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检察

第一篇：民事检察

民事检察:行使调查权的三个原则 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行使调查权的基本原则是，少用、慎用、非确有必要时不用。如何合理使用调查权，我认为应把握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应把调查作为阅卷的补充手段。

一般而言，案件的诉讼过程及法官的判决依据都会在案卷中全面予以反映通过阅卷可以审查审判中程序是否合法，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是否充分，由此确定是否提出抗诉，因而不需要启动调查程序。

只有具备需要调查的情况且依据

法律规定应由检察机关调查的，才可启动调查程序。此外，通过

阅卷还可以确定调查方向、调查的重点和目标，使调查更具针对性。

二是调查应以查明审判行为的合法性为核心，重点审查审判过程中是否具有不当作为和不当不作为。

一种情况是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可能具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这些行为单纯通过案卷审查往往难以发现和确认，必须由检察机关进行调查，收集足够证据予以证实。另一种情况是指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收集或者依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时，却没有收集或收集不全面、不真实的。实践中又包括三种情形:一是案件可能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这时仅仅依靠对原案卷的审查和对原审当事人举证的甄别无法查明真相，检察机关应主动调查取证。二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当事人实体权利的程序性事项，法院据以作出决定的依据可能存在错误的。三是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按照法律规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法院没有收集或收集不客观的。对后两种情形，检察机关首先要判断是否存在应予调查的情形，进而查明是否存在足以影响原判决、裁定正确性，影响到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事实和证据，才能决定是否提出抗诉。

三是调查不得代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一旦举证不能、举证不足、举证不及时，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对当事人个人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司法机关不应越俎代庖。实践中，有些检察机关过多动用调查权，千方百计收集应由当事人提出的有利于改判的证据，据此提出抗诉。这种方式极不可取，它不但破坏了当事人民事诉权的平等性，还会有损于检察机关的公正形象。

第二篇：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

优先原则的机制与方式

【关键词】调解优先 民行检察 和解

【摘要】随着我们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事诉讼数量不断激增，如何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实现公平正义，是当前政法工作的重要任务。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总则都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法律上赋予检察机关广泛的法律监督权限。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是一种新的工作思路，笔者从基本的民行基本原理入手谈谈就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如何贯彻调解优先原则的机制与方式一些体会。

一、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基本原理

民事行政检察是人民检察院依照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活动。他是是检察权在民事、行政法律监督方面的具体体现。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 1 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维护司法公证，维护司法权威”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因此检察机关监督民事案件的判决、裁定，是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运用法律手段，是保证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提高审判工作质量的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二、检察机关调解优先原则的涵义

调解制度是指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在检察机关作出抗诉决定之前，双方当事人存有和解意愿而在检察机关办案人的主持下，本着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所达成和解协议的一种办案形式。

“调解优先”原则的优点在于动员社会各个方面力量，进行多元化办案。政法工作者能细致入微、更贴近群众的生活实际，知道当事人所知所想，以调解的途径处理人们之间的矛盾，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利。

三、民行检察工作中应当贯彻调解优先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申诉调解制度是建立在诉讼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之上的，虽没有法律的授权，但其是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依法行使了处分权，使民事申诉案件处于事实上的终结状态。在此种情况下检察机关终结案件，既未违反法律规定，又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法理之中。

1、调解优先原则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相符合

民事案件当事人在不违反公共利益、不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地处分本人民事上的实体权能和程序权能，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即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抗诉程序上应当同样适用。作为民事检察抗诉程序，它既是民事诉讼的司法救济程序，也是民事诉讼的补充程序，它虽然不在法院环节上，但它仍然属于民事诉讼程序范畴。申诉和解，正是当事人这种民事自治权力在抗诉阶段具体运用的体现，所以它应是一种合法的办案形式。

2、法律监督的职能赋予检察机关贯彻调解优先原则 根据法治理念，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所以权力要用权力来制衡，这是权力配臵的基本原则。为防止民事审判权力 3 的错用和滥用，配臵民事检察，是针对民事审判的制衡，是一种专门监督，具体形式是提起抗诉，纠正错误的裁判和追究审判人员的民事枉法裁判行为。而民事检察抗诉形式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权威的监督形式，已上升为法定形式。但申诉和解，在不启动再审程序的前提下，仅通过当事人的民事自治权利，对原审裁判做出一定的修正，达到了监督的目的，是一种自治的、间接的、有弹性的法律监督形式。从目的上说，二者目的一致、异曲同工，因此均应视为检察工作的业务形式。

3、实现民事检察司法公正要求适用调解优先原则 抗诉的程序十分严格，一般是“上抗下审”，甚至有的要经过几级审查，手续繁琐、周期性长。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民事诉讼都不会有全胜的赢家，经过法院的终审判决后，民事申诉人对争取更大利益的希望已经不大时，自然会考虑这种和解的因素。同时赢得利益的一方当事人也面临着法院判决执行难的问题，若被执行人不配合法院的执行，其诉讼亦面临着“颗粒无收”的局面。故对这些当事人存有和解意愿的申诉案件。而申诉和解的形式操作简便，无需启动再审程序，通过同级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的沟通，在短时间内便可以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同样能达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和维护司法公正的效果。它的特点与民事检察抗 4 诉相得益彰，因此理应成为民事检察抗诉的一种补充形式。

四、民行检察工作中如何贯彻调解优先原则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申诉调解制度不仅可以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作为民行检察抗诉职能的补充，与强硬的诉讼方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1、建立调解优先机制应该注意的问题

然而作为一种监督方式的探索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较多的问题。申诉调解制度并无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规则》均未规定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可以采取申诉调解这种办案方式，往往造成当事人对检察机关办案的不信任以及法院的不理解。

申诉调解制度作为检察监督方式的创新方式，并没有完善而详细的操作流程，在实施过程中，办案人员只能靠自己的工作方式实施，错误难免出现。法院对调解的协议效力又具体的规定，但是检察机关的调解协议效力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贯彻调解优先原则的一大问题。

申诉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无明确规定。调解协议现在只靠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赖执行。若当事人反悔，司法机 5 关不得追究其法律责任，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一旦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后果不堪设想，这也让许多基层院不愿意把调解工作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的一大原因。在和解成功后，在调解协议上只有当事人的签名，检察机关不盖章，检察人员的签名也只能以见证人身份出现。检察机关人员作为“调解员”的身份不明。

2、贯彻民行检察调解优先原则对策措施

民行检察调解优先原则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要切实贯彻民行调解优先的原则，结合基层检察的工作实际，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完善立法，健全申诉调解制度。对于法律而言，一项制度的建立，关键的第一步就是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申诉调解职能是一项探索扩大民行检察的监督方式，延伸民行的触角的新形势。因此，在立法机关在对有关法律进行修改时，应该扩大民行检察的监督方式，赋予我们检察机关申诉调解职能，并对检察机关在申诉调解中的地位等作出明确规定，以增强实际的操作性。

调解协议一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即为生效，当事人不得反悔。在健全制度的进程总，就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主持的调解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对双方当事人理应具有约束力，当一 6 方当事人反悔时，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强制执行该调解协议。

其次，构建调解网络，完善联动机制。调解工作的实现，作为基层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我们不能等、靠、要。要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拓展调解渠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首先主动与司法局联系，将人民调解员纳入了法院诉前纠纷调解网络。建立调解员个人工作档案，实行调解员调解案件登记、回访、考评等规范管理。民行检察作为一项公权力，也是民事活动的重要部分。所以与此同时，我们加强坚持开展巡回调解送法下乡活动，把田间地头、作坊车间等纠纷点、争议地作为诉讼调解的有利场所。

再次，注重调解方式方法，真正贯彻落实调解优先。办理调解案件，我们要树立一个群众利益无小事、老百姓的事情比天大的思想，用心去做每一件事。一定要坚持“背靠背”原则。一般来说，进入申诉阶段的当事人双方已经完全对抗，面对面坐下来协商已是不可能，通过背靠背方式，既能避免双方的正面冲突，又能尽量回避双方不利团结的话题。在调节过程中讲话前一定要准备充分，讲的时候要全面。背靠背时，重点讲不利因素，但并不是说有利的不需要讲。讲的时候还要有利、不利都“全”，最好让当事人在你的引导下，作出自己的权衡和选择。调解时一定 7 要情法交融，情理兼顾，给予当事人以情感支撑，体现检察机关执法为民的宗旨，但这并不等于会满足当事人的漫天要价和无理要求，对于法律和政策问题，该严肃的一定要严肃，确保检察机关掌控局面，保持权威。

最后，激励机制，将调解工作纳入考核项目。办理申诉调解案件，需要办案人员的责任心和工作热情，要充分发挥办案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办案人员，赋予办案人员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决定权；同时将调解成功的案件纳入上级检察机关考核项目，作为一项工作业绩进行考核。

五、结语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服务是政法工作人员的一项重要职责，而实践证明，强化调解在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可以将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增强民行检察监督的效能，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使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地统一，就应当更新“以抗诉为重心，唯抗诉论英雄”的传统执法观念，在民行检察申诉环节大胆尝试运用“民行检察调解优先原则”。【参考文献】

[1] 杨大培：《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的构建与申诉和解》，载中国检察网；

[2] 高洪宾、朱旭伟：《民事检察监督不宜强化》，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6月27日第3版。

[3] 张春生、李旺城：《民事检察调解可行性的法理分析和实践探讨》，载于正义网2005年7月24日。

[4] 韩善宏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民行检察申诉和解制度，载于北大法律网2009年5月31日

[5] 金明焕主编：《比较检察制度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第1版。

第三篇：李宇-民事检察建议之我见

民事检察建议之我见

2012年8月31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决定，共计三十六条，其中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由此，我国法律正式确定了检察院提起检察建议的权利，这项法律规定改变了以往单一的抗诉模式，形成了抗诉、提起检察建议的多重民事检察监督方式。民事检察建议的立法规定，不仅对学界长期关于民事检察监督的正当性和存在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了肯定性的回应，也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

一、关于民事检察建议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民事检察建议通常包括再审检察建议和针对民事诉讼活动中不属于再审情形的违法行为提出的检察建议，以及针对机关、单位中机制不健全的制度漏洞提出整改意见的检察建议三种类型。而新《民事诉讼法》确定的民事检察建议仅包括前两种。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诉讼监督规则》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不仅包括民事再审抗诉，还包括对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和执行行为的提起检察建议进行监督。

新《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使得民事检察建议成为检察机关法定的监督方式，对于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历程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认为民事检察建议相较于抗诉而言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是同级监督，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抗诉只能是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进行抗诉，但是检察建议却是同级检察院针对同级法院的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的法律监督，监督主体与被监督对象属于同级关系，这样缓解了民事检察的“倒三角”结构矛盾，大大缩短了诉讼周期，提高了民事检察监督的效率。二是协商监督。在提出民事检察建议的场合，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具有相对平等的地位，民事检察建议也具有高度的协商性，这种缓和性的监督方式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检察监督的对抗程度，使人民法院更容易接受，进而有利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构建良好的工作关系。三是全面监督。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监督规则》的规定，民事检察建议的监督客体由实体向程序拓展，监督方式由一元到多元延伸，监督时点由事后提前至事前、事中，监督类型由个案至类案发展，民事检察建议已经使得民事检察监督成为对民事诉讼全过程的监督，民事检察建议也具有了抗诉所无法比拟的监督优势。

二、民事检察建议存在的问题

民事检察建议虽已由法律直接进行规定，但是由于长期法律依据不足和具体操作规范的缺失，导致民事检察建议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因此其使用并未收获到了预期的法律效果。具体问题如下：

（一）对于检察建议性质定位不准

相较于检察院提起再审抗诉，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兼有“刚柔兼济”的特征，虽然在民诉法中有明确的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和检察院没有正确理解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旨意，存在一些不适当甚至错误的理念。司法实践中，一些检察院认为检察建议相对于抗诉而言系属于柔性监督方式，没有抗诉必然启动再审程序的刚性效力，因此不愿适用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一些法院也认为检察建议是柔性监督，对法院没有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效力，甚至忽略检察建议的相关内容。

就我看来，民事检察建议虽然具有协商的性质，但这并不妨碍其所具有的刚性监督属性。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决定了其向人民法院提出的民事检察建议具有法律监督的公权力性质，人民法院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启动相应的审查程序，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回复，否则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二）对于检察建议的立法缺失

修改后的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八条确立了检察建议这一法定监督方式，并在第二百零八条和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了检察建议的具体适用情形。同时在《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对民事检察建议适用的条件、程序、效力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但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仍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无法满足民事检察建议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需要。一是民事执行监督检察建议的规定过于原则。《监督规则》虽然将民事执行活动监督作为一章规定，但对于民事执行监督的唯一方式即检察建议的监督范围、监督条件、监督效果等均缺乏明确的规定。二是民事检察建议的跟进监督措施缺乏明确规定。《监督规则》 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未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并书面回复的以及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的处理结果错误的两种情形下，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请抗诉或者跟进监督。但《监督规则》没有明确跟进监督的方式、程序、效力等，这也使得所谓的跟进监督面临立法空洞化的尴尬境地。

（三）检察建议本身存在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是检察建议得不到重视的最主要原因，主要表现为：有的检察建议对问题的把握不够准确、叙述过于简单、分析不够透彻、缺乏说服力、针对性不强；有的过于注重表明问题，缺乏原因和措施的概括分析； 有的未说明建议的法律依据，理由阐述不充分；有的虽然能够找准问题，说理也比较透彻，但整改措施套话较多，没有实质性内容等。与此同时，法律对于检察建议的文书形式等也未进行规定，严重影响了检查建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对民事检察建议的完善建议

（一）解决相应的立法冲突问题

修改后的 《民事诉讼法》 受立法技术的限制，对于民事检察建议只是进行简单的规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主要是“两高”的司法解释中运行，但是目前“两高” 关于民事检察建议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民事检察建议的监督属性、监督程序、监督保障、监督效力等方面仍然存在分歧，这些争议在 《民事诉讼法》 修改时显得尤为明显并一直困扰着民事检察建议工作的发展。因此，“两高”应对上述民事检察建议的重大问题进行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通过立法予以确认。与此同时，由于民事检察建议工作关涉检、法两院，“两高”单独颁布和修改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必将对另一机关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建议“两高”建立联合颁布和修改司法解释机制，尽量减少和避免因检、法两院对司法解释理解不同而影响民事检察建议工作的开展。

（二）前置程序的规定

1、将检察建议设定为抗诉的前置程序

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除《监督规则》第八十四条和第八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的条件完全一致。这样就很容易使得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选择抗诉作为监督手段，但是检察建议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民事检察建议的作用，解决当前民事检察建议制度运行不畅的问题，应将民事检察建议作为民事检察监督的前置程序，即凡是存在可以提出民事检察建议的案件，均应当先提出检察建议，人民法院拒不接受检察建议、在规定的期限内不予回复或者对检察建议的回复存在错误的，再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或者采取其他跟进监督措施。

2、取消当事人申请检察院提起检察建议的前置程序 我国民诉法规定，当事人申请检察机关提出再审检察建议需以向法院申请再审为前置程序。我认为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作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建议的前置性条件，存在以下弊端：从司法实践看，前置程序的规定，导致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诉讼权利沦为义务，无异于三审终审，加重当事人诉累，错误裁判进入执行程序而检察机关不能介入监督，不利于及时纠错和当事人权益保护，另外，大量申请再审案件涌入中、高级法院，加重法院负担，且法检先后各审查一遍，浪费司法资源。

因此，建议法律取消前置程序的设定，向检察机关申请再审检察建议与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同为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可以选择的救济方式。

（三）明确民事检察建议跟进监督措施

跟进监督措施是民事检察建议切实发挥作用的最后保障，人民检察院应当完善民事检察建议的跟进监督措施，确保民事检察建议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第一是强化对人的监督作用。民事检察建议改变了抗诉对事监督的模式，将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拓展至对人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发挥民事检察建议的这一制度作用，对民事检察建议拒不回复、逾期回复或者回复存在错误情形的，可以提出更换办案人的检察建议和违法行为监督的检察建议。第二是完善跟进监督程序。对违法行为监督检察建议和民事执行监督检察建议，人民法院拒不回复、逾期回复或者回复错误的，除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之外，还应赋予检察机关有权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的权力，如此检察机关可以根据监督的需要选择适当的跟进监督措施。

（四）规范民事检察建议的运行程序

检察建议内容要素的严格性必然要求检察建议制作的规范化。民事检察建议法律效果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法律程序进行保障。针对民事检察建议运行程序存在的问题，建议重点完善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范民事检察建议的法律文书。《监督规则》 虽然规定民事诉讼监督法律文书的格式另行制定，但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尚没有制定关于民事检察建议的统一法律文书，因此建议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尽早出台关于民事检察建议的各类法律文书的规定，进而规范民事检察建议法律文书的名称、格式及主要内容。二是明确民事检察建议的接收对象。修改后的 《民事诉讼法》 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再审检察建议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决定。如果人民法院接收民事检察建议的部门不确定，不仅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也使得民事检察建议的监督效率优势不复存在。因此，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明确民事检察建议的接收部门。由于民事检察建议最终通过检察机关的案件管理部门提出，根据提出与接收法律文书机关性质与级别相适应的原则，建议人民法院对民事检察建议的接收部门为人民法院的立案庭等。

参考文献：

1、何明田，魏茂华，芝春燕 《完善检察建议制发的对策分析》

2、彭志刚，于伟香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研究》

3、汤维建《申请再审不宜成为申请抗诉的前置程序 》

4、王晓，任文松 《民事检察建议的问题分析与完善路径—以民事检察建议制度的完善与规范为视角》

5、吴昊天 《论民事检察建议》

李宇

法制史

2014100912

第四篇：试析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试析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乌兰

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这次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执行检察权。执行检察监督是对法院执行活动最有效的监督途径，应当遵循民行检察工作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根据实践需要，应适度扩大执行检察监督范围，规范监督方式，加强工作机制建设和规范化建设。

论文关键词 执行检察监督 监督范围 检察建议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现，民事执行是民事法律得以实现必不可少的形式和途径，是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确立和展示的纽带。近年来，各地民事执行工作都存在“执行难”、“执行乱”的现象，主要包括怠于执行、执行案外人财产、增加被执行人以及执行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近些年来，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在民事执行监督这个领域进行了许多有效的尝试和探索。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文件，在部分省、市、自治区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同时对执行检察监督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规范。人民检察院在国家司法体制中的独立地位和在诉讼活动中的特殊职能，决定了它对民事执行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应当说，作为专门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是最为有效的监督方式。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基于法律监督职责，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决定及执行行为进行监督，并依照法定程序要求人民法院对执行活动中的实体和程序瑕疵予以矫正的司法制度。今年8月份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235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执行检察权，使得检察机关开展执行检察监督拥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仅用一个条文对人民检察院的执行检察监督进行了授权规定，对监督范围、方式、程序、权限等一些具体问题还应进一步论证和细化，使这项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取得更好的监督效果。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法理依据

《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因此，我国的检察机关是行使国家法律监督权的专门机关，有权监督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与执行。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其实质是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法律监督权在民事执行活动中的体现与落实。

在这次修改之前，《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人民检察院有无执行监督权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该条中“审判活动”的理解上，即“审判活动”是否包含了执行行为。笔者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法官在执行阶段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失职渎职等行为拥有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方面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在追究民事执行人员的失职或滥用职权行为时，必然要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相关审查和监督，对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就成为该法的应有之义。可以说，从刑事法律角度来讲，早已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行为的法律监督权。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民事诉讼法》第14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将民事执行活动正式纳入检察监督范围。

之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主要集中在民事抗诉再审后的诉后监督领域，主要对法院的裁判结果进行监督。应当说，将检察监督延伸到执行监督领域，对法院的裁判结果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是检察工作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必然需求。审判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内容，其基本内涵是要在法院的审判和执行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和正义的精神。豎如果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活动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在执行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必然会损害审判公正，进而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和信心。审判程序的结束只是当事人实体权利获得了法律上的确认，权益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当事人的自动履行或法院的强制执行。当前，能够自动履行的案件并不多，多数实体权益的实现更依赖于执行程序的保障。豏执行检察监督的专门性、专业性和针对性决定了其成为对法院执行活动最有效的监督途径。

二、明确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定位和基本原则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对象是人民法院及执行人员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活动。检察机关开展执行检察工作，必须准确把握职能定位，坚持检察监督不能代行执行权的基本要求。执行检察监督作为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一项延伸和拓展，应当遵循民行检察工作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

（一）规范监督原则

开展执行检察应树立规范意识。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履行执行检察监督职责，监督程序、监督方式及法律文书都要有明确的依据和规范，避免随意性。

（二）居中监督原则

执行检察监督是以公权力监督公权力。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执行监督职责，既不代表执行案件当事人，也不代表人民法院；既不能代行执行权，也不能与法院共同执行或协助法院执行。

（三）有限监督原则

执行检察监督应当适度。凡属法院自由裁量权范围的事项，如证据的采信，实体法律问题的决定等，检察机关不得干预。检察机关执行检察启动的时机和采取监督措施的强度都要适当，避免干涉司法独立。

（四）同级监督原则

执行检察应主要实行同级监督，即执行监督的检察机关与执行法院级别相对应，改变现行的抗诉监督的上级监督模式，以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公平和效率成为了法律最为核心的价值。将民事执行案件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并实行同级监督，正契合了当代社会公平和效率相平衡的法律价值观。

三、适度扩大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范围

根据“两高”会签文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监督主要集中在以下五种违法情形：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期限未将款物给付申请执行人的；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当事人、案外人的书面异议、复议申请作出裁定的；无正当理由自立案之日起超过两年未采取适当执行措施；被执行人提供了足以保障执行的款物，并经申请执行人认可后，仍然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执行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实践中，民事执行监督案件主要集中在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但法院怠于执行或者执行不力的（尚未超过2年）；超标的执行的；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的；执行活动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形。为更好的适应民事执行领域维护公平正义的强烈诉求，有必要适度扩大目前的监督范围。民事执行监督的范围主要应包括人民法院执行民事判决、裁定、决定、调解书、仲裁决定以及公证文书等活动，具体包括执行裁定、执行决定和执行行为。考虑到目前执行检察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很多具体工作内容还需要逐步探索，笔者建议在目前的五种情形之外，增加对超范围执行；执行案外人财产；执行人员不作为；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等措施；执行人员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几种情形的监督，以适应目前的形势需要。

四、规范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

在监督方式方面，民事执行监督应以检察建议为主，暂缓执行通知书、促成和解、移送犯罪线索等其他方式为辅。

（一）规范使用检察建议

对于执行裁定、决定及具体执行实施行为中确有违法和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问题的，检察机关可及时采取检察建议的方式指出法院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执行法院和执行法官及时纠正。检察建议的运用方法相对比较灵活，可以自由掌握，也便于法院接受。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违法情形拟发出检察建议的，应当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并以书面形式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人民法院应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依据和理由以书面形式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回复有异议的，还可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

（二）暂缓执行通知书

对于执行后可能出现执行回转困难或根本无法实现执行回转的案件，以及案外人遭到错误执行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诉，可以向法院发出《暂缓执行通知书》，尽量减少被执行人因裁判错误或执行错误而可能遭受的损失。检察机关的《暂缓执行通知书》一经送达，法院即应暂缓对本案生效裁判的执行。

（三）促成和解

检察人员在审查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如发现执行法官在执行过程中，未尽力进行执行和解或当事人双方有和解倾向的情况，可主动联系双方当事人，积极参与并促成双方达成和解，解决实际纠纷矛盾，实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四）移送犯罪线索

在执行监督工作中应注意收集和发现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在监督工作开展过程中，发现涉及执行工作人员涉嫌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线索，及时移送相关职能部门。

在办理执行监督案件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享有调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即有权调阅或复制人民法院的卷宗、审查案卷材料、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检察机关受理执行案件后，认为有必要的，有权向法院调取相关卷宗，法院应当迅速、及时地提供卷宗。检察机关在监督过程中，有权就当事人申请的或自己认为必要的情况展开调查和获取有关证据。检察机关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如询问、查询、录音录像、拍照、复印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予以配合。要注意的是，此时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并非没有限制，法院不能依职权调查的，检察机关也不能调查，否则势必打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衡。

五、加强民事执行检察工作机制建设和规范化建设

民事执行检察工作和其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有着一些共同特征，但也有其自身的不同特点。要将这项工作顺利向前推进，必须根据其自身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工作机制建设和规范化建设。要建立健全执行监督办案机制和考核考评机制。首先，应制定适应工作需要的办案流程，包括受理、立案、审查、决定监督、发出法律文书、后续跟踪监督等程序和环节都要具体、明晰。其次，要有相对统一的法律文书格式，统计报表和相关工作制度也要健全。再次，要设计、实施一套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的民事执行监督工作考核考评体系，考评项目、考评标准及分值都应规范和细化。科学的考核考评体系不仅能够进一步强化上级院对下级院执行监督工作的领导和指导，还能够为下级院指明这项工作的重心和发展方向，起到对工作的引领、促进作用。最后，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与人民法院信息沟通交流机制。开展执行监督要特别注重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协调，及时协调解决好监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才能够保证执行检察权在合法、合理、健康的轨道上运行。

参考文献：

[1]马占花.小组合作学习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运用[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http://www.xiexiebang.com/（电子版）,2011,(23).[2]马占花.小组合作学习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运用[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1,(25).[3]周文娟.小组合作学习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http://www.xiexiebang.com/,2012.[4]王淑华.合作学习在高中英语报刊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2.[5]齐心.高中英语教学中说写结合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J].中小学教师培训http://www.meiyuanjj.net/,2007,(11):54-55.

第五篇：民事检察监督程序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研究

民事检察监督程序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研究

2013-4-9 14:24:56 政治与法律 顾建华 李涛涛 李炜

【摘要】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实施给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程序中的调查取证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检察机关应该具备调查取证权，但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权限、方式以及所调取证据的效力认定应该予以明确。检察机关自身还应该树立正确的民事检察监督理念，以应对民事诉讼法的新要求。【关键词】

检察机关；民事检察；法律监督；调查取证

一、民检监督程序中检察机关能否调查取证

1991年民事诉讼法在规定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机制时，对检察机关有无调查取证权未作明确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为了查明事实、探究真相，检察机关常常需要调查取证。因为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在取证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定的阻力。是否需要赋予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的调查取证权，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众说纷纭。

持肯定论者认为，我国并没有实行纯粹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应该将其与国家职权主义有机结合，使两者相辅相成。其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相对接近大陆法系国家的模式，有较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尽管1991年民诉法第64条规定人民法院负责“审查核实”证据，较1982年民诉法第56条规定的负责“收集和调查证据”进一步向当事人主义模式靠拢，但1991年民诉法依然规定了一定条件下人民法院的调查取证职责。既然人民法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调查取证，检察机关成为调查取证的主体同样具有理论上的可能。（2）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地位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检察机关依法进行法律监督亦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理应贯穿整个民事诉讼进程的始终。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调查取证权，有利于检察机关圆满完成其监督使命。(3）民事检察程序的启动并非完全依赖于当事人的申诉。依照《人民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下称“高检院《民行抗诉规则》”)第4条，“国家权力机关或其他机关转办的”、“上级检察机关交办的”以及“人民检察机关自行发现的”都有可能引发民事检察程序的开启，由此进一步凸现出检察机关积极主动的进行调查取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持否定论者则针锋相对。(1）赋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是对民事诉讼主体间平等状态的破坏。民事诉讼是居于平等地位的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人民法院居中裁判，三者呈等腰三角形结构。一旦检察机关介入调查取证，使得一方当事人获得国家公权力机关的支持，势必在诉讼中居于有利位置，导致双方地位失衡，这就违背了民事诉讼的本质。(2)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破坏了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与民事诉讼着重解决私人之间纠纷的意旨休戚相关，在调查取证问题上同样无需检察机关越俎代庖。(3)检察机关调查取证会导致检察机关自身定位的模糊。检察机关一旦在民检程序调查取证，其自身该如何定位？是一方当事人？是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是法律监督机关？抑或是兼而有之？可谓模糊不清。（4）如果赋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话，则对检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如何质证、是否采信均存在问题。[1]

我们基本赞同检察机关在履行民事检察监督职责时有权进行调查取证活动的观点。其一，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启动再审的条件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已经完全一致，“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检察机关应当提出抗诉。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理解，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在没有当事人通过申诉来提供“新的证据”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若有“新的证据”的线索，为履行检察监督之职责，当然应有主动调查“新的证据”的职责。很多情况下，当事人依其自身能力，在明知有新证据存在的情况下，也可能无法获取。此时若人民法院有关部门拒绝调查取证并因此导致当事人再审申请招致驳回，当事人转而申诉至检察机关时，人民检察院为履行其监督职责，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线索展开证据调查之程序。因此，民诉法的前述规定，应当被认为是从法理上确定了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领域内的调查取证权。其二，民事审判活动严重违背程序之情形，有关审判人员严重违背程序的证据，当事人往往没有能力获取或保留。此时，检察机关介入调查并收集相关证据就更显必要。

二、民检监督程序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若干问题

（一）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范围

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范围不是无限的，这是由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和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程序中的职责所决定的。民事诉讼是平等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在举证责任分担方面要求“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不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予以一定的限制，实践中必然出现检察机关越俎代庖替一方当事人进行调查取证的现象，从而破坏了双方当事人的均衡地位，导致检察机关利用公权力为一方当事人打官司的现象。其次，在民事抗诉过程中，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职责在于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进行监督，行使的是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如果检察机关拥有无限的调查取证权，就扮演了当事人的角色，这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相违背。

实际上，人民检察院内部也认可其调查取证的范围应当受到限制。高检院《民行抗诉规则》第1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行政案件，应当就原审案卷进行审查。非确有必要时，不应进行调查。”其第18条更是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取证的四项情形：“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调查取证的”；“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则》）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因此，当出现上述第2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的情况时，应该由审判机关依据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或举证责任的规则进行裁判，检察院无需再对此类事实可能牵涉到的证据进行调查。

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条件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理由已经完全一致，较之老民诉法，“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不仅是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理由，也成为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抗诉的新条件。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新证据？《证据规则》第44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新证据一般包括：(1）原审庭审结束前没出现的证据；(2)原审庭审结束前虽出现，但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无法知晓其存在或出现的证据即“新发现的老证据”；(3）当事人经原审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我们认为，民事诉讼有其自身特有的证明规则，证明责任是由当事人负担的，法院主要依照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裁判。既然检察机关抗诉的目的为了查明法院的生效裁判是否存在错误或违法现象，维护司法公正，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的审查就应当集中在法院是否依据法律所确定的诉讼规则作出裁判上。其调查取证也应当围绕生效裁判是否公正、合法来开展。[2]如果法院的裁判对事实的认定是依据正确的证明规则作出的、即使与客观事实有一定偏差，也不能认为是错案。检察机关不能随意去调查证据并以此为由进行抗诉。检察机关应用的“新证据”情形应当是指在原审作出裁判前已经出现或已由当事人主张或举证，而法院由于违反相关的取证、质证、认证的证据规则，导致对事实进行了错误的认定。“这个范围也应当与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权的范围相一致。如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却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检察机关可以新调取或鉴定获得的证据向法院提起抗诉”。[3]

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检察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应该限定在如下几个方面。1．涉及可能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情况。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广大公民合法利益的职责。对这一类事实牵涉到的证据，理应进行调查。2．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或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未经质证的。在这三种情形下，法院的裁判或缺乏证据支持，或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或未经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只有经过人民检察院的调查才能查明事实，为准确抗诉提供保障。3．为审理案件需要，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依据《证据规则》第17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包括：(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对这几类证据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当事人受客观条件限制一般难以获取。作为“谁主张，谁举证”的例外，法律规定应由法院负责调查取证。如果法院拒绝调取，人民检察院应该进行调查取证，使当事人在再审诉讼中实现真正的平等对抗。4.涉及人民法院可能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包括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等情形。不难发现，1991年民诉法在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方面偏重实体要件，这是我国司法界长期重实体轻程序的结果。由偏重实体监督转化为实体监督与程序监督并重是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抗诉理念的重大变化之一。“程序正义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是可以把握的具有可检阅性的法律规则。因此，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程序实施参与性的监督，其重点也仅仅在于或主要在于程序的正义性与合法性的监督。”[4]实践中也常常发生法官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当事人程序权利的情况。这就需要由人民检察院予以调查，维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确保公平正义的实现。5．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对这类案件，由于审判人员的行为已经涉嫌渎职犯罪，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实质上与侦查权无异。

（二）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程序

1．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决定权

民检程序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决定权由谁作出牵涉到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分配。其决定权的归属既要考虑到民检部门进行调查取证的效率问题，又要考虑到防止民检部门肆意进行调查取证，以免权力滥用。结合检察院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民检部门是否需要进行调查取证一般案件由民检部门负责人决定为宜。一方面，由民检部门负责人决定避免了检委会集体讨论或检察长决定需要层层上报的相对低效，有利于民检部门及时迅速地查证。这些案件主要包括“向人民法院调阅有关案卷”、“向有关机关、单位、组织或个人调查取证”等不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另一方面，对一些可能需要采取强制措施如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进行调查取证的案件。为防止民检部门滥用权力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则由民检部门申请由检察长决定为宜。

2．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形式要件

民检部门在调取证据时，是以国家公权力机关的身份进行的，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要求开展，这是确保其所获取证据合法性的需要，也是确保其自身调查行为合法性、维护程序正义的需要。这些要求应该依法明确规定：如检察人员在调查取证时应该由二人以上进行；检察人员在调查取证时应该出示相关证件；检察人员对调查取得的证据必须依法保存；证人证言应该向证人当场宣读，并由其签名，对书证、物证等应该制作证据清单，一式两份并由当事人签名等。

3．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措施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程序和刑事侦查程序中调查取证，其权限范围与调查方式均应不同。这是由检察机关在这两个不同的程序中具备的不同身份和担负的不同职责决定的。在民事抗诉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职责从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惩罚犯罪分子，转化成“对生效判决作出监督”。地位与职责的变化导致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取证权限和方式与刑事诉讼中大相径庭。这主要体现为，在民检程序中，检察机关一般不能以强制手段调查取证，其可以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一些。

(1)向人民法院调阅有关案卷。人民法院的案卷集中记载了有关案件的各种证据和诉讼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诉讼文书、法律文书等。对案卷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审查是检察人员发现法院裁判是否合法的重要途径之一。高检院《民行抗诉规则》第17条规定，检察机关审查民事行政案件，应当就原审案卷进行审查。这就充分肯定了对原审案卷进行审查的重要作用。

（2）向有关机关、单位、组织或个人调查取证。实践证明，有关机关、单位、组织或个人往往掌握着大量的证据材料。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基于此，民检部门也可以向上述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要求他们履行法定义务，提供其掌握的证据材料。

（3）要求法官说明判决理由。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由审查案件事实和依法裁判两个部分组成，它要求审判人员必须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做到“依法审判”。但任何审判活动都不能完全排除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法律所禁止的是审判人员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事先听取审判人员说明裁判理由，有利于检察机关进一步判明裁判的合法性。同时，抗诉决定不仅会引起再审，推翻原审裁判，而且可能影响到原来主审案件的审判人员的个人利益。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要求法院或者审判人员说明裁判理由的权力，既是检察程序效率价值的要求，也是保障正当行使职权的法官不受追究的需要”。[5]

（4）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进行调查取证。民检部门用侦查权调取证据仅限于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审判人员的上述行为不仅仅会导致审判不公，侵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且涉嫌犯罪。民检部门仅仅依靠查阅案卷或向有关机关、单位、组织或个人调查取证很难发现相关的证据查明真相。因此对这类案件民检部门需要利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来调取证据，以查清事实发现真相，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尊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地检察院民检部门的具体情况不一，存在着人力资源、检察官职业分工等问题，是否有足够的能力独自进行侦查，抑或是与其他部门联合侦查，值得进一步研究。[6]

（三）检察机关调取证据的效力及其认定

民事检察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调取的证据，可以起到如下两方面的作用：其一是作为检察机关启动抗诉程序的理由；其二是作为发现事实真相，纠正原审错误裁判的依据。首先，检察机关发动抗诉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审判机关在原审裁判中存在的错误，“所以一旦获取了支撑抗诉意见的证据以后，毫无异议应当随同抗诉意见书附送法院，用于佐证自己所提出抗诉决定的正确性”。[7]其次，审判机关在接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正式进入再审程序之后，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可以从“抗诉的证据”转化为“再审的证据”，成为审判机关再审时的重要依据。

关键在于，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能否直接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反对者认为，和其它证据一样，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必须经过法院审查核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因有三。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一规定不仅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使用，对人民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和检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同样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同时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按照这一规定，检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在再审程序中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人民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一样也应当接受庭审阶段的质证。检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通过这种„质证‟才能监督监督者的功能，对于防止检察权的滥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8]其次，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检察机关抗诉的裁判并不一定都存在错误，检察机关的抗诉决定也未必全部正确。检察机关调查获取的证据并不必然能够推翻原审裁判，实践中也广泛存在着再审中审判机关维持原裁判的判决。因此对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予以核实属必要。最后，“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当然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效力，总体来看，它与其他诉讼主体提供的证据在证明力上没有强弱之分，只是在证明对象方面有所区别”。[9]因此，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同样应该经过质证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我们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照法定职权遵循法定程序调取的证据，其合法性无需怀疑。其所得证据的效力类似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得证据的效力，“但所取证据在再审庭审时的运用依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它包含两方面问题：一是如何说明证据来源；二是由谁对证据进行质证”。[10]这就需要对证据的具体使用在制度上作进一步的设计。例如可以规定：(1）检察机关在抗诉时对调查获取的证据制作副本，并对证据的调取情况予以说明，连同抗诉决定书一并向法院提出，并由法院将其送达当事人。如果当事人对证据有疑问，可以向检察机关了解询问，由检察机关负责回复解答。(2)再审庭审时，主审法官应阐明该证据乃检察机关依法提供并为查明事实所必需，由法官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安排当事人围绕该证据展开辩论。(3）检察人员作为法律监督者参加再审，并不需要担负举证和质证的责任。但是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对有关证据的调取情况作补充说明。(4）在有关证据为证明原审法官严重违背程序之目的时，除允许当事人质证外，也可考虑令原审有关审判人员和书记人员出庭接受询问。

三、检察机关如何适应修订后的民诉法一直以来，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在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中地位偏低，影响偏弱，甚至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这与我国当前民事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严重不相适应。民事检察监督是新修订的民诉法的重大修改内容，随着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条件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理由的一致和细化，这给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检察机关内部应该根据民诉法的新规定积极应对，以期更好的适应民检工作的新要求。对检察机关来说，要改变重刑轻民的传统司法观念，加强对民事检察工作的投入和支持，为民检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对民检工作的业务指导，提升民检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可以针对法院各民庭的分工，给民检部门配备相应的人才；加强对民检部门的经费支持，保障民检部门调查取证所需要的稳定和独立的资金来源。对民检部门自身来说，同样需要主动适应，树立正确的检察监督理念，完成好检察监督工作的新要求。

1．坚持司法公正、尊重审判独立。检察机关启动民事抗诉的目的应在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中的错误行为进行监督，从而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同时，“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行为的本身应当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不得徇私、徇情舞弊自不待言，为应付内部考核或者为了完成内部所定的任务或者计划或者为了追求表面上的成绩而不当抗诉以及无视民事诉讼基本原理，以检察机关事后调查所得事实为依据对法院按照证明责任一般原理所做的裁判进行抗诉，也不符合现代司法公正理念的要求”。[11]总之，民检部门的抗诉行为必须以维护正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民检部门在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同时，还应该尊重审判独立，尊重法院裁判的权威。如对审判人员正常的自由裁量应该予以尊重；对审判人员依照证明责任所做的裁判应当尊重，即使与事实有所出入也不能任意抗诉。

2．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公权力机关，担负着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其责无旁贷的使命。如果发现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可能侵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民检部门必须迅速启动抗诉程序，将对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内。

3.遵循民事诉讼的法理和当事人的处分权。民事诉讼有着自身的基本原理，其中就包括证明责任的分担等。对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民检部门在检察监督过程中必须遵循。如在民事诉讼中，审判机关根据现代证明责任分担的原理，要求当事人担负举证责任，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并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调取证据，然后结合案件事实作出裁判，这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民检部门不能以自己后来调查获取的证据提起抗诉。当然，如果出现当事人依法申请审判机关调查取证，审判机关拒绝调查取证等情况，则另当别论。【注释】

[1]罗昌平等编著：《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2]、[5]、[9]张步洪：《民行抗诉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人民检察》1999年第8期。

[3]刘辉：《准确把握民事检察监督中的抗诉条件》，《检察日报》2008年4月1日，第3版。

[4]汤维建等：《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2页。

[6]对此问题，详细分析可参见张志平、郭宗才：《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侦查权的行使》，《法学》2005年第10期

[7]张志平：《民事行政抗诉再审制度若干问题研究》，《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6期。

[8]廖明：《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透视与前瞻》，《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年第1期。

[10]江宪法：《民事检察证据运用的法理与实践》，《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1]段厚省：《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观念更新与理念重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