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阶段贫困群体分析

第一篇：中国现阶段贫困群体分析

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特别是自90年代初期开始，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都在向纵深推进。与之相应的，社会也开始出现了深刻的分化，一个为数众多的贫困群体逐渐形成。特有的社会转型背景，使得中国的贫困群体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征，并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以及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认真分析中国贫困群体的基本状况及演化趋势，有益于制定扶贫解困的有效而合理的对策，有助于顺利、平稳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所谓贫困，是指社会成员生活水准的低下、社会成员发展机会的匮乏以及发展能力的不足。在现阶段，伴随著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贫困群体，而且有增大的趋势。有必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将中国的贫困者称作贫困群体，而不是“贫困阶层”，主要理由是：中国目前贫困者中的许多人往往缺乏最基本的谋生手段，谈不上拥有某种固定的职业，况且中国的贫困者往往是处在很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因而难以用社会分层的标准予以划定。正如不宜将失业者称为“失业阶层”一样，也不宜将贫困者称为“贫困阶层”。

中国农村贫困群体的成员主要包括：低收入的劳动者，低收入或无劳动收入的残疾人和长期患病者、孤儿、未参加社会保险又无其他收入的鳏寡老人。1996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5800万人。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人们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统计是以绝对贫困的标准进行的，如果再加上相对贫困的统计口径，贫困群体的人数还要大得多。目前中国贫困群体中最具有代表性者，是城镇的失业者、下岗职工以及农村里的绝对贫困者。

二、中国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状态

与非贫困群体相比，中国贫困群体处在一种非常窘迫的生活状态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农村贫困群体成员的收入同样是很少的。1996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1926.07元，其中，占总数8％的人的纯收入为800～1000元，5.56％的人为600～800元，1.88％的人为500～600元，1.2％的人为400～500元，0.66％的人为300～400元，0.67％的人为300元以下。

据10万户城乡住户调查，用国际通用的五等分法，以20％的高收入户和20％的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比较，1995年，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富收入差距为3.0倍，比1978年的1.8倍扩大了1.2倍；农民的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9倍扩至6倍多。1995年，中国城乡用人口加权平均，贫富差距约为5倍多。根据世界银行的有关统计数据来看，1992年，中国占社会成员20％的高收入户的收入是占社会成员20％的低收入户的8.6倍，这一数字已高于大多数低收入国家贫富差距的水准，接近美国1985年8.9倍的水准。1995年，中国城市占居民家庭比例7.6％的贫困户户均收入为4812元；占居民家庭比例的5％的富裕户户均收入为80091元，是贫困户户均收入的16.6倍。

应当承认，贫富差距问题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解决好的社会问题。一项统计显示，本世纪70～80年代间，在除了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中，绝对贫困人数已从6.5亿增加到7.3亿。尽管如此，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得如此之迅速，在发展中国家中还是不多见的。

城市贫困群体成员的固定资产（包括家庭耐用消费品和自有住房两部分）同非贫困者相比，虽说差距相对较小，但仍不容乐观。1995年，贫困户户均固定资产为18548元，温饱户户均固定资产为24447元，小康户户均固定资产为32561元，富裕户户均固定资产为64557元。农村贫困群体的财产状况更是令人寒心。一项对于广西贫困县的调查显示：所调查的200户的住房都极为简陋，多为用树枝和木板围成上下两层的“壮楼”，上层住人，下层养畜，有时人畜同室；多数家庭没有像样的用品，缺衣少被。在200个被调查户中，仅有6户有自行车，9户有缝纫机，有许多人回答不出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收录机是什么样子，干什么用的；到1993年底，人均结存钱粮合计不足4元，有56％的被调查户没有一分钱结存。

贫困群体成员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费支出所占比重较大，恩格尔系数较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96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的消费性支出为3919.47元，其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为1904.71元，恩格尔系数为48.6％；而困难户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175.53元，其中用于食品项目的支出为1283.93元，恩格尔系数为59％，比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在恩格尔系数的一般分类中，恩格尔系数58％以上的视为赤贫，51～58％的视为温饱（即勉强度日）。

贫困群体成员在其他主要消费项目的支出均远低于社会的平均水准。1996年，城市困难户在除了食品以外的人均主要消费支出具体状况是：衣著支出208.27元，为城镇居民平均水准的39％；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97.26元，为平均水准的33％；医疗保健支出81.07元，为平均水准的61％；交通通讯支出66.05元，为平均水准的33％；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182.78元，为平均水准的49％；居住支出194.38元，为平均水准的65％；杂项商品支出为61.8元，为平均水准的36％。

4.医疗保健状况贫困群体成员的收入低、消费水准低，其营养不良状况是比较普遍的，而且，其心理压力往往也很大，因而他们的患病几率往往要高于非贫困者。所以，随著时间的推移，医疗保健条件将越来越会成为贫困群体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但是，贫困群体的医疗保健条件是很差的，这就加重了贫困群体生活的艰难程度。由于这一问题缺乏较为系统的数据，所以我们只能借助于一些散见的有关数据和资料予以说明。

农村贫困群体成员的医疗条件同样令人担忧。据对北京市房山、平谷、通县、怀柔4县的统计，因经济困难，需要住院的病人中40％未能住院。贫困户中很多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目前已有的合作医疗，大部分集资标准低、覆盖面小，保障能力弱，回报率只占整个医药费支出的2.44～8.4％。

三、中国贫困群体的主要特征

与先发国家和其他的后发国家与地区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很不相同。中国社会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两种转型，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且，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庞大的社会机体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了更多的变项因素。艰难而复杂的社会转型背景，造成了中国现阶段贫困群体如下的一些特征：

1.同时经受著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双重困扰绝对贫困是指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必要的满足。绝对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极度低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发展机会的严重匮乏，其次则是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体系的不合理和不完善。绝对贫困意味著贫困者的生活处于“生存危机”的状态。相对贫困通常是指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的满足程度以及发展的机会低于或少于社会的平均值（即社会公认的基本水准）的一半。导致相对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比绝对贫困要复杂一些。相对贫困不仅在于生产力的落后，更根源于经济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相对贫困意味著相对剥夺现象的存在。

而中国现阶段的贫困问题迥异于上述国家与地区以及1978年以前的中国。目前中国既存在著一个较大的绝对贫困者队伍，同时也存在著人数日益增大的相对贫困者队伍。尽管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增长，综合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绝对贫困的总人数明显减少。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水准以及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尚属世界落后国家之列。而且，中国的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存在著较为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再者，虽然中国开始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但是，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处在初步发育的阶段，远远谈不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在许多方面存在著明显的夹生现象，这就使得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分化有余而整合不足的状态。经济水准的落后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必定会存在许多绝对贫困现象，而社会的非整合性，则必然会导致经济与社会资源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并进而造成庞大的相对贫困者队伍和一些新的绝对贫困者。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来说，近年来，中国由于农村的贫困问题比较受重视，扶贫工作做得比较好，因而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就总体而言是呈下降的趋势。城镇的贫困问题则大不一样。近年来，中国城镇的绝对贫困人数和相对贫困人数均呈明显的上升势头。

造成上述情形的主要原因是：其一，计划经济体制的深远影响。中国曾经长时期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平均主义严重。在城镇，国家和单位对于职工的工作、生活几乎是一手包揽。如，单位往往具有一种准家族的色彩，单位对于职工所负的责任、承担的义务过全，似乎是一个融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大宗族。从幼儿入托、少儿入学、子女就业，到养老；从住房、医疗，到婚丧，几乎是无所不包。随著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推进，以往的那种“福利”体系在逐渐地趋于瓦解，但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许多社会成员尤其是城镇的职工往往缺乏一种自我生存意识与能力，缺乏一种竞争的意识与能力。因此，中国的社会成员对于相对贫困的感受尤为深切。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许多社会成员尤其是相对贫困者尚未充分享受到刚刚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喜悦，便已开始感到了相对贫困之苦。其二，民众社会生活层面上世俗化进程的过速推进。1978年以前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受极左思潮以及禁欲主义的影响，民众的基本生活一直处在一种很低的水准。按可比价格计算，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仅增至177.3.贫困群体得到的几种社会支撑在现阶段，中国的贫困群体还无法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支撑。同经济发展程度相比，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是在退休职工的养老以及在职职工的福利方面，而失业保险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最薄弱的部位。因此，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无法有效地保证规模较大的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虽然如此，中国的贫困群体仍然得到了其它一些因素的明显支撑。

4.整合性较弱中国城镇贫困群体成员从行业上看，多来源于纺织、煤炭、森林工业、军工部门的部分亏损、双停企业以及部分地区的政府机关；从地域上看，多在内陆地区、三线地区、计划体制控制严格的矿产和制造业产地；从文化素质上看，主要是由较低文化素质的职工构成。

从理论上讲，城镇贫困群体成员由于文化素质较低，因而其从众心理较强；又由于行业、地域的相对集中，因而便于交流与相互感染；这一切再加上艰难的生活处境，城镇贫困群体成员很容易形成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并进而演化成激烈的集体行为。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城镇贫困群体成员虽然具有相同的意识，但就总体而言其整合性较弱，群体行为很难达到激烈的程度。

四、中国贫困群体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

贫困群体的存在，对于中国社会造成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损伤了社会公正原则并降低了社会的整合程度在市场经济社会，由于人们在能力、生产要素的拥有量以及劳动贡献量诸方面存在著差别，因而造成社会成员、社会阶层之间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的差异。应当说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这种差距不应过大，不宜超过一定的“度”，它应是以广大社会成员都能够普遍得到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益处为前提条件的。否则，便成为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中国现阶段规模较大的贫困群体的存在，严重地损伤了普遍受益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中国社会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成员的存在，虽然从社会转型的意义上讲是不可避免的。但人数如此之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常因素所造成的。这就势必会使许多社会成员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并进而挫伤其劳动的积极性。“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的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

有必要注意的是，在维护普遍受益这一重要原则的同时，我们还应防止平均主义现象的出现。平均主义同样是违背社会公正原则的。在贫困的社会土壤中，极易产生平均主义的观念和行为。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特定时期，从某种意义上看，平均主义对于缓解由贫富差距过于悬殊而造成的社会紧张状态具有某种暂时的有效作用。但是，平均主义是与时代趋势相违背的，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毕竟是两回事情。它同样也不是以社会成员的能力、劳动贡献量以及生产要素拥有量的具体情形来规定人们收入分配的。因此，平均主义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有著巨大的损伤作用。

无论是绝对贫困现象、相对剥夺现象，还是平均主义现象，均不利于社会的整合。绝对贫困者对于社会，或者是容易形成一种边缘化的行为方式，或者是容易采取一种抵触性的态度；而相对贫困者对社会则更是容易持抵触性的态度。平均主义会使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失去劳动的积极性，会削弱对社会的责任心与信任感。这一切，均会降低社会的整合程度，使社会发展的社会层面动力有所减弱，并增大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第二，限制了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社会成员潜能开发程度的高低，会对社会的活力产生不同的影响。贫困问题尤其是绝对贫困现象直接制约著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社会成员潜能开发的具体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各项需求的满足状况。这些需求包括生理、安全、归属、尊严和自我实现等多个方面。处在绝对贫困状态中的社会成员，面对的是自身的生存危机，其生活的主要目标取向只能是限于满足生理和安全方面的需求，而无力顾及其他需求层面。在这种情形下，绝对贫困者的潜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在中国社会，绝对贫困者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全社会潜能的开发程度。

第三，不利于民主化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大量贫困群体成员的存在，不利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就一般情形而言，绝对贫困者难以有效地介入民主化进程。从其基本的需求来看，他们所看重的是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很难产生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和冲动（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动员和集群行为除外）；从其能力来看，由于长时期地缺乏教育，文化素质较低，而且又长时期地处在封闭的状态，因而很难积极而有效地参与社会性的事务。与绝对贫困者有些不同的是，相对贫困者倒有可能产生某些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和冲动。但是，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中国现阶段的许多相对贫困者还没有同市场经济相适应，他们所习惯的往往还是以前的平均主义。因此，相对贫困现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民主化进程的议题走样。

第四，成为影响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参数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现代化模式，这经常引起人们的争论。从中国社会中存在著庞大的贫困群体队伍这一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宜选择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而不宜采取激进型的现代化模式。在现阶段，中国贫困群体对于进一步改革的承受力是很有限的；他们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而且，大量贫困群体成员的存在，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这对于社会的整合与稳定也是极为不利的。鉴于此，选择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应当说是比较妥当的。

五、中国贫困群体面临的进一步压力

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伴随著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的贫困群体在不少方面有可能会面临著更大、更多的压力。

为了提高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精简机构和优化劳动者队伍是一件必须完成的改革任务。目前，中国的机关事业单位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的局面远远没有改变，企业的闲置及半闲置人员大量存在。据估算，有2000万富余人员集中在国有单位。显然，机构及劳动者队伍的精简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也将出现较大规模的分流、下岗的情形。这就意味著城镇贫困群体成员人数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发展经济学中的地区收入倒“U

”字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随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地区差异最终将趋于缩校中国经济近20年来虽然发展很快，但目前仍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现有起点、地理位置所自然形成的区位优势以及改革开放进行得较早等原因，使得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差距；再加上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受要素差异吸引而发生的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回波效应”，又将使这种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下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贫困群体所面临的贫困问题尤其是相对贫困问题难以迅速消除，其相对贫困人数甚至有可能会明显增加。

长期以来，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福利住房制度已使国家无力继续承受下去，因而住房制度的改革是必须的。但是，从短时期来看，住房制度的改革客观上会加大城镇居民在财产方面的差距。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收入差距而言，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者同高收入者在财产方面的差距相对来说要小一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城镇居民居住的“公房”尚未统计进去。随著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市场化、商品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便会实现。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让目前已占有公房的居民按照一定的标准将这些公房作价购买，使之成为自己的“私房”。应当说，这种房子的购买价是比较低廉的。问题在于，目前高收入者所拥有公房的平均面积一般来说要远远大于低收入者（许多贫困群体成员迄今还没有公房可住），而且，许多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单位甚至通过种种渠道筹资建房或高价买进住房，尔后以低价出售给本单位的职工。数年后，这种通过房改而购买获得的住房一旦进入房地产市场，其价格将远远高于人们现在购买所付出的成本。而住房在居民所拥有的家庭财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伴随著住房制度改革的结束，中国城镇居民之间在家庭财产方面的差距无疑会明显增大，城镇贫困群体成员的相对剥夺感很有可能会加深。

户籍制度的松动有可能会对城镇的贫困群体构成一定的压力。同其他国家与地区相比，中国自建国以来对于户籍一直采取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设定严格的城乡界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户籍管理系统，农村居民一般来说难以改变自己的“户口”身份。现在看来，这种户籍制度具有明显的先赋性成分，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而且，限制了正常的社会流动，妨碍了众多社会成员自身潜能的开发，不符合效率的原则。显然，这是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原则不相适应的。虽然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目前不宜全面改变这一制度，但是作较大幅度的改革恐怕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户籍制度的松动，将会导致大量的农村居民流入城镇工作和定居。这在客观上既会减少城镇贫困群体成员就业的机会，也会增大同一聚集地贫困群体成员的密度，使得城镇贫困群体成员压力更大、心理更为紧张。

如何才能有效地缓解并最终解决中国贫困群体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保证中国社会的平稳、有效的发展？不少论者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对策方案。这里不拟重复，只想强调这样几点：

其一，应当确保广大社会成员包括贫困群体成员能够不断地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得益处。这应是一切相关的对策方案应予遵循的原则。1978年以前的30年间，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和禁欲主义的影响，中国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准一直维持在最低的限度内。随著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禁欲主义的瓦解以及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极为看重日常生活问题，中国社会成员生活消费的需求呈不断增强的趋势。任何使民众生活水准有所下降的举动均会招致广泛的抵触。所以，在推进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同时，必须注意使广大社会成员包括贫困群体成员不断地受益，至少应当尽可能地满足社会成员尤其是贫困群体成员日常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其二，建立起系统的、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本应超前一步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以释放社会成员所承担的社会风险，增强社会成员尤其是贫困群体成员对于改革的承受力。应当承认，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已明显地滞后于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因此，目前在这一方面应增大投入，建构起完整的“社会安全网”，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4项制度。否则，对于贫困群体的救助仍会带有临时性的、随机性的色彩。

其三，注意培育社会层面的力量。现在，政府对于扶贫解困问题包揽的事情过多，如救助、再就业等等，事无巨细地承担一切。政府行为的过于泛化，实际上是降低了政府办事的效率和做事的周密性。应当看到，随著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层面的各种因素在迅速发育，诸如社会中介组织、社区等事物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如果将一部分扶贫解困的事情交给社会层面去办理，其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第二篇：中国医疗体制现阶段问题分析

中国医疗体系现阶段问题剖析

摘要：医疗，作为人类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国民的身体健康是否有保障，甚至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经过近70年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也着实为人民谋求了极大的福利。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医保一直坚持以人为本，结合本国国情，力求全心全意造福群众。尽管如此，中国的医疗体系目前仍存在较多的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仍处于一个不成熟的阶段。本文将通过中国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医保制度的现状及现阶段存在的问题等方面，深入剖析中国医疗体系的现状，并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

关键词：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制度医保改革医疗体系

一、中国医疗机构简述

中国的医疗机构大体上可以分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两大类。《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登记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营利性医疗机构服务所得的收益，可用于投资者经济回报的医疗机构。它根据市场需求自主确定医疗服务项目并报医疗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参照执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和有关政策，它依法自主经营，医疗服务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价，根据实际服务成本和市场需求情况，自主制订价格。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指为公共利益服务而设立和运营的医疗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收入用于弥补医疗服务成本，实际经营中的结余只能用于自身的发展，改善医疗条件，引进先进技术，开展新的医疗服务项目。

中国从2000年开始实行医院分类管理制度。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所获利润不能用于职工分红，只能用于更新设备、引进新技术和扩大医院规模，同时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国务院办公厅2011年发布的《2011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安排》强调，政府不得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2007年，营利性医疗机构占医疗机构总数的23.97%，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占比为76.03%。到2010年，营利性医疗机构占医疗机构总数的25.04%，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占74.97%。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与营利性医疗机构数量基本保持在3：1的比例。但从政府出台的政策来看还是更鼓励非盈利型的医疗机构的，毕竟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机构在费用收取方面比较难以控制，也更容易出现乱收费的现象，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更能保证民众能够用比较低廉的费用得到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

二、中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目前全世界都实行不同的医疗保障体系,在资源分配上主要有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较为科学和值得借鉴的有三种不同模式: 一是以英联邦为代表的福利型医疗保障体系,即由国家提供免费医疗;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型,社会成员均参加保险,个人买保险,保险不是赢利;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医疗保险的自费医疗保障体系。

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属于一定福利型，包括城镇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而农村合作医疗不属此范围。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可以追溯到1951年。在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医疗保险制度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到1994年。在这各阶段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近似为一种纯粹的福利制度。

由于企业员工不需要承担任何医疗费用，很容易因此激发不必要的医疗消费，加重国

家卫生支出，导致严重的卫生资源的浪费。除此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发展壮大的非国有企业员工反而不能得到同等的医疗保障，有失公平。因此这种医疗保险制度必然面临改革。

二、1994年至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定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要坚持“社

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并根据这个原则在不少城市进行了数年的改革试点。这标志着我国医保制度进入新时期改革阶段。医改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个人账户资金和社会统筹基金组成。个人账户资金有两个来源，一是个人缴纳本人工资的2%，其余来自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占职工人均工资总额的6%）的约30%；社会统筹基金由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的70%构成。由此来看，个人账户基金和社会统筹基金共同组成了支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经过医改后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变化可以概述为：除保留极少部分公民（老红军、离休人员、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在校大学生等）的公费医疗权利外，绝大多数职工的医疗费用由个人承担极少部分，并有社会统筹基金承担一大部分。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人人看得起病，同时由于个人仍承担一定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过度医疗的现象。

三、中国医保改革后存在的问题

1、城镇、农村二元化

中国的医保制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实施以来一直采用“城镇——农村”的二元化保障制度，即在农村和城镇分别实施两套截然不同的医保制度。中国在农村实施的医保制度为合作医疗制度，与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不同的是，它并非是由国家立法强制建立的，也没有国家财政给予资金支持，而是在农村地区，通过集体和个人集资筹集医疗经费，为农民居民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一种互助济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普遍推行于60年代中期。推行医保改革后，城市非国企员工只要参保即可享受医疗保险的福利，但是对于农村患者却无法得到等同的待遇。虽然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一直在发展，但是没有政府的资金支持只靠集体筹资的话，其医疗经费必定大大少于城镇的社会统筹基金。在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一半以上的情况下，这种医疗基金的分配是及其不合理的。医疗资源的分配也极不合理。据统计，全国大约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而农村拥有的医疗资源仅有20%，直接导致了农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窘境。

除此之外，农村群众在就医治疗时与城市群众的花销差异并未被考虑在医疗保险制度中。随着现代交通的发达，以及农村医疗设施的持续落后，大多数农村群众选择进城甚至是到北京等大都市就医。除了产生常规的医疗费用外，还会产生额外的路费、住宿费以及伙食费等等，这是一笔不容小觑的费用，也是城镇人口就医时基本不会产生的额外费用，它进一步加重了农村群众的经济压力。在医院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为了节省住宿费而选择席地而睡的农民病人家属，很多人觉得他们干扰了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但是如果不切实解决农民看病时的巨大附加费用，这种现象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其次，医院在对待城镇患者和持有合作医疗的农村患者是存在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可能体现在医生的负责任程度、态度、处方药的分配甚至是住院条件上。以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例，走廊中到处都是躺着农村患者的病床。在那里，富人可以住高档病房，普通病人可以住几人一间的普通病房，而农村患者为了节省住院费，只能选择医院提供（作者不太确定这种提供是否符合规定）的走廊床位。虽然这是患者自主选择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对待城镇患者和农村患者的差异，是一种变相的歧视。而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则要么是农村患者根本没有医疗保险，要么是医疗保险根本不会涵盖除治疗以外的附加费用。

2、乱收费现象依然严重

如上文所说，中国的医疗机构主要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希望医疗机构能够摆脱市场式经营，即不以营利为目的，全心全意为患者提供廉价的卫生服务。但是现如今中国医院的乱收费现象仍然非常严重。这种现象的直观体现即人们常说的“看病贵”。造成医院乱收费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第一，中国大多数医院存在体制过于冗杂，非职业员工过多，运行效率低下，导致基本维护成本较高，医院不得不通过提高医疗费用的方式维持基本的运作。而医院的非医疗人员之所以过多，这又与中国医疗结构的不合理性存在很大的关系，作者将在下一节详细论述。

第二，中国的医院普遍存在医生吃处方药回扣、“医药勾结”等等不道德现象，高昂的医疗费用几乎全部来自处方药项。如果院方以为医生按一定比例提成的方式鼓励医生为患者多开处方药，那么势必会导致患者被迫购买很多没必要的昂贵药材（价值和数量两方面）；而如果医院的待遇不够好，医生势必会与院外的某些药店勾结，借此获取回扣，同时给患者开出昂贵的处方药。无论哪种情况发生，利益受到损害的都是患者。

第三，中国处方药的定价标准混乱不一，医药市场缺乏规范性。医院开出的处方药很难在普通药房买到，说明医院的处方药大多来自某些医药公司的特供途径。与平价药房中的普通药不同，特供处方药颇有“皇帝女儿不愁嫁”之势，只要医院开药就卖的出去，所以完全不需要考虑市场竞争关系导致的价格竞争，加上中国对这类药物的监管存在严重的漏洞，因此处方药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3、医保报销流程复杂

首先，虽然原则上讲患者的医疗费用将少部分由个人承担，大部分由社会统筹基金承担，但是实际上能够报销的医疗费用与患者实际花销并非完全相同，而且一些医院甚至故意绕开可以进行报销的项目而使得患者不得不独自承担某些项目的全部费用。再次以处方药为例，虽然医院的特供处方药非常昂贵，但是只要有医疗保险的患者均可凭借收据等进行报销，实际花销比较小。但是一些医生借口医院处方药不全而为患者开出必须在院外药房购买的昂贵药物，而这部分花销是无法进行报销的。无论是因为我们的体制存在漏洞还是医生职业道德缺失，最终都是患者的利益受到损害。除此之外，类似支具等医疗器材费用也是无法进行报销的，由此又会产生一笔无法报销的费用。事实上，绝大多数患者能够报销的金额大概只占总花销的60%，而这60%的费用中仍有2%~3%要自行承担，因此实际上患者的医疗费用仅能报销50%以上，如何扩大医保的报销范围使其能够涵盖所有可能出现花销的项目是中国医保改革必须考虑到的因素，否则医保根本无法有效降低患者的个人花销。、其次，医保报销流程过长且过于复杂。整个报销流程的时长不一，少则1~2个月，多则1~2年。具某调查显示，55.8%的被访者认为异地就医费用一般在1-3月内报销完毕。除此之外，大多数患者表示医保的报销流程过于复杂。事实上，在政府推广医保制度时，并没有做好整个制度的详解工作，大多数参保人对“如何报销”、“哪些项目可以报销”非常不清楚，导致报销时完全听从医生而失去自主辨别能力。而报销流程所需文件多，手续复杂，如果对整个报销流程不太熟悉的情况下进行报销势必会走很多弯路，从而使报销延迟。

4、医疗机构结构不合理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中，曾在中国做过医生的Frank对美国的一个医生说：”我在中国一天看过的病人比你一周看过的都多”，以幽默的方式侧面反映出中国患者数目的巨大。那么中国的就医人数真远远多于美国吗？

事实不然，如今人们无论患病轻重，都希望去大城市的大医院看病，而且非三甲级不去，非专家号不看，直接导致县、乡级医院的患者屈指可数，而类似北医三院等等三甲级医院则人满为患。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其中严重的不必要医疗消费现象。这与中国采取的医院分级制度有直接关系。在患者看来，这种级别不仅仅代表着医院的规模，更代表着医生水平的高低。因此为了保证获得更好的治疗，无论病轻病重，都要去大医院看病，不仅导致高级医院的患者数量剧增，使得每个患者能够得到的有效治疗时间大大下降，同时一些地方中低级医院无人问津，发挥不了应有的应对低强度疾病的作用，造成了严重的医疗资源浪费。除此之外，患者数量的过多使得院方不得不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维持医院的正常运作，这样又导致医院的运营成本急剧上升。

四、医疗体系所存在问题的改进意见 针对城乡二元问题，首先政府应该先提高农村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水平，尽量使病情较轻的患者无需进城即可得到有效医治，同时应加强医院的监督管理，务必做到对待患者人人平等，避免差异性对待。同时，在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报销问题上，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医疗基金的投入支持，同时充分考虑农村患者的异地就医特殊性以及农村地区与城市经济水平的差异，加大报销的力度，简化报销流程，尽量减小农村患者的实际花销。

针对医院目前的乱收费现象，我认为政府应提高医院医生的工资水平，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医药勾结”现象的发生。同时严禁医药回扣现象，加大对医院以及处方药市场的监管力度，限制处方药价格的虚高。除此之外，我认为针对医生应该建立类似专管警队纪律的督察的监督组织，对违背职业道德及法律谋取暴利的医生进行严惩，整治医院的某些不良风气。

针对整个医保报销流程存在的问题，政府应简化不必要的流程（如简化不必要的文件，只要提供能够证明花销的票据即可等等），加快报销的速度。在推广医保制度改革的同时，政府应该做好相关信息的传递，利用多种宣传手段，像民众详细介绍医保制度及报销流程。尤其当大多数参保群众为老年人和知识水平较低的工人时，这种信息传递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医疗机构不合理问题，首先政府应做好对患者的引导工作，争取引导患者能主动按照病情的轻重选择合适级别的医院，以充分发挥地方中低级医院的作用，减轻高级医院的负担，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同时，政府应该进目前的资源分配方式，争取做到将目前的中低级医院建成高级医院的等比例缩小型医疗中心，即医生水平相同，医疗设备技术水平相同，仅床位数较少及面积较小。这样便可以建立患者对小型医院的信心，在病情较轻的情况下自主选择小型医院就医，自动实现了患者的分流。除此之外，广泛建立公办诊所，以更低的医疗成本解决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健康问题，也可大大降低高级医院的服务压力。

五、结语

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在经历了近70年的发展后，正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制度。总体来看，这套制度时符合我国国情的全心为民众谋福利的制度。但是相比国外的医疗保障制度，中国的医保制度仍处于年轻的阶段，因此在执行的过程中必然存在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本身的漏洞，另一类则是由执行者的不公平执行而认为导致的。对于前者，我们应不断改进制度本身，使其更完善；对于后者，我们必须建立起响应的监督机构，对徇私舞弊、非法牟利的个体严惩不贷。相信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的医保制度将成为最适合中国国情，最能为广大民众谋求福利的医保制度。

参考文献:

[1] 陈剑云，陈立明，王冬.我国医院分类管理的现状分析，现代医院2006年5月第6卷第五期

[2] 蔡仁华.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实用全书，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3] 仇雨临.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现状与完善，北京市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第12卷第3期

[4]伍天章.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伦理原则与政策建议，中国医学伦理学2004年10月第17卷第5期

[5]全球分析网医疗课题组.2011年我国营利性医疗机构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2012年9月

第三篇：中国葡萄酒的消费群体分析

中国葡萄酒的消费群体分析

中国葡萄酒的消费群体分三种：

第一种，理论型消费者，也就是专业型消费者，大家对葡萄酒非常熟悉，知道它各种各样的风格，知道它如何去健康消费，怎么样合理地去消费，大部分人受西洋文化的影响，或者是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懂得葡萄酒如何消费。

第二种，健康型消费者。这里面有很多人是不管葡萄酒是什么东西，只要我喝了以后对我的心血管有好处，我的心脏病少发作一两次就值了。所以，他从来不考虑葡萄酒什么品味、艺术、品种等等，只要是葡萄酒。这部分人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有心脏病或者是心血管不好前兆的人会问我喝哪一种酒。我说你是什么目的？他说少去一两次医院就行，只是起一个保健作用或者是起一个预防作用，这是属于健康型消费者。还有一部分人是属于白酒喝多了，知道喝葡萄酒有好的预防心血管作用的作用，所以由白酒转向喝葡萄酒，当然喝的方法另当别论，关键问题就是他是本着这样一个目的去消费。

第三类消费群体，我们叫做时尚型消费群体。时尚消费群体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像80后、90后，大家觉得喝红酒时尚。为什么喝红酒时尚？就像吃快餐一样，我就喜欢吃西餐，中餐再好不吃，这是时尚型消费群体的一种消费方式，我们叫生活方式。

人群里我们把消费群大概分成这三大类，中国葡萄酒目前行业的发展现状实际上和这个密切相关。由于特别是第三类消费群体占的比例，我们说理智型消费，大家每天都在喝，每天晚上都喝，但是毕竟消费量非常少，真正的消费者是在第二类和第三类，应该说更多是第三类，是一种时尚。而且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也决定了喝酒的时候没有说我坐在家里喝，或者我们今天在这儿聊天喝点酒，它是作为饮食文化和酒文化结合在一起，一顿饭可以一个人喝十瓶。所以，消费的群体可以看到它的消费占的比例，实际上主要是第二类和第三类。这样造成我们国家葡萄酒的发展现状，从94、95年到现在统计的变化状况可以看到，真正国产葡萄酒的量为什么上升的比较快？国产葡萄酒至于从中国来的还是从外国来的暂且不谈，挂中国品牌的葡萄酒消费的比较快，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第三部分人。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拿出数据来分析，进口葡萄酒销售量上升速度最快的是小于2升以下的包装，小于2升以下的包装是瓶装酒。为什么瓶装酒每年消费量增长速度比较快？又和第一个人群，理智型消费人群是有关的。因为这些人群的销量增长造成了它的量的增加。但是中国葡萄酒的行业实际上这样一个状况，最后都以国产酒的品牌销售出去。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我们统计的结果，大概长城、张裕、王朝、威龙四家每年的销售量占到中国60%、70%，这些来源于中国的国产酒和国外的进口酒，这样形成中国的葡萄酒没有任何个性，每一个公司的单个产品可能会有一些相似，但是本身没有个性。今天我喝到的张裕undefined卡斯特和我明天喝到的张裕卡斯特可能不一样，很多理智的消费者群体就会说长城的A区或者长城的五星是不错，但是我今天喝的不错并不等于

我明天喝的还照样不错，可能不一样。质量上没有发生变化，这是风格上发生变化。为什么我们说理智消费群体更多转向消费进口酒的原因就在这儿，所有的酒过来以后风格或者它的个性转于cnwinenews.com、相似性没有，年份之间肯定有差异，但是它应该是相似的，同一个厂家的同一个品牌的酒应该是相似的。这样就在比较里面或者是在高端市场上影响了国产酒的水平。由此中国葡萄酒真正大市场的消费渠道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促销手段，这实际上不是世界上红酒的消费模式，它可能需要的是任何一个红酒都要表现它的个性，让消费者知道它的个性。但是由于没有这个个性，加上消费者前期的不理智或者不熟悉，和酒的类型的不稳定、不相似性等等，造成了消费市场上的表现。但是这种东西在中国现在实际上为什么可以看到60%、70%的是这四家呢？中国人大量的消费群体根本是一种形式，不去找适合自己、自己喜好的东西，更多在享用它的时候、消费它的时候想到的是品牌的忠诚度或者是对这个品牌的可信程度，决定我选什么样的酒。当然有一部分理性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东西，知道我在吃这一顿饭的时候喝哪几种酒，点的是什么菜，是很固定的一种消费模式。但是大部分的消费群体是属于第三类，造成这样的结果。

实际上中国这样一个现状，我们的任务是文化的普及和基本知识的普及，但是这个需要等待，等待什么？等待第三大类型，所谓时尚型消费的人群逐渐转化到理智型群体，这时候所谓的葡萄酒的个性，中国的产区、等级才能形成。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市场上大家看到很多所谓单品种，实际上都不是单品种。包括国外进口的也是80%或者85%有这个要求，但是赤霞珠是什么特色？根本消费者是没有印象，当然除了个别高端的那部分人群。虽然可以说酒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真正到了中国，80年代刚开始，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刚开始酿出来干白，给谁喝谁都说是刷锅水，不要说别人，我自己都这样觉得。它有一个过程，80年代到现在30年的时间，发展已经很快了，这个行业这么多年，百分之十五的增长速度也是和我们的基础工作，和我们的基础设施比起来，它实际上是市场发展绝对超前的，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势头非常好，但是在这个消费领域中逐渐恢由时尚消费群体转向理智消费群体。现在很多中高层干部过去都不喝红酒，都是喝茅台、五粮液，经过半年、一年时间，虽然可能不知道所以然，但是知道喝了这代表时尚。但是时间长了，他会逐渐转化过来。所以，这个群体起来以后，中国的葡萄酒行业可能会得到发展。

第四篇：中国葡萄酒的消费群体分析

中国葡萄酒的消费群体分析

中国葡萄酒的消费群体分三种：

第一种，理论型消费者，也就是专业型消费者，大家对葡萄酒非常熟悉，知道它各种各样的风格，知道它如何去健康消费，怎么样合理地去消费，大部分人受西洋文化的影响，或者是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懂得葡萄酒如何消费。

第二种，健康型消费者。这里面有很多人是不管葡萄酒是什么东西，只要我喝了以后对我的心血管有好处，我的心脏病少发作一两次就值了。所以，他从来不考虑葡萄酒什么品味、艺术、品种等等，只要是葡萄酒。这部分人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有心脏病或者是心血管不好前兆的人会问我喝哪一种酒。我说你是什么目的？他说少去一两次医院就行，只是起一个保健作用或者是起一个预防作用，这是属于健康型消费者。还有一部分人是属于白酒喝多了，知道喝葡萄酒有好的预防心血管作用的作用，所以由白酒转向喝葡萄酒，当然喝的方法另当别论，关键问题就是他是本着这样一个目的去消费。

第三类消费群体，我们叫做时尚型消费群体。时尚消费群体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像80后、90后，大家觉得喝红酒时尚。为什么喝红酒时尚？就像吃快餐一样，我就喜欢吃西餐，中餐再好不吃，这是时尚型消费群体的一种消费方式，我们叫生活方式。

人群里我们把消费群大概分成这三大类，中国葡萄酒目前行业的发展现状实际上和这个密切相关。由于特别是第三类消费群体占的比例，我们说理智型消费，大家每天都在喝，每天晚上都喝，但是毕竟消费量非常少，真正的消费者是在第二类和第三类，应该说更多是第三类，是一种时尚。而且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也决定了喝酒的时候没有说我坐在家里喝，或者我们今天在这儿聊天喝点酒，它是作为饮食文化和酒文化结合在一起，一顿饭可以一个人喝十瓶。所以，消费的群体可以看到它的消费占的比例，实际上主要是第二类和第三类。这样造成我们国家葡萄酒的发展现状，从94、95年到现在统计的变化状况可以看到，真正国产葡萄酒的量为什么上升的比较快？国产葡萄酒至于从中国来的还是从外国来的暂且不谈，挂中国品牌的葡萄酒消费的比较快，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第三部分人。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拿出数据来分析，进口葡萄酒销售量上升速度最快的是小于2升以下的包装，小于2升以下的包装是瓶装酒。为什么瓶装酒每年消费量增长速度比较快？又和第一个人群，理智型消费人群是有关的。因为这些人群的销量增长造成了它的量的增加。但是中国葡萄酒的行业实际上这样一个状况，最后都以国产酒的品牌销售出去。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我们统计的结果，大概长城、张裕、王朝、威龙四家每年的销售量占到中国60%、70%，这些来源于中国的国产酒和国外的进口酒，这样形成中国的葡萄酒没有任何个性，每一个公司的单个产品可能会有一些相似，但是本身没有个性。今天我喝到的张裕undefined卡斯特和我明天喝到的张裕卡斯特可能不一样，很多理智的消费者群体就会说长城的A区或者长城的五星是不错，但是我今天喝的不错并不等于我明天喝的还照样不错，可能不一样。质量上没有发生变化，这是风格上发生变化。为什么我们说理智消费群体更多转向消费进口酒的原因就在这儿，所有的酒过来以后风格或者它的个性转于cnwinenews.com、相似性没有，年份之间肯定有差异，但是它应该是相似的，同一个厂家的同一个品牌的酒应该是相似的。这样就在比较里面或者是在高端市场上影响了国产酒的水平。由此中国葡萄酒真正大市场的消费渠道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促销手段，这实际上不是世界上红酒的消费模式，它可能需要的是任何一个红酒都要表现它的个性，让消费者知道它的个

性。但是由于没有这个个性，加上消费者前期的不理智或者不熟悉，和酒的类型的不稳定、不相似性等等，造成了消费市场上的表现。但是这种东西在中国现在实际上为什么可以看到60%、70%的是这四家呢？中国人大量的消费群体根本是一种形式，不去找适合自己、自己喜好的东西，更多在享用它的时候、消费它的时候想到的是品牌的忠诚度或者是对这个品牌的可信程度，决定我选什么样的酒。当然有一部分理性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东西，知道我在吃这一顿饭的时候喝哪几种酒，点的是什么菜，是很固定的一种消费模式。但是大部分的消费群体是属于第三类，造成这样的结果。

实际上中国这样一个现状，我们的任务是文化的普及和基本知识的普及，但是这个需要等待，等待什么？等待第三大类型，所谓时尚型消费的人群逐渐转化到理智型群体，这时候所谓的葡萄酒的个性，中国的产区、等级才能形成。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市场上大家看到很多所谓单品种，实际上都不是单品种。包括国外进口的也是80%或者85%有这个要求，但是赤霞珠是什么特色？根本消费者是没有印象，当然除了个别高端的那部分人群。虽然可以说酒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真正到了中国，80年代刚开始，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刚开始酿出来干白，给谁喝谁都说是刷锅水，不要说别人，我自己都这样觉得。它有一个过程，80年代到现在30年的时间，发展已经很快了，这个行业这么多年，百分之十五的增长速度也是和我们的基础工作，和我们的基础设施比起来，它实际上是市场发展绝对超前的，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势头非常好，但是在这个消费领域中逐渐恢由时尚消费群体转向理智消费群体。现在很多中高层干部过去都不喝红酒，都是喝茅台、五粮液，经过半年、一年时间，虽然可能不知道所以然，但是知道喝了这代表时尚。但是时间长了，他会逐渐转化过来。所以，这个群体起来以后，中国的葡萄酒行业可能会得到发展。

第五篇：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1.1 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的贫困群体可以归纳为无法合法地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并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人的集合。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的入户调查，确定农村贫困标准2003年为人均年收入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 900万，城市中有2 000～3 000万的贫困人员需要救助。这两部分人口属于绝对贫困人群。

这一贫困群体主要由以下两类人员组成：一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城市中的三无人员，即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农村中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疾人员。二是市场体制下的新贫困群体，城市下岗、失业、半失业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以及在农村中因城市化，而“上班无岗、种田无地、劳保无份”，生活陷于贫困的失地农民，以及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部分农民工。除了这一绝对贫困人群外，我国还有

近2亿的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是在850～950元之间，以及一些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的人群。

1.2 中国的贫困现状

1.2.1 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由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计划体制下，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表现为“普遍性的区域贫困与极端贫困”。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财力得以能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一些贫困地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取得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2004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宣布：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 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

1.2.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贫困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中除了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外，基本上不存在贫困群体，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许多国家给予的优惠，比如就业、上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通过户籍

制度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区分开来，逐渐形成以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城市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使职工的生活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1 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含义及基本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

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因此它具有和政府与企业相区别的特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特征法，只要是符合这5个特征的社会组织都可以归为非政府组织，这5个特征分别是：①组织性②非政府③非营利性④自治性⑤志愿性.2.2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以及文化观念很快就影响到了民间组织。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由此得到了迅速发展，社会团体的数量增长呈现出了空前的势头。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政府对市场经济体制认识的加深，确立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目

标，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活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社会服务，调查、研究，行业协会、学会，文化、艺术，咨询服务（包括政策咨询和法律咨询），扶贫。由此可见，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活动较为活跃的领域往往是“社会需求旺盛、存在公共物品供给缺位且政府在政策上又相对允许或鼓励发展的领域”。在扶贫工作中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分析

3.1 非政府组织在扶贫工作中的优势

非政府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专心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特性，使它能够在扶贫事业中相对于市场机制中的企业组织和政府机制中的政府组织具有很多优势。

3.2 非政府组织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

由于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扶贫的专业化程度上存在差异，所以我国参与扶贫的非政府组织要分为：专业性的扶贫组织，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代表；兼业性的扶贫组织，以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为代表4 对非政府组织在扶贫工作中的建议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非政府组织面临着国外同行的激烈竞争，但同时也为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对于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扶贫工作而言，首先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健全和完善：

（1）尽快完善和健全相关的法规和政策（2）让非政府组织承担起政府扶贫部门的一些具体事务。（3）加强慈善公益宣传和社会公益道德建设。（4）非政府组织自身也要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和管理。参考文献郑功成．中国扶贫问题与NGO扶贫的发展曲天军．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扶贫成果的贡献分析及其发展建议宫丽，闰桂波．新世纪中国扶贫开发的战略选择 4 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洪大用，康晓光等．NGO扶贫行为研究调查报告6 康晓光．NGO扶贫行为研究王名．中国非政府组织研究2001——以个案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