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职权的检讨书（精选五篇）

第一篇：滥用职权的检讨书

尊敬公司董事会：

我对此次以公谋私的检讨与反省：我深刻明白此次以公谋私行为的错误所在，我在主观方面的认识与责任意识的欠缺，不容忽视。

首先我不应该将工作与生活搞混在一起，在平时生活中用自己的车接送朋友亲人无可厚非。然而，我在工作期间或是下班之后依然擅用公车，接送家人与朋友就是一种怠慢工作、混淆工作与生活的作风，是极其要不得的。因此，在经过的工作当中，我一定要认清工作与生活，工作就是工作，我在工作中要严以律己，公私分明。

其次，我忘却了工作职责，我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我这样的以公谋私行为，实在是会给单位造成了很大的负面隐患的。须知，我驾驶的车辆是要完成公司在工作业务上的接送任务。倘若我以公谋私，到了真正关键的时候，耽误了重要领导的行程不说，也会给公司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随时警示自己的工作职责，我要将自己驾驶车辆的每一滴油用于工作当中，绝不再做任何谋私的事情。

其三，我这样的以公谋私行为，给公司管理氛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须知我这样的以公谋私行为，一时间瞒得过领导，但逃避不了同事的眼睛，同事也会受到我的不良影响，认为“你以公谋私，我也可以以权谋私”。如此，势必给公司的未来发展，未来管理带来多么严重的危害。因此，今后工作当中我要以个人实际行动来改正我此事所犯的错误，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与身边的同事，应该为公司发展大局着想，不应该以公谋私、以权谋私。

关于此次错误，我可能还在其他许多主观方面的意识与原因存在不足，我都有必要做出极其深刻的反省和改正，也希望领导同志给予我严肃的批评，我一定虚心接受。今后无论是在工作方面，我都要提起十分的重视。

此致！

第二篇：滥用职权辩护词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受贿和滥用职权两个罪名，辩护人将针对被告人涉嫌受贿罪进行有罪辩护，对被告人涉嫌滥用职权罪进行无罪辩护。

一、受贿。

认可公诉机关指控，对范8000元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提出异议（劳务和技术付出）。

二、滥用职权。

起诉书认定因为被告人在任某镇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期间，违反《某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暂定办法》等规定，同意某村将公房冒充村民私房进行拆迁补偿安置，造成的损失300余万元，同时因虚假拆迁补偿安置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辩护人针对起诉书指控，将分别从职责、行为、损失和社会影响、因果关系四个方面进行辩护。

（一）职责：

1、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具有任何明确的职责。2005年，我们某市制订了《某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暂定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某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评估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滨江新城该次拆迁的依据也是这两个文件，关于这一点，被告人和证人的笔录中多次反映。根据办法的规定，某市建设局是房屋拆迁工作的管理部门，负责对本办法规定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某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房屋拆迁有关的土地管理工作。规划区内的人 民政府，应当按照法定职责，协同做好房屋拆迁工作。为了协同做好房屋拆迁工作，某镇于05年3月发文（20号）成立了某镇建设指挥部，被告人任常务副总指挥，同时于05年5月8日发文（24号）就协同做好滨江新城建设拆迁工作提出要求。主要体现在第一大点的第1、2小点上。其中一（1）、指挥部下设若干个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拆迁过程的相关工作。指挥部将定期召开例会，分析研究问题，督促工作进度，及时沟通情况，协调推动工作。一（2）、指挥部负责将拆迁任务分解到各条线，机关各部门。各条线的拆迁工作由分管领导负总责，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这次拆迁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被告人指导某村。其实这条要求明确了建设拆迁指挥部和被告人的职责，即指挥部的职责是定期召开例会，分析研究问题，督促工作进度，及时沟通情况，协调推动工作。而被告人的职责是对条线拆迁工作负总责，同时指导某村拆迁。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负总责还是指导某村拆迁，被告人的职责必须限定在“按照法定职责，协同做好房屋拆迁工作”这条政府40文的范围内，而对于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是文件明确由某市建设局负责。

2、其次，根据2005年5月10日，某市某镇人民政府和某市滨江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委托协议书。

首先这份协议书是一份民事合同，不是行政授权。规定被告人属于从镇机关抽调到拆迁指挥部脱产从事拆迁工作。而作为乙方的某镇政府的责任是：

1、负责做好被拆迁户全过程的思想工 作，确保平稳拆迁、按时结束。

2、负责做好安置区建设及乙方其他工程建设工程中的群众工作，及时调处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所涉及到的有关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

3、负责做好货币补偿费的发放，双方共商安置方案的制定，安置房的订购及分配工作。

3、根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首先，这份协议书是一份民事合同，不是行政授权。这份协议书由三方签字，该份协议主要规定了甲乙双方，即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责任，而丙方滨江新城建设指挥部的职责只有一条，负责本协议的监督、执行，确保履约到位。需要注意的是，监督和执行的是本协议，而不是整个拆迁过程，至于被告人及拆迁指挥部为何会被牵扯其中，辩护人刚才提问时，被告人已经做了回答。

综合以上三点，结合辩护人对被告人的提问，辩护人认为所谓滨江新城建设指挥部的职责主要就是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搭建一个平台，协调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矛盾，推进拆迁工作的开展，而不是监督被拆迁人和拆迁人之间达成协议，鉴别协议的真假。而指挥部总指挥、常务副总指挥、副总指挥和其他工作人员之间具体如何分工，并没有任何规定，检察机关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因此，我们认为被告人不具备成立滥用职权罪应当有的任何职责。

（二）行为

1、被告人为何会同意弄两三户？ 在辩护人刚才的发问中，被告人已经做了回答，即被告人认为其并没有权利私下向姚、施表这个态，鉴于村里两个主要领导一大早就到我家请示，而且我的驾驶员又已经到我家接我去开会，所以我就随口说了弄两到三户，虽然是随口说的，但是我心里是有底的，因为一个不违反政策，另外我事先也向总指挥请示过这个事情，另外，仅凭他们两个也无法完成公房定私房2-3户这个事情。

2、关于被告人表态同意了几户，又实际知道几户。被告人多份笔录及证人笔录反映到某村村长姚和支书施曾两次为某村公房顶私房的事情向其请示过，第一次是在2005年5月，当时被告人没有同意，但是事后即向领导汇报。第二次是在2005年6月中旬，当姚和施在被告人家里向其请示时，被告人表态同意弄两三户，补贴补贴。被告人在整个过程中，仅有这一行为。至于某村村干之间如何计议，如何实施，如何在现有公房之外虚构其他公房，如何将现有公房的面积增大，如何冒充拆迁户签字，如何卖房等一系列活动，某村村干既没有向被告人请示，也没有向被告人汇报。而且直到事发后，2006年8月镇纪委介入调查时，某村村干也只肯承认弄了6户，订了11套安置房。他们之所以没有请示和汇报，其根本原因是他们明知其行为一旦被被告人知道，一定会被制止。

3、关于被告人有无在假协议上签字盖章。

证人姚、陈在证言中反映，被告人曾亲手在8份假协议上盖 章并签字。关于这一情节，首先被告人从未在笔录中承认过，其次，刚才在庭审中，经过被告人辨认，所有印章后的代字都不是他的笔迹，而且不需要鉴定就可以看出，手写的那个代字不是同一个人的笔迹。这几份假协议可以直接推翻姚、陈二人的证言，并印证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并且从姚和陈两人笔录关于这一情节惊人的相似度，可以看出，事发后，某村村干进行过串供，而串供的目的就是将莫须有的责任推到被告人身上，借以隐瞒、推卸自己的责任。因此，辩护人严重质疑此二人证言的可信度，也请求法庭采信证据时，予以考虑。第三，辩护人找到滨江办事处会计陆询问了当时拆迁协议的盖章情况，也印证了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

4、公房拆迁的补偿标准到底是什么？

根据政府40号文件，第二十一条，拆除公益事业用房以及交通岗亭、交通标志等公共设施的，拆迁人应当依照城市规划的要求予以重建，或者给予货币补偿。第二十五条，房屋拆迁实行货币补偿安置方式的，货币补偿款由房屋重置价、房屋区位补偿款等组成。根据某市建设局30号文件规定，非住宅非营业性用房，如公益事业性用房等的评估原则上参照住宅用房的计算方式确定。也就是说，村里的公房应当按照住宅房的标准计算拆迁补偿价格，即应当由房屋重置价、区位补偿款、拆迁奖等组成。至于为何会出现公房不能拿区位价和拆迁奖这种论调，刚才辩护人在提问时，被告人已做了回答。综上，辩护人认为，某村村干在2005年4、5月份就已经计议以公房顶私房，并以村里开支大为由，向被告人请示以公房顶私房。被告人在考虑到严格按照40号文的情况下，公房是可以拿区位价和拆迁奖的情况下，就同意某村搞2-3户，补贴补贴村里的拆迁开支。而事实上，某村干并没有按照被告人的要求搞2-3户，而是按照购房户的数量来虚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一次就弄了5户，后来又弄了8户，并且在镇纪检介入调查时，也妄图欺骗镇纪检，只承认弄了6套。公房顶私房得到的钱也没有用来补贴村里拆迁开支，而是用于了农民健身中心和绿化等村里公益设施建设，可以说是完全违背了被告人的要求。从事前预谋，到事中的操作，再到事后的串供，某村村干就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以向领导请示为名，弄虚作假为村里谋取利益，被告人也是在政府文件规定的范围内很谨慎地同意了2-3户，并无任何滥用职权行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被告人在同意之前向领导请示过，也就是说这是这一行为是一个经过领导层讨论一致的合法的组织行为，而非个人的行为。

（三）损失的计算和社会影响

1、损失的计算。起诉书中并没有明确损失的具体数额，而是分两个部分表述了事实。辩护人认为没有任何损失。

首先，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我国先后有两个规定，一个是1999年9月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简称1999年立案标准），一个是2005年12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简称2005年立案标准），05年立案标准附则第六条最后一款规定，对于本规定施行前发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和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简称司法解释时间效力规定）办理。根据司法解释时间效力规定第三条，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在本案中，根据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犯罪时间在2005年5月左右，对照上述规定，辩护人认为应当适用1999年立案标准对被告人更加有利。而1999年立案标准中仅规定了直接损失，而没有规定间接损失。

其次，两个规定中对直接经济损失都有一致的定义。即 “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与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而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本案中，被告人仅仅是同意以两到三户公房顶私房，没有造成造成财产毁损和实际价值的减少。

第三，某村公房顶私房所得到的补偿款，没有被任何私人贪污或挪用，而是投入到了某村的基础建设或者存放于某村的账上。

第四，退一步讲，即使要计算损失，被告人也只需要对其同意的两到三户公房顶私房造成的直接损失负责，而对于某村村干 虚增公房面积、虚设公房骗取补偿款及违规使用补偿款造成的损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对于两到三户公房顶私房造成了多少直接损失，检察机关提供的材料里没有任何反应，辩护人认为没有损失。

第五，该案于2009年8月立案，而被告人在2006年6月，就将26万元拆迁补偿款从某村划到了滨江建设指挥部，并扣留了部分安置房的钥匙，防止了损失的扩大。如果说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了损失，那么应当扣减这26万元。

第六，分析本案中另外几个相关的主体有无损失，首先是购房户，安置房是不能买卖的，购房户本身有过错。另外，购房户虽然支付了购房款，但是2008年底，某村已经将这部分购房款连本带息还给了购房户。其次是滨江公司和滨江办事处有无损失。首先，滨江公司拿出的23安置房的钥匙，早在2006年，镇纪委接入后，被告人就及时扣留，并陆续发换给了滨江公司。其次，根据案卷材料中某居委会2008年11月分别向王市长和滨江办事处提出的关于在滨江新城一期拆迁中协调相关补偿的请求，及某镇2008年12月18日关于对原某村23户购房户集访一事进行调查处理的情况报告，滨江新区办事处和滨江有限公司应当分别支付给某村105万元和183万元，这是一个正常的结算程序。至于某镇划给某村的124.7601万元，辩护人认为，某村隶属于某镇，某镇划款给某村可能有各种原因，但是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里并没有证明这笔钱与某村的损失有关。同时，辩护人认为，即某村弄虚作假所得的资金本来只涉及到购房户和滨江投资开发公司这两个主体，如果要有损失也只涉及到某村、滨江投资开发公司和购房户，虹新城就拆迁补偿这个问题上与滨江新城办事处（滨江办事处仅仅是代替滨江公司和某村结算，所有资金均由公司拨到办事处）和某镇并无实质意义上资金上的往来。即使是因为有群众上访，而需要解决矛盾，也应当由某村来偿还，某村虽然没有足够的现金，但是其拥有多间沿街旺铺，从2006年事发到2009年三年间，某村仅用租金及转让房子产权的形式即可偿还所有购房款及其他款项，并且在陈在笔录中反映，直到2007年3月，某村账上还有1101082.5元，但是某村的新任村干一直没有任何行动，反而在明知账上款项系违法所得的情况下挪作他用，之后向上级政府打报告要钱。而政府为了缓解矛盾，协调资金解决了矛盾，却把这部分资金作为损失算在当事人头上。不管在情礼上都说不通。辩护人认为因此造成的损失，应当由某村新任村干负责。

2、恶劣社会影响。

首先有没有恶劣社会影响。关于恶劣社会影响，卷宗有三份证据，一份是某村现任支书朱某的证言，一份是某市人民检察院交办信访事项处理情况报告，一份是王市长主持协调会议时的会议纪要。根据朱某反映，2008年8、9、10月上访者闹得比较凶，上访者有时有数十人，为此我们村里多次报警，当时越江派出所也多次出警解决的。我们在卷宗中只看到某市公安局越江派出所 10月21日15时35分和10月22日10时00分出具的两份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并且处警经过及结果栏内也并没有上访户人数和过激行为的反映，而且在一个村民自治组织门口闹事不要说恶劣社会影响，连社会影响也算不上。每年市政府和公检法都有人上访，严重的堵住大门，妨碍这些部门正常工作，也没有看到有人因此被追究渎职罪。此外辩护人手里有一份证据可以证明朱某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差，其提供的证言可信度不高，请求法庭采信证据时，予以考虑。这份会议纪要非常清楚，整个会议记录中，所有人都同意朱某但任某村支部书记，而仅有被告人持反对意见。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不言自明，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从2006年案发后至今，某村不但未有任何弥补损失的行为，反而用掉了非法所得资金，在为自己捞取政绩的同时放任矛盾激化，最终导致购房户既拿不到房又拿不到购房款而上访。

第二，某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交办信访事项处理情况报告。该报告反映一个购房户代表到检察机关控申科反映情况。首先该报告本身也确认这件事不属于检察院接访的范围，但是检察机关处于关注民生的角度出发，表示将与市委分管领导进行专题研究。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科本身就有接待群众来访的职责，但是如果仅仅因为到控申科反映一个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情况就认定为恶劣社会影响，辩护人认为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王市长主持协调会议时的会议纪要，首先该份记录没有盖提取单位公章，因此不证明力。此外，该纪要只能反映由王 市长主持协调会议讨论某村非法销售拆迁安置房的情况。不能反映和被告人有何关系。因为被告人从未同意某村可以非法销售拆迁安置房。

四、因果关系。

滥用职权是结果犯，结果犯需要犯罪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我们假设重大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都成立，那么和被告人的行为有何因果关系呢。是不是被告人的行为导致的呢。被告人的行为只有一个，就是向某村村干表态同意以公房顶私房弄两到三户，补偿补偿。首先这个表态没有任何职责依据，不再赘述。即使这个表态有职责依据，这个行为也并不必然导致某村可以弄两三套公房顶私房，因为，根据要求，首先要由评估公司做报告，此外拆迁工作小组组长要签字，然后指挥部派下去的工作联络员即后来的审、核人员要签字，此外还需要多个部门审核并加盖多个公章，这一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上反映得很清楚。至于村干超越被告人的表态，虚构公房面积和虚设公房数量，以及后来私买安置房，完全是村干的行为，与被告人没有任何关系。也正是这些介入因素导致了所谓的损失。2006年镇纪检介入后，某村村干在明知账上款项系违法所得的情况下，不但未有任何弥补损失的行为，反而挥霍了部分非法所得资金，甚至在2007年3月，检察院介入调查后，某村账上余额1101082.5元也继续被其挪作他用，从而放纵矛盾激化，最终导致购房户既拿不到房又拿不到购房款而上访。有观点认为，如果被告人不同意，村干就不会弄 这么多户，所以被告人就必须对村干所有的13户负责。辩护人认为这种用结论倒推前提观点是错误的，且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村干是如何想的，谁也不知道，如果被告人不同意，他们会不会弄，会不会就弄少一点，没有人知道。但是从其事前计议，到寻找多名购房户等一些列行为可以看出，其根本从一开始就是有预谋的，不管被告人是不是同意，还是仅仅同意一户，他们的行为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其次，这个观点否认了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要件。如果该观点成立，那么是不是说，甲唆使乙去打丙两拳，结果乙将丙打死，甲也构成故意杀人罪？甲叫乙挪用100万公款，结果乙在没有告知甲的情况下，挪用了1000万元，甲也需要对这1000万元负责呢。这明显是违背法律常识的。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能导致所谓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受某村村干的蒙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作出了同意以公房顶私房的表态，其并没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更没有造成所谓恶劣社会影响，请求法庭认定被告人滥用职权罪不成立。

第三篇：论行政滥用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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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滥用职权

作者：陈筱筱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12期

【摘要】“滥用职权”作为行政行为撤销标准之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遭遇了适用的“瓶颈”，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滥用职权”的定位不科学。对于“滥用职权”的审查应秉持一种客观的立场，从目的、手段等诸因素出发进行判断。

【关键词】行政滥用职权；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

一、两则公报案例引发的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4年第4期和1996年第1期分别登载了如下两则典型案例，其一为张晓华诉磐安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行政案；[1]其二为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诉黄石市公安局扣押财产及侵犯企业财产权行政上诉案。[2]两个案件的相关事实大致相同，即公安机关借刑事侦查为名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财产自由，然而法院对上述事实却做出了不同的认定。对于案例1，初审的义乌市人民法院认为：“磐安县公安局越权干预经济纠纷，以刑事侦查为名，限制原告张晓华的人身自由，扣押其财产，侵犯了张晓华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4目规定的„超越职权‟的行为，”据此撤销了被告的行政行为；而案例二中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1994）鄂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中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5目即“滥用职权”撤销了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相同的案件事实为何法院适用了不同的撤销标准，导致滥用职权撤销标准适用混乱的原因又是什么？

二、滥用职权标准适用混乱的原因解析

笔者认为滥用职权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适应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确立的整个司法审查体系存在立法缺陷。

首先，各撤销标准之间缺乏内在逻辑上的连贯性，相互之间存在交叉、重复。法院对某个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往往是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及程序问题。那么相对应《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5个撤销标准，证据不足属于事实问题，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属于法律问题，违反法定程序属于程序问题，而剩下的滥用职权、超越职权又属于哪个范畴？且在事实、法律适用和程序三个审查标准可以周延的情况下，滥用职权标准和超越职权标准就可能被前三个撤销标准所涵盖，而不是与之相并列。

其次，重视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合理性审查处于虚置状态。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确立了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就是说我国的法院一般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的审查只存在于行政处罚领域。该条的规定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法官只重视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对于合理性审查则往往将其忽略。而属于合理性审查范畴的“滥用职权”标准自然也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三、滥用职权标准的判断

理论上对于滥用职权的判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滥用职权”的判断应采用主观标准。正如有学者指出，行政滥用职权的成立，要求行为主体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过错。[3]第二种观点则主张对“滥用职权”的判断应采用客观标准，也就是说“滥用职权的判断可以不问主观动机如何，只要在客观上看来武断专横，同等情况不同等对待，应该考虑的因素没有考虑，就可以判定滥用职权”。[4]

笔者认为在整个合法性审查标准体系还未修正前，如果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在实践中会陷入相对困境。首先，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如何认定行政机关的主观故意缺乏明确的操作规则，“滥用”一词本身就带有浓重的主观否定评价色彩，行政机关在行政裁量权限范围内对此否定不会欣然接受，甚至常常会产生抵触情绪，这对于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会产生一定影响。其次，从保护行政相对方的角度而言，如果仅在行政机关主观上存在故意过错时才构成滥用职权，那么当行政机关主观上并不存在“滥用”的非法意图，但客观上却产生了侵害相对人的结果，此时行政相对人要想得到有效救济则存在困难。因为按照主观判断标准，由于行政机关主观上并没有故意为之，那么就不构成滥用职权，即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也无法以“滥用职权”为由将其予以撤销。在上述情况下，法院可能有两个选择：第一，法官可以放弃“滥用职权”的审查路径转而适用其他撤销标准，且在审判实践过程中法官也倾向于此种做法。而这种选择所产生的问题就是“滥用职权”标准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很少得到适用，往往被束之高阁，即使适用也与其他撤销标准相混淆。第二，如果是在行政处罚案件中，法官就可以以“显失公正”为由做出变更判决。而该选择的缺陷在于它的适用范围有限，只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由此可以看出对“滥用职权”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审判风险。从现代行政法的价值理念看，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乃是行政诉讼核心价值。撤销标准作为行政诉讼重要的制度设计自然也应充分体现这种价值精神。主观标准的选择显然无法适应这一点。因此对“滥用职权”的判断采用客观标准才更为妥当。

而具体来说，如何判断“滥用职权”，其判断要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是否违反法定目的；（2）其结果是否显失公正；（3）所采取的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则；（4）是否能够平等对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以上四个方面综合考量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涉及“滥用职权”，而其主观上是否故意则可以在所不问。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张晓华不服磐安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行政案[Z].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4，（4）.[2]最高人民法院.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不服黄石市公安局扣押财产及侵犯企业财产权行政上诉案[Z].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6，（1）.[3]关保英.论行政滥用职权[J].中国法学，2005，（2）.[4]胡建淼.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13-214.

第四篇：崔建河滥用职权一案

崔建河滥用职权一案

（2010）睢刑初字第40号

公诉机关睢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崔建河，男，×年×月×日出生。2009年9月7日因涉嫌滥用职权被睢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因涉嫌滥用职权于2009年9月21日经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由睢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押于睢县看守所。辩护人汪继华，河南华豫律师事务所律师。

睢县人民检察院以睢检刑诉（2010）2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崔建河犯滥用职权罪、报复陷害罪于2010年2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睢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郑传峰、马梦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崔建河及其辩护人汪继华等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崔建河在担任原商丘市公安局汽车站派出所所长期间，于1996年10月9日指派本所协警王一X、王二X、陈X等人，对涉嫌投机倒把（贩卖文物）的辖区居民王三X的住宅进行搜查。王一X等人对王三X住处进行搜查时，又对王三X的哥哥王四X位于商丘市第一造纸厂家属院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在搜查时，没有依法制作搜查笔录、邀请见证人到场、如实制作扣押物品清单。崔建河在没有查清案件事实不能认定王四X实施了非法买卖文物的情况下，将所扣押物品上缴有关部门，导致所扣押物品至今未能返还，王四X长期上访，发生王四X跪国旗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1996年10月10日王四X在得知自己的物品被原商丘市公安局汽车站派出所扣押后，到派出所询问情况，遭到留置盘问达80余个小时和收容审查79天，后王四X在刑拘未捕取保候审后，向有关部门对崔建河提出控告。被告人崔建河为报复王四X，亲自到王四X工作单位，让其单位出具王四X偷盗单位防毒面具的虚假证明，导致王四X被错误劳动教养一年。1999年10月12日该劳动教养决定被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认为被告人崔建河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和报复陷害罪，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崔建河庭审中辩称：自己在从事公安工作中多次立功受奖，正是由于政绩观和荣誉感使自己头脑过热，偏面追求破大案，加之当时正搞严打，只重视案件数量，不重视案件质量，手下工作人员工作中有瑕疵，自己工作有失误，至于自己的行为能否构成犯罪，听从法院的判决。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辩护人认为起诉书认定崔建河构成报复陷害罪不能成立，崔建河确实在工作中有失误行为，该失误行为是构成玩忽职守罪还是滥用职权罪确属疑难，但辩护人认为上述两个罪名不能成立，崔建河的行为应当构成玩忽职守罪，但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建议法庭对其适用免刑。被告人崔建河及其辩护人当庭没有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崔建河在担任原商丘市公安局汽车站派出所所长期间，于1996年10月9日指派本所协警王一X、王二X、陈X等人，对涉嫌投机倒把（贩卖文物）的辖区居民王三X的住宅进行搜查。王一X等人对王三X住处进行搜查时，又对王三X的哥哥王四X位于商丘市第一造纸厂家属院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在搜查时，没有依法制作搜查笔录、邀请见证人到场、如实制作扣押物品清单。崔建河在没有查清案件事实不能认定王四X实施了非法买卖文物的情况下，将所扣押物品上缴有关部门，导致所扣押物品至今未能返还，王四X长期上访，发生王四X跪国旗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1996年10月10日王四X在得知自己的物品被原商丘市公安局汽车站派出所扣押后，到派出所询问情况，遭到留置盘问达80余个小时和收容审查79天，后王四X在刑拘未捕取保候审后，向有关部门对崔建河提出控告。被告人崔建河为报复王四X，亲自到王四X工作单位，让其单位出具王四X偷盗单位防毒面具的虚假证明，导致王四X被错误劳动教养一年。1999年10月12日该劳动教养决定被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

上述事实有以下当庭出示、宣读、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一、被告人崔建河的供述和辩解。

被告人崔建河作了7次供述和辩解，综合如下：1996年10月3日汽车站派出所人员传唤倒卖文物人员，发现有一个叫王三X的，10月9日王一X等人去王胜利家搜查，搜查到文物19件、还有匕首3把、子弹20发、防毒面具2个、枪支部件12件，造枪图纸2张，防毒面具是王三X的哥哥王四X的，防毒面具是王四X在其单位拿走的，11日王四X到派出所，经询问，王四X参与作案了，我们到王四X志所在的单位出证明，厂里人说王四X平时表现不好，与厂里的女同志打过架，厂里的人员胆小怕事，不想出具材料，经协调，厂里出具一份证明，后来经审查，我们认为王四X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提请逮捕，但检察机关不予批捕王四X等人。公安局经研究对王四X、王三X劳动教养，后来王四X不服，一直告状。

二、证人证言，1、证人王四X2009年6月5日陈述：1996年10月9日晚上，我回到家发现门被撬开，我所收藏的文物全部没有了，我就向南郊派出所报警，经询问邻居，才知道是被汽车站派出所的人拿走了，10月10日我到派出所去问我弟弟王三X的事和我文物的事，所长崔建河指示其工作人员王一X、王二X等人强行把我铐在桌子腿上，直至1996年10月13日晚上7点对我宣布收容审查，他们对我刑讯逼供，主要是让我承认偷厂里的东西和购买文物两个问题。在他们的刑讯逼供下，我违心的承认了在厂里制氯车间外拾了两套防毒面具，承认了在虞城县、商丘县购买文物。1996年12月31日转刑事拘留到原商丘市看守所，1997年1月16日不批捕被释放。1998年我因为被劳动教养打行政官司。我多次上北京上访控告，多次被商丘市公安局、信访局强行接回，回来后又不给我处理，2004年5月24日下午5点左右，我就在脸上、胸前写下“冤”字到天安门广场国旗警戒线外，准备跪下喊冤，被武警拉走，有一个外国人扛着摄像机进行摄像，第二天接访的人把我带回商丘关进商丘市第一看守所，2004年11月17日梁园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我有期徒刑两年。2008年1月4日我去北京上访，被接回关进商丘市看守所到2008年7月18日，被取保候审至今。

2、证人王一X共作过11次陈述，综合为：1996年10月7日根据刘双英的材料，崔建河带着我去法制室办理了对王三X家搜查手续，手续是我填写的，10月9日和陈X、王五X带着王胜利去他家搜查，搜查过程中有王五X填写搜查清单，搜查完后我让王三X签字，他不签，我就代王三X在搜查证上签了字，在见证人一栏中，其他人不签，我们办案人员就签了字，带着人和东西回到所里，崔建河在所里等着，第二天知道搜查错了，崔建河让我问王四X的材料，我对崔建河说：“咱们搜查错了，有点不妥，王三X已经被收容审查过了，再把王四X收容审查是不是有点过分。”崔建河没有采纳我的意见，还是坚持让我上报收容审查王四X，这个责任应该有崔建河来承担，不应有我来承担。

3、证人王六X2007年10月19日证言：1996年10月9日在商丘汽车站派出所看到大哥王四X被铐在桌子腿上，10月11号、12号、13号三天去派出所给王四X、王三X送饭，13号下午6点去送饭时，王四X已被送到审查站。

4、证人闫XX2000年7月14日证言：1996年10月10日上午八、九点钟，王四X告诉我家被派出所搜查了，其古董被扣，便让王四X去派出所问问。上午12点，王四X的妹妹王六X过来说王四X被扣在派出所里了。便和王六X一起到了车站派出所，在车站派出所看到王四X被铐在桌子腿上。在11 号、13号两天去派出所仍然看到王四X志被铐在桌子腿上。

5、证人乔XX2009年5月26日证言：1999年1月29日出具过证明，证明内容是王四X在工作期间无任何违法行为，关于盗窃防毒面具一事，纯属诬陷。因为没有听过厂里人反映王四X盗窃防毒面具的问题。

6、证人吕XX（原商丘市第一造纸厂厂长）2009年5月27日证言：其在1968年至1986年12月在纸厂工作，1996年3月又回到纸厂任厂长。王四X在厂里表现一般。厂里制氯车间有防毒面具，当时有三种型号，最好的百十来块钱，胸前带罐的七、八十块钱。在其任厂长期间没有听说过厂里有防毒面具丢失过。

7、证人沙XX2009年5月26日证言：1997年9月10日崔建河告诉他说王四X偷了厂里的防毒面具，让保卫科出个证明，然后把厂办主任王七X叫来，由崔建河口述，王清湘执笔写下了“我厂职工王四X在厂工作期间表现不好，并且有偷盗嫌疑，在制氯车间盗窃防毒面具两套，多次追查不交”的证明。当时派出所的人没有

拿防毒面具，说是一会儿送过来，当天等到天黑也没有送.其自1987年在保卫科工作，直至厂破产也没有听说厂里防毒面具丢失和被盗的情况。

8、证人王七X2009年5月31日证言:其在1997年或1998年任纸厂办公室主任期间，曾应派出所和沙XX的要求代笔写了一份“我厂职工王四X在厂工作期间表现不好，并且有偷盗嫌疑，在制氯车间盗窃防毒面具两套，多次追查不交”的证明。原来写了一份，派出所的说不行，这份材料是派出所和沙XX让写的。

9、证人闫XX2009年5月26日证言：1986年任厂保卫科长，听派出所的说王四X偷了厂里的防毒面具，说在王四X家翻出来两套防毒面具。厂里制氯车间曾反映过丢失过防毒面具，具体什么时间记不清了。1997年10月1日的笔录里说“王四X在消防班拿过两套防毒面具，厂里发现后多次找他要，他都说没有拿，推脱不交，现在你们公安机关拿来的防毒面具正是他在消防班里偷厂里的”。当时厂里的防毒面具经常丢，但是不是王四X偷过，没有处理过，听说他拿过厂里的防毒面具，派出所的说防毒面具是从王四X家翻出来，才认为是王四X偷的，当时那样记不是很恰当，应该以今天说的内容为准。

10、证人周XX和张X2009年7月16日证言：商地价估（1997）第110号鉴定书是其二人作的，委托单位是商丘市公安局车站派出所，办案人员在委托书上注明防毒面具是新的，并注明了型号，防毒面具上没有型号，是按新防毒面具作的鉴定，当时没有联系生产厂家，也没有找到市场上经营防毒面具的商户，走访了原商丘市消防队一个姓金的，金同志说531克的防毒面具价值380元、580克的防毒面具价值350元。依据金同志说的，作出了价格鉴定。

11、证人刘XX2009年8月18日证言：1996年下半年汽车站派出所破获了文物案，与文化局的刘XX、博物馆的孙X去崔建河的办公室看过文物，当时文物比较多，具体多少件不知道，哪个案件的文物也不知道。当时文物部门的人对文物没有登记。后来省文物局又来人了，在梁园分局东楼三楼办公室刘XX、孙X和文物局的专家一块看过文物，看的文物比较多，一间办公室都摆满了。

12、证人陈X2009年9月25日证言：1996年9、10月份，受所长崔建河的指派和王一X、王二X一起去搜查过王三X家。后来王四X开始告状，才知道搜查的是王四X家，不是王三X家。

13、证人王二X2009年9月25日证言：1996年10月份，当时王一X作为这个案件的主承办人，一天他通知我说，所长崔建河安排去王三X家搜查，王一X让我和他一块去，去的还有陈X，除我们仨外还有其他人，但记不清是谁了，当时王一X拿着搜查证，去之前王一X向王三X宣读了搜查证，我们开车在王三X的带领下，赶到原商丘市民主路东头包河桥附近路南一排民房那（具体地点就是现在的商运集团七公司所在地），搜查前我们也找了围观的群众做见证人，但没人愿意给见证，当时在无见证人的情况下我们就开始了搜查，王一X他们负责具体搜查，我负责对搜出扣押的物品进行登记并现场制作提取单，并由王三X本人签字。

三、书证

1、崔建河任职证明、户籍证明；

2、2007年王四X、王三X控告材料。

3、王四X、王三X2008年上访材料，4、商丘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文件；原商丘市汽车站派出所所长崔建河在办理王四X案中有以下违法行为：

（1）、非执法主体办案；（2）无任何手续对王四X限制人身自由；（3）、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对王四X家进行搜查；（4）、超期收容48天；（5）、错误使用劳教手续。

5、商丘市梁园公安分局2000年5月31日答复。

6、王四X劳动教养卷宗、王四X收容审查相关法律文书、呈请拘留报告书、提请批捕书、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文物、防毒面具照片、河南省文物鉴定书、车站派出所证明。（1999）商行终字第33号行政判决书。

7、物品估价鉴定书、一纸厂保卫科证明、移交文物清单。

8、（2002）豫法行再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1997）商刑初字第90号刑事判决书、（2004）商梁刑字第152号刑事判决书。

9、撤销案件决定书（商梁公刑撤字（2009）10001号）。

四、鉴定结论：文件检验鉴定书。

以上证据经过当庭质证，被告人崔建河部分提出异议，经查各证据系公诉机关提供，证据取证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证实庭审中查明的事实，据此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崔建河不构成报复陷害罪的观点：经查，1996年10月9日，王一X等人在王四X家搜出防毒面具，10月10日，王四X志到派出所索要被搜走的文物，派出所对王四X做了询问笔录，王四X陈述两个防毒面具是其在纸厂制氯车间内拾的，是放在家中玩的，派出所去纸厂调查，符合一般办案规则，但是取证的方式方法不对，取证行为不是去凭空捏造事实，再者王四X本人又在保卫科工作，保卫科证明该防毒面具不能拿回家中和确实丢失过，上述证据足以说明王四X确实有盗窃和其他违法嫌疑。因此辩护人不构成报复陷害罪的观点，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被告人在取证的方式方法上，有滥用职权的行为。

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崔建河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观点：本案中，被告人崔建河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王志文物案中，作为基层办案单位负责人，没有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行使职权、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明知王一X、王二X等人没有独立行使搜查权的主体资格，而放弃职责，指派王一X、王二X对王胜利家进行搜查，导致王一X等人在没有办理对王四X搜查证、不制作搜查笔录、没有邀请见证人到场的情况下，对王四X志家进行了搜查。滥用留置盘问权，对王四X留置在车站派出所长达80余小时，侵犯了王四X的人身权利；1996年10月13日在对王四X收容审查后，违反1996年6月13日《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收审期限，不履行转刑拘、报捕、延期等程序，将王四X超期收容审查至1996年12月31日，超期收容审查48天。上述被告人崔建河滥用职权的行为导致王四X长期上访，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被告人崔建河的行为应当构成滥用职权罪。其辩护人的辩护观点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的量刑问题，根据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被告人崔建河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进行量刑，鉴于此案发生在新旧刑法实施期间，结合当时的司法环境、司法理念、执法人员的基本素质，在对王四X家搜查时，被告人崔建河没有直接参加，在对王四X非法留置盘问时，被告人崔建河在外出差，但是被告人崔建河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和指挥责任，综合影响量刑的各个因素，因此对被告人崔建河的量刑在基准性以下量刑较为适宜。被告人崔建河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悔罪表现明显，情节显著轻微，可免予刑事处罚。并建议公安机关对被告人崔建河予以行政处分。

本院认为：被告人崔建河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对与案件无关的人违法留置盘问、收容审查、非法处置扣押物品，致使王志长期上访、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滥用职权罪罪名和事实成立，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公诉机关指控报复陷害罪罪名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此案发生在新旧刑法实施期间，结合当时的司法环境、司法理念、执法人员的基本素质，在对王志家搜查时，被告人崔建河没有直接参加，在对王志非法留置盘问时，被告人崔建河在外出差，综合影响量刑的各个因素，因此对被告人崔建河的量刑在基准性以下量刑较为适宜。被告人崔建河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悔罪表现明显，情节显著轻微，可免予刑事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十二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崔建河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阮传超 审判员张凤礼 审判员赵慧敏 二Ｏ一Ｏ年三月十八日

书记员赵 琳

第五篇：滥用职权犯罪立案标准

(一)滥用职权案(第三百九十七条)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

2、导致1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

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

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6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

7、弄虚作假，不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缓报、谎报情况，导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结果继续、扩大，或者致使抢救、调查、处理工作延误的;

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主体不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的主体要件，但滥用职权涉嫌前款第1项至第9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397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领导者的责任，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过失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则是指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有必然因果联系的行为。否则，一般不构成滥用职权罪，而是属于一般工作上的错误问题的，应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