29式”的腐败干部，从而产生了危害最烈、群众意见最大的吏治腐败危险；还带来了“能力不足的危险”，出现不少“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的干部，出现了文化水平提高而“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的问题。王稼祥70多年前就深刻指出：不能为了党员数量而降低党的质量、党的水平。假若为了党的数量而降低党的水平、党的质量，便是离开了列宁主义。

四是社会结构滞后。与经济发展相比，我国社会结构调整滞后，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既存在结构性失调和功能性失调问题，又有大量的历史遗留老问题和社会转型衍生的新问题，如社会体制陈旧，管理手段落后，社会组织建设迟滞，公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贫富差距拉大，危机事件多发等等，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和社会运行迟滞，中国的社会稳定因为缺乏相应的道德元素、权利成分和清廉因子而有失去坚实的合法性基础的危险。2010年，中国社科院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政治结构落后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多少年未讲），这是诸多社会矛盾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在辉煌的“总量论”中应更加清醒和自觉，不能光以速度、规模、总量看次第，关键要从结构、内涵、战略上看质量。全面的结构改革和优化，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应对危机和风险的首要任务。

表现之三：权权交易成为和平时期危及党的先进性形象和执政地位的新型风险因素。在快速推进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五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建设过程中，受本土化传统思想文化糟粕的潜在感染，受国际化腐败现象的传导感染，受转型期制度体制机制的缺陷感染，腐败现象逐渐向“三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演变，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一是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成为典型的腐败方式。权钱交易，即权钱互换的赤裸裸的现实性简单交易，是权力现值的交换体现，是一种典型的显性腐败现象。其手段和方式不断翻新：汽车、电脑等现代工具替代了电视、手机等传统工具；字画、古玩等艺术商品替代了烟酒、服装等传统物质；土地、矿产、股份、资本等要素资源替代了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源，等等。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变现性、“比价”性、一次性和风险性。权色交易，即权力与色欲、情感、信息等非物质形态的复杂交易，是权力期值的持续体现，是一种典型的隐性腐败现象。其形态由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向嫖娼、一夜情、包二奶、敛资财兼收并蓄转变；由权力与款物、值卡等实体交易向权力与信息、股份等虚拟交易转变；由权钱两清的现值交易向权力即时支付、回报未来领取的期值交易转变；女色、业绩、情感等由自然属性向权力场上的市场特性转变。其特点是隐秘性、温和性、多次性、危害性。

二是权权交易成为一种亟待高度关注和科学应对的新型腐败方式。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由于风险较大，易授人以柄，腐败分子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实施权力与权力的隐性交易。这是权力借助虚拟手段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的一种无形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不仅隐蔽性更强，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蜕变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执行权领域的权权交易到决策权、监督权领域及其相互间的权权交易。其二，从经济、社会领域的权权交易到政治领域的权权交易。如在一些地方实际上形成了以“一把手”为主导的“管理层内部控制”问题，逐渐实现了对区域内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到政治资源的全面垄断和控制，“一把手”成为腐败的高发岗位。如河南省2006年换届以来，已查处担任过县委书记一职的高达22人。其三，从财权、物权的权权交易到干部人事权的权权交易。如张书记提拔李局长的原任秘书，李局长提拔张书记的儿子，形成“官选官、大官选小官”的“小圈子”。

三是权权交易的主要特征。与前两种交易形式相比，权权交易主要表现为一种以虚拟交易为手段，以更隐秘、更长远、更巩固的期权利益为目的的无形腐败，是腐败现象演变的第三个阶段，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是整合性。不同的权力“受托者”巧于权力资源的算计、运筹，实现权力之间的对接、整合，积聚、提升权力的内生价值，转化主要是无形权力的交换价值，以谋取其个人、家庭或利益集团的深层和长期利益需求。其二是集团性。通过构建经济、社会、文化尤其是政治利益纽带，借以形成巩固联盟或既得利益集团，逐渐实现从对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控制到对政治人控制的转变，从经济利益集团到政治利益集团的转变，以谋求未来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以“权力”为主导形成的“管理层内部控制”问题，从表面上看，出现了让人诟病的“官二代”、“知二代”、“艺二代”、“富二代”；从深层次上看，是造成一些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党群干群关系疏离，显性冲突和隐性暴力积聚的主要诱因。其三是无需变现性。权权交易主要表现为权力市场上的一种虚拟交易，无需变现，但一旦时机成熟，权力对接所实现的政治价值大大超过现值和一般期值，且具有发散性、膨胀性、选择性特点，以既得利益集团现有人员为骨干依托，有选择性地扩编收徒，不断强化政治上的依附性、组织上的紧密性和利益上的虚拟性。其四是危险性。这种新型腐败形式借助权力的虚拟交易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对党和国家政权具有肢解性和动摇性，是一种隐秘性更强、危害性更烈、风险性更大的高级腐败方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权权交易中所形成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有深刻关联，至今俄罗斯的相当核心权力仍然被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

“三权交易”是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管理层控制”的渐变性腐败交易；是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层面的递进式腐败交易；是从一次性、单对性、单层性到多次性、多人性、多层性的集约型腐败交易；是从经济腐败到生活腐化、再到政治蜕变及融三者于一身的复合性腐败交易；是从显性化、隐蔽化到期权化、虚拟化的智能化腐败交易；是从物质所有权的一次性交易到非物质使用权的多次性交易，再到彼此都拿不属于自己的标的物（权力）进行的瓦解性腐败交易。其隐蔽性越来越深，潜伏期越来越长，投机性越来越强，对政策法律的规避和肢解越来越大，社会危害性越来越烈。

表现之四：“消极腐败的危险”与“精神懈怠的危险”和“脱离群众的危险”相互交织和转化。

一是“精神懈怠的危险”加剧了“消极腐败的危险”。意识形态不仅是党和政府须臾不可离的一种执政资源，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力量。但是，意识形态的假面化、装饰化与实用化等倾向，导致了“精神懈怠的危险”，且“消极腐败的危险”与“精神懈怠的危险”相互影响，加剧了新时期的执政风险。强大的意识形态教化，严格的舆论言论管制，刚性的政治利益驱使，一些党员干部人格分裂，上级面前一套下级面前一套，会上一套会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单位一套社会一套；有的单位学教活动缺乏主动性、主体性和实践性，学用脱节、知行分离，用自上而下的层层传达代替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用个别领导人的主观性代替党员干部个人的主体性；有时理论研究和宣传缺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一味注重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垄断，以大一统思维控制思想文化领域的正常自由和争论，导致马列主义的教条化、垄断化、实用化倾向，形成“万马齐喑”甚至“听不到人民声音”的可怕局面；有的党内组织生活堂而皇之走过场，虚假思想、空头政治、照抄笔记、复制体会、表扬与自我表扬大行其道，批评与自我批评乏善可陈，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双重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名实双亡，从而严重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是信用缺失、诚信危机现象较为严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1年2月27日与全国网友在线交流时强调，诚信和道德是现代社会应该解决的紧迫问题。2011年4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674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2.4%的人感觉当前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度低，其中53.8%的人觉得互信度非常低。在GDP快速增大的同时，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工作机制在利益牵引和市场大潮的冲击下显得苍白无力，传统伦理道德被颠覆，社会互信不断消解，社会心理日益扭曲，公共责任和核心价值观缺失，特别是一些权力持有者缺乏高尚的道德支撑，缺乏内心敬畏的法律约束，加之纠偏机制的软弱、监督机制的脆弱、权利机制的薄弱，权力滥用、腐败现象滋生漫延，反腐倡廉形势严峻，信仰危机趋深，动摇了社会根基和党的执政基础。

三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已经成为我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密切党群关系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和平时期党执政的最大的危险。列宁以伟大政治家的务实精神清醒地看到，无产阶级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制订和执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愿、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人民支持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期票”就有到期的危险。当前，有的党员干部的作风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渐行渐远，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的作风与入党誓词和人民根本利益明显相悖，从而导致一些地方官场生态变异，政府公信力下降，党群干群关系显性冲突与隐性疏离，人心民心不断流失。据有关资料显示，“2006～2007我国政府公信力指数为60.6分”，“导致一些政府公信力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是主要的因素之一。

如果说，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推动全局，在南海边上画了一个圈，作为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区。那么，30年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担任总书记九年的胡锦涛同志，以“七一”重要讲话的形式，对“消极腐败的危险”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首次对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进行了新的深刻阐述，为反腐倡廉的“顶层设计”与改革党内“权力结构”，指明了方向——即必须尽快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第三篇：温家宝出席廉政会议强调执政党最大危险是腐败

温家宝出席廉政会议强调执政党最大危险是腐败

2012-03-26 国务院26日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讲话。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策部署，深化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

温家宝指出，多年来，我们坚持在各项工作中全面贯彻反腐倡廉的要求，加强制度建设，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加强政风行风建设，加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监督管理，政府改革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十年来，国务院部门取消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共计2183项，占原有总数的60.6%，地方政府取消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的一半以上。国务院先后下发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除依法不能公开的，都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目前已有92个中央部门公开了部门预算，90个中央部门公开了部门决算，98个中央部门和部分省市公开了“三公”经费使用情况。2011年审计机关向社会发布预算执行及财政收支等方面审计结果公告8000多篇。查处了一批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的案件，严厉惩治了一批腐败分子。

温家宝强调，当前反腐倡廉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仍有较大差距，腐败现象在行政权力集中的部门和资金资源管理权集中的领域易发多发，社会事业、国有企业等领域腐败案件逐渐增多，发生在领导干部中的腐败问题依然突出。温家宝强调，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重大考验。今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现有的管理职能和审批事项要逐一审核，再取消和调整一批审批事项。重点放开对社会资本投资的限制，打破垄断，扩大开放，公平准入，鼓励竞争。完善并严格执行审批项目设定和实施制度。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任何行政机关不得设定或变相设定审批事项。加强对审批权力的监督制约，推进审批过程、结果公开，强化全过程监控。

(二)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完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制度，整治国有建设用地出让中规避“招拍挂”、违反规定设置出让条件和领导干部插手干预等问题。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完善采购预算、招标投标、专家评审、供应商管理等制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子化政府采购管理交易平台，实现政府采购业务全流程电子化操作。推进招标投标管理改革。整合各部门分散设立的招标投标市场，加快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市场。

(三)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减少专项转移支付，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完善转移支付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资金分配过程和结果公开制度，以公开透明促进规范管理。深化部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提高预算编制科学化、精细化水平，严格控制预算事项和支出调整。今年年底前县以上各级所有预算单位、有条件的乡级预算单位全部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大力推进预算决算公开。报送全国人大审查部门预算的国务院部门和单位，要公开全部预算决算表格，并细化到款级科目，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三农”、保障型住房等支出要细化到项级科目。

(四)推进行政经费使用管理改革。严格控制“三公经费”，今年继续实行零增长。禁止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加强车辆编制管理，清理和规范越野车购置和使用。各单位公务接待费用、公务车购置和运行费用、出国出境经费要详细公开。严格控制行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修建装修办公楼等楼堂馆所。禁止超标准使用和豪华装修办公室，禁止使用公款和利用机关影响购置、搜罗奇花异石和高档艺术品装饰办公区域。严格控制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等活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金融机构不得赞助与企业经营无关的上述活动。

(五)加强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扩大公务卡制度实施范围，今年年底前在各级政府及所属预算单位全面推行公务卡结算制度改革。加强现金管理，完善发票管理和财务报销制度。抓紧制定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负责人职务消费的禁止性规定。

(六)扎实抓好反腐倡廉长期性基础性工作。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制度。加强督促检查，研究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大力加强政风建设，突出整治行政机关懒散问题和不作为、乱作为等不良风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解决会议多、文件长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清理规范银行、电信、流通等领域服务收费。强化对农村土地权益保障和城乡征地拆迁的监管。认真解决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运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从严查处腐败案件。

温家宝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与政府各项业务工作和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做到有部署、有督查、有落实。要进一步加强民主监督，对群众举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及时回应，认真调查核实，依法处理，结果要反馈或向社会公布。

第四篇：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最终版）

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对于这一点，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务必牢记。为什么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意思：

首先，就是执政党的地位容易脱离群众。我们知道，以前由于客观环境极其险恶，在客观上形成了一道屏障，换句话就是说，是有外部环境在帮助我们管党。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没有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党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壮大了。所以我们必须自觉、主动地去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但是党执政后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没有了压迫、围剿，不用整天东躲西藏，联系群众也就显得不那么迫切了，另一方面，战争环境转为和平环境，党和群众的关系在整体上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是群众有求于我们党员干部，这样党群关系很容易被颠倒。可见，由于地位的变化，执政党成为领导的党、执掌政权的党、“为民做主”的党，一不谨慎，很容易居高临下，不把群众放在眼里，从而拉大与群众的距离。

其次，执政党脱离群众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血脉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党的成败在人民。因为：

脱离群众，党就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无法实现正确、科学、有效的领导。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思想的领导，就是党通过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依靠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去贯彻执行，来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党的领导最为关键的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具有无穷的力量和智慧。因此，我们党只有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善于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才能从人民群众中获取智慧，形成正确的决策，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是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过程完全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领导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可见，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智慧源泉，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才能使我们的决策正确和科学。

脱离群众，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难以实现。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是一项空前伟大的事业，是需要千百万人为之努力才能实现的。人民群众是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主体，主要依靠力量。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否顺利发展，关键就在于我们党能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能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用美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靠的就是人民的力量。建国后，我们所取得的一切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更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和奋斗取得的。今天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并使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所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只有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我们的事业真正成为群众关心、群众参与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被群众所抛弃，执政党就会垮台。自古以来就有“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之说，讲的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道理。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最重要的是人心向背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群众站在党一边，党就有了力量，就能生存、发展和壮大；反之，党放弃根本宗旨，脱离群众，党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迟早要垮台。群众基础是执政基础中最核心的部分。前苏联的解体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党脱离群众、党群关系开始解体，导致了苏共解体和苏联解体。可见，党脱离群众，不仅背离党的宗旨，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还会危及自身的存亡。

（作者杨仲林 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育长）

第五篇：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

脱离群众的危险是最大的危险

警惕“四个危险”是胡锦涛总书记今年“七一讲话”中最为受访者关注的提法之一。集中提出“四个危险”有何现实意义?“脱离群众的危险”为何是最大的危险?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权威专家接受“新华视点”记者专访,就这些问题给予深度解析。

焦点一:看不到危险而丧失警惕是更大的危险

【记者】我们党早就有过“本领恐慌”“信仰危机”的提法,警惕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提醒更是从未间断。这次集中告诫这“四个危险”有何针对性和现实背景?

【讲话摘录】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虞云耀】(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安不忘危、存不忘亡,面对成绩和掌声是否头脑清醒,是一个政党先进与否、成熟与否的“检测仪”。认识到实际存在的“四个危险”,是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的建设状况总体上同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有的干部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不足；少数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言行不

一、奢靡享乐；个别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虽不是我们党的主流,但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严重妨碍党有效履行执政使命。

【叶笃初】(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当此科学发展、深化改革重要关头,“打铁先要自身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为政”典籍曾言:“是以贤者懈怠而不劝,有功者隳而简其业,此亡国之风也。”精神懈怠的危害很重,其恶果之一是脱离群众。离群众越来越远,何来党的感召力、凝聚力?这最终必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丧失警觉,不下大气力加紧解决,这是更危险的。

焦点二:党和群众就是鱼和水,鱼离开水只有死路一条

【记者】战争年代,我们党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淮海战役数十万群众推小车送补给的支援、苏区群众“十送红军”的深情、沂蒙山红嫂救活解放军战士的乳汁„„这些都是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生动写照。现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对群众的事漠不关心,不顾群众意愿强占“口粮田”,不管群众健康任由企业排污等现象时时出现。有的党群、干群关系如“油水”般分离,有的甚至如“水火”般不

容。这些脱离群众的现象对党执政带来哪些危害?

【讲话摘录】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虞云耀】党执政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没有了被敌人追剿的危险,没有了离开群众就不能生存的境况,群众观念就容易淡化,一些党员干部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未来将向哪里去。再加上权力本身具有的腐蚀性,使得一些人容易迷信权力,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还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些领导干部往往只看重那些能带来资金、项目的老板,而忽视群众的力量,亲近了老板,疏远了群众。

【叶笃初】这些年来,一些党员已经淡忘党的群众观点,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了群众。这种同群众疏离的后果是严重的、致命的。作为执政党,长期脱离群众就必定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失去靠山和力量,民心“长城”就会坍塌。苏共失败的教训就在于此。

焦点三:新时期做群众工作要有真感情、新智慧

【记者】一些“干部进村入户”访民情解民忧,却常遭受群众的苛责误解,党员干部时常发出当前群众工作越来越难做的感慨。到底是群众太挑剔,还是干部们没有适应新形势?党群工作又面临怎样的新挑战?

【讲话摘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叶笃初】执政时间长了,我们部分领导干部的官气越来越大,在某些情况下、某些特定事务中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理解,究其原因,我想还是领导干部“地气”接得少,讲话讲不到百姓的心里,做事难合群众的意愿。现象是“脱离”,根源是“感情”。随着时代的变化,群众工作需要不断积累新经验、寻找新办法,需要新思维、新智慧。糊弄群众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要不得,但把群众工作庸俗化、一味迁就、既不讲科学指导、又不依法办事也不对。

【虞云耀】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挑战突出表现为:一是广大党员干部能否真正坚持党的根本宗旨,树立群众观念；二是能否学会并善于兼顾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是党的群众工作方式和方法手段能否切实改进,不断提高群众工作的科学化水平等。

焦点四: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

【记者】今年6月23日暴雨造成北京全城交通瘫痪,相隔一个月后,北京再迎暴

雨,降水量较之前更大,但是由于市气象台提前发布预警、各部门提前应对,降雨没有对交通产生重大影响。一位市民说:“这个‘预’字就是责任心,就是把百姓装到了心里,我心里暖烘烘的。”这一事实表明,只要党员干部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还是会赢得群众认可的。在新形势下,如何增强群众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避免或减少“脱离群众的危险”?

【讲话摘录】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

【虞云耀】新时期做好党群工作,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要健全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工作制度,健全便民服务机制,搭建便民服务平台,全力解决事关民生的难事、急事；要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发挥信访、投诉中心等载体作用,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要健全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征地拆迁等突出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叶笃初】我们的党员队伍在不断壮大,新生代干部极需要到基层一线锻炼。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说到底是要在实践中去炼就。要避免或减少脱离群众的危险,就要着眼于长期努力,从基层、年轻干部、欠发达地区、有突出问题亟需解决的地方做起。做好群众工作犯急性病不行,慢性病也要不得。党强调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说到了核心之所在,应在党内特别是各级干部中进行实在有效的群众路线“再教育”。总之,只有把涉及群众的民生、民主问题解决好,才能赢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