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美边防检查机制比较何聪
中美边防检查机制比较
涉外一区 何聪 201020710007边防检查是指对出入国境人员的护照、证件、签证、出入境登记卡、出入境人员携带的行李物品和财物。交通运输工具及其运载的货物等的检查和监护, 以及对出入国境上下交通运输工具的人员的管理和违反规章行为的处理等。
边防检查是为了保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而对出入国境的人员等进行的检查。内容包括:护照检查、证件检查、签证检查、出入境登记卡检查、行李物品检查、交通运输工具检查等。
很多国家的边防检查由移民局或外侨警察局负责，中国是边防检查站负责。主要手续是填写出入境登记卡，有时登记卡是在飞机上由航空公司代发，提前填写，入境时校验护照，检查签证等（有些国家不要求填写入境卡）。有些国家免办过境签证，并允许旅客出机场去市内参观，但将护照留在边防，领取过境卡，返回机场时再换回护照。出境时，许多国家还需填卡，并将出境卡连同护照和登机牌交工作人员检查。有些国家不要填写出境卡。不少国家出境旅客需先交纳机场税后，再办理护照检查。
我国国家在全国对外开放的口岸设立边防检查站，执行出入境边防检查任务。目前，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厦门、海口、汕头9个城市成立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由公安部垂直领导，而国内其它城市的边防检查站是属于武警编制，是由公安部边防局直接领导。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主要负责的检查是：中国公民出入境检查、中国公民往来港澳地区检查、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检查、外国人入出境检查和交通运输工具检查。同时，负责边防检查的还有公安边防部队，他们主要设立在沿边沿海的城市，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相互配合。
在美国，负责出入境边防检查的机构是美国海岸警卫队。与我国体制不同，美国海岸警卫队隶属于国土安全部，是美国五大武装力量之一。随着对应急能力需要的与日俱增,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作用更加突显，任务覆盖海军、边防、海监、海事、渔政、海关、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美国海岸警卫队是本土安全保护的关键力量，肩负5个基本任务，分别是海上安全维护，国家防御，海事安全，国家资源保护以及海上巡逻任务。所有这些任务都与维护美国和全球海域的正常秩序密切相关。
美国境外入境审查（United States border preclearance），又称美国境外入国审查，是美国一种边防检查的特殊措施。这个是美国设立在境外的边防检查机构，作为国内边防检查的辅助机构。在美国海关暨边防保护局（U.S.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的管理下于许多美国境外的机场或港口设立美利坚合众国的相关入境检查设施，包括证照查验、公共健康检查及农产品检疫。这些一般在国际航线的目的地机场才要经过的程序将被提前在旅客登机（或登船、登车，如果使用的交通工具为船舶、火车）前进行完毕。这样做的目的除了是希望使冗
长的入境相关检查手续更有效率，不要让传统的国际出入港拥塞外，这个措施更可使许多没有边境检查设备的机场、港口得以开航国际航线。
这就是中美两国在出入境边防检查方面机制的不同之处，各国都是根据各自的国情来设立不同的出入境管理机制，能尽可能的方便国家对公民出入境事务的管理。同时两国出入境边防检查都是和各国海关配合进行的，这更有利于保护国家边境的安全。
第二篇：中美素质教育比较
中美素质教育比较
“素质教育”是近几年中国的热门话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都在实行素质教育，那中国和美国素质教育到底有哪些差异？我想，有关中美素质教育的差异到底在哪里，详细说的话，写一本书都不为过，这里我以点谈面，粗浅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素质教育又称为素养，包括人的道德素质、智力素质、身体素质、审美素质、劳动技能素质等。它的关注点在于以人为本、突出主体（特指学生）、关注终身发展、面向全体（全体公民）。
教育理念上的差异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教育体制受杜威、布鲁纳教育思想影响很大，美国素质教育思想的立足点基本上来源于杜威的教育思想。其提倡以儿童教育为起点，学生教育为中心，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为教育的灵魂，认为社会是教育的目的。
我国的教育体制主要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为基础，是为了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创造力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四有新人。同时中国的教育理念自古以来都是德育为先（从孔子教育中可知），德育一直贯穿学生的整个求学生涯。
教育方法上的差异
在和谐素质教育中，中国已经把智育放在了压倒性的位置上。中国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在孩子幼儿时期，家长就为为孩子购置各种知识性、趣味性的读物，训练孩子朗读、书写、计算等技能，所以我们会发现刚刚上一年级的小朋友都已经提前就学会了一年级的知识，违反了生命成长规律的教育，对孩子进行拔苗助长。
“知识改变命运”，在大多数中国人意识中，有了出色的成绩才算是有出息，所以正式上学后，不管父母还是老师一心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购买习题集、实行题海战，应付永无休止的考试。
同时，越来越多的父母，认识到“一技之长”的重要性，因而盲目培养孩子特殊艺术才能。在课外时间把孩子送入乐器班、歌舞班学习，聘请家庭教师教孩子补习外语知识、学弹电子琴等。而且，据我所知，一个孩子在课外学的辅导班远不止一个。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一方面无视了孩子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和压力。
时间精力都在学习、学艺上，导致忽略了体能锻炼，孩子的户外运动少，多呆在家里看电视，玩电脑，使得肥胖症增多、体质变差。
在生活上的事都由他人一手包办，尤指父母。他们很少考虑孩子的性格、社会适应能力、公民意识等问题，并忽略了孩子的天分，限制他们的创造力，结果为了培养所谓的“人才”反而扼杀了天才，产生许多“有心栽花花不开”的效应，而这些所谓的人才也不见得能在社会上立足。
中国教育孩子，如制盆景一样，扭这枝，弯那根按照自己的设计来“改造”孩子。也不得不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很扎实，但这种扎实是基于应试教育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
而美国的教育却历来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个性，他们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有独立的才能和兴趣，有自己独特的需要”，注重个性发展。他们并不会给孩子强
加学习的任务，而是什么年龄有什么的学习生活，让其自然发展。在美国人眼中，让孩子充分发挥其天性事天经地义的事。美国教育不存在学生负担重，课外时间少的问题。这样美国的中小学生自由时间很多，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培养兴趣爱好，到大自然中体验生活的乐趣。所以他们常常带孩子参加户外运动，到图书馆看书，鼓励孩子参加艺术创作活动并到森林公园旅游，在各种尝试与接触中，发掘孩子的兴趣，鼓励他们创造，以便孩子自己确定以后努力的方向，这种教育充分发挥了孩子的想象力。
在生活中，美国教育教孩子自我服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并要求孩子学会具有与同伴合作、分享、互助的行为，鼓励他们到社会的洪流中感受兼职和社会义工之类的快感，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而且培养了他们独立自主、开拓精神和竞争能力。而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做法却给孩子的将来做了很好的铺垫。
在整个初级教育过程中，美国人重参与、重体验，重创新，注重于孩子在各项活动的过程中所学习的知识、体验的感受以及发展的能力；中国人重评比、重获奖，注重于孩子在与别人比较后是否名列前茅。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得到了诸如获奖、得冠等值得评价的结果，学习过程的意义才受到肯定。
这样才会有这一幕：美国一位小学上美术课，一个孩子把苹果画成方的，并涂上蓝色解释说是新品种。美国老师表扬了他，可是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中国，老师却斥责他“胡闹”。
在中国信奉：初级阶段打牢基础，高级阶段才能做好学问。（就像孔子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做学问、研究是高级科研人员的事。而在美国，他们相信孩子具有成人一样的独立研究、独立动手能力，于是从小培养、引导。到了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美国的高等教育更重视实践性和学生的创新性，那里的高校是易进难出。中国的高等教育是难进易出，（近几年来还有大学扩招现象，提倡普及高等教育），但是很多大学生在校园里以打游戏和睡觉度日，每天虚度光阴。这也说明了中国的大学教育还是存在问题的。
我想上面谈述的那些内容从某方面应该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中学生屡获奥林匹克竞赛奖，而美国学者赢得诺贝尔奖最多，中国却至今没有的一个”吧。
第三篇：中美高考制度比较
中美高考制度比较
旅美教育家黄全愈先生的大著《“高考”在美国》，对于美国的高考制度作了深度剖析，与中国的高考制度作一对比，显见中国高考制度之弊。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的学制与中国的学制一样，都是十二年，但是和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的高中是四年，不像中国是三年。他们一般是小学六年，初中两年，高中四年。而中国的高中，实际上是三年变两年，即用两年时间读完三年的课程。为什么美国要设四年的高中，而中国却是三年减一年呢？
因为在美国，“儿童的天堂”和“青年的战场”的分界线是高中。虽然这样子说，但美国真正的激烈竞争其实还是在大学之后。这又和中国有明显的不同。美国这样做有什么好处？那就是它把最沉重的压力，放在了相对成熟的青年身上。而我们的制度，却把压力放在了身心都还不成熟的小孩子身上。
具体如何，下面再进行分解。
美国有没有“高考”？答应是肯定的。但美国是不是和中国一样的一年一度激烈的高考呢？答应却是否定的。而且令人吃惊的是美国的高考居然一年有七次之多。而且一般相当于中国高二起就可以报名参加“高考”，也就是说高中生可以在两年里随时参加高考。
因为美国的高考是一种常年不断的标准化考试，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加任何一次甚至每一次考试，即最多两年十四次考试。由于美国的高考成绩两年内有效，许多高中生上高三时就开始考试，一直考到自己不愿考为止。一般美国孩子大多考2～3次，也有考四五次的。而美国的大学在统计考生的成绩时，不管你参加过几次考试，他们将选取其中最好的数学和英语成绩。因为他们认为，你所考得的那个最高的分数，表明你有这种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你就不可能考出这个成绩，而其他那些低的考分，可能是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这实在是太人性化的理由了。如此一来，考生当然没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心态相对正常，各次考试的分数基本上起伏不大。绝对不像中国的高考，一考定终身，甚至是一分定终身，所谓一分之差而与大学失之交臂的故事曾经演出了多少中国人的悲欢离合啊。
美国的高考有两种，一种称为SAT，即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标准学业考试）的简称。SAT考试分为两部分：Reasoning Test是理解部分，试题内容包括英语和数学，侧重学生的阅读量与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Subject Test是专科部分，分为英文、数学、历史、科学和第二外语等科目，具体考深科目由考生自己报名时选定。
另一种称为ACT，即American College Testing Assessment(大学入学考试)的简称。它在美国中西部和南部比较流行，现在每年大约有130万人参加该项考试。举行时间和作用与SAT考试相近。考试内容分为英文、数学、阅读和科学原理4个部分。
至于考生是选择SAT还是ACT考试，要看考生准备报考的大学时要求提供哪一种考试成绩，如果没有特别的制定，考生一般都会根据自己的能力报考能得到最佳成绩的考试。然而，在美国，并不是SAT与ACT考试的状元都会得到名牌大学的青睐，1996年哈佛大学招生，165个SAT满分“高考状元”的入学申请被拒，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美国的名校。他们不仅仅衡量申请者的SAT、托福等基本的考试成绩，更多关注的是对申请者的综合素质的全面考查，主要考查学生逻辑、分析、推理等方面的能力，较少考学科知识，而是更注重能力或智力方面的测试，分数永远是第二位。
中国高校招生以高考成绩为录取的唯一标准，而美国高校招生则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高考”的考分、平时的成绩，再加上申请者的综合素质，搞的是“三合一”。
那么什么是综合素质呢？一般来说，美国高中生参与的活动主要有体育活动、文娱活动、科技活动、校内组织、校外组织、个人兴趣和特长。美国大学对于学生的这些活动中获得的荣誉或参加过的社会活动能量非常重视。美国的篮球运动就很普遍，只要篮球打得好，就可以得到好大学的青睐，这也是一个注脚。
而且在美国越是顶尖的大学，越会注意特殊的人才。道理也很简单，成绩好的人多得是，“高考”满分者上千人，但特殊人才却是凤毛麟角。像普林斯顿大学曾经录取一个黑人女孩，只因为她破记录地推销童子军饼干，被有的公司邀请去介绍推销经验，还把这些经验写成书。
写到这里，中国和美国高考机制的初步印象对比应该有了。即在美国更注重综合素质，不是唯分数决定论。所以他们的考试就像平时练习一样，一点无所谓，在放松的状态下完成，而且可以多次考试，反正以最佳成绩计算。就像黄全愈先生的儿子矿矿什么时候参加高考，黄先生根本不知道，而且考试前也根本没有复习。他们的考试是围绕着孩子们平时的学习而考。因为在美国的“学习”是一个开放式创造性的学习，没有标准答案。拿他们一堂“水的蒸发”科学课为例，孩子们一个个犹如小科学家，因绕杯子里的水位为什么下降了的问题，展开想像和讨论，记录实验数据，教师加以引导而已，而不是告诉他们一个确切的答案。考试内容不是要他们背诵现成的答案，而是实验的过程和结果。这难道不正是学习什么，考什么吗？
中国高考的残酷性就在于一考定终身，乃至一分定终身。这样的考试对人的心理形成巨大的压力，许多平时成绩较好的学生，却在这样的时刻很有可能发挥失常。考试成了一次运气的比较，偶然性非常之大。往往并不一定能够选拔出最好的学生。而且又因为唯分数决定论，中国的孩子们把一切精力只用在如何争取高分上，老师们的法宝也是不断的做题做题，直至把孩子们对学习的兴趣消磨殆尽。即使最好学的学生，面对这种无休止的单调活动，我想也会厌倦的。而所谓的综合素质，如上面美国人所看重的体育活动、文娱活动、科技活动、校内组织、校外组织、个人兴趣和特长，高中学生又哪有时间去开展？去锻炼？
尽管如此，中国人还是认定在中国这样的高考机制有它的合理性，认为在腐败丛生的中国，这是保证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了。殊不知这是以损害一代又一代孩子的心灵为代价的。既然分数不是唯一的标准，在美国，难道就不可能有走后门这样的腐败了？事实上也有可能存在的，但是美国人很聪明，他们对于学校招生也是完全市场化，即并没有什么教育部这样的部门在管着各个大学的招生。一个大学的好坏完全在于他们自己的招生机制，你能招到优秀的生源，自然可以确保大学的名声和教授的收入。否则，你的学校只是走后门塞进来的差生，那不是自坏名声么？此是一。其二在于美国自由的新闻监督机制，如有招生丑闻，市场化的传媒为了他们的收视率收订率，自然求之不得。这两点也许是美国教育机制这样顺畅运转的根本吧？而这些在目前的中国的确是不可想像，真是奈若何。
关于美国大学录取学生的严格，建议各位可以亲自读一读黄全愈先生的这本大著《“高考”在美国》，品读一下这种完全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之优越性。
为什么中国的初高中生这么辛苦，而美国的初高中生却很轻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国大学的宽进严出机制。
我觉得香港学者“修木读史”总结得很好，这里不妨抄摘部分内容在此，大家可以有个借鉴：
美国的教育制度，同样也要起到筛选、分流的作用，同样也有一个竞争好学校、好专业的问题。美国人也要吃五谷杂粮，也是爹妈养的，美国的爹妈同样关注子女的未来。如果你学的是理工科，大学毕业之后读个博士学位，找得到正式工作的话年薪可以在七八万美金左右。做个十几年，进入管理阶层，当个小头目，工资到十万多一些就差不多到顶了。可是，如果你大学毕业后，进的是医学院，读书的时间相若，但是一开始工作，年薪就有十几万，将来的成长空间也更为灿烂。文科方面的差别更大，人文科目毕业的博士，多半只有教书的位置，找工作极为不容易，工资能有个五六万就不错了。但是，如果文科毕业后读几年法学院，再考上律师执照，起薪也大多在十万以上。而且，美国各级政府的官员们，议员们几乎都是学法律出身，可以说执掌政治权力的人，都是法律人。所以，理科好的去学医，文科好的去学法，这既是美国父母的心愿，也是一般美国学生的选择，竞争同样是非常激烈。而理工科一类的专业，付出大，收获小，美国学生不愿读，所以才挤满了来自中国、印度的留学生。到了医学院与法学院，外国留学生就没有几个，因为本国学生早已为入学名额挤破了头。
但是，美国制度的不同，在于它筛选的时间点靠后。学医与学法，决定的时间不是在高中毕业，而是在大学毕业。想上医学院的学生，大学可以学任何一个专业（多半是理科）。医学院只要求有几门基础课程申请者一定修过，通常包括微积分，普通物理，无机与有机化学，和生物学。想上法学院的学生，也可以是任何一个专业（多半是文科）。法学院也只要求申请者一定学过语言文学，哲学，历史，政治学等文科学生的基础课。基础课目的成绩，加上一个标准化的入学考试，再加上学生在班上的排名、课外活动、推荐等等，是收生的主要参考。申请者本科所上大学的名气，不是重要因素。家境不宽裕的学生，无法去外地上名牌大学，可以就近在普通的社区大学就读，那里没有最好的设备，没有著名教授、大师，甚至没有硕士、博士授予权。但是只要申请者在本科课程中，能够名列前茅，保持优秀的成绩，毕业之后一样有机会进入名牌的医学院、法学院。当然，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机会会更多一些，更何况有的名牌大学打分比较慷慨，比如说哈佛就时常被人批评搞分数膨胀。
把竞争最为激烈的筛选，放在大学毕业，而不是高中毕业，才是造成中美教育文化不同的最重要因素。美国的中小学生的确是轻松，但是进入大学以后，却相当的吃重。而且他们也会计较分数，笔者读研究生期间给本科生带实验时，就曾遇到那些成绩好，想进医学院的学生为了平常一份实验报告的分数而来找助教们斤斤计较。这一制度的好处在于，它把最沉重的压力，放在了二十岁的青年身上。而我们的制度，却把压力放在了身心都还不成熟的小孩子身上。
美国的大学，在课程与内容上还是有相当的要求，虽然总体来说要比中国的课程要求浅一些。一门基础课，有好几个班次，好几百名学生，都是由学校组织统一考试。当然考卷是肯定无法一一批改的，所以考试基本上都是多项选择的形式，与考托福一样。选定了答案，就在硬纸卡上相应的位置涂圈圈。考完之后，由教务人员统一收走，送入读卡机，用机器打分数。考得不好，你是不可能找教授说情的。那张卡根本就不在他手上。
考题的设计，则多半有意识地要把分数拉开。考卷上0-100的分数出来后，从高到低依顺序排好，分成A（4点）、B（3点）、C（2点）、D（1点）四等，再加上一个F（0点，Fail/不及格）。考卷分最高的5%的学生得A，百分之20-30%之间得B，以此类推（中间也有A-，B+等等）。具体的转换标准因课程而异，50分可以得D（及格），40分也可以得D。但是得A的学生数，系里、学校里都会把关。如果得A的学生的百分比太高，讲课教授必须向主管部门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样按排名给分，实际上就是要让学生之间竞争。因此，美国的教育制度是把其筛选分流的机制，放在了四年大学。它的淘汰率相当可观，不及格的学生不能补考，只能重修。四年下来，三分之一的学生无法完成学业是很平常的事。大学毕业时，如果想去申请研究生院，平均成绩要有3点。如果想进医学院，平均成绩多半要在3.5点以上。因此到大学毕业时，有资格去申请医学院的学生并没有剩下多少。
虽然医学院取生时，要面谈，要看推荐信，还要看参加了什么课外活动，但是以学校作为筛选机制，考试成绩都还是最为主要的因素。你在一、二年级成绩好，教授才对你有点印象，你也才能以你的成绩在暑期到某位教授的实验室中做个帮手，将来他给你写推荐信也才有东西可写。不然的话，教授也就只能看看你的分数，写两句套话。如前所述，美国中小学的教学很细致，大学的教学方法却相当的粗放，简直就是放羊。但是，这也使得一份大学成绩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名学生独立生活与自我管理的能力。到了二十岁的孩子，家长也控制不了。望子成龙之心，人皆有之，不管是中国的父母还是美国的父母。人家不是说，美国的孩子从小就想当总统？这难道不比中国孩子更有雄心壮志？但是到了二十二岁，孩子是进医学院也好，是完不成学业也好，做家长的只能接受现实。
当然，美国是富有的发达国家，它有足够的资源，普及大学教育。也因此，它的筛选分流可以拉长时间，放在四年大学里来进行。家长与学生最为在意的决择，在大学毕业之时。于是在学习成绩的考核之上，自然地多加了一层“路遥知马力”的考验。它最为精英的医科与法科学生，学完必修的几门基础课，还要在其它不相关的科目之中考验两年，扩大见识之后，才来进行相应的专业教育。这在依然是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是过于奢侈的一种制度。
教育资源瓶颈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机制的借鉴和改进却是完全可以的，没有做不到，只有不愿做。中国教育的根本还是在于“控制”一词，只要当局拼命想做婆婆，控制国民的一切，那中国应试教育的现状之改善一天不能实现。唯一的出路，就是让国人有更多的自由，有民主的政治机制。
第四篇：中美写作比较
美国的写作训练文体大致分为：
（1）书信，包括正式书信和非正式书信、（2）计划、（3）梗概、（4）报告、（5）评论、（6）创作。美国语文教学则倾向于从写作能力要素的角度对文体进行分类。对各文体的训练要求可以较明显地反映这一特点。例如“梗概”的写作要求是：“记下主要的事实，接着要用完整的句子写下来，用不同的方式将它们连接到一起，然后去掉一些不必要的形容词和材料。最后使文字比较简洁。”从这一段介绍来看，“梗概”的写作主要是训练学生的语言概括能力，相当于我国作文教学中的缩写。再如，对“创作”并没有严格的文体形式上的要求，而是把它定义为“创造性写作”，并提出了“真诚、感情、独特性”三点要求，指出：“说明性文章倾向于使读者思考，创造性的写作则是让读者感觉。创造性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和态度，没有哪两篇文章是完全相同的。”这里所说的“创作”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是指写作中的创造能力。美国语文教学中的“实用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体概念，而是突出各类文体中的“实用性”。这与我国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文”是有所区别的。我们所说的“应用文”是指实用功能很强的一类文体，可以划分出若干种具体的文体，每种文体都有形式上的特殊要求。从逻辑上看，美国语文教学对文体的分类显得不够严谨。但各种训练文体都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
中美实用写作教学比较研究：
我国的语文教学通常把写作训练文体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四大类。其中，应用文又分出若干小类。如属于生活类应用文的请假条、申请书、读书报告、书信、计划、总结等，此外还有公文类应用文。我国语文教学对写作训练文体的分类较为严密，强调对文体形式的把握。
第五篇：中美舆论监督比较
新闻舆论监督的有效程度如何，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一、舆论监督与政治环境
舆论监督能否有效进行，首先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专制独裁的政体下，往往没有舆论监督可言。只有在民主国家，舆论监督才能运行良好。从政治上看，中国和美国的舆论监督都受到法律的保障。中国关于舆论监督的相关法律条款存《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以及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样，美国的法律也保护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前提是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美国宪法不仅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和游行等自由，更通过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国会不得通过任何法令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不得通过任何法令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不得通过任何法令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伸冤请愿的权力。”只有在言论自由有法可依可循的条件下，舆论监督才能获得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中美两国的舆论监督，虽存在着有法可依的相同点，但也存在着实践效果不一样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上。就整体而言，美国新闻媒体对政府权力和社会不良现象的监督力度，要强于中国。这一点可以从新闻侵权案例的判决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在侵权诉讼中，美国传媒败诉率为8%，而中国传媒却达到70%。”
美国媒体在新闻侵权诉讼中的占绝对优势的胜诉率，使得舆论监督能够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美国媒体的胜诉，则与其法律条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所遵循的一些原则分不开的。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64年声明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即当政府公职官员因处理公众事务遭受批评和指责，使个人的名誉受到损害时，不能动辄以诽谤罪起诉和要求金钱赔偿，除非公职官员能拿出证据，证明这种指责是出于“真正的恶意”(aetualmaliee)。什么是“真正的恶意”呢?最高法院解释说，那就是“明知其言虚假，或满不在乎它是否虚假”。最高法院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公职官员一挨骂就以诽谤罪起诉并要求巨额赔偿，那做官招骂、上告索赔岂不成了政府头头脑脑们先富起来的捷径?如果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批评稍有失实，立马就招来巨额索赔，那还谈得上什么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干脆每天给政府歌功颂德算了。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原则，使得政府官员和其他公众人物(或机构)，几乎无法打赢起诉新闻媒体的官司。美国媒体在行使舆论报道职责时，被允许一定的报道失实空间。也就是说，即使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存在部分失实的情形，也不足以成为被起诉的证据和理由。
另外，中美两国舆论监督的差异性，还表现在舆论监督的主体和客体差异上。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喉舌，要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新闻舆论监督，必须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媒介监督在我国某种程度上是党政权力的引伸或对这种权力的补充。虽然批评者是媒介，但通常被视为是某一级政府或党组织的意见，权威性很大。”③鉴此，中国的新闻舆论监督矛头更多地指向非权力组织，特别是对经济领域、社会生活领域，或对基层单位的监督。从统计数据上看，目前中国新闻媒体更侧重于批评“拥有非行政权力的企业和权力较小的事业机构。‘焦点访谈’里关于对下面的弄虚作假的批评占的比例很大，主要是这一行为伤害到平民百姓，同时也挑战了国家权力。”④美国的舆论监督则不然。美国政治上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共和党和民主党竞争执政，媒体既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党派之外。由于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美国的新闻舆论监督锋芒往往直指政府权力机构。媒体拥有“第四权力”，可以不遗余力地挖掘政界丑闻，揭露官员违法行为。这种对权力的舆论监督，在美国新闻界风气颇盛，并威力强大。如20世纪70年代，新闻媒体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报道
和穷追不舍，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
二、舆论监督与经济环境
舆论监督能否有效展开，不仅与监督主体的政治地位有关，还与监督主体的经济地位相关。一般来说，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能够为媒体的舆论监督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
从媒体经营的角度看，新闻舆论监督既能给媒体带来经济赢利，也会给媒体带来经济风险。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媒体概末能外。由于舆论监督的对象是权力机构或官员的不法行为，以及社会上其它的丑恶现象，这与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公众对政府机构的意见，对社会问题的不满，需要有一种载体或中间渠道来帮助表达，形成声势，并达成愿望。大众传播媒体正是可以承担起这一使命的绝佳载体和渠道。如果媒体能够时时刻刻地关注公众的意见，大胆地揭露各类违法和腐败现象，那么，媒体就能赢得公众的信任。
公众的信任是媒体的一种无形资产，可以转化为经济收益。对报纸来说，主要的赢利途径是扩大发行量，从而吸引广告投放，而扩大发行量的关键是在赢得公众的信任和依赖。对电视和广播来说，主要的赢利途径是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和收听率，进而吸引广告商的广告投入。同样，提高收视率和收听率的关键也是赢得公众的信任和依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媒体经营者们都懂得这一道理。这就是中美两国媒体展开舆论监督的经济动力。如中国以舆论监督闻名的(南方周末)，其发行量和广告量高居全国同类报纸之首。同样，美国的许多财力雄厚的媒体，也无不以舆论监督为己任。
舆论监督，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给媒体带来经济风险。这种风险一方面体现在媒体与权力的较量中，另一方面体现在媒体与大企业大公司的较量中。具体地说，一些权力机构或官员，如果因违法乱纪而受到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他们往往会想尽办法掩饰罪过，并利用权力打压媒体。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不仅要承担政治风险，还要承担经济风险。如美国权力机构会想方设法封锁消息来源，使媒体得不到独家新闻，采写不到重大新闻。而媒体如果不能向受众提供必要的新闻，就会失去公众的信任，发行量和广告量就会下降，经济收益就会受到影响。另外，一些大企业大公司，如果因有产品质量问题或其它不法行为而受到媒体的新闻曝光，他们就会威胁媒体，撤回投放的广告。大企业大公司往往是媒体广告收入的主要来源，得罪了他们，无疑会影响到媒体的经济收益。
在舆论监督与经济环境的关系上，中美两国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上:美国媒体长期以来独立于政府之外，经济上自主经营，积累了雄厚的财力物力。中国媒体则长期以来依靠政府的拨款，80年代开始“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逐步走上了自负盈亏的道路。当今，我国媒体虽然已步入市场化大潮，但仍受到各种羁绊，特别是双重体制的捆扰。“中国传媒业作为事业单位，却得不到政府财政拨款;作为企业，中国传媒也必须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却享受不到企业的任何权利，不能自主经营、自主决策;它们的发展除了自我积累、银行借贷之外，不允许有业外资本注入。中国的传媒业就处在这样一个只有义务，没有权力的尴尬境地:它有事业单位的义务，却不能享受事业单位的权力:它有企业的义务，却不能享受企业的权利。”
舆论监督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揭露性新闻稿件的撰写，需要媒体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思。调查事实线索，挖掘隐藏的真相，寻找相关证据，无不耗时费力。如果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媒体就会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舆论监督也就无从谈起了。而且，舆论监督往往会给媒体招惹上官司的麻烦。媒体需要支付一笔可观的律师费口假如败诉，媒体还得付出巨额赔偿。所以，舆论监督不只是政治和道义上的话题，也是经济层面上的严肃话题。中美两国媒体，由于经济体制不同，经济实力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总体上来说，美国媒体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下，新闻舆论监督也相应地较为得心应手。中国的舆论监督力度则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舆论监督与文化环境
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舆论监督，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显性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对舆论监督起着或推进或制约的作用。从文化上看，中美两国的领导人都认识到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在中国，早有“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的古训。邓小平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提倡要“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美国是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深知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的道理，因此舆论监督历来倍受尊崇。美国第三、四届总统杰弗逊有句名言:“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就是保持这一权力;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我宁愿要后者。”杰弗逊还认为，只有提供新闻自由和发表各种言论的自由，人民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政府才能听到人民的意见。根植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基础上的舆论监督，在美国公众和新闻界人士中，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然而，认识到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切切实实地开展舆论监督，如何使舆论监督开展得卓有成效。这里就涉及到了舆论监督所处文化环境中的一些具体因素。中美两国的舆论监督，之所以在力度和效度上存在着差异，除了受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外，还可以从一些具体的文化因素中寻找到根源。
从具体的文化因素上看，中美两国对舆论监督的态度不一样。美国的公众人物，包括政府官员、娱乐体育明星和工商界大亨等，在舆论监督面前，大多能平心静气，泰然处置。他们甚至习惯了“公众人物无隐私”这个不成条文的通则，在享受名声的同时，不得不牺牲个人的某些权利。美国司法界对舆论监督的阐释和态度，更是为新闻舆论监督提供了坚不可摧的保护。“美国上下普遍认同的一项原则是，对于公众事务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富有活力和完全公开的。它可以是针对政府和公职官员的一些言词激烈、语调尖刻，有时甚至令人极不愉快的尖锐抨击。即使它的个别细节失实，有损当事官员名誉，也不能成为压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理由，仍然应该得到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只有这样，言论自由才有存在所需的‘呼吸的空间’(BreathingSpace)o美国
最高法院认为，既无权又无势的民众在揭发批评官员滥用权力时怎么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呢?如果以法规强迫官方行为的批评者保证其所述全部情况属实，否则动辄即判有诽谤罪、处以不限量的赔偿，则可能导致‘新闻自我检查’(self一eensorship)。如果要求由被告负责举证，证明其所述情况属实，被禁锢的则将不仅仅是不实之词，更令官方行为的潜在批评者襟若寒蝉。即便他们相信自己的批判无不实之词，也会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自己在法庭上能否证明所述情况属实，或是担心付不起诉讼费用，而在发表言论时多半会‘远离非法禁区’。”美国各界对新闻舆论监督的这种宽容和鼓励的态度，使得被监督者不敢轻举妄动。
在中国，对舆论监督的态度则是另一番光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对尊长和权势的顺从，这种观念的一个极端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中国公众人物对不同见解和异己者的容忍度不大。在遭受舆论监督时，他们会想方设法掩饰自己，有的会利用权力打压和报复监督者，有的会怒气冲冲地诉上法庭。更有甚者，有的干脆现场谩骂和殴打。中国记者在进行舆论监督时的境遇令人堪忧，记者被打事件屡屡发生。另外，一些社会名人和实力人物，也会因媒体报道的部分失实，有时哪怕是并非恶意的细小情节出入，就动不动状告媒体侵权口而中国司法界，对新闻舆论监督的认识和所提供的保护，则还不足以使弱小的监督者获得充分发挥的空间。前述中国传媒高达70%的败诉率就是一个明证。这使得许多记者在舆论监督时
如履薄冰，也使得许多媒体对舆论监督望而却步。因此，对新闻舆论监督而言，社会各界的共同认可和正确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大家都能用法治的、理性的心态看待舆论监督，什么时候全社会都能意识到舆论监督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保证社会公正的不可缺少的手段，那时，我国的舆论监督便真正走上了正轨。”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新闻舆论监督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生态环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比如，中国正在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经济飞速发展，政治日趋文明，文化观念日益革新，新闻舆论监督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近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发实施，就是我国舆论监督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日臻完善的可喜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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