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认识

第一篇：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认识

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若干问题的看法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家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非常关心，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个人的思考，我就四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房地产调控问题

中国房地产问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主要是结构问题。——李伟

房地产调控问题虽然如媒体所说的那样“八年七调”，但自去年“两会”以来，房地产调控仍是当前最为集中的热点问题。我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主要是结构问题。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需要重点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二是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问题。这是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所走过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在住宅建设方面，如果要求中国用几年的时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还未走完的历程，这是很不现实的。这就是我要讲的住房结构问题。

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其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作为住宅建设的重要内容，并规定所占比例。新加坡在二十世纪60年代建国时就规定，90%的建设住房为政府廉租住房。上世纪90年代我陪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到新加坡考察时发现，尽管当时新加坡的廉租住房需求已下降，但他们仍在执行这项规定，直到上世纪末，这一规定才被取消，因为那时绝大部分新加坡公民都已得到政府租屋。英国在二十世纪40年代到1959年保持了70%的社会保障房、廉租房建设比例，1960—1979年期间保持了60%的建设比例，直到目前还保持着约20%的建设比例。香港现在则保持着50%的廉租房建设比例。美国现在每年建设350万套保障性住房，并规定只有收入低于17万美元的家庭才有资格购买社会保障性用房。奥巴马有一个很得力的非洲裔议员朋友，去年下台了，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购买了不该买的两套社会保障性用房。

而中国则过早地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比例要求取消了。前几年，我们的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占建设住宅的实际比例约为3%—5%，这个比例太低了。1998年党中央提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要建设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体的中国房地产体系，比例是70%—80%；但后来发了一个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文件，使情况发生变化，地方上当年就出现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2002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约为2400亿元，2003年涨到5400亿元，涨幅高达125%，到2009年为16000亿元，去年为27000亿元。因此，这就出现了一方面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热情高涨，但另一方面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比例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极不相适应的局面。举例说明，比如现在的高档奢侈品，一个包可以卖到十几万元，一件衬衫可以卖到3000—4000元，还有高档天价皮鞋、服装等等，老百姓对此没有多少意见，正是因为有几十元的包、一二十元的衬衫、不到100元的皮鞋、几十元的外衣……，他们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衣食住行是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其中，衣食住更重要、更迫切。如果按照其收入水平，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经济适用房或租得起廉租房，那作为高档的商品化住宅卖到天价也无妨，老百姓还会有现在这种程度的不满吗？但是现在解决住房结构问题确实很难，最大的难点就是，上面提到2010年的土地批租收入达27000亿元，如果房价降到与我国人均GDP4000美元相适应的水平，将会使土地批租收入大幅度下降，地方政府建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资金缺口将大增，这对我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关于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问题。现在许多项目都要求地方财政配套，这使本就不宽裕的地方财政不堪重负。我认为，房地产调控问题将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短期内很难解决。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应该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更长久的研究。我国的房地产价格确实已经形成泡沫了，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一致。据美国房地产协会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中价房平均是177900美元，按美国每套住房约180到200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约为5700元人民币，由此对比，我们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显而易见的。是泡沫早晚会破，美国房地产2008年的溃市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房地产近50%的暴跌都很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房地产的基本功能也可以说是首要功能，应是住房功能，而不是投资功能。尤其是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尽快扭转从房地产产业获取巨额利润的市场扭曲状况。第二个方面：中国城市化问题

人口盲目急剧膨胀将带来很大、很长远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李伟

我非常赞同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提法：中国城市化速度与质量严重不平衡。截止到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7.5%，但实际上城市户籍人口的比重则相对较低。我这里有两个数据，一个是27%，一个是36%，均与城市化率相差10%还多。“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相较之前提高了4个百分点，“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城市化率目标是51.5%，又提高了4个百分点，我的观点是可能发展太快了。数量叠加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人口1000万基础上增加500万和在人口2000万基础上增加500万，给社会管理、城市承受及产业所带来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城市化有不平衡性，最突出的是城市出现量化结构问题和城市贫困群体多元化问题，包括农民工、流动人口、退休职工、农二代等，而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速度。教育部近期的一个报告说，幼儿园的入学率50%都不到。

北京的人口规模按2000年的规划到2020年是1800万，但2009年就已达到1972万，加上流动人口1000万，已达3000万。据报道，上海常住人口达到2300多万，一年增加300多万，再加上流动人口至少还有1000万。这些世界级的超大都市，无不产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比如北京一年产生的生活垃圾达672万吨，日均1.84万吨，但北京的日处理能力只有1.27万吨。大批的垃圾都是送到郊区去填埋，按照现在这个填埋速度，四到五年，北京大部分填埋场将填满，所以到2020年，北京至少需要3200亩的垃圾填埋场，相当于6个晋祠这么大的土地庄园，这还是仅仅用于生活垃圾填埋，据报道每年还产生1000多万吨的建筑垃圾，处理它们占用土地更多。其它还有水资源，中国是个最缺水的国家，现在北京每年可利用水资源只有26亿立方米，但水资源每年消耗36亿立方米。仅2000—2007年，地下水超采达56亿立方米。

所以，人口盲目急剧膨胀将带来很大、很长远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比如如何确定城市的功能定位，如果一个城市既要建经济中心，又要建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五六个中心，什么人都要到这儿来，当然人口不好控制。我的基本观点是，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应与我们现阶段的管理能力、资源水平相适应，不能太快。特别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个很大问题，大拆大建现象严重，对社会资源浪费极大，欧洲国家的建筑使用寿命是70年到80年，我们的使用寿命只有25年到30年，这在我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报道甚至将这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发展称为“灾难”。

第三个方面：控制通货膨胀问题

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李伟

控制通胀是仅次于房地产调控的热点问题，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大家知道，现在通胀有三种，输入性通胀、成本推动性通胀和流动性通胀。

我认为，随着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国对通胀的控制不是短时间能见效的，甚至不是一年、两年能见效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形成通胀的内在要素也很难有大的变化。比如目前输入性通胀的成因，一方面是资源类大宗产品的输入价格

高，另一方面是美国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认为后者的直接影响不是太大，主要影响是前一个因素。我对输入性通胀问题的认识是，与其说是输入性不如说最终根源是吸入性；表面上是输入性，实际上是吸入性。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能源需求。大量的需求，必然要推高国际市场的价格，以至于买什么涨什么。去年一年我们花了1万多亿元的代价进口石油2.39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5%左右；铁矿石进口了6.18亿吨，对外依存度2009年达到了62%。这几天，中东、北非问题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三天时间石油价格从103美元涨到114.23美元，而我们之前刚刚调高了成品油价格，现在涨了这么多，又面临是否调价的问题，可马上调价会进一步增加我们的通胀预期，不调又不符合经济规律。所以，大家认识到，中国的通胀问题源自于极大的高速发展需求，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成本因素的通胀，主要是工资成本上涨。对此我的观点是，人工成本的上涨是必然的、必需的，而且是迫切的。拿2005年和2009年举例，两年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比值，国际上有个相对标准，即40%—60%；我们2005年社会最低工资的高档占平均工资的31.6%，最低档占平均工资的29%；2009年高档占26%，最低档占20%。这充分说明不论从企业的角度还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分配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经十分严重了，因此人工成本的上涨是个必然趋势。流动性方面，这么多年这么大的流动性投入，说到底通胀问题就是货币现象。综上所述，我认为近两三年通胀问题将是我国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政策咨询研究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四个方面：社会管理创新问题

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问题。——李伟

对这个问题我的认识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现阶段把广义的社会管理提高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层面是非常必要的，其重大意义不亚于“十五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难度也不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小。我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也很明确：我们发展的目标不会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原则也不会变。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问题。伊朗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白色革命”值得研究，尤其是东欧剧变，那时它们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差，人均GDP都达到1万美元以上，我们所讲的政治、体制优势他们也存在，但这种优势可以转化。这次中东所发生的变化有很多方面原因，但共同点就是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腐败严重。这些社会问题在我们的发展阶段内也存在，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这些问题。

第一是法制建设问题。要以依法治国的理念强化社会管理，依据中央文件的提法，我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内涵和最终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有差异的，但我认为在管理的基础目标上是相通的。一个管理好的国家必然是法治有序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公民都必须遵纪守法。法治建设是第一位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一样，主要问题不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而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

第二是政策设计问题。我们以政策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特点十分突出，这点我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我们许多社会群体的很多利益问题，比如知识分子、退伍军人、退休人员、下岗职工等都是由政策来协调的。如果政策设计出现问题就会引发许多连锁效应，如政策“打架”引起的群访等。因此，制定合理、可行、有效的政策是我国强化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第三是党和政府及其各级领导的公信力问题。一个国家机器的管理效能，公信力是第一位的。现在不少地方党组织、政府机构负责人说话在社会上缺乏公信力，似乎只有党中央是可信的。老百姓逆反心理严重，尤其是当社会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讲的话打折扣，以讹传讹却很有市场。

第四是管理事情的能力和效果问题，这是个突出问题。

第五是社会的思想教育、社会的公德水平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要转变“信仰危机”的状况，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但近年来，更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社会的诚

信危机。

第六是国家的信息化管理问题。应该思考社会管理的观念如何适应信息化的发展需求，并随之转变。

第七是对特殊群体的管理问题。特别是对城市和农村空巢家庭、流浪儿、鳏寡孤独等的管理，如对鳏寡孤独的救助问题在我国明朝时就列入了法律，如果不予救助则以监守自盗论处。对于特殊群体，我们必须要关注。与其用财政资金去做那些有GDP、无效率的投资，还不如用来解决此类社会问题。

第八是对国外各种敌对势力的防范和应对问题。

国研中心与各地政策研究机构的关系问题

大家讨论中提到的最突出问题，也是这几年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各地政策研究机构的关系问题。大家提得比较多的是明确一个指导关系并加强指导合作，作为地方机构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与中央机构建立起能够被认可的关系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其他部委不同，我们认为，不必拘泥于“指导”这个词，一是“三定”方案中没有依据；二是如果定为指导关系则会产生很多相伴而来的问题，诸如双方责任、权利、义务如何确定等，且定为指导关系也并非各地的一致意见。但是我认为即使不用“指导”这个词，在我们多年工作交流的基础上，只要在六个字上做文章，也完全可以达到大家所期望的效果，这六个字就是交流、沟通、合作。

交流包括工作交流、各种情况的通报和经验交流等，可通过会议或互访等形式实现；沟通就是针对当前政策研究中的突出问题、重点问题进行沟通和探讨；合作的范围就更大，目前我们已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如课题合作、调研报告共享等。

我们认为，围绕这六个字做文章，完全可以通过形式上的创新达到互相促进、互相提高、互利共赢的目的。如：我们已基本形成制度的春季政策咨询工作会议，年中的省（区、市）政策研究机构主任座谈会等，都是非常好的形式；现在我们中心的一些部、所与地方联合建立调研联系点也是共同合作的有效方式，通过对当地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跟踪分析，大家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加深了认识，提高了政策研究的质量；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发展研究奖评奖活动也是促进双方合作的好方式；还有信息的交流，利用信息化工具优化和提高我们交流的效果和效率。在这方面我们也在进一步推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完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经过讨论已经明确利用三到五年时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成一个为政策咨询服务的信息化工程体系，目前这一工作已取得了初步进展，国家发改委已原则上同意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纳入国家“金宏工程”建设单位，“金宏工程”是一个由八个部委组成、覆盖全国、为中央宏观经济决策服务的信息平台，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外还包括政策咨询研究数据库建设和数据模型使用等各种资源的整合。我们现在有些研究部、所已经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还处在一种封闭、孤立的状态，将来要逐渐放开与各省（区、市）政策研究机构的沟通合作。

第二篇：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改变人民生活形态的关键行业，CNNIC的历次报告则见证了中国互联网从起步到腾飞的全部历程，并且以严谨客观的数据，为政府部门、企业等各界掌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动态、制定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受到各个方面的重视，被国内外广泛引用。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CNNIC发布的第32次报告显示手机成新增网民第一来源。

手机上网网民规模持续增长，手机上网成为互联网发展的新动力：一方面，手机上网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的普及，尤其为受网络、终端等限制而无法接入的人群和地区提供了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手机上网推动了互联网经济新的增长，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创新热潮为传统互联网类业务提供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发展空间，如打车应用、电商实时物流、微博商业化等均被视为互联网应用的创新典范。主要原因：一方面，手机的便捷性使用户可以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上网，增加了手机的使用频率；另一方面，手机应用软件的丰富性，几乎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便利了手机网民的工作和生活，增加了手机的使用粘度。

CNNIC发布的第32次报告显示我国网络购物网民规模越来越大，网络购物使用率力持续增长。网络购物网民增长的驱动力量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网民数量的持续增长，网民购买力的提升，消费者线上消费习惯的养成，为网络购物奠定了良好的用户基础，成为促进网络购物市场繁荣的重要基础。其次，传统企业纷纷向电子商务的转型，拓展了网络购物的品类和渠道。线上产品的丰富、线上和线下的互动，提升了用户的购买体验。再次，网络促销的常态化，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网购市场的激烈竞争导致电商之间频繁的价格战。店庆促销、节假日促销、特卖会、1元秒杀等营销手段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极大的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最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促使移动支付、移动购物快速增长，手机端和PC端的应用互补，促进了网络购物市场的发展。

2013年上半年，我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态势良好，各应用领域网民规模均保持一定增长。交流沟通类应用和信息获取类应用依然是手机端的主流应用，发展领先，尤其手机搜索和手机聊天工具网民规模增长最多。网络娱乐类应用和电子商务类应用渗透率相对较低，但领域内各应用的使用率整体看涨，尤其手机网络视频和手机网络支付使用率涨幅较大，成为亮点。

当前随着智能手机性能不断提升、价格进一步降低，加上移动流量资费的下调，网民手机上网的比例逐渐提升，手机搜索是仅次于即时通信的第二大手机应用，在网民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手机搜索一方面来自于电脑搜索需求的延伸，另一方面来自于人们碎片化时间里在各种场景的信息搜寻需求。由于移动性能特点，手机搜索形式更加多元化，不仅有传统的综合搜索和垂直搜索，还有各种应用的搜索功能。同时手机搜索输入也变得多元化，不仅有文字图片输入，还有语音、拍照、扫描等输入方式。在手机上，网民不仅通过浏览器输入网址进行搜索，还通过搜索App、浏览器默认搜索引擎、浏览器首页推荐搜索引擎、手机内置搜索引擎、以及输入法和即时通信等工具导流进入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活动。正因为手机搜索的迅速发展，各搜索企业更加重视移动搜索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同时重视各种手机搜索入口，力求在手机搜索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第三篇：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

我国经济形势正处在建国以来相对稳定、持续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开始改善的良好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明显的转变，根据数据表明“九五”期间比“八五”期间年平均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但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好于“八五”期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在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改善型转变，不仅经济效益改善，而且环境生态效益开始改善。但是我们不能盲目追求高经济增长率，我们希望经济增长率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有经济效益的经济增长率。因此，从国际横向比较看，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国家之一，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经济稳定的“稳定器”。由于受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与贸易衰退的影响，很多发达国家经济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只有中国和印度避免了这种情形。

虽然我国在稳步发展中，但是也存在了不少问题。首先，我国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因此面临大规模、突发性的“下岗洪水”、“失业洪水”，这已成为了我国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因此，安抚好失业人群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面对大规模结构调整和失业，国家大量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支付结构改革成本，购买社会稳定。其次，“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的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无法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因此，扩大内需主要是要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提高居民消费主要是提高广大农民的消费需求；要提高农民的消费需求，必须要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要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则必需提高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只有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才有可能富裕农民。

我国有着很强的发展前景，首先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仍然巨大。我们既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又有比较充分的发展要素供给条件。居民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创造了新的市场最终需求。城市化进程加快，使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其次，投资与消费关系应当逐步得到合理调整，人民群众将从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实惠。影响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在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变动中，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持续增长，恩格尔系数将进一步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生活质量将进一步改善。第三，分阶段基本实现工业化，并使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这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两个重要目标，也是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的鲜明标志。这两个目标一旦实现，将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大里程碑。第四，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应当取得重大进展。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化和技术进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进一步转变，有可能具备比过去更为有利的体制条件和物质技术基础。但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经过“十一五”期间乃至更长时

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应当使我国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质量和效益有较大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较大增强。第五，人力资源应当得到更好开发。在继续保持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规模的前提下，应当把提高人口素质，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充裕的优势，作为未来社会发展领域的战略重点。第六，社会和谐程度应当有较大提高。构建和谐社会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应当在不同发展阶段提出有限目标，在现有物质基础上，重点应是调整公共资源配置方向。首先，应当使农村现有的贫困人口实现温饱，建立起有效的返贫应对机制。其次，及早建立适应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比较健全的养老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并逐步提高养老保障和社会救助水平。再次，中等收入阶层应当明显扩大，调节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手段应当逐步健全起来。最后，需要对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和呼声进行有效的化解和适当的疏导，使社会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都能享有平等的表达意愿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

第四篇：形势政策论文 浅谈我国经济当前形势

浅谈我国经济当前形势

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将呈现经济增长放缓，经济再平衡，经济格局重构和治理机制改革等新特征。2011年的中国经济形势仍可以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来概括，将会呈现经济增长适度下降和同伙膨胀加剧并存的局面。作为“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保障房建设提速

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房价持续上扬、保障房供应严重不足的局面能否在2011年发生转折？事实表明，房地产调控的高压势头有增无减，同时中央反复强调要强化政府责任，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应该说，不管调控如何继续，保障房建设已不容有丝毫懈怠。从全国来看，2011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量的目标定在1000万套，相比上一年任务几乎翻番；从“十二五”规划看，要实现从目前保障性住房占城镇住房不及7%，到“十二五”末提高到20%的目标，任务不可谓不艰巨。尽管我国国民经济连续多年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可为完善住房保障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撑，但保障房建设或仍有些难以绕过的坎，如巨额投入、土地保障、分配公平以及任务执行者的责任与利益平衡问题。

我们看到，为了确保供应量，在保障房建设资金、用地等方面都得到了相关政策倾斜：央行、银监会要求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金融服务工作，据《2011年上半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上半年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累计新增908亿元，比年初增长54.8%，高出同期商品房开发贷款48.3个百分点；土地供应方面，保障性住房用地要做到应保尽保，特别是要求保障性住房和中小户型商品房的供地不能低于整个住房供地总量的70%，并成为刚性指标。

专家认为，加快保障房建设，实际上是对我国住房保障长期弱化的一次“补课”，从国际上看，一些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以缓解住房结构性短缺的阶段。随着规划目标的实现，保障性住房覆盖面将得到较大提升。

正如住建部相关负责人所言，“十二五”时期，在全面完成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同时，再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应，通过双轮驱动，使住房的保有量和居住人口的数量实现一个基本的平衡。上述制度设计也正是基于我国住房绝对量不足的事实，再加上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大量务工人员进城也使得城市住房需求增加。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告诉记者，保障房建设是当前房地产调控的重要一役，将与市场供应相互呼应实现对房地产市场的双轮驱动。此轮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一方面可以增加住房供应量，尤其是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扭转商品房独大的局面；另一方面，保障房供应量的增加可以减少商品房的供应压力，以平衡预期而稳定房价，避免因商品房供求关系紧张而造成的价格畸形。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将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比作促进房地产稳定发展的“两把钥匙”，通过保障性住房建设增加房屋有效供给，将有利于房价的稳定和房地产的平稳健康发展。另外，加强和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也有利于稳定房 1 价，降低保障性住房的投资成本。

由政府主导大规模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是加快解决群众住房困难的现实要求，也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政府已从制度层面进行了规划，但在执行层面还须各级地方政府明确责任、端正态度，其中更为关键的是确保保障性住房全过程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房产协会副会长朱中一表示，政府的思路应该更加开阔，不要仅仅把目光盯在“建设”上。在进行各种探索的同时，必须明确的是要进行全过程监管，警惕在探索过程中使保障房变味、走样，甚至成为少数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对于探索成功的经验，也应该尽快进行规范，加以推广。

中国楼市调查

不久前，曾有学者谈起 “从系统性风险的角度看，全球有三大泡沫：美国国债、中国楼市、黄金。目前来看，黄金和中国楼市均已出现由牛而熊的‘转势’之兆，惟独美国国债市场在美联储的操纵下尚在‘负隅顽抗’。” 但没想到仅仅在几周之内，中国楼市就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一些新房源开始大幅降价促销，最大降价幅度多在20%~30%之间，个别案例比如北京通州区的京贸国际城，和其高位时相比降价幅度甚至高达40%。也就是说，在一线城市的非中心城区，楼市价格已出现大幅度的松动。同时，一些二三线城市也已开始跟进。笔者认为，从投资市场的一般规律上看，上述情况表明，中国楼市的拐点已经可以确认：

第一，房产升值幻象消失，投资需求将自行萎缩。中国楼市自2003年以来的这波壮阔牛市，已经在购房者心中牢固树立了“房价不会跌”的高度预期，但目前的事态发展显然正在强力打破这种预期：在上述案例中，前期已购房业主转眼间就“损失了”几十万元市值。这种“教训”会不断地“警示”潜在的楼市投资者，从而使得潜在的投资需求自行萎缩、投机资本另谋出路。第二，负反馈链条启动，中国楼市将低迷十年。一个体量庞大的市场，持续繁荣的时间越长，接下来陷入低迷的时间就越长，周期使然，无可奈何。因为随着赚钱效应的丧失，市场的“负反馈链条”发生作用，数量庞大的市场参与者开始逐步退出，市场日渐冷却，正如我们从过去几个季度的楼市成交量上可以观察到的那样，这个过程将很漫长。第三，即使放开“限购”政策，楼市也已难改颓势。目前，仍有不少开发商对政策抱有期待，认为政策上的抑制措施一旦放开，楼市将再次井喷。笔者认为，这种想法实在天真：政策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熨平市场波动的效果，但却难改其趋势。无论是对开发商，还是对投资者，目前正确的想法应该是八个字：“大势已去，落袋为安”。

人命币汇率均衡或面临贬值危机

中国学者表示，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均衡汇率，而受国内通货膨胀影响，人民币汇率还面临贬值压力。中国官方《人民日报》10月27日报道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高洁表示，未来人民币汇率会改变单边升值趋势，双向浮动才符合汇率变动的市场规律。高洁称，最近人民币汇率连续升值，是中国央行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形势作出的政策选择。2 他还表示，升值过快会加大外贸企业汇率因素引发的出口成本，加之惩罚性关税的实施，会形成双重压力，加速出口企业破产倒闭，不利于社会安定。另一方面，在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情况下，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在所难免。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10月2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3456。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周三表示，中国将继续稳步推进汇率制度改革，但这是一个渐进过程，短期内要求中国大幅度升值是不合理的。

其实，2005年汇改前的与8.2765相比，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至今已累计升值30.5％。按月平均汇率计算，自去年6月份我国重启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至今，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6.8％，其中年内累计升值超过3％。国家发改委昨日表示，预期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走势或仍以升值为主。

2011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四年，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就国内而言，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各地方政府铺摊子、上项目的热情高涨。因此2011年的宏观经济走势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根据2010年宏观经济的历史惯性，结合国际环境和政策取向，对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做出如下判断：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全年增速不会低于8%；第二，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略微提升，投资支出对GDP的贡献率大幅下降，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将上升；第三，CPI走势有望控制在4%，此次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供给冲击，随着产品供给逐渐充裕以及各种行政性调控手段的到位，物价上涨的压力将逐渐减轻；第四，政策取向的主基调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搭配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则以数量型工具为主。

第五篇：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思考

文章标题：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思考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中又可细分为若干个阶段。从本世纪初到20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就是实现“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的起始阶段。这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应该如何准确把握、正确应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一

个重要问题。

一、重大战略机遇期

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按国际公认的标准，我国已走出了低收入国家的行列，进入了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党的十六大提出，对我国来说，本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而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第一，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人均GDP处于1200美元到4500美元、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达50、城市化率为30的，为工业化中级阶段。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已降到15.23，二、三次产业比重增加到51.15和33.62，已处于工业化中期。

第二，我国已确立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势，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进程，二者的结合，使制造业生产基地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中国由此成为了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特别是进xiexiebang.com-http://www.xiexiebang.com/入21世纪，我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扩张最快的产业领域，居世界第四、发展中国家之首，大型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成为带动工业化生产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且中国的彩电、洗衣机、冰箱、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的产量规模，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在家电、手机等产品出现新一轮扩张的同时，轿车工业方兴未艾，各类资源正在向轿车工业大规模集中，这是市场竞争推动发展、市场机制促进发展带来的。

第三，资金、技术呈现梯次转移的态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际资金、技术主要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带来了沿海发展的机遇，现在，沿海对国外资金、技术的承接受到了地域空间诸多限制，要求自身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必然促使沿海地区到西部来寻找发展空间。国外资金、技术看好中国西部，也在抓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一些产业包括高技术的信息产业，也到西部来寻找发展空间。珠三角经济区蓬勃发展，增强了它的辐射力，因而扩展成泛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也将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泛长三角”正在悄然形成。西部成了中国制造业可以延伸的广阔空间。

第四，地区经济合作势头强劲。近年来，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势头强劲，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亚洲东盟10国，由于中国的参与，形成了“10 1”机制。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达1.23万亿美元贸易总和的经济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形成“10 3”机制，并将向东亚共同体过渡。这一机制，将对原有的世界市场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形成北美——欧盟——东亚三足鼎立之势。我国在这一态势中融入经济全球化，对加快我国的发展是极好的机遇。

抓住重大战略机遇期，要增强机遇意识和竞争意识，自觉分析、认识、批准本地的发展机遇，在把握机遇中求得主动。要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采取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特色战略融入全国全局，以破解本地区发展的难题。要主动承接梯度转移，中西部地区要把发展传统产业、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结合起来，把发展资金、技术密集产业与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结合起来。

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期

自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期。这一过程就要把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向纵深和各领域拓展。按照国际通行的量化标准，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市场化在15—30左右的弱市场经济状态，未来20年，我们要从弱市场经济，经过市场经济、相对成熟市场经济向发达市场经济过渡。

笫一，触及深层次矛盾，改革的难度更大。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更多体现在新体制因素的引入、成长与拓展上，计划经济的核心部分并未彻底触动。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是触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滞后部分的改革，如解决城乡分割、金融改革、产权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进一步推进一般商品市场化、生产要素市场化、企业市场化、地区的市场化和政府职能的规范化，难度较大。

第二，市场化改革向各领

域全方位推进。一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发展混合经济的改革，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二是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体制；三是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四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五是要建立协调经济发展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机制，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转换

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经济全球化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断创新。改变与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对农业的补贴，要从主要在流通环节补贴给粮食企业转变为在生产环节直接补给农民；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以应对金融等服务业开放后带来的挑战；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确保企业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的自主权和平等地位；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作为中心环节来抓，这一改革既是进一步改革的重点，也是需要下大决心攻关的难点。要打好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改革攻坚战，重点做好产权制度改革、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制改革。要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

三、经济结构战略性转型期

随着我国步入工业化中期，应该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型，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本身要求和需要。近年来我国经济较快增长，付出了消耗过多资源和增加污染的沉重代价。资料表明，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进一步缩小，要实现年均8的经济增长率，能源供需差达20以上，对资源的供需矛盾也会扩大，粗放式的增长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影响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我国现已进入经济结构战略性转型期。

第一，经济开始步入集约型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中央经济工作会突出强调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要由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模式，转变到走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上来。

第二，经济开始步入工业反哺农业时代。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过程中，农民和农村为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建设和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目前总体上已达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2004年的一号文件和2005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强调“三农”问题，就是要以工业反哺农业，各项支农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强，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我们要认清这种形势，无论是推进工业化进程还是城市化进程，都要与解决“三农”问题有机统一起来，协调起来；绝不能发展了工业、壮大了城市而使农民“边缘化”。

第三，经济开始步入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目前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发展循环经济，即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和污染排放”的工业发展线形模式，走上“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特征的循环经济轨道，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根据资源输入减量化、延长产品和服务使用寿命、使废物再生资源化的“三R”原则，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循环流动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少产生废弃物。这是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是一种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共赢的经济，是把生产和诮费纳入可持续发展框架中的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

实现经济结构转型，要积极探索生态经济的道路，大力发展生态流域、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城市建设。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将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工作始终，贯穿于新型工业化道路始终。要通过集约化建设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按照土地的集约化、规划的集约化、资源的集约化、人力资源的集约化包括干部使用的集约化来推进县域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社会矛盾凸显期

不少国家的实践证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跨过1000美元的门槛后，可能出观两个结果：有的跃起腾飞，有的盘桓不前。对我国而言这个阶段是现代化建设承上启下、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时期，是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是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这一时期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

第一，社会阶层的分化加速。中国经过了两个社会阶层分化时期，一是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建设时期；实行大的人的交流、变动，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个时期就是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大量分化、加速流动。社会阶层的变化大，也使得社会阶层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理想境界的贫富两头小、中等收入多的“橄榄型”还没有形成，而“哑铃型”的阶层结构必然带来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第二，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新的特点。当前人民内部矛盾较为复杂：一是矛盾的经济利益性突出；二是矛盾的群体性增大；三是矛盾的危险性增大；四是矛盾的化解难度增大。

第三，弱势群体比重增大。由于收入差距有加大的趋势，社会上出现了需要特别关注的困难群众即弱势群体。据有关调查统计，10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与10低收入人群收入之比，2003年为9.1:1，2004年增加为9.5:1。弱势群众首先是贫困农民，农民中有2900万人尚未脱贫。二是失地农民，有的农民土地被征用后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又没有在城镇就业的本领，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三是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群体有1500万人左右，他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同质性、群体性很强，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更强，也可能带来更多的社会动荡因素。

第四，群体性突发事件频繁。从性质看，绝大多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属于特殊的人民内部矛盾。其特殊性在于心态的不平衡、利益的不协调，他们往往通过一种激化的手段来获取利益。从起因来看，利益冲突是导火索。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利益多元化使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集中表现为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既有自身利益的获取，也有个别干部的非法利益卷入引发群众的不满。从表现形式看，群体性事件中多数群众的合理诉求与个别人的违法行为交织在一起。往往群体闹事背后都有操纵者和组织者，操纵者和组织者是违法的，而群众反映情况是合理的。从后果看，群体性事件社会危害严重。如果处理不得当，可能造成更大的对抗性和危害性事件。所以这需要各级领导干部畅通信息，不能推诿群众反映的问题、踢皮球，杜绝在一些人当中存在的“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理。

将社会矛盾化解到最小化，要按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和社会管理格局，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要建立维护稳定的长效机制，从预测预警、快速反应、协调督办、主体责任、竞争激励五个方面建立和完善维护稳定的长效机制，并逐级逐层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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