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我国领导人的选举方式

第一篇：再论：我国领导人的选举方式

再论：我国领导人的选举方式

前言：本人曾多次在网上撰文论述，我国领导人的选举方式。不少网友们对话题

颇感兴趣。为此，今天博主再次提笔论述本话题，以供网友们在新春（年）来临之际一读。

一、我国当前有一部完整的选举法规：

我国有选举法，始于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选举法，后在50年中前后曾有六次的修改，才达到当前的三平等的选举原则，三平等是指人人平等、地区平等与民族平等。

二、当前我国是怎样进行领导人选举的？

1、我国家各级领导人的选举已在各层次中开展，民主自由的选举，但还未实行像台湾那样的直选方式，以我本人看来，台湾的直选方法，也不是十全十美无暇可击的，它既浪费人力，又浪费财力，更深层次地还会得罪不少人，加上污蔑、奥步、沫黑、贿选等都会随选举的深入相继而生。

2、当前我们在各级领导人的选举，已在各个层次中开展民主自由的选举，如：乡级、县级、市级都在推行民众推选。结果反映良好。在我国历史上像选天津市市长李瑞环，上海市市长朱鎔基都不是上级指派的，而是通过民主协商与选举候选人的发表竞选讲话的通过方可上任就职的，至于中央高层的领导，每五年亦应由全国人大代表进行投票选出，以我看来，这样的选举方式，仍可使平民百姓接受，唯独不够的就是候选人还应增加竞选讲话，也可适当增加一些差额选举候选人在电视屏上的施政亮相与演说。此举可平息一些老百姓总认为人大代表就是橡皮图章作用之误说。今年我国约在10月份就要进行国家领导人换届的大选，当拭目以待。

结束语：毛泽东在世执政时，对领导人干部的任职制，亦作了多次的论述先是他

在1957年时主动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职，此举受到当时民盟中央常委～陈铭枢先生的好评，说此事是天下之至公，大勇大仁所为也，陈铭枢先生还引举了美国开国元首华盛顿总统与之相比。但令人婉惜的是毛泽东在晚中期却表现不佳，他自己不想当国家主席，倒过来也不想让别人当国家主席，此举有悖法理，更不乎合民主的意愿，好在今天我国有一部完整的选举法，尤其是通过改革开放，人们一定会在今后的选举中，贯彻更加民主，更加人性化的选举，让人们拭目以待。

周国俊写于2012年春节前夕

1月18日于紫薇园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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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美领导人选举的比较

中美领导人选举的比较

金融学院 国际货币与国际金融11 李瑞欣 2011310328

引言：正值中美两国领导人选举之际，本文着重比较二者外在表现和选举制度的不同，同时分析其不同之处的产生原因，并做进一步讨论。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与中国共产党换届党代会在时间上有着罕见的接近性，“你刚偃旗息鼓我便登台唱戏”的场面很自然地引起了专家学者、媒体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兴趣。不管是历史证明还是现实需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称职与否都将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这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各不相同的领导人选举将分别为两国输入怎样的新鲜血液，她们又将在各自领导人的带领下走向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呢？

一、两国领导人选举不同之处

1.外在表现不同

美国的总统竞选，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在上次总统选举刚刚落幕，下一次总统竞选就开始了，实际上，那些有意问鼎白宫的人，多年前就在为此储蓄政治资本了。在大选年的前一到两年，他就得开始行动。选择适当的时机正式宣布竞选党的提名候选人，并建立一个得力的竞选班子，筹集资金，雇佣竞选顾问，成立正式的竞选组织，投入预选。因此，在大选最热之时，选民拉标语、喊口号，竞选者周游演讲，激烈辩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好不热闹。相比美国选举的“热闹”，中国的选举就“沉寂”了许多。中国人民对于选举的平静和美国选民的热情火爆形成鲜明对比。中国领导人的选举，实际上更像是一个领导团队的平稳交接。每一代领导团队都是富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经得住考验的，在上任前都要经过几年的考核观察才可顺利交接。经过多年的沉淀，中国的选举看起来平静许多，这也是情理之中的。

2.选举制度不同

两国选举制度可谓有天壤之别，下面仅就几个方面做简要比较：

（1）经费来源

历史上，美国的选举经费曾来源于大财团、大富翁的捐助和政党的支持。现在,美国候选人竞选经费则主要来源于:候选人本人及其家族、政党资助、政府补助、政治行动委员会捐助、公民个人捐款。此外,选举经费还可以通过捐助音乐会、筹款聚餐会、发表电视讲话等多种途径获得。尽管如此，美国总统大选的耗费之高，还是令人咋舌的。比如今年美国大选费用近60亿美元的估算额的确是有浪费之嫌。

反观中国，按照现行选举法第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代表大会的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二者不同，显而易见。

（2）选举过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的产生方式。美国总统非直接民选，而是由各州依人口比例委任选举人团代表选出。获得一州相对多数选票候选人，其所属政党可推选该州所有的选举人团代表。各州选举人团代表皆为民选。这种选法有些特殊之处。例如说，获得全国最多普选票的候选人可能未获最多的选举人票，这

种情况在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三次。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选举团制度。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拥有投票权的人称为“选举人”，由各州分别推派，再由各州选举人组成“选举团”，集中在本州的州府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各州选举人的人数等于该州派出的参议员人数和众议员人数之和。美国宪法规定，不论州大州小，每州各有两名参议员，国会众议员依据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名额选出，美国人口普查每10年进行一次，依普查结果重新分配众议院议席。应该说，这种制度反映了其对于精英和民众关系的深入思考，也是建立在立宪初期独特时代背景之上的，建国200年来，虽评价不一，但仍然一直沿用着。

再让我们看看中国领导人的产生方式。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国家领导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决定。选举国家机构领导人员的程序，包括推荐候选人、讨论酝酿候选人、确定正式候选人、投票选举等几个步骤。国家主席产生程序一般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期间，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会议主席团，会议主席团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提出国家主席、副主席的候选人名单，由各代表团讨论。然后，会议主席团根据多数票原则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用等额选举的办法，提交大会表决，产生国家主席和副主席。

（3）选举规则

除此以外，中美两国选举规则也略有不同。美国的国会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采取多数选举制度,美国人称作“相对多数制”,即在应选名额只有一名的情况下,得票最高的候选人当选,得票数不要求超过有效选票的半数,也被称作“领先者当选”制度。而中国在一般选举中均采用以过半数票获胜的绝对多数制。

二、两国领导人选举不同之处的原因分析

1.意识形态的差异

从历史文化的发展来看，美国是移民国家，各个不同的民族，文化，语言，习惯混杂在一起。所以，整个国家的政治见解十分多样化。同时由多元文化混杂的历史经验又使他们善于处理这样的情形，因此不同的政治思想又可以不分主次的共存。由此看来，在美国两个政治意见相左的人可以一起喝酒，奥巴马会善意的挑选一些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为主的内阁这样的现象也就不难解释。

而中国虽然也是个多民族国家，但归根结底还是属于统一文明、血缘体。因此，中国人拥有近乎同样的文化习惯以及民族认同感。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更善于处理的是统一文明体内部的统一与和谐，否则会产生混乱，甚至战争。这也是为什么经过近百年的斗争后得出了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和民主集中的政治生活方式两个结果的原因。而且，至少在目前看来这样的政治体制是稳定的，而稳定又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中美两国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也因此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两国的政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的不同，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事实上，各国有各国的环境，每个国家都会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向。因此，不论是美国的民主大选还是中国以领导人团队形式的平稳交接，都是符合两国政治文化特点的。

2．政治制度的差异

除了意识形态之外，两国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同的。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以公开选举的方式决定其执政党和政治领袖。这种方式不仅适用于国家首脑及其官员的产生及更替，也适用于各级地方官员的产生和更替。这种官员的产生和更替方式导致了美国政坛“轮流执政”的现象，这一点从美国总统大选闹得

沸沸扬扬的“驴象之争”就可见一斑。

而中国的政治制度，众所周知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本国探索人民民主制度时，实行的是“选举民主”加“协商民主”的方式所带来的。除此以外，与美国各党派提出相异的政治思想不同，中国领导者即中共最高层的态度也是十分鲜明而不可动摇的。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一定要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诚然，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仍处在发展阶段，有一个不断完善、成熟和定型的过程。但是其正确性已经在一次次危机的化解和现阶段整个国家各方面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得到了证实。

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模板。从传统的西方政治制度到由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制度，每个国家都应该探索适合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寻找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逻辑。

正如上文分析所述，中美两国领导人选举不管从外在形式还是内在制度都是不同的，产生原因也多种多样。但是我们发现，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政治制度两个角度分析，在导致选举方式不同的同时，都遵循了一定的规律，那就是符合本国国情，符合政治文化特点，符合未来发展方向。事实上，我想无论各国领导人以怎样的方式选举，只要能够选出适合本国情况，能够带领国家朝着繁荣昌盛方向发展，就都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篇：再论遵义会议

再论遵义会议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历史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有时往往令人异常惊奇。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历史一分为二，成为前后两个14年。这个中间点，既是党的历史第一次由“左”的错误濒临绝境走向正确的转折点，也是党的领导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分界线。

重温这段历史，深入分析遵义会议前后的若干重要节点，科学地看待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对于全面认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发展不无裨益。

一、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三个改变 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其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所谓“生死攸关”，是因为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8.6万多人，过前三道封锁线损失了2.2万人。湘江战役异常惨烈，又损失了3万多人。这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后受创最重、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广大指战员无不对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伍修权在《七律·历史转折》诗中叹道：“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中央红军几乎陷入绝境。

然而遵义会议后，红军渐渐由被动转入主动，使国民党围堵之军疲于奔命。同一支军队，局面完全两样，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主要在于遵义会议实现了三大改变。

（一）党中央领导核心改变了。

此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长征的开始阶段，尽管毛泽东是“跟着走”的状态，但他不时地向有关领导人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次重要谈话。

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耿飚：《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人民日报》1994年 12月 18日。）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

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成为一把手。

张、王、周，特别是周，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这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还是如周恩来对博古所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起到了这个作用。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二）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始，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思想倾向大量出现。在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党的思想路线的这个错误更加突出。1934年1月通过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等文件就是一个典型。那时，由于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五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总结全然不顾这个困难形势，仍照搬共产国际对于形势的分析，不承认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硬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原有计划是失败了”。今后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尽可能地在短时间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实现”。（参见《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 10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32、48页。)别的不说，中央苏区在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进入鼎盛时期的总人口才400多万，红军只有13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时，中央苏区已丢失一些区域，还要扩红1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参加长征时只有8.6万多人。

这样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注定是要失败的。遵义会议后改变了这个状况。

例如，黎平会议在否定李德坚持去湘西的计划后，决定到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所以，遵义会议的第一个议题不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路线问题，而是审查黎平会议到川黔边的决定。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召开，时间虽不到一个月，但敌情有变化，到川黔边建立苏区已不可能，所以才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随后，北渡长江也不行了，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

遵义会议后，战争局面完全改观，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红军牵着鼻子走，红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三）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改变了。

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博古完全听从李德的指挥，不仅让他参与战略战术的制定，而且还让他发号施令，直接指挥前方军事，广昌决战就是这样遭致失败的。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敌人在五次“围剿”中，采用堡垒主义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的堡垒战术达到了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6页。)

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长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有最高军事领导权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后来，中央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 355页。)周恩来很注意听取和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党的军事路线就完全改变了。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不仅二渡赤水后抢占娄山关、重进遵义城，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而且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变了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局面，实现了中央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上述三大改变，最重要的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变。有了这个改变，才有思想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的改变，从而使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二、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是与其前后召开的系列会议密切相关的

长期以来，讲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往往只是孤零零地讲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对此前和此后的其他会议则很少提及。

2002年7月和2003年3月以后，笔者在做现场考察的“长征行”时，了解到党中央在随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据不完全统计，属于由中央政治局主持的会议，包括它的全会、常委会、紧急会和扩大会等，从1934年底至 1935年底的一年间，比较重要的就达20多个，除遵义会议外，还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这就有一个如何认识遵义会议与这些会议的关系问题。

（一）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的系列会议。

1.通道会议。

这是血战湘江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那时，国民党政府在湘西集结近20万军队。面临强敌，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可能遭致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中央领导对于红军的进军方向发生了争论。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参加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反对北上湘西并陈述了改道去贵州的意见，得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的明确支持。博古同意可先到贵州，但没放弃再去湘西的主张。只有李德顽固地坚持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

会议为了争取博古，只决定立即西进黔东。这样，通道会议虽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但实现了战术“转兵”。这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

2.黎平会议。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讲了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毛泽东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建议中央放弃北上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辩，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39—440页。）

这就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方针，实现了战略“转兵”。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另外开会，讨论五次反“围剿”斗争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

3.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底，中央到达瓮安县猴场镇。部队正忙着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李德仍顽固地坚持错误方针，博古的思想发生反复。他们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在1935年1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都反对他们的主张。毛泽东再次发言，驳斥博古、李德，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通过决定，坚持黎平会议决议，并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为遵义会议进行中央领导改组作了一定的组织准备。

（二）对巩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发挥重要作用的系列会议。

1.“鸡鸣三省”会议。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后来敌情不断发生变化，就进行四渡赤水的穿插转战。在土城战斗失利后，红军一渡赤水向川南前进。1935年2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前述提到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子。中央政治局开会，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红军长征出发时，主任名为王稼祥，实由李富春代理）。同时，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2.扎西会议。

1935年2月上旬，中央红军到达云南东北边陲的威信县扎西。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由中央领导人分别向中央红军各部传达，并将“决议大纲”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

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会议还鉴于川滇追敌有向红军形成夹击之势，而黔北敌军兵力空虚，决定回师东进，在川滇黔边先作发展；为便于机动连续作战，还对中央红军各军团实行整编，充实红军作战力量。会后，红军迅速转兵东进，二渡赤水。

3.苟坝会议。

红军二渡赤水后，向敌军兵力空虚的贵州桐梓地区急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占桐梓、二取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在五天内，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于是，蒋介石飞抵重庆“督剿”。为了粉碎敌军围攻，也为了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经过遵义大捷，红军求战情绪高涨。当时，国民党军队有两个师摆在遵义以西的打鼓新场一带。中央纵队到达距离打鼓新场百余里的苟坝后，红一军团领导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守敌的建议。在3月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上，除毛泽东外，与会的20多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甚至以不当政治委员之职进行抗争，但没能说服大家。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表决，将刚就职7天的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表决掉了。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命令。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处，两人去找朱德，三人认真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朱德。第二天开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

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对中央政治局负责。随后，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次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因为遵义会议只解决了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没有明确具体领导职务。“鸡鸣三省”会议和扎西会议主要解决“博洛交权”，决定了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常委分工再次肯定了“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次苟坝会议是毛泽东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的“三人团”，毛泽东虽不是“团长”，但由于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他实际上起到了决策人的作用。此后的军事行动，他就是“总设计师”。对于毛泽东而言，苟坝会议显然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续篇。

（三）辩证地认识遵义会议与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

为了把握好遵义会议与前后一系列会议的关系，通过对上述会议的考察，笔者形成了对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认识的三个方法论原则。

（1）要把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将历史事件的发生放在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不应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直线化。

（2）要把对历史环节的认识同对历史链条的认识结合起来，既要充分肯定具体历史环节的作用，又要将其放在整个历史链条中加以平衡。

（3）要把对历史主力作用的认识同历史合力作用的认识结合起来，既充分肯定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杀其他因素的作用。

据此，对遵义会议与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可以讲两句话：

一是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既要讲“过程论”，即把遵义会议发生的伟大转折，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也要讲“合力论”，即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诸多会议都为推进这次伟大转折发挥了作用，同时还要讲“链条论”，即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都是实现党的伟大转折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环节。这些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是一环扣一环的，或者说，没有上环就难有下环。这样，每个历史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从这几个方面说，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义会议的结果，而应看到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综合作用。就此而言，说上述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可以避免因孤立讲某个会议的作用所引起的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

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讲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是推进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

说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充任这一系列会议中的重要标志。具体来说是因为：

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正路线之乱（军事领导方面）。

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第三，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坚决保证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

第四，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更加凸显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领导的正确决策，并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这两句话是什么关系呢？简单说来，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因此，讲遵义会议所产生的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作用，既要讲前一句话，还要突出后一句话。

三、以遵义会议为界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14年

对遵义会议历史意义的认识，既要放在那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还要放到整个新民主主义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历史的发展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习近平在谈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时说：既不要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要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的历史进程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作为两个历史时期的转折点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点的话，那么遵义会议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其次，就两个历史时期的曲折发展而言，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八年的顺利发展，接着是10年曲折和“文革”10年大挫折一样，遵义会议前的14年，建党之后参与领导的头6年的大革命运动是党的历史首度辉煌，接着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败和接二连三的“左”倾错误的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这两个转折点，都处于党的历史发展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危急关头。

——再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30多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此一样，遵义会议后的14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那么，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后两个14年的关系呢？笔者在比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时，曾经作了一个总的判断，即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方向校正和创新性发展。毫无疑问，不能简单地将这个说法机械地硬套上去看待遵义会议前后两个14年的关系，但是就辩证地、历史地进行比较研究而言（既要从前往后看，又要从后回头往前看），这个思路还是可以借鉴的。

（一）先看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其后14年的影响。一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为后14年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开拓，为后14年概括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建立广大苏区的革命实践和在苏区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草创建设，为后 14年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初步经验。

四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可贵探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后14年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和决定党的性质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认识基础。

五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为后14年形成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干部准备。

与此同时，要正确地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讲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史。在那14年，正确的指导思想还是主流，犯错误是第二位的。右的错误是在大革命后期犯的，不过半年左右；“左”的错误主要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只有4年。

——讲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只是就其成熟性、稳定性而言，并不是说党的历史只从遵义会议才开始，此前的领导都不算数。如果这样理解，那是对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误读。

——就是在党犯错误时期，广大党员和党领导的广大群众，还有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为革命仍然做了许多工作和巨大贡献。自土地革命战争起，开辟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形成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卓绝斗争中铸就的。这些革命精神永远感天动地，熠熠生辉。

——对犯错误的领导人也要具体分析，不能再固守“一错全错”的形而上学思维定势。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前期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就是王明主持起草主张建立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也是应当肯定的。

（二）再回过头来看，遵义会议的后14年与此前14年的关系。

这后14年也有拨乱反正、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三个层面，即在拨乱反正、纠正错误之后，继承前14年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成果，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具体地说：

一是实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改组，在确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正确领导后，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是实现了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经过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飞越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后，抓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战略战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了新的发展，人民军队越战越强，最后消灭 800万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

三是在总结井冈山时期和苏区时期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四是在遵义会议时，由于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中国共产党根据面对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如果说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改变过去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盲目性，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原则，并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是通过延安整风，在总结遵义会议前党领导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批判“左”、右倾错误，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开启了党的指导思想有属于自己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

笔者以为，以遵义会议为界把民主革命的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 14年，并且从前后两个方面来辩证地、历史地认识我们党的这段历史，有助于科学地把握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也有助于更加理性地全面认识党领导的 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程。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第四篇：2012思想汇报：中美领导人选举的不同

尊敬的党支部：

美国的总统竞选，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在上次总统选举刚刚落幕，下一次总统竞选就开始了，实际上，那些有意问鼎白宫的人，多年前就在为此储蓄政治资本了。到了大选年的前两年，其中有人就开始了直接行动。在大选年的前一年，他就得选择适当的时机正式宣布竞选党的提名候选人，并建立一个得力的竞选班子，筹集资金，雇佣竞选顾问，成立正式的竞选组织，投入预选。

总的来说，目前的美国总统选举需要经过四个阶段：候选人提名、竞选、选举总统选举人，最后投票选出总统。为什么总统制之职这么热门呢?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最高领导者，美国总统的权力与影响力极大。总统同时是美国行政部门的最高领袖与三军统帅。根据现行的美国宪法，美国总统任期4年，可以连任一届。在行政方面，总统有权处理国家事务和联邦政府的各种工作。在立法方面，总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任何法案。在司法方面，总统有权任命联邦最高司法官员。在外交事务方面，总统是负责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官员。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不同，中国的选举方式和主席的权力与美国有很大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则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有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的权利。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而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义也是军委主席，所以，达到了军政统一。所以也说主席的权力也很大。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民主共和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国体和政体均不同，可是却都通过选举的方式来选出国家的领导人，说明现在人们的选举意识很高，社会以及国家越来越为人民服务。

汇报人：好范文

第五篇：再塑企业文化论

再塑企业文化论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除了它的产品与服务的竟争能力外，企业文化，如何塑建企业的整体士气与商品竟争精神，一、现状

企业文化，企业精神，是企业管理的老课题:论述其内容的文章数以千计。不管怎样讲，其基本原则还是那几条:以什么文化为基调? 以什么文化排除其他文化的干扰?以什么文化进行建立?以什么文化进行开发、并使其成为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天皇神权是大和民族的精神支住，伊斯兰教义是“圣战”的火举，“大同世界”理想曾鼓午万千志士仁人抛头颅、洒鲜血、浴血奋战。那时失败了，人就可以剖腹自杀，誓死不降，而今天还能不能收到那种奇效，确是个迷，1、人本观。自我中心，人本价值，这是西方正在建立的伦理体系。它的核心是“自我设计与自我实现”，进而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

2、金钱观。金钱万能，金钱至上。

4、价值观。为人类社会作贡献，为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奋斗，死得其所与重比泰山的理论，今天没有多少人听了，特别是一些年青人。在他们的眼里，要出名就得有绝招，就得坚持“流芳百世” 与“遗臭万年”的等同原则

5、人生观。人生就是为了吃、喝、玩。

6、竟争观。竟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要生存，要发展，就要竟争。竟争的实质，就是牺牲对手，发展自己。在竟争的词典里，永远找不到“好心”，“诚实”与“仁慈”。

7、文学观。文学艺术是陶冶人们情操的重要形式。应重视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搬上午台的毛泽东与周恩来，赢得人们的好评，不仅因为他们是胜利者，而且还因为他们是献身革命、鞠躬尽力、奋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今天，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需要成千成万开拓型的企业家，午台上应树立他们高大的形象:顽强、灵活、不为失败所摧，不为胜利所骄，看准目标奋勇前进。这对创业者是一种感染与鼓午!但与此同时，淫秽片、凶杀片、打斗片大量上市。未成年人、青年人及一些不肖之徒的作恶犯罪，大多是从电影与电视上学习的。在文学艺术领域内，不能只讲求微观效益，还要讲求社会效益。

8、传统文化观。

9、宗教观。

10、丑陋论与写实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有美就有丑，有好就有坏，有善就有恶，不可能只好不坏，也不可能只坏不好。必须一分为二，不能一点论；必须指出矛盾双方的主与 次，不能以偏代主，也不能以点代面。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总之，虽然马列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市场经营意识与中华伦理还是大多企业文化的主体，但在上述思潮的浸蚀下，已呈现为千疮百孔、已无完肤好言了，其“肉”也被挖之殆尽。如果不用邓小平的“根本指针”为指导,再塑中国企业文化，任其泛滥下去，不仅会严重地损害企业的市场形象与经营竟争能力,还会严重的损害中华社会美德,变为社会性灾难。这是十分严峻的问题。

二、原则

我国传统的企业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已被商品经济的意识文化所革新，有些则遭到严重破坏，呈现为复杂状，21世纪都不会改变。我们如何在这种多极文化中确立社会主义企业文化的主脉络，就是一个大课题。其基本原则应以中华伦理为基因，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市场经济意识为主脉络，建立多极文化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年青人进行人生观与理想教育;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道德是基础，应放到首位抓。周恩来说，他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中华道德是中国人的立身之本。只有具备了中华美德，才能谈得上更高的政治信仰。没有道德，没有美德，就谈不上是合格的社会公民，更成不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以，有道德，这是最低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更高的要求，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或称之为“四有”。

对中华伦理的研究,已是世界性的研究热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是日本，其次是“四小龙”以及东盟各国，加上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中国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引起世界极大的关注。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国本土文化基因嫁接现代电子技术,以每年10%的高速递增向世界展示了一种非西方经济的发展模式。他不是以新教伦理为文化基因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新型的后发现代化。这个论点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格中克龙提出来的。他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首先提出 “后发优势”的论点。东亚工业、特别是中华工业模式中的温和极权主义与自由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高速发展模式，既是向西方的“自由唯利”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也是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70年代后，有人提出“儒家动力论”，把东方地区工业发展的成功归为儒教文化的薰陶，认为儒家传统文化，即关于伦理道德与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及其价值观念，是东亚工业高度发展精神动力。美国学者卡恩在<1979年及其以后的世界经济发 展>一书中提出“新儒教国家”的概念，把经济高速发展的东亚地区称为“亚洲伦理工业区”。他认为儒教伦理对人的培养，将促使新儒学社会比其他文化的社会具有更高的潜在增长率，能促使社会经济更加有效地增长。儒家动力论倡导文化多元化和民族文化的复兴，强调发挥传统社会的现代潜力。我国的台湾学者刘述先也写了本<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认为儒家思想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还应借助于儒家伦理。中国的发展，即独立自主，对等贸易，多出口，多储蓄导致经济高增长，减少了国民经济对外的依附性。这不是“脱钩”，而是加入世界市场与参加国际分工，充分利用国际产业梯度进行转移，从依附向独立自主型转化。这是东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新模式。

管理学认为，管理的核心不是物，而是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如何正确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就成了管理人的关键所在。日本与“四小龙”认为，儒学思想确使他们减少了许多人际关系上的麻烦，成为他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是儒学思想的发源地，更应借助儒家思想整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净化社会空气。这是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以爱国主义与最后共同富裕的目标熏陶他们，培养他们高尚的情操。基础工作更为重要，建议在中小学开设儒学课。

三、建设

在建设企业文化时，应按照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个大前堤来确定。它虽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却可以归为三大类，即中华伦理、国家大法与商品经营，简称为儒、法、商。

法，包括政治信仰与国家大法，即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与国家的宪法、经济法等；商，包括产品制造与商品经营的知识，等。笔者仅就伦理作以说明。

伦理属于上层建筑，是国家法律的补充。但它的广延性、群众性与社会基础的深厚性，远非法律可比。中华民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其传统文化也源远流长，伦理的基础也极为复杂，其中的三大教一般被认为是中华伦理的主体。这就是佛、道、儒。佛教认为，生、老、病、死、苦是人无法绕过的大关，是人无法逃避的现实。怎么办?遁世出家，逃出尘世，忍让为先，多积善行，死后升天。相信这种理论的人，今天只有佛教徒了。道教认为，天地以金、木、水、火、土为本源，以阴阳相交促其变化，并按照自身规律而动。怎么办?清心寡欲，顺其自然，无为而待。这种无为哲学，今天也没有多少人热衷。唯有孔夫子的理论，今天还有其积极意义。它的大前堤就是人们都要生活在集体与社会中，每个人采用什么行为标准处理个人与集体、与社会的关系，才不致使集体与社会混乱，唯持集体与社会正常功能的发挥，维持其正常运转?他们提出五个字，就是仁、义、礼、智、信。“仁”是其中的灵魂。

什么是“仁”?唐代韩愈的定义为:“博爱为仁”。后人就此认为仁即博爱，博爱即仁。这种理解过于狭隘，“仁”的含义远远不至于爱!“仁”的第一种含义是“核”。“核”是核心，正象桃核与 杏核；而这种核的核心，又是它们的仁。这种“仁”，是形体的根与源。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仁，就有什么样的形体，进而引申为人们的行为。“仁”是出发点，是本源，是根；从这点出发，会成为形形色色的“果”，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人的行为。这些行为，以 “善”定性，以“善举”概之。基本框式是:修身齐家平天下。修身 是前堤，是基础，其核心是“正心、诚意”，“勇者不惧”，“匹夫不可夺志”。“志士仁人”，立志为仁；“杀身成仁”，为仁献身；“不成功便成仁”，成不了仁就死，等。在修身上，儒教强调 “智仁勇”。<礼记·中庸>有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能成此，也即本来的“人”，也即还本面目的“人”。这都是标准，如何才能达到?儒论强调教与学。诸如“因材施教”，“学问思辩”，“温故知新”，“举一反三”，等，特别强调“格物致知”，即穷尽事物而达到认与知。

“仁”的第二种含义，就是“形”。“形”，是指“仁”字的 结构，它是由“人”与“二”组成的。一个人就不存在人际关系，两个人就有了人际关系，三个人就成了社会关系。如何处理这种人际关系，就是“仁”字的用途。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主要的标准就是四个字:义、礼、智、信。义薄云天，克已复礼，居敬穷理，诚开金石，就是这些标准的绝好说明。

儒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四次孔子研究热潮。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论语>的发行居世界十大名著的第二位。日本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将自已的经济起飞的一个原因，归为孔学思想的传播。孔学的生命力，不是采取排他方式确立的，而是在多极文化思想竟争中发展起来的。将儒论移植于 “仁”，移植于现代职工与经营者的心中，就会产生巨大的以诚感招、以诚开拓的社会效应，人们的欺诈与野蛮经商就会变为文明经商，社会风气也会为之诚朴与自然。

具体建议:

1、抓教肓。职工的思想阵地，永远不会“空白”，你不占他就会占，谁的力量大，谁就会“安家”。这种“家”，一旦安下，就很难被“赶走”，如果一旦被赶走，要重搬回来也很困难。所以，就要在抡先“安家”上下功夫。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理论去占领他们的头脑。当着这些理论占据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就会将其他思潮视作“异端”，视作“斜说”，从而达到抵御的目的。这种扎根工作，应从幼儿园作起，而且尽可能全民化。

2、启发思维教育。启发思维，进而达到创造思维，这是我们进行教育的基本方法。孩子放学回家，西方人多问孩子给老师提没有提问题，而我们中国人总是问孩子听没有听老师的话。西方教育侧重孩子思维，中国教育侧重孩子守规。守规教育过多，就不利孩子成长。大学也是老师讲，学生记，记的越多，背的越多，就能得高分，这能培养出开拓型的企业家?!如何进行启发思维教育，是教育工作者的大课题。

3、挖天性。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形成的，是与生俱来的，当然，后天影响也很大。例如，人的尊重欲与好胜欲，顺境者多则建，逆境者多则摧。强化人的好胜欲，激发人的求胜本能，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日本靠强化人的求胜欲，发展武士道精神，使日本自强不息，好争好胜，雄立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企业职工，如果求胜欲得不到满足时，即企业经营失败时，就要自杀，那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保护好胜心，激发好胜欲，使小孩从小就养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这种顽强儿成为企业的职工，成为企业的经营者，企业就会大见成效。

4、推行“倍增计划”分配原则。它的基本原则是:⑴、硬指标。目标一旦确定下来，绝不随意变动，达不到目标，即是差一点，同样不给回报；达到目标，即是没有超，同样给回报。这样，就将全体职工的注意力引向“企业的目标值”。⑵、发展型。企业的发展，不充许有“山峰”与“山谷”之分，只能有“高速”与“低速”之 分。这就要求企业的计划指标不能低于历史最好水平，达不到，就要采取断然措施，包括处理暂时用不上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并进行裁员。⑶、达到目标后就兑现，绝不许空头愿，使职工的收入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步化。英国二次大战后，要求职工“勒紧裤腰带恢复战争创伤”，得不到国人的合作，最后以失败告终；而日本则推行“倍增计划分配”，就获得成功。今天，大讲延安精神，同样得不到职工的支持。

5、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有些至今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如古代的一些管理思想，领导与用人艺术，特别是儒教处理人际关系的理论，等。这种教育，不仅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在于了解，激发其爱国心与广博知识。进行传播教育时，不要单打一，而应将各个流派的观点都摆出来，让他们进行比较选择。同样，讲马克思主义时，也应将其他“主义”拿出来共尝，以增强其识别力。这种比较、鉴别的教学法，远比强输法好。

总之,伦理,习俗,道德,观念,主导原则,自我形象的塑造,自我市场行为的展现等企业文化,是在学习中生,在制度中定,在舆论中长, 在奖惩中果。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