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第一篇：人民日报：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人民日报：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带病提拔”常有，而问责却不常有，“破窗效应”不断发生，使得用人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必须动真碰硬，遏制用人上的“三拍”作风，使组织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

最近，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剑指用人失察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一些专家和媒体作出了通俗化解读。人们纷纷注意到，新条例在选人用人问责方面，追究情形更具体了，责任主体更明确了。通过严格有效的问责机制，遏制用人不正之风，使“问题官”淘汰出局，让好干部脱颖而出，是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的鲜明导向。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选什么人，用什么人，责任重于泰山。选贤任能，才会造福一方；如果不善不肖者竞进，于国于民都是一种灾难。近年来，考察失真失实、“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火箭式提拔”等问题时有发生，干部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东汉桓灵时期流行的民谣，把当时的选人用人乱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留下了“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历史警思。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随着一些贪官陆续落马，画皮揭开之后，边腐边升、越腐越升等畸形升迁路径也浮出了水面。比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平均每两年就加官晋级一次，然而，“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等民意呼声不绝于耳，有关方面硬是让其顶着质疑声一路高升。如果只是在末端处置贪官坏官，却不拔除滋生腐恶的源头，反腐倡廉如何竟全功、收长效？老百姓的廉政信心又何以真正提振？“带病提拔”常有，而问责却不常有，“破窗效应”不断发生，这是用人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些领导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这样的“三拍”作风，在选人用人上同样存在。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以往教训表明，从举荐不当，到考察失真，从长官意志拍板，到监督机制空转，在干部选任的关键环节上，集体负责变成了“集体不负责”，制度程序成了摆设，使得任人唯亲、任人唯利之风甚嚣尘上。正如总书记一再告诫的，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严防用人失察，必须强化问责、动真碰硬，让权责对等，使组织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

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是问题不少？除了制度本身需要不断完善，执行中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是重要因素。世界上怕就怕 “认真” 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没有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零容忍态度，没有领导带头、严于自律的示范效应，没有一视同仁、无人例外的刚性执纪，制度公信力何以树立？无人负责、难以追究的困局又怎么破解？只有把责任融入选人用人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领导干部心中，才能构筑防治用人腐败的坚固防火墙。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人们耳熟而详，但这样的细节很多人或许并不清楚。早在处决刘张两人一个月前，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代表省委作了检讨，省长杨秀峰代表省政府作了检讨，先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下属出了问题，负管理教育之责的领导不回避、不推脱，而是主动承担责任，接受社会监督批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责任意识、敬畏之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问责力度、倒逼压力，我们才能让全党警醒起来，建设一个风清气正的新中国。

今天的共产党人，拥有比那时完善得多的各项制度，也面临比“糖衣炮弹”更为复杂的诸多考验，但能不能出于公心、敢于负责、严于问责，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时代考题。“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纯洁用人风气，建设廉洁政治，千里之行，始于充满责任的每一步。

第二篇：用人腐败是甲午战败症结

用人腐败是甲午战败症结

据中国军网1月10日报道，威海军分区司令员丁伟杰撰文探讨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与思考。

用人腐败——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的一大症结

济南军区威海军分区司令员 丁伟杰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近日，笔者再次察看了驻地刘公岛上陈列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感慨良多。

分析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教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不一。笔者戍守甲午故地威海，研究大量史料发现，北洋海军的甲午之败有体制腐败、防御消极、挪用军饷、指挥不当等诸多因素，此文不作一一评述，仅从北洋海军用人腐败这一角度加以探析，浅谈一见。

教训之一：用人徇私结派、拉拢裙带，必然造成英才不举、军机贻误

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奉旨开始督办北洋海防，而创办海军就要有人统领，丁汝昌被李鸿章物色为北洋海军提督人选，固然有多种原因，多方见解，但与丁汝昌系淮军出身，是李鸿章安徽老乡则有直接关系。

从丁汝昌投奔李鸿章被留在北洋海防差遣，到李鸿章正式奏请由他统领北洋海军，期间国内第一所培养海军军官的福建船政学堂的前几届学生已经毕业，派赴英国的第一届海军留学生也陆续回国，但李鸿章认为：“各管驾由学堂出身者，于西国船学操法固已略知门径，而战阵实际概未阅历，必得久经大敌者相与探讨砥砺。”当李鸿章将这些有着海军经验的“学生官”排除在海军统领人选之外后，可供选择的也就寥寥无几了。

当时重点的人选有两个人：一个是丁汝昌，一个是洋务派道员许钤身。许钤身精通洋务，而且比丁汝昌更早接触海军，统领海军的条件比丁汝昌占优，但许钤身最大的缺点是桀骜不驯，他曾多次对李鸿章表现不恭，令李心生不快。而丁汝昌虽然出身陆军，也不太懂洋务，但他最大的特点是对李鸿章惟命是从，选择丁汝昌更便于李鸿章控制北洋海军，使它和淮军一样成为自己的私产。

综合这些因素，李鸿章最终把北洋提督的人选锁定在了丁汝昌身上。但有不少亲历战事的军官，曾于战后对丁汝昌出任北洋提督的资格提出过疑问。洋员泰莱称他“不谙航事，实际上为傀儡提督”。也有人含蓄称“海军提督非阅历多年，深谙西法之水师官不可”。

由于丁汝昌不谙航事，导致海军训练针对性、实战性不强，在甲午海战中付出了惨痛代价。

黄海海战中，丁汝昌指挥北洋海军以横阵迎敌，严重限制了舰队机动与舰炮火力运用的有机结合，舰船协同混乱，指挥不力，致使北洋舰队损失5舰，日军虽伤多舰，但一舰未失。

海战后不久，中外评论家就指出，北洋舰队战败“原因虽多，要以横阵之不良为最大失策”。由此可见丁汝昌在海军战役战术指挥方面的缺陷和失误。

同时，也正是由于丁汝昌对李鸿章有恩师同乡的裙带关系、惟命是从的亲信关系，在甲午海战中，面对日军的进攻，丁汝昌三番两次听从了李鸿章“如有违令出战，虽胜亦罪!”的指令，尤其是在刘公岛防卫战中，一味强调防御，保存舰船实力，一次次错失了主动出击的战机，导致刘公岛很快失守，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纵观北洋海军将领队伍，拉帮结派、拉拢裙带的现象比较普遍。

北洋军官大多出身福州船政学堂，以福建人居多，他们人多势众，常常刻意排斥非闽系军官。长期拉帮结派且排挤打压异己，让闽系军官主导了水师军政大权，导致有才能的非闽系军官得不到提升重用，甚至连身为北洋水师提督的安徽人丁汝昌也不得不承认：“孤寄于群闽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

纵观北洋舰队的几十名管带中，较好的如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在黄海之战中英勇就义。但这样的将领毕竟太少，而且还不被相容，邓世昌就因“不饮赌、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皆嫉视之。”可以说，派系结党私营，用人失察失误，严重制约了北洋海军军力战力的发展。

教训之二：将领庸才无德，贪生懦弱，注定带来军心涣散、自毁长城

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注重武器装备，开设新式学校，把一些将领送到国外深造，甚至还聘请了164名洋员来华帮教训练水师，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李鸿章对培育北洋官兵的德行操守却关心甚少。北洋海军正是因为缺少了基本的军人武德和操守培育，导致出现了一大批贪生怕死、懦弱无能之辈。甲午战争爆发时，本应是军人报国、建功立业的机会，但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是。

在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反观其败因，北洋海军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是重要原因。在激战中，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扰乱了军心。尤其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丰岛和大东沟海战中，两次临阵脱逃，撞坏己方战舰，均谎报军情，极尽能事为自己表功开脱，闭口不谈畏战逃跑之事。

陆军方面，战死的将领只有左宝贵、马玉昆等几位，逃跑的却大有人在。

朝鲜牙山之役，提督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谎报军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清廷不但不追究其领导责任，还令他统帅平壤诸军，诸将以其庸懦无能，皆轻视之，失败之命运，不需日军来攻，已可预知。果然，叶志超故伎重演，率部“一夕狂驰三百里”，退过鸭绿江，朝鲜战场彻底溃败;旅顺是清朝经营多年的远东第一大军港，是渤海的钥匙，北京的门户，从地理位置、防御体系来说，只要守城官兵士气旺盛，指挥得当，坚守数月不成问题。但守将龚照屿“贪鄙庸劣”，未见敌军就乘小船逃往烟台，守军土崩瓦解，日军只用了6天就攻占旅顺。

更为严重的是，在刘公岛之战中，北洋海军官兵竟发展到集体投降哗变的地步。洋员马格禄与部分军官牛昶昞、严道洪等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刘公岛兵士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管带王平竞带领十艘鱼雷艇结伙逃跑，结果被日军或击沉、或俘获，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就悉数毁灭了。北洋海军官兵如此贪生怕死，自乱阵脚，自毁军心，岂有不灭亡的道理。

反观甲午海战中不乏英勇作战者。刘公岛南2海里，岛岸线不足千米的日岛炮台上，管带萨镇冰带领30余名水兵，用仅有的8门火炮抵抗住了日本舰队25只舰数百门速射炮的轮番围攻，直至弹尽炮毁。共激战坚守8天，击退日军海陆军多次进攻，大大迟滞了日军攻占刘公岛的脚步。以民族英雄邓世昌为代表的部分将士，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英勇作战，以身殉国，但像这样的壮举毕竟屈指可数。倘若北洋海军官兵皆能英勇无畏，群起而战之，恐怕战局就会另当别论。

教训之三：治官执法不严，管教不力，势必导致精神萎靡、军纪涣散

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这与当时的北洋海军军纪涣散、部队精神萎靡有着直接关系。

北洋海军诸将领统带部队，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加上大气候的影响，造成北洋舰队管理混乱，军纪涣散。据史料记载有二例：

1886年8月，北洋海军应邀到日本长崎访问，官兵上岸后在妓馆闹事，与日人殴斗引起事端，导致8人死亡、42人伤残的重大事件。事后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以“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绳尺。”为其部属开脱，一味姑息迁就;丁汝昌在海军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敛财，岛上开设赌馆、烟馆、妓院等多达70多家，因此还与部下发生龃龉，他自蓄优伶演戏，生活骄奢淫逸。

实际上，北洋海军成军之初曾仿效英、德海军制度，制定了内容详尽、规定严格的《北洋海军章程》，包括船制、官制、考校、军规等十四章，共三万余字。同时，军事训练也很严格，曾聘请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为总教习，全权负责训练。

琅威理出身皇家海军，责任心极强，“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不论操阵、研炮、营规，皆要求达到世界海军的水准，不久军容为之一肃。

但琅氏任职后期，舰队的中高级将领对他执法过严，深为不满，矛盾日增，尤其是副提督刘步蟾与琅氏矛盾积深，在集体诋毁下，最终琅氏愤然辞职离去。

琅氏离职后，北洋舰队“操练尽弛，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

北洋海军还发生过用军舰载货载客挣钱和从朝鲜走私人参牟利的事件。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5套公馆，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金屋藏娇。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二舰管带邱宝仁、林颖启还在岸上嫖妓未回，二舰无人指挥，都被日军击沉。北洋海军许多管带还以权谋私，把军事训练、保养船械等款项侵吞，致使船械“应换不换”、“应油不油”，战技术性能受损。

同时，由于军纪废弛，各舰管带虚应敷衍，弄虚作假，致使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形同虚设，打靶演习时“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驰。码数已知，放固易中。”来远舰大副张哲荣在战后反思：“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

可见，北洋海军对将领的粗管疏问、放纵迁就，导致了贪腐之行滋长、骄奢之举蔓延、虚假之风盛行，注定了北洋海军倾覆灭亡的历史命运。

甲午海战给中国军人留下的重要警示：腐败是毁军亡国的第一破坏力

潮起潮涌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家忧。遥想当年，威海湾刘公岛前，舳舻相接，旌旗蔽空，可谓盛极一时，世界惊叹，然而仅仅6年之后，北洋海军却因用人腐败问题，导致官员队伍整体无德昏庸、无能懦弱，致使这支庞大的舰队樯橹灰飞烟灭了，这不能不给我们以深刻的警醒和启示。

北洋海军用人失察失误的教训，关键是选人用人的标准不清、界限不明，往往带着“长官意图”选人，搞先入为主;带着“虚光浮影”选人，搞概略瞄准;带着“门户之见”选人，搞裙带提携，导致提拔使用了一些无德无才无能、吹牛皮说大话玩花活的官员，出现了用人不准、用人不公的腐败问题。

由此联想我党成立90多年的历史，能够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任用根本标准，才确保了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形成了坚强有力的领导。以史为鉴，军中用人，贵在坚持用战斗力标准选人。

当前，我们有的单位在选用干部时，还存在没有完全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的问题，考虑“管得住、不出事”较多，关注“冲得上、打得赢”不够;考虑眼前资历和背景来头较多，注重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不够。

邓世昌在北洋海军中是不可多得的懂海军、能作战、要求严的将领，但在晚清官场“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的大环境下，他因年龄轻、资历浅，“虽贤智而终不得越”。因此，围绕能打胜仗目标选人用人，必须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落实到干部考评任用的全过程，多选打仗需要的人、研究打仗的人、关键时刻能冲上去的人、富有血性和责任担当意识的人，确保把政治上可靠、能思打仗之策、练打仗之技、务打仗之效的优秀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用人是最大的导向，也是最大的形象。用好一个人，激励一大片;用错一个人，打击一大片。优化选人用人环境，就要积极营造“有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实干者实惠”的鲜明导向，努力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要贯彻群众路线。金杯、银杯不如官兵的口碑。一个干部工作、生活在官兵当中，其德才如何、表现怎样，能不能胜任本职，官兵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因此，选人用人要切实落实好官兵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真正做到考察评价看公论、选拔任用重民意，加上严明赏罚、违法必惩、违纪必究，就会让那些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干部没有市场。

如果对那些不轨之举、不端之行宽容，实际上就是对公正和公平的亵渎，是对老实人的轻慢，是对实干者的漠视。

总之，人前人后，唯公是举，才能对得起同志，经得起检验，肩得起重托。

第三篇：“损害群众利益”是最大的腐败

“损害群众利益”是最大的腐败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腐败有三个意思，基本意是“腐烂”，引申为“（思想）陈旧；（行为）堕落”“（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混乱、黑暗”。如果严格套用，我们所说“反腐败”的腐败，应是指第二个意思：（行为）堕落。而所谓“堕落”，则是“思想、行为）往坏里变”。

重视群众利益是权力的基本伦理，维护群众利益是权力的基本职责，而如果忽视群众利益，甚至损害群众利益，权力就已然“跑偏”，是思想、行为“往坏里变”，就是一种腐败。

保持群众观点、站定群众立场、坚持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执政优势之所在。紧密联系群众、搞好干群关系，不仅是领导干部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还是党一直以来对干部作风的一个硬要求。尊重群众利益、维护群众利益，则可说是做好群众工作、加强与群众联系的基础和旨归。从作风的角度看，对群众利益的漠视，也无异于一种“腐败”。

更何况，腐败行为本身，也大多直接损害到群众的利益。受贿一类的腐败行为，背后往往有“权钱交易”，而交易成本，必然不会是交易者埋单。于是，有了偷工减料的“楼倒倒”、“桥歪歪”，有了监管失察的“毒奶粉”、“地沟油”，有了屡禁不止的“择校费”、“赞助费”。

而贪污渎职一类的腐败行为，种种行政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直接损害群众利益，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则造成公共财政的浪费。而公共财政，正是来自无数纳税人——群众。另一方面，腐败的成本，很多时候经过“层层转包”，成为一种隐性的社会成本，转嫁到公众的身上。这些“群众身边”的腐败行为，正是群众反映最强烈、也最渴望能够遏制的腐败行为。

而且，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角度看，损害群众利益，其“腐”不在贪污受贿之下。“权为民所赋”，换句话说，只有群众同意让渡自已的部分“权利”，才有公权力的产生和行使。而不论是哪类腐败行为，都是滥用了“权利”的赋权，忘记了“权利”的信任，违背了“权利”的契约。从某种程度上说，损害群众“权利”，是涉及权力根本的腐败行为。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群众利益，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公共利益。公权力本应该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但权力作为一种无形的东西，其行使权往往在有着独立人格、一已诉求的个人，于是，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边界不清时，公共利益反而会成为个人利益的大旗，无数打着“发展”招牌，实际上或为积累政绩、或为牟取私利的行为，不正是如此吗？从“利益侵害”的层面上看，对群众利益这种“公共利益”的侵害，就是最大的腐败。

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的公报中要求，“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扎实推进党的作风建设”。这不仅仅是一种倡导性的要求，更是一种禁止的规定，因为损害群众利益，正是最大的腐败。

第四篇：如何遏制用人腐败

6.如何遏制用人腐败

用人方面的腐败现象，较之于其它腐败现象而言，其对社会的危害更为深重。它不仅腐蚀大批党员干部，瓦解干部队伍；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弱化党和政府的信誉和权威；疏远党群关系，激化干群矛盾；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的大量流失，引发违纪违法和犯罪活动；而且严重地败坏社会风气，污染人们的思想，导致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因此，对于这一腐败现象必须下大决心予以坚决遏制和消除。而要消除这一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体制和机制创新，促使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在一种新的体制和机制下运行。

1、优化权力配置，建构科学、制衡、规范的权力结构体系。主要领导干部用人权个人垄断和不受监督、制约的状况，从直接原因来看，与现行的具体领导体制有关，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则与一定的国家权力配置和权力结构有关。因此，要改变主要领导干部用人权个人垄断和不受监督、制约的状况，还必须从整体上优化权力配置，其着眼点是要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问题。首先，要按照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其次，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权威，使其真正成为人民意志的代表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其三，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独立。四，加强法制建设，在条件适宜时进行宪政改革，科学设定国家权力，同时制定《监督法》、《新闻法》等有关法律，逐步实现国家权力和国家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2、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科学界定政府权力。由于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体系中最强大和最具扩张性的权力，因此，为了规范和制约“政府官员”的权力，从政府管理体制角度讲，其措施之一就是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科学界定政府权力，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此要实现四个转变：（1）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政府管理范围，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2）精简政府机构，实现由“臃肿、低效政府”向“精干、高效政府”的转变。（3）改革政府管理方式，实现由“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4）严格依法行政，实现由“放任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转变。

3、提高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强化监督机制。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腐败现象，其中的关键是强化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当前，在权力监督制约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监督机构缺乏相应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尚未形成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因此，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提高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构建和形成结构科学、相对独立、相互配合、精干高效的权力监督体制和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4、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实现党内制度创新。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腐败问题能不能得到有效遏制，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腐败现象能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同样关键在党。治国必先治党，而治党务必从严。要有效地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腐败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实现党内制度创新。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一府两院”组成人员任免上的权威性，真正发挥权力机关监督的作用。其次，进一步提高党内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再次，要充分发挥检察、监察、审计等专职监督机构的作用，强化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

第五篇：把好“五关”斩断用人腐败

把好“五关”斩断用人腐败

2014-08-01 10:28 来源： 人民论坛8月上 作者： 姚 桓

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当然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除此之外，重要的是把好入口，选好干部，防止隐患。恰恰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多年来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乃至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总结经验教训，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有机结合起来，并从制度上加以落实和保障。

如何认识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相结合

首先在认识论上，要正确认识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的辩证关系，防止片面性。党管干部是坚持党的领导、巩固执政地位的战略举措。问题在于，党的领导在任何时候都要通过各级党组织工作体现，而党组织又由人组成，无论怎样强调党的领导、集体领导，归根结底是落实到“人选人”。人是有局限性的，在选拔干部这一重大问题上，既会有“看人走眼”的片面性，又可能掺杂个人考虑和私心杂念，完全做到客观公正很难。因此，发扬民主极其重要。在我们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力不能只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免权上，也要体现在党的干部工作的一些具体环节中。另一方面，民主又不是万能的，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改革探索也容易出偏，有些群众仅仅从眼前利益、个体利益的满足出发衡量干部，“只要对我有利，就是好干部”。何况由于信息不对称，群众也难以完全准确地了解干部。离开党的领导去高谈民主，不仅难以纠正不正之风，也给一些不良分子可乘之机。所以，唯一的出路是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相结合。其次要解决的认识问题是，在选人中上下意见不一致怎么办？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其思想、行为是多样的，优点往往和缺点相联系，因而对人的理解最难，加上信息、角度、利益关系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对人的看法上下不一致是正常的。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党组织存在官僚主义或者个别领导用人取向不对；或者是一些群众不了解情况、存在情绪化因素；或者干部在工作中得罪了人。更大的可能是上下两方面的意见都有片面性。这种不一致恰恰可以成为互补。一些群众对干部的看法是有片面性和情绪化因素的，需要党的引导；同时，党组织了解干部也往往只看到他在领导面前表现的一面，忽视他对群众的态度、感情。党组织了解干部，往往侧重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表现和工作业绩，而他的品德、做人如何却看不到或看不清、看不深，因为有些干部往往把他最好的一面展示给领导，一些缺陷、一些致命的缺陷在领导面前有所收敛，而面对下面的群众则毫无顾忌。我认为，这些年选拔干部工作一个教训是只重视政治思想（重政治思想非常必要，但是流于表面、表态、站队）而忽视了品德，听其言而忘记观其行。在这方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在干部的人品、做人方面，可以发现组织部门看不到的问题。因此，应当把选拔干部作为在党的领导下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看作深入了解干部的过程，看作党委成员、组工干部提高选人用人水平和能力，向群众学习又引导群众、提高群众民主素养的过程。认识达到这个高度，就不会为“上下看法不一致”而来回摇摆、裹足不前。

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相结合，需要科学、周密的制度去保证、落实 一是明确规定选拔干部的各种程序，包括动议、民主推荐、组织考察、民意测评、讨论决定、公示、任命等各个环节的具体做法。在这里，一定要把民主推荐、民意测评作为必要性程序而不是选择性程序；唯此，方能杜绝“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现象。

二是在民主推荐、民意测评中要充分发挥党委（党组）的领导和把关作用。这种领导和把关作用，主要体现在确保民主推荐、民主测评风清气正。包括：向参加者宣传党的干部方针政策、干部标准，实事求是地介绍干部，及时纠正过程中出现的拉票、贿赂、串通一气、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等问题。民主推荐不能定框框，民意测评更不能做“引导性提示”或者任何暗示。既要支持和鼓励群众讲真话、心里话，又要教育群众认识到，讲真话不是情绪化，而是理性化，认识到选拔干部是重大政治问题，关系到党、国家全局和本单位事业发展，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准确、充分地汇集民意、提高民主质量上。三是明确规定在考察候选者时，除考察思想政治、工作业绩工作能力、廉政表现外，还要了解候选者的政治品德和人品，了解他对党和人民是否忠诚，如何做人。因为如果干部对党和人民不忠诚、讲假话、缺乏做人基本道德，其思想觉悟是根本靠不住的。这方面的考察有难度，但也有一些办法，如把品德人品问题细化，了解候选者对上对下态度是否反差过大、常和哪些人交往、在“八小时之外”干些什么，是否热衷于搞关系网，是否敢讲真话、不虚伪，心胸是否开阔，对他人进步是否嫉妒，是否有同情心、是否幸灾乐祸，等等。

四是切实用好民主推荐、民意测评结果，坚持“多数群众不拥护，不能提拔”。这一条是中央早已经明确的，应视为选拔干部的 “底线”。问题在于，对于“多数群众”的认定，常常与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范围有关。应当适当扩大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参加者的范围，以验证是否得到群众公认。为尊重民意，可以考虑规定，一次民意测评未通过，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再次启动选拔程序；两次民意测评未通过，不再列入考察对象。同时，既要充分重视多数群众意见，也不能忽视少数人包括个别群众的意见，要在准确了解干部情况和群众意见基础上，全面、客观、辩证地分析干部的德才表现。对于与事实有出入的群众意见，在选拔干部工作结束后，要进行解释、说明，这同样是尊重民意、贯彻群众路线。总之，做到“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我，也不简单唯下，要唯实”。

五是把任前公示作为选拔干部的最后一道关口，认真把关，而不能当作形式。任前公示时提意见的往往是少数人、个别人，但要充分重视，特别是在廉政、品德人品方面的意见。发现问题认真核实，对一些问题线索也要严肃对待，深入调查，如果一时搞不清楚，暂时不考虑任命。和平时期的任命干部，情况不清楚应延缓一段时间，一般不会影响工作，相反，匆忙任命则可能造成后患无穷。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