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公诉案件撤回起诉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模版）

第一篇：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公诉案件撤回起诉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模版）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公诉案件撤回起诉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法律、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检察院公诉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撤回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在案件提起公诉后、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前，因出现一定法定事由，决定对提起公诉的全部或者部分被告人撤回处理的诉讼活动。

第三条 对于提起公诉的案件，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撤回起诉：

（一）不存在犯罪事实的；

（二）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的；

（三）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四）证据不足或证据发生变化，不符合起诉条件的；

（五）被告人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负刑事责任的；

（六）被告人是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的；

（七）法律、司法解释发生变化导致不应当追究被告人

刑事责任的；

（八）其他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

第四条 对于人民法院建议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或拟作无罪判决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审查并与人民法院交换意见；对于符合本意见第三条规定的撤回起诉条件的，可以撤回起诉；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第五条 案件提起公诉后出现如下情况的，不得撤回起诉，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分别作出处理：

（一）人民检察院发现被告人的真实身份或者犯罪事实与起诉书中叙述的身份或者指控犯罪事实不符的，可以要求变更起诉；发现遗漏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可以一并起诉和审理的，可以要求追加起诉；

（二）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新的犯罪事实，可能影响定罪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追加或变更起诉，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同意的，应当提出追加或变更起诉；不同意的，应当要求人民法院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依法判决；

（三）人民法院认为不属于其管辖或者改变管辖的，由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由原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四）公诉人符合回避条件的，由人民检察院作出变更公诉人的决定；

（五）因被告人患精神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以及被告人脱逃，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由人民法院裁定中止审理；

（六）对于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并且不是必须追诉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或者被告人在宣告判决前死亡的，由人民法院裁定终止审理。

第六条 对于人民检察院决定变更起诉、追加起诉的案件，应当书面通知人民法院，并制作变更起诉书或追加起诉书。变更起诉书、追加起诉书文号分别编为：x检刑变诉（xxxx）x号、x检刑追诉（xxxx）x号。在案件提起公诉后、作出判决前，发现被告人存在新的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民检察院如果在法定期限内能够追加起诉的，原则上应当合并审理。如果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限内不能将追加部分与原案件一并审结的，可以另行起诉，原案件诉讼程序继续进行。

第七条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证据不足或者证据发生变化，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要求法庭延期审理；经补充侦查后，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撤回起诉决定。

第八条 对于提起公诉的案件拟撤回起诉的，应当由承办人制作撤回起诉报告，写明撤回起诉的理由以及处理意

见，经公诉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本院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的，应当制作《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决定书》，加盖院章后送达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要求书面说明撤回起诉理由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书面说明。对于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的理由不充分，不同意撤回起诉并决定继续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继续参与刑事诉讼，建议人民法院依法裁判。

第十条 对于撤回起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人民检察院不得再行起诉。新的事实，是指原起诉书中未指控的犯罪事实。该犯罪事实触犯的罪名既可以是原指控罪名的同种罪名，也可以是异种罪名；新的证据，是指撤回起诉后收集、调取的足以证明原指控犯罪事实能够认定的证据。因为发现新的证据而重新起诉的，应当重新编号，制作新的起诉书。重新起诉的起诉书应当列明原提起公诉以及撤回起诉等诉讼经过。

第十一条 对于撤回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撤回起诉后七日内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书面说明理由将案卷退回侦查机关（部门）处理，并提出重新侦查或者撤销案件的建议。

第十二条 对于退回侦查机关（部门）提出重新侦查意见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督促侦查机关（部门）作出撤销、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对于退回侦查机关（部门）提出撤销案件意见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督促侦查机关（部门）作出撤销强制措施的决定，依法处理对财物的扣押、冻结。

第十三条 对于撤回起诉的案件，应当在撤回起诉后三十日内将撤回起诉案件分析报告，连同起诉意见书、起诉书、撤回起诉决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备案。

第二篇：公诉案件撤回起诉质疑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质疑

王友明 杨新京

摘 要:公诉案件撤回起诉是庭审过程中的一种诉讼行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将其废除,说明其已无存在的诉讼价值,同时法律亦不再赋予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权。但是,两高又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撤回起诉重新纳入刑事诉讼轨道,给司法实践带来弊端。诉讼实践证明“, 有法必依”的司法原则不可动摇。如果认为撤回起诉有存在的必要就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明确规定。

关键词: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司法解释;法律冲突

一、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法律依据

1979 年《刑事诉讼法》第108 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 ⋯⋯对于不需要判刑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由于这一规定过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曾引起强烈的争议。如:哪些案件不需要判刑? 人民检察院有无撤诉决定权? 人民法院要求撤诉的时间是在开庭前还是开庭后? 如果人民检察院不撤诉怎么办? 人民法院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是否侵犯检察权? 撤回起诉后人民检察院是否还能重新起诉等等。[ 1 ]1996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废除了原《刑事诉讼法》第108 条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规定,仅保留了自诉案件中自诉人的撤诉权,这是我国庭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为统一执法观念,强化有法可依,1998 年1 月19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共同制定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中也没有认可撤回起诉制度,可见,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已经失去了刑事诉讼中的价值和法律上的依据。但是,1998 年6 月9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解释》第177 条规定“: 在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1999 年1 月1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规则》第351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以要求撤回起诉”。由此可见,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的依据仅来自两高的司法解释。

我国正在逐步走向法制国家“,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已成为我国的法制原则。作为诉讼意义上的刑事程序规则,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基本法律即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司法机关不得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以任何形式包括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改变诉讼制度。1996 年《刑事诉讼法》废除了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并不是立法上的疏忽,而是其已没有存在的价值。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08 条、第109 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的审查,既包括程序性审查,也包括实体性审查。但法院实际上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庭外调查和庭前审查上,开庭审理只不过是把在庭前已经得出的结论合法化,使庭审成为过场。为防止法官先入为主,避免庭审流于形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庭前审查限定为程序性审查,使符合开庭审判形式要件的案件都能进入法庭审理,并在庭审中解决案件实体问题。这更符合控审分离原则的要求,同时也为彻底废止“先定后审”创造了条件。我国将庭前审查限定为程序性审查,是一种顺应世界庭前审查制度改革趋势的立法选择。[2 ]有学者为了论证撤回起诉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合法地位,列举了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有关规定,如日本、德国、我国的台湾地区等,都对撤回起诉的范围、条件、时间作出界定。可他们却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刑事诉讼法》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立法机关将撤回起诉制度予以废除,说明撤回起诉已不再适应新的诉讼活动。另外,我国的诉讼制度与国外一些国家的诉讼制度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不能以国外立法例作为我国撤回起诉存在的理由。这就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废除撤回起诉的立法原意。

事实上,两高的司法解释已经超越了立法规定,将立法机关废除的制度用司法解释的形式重新纳入刑事诉讼轨道,有违刑事诉讼法“程序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基于程序法定原则,基于保障人权的要求,凡是涉及国家司法机关的职权配置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大权益保障的事项,都应当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而不能由其他机关、团体或个人以其他任何形式作出规定。公诉案件撤回起诉涉及到代表国家行使控诉职能的检察机关的权力配置,根据程序法定原则的要求,应当由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加以规定。既然刑事诉讼法并未就撤回起诉作出明确规定,表明立法机关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这一权力。而两高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撤回起诉的程序作出规定,这是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僭越,这种司法立法的现象是违背程序法定原则的要求的。[3 ]目前司法解释违背立法原意、任意扩大解释的情况较为突出,这也是理论界对司法解释批评较多的原因。

二、撤回起诉的性质

研究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法律性质,首先应当探讨公诉权的概念及其权能,在此基础上才能充分认识撤回起诉的性质。

公诉权是法定的专门机关代表国家主动追诉犯罪,请求审判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予以定罪并处以刑罚的一种权力。其实质是在特定的犯罪案件中,国家垄断行使对犯罪行为的控告权[4 ]。其性质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①公诉权是一项司法请求权,包含审判启动请求权和有罪判决请求权两项内容。②公诉权是一项犯罪追诉权。③公诉权是一项具有专属性的法定职权。[5 ](p290～294)由此看出,公诉权的核心就是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惩罚犯罪。为达此目的,刑事诉讼法设置了一系列的诉讼程序,使公诉机关按照这些步骤来追究犯罪。有学者又将这些具体程序称为公诉权的四项基本权能:公诉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变更(包括公诉的改变、撤回和追加)、上诉(抗诉)。[ 5 ](p295～300)无论是提起公诉、支持公诉、提起抗诉还是变更、追加起诉,都是公诉机关请求(要求)审判机关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实现公诉的最终目的。而撤回起诉是在公诉机关提起公诉后,发现本不应该起诉或不必要起诉时,撤回已经提起的控诉。[3 ]由此引起审判的原因业已消失,无须再行裁判。[6 ]即:要求法院将判罪的被告人撤回来,进行无罪处理。显然,撤回起诉的实质内容与公诉权的内涵是相悖的。撤回起诉与追加起诉、变更起诉也有质的区别。追加起诉是指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后,发现遗漏了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于是在旧诉的基础上追加提起新诉,将遗漏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纳入旧诉的范围,从而扩张旧诉范围的一种诉讼活动。诉讼理论认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诉,由人的要素(被告人)和物的要素(犯罪事实)两部分构成。追加起诉的实质是通过在旧诉的基础上追加提起新诉来扩张旧诉的要素的范围:或通过“被告人之追加”以扩张旧诉的人的要素的范围;或通过“犯罪事实之追加”以扩张旧诉的物的要素的范围;或通过“案件之追加”,同时扩张旧诉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的范围。变更起诉的实质是以新的人的要素去更换旧诉的人的要素,即“被告人之变更”:或是用新的物的要素去更换旧诉的物的要素,即“犯罪事实之变更”。无论是“被告人之变更”还是“犯罪事实之变更”,在新的要素进入起诉范围的同时,相应旧诉的要素退出起诉范围,因而,变更起诉的法律效果并不会导致旧诉的起诉的扩张。[7 ]但无论是追加起诉还是变更起诉,都是人民检察院要求人民法院对变化后的被告人或犯罪事实继续依法审理,作出有罪判决的诉讼请求,都是公诉权能的组成部分。而撤回起诉是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发现被指控的被告人具有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的行为;撤回公诉,是将本来要求人民法院对所指控的被告人判处刑罚,而现在又请求审判机关不仅不能对其判刑,还要主动撤回指控,自己做无罪处理的一种诉讼行为。它与追加起诉、变更起诉不仅诉讼目的相悖,而且诉讼方向相反。因此,笔者认为,撤回起诉并不是公诉的一种权能,而是一种滥用的诉权。

我国刑事案件提起公诉的条件是法定的。《刑事诉讼法》第141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根据这条规定提起公诉必须达到法定的标准或法定条件:即实体性诉讼条件和程序性诉讼条件。实体性诉讼条件,是指关于实体法律关系(刑法)方面的事项满足了进行实体性审判的要求,主要是由一定证据支撑的犯罪事实。即已获得的证据证实拟起诉的对象有较大的犯罪嫌疑,同时基本排除其阻却违法和阻却受罚的因素。程序性诉讼条件,是指符合起诉的程序性要求,如管辖、时效、被告人在案等。[ 5 ](p297～298)具体而言,提起公诉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第二,证据必须确实、充分;第三,依法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8 ] 而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规定撤回起诉的三种情形(或称三个条件):

一、不存在犯罪事实;

二、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

三、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不存在犯罪事实”,是指根本没有发生指控的犯罪行为或者虽有行为存在但并不构成犯罪;“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是指有犯罪事实存在,但并非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所为;“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主要是指被告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 条规定的情形[9 ]。既然犯罪事实不存在或者不是被告人所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为什么当初还要决定起诉? 为什么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还要经过开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后,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才撤回起诉? 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可以或者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法律上既然允许检察机关可以或者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也自然应当允许检察机关享有撤回起诉的权力[10 ]。笔者认为,修改后的不起诉制度,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节约诉讼资源,减少诉讼时间和环节,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撤回起诉,是将本不应该起诉的案件提起公诉后,发现不应当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在宣告判决前撤回错误起诉的诉讼行为,它与不起诉在程序上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因此,无论是程序性诉讼条件不具备还是实体性诉讼条件不具备,公诉机关都无权对案件起诉,否则就是滥用公诉权。然而,一旦具备程序性诉讼条件和实体性诉讼条件并排除适用起诉便宜主义的情__况,检察机关就必须提起公诉,否则就属玩忽职守[5 ](p299～300)。

三、撤回起诉的程序

《规则》第351 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以要求撤回起诉。”《解释》第177 条规定:“在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两高作出的上述司法解释,其性质属于司法机关协调案件的规定,但缺乏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也无法统一,使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受到折损,使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一)撤回起诉决定与裁定的关系

刑事诉讼中的决定,是指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依法就有关问题作出的一种处理意见。对人民检察院来说,既可用于解决实体问题,又可用于解决程序问题。决定一旦作出,就具有法律效力,必须切实执行[11 ]。人民检察院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提起公诉后,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撤回起诉。如果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撤回起诉的理由不成立,裁定不准许撤回起诉,检察院如何处理,法律上找不到依据。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是“因事实、证据有变化”,[12 ]事实、证据是否有变化,要经法院审查,如果人民法院认为事实、证据没有变化,经法庭查实的事实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相同,只是不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而裁定不准许撤回起诉,判决被告人无罪。人民法院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最高人民法院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为防止无罪的人因检察机关撤回起诉而继续关押,体现了互相制约的原则。此时,人民检察院是对宣判无罪的实体判决抗诉还是对不准许撤回起诉的程序裁定抗诉呢? 如果不提起抗诉,检察委员会决定的权威性将如何看待呢?(二)撤回起诉决定与上诉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为了保证检察机关客观公正行使撤回起诉的权力,加强对撤回起诉的监督与制约,应当从制度上完善相应的制约机制,建议撤回起诉决定书生效后,应当送达被告人,使之了解检察院起诉已被撤销,使其不再处于被刑事追究的状态。[ 10 ]笔者认为,这就涉及两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第一,撤回起诉决定书生效的时间,是检察委员会作出决定、办案人员制作好《撤回起诉决定书》为生效时间,还是至人民法院作出准许的裁定为生效时间? 如果指制作《撤回起诉决定书》的时间为生效时间,那么应该由检察院送达被告人,被告人对检察院的决定只有申诉权,没有上诉权,应无条件的执行,检察院也应立即释放被告人。但检察院送达后,如果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回起诉怎么办? 笔者理解,撤回起诉决定书生效的时间应以人民法院裁定是否准许撤回起诉时间为生效时间。检察院《撤回起诉决定书》送到法院后,法院经审查如果裁定不准许撤回起诉,应按照一审程序正常进行;如果裁定准许撤回起诉,制作裁定书,送达被告人,这又涉及下一个要回答的问题。

第二,被告人的上诉权问题。有人认为,被告人对人民法院准许公诉机关撤回起诉的裁定,一律不享有上诉权。[10 ]笔者认为,对人民法院准许公诉机关撤回起诉的裁定,被告人应当享有上诉权。按照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上诉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被害人除外)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一审裁判,依法提起上诉的诉讼权利,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第180 条第1 款规定:“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有权用书状或者口头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第3 款又规定:“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这是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基本规定。“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并没有将准许公诉机关撤回起诉的裁定排除在外。剥夺被告人的上诉权,是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至于上诉的理由,法律亦没有具体规定,按照《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被告人不服第一审的裁判、裁定,只要在法定期限内依法提出,上诉即可成立。被告人认为第一审法院准许公诉机关撤回起诉,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或者准许撤回起诉将会对其产生不利后果,如丧失可能被宣判无罪的时机等,都有理由提出上诉,引起二审重新审理的法定程序。

(三)撤回起诉决定与复议复核的关系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或者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但对于撤回起诉的案件,撤回起诉决定书是否送达公安机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作出规定。有学者从撤回起诉与不起诉的实体性条件和程序性条件比较分析,认为二者的条件和效力是相同的,具有相同的终止诉讼的效力。因此,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将撤回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撤回起诉的决定有错误,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10 ]从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出发,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但在司法实践中就有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复议意见没有被同级人民检察院接受,但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却接受了公安机关的复核意见,按照检察一体和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上级检察院有权撤销下级检察院撤回起诉决定,一旦撤销,作出撤回起诉决定的检察院必须执行,但与此同时,与作出撤回起诉决定的检察院的同级人民法院又作出准许撤回起诉的裁定;或者上级人民检察院不采纳公安机关的复核意见,同意撤回起诉,而同级的人民法院又作出不准许撤回起诉的裁定。前者,检察院执行上级决定重新提起公诉,人民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新的事实、证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后者执行上级决定,可人民法院又不准许撤回。此时,诉与撤,均无法可循;撤与诉,又均有司法解释的精神,使作出撤回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处于两难境地。(四)撤回起诉决定与申诉的关系

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一大特点,加强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充分保障被害人的申诉权和起诉权,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一种监督。由于撤回起诉与不起诉在实质要件上相同,都是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此,也应该赋予撤回起诉案件中被害人的申诉权和起诉权,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同时,也是对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严格执法的一种制约。对于有被害人申诉的撤回起诉案件,也会出现与上述公安机关提请复核程序中一些情形,在此不再重复。

对被害人不服撤回起诉决定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却又出现一些复杂、无效的诉讼程序。人民法院对于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审查后,裁定准许撤回起诉,这是一种被认为通说的公诉程序,说明人民法院也认同人民检察院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而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自诉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0 条、《解释》第186 条和2000 年7 月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第170 条第(3)项规定的案件范围的答复》精神,又符合受理的条件,因此只得受理,检察机关也应将案件证据材料移送人民法院。从程序上看,因为这些案件原本应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却作出了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这类公诉案件特别规定为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就是为保护群众告状无门,防止放纵犯罪,保证案件及时得到处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14 ]于是,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裁定是人民法院作出的,认为不应当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但同案被害人的起诉又受理了,认为应当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究竟采取什么程序审理成为一道难题。要么自诉案件程序走过场,要么裁定撤诉是错误的,判处被告人有罪。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一定会得出不能自圆其说的法律后果。

当代中国着力倡扬“法治”的精神和价值,已将“依法治国”提升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立法、司法、守法等诸多环节的完善。在立法环节上,一定要做到“有法可依”。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现实状况,如果认为公诉案件的撤回起诉实有必要,就应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并授权司法机关制定便于操作的诉讼规程,以解决司法实践中无法排除的诉讼死结。如果认为公诉案件的撤回起诉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已无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就应按照“有法必依”的法治原则,以立法解释的形式制止于法无据且实难操作的司法解释,减少诉讼环节和节省司法资源,消除司法与立法冲突且得不到制止的不良现象,使司法机关在健康的司法环境中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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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问题研究

摘要：被害人上诉权是其作为当事人应有的一项程序性权利。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但仅通过检察机关来维护被害人的权益是不够的，因此，应赋予被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本文拟从理论和司法实践角度对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进行价值分析，并进行了相应制度设计。

关键词：被害人；上诉权；价值分析；制度设计

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其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但我国立法上没有赋予其独立的上诉权，这与其当事人的地位不符，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本人认为应当赋予被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其有其深远的价值意义。

一、目前我国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确定了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地位。根据当事人理论，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应当享有三项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利，即完整的起诉权、充分的诉讼参与权和对刑事判决的影响权（主要是指上诉权）。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给被害人的权利来看，并不能保障被害人应享有的三项基本权利的实现。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又不完全享有当事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立法上的自相矛盾，使得其作为诉讼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名不符实。而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权利被国家专门机关忽视，甚至时常被侵害，这更加严重地影响到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因此，为强化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应完善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所应享有的权利，特别是作为诉讼活动中关键性权利的上诉权。

二、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之认识分歧

对于是否要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上诉权，学者们主要有三种观念：

（一）支持论。持支持论的学者认为，应赋予被害人以上诉权。其主要理由在于：一是符合其当事人地位的要求。上诉权是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权利，是保证当事人享有诉权的完整性所要求的。二是是程序公正的体现。作为与被告人具有平等地位的被害人，保证被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是程序公正的体现。三是现行的抗诉请求权并不能满足保护被害人权益的需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抗诉请求权，但被害人的申请抗诉并不必然引发抗诉，所以应赋予被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可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反对论。持反对论的学者认为，不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其主要理由有：一是会打破相对平衡的诉讼结构。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已经处于被追诉的不利地位，如果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加上公诉机关的强大力量，不利的被告人更是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破坏现行的相对平衡的诉讼结构。二是会影响到“上诉不加刑”原则。“上诉不加刑”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被告人将有被加重刑罚的危险，从而对“上诉不加刑”原则造成严重冲击。三是会打乱二审诉讼法律关系。如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会与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发生冲突，特别是在检察机关不予抗诉，而被害人却提出抗诉引发二审程序时，被害人就变成了追究犯罪的独立主体，原来的公诉案件转变了自诉案件，打乱了二审诉讼法律关系。

（三）折衷论。还有部分学者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其提出对目前存在的被害人抗诉请求权进行合理改造。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82条对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作了明确规定，此条规定把抗诉的决定权交给了检察机关，但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意见来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为了提升被害人在程序救济上的权利，平衡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利益，必须对我国现行的被害人抗诉请求权进行改造，使其切实变成被害人的一项程序救济权利，从而弥补被害人无上诉权所导致的在刑事诉讼中相对于被告人的不利局面。

三、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之价值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已经明确规定了被害人的当事人诉讼地位，但却享受不到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完整诉权，这是立法上的缺失，本人认为应当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上诉权，其有深远的价值意义。

第一，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当前刑事诉讼法改革的趋势，也有利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以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围绕着加强被告人权利的目的进行的。比如被告人无自证其罪的义务、沉默权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又逐渐认识到了保护被害人利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以犯罪人为中心，转化为强调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平衡，并开始强调被害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如德国、俄罗斯等。并且被害人也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要主体之一，其应当享有包括上诉权在内的相应诉讼权利，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以更大地调动被害人参与并追究犯罪的积极性，有效地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

第二，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符合诉讼当事人的地位，保障了被害人诉权的完整性。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只有请求抗诉权，而没有上诉权，这与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不符。上诉权是起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上诉权的起诉权，是不完整和有缺陷的起诉权。因此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既巩固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更保障了被害人诉权的完整性。

第三，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被害人抗诉请求很难实现的现实需求，更能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对于是否要提起抗诉由检察机关决定，其有着“自由裁量权”，而检察机关更多考虑的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有时会忽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现行的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并不能满足保护被害人权益的需求，所以，应该赋予被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来保障和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四、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程序公正的体现，有利于形成对审判权的有效制约。程序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障，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在其利益不能完全实现时，应有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性救济权利，而上诉权就是其中的一项。并且保障被害人上诉权可以诉讼进一步开放，被害人有条件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防止司法人员的专横擅断、侵害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现象，能制约审判权的滥用。

四、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之制度设计

基于以上所述，本人认为对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可进行以下设定：

第一、设立上诉前置程序。即被害人上诉时应先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被害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提起抗诉，出具不予抗诉的书面决定和说明不提起抗诉的理由，被害人在向二审法院上诉时提供检察机关不予抗诉的书面决定即可。另外，对于检察机关在法定期间既不提起抗诉也不出具不抗诉的书面决定，被害人上诉时需提供自己曾在法定期间请求抗诉的证明即可。

第二、建立立案审查机制。即对被害人提起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在受理前进行程序审查。如，被害人上诉时，应当提交检察机关不予抗诉的书面决定，以及被害人的上诉理由。通过立案前的程序性审查，防止被害人对上诉权的滥用。

第三、规定上级检察机关强制出庭制度。在上级法院受理被害人上诉的案件后，无论一审公诉机关是否提起了抗诉，二审公诉机关都必须出庭，防止一审的公诉案件到了二审转变成了自诉案件。

第四、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与上诉不加刑原则。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保障被告人权利的一项重要原则，但不能为了被告人在诉讼程序中享受额外的保护而剥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由于被害人上诉引发了的二审程序，被告人不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保护，这也是实现有错必纠原则的要求。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

为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提高审理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 对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公诉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一）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三）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一）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

（二）被告人、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

（三）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

（四）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在提起公诉时，连同全案卷宗、证据材料、起诉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在征得被告人、辩护人同意后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

人民法院认为依法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并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

第四条 对于人民检察院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征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

第五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分别通知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

通知可以使用简便方式，但应当记录在卷。

第六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除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以及其他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派员出庭的案件外，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

第七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独任审判员宣布开庭，传被告人到庭后，应当查明被告人的基本情况，然后依次宣布案由、独任审判员、书记员、公诉人、被害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和翻译人员的名单，并告知各项诉讼权利。

独任审判员应当讯问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是否自愿认罪，并告知有关法律规定及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辩护。

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

第八条 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一般当庭宣判，并在五日内将判决书送达被告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九条 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第十条 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二）被告人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

（三）被告人当庭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

（四）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

（五）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未派员出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决定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上述材料后五日内按照普通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法定要求，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关材料。

第五篇：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相关问题探析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相关问题探析

摘 要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是一种新的规制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其目的在于释明相关法条的内涵，以期能够准确适用。

关键词 当事人 和解 公诉案件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1案件的适用类型界定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把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作为特别程序的第二章予以专门规定。刑诉法第277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1）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依据刑法第277条仅限两类，一类是因民事纠纷引起，涉嫌刑法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换句话说，因民事纠纷引起，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依据犯罪情节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适用当事人和解诉讼程序。这里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应理解为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可能判处的刑期，不应是刑法分则相应条款规定的刑期。对于民间纠纷的概念，法律没有给出解释。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此外，刑诉法第277条第二款还规定了排除情形，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

2遵循平等自愿、合法的原则

和解协议必须要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定，且必须合法，不违背法律的有关规定。平等自愿原则是指，加害人和被害人参与刑事和解整个过程的行为出于自己的意愿，具有平等的地位，其他个人和单位不得对当事人施加不正当的强制和影响。加害人和负有赔偿责任的其他人、被害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要有真实意思表示；加害人的悔罪和赔偿必须出于自愿、真诚；被害人接受和解协议时，对加害人的刑事责任的意见，必须出于真实意愿。合法原则是指，和解协议不得违反法律、国家政策、公序良俗。和解协议虽然是当事人双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达成的合意，但这种个人之间的合意不得违背法律和公序良俗。这里的法律包括民法、行政法等所有部门法，不应仅限于刑事法律。由于民法明确规定了违反公序良俗和恶意沟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第三人合法利益的行为无效，因此，和解协议不得有如上情形，否则违反法律的部分自然无效。

对于和解协议中被害人要求物质损失高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问题的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物质损失，按照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被告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依照该规定的理解，物质损失的范围是指已经存在的财产和利益的减损。也即，物质损失的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损失以及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丧葬费。而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它合理费用”其规定的赔偿项目比刑事附带民事多出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等。在和解协议中被害人要求被告人赔偿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应当认定有效。

3和解的签订与履行期限

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当事和解公诉案件的和解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期限没有明确的规定。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由解决赔偿的和解协议达成与审查和协议履行后的刑事责任处理两部分组成。和解协议的达成按照当前的模式有两种：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当事人基于第三方的介入（司法机关或人民调解组织）达成和解协议。对于司法机关介入的调解，司法机关了解案件的实际情况和法律关于时限的规定，不会造成和解过程久拖不决，影响诉讼效率。对于当事双方或人民调解组织介入的和解过程，司法机关无法了解和解的进度，极易影响诉讼效率。为保证案件及时审理，减少被告人的羁押时间，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增设给予当事人和解处理的告知期限，符合刑法第277条规定的案件，在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七日内，由公安机关向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告知可和解的权利；检察机关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七日内，告知被告人、被害人有要求或自行和解的权利；审查终结前三日或提起公诉前三日是和解协议签订的截止时间，以免案件久拖不决。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法庭辩论终结前是双方签订和解协议的截止时间。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可对被告人从轻处理。判决书生效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的，当事人可按刑诉法第242条的规定，以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提起再审，要求再审法院把达成的协议作为悔罪表现，对被告人从轻处理。

和解协议的履行期限。一般情况下，和解协议应当在签字之日履行，但考虑到我国社会大部分人不富有的实际情况，一部分具有真诚悔过之心，但经济困难的被告人要求其签字之日全额给付不现实，其提出分期履行和解协议，且提供人保或财保，法律上也应认可，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使刑事和解让经济实力雄厚者独享。审判实际中出现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分期履行后毁约不履行的情况，当事人毁约的主要理由是受协迫达成的和解协议，无论是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还是人民法院认定和解协议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如果分期履行和解协议未履行，而担保人下落不明或财保财产难处理，必然会引起被害人申诉或上访，导致司法机关处于两难的境地。因此，在刑诉法规定的司法机关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时，在法律上增加审查程序和审查笔录公示，对审查程序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以供日后查阅，以最大程度保证当事人按协议要求履行义务，及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4当事人和解诉讼程序的监督问题

为确保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的顺利贯彻执行，必须以加强监督为前提。我国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处于初级阶段，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理论基础以及实践经验都不健全性，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程序的具体操作，以及司法解释都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操作不当会出现一些危害性较大的犯罪、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犯罪行为人通过当事人和解诉讼案件逃避法律的制裁、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程序滥用、乱用，滋生腐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刑 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因此检察院作为我国的监督机关不可推卸的负有监督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制度实施的责任，对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的适用条件、刑事处罚的正当性和协议履行情况都负有监督的职，发现滥用、乱用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程序的人和事，一律予以纠正，引导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制度正确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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