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清初的“复明运动”

第一篇：再论清初的“复明运动”

再论清初的“复明运动”

2014-09-16 10:52:11 《复旦学报：社科版》 蔡克骄

顾诚先生的新著《南明史》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清初历史又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清朝实现对全国的统治，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艰难过程。在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下，几十年间，抗清起义战火连天，复明运动风起云涌。斗争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洋溢着多少不屈不挠的民族正气。自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专章论述柳如是、钱谦益进行的旨在推翻清朝恢复明朝的政治活动“复明运动”后，人们知道，在清初社会，在清朝的严酷统治下，在全国相当范围内存在着一个长期的、广泛的、有组织的复明运动。《南明史》以其丰富的史料，再现了这一生动的历史画卷。其中多处提到复明运动，叙述了钱谦益、李之椿、贺王盛等的复明大案，特别是对张名振、张煌言的三入长江之役的分析，指出这是“由内地隐蔽着的复明分子钱谦益、姚志卓、朱全古、贺王盛等人经过调查研究，秘密策划，东西联络后形成的，决策者是掌握永历朝廷实权的秦王孙可望，积极执行者是定西侯张名振等人”。[1 ]这是对复明运动十分精彩的阐述。在对顾著《南明史》的众多评论文章中，笔者注意到有对“复明运动”采取全面否定的观点，认为“所谓复明运动，不过是汉族统治集团中，最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与军阀的垂死挣扎”[2]。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撰文加以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复明运动是民族矛盾的产物

1644年，清兵入关。清兵入关后，满洲贵族在笼络汉族官僚地主、并血腥镇压农民军的同时，以征服者自居，对汉族广大人民和中小地主施行高压的民族征服和歧视政策。从顺治二年四月，清廷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杀戮立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大顺和弘光政权相继被摧毁后，清廷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3]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手段强迫汉族百姓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顺治元年十二月，清廷发布圈地令，“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4]。圈地之外又有所谓的“投充”，威逼失去土地的汉民投充到旗下为奴。汉民忍受不了奴役而逃亡，清廷为维护满人的利益，严厉推行“缉捕逃人法”，“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右及十家长、百夫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1]。这种把满族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强加于汉人的措施，危及汉族和其他民族各阶层的切身利益，它不可避免地在全国各地受到普遍抵制，激起各地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清廷定都北京之日，正是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急剧地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开端。“复明运动”正是基于清朝统治的扩展，以及圈地、缉逃、剃发、屠城等民族压迫措施的推行而发生的。

二、复明运动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何龄修先生研究的一系列复明运动个案来看，各地复明运动势力大致经过这么几个阶段：清兵所到之时，复明人士组织了武装抵抗，或聚众起义，或结寨自保，待武装斗争被清兵镇压后，复明人士便奔走于西南或东南沿海间与永历政权、鲁王监国政权或海上郑成功抗清势力取得联络，以图恢复。当运动失败后便长期隐名埋姓，积蓄力量，以待变化。

杨鹍空敕案：杨鹍，江宁人，曾在明督师卢象升标下任职，后在永历政权中任参将，顺治五年初，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在南昌，四月，清广东提督李成栋在广州反正。永历决定派杨鹍去浙江，奉敕存问旧臣，并阴结其他义士，配合反攻。杨鹍利用填写空敕，联络了一大批士绅。十年春夏间，余翔等为配合定西侯张名振北伐，准备榜文，略云：“明朝示：国势中兴，刻期将反正”。案发后，清方立即查缉，江南、山东、河南三处累计刑戮、战死、自杀在百人以上。[5]

平一统、贺王盛案：平一统是活跃在山东一带的榆园军的绿林好汉、头目，参加复明运动，永历授其讨虏前将军，主要在长江以南，广泛串联、收聚从事复明运动的人员，并为南明军队敛取军饷。贺王盛，崇祯元年进士，历官山东诸城知县、兵部职方主事、太仆寺右少卿，李自成克京师，贺王盛迎降，任验马寺丞。入清后，贺拒绝出仕，从事复明运动。顺治十年三月，明定西侯张名振北伐，率郑成功部海师二万直抵长江，驻军崇明，清朝震动。贺王盛力图联络永历政权进行配合，派眭本、姚志卓到贵州，与永历政权取得直接联系。姚带回永历敕书、孙可望札檄，内有给贺的兵部侍郎敕谕。案发后，平一统、贺王盛等二十多人被处死。[6]

李之椿案：李之椿，弘光朝的光禄寺丞。弘光政权溃败，之椿离官归里，这时其家乡如皋等地反清起义勃兴，李之椿参予当地起义运动而被捕，出狱后，之椿为联络海上义师和永历政权，远游闽西，后来又移居湖州以求接近永历、鲁王监国两政权和海上义师，后接受永历政权招讨督师阁部。以浙江嘉、湖一带为基地，“党结崇祯太子并河南安昌王子镇国将军及永安王、韩王等，暗通线索，分布党羽于江、浙、鲁、豫、梁、楚数省，意图内应外合，轰动封疆”，以推翻清朝，恢复明朝统治。因此，清朝方面称他为“叛魁李之椿”。李之椿从事复明运动八年，终被清廷破获。卷进李之椿案的重要人物，单单被清政府刑场杀害的就达四十八人。[7]

魏耕通海案，也是清初复明运动的一大案。魏耕在复明运动中，殚精竭虑，出谋划策，又风尘仆仆、奔走联络，先是投奔鲁王，后转奉永历，他的活动重点一是针对秦陇，策动联络夔郧山区义军；一是促进、活动郑成功、张煌言海师北伐，并联系、协调英霍山区义军进行配合。顺治十五年四月，郑成功议大举北伐南京，魏耕闻讯，“遣死士致书煌言、延平侯郑成功，谓海道三日，可直抵京口”。北伐失败后，魏耕又曾“上书兵部尚书张煌言，备述敌情虚实，请以舟师再举”。顺治十八年，被人告发，第二年就义于杭州菜市。清廷为镇压江浙一带反清复明活动并铲除它的社会基础，曾对湖州、绍兴、镇江、南京、芜湖、杭州和宁波等地进行通海专案的重点清查，结果，“镇江诸郡县降者皆诛屠无遗，死徙者约数万人”，金坛一县“海寇一案，屠戮灭门，流徙遣戍，不止千余人”[8]。

李长祥，崇祯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起义军占领北京后，被用为州牧。起义军撤出北京之际，他逃奔南京，被弘光政权用为巡视浙盐监御史。弘光政权覆亡后，拒绝降清，在浙东举义。浙东义师虽众，但难以抵抗清军进攻。清军挺进福建，浙江稍空虚，李长祥收集余众，结寨山泽。其后，李长祥由监国鲁王升授“总督部院敕印联络全浙”，被诸寨奉为盟主。后清军向各山寨发起反扑，李长祥逃脱。失去了山寨、武装的李长祥目睹各地比较强大的抗清义师都已被镇压下去，就转移目光，开始寄希望于清朝统治者的内讧，认定降清各汉族藩王迟早可能有人造反，便南下逃到靖南王幕下，做策反工作。结果是清平西王吴三桂首倡叛乱，长祥满怀复明希望赶到常澧前线见吴三桂，提出：“亟改大明名号以收拾人心，立怀宗后裔以鼓舞忠义”。吴三桂以为天下已在掌握，不愿兴灭继绝，李长祥很快因失望，“遂拂袖去”。[9] 由于当时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普遍存在，复明运动几乎是全国性的。清兵入关后的战争，为的是镇压各种抗清势力，大规模推行民族奴役措施，夺取全国统治权。正如前面所述，复明运动是基于清朝统治的扩展，以及圈田、缉逃、剃发、屠城等民族压迫措施的推行而发生的。因此，它的性质非常明确，它与农民军余部的抗清战争，东南沿海城市人民的武装反抗，郑成功的海上起义，南明各政权对清朝的抗争以及历次降清将领的反正等共同构成民族抵抗运动的整体，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轰轰烈烈的民族斗争高潮，所以能坚持二十年来，显然与各种抗清势力的相互支持和响应是分不开的。

三、复明运动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明朝的宗室、官员、将校、绅富，为了维护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参与复明运动，与清朝作殊死的争斗，这是不言而喻的。清初，在鲁王、唐王被拥立的同时，各地自发的拥戴明朝宗室的反清活动，曾是复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0]。这些自发性的复明行动，没有跟当时反清斗争的主力结合在一起，影响面不大。随着度过顺治初最动荡的几年后，清朝对江浙的统治渐趋稳定，汉族地主分化也日益严重，一些士子陆续出来应考清朝的科举。而复明运动的参加者，仍坚持抗清的民族斗争。

复明运动的参加者中，士绅很多，如杨鹍案中的余鹍翔、杨显然、万曰吉、耿章光、朱日新、叶士彦等都是进士出身，作过知县。李之椿案中的沈士柱、杨昌祚、汤瓒禹、韩四维等也都是举人、进士。这些士绅富有才华、重视气节、尽心国事、干练清廉，是地主阶级的出色代表。明末大儒刘宗周的殉国、黄道周的抗清，宁死不屈的节操，激励他们积极从事复明运动。

农民、仆役、商贩等社会基层群众也是复明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如河南商丘张明宇在农民中活动，有人将杨鹍、张明宇填发的札付失落，被一老妪于棉花田中拾得，“持之示人，乃永历札付也，首之官”，案发被杀百余人。方省吾案中胡德山是仪真卫运粮的运军，刘党吾“素行无赖，惯作非为”。顺治五年，浙江萧山商贩沈某、锯匠张某“锥牛洒酒，集里中少年数百人，祭旗起义”。在泖湖起义中除卖菜佣钱应魁外，多有姓无名。这些事例表现出复明运动深入社会基层群众的特点。

和尚、道士也是复明人士联络的重点。清廷指出：“海逆奸细多为僧道，潜游各处探听消息”[11]。方外人士因僧装道服利于隐蔽，随处食宿利于深入城乡山海，进行联络、侦察。与魏耕有联络的就有苏州灵岩崇报寺的释弘储，浙江乌程道场山僧本源，苏州横山集福寺僧释明盂，劳山道士曹珙等。平一统、贺王盛案中有一劳山道士张宪甫，“系海贼张名振的总线索”[12]。杨鹍空敕案中有广西人古风和尚、扬州僧德宗参加。德宗利用他和金声桓的关系，鼓动金声桓反清归明。

此外不少女子也投身于复明运动。钱谦益作为东林名士，明朝礼部侍郎和礼部尚书，清兵进入南京，竟然参予迎降，受到爱姬柳如是的斥责，后来深以为悔，共同从事复明运动。李成栋的爱妾赵氏到广州劝李成栋起兵响应金声桓反正，并以死相劝，促成了李成栋的反清归明。

总之，复明运动是有各阶级和阶层参加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活动，反清复明是遗民志士的普遍愿望，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汪洋大海中时隐时现的反清复明运动，也是后来的洪门会党产生的基础。

四、复明运动是为恢复汉族的衣冠文物制度

满清王朝入关后，强迫汉人剃发、改服满人衣冠。这一政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剃发和不剃发，在当时已不仅是一个风俗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满族贵族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衣冠，就会断绝其归明之路，效忠清王朝。而明官和汉人则是把不剃发作为坚守民族大义的表现。剃发和不剃发成了降或不降的标志。

顺治十一年，清廷要招抚郑成功，封郑为海澄公，拟将漳、泉、潮、惠四府地方让其安插部众。谈判中，清使要郑先剃发再开诏，郑要先开诏酌议后再剃发，争执数日不下，遂使这次谈判破裂[13]。郑成功一再在禀告其父郑芝龙的信中提到：“遽然剃发之诏一下，三军为之冲冠”，“试思今日之域中，是谁家之天下？损无数之兵马，费无稽之钱粮，死亿兆之生灵，争区区头上数根头发，不特大为失策，且亦量之不广也”[13]。可见清廷强令剃发这种错误政策，大大延缓了清初统一的进程。清初还有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直接或间接与剃发和衣冠之制有关。顺治五年，已剃发降清的金声桓，因未得清朝的封侯之赏而图谋再叛，潜通于南明。适与清巡抚章于天宴会演戏，声桓曰：“毕竟衣冠文物好看”。章遂上疏劾金有反状，金得知后遂反于江西，令军民尽依明朝服式，一时“城中委弃缨笠，积道旁如山”[14]。

从许多复明事例可知，复明，并不真正为恢复朱明王朝的统治。参加复明运动的志士，原均是明臣，但明亡后他们或投“顺”或降“清”，并不死心蹋地忠于朱明王朝。而在复明运动中却表现得那样勇敢，坚定，壮烈。只计事之“成”否、“济”否，事败绝没有否认“谋叛”、“同谋”，慷慨赴死。这正说明了他们的斗争针对的是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措施，他们要求恢复的是汉族的衣冠制度和汉族地主的统治权，而明朝只是汉族地主统治的象征。此后，有清一代，凡是反清，便以“复明”为号召，以蓄发（剪辫）、复衣冠为标志。太平天国起义在其《奉天讨胡檄》中指出：“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清末革命党人，都以剪辫易服以示和清朝决裂。

综上所述，复明运动是清初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在清朝统治区汉族人民群众为反抗满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为维护和恢复本民族衣冠旧制的斗争；它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强烈的民族斗争特色。因此，那种认为它“不过是汉族统治集团中，最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和军阀的垂死挣扎”的看法是片面的。

[收稿日期]1999-9

【参考文献】

[1] 顾诚。南明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2] 李治亭。南明史辨--评〈南明史〉[J].史学集刊，1999年第1期。

[3] 清世祖实录[M].卷十九。

[4] 史惇。恸余杂记[M].《圈田》条。

[5] 何龄修。杨鹍空敕案--清初江南又一起复明运动[J].清史论丛，1993年。

[6] 何龄修。平一统、贺王盛复明案始末[J].历史档案，1990年第1期。

[7] 何龄修。李之椿案与复明运动（兼述后明韩主）[J].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8] 薛瑞录。魏根和清初的“通海案”[J].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何龄修。关于魏根通海案的几个问题[J].文史哲。1993年第2期。

[9] 何龄修。长祥的复明活动--附论清初关于赦除前罪的政策[ J].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

[10]

[11] 37册。

[12]

[13]

[14] 胡珠生。清代洪门史[M].第四节。清朝统治区人民的复明运动。

康熙帝敕江南等地沿海各官自康熙元年以后严禁居民通商海逆[J].明清档案。第刑部残题本[J].载。明清史料。已编第2本。江日升。台湾外纪[M].卷四。徐世溥。江变纪略[M].

第二篇：再论遵义会议

再论遵义会议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历史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有时往往令人异常惊奇。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历史一分为二，成为前后两个14年。这个中间点，既是党的历史第一次由“左”的错误濒临绝境走向正确的转折点，也是党的领导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分界线。

重温这段历史，深入分析遵义会议前后的若干重要节点，科学地看待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对于全面认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发展不无裨益。

一、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三个改变 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其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所谓“生死攸关”，是因为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8.6万多人，过前三道封锁线损失了2.2万人。湘江战役异常惨烈，又损失了3万多人。这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后受创最重、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广大指战员无不对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伍修权在《七律·历史转折》诗中叹道：“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中央红军几乎陷入绝境。

然而遵义会议后，红军渐渐由被动转入主动，使国民党围堵之军疲于奔命。同一支军队，局面完全两样，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主要在于遵义会议实现了三大改变。

（一）党中央领导核心改变了。

此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长征的开始阶段，尽管毛泽东是“跟着走”的状态，但他不时地向有关领导人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次重要谈话。

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耿飚：《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人民日报》1994年 12月 18日。）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

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成为一把手。

张、王、周，特别是周，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这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还是如周恩来对博古所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起到了这个作用。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二）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始，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思想倾向大量出现。在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党的思想路线的这个错误更加突出。1934年1月通过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等文件就是一个典型。那时，由于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五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总结全然不顾这个困难形势，仍照搬共产国际对于形势的分析，不承认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硬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原有计划是失败了”。今后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尽可能地在短时间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实现”。（参见《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 10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32、48页。)别的不说，中央苏区在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进入鼎盛时期的总人口才400多万，红军只有13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时，中央苏区已丢失一些区域，还要扩红1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参加长征时只有8.6万多人。

这样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注定是要失败的。遵义会议后改变了这个状况。

例如，黎平会议在否定李德坚持去湘西的计划后，决定到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所以，遵义会议的第一个议题不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路线问题，而是审查黎平会议到川黔边的决定。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召开，时间虽不到一个月，但敌情有变化，到川黔边建立苏区已不可能，所以才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随后，北渡长江也不行了，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

遵义会议后，战争局面完全改观，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红军牵着鼻子走，红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三）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改变了。

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博古完全听从李德的指挥，不仅让他参与战略战术的制定，而且还让他发号施令，直接指挥前方军事，广昌决战就是这样遭致失败的。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敌人在五次“围剿”中，采用堡垒主义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的堡垒战术达到了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6页。)

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长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有最高军事领导权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后来，中央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 355页。)周恩来很注意听取和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党的军事路线就完全改变了。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不仅二渡赤水后抢占娄山关、重进遵义城，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而且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变了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局面，实现了中央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上述三大改变，最重要的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变。有了这个改变，才有思想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的改变，从而使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二、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是与其前后召开的系列会议密切相关的

长期以来，讲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往往只是孤零零地讲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对此前和此后的其他会议则很少提及。

2002年7月和2003年3月以后，笔者在做现场考察的“长征行”时，了解到党中央在随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据不完全统计，属于由中央政治局主持的会议，包括它的全会、常委会、紧急会和扩大会等，从1934年底至 1935年底的一年间，比较重要的就达20多个，除遵义会议外，还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这就有一个如何认识遵义会议与这些会议的关系问题。

（一）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的系列会议。

1.通道会议。

这是血战湘江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那时，国民党政府在湘西集结近20万军队。面临强敌，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可能遭致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中央领导对于红军的进军方向发生了争论。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参加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反对北上湘西并陈述了改道去贵州的意见，得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的明确支持。博古同意可先到贵州，但没放弃再去湘西的主张。只有李德顽固地坚持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

会议为了争取博古，只决定立即西进黔东。这样，通道会议虽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但实现了战术“转兵”。这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

2.黎平会议。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讲了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毛泽东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建议中央放弃北上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辩，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39—440页。）

这就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方针，实现了战略“转兵”。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另外开会，讨论五次反“围剿”斗争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

3.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底，中央到达瓮安县猴场镇。部队正忙着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李德仍顽固地坚持错误方针，博古的思想发生反复。他们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在1935年1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都反对他们的主张。毛泽东再次发言，驳斥博古、李德，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通过决定，坚持黎平会议决议，并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为遵义会议进行中央领导改组作了一定的组织准备。

（二）对巩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发挥重要作用的系列会议。

1.“鸡鸣三省”会议。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后来敌情不断发生变化，就进行四渡赤水的穿插转战。在土城战斗失利后，红军一渡赤水向川南前进。1935年2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前述提到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子。中央政治局开会，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红军长征出发时，主任名为王稼祥，实由李富春代理）。同时，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2.扎西会议。

1935年2月上旬，中央红军到达云南东北边陲的威信县扎西。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由中央领导人分别向中央红军各部传达，并将“决议大纲”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

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会议还鉴于川滇追敌有向红军形成夹击之势，而黔北敌军兵力空虚，决定回师东进，在川滇黔边先作发展；为便于机动连续作战，还对中央红军各军团实行整编，充实红军作战力量。会后，红军迅速转兵东进，二渡赤水。

3.苟坝会议。

红军二渡赤水后，向敌军兵力空虚的贵州桐梓地区急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占桐梓、二取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在五天内，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于是，蒋介石飞抵重庆“督剿”。为了粉碎敌军围攻，也为了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经过遵义大捷，红军求战情绪高涨。当时，国民党军队有两个师摆在遵义以西的打鼓新场一带。中央纵队到达距离打鼓新场百余里的苟坝后，红一军团领导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守敌的建议。在3月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上，除毛泽东外，与会的20多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甚至以不当政治委员之职进行抗争，但没能说服大家。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表决，将刚就职7天的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表决掉了。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命令。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处，两人去找朱德，三人认真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朱德。第二天开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

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对中央政治局负责。随后，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次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因为遵义会议只解决了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没有明确具体领导职务。“鸡鸣三省”会议和扎西会议主要解决“博洛交权”，决定了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常委分工再次肯定了“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次苟坝会议是毛泽东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的“三人团”，毛泽东虽不是“团长”，但由于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他实际上起到了决策人的作用。此后的军事行动，他就是“总设计师”。对于毛泽东而言，苟坝会议显然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续篇。

（三）辩证地认识遵义会议与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

为了把握好遵义会议与前后一系列会议的关系，通过对上述会议的考察，笔者形成了对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认识的三个方法论原则。

（1）要把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将历史事件的发生放在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不应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直线化。

（2）要把对历史环节的认识同对历史链条的认识结合起来，既要充分肯定具体历史环节的作用，又要将其放在整个历史链条中加以平衡。

（3）要把对历史主力作用的认识同历史合力作用的认识结合起来，既充分肯定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杀其他因素的作用。

据此，对遵义会议与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可以讲两句话：

一是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既要讲“过程论”，即把遵义会议发生的伟大转折，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也要讲“合力论”，即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诸多会议都为推进这次伟大转折发挥了作用，同时还要讲“链条论”，即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都是实现党的伟大转折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环节。这些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是一环扣一环的，或者说，没有上环就难有下环。这样，每个历史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从这几个方面说，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义会议的结果，而应看到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综合作用。就此而言，说上述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可以避免因孤立讲某个会议的作用所引起的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

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讲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是推进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

说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充任这一系列会议中的重要标志。具体来说是因为：

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正路线之乱（军事领导方面）。

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第三，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坚决保证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

第四，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更加凸显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领导的正确决策，并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这两句话是什么关系呢？简单说来，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因此，讲遵义会议所产生的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作用，既要讲前一句话，还要突出后一句话。

三、以遵义会议为界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14年

对遵义会议历史意义的认识，既要放在那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还要放到整个新民主主义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历史的发展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习近平在谈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时说：既不要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要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的历史进程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作为两个历史时期的转折点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点的话，那么遵义会议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其次，就两个历史时期的曲折发展而言，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八年的顺利发展，接着是10年曲折和“文革”10年大挫折一样，遵义会议前的14年，建党之后参与领导的头6年的大革命运动是党的历史首度辉煌，接着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败和接二连三的“左”倾错误的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这两个转折点，都处于党的历史发展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危急关头。

——再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30多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此一样，遵义会议后的14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那么，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后两个14年的关系呢？笔者在比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时，曾经作了一个总的判断，即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方向校正和创新性发展。毫无疑问，不能简单地将这个说法机械地硬套上去看待遵义会议前后两个14年的关系，但是就辩证地、历史地进行比较研究而言（既要从前往后看，又要从后回头往前看），这个思路还是可以借鉴的。

（一）先看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其后14年的影响。一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为后14年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开拓，为后14年概括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建立广大苏区的革命实践和在苏区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草创建设，为后 14年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初步经验。

四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可贵探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后14年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和决定党的性质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认识基础。

五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为后14年形成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干部准备。

与此同时，要正确地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讲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史。在那14年，正确的指导思想还是主流，犯错误是第二位的。右的错误是在大革命后期犯的，不过半年左右；“左”的错误主要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只有4年。

——讲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只是就其成熟性、稳定性而言，并不是说党的历史只从遵义会议才开始，此前的领导都不算数。如果这样理解，那是对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误读。

——就是在党犯错误时期，广大党员和党领导的广大群众，还有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为革命仍然做了许多工作和巨大贡献。自土地革命战争起，开辟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形成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卓绝斗争中铸就的。这些革命精神永远感天动地，熠熠生辉。

——对犯错误的领导人也要具体分析，不能再固守“一错全错”的形而上学思维定势。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前期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就是王明主持起草主张建立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也是应当肯定的。

（二）再回过头来看，遵义会议的后14年与此前14年的关系。

这后14年也有拨乱反正、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三个层面，即在拨乱反正、纠正错误之后，继承前14年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成果，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具体地说：

一是实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改组，在确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正确领导后，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是实现了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经过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飞越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后，抓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战略战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了新的发展，人民军队越战越强，最后消灭 800万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

三是在总结井冈山时期和苏区时期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四是在遵义会议时，由于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中国共产党根据面对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如果说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改变过去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盲目性，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原则，并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是通过延安整风，在总结遵义会议前党领导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批判“左”、右倾错误，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开启了党的指导思想有属于自己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

笔者以为，以遵义会议为界把民主革命的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 14年，并且从前后两个方面来辩证地、历史地认识我们党的这段历史，有助于科学地把握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也有助于更加理性地全面认识党领导的 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程。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第三篇：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之一)

【内容提要】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试验，以往外国学者的研究都将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问题作为领导人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现在可参考的资料并不支持这种似乎合理的解释，因为正是在城镇青年下放的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的对流。本文重点分析了1968至198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认为毛泽东防止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动机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它没有得到知青和他们的父母的拥护，从70年代末开始，公开的抵制出现，最终以上山下乡政策的结束而告终。虽然这场运动的确培养了很独特的一代，但是下乡城市青年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获得留学资讯http://正常的教育机会。这对他们，对国家都是很重大的损失。【摘 要 题】共和国史研究

【关 键 词】当代中国/政治运动/人口迁移/知识青年/一代人的形成 【正 文】

从1968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千百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数年(有些人是10年)后才得以回城，如今他们已经年届50。这一经历对他们影响颇深。但西方人对人类史上这一罕见的社会实验所知不多。在一般公众中，很多人对红卫兵耳熟能详，知道“知青”的却寥寥无几。即使在学术界，自1980年这一运动结束后，它也一直受到西方专家的忽视。

我认为，重新评价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不仅因为中国的重大变迁使我们有了足够的距离感进行历史反思，还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史料，这使我们能够比以往更准确地描述这场运动。现在我们可以做出一些重要区分，这有助于我们对这场运动导致的某些重要问题提供更确切的解答。例如，本文主张将1968年之后的群众运动与先前的下乡加以区分，并且认为，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这场运动的动机和设想，不同于那些更“务实”的领导人。

一、下乡：一个历史课题

(一)时段和数字

在中国，把城市年轻人下放到农村始于1955年，到1962年时这已成为政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涉及的人数不多：从1955到1961年间不到20万人（注：这段时期的统计数字不全，这是作者按当时报社所发表的数字的估计。），从1962到1966年共有1292800人，一共不到150万人。1966年这项工作因文革的混乱而暂时中断。1968年恢复实行，但性质已大不相同，且规模更大。从1967到1979这13年间，大约有1650万知青被送到农村(见表1)。

表1 不同下放知青人数和种类[*] 年份 下放 到农村 ％ 到知青农场 ％ 到国营或军 ％

总人数 人数 和大队人数 垦农场人数 1962-1966 1292800 870600 67.3 422200 32.7 1967-1968 1996800 1659600 83.1 337200 16.9 1969 2673800 2204400 82.4 469400 17.6 1970 1064000 749900 70.5 314100 29.5 1971 748300 502100 67.1 246200 32.9 1972 673900 502600 74.6 171300 25.4 1973 896100 806400 90.0 89700 10.0 1974 1724800 1191900 69.1 346300 20.1 186600 10.8 1975 2368600 1634500 69.0 496800 21.0 237300 10.0 1976 1880300 1228600 65.3 415100 22.1 236600 12.6 1977 1716800 1137900 66.3 419000 24.4 159900 9.3 1978 480900 260400 54.1 189200 39.3 31300 6.6 1979 247700 73200 29.6 164400 66.4 10100 4.0 1967-1979 16472000 11951500 72.6 2030800 12.3 2489700 15.1 1962-1979 17764800 12822100 72.2 2030800 11.4 2911900 16.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1987：110。

*根据半官方资料，1980年的下放人数为155000人。因资料没区分下放种类，所以不便放入表中(顾洪章、胡梦洲，1996：301)根据表1，下放人数的变化趋势见下图：

附图

图1 1962～1980年知青下放情况

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时间，有些知青被允许离开农村返城、上大学、参军或在接收地的城市就业。下文我们将他们称为“返城者”。

从表2看出，1968-1980年间下放知青的人数超过1660万，而1962-1980年间几乎达到1800万。相对于1980年的1.34亿城市人口(见表4)，这是一次相当庞大的人口迁移。由于不断有人返城，实际住在农村的知青从未达到900万人，虽然在1977年末接近了这个数字。

表2 各累计的下放和返回(1962-1980)及在乡(1973-1980)的知青人数 年份 1967年以来 1962年以来 1962年以来 累计返城 在乡的 累计下放人数 累计下放人数 累计返城人数 比例(％)知青数[*] 1962-1966 1292800 缺 缺 1967-1968 1996800 3289000 缺 缺 1969 4670600 5963400 缺 缺 1970 5734600 7027400 缺 缺 1971 6482900 7775700 缺 缺 1972 7156800 8449600 缺 缺 1973 8052900 9345700 4013500 42.9 5332200 1974 9777700 11070500 4617000 41.7 6453500 1975 12146300 13439100 6014900 44.8 7424200 1976 14026600 15319400 7367400 48.1 7952000 1977 15743400 17036200 8397500 49.3 8638700 1978 16224300 17517100 10950700 62.5 6566400 1979 16472000 17764800 14904600 83.9 2860200 1980 16627000 17919800(16764800)[**](93.6)(1000000)

第四篇：论太平天国运动

论太平天国运动

机械103班 051020211 刘景景

关键词：太平天国 农民起义《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 摘要：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清政府加重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迫使人民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随着1851年金田起义的爆发，太平天国运动拉开序幕，先后转战湘，赣、皖、浙等省，最后于1853年定都天京，正是建立与清王朝对峙的南方农民政权。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历时13年。

太平天国运动初步担负起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任务，提出了与历次农民战争不同的施政纲领，主张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意义。太平天国运动无法克服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最终失败。正文：太平天国运动的时间及兴起 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农民是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主要压迫对象和反抗力量。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加重农民的赋税。“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随后，太平军先后转战湘，赣、皖、浙等省，最后于1853年定都天京，正式建立与清王朝对峙的南方农民政权。通过北伐、西征和天京突围，太平天国疆域最广阔之时曾占有中国半壁江山。

太平天国的兴起离不开农民的支持，而要获得农民支持，就必须重视和照顾农民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经济纲领———《天朝 田亩制度》，极大的调动了农民支持太平天国的积极性，从而也推动了运动的发展。除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外，太平天国还从政治上广泛动员和依靠农民。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天国广泛动员农民和依靠农民，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首先是重视对农民的思想动员。太平军所到之处，即对农民广泛宣传太平军的宗旨，揭露清王朝的腐败与罪恶。其次，太平天国还依靠农民，建立地方政权。

太平天国运动的政治纲领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发《天朝田亩制度》，其是太平天国解决生产资料与产品分配的革命纲领。这个改革方案以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义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归天父公有，将田地划分九等，由农民平均分耕，所谓“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产品也平均分配，余物归公，以便“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体现了农民阶级要求废除旧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

《资政新篇》是洪仁玕后期提出的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为太平天国运动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资政新篇》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如鼓励兴舟辑之利，兴车马之利，兴邮亭，兴宝藏；主张让百万富翁兴办银行；鼓励创造发明，允许发明者自专其利等。由于客观上周边环境的恶劣与主观上农民阶级的漠视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战争，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其一，太平天国运动和历次农民战争所不同的是它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作为自己的纲领。其二，初步担负起反侵略反封建的任务，有力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统治。其三，利用西方宗教发动

起义，撼动了儒家的正统权威。在对清作战之余又要同外国侵略者作战，从而牵制了大量的侵略军对亚洲其他地区的侵略进而推动并鼓励了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原因和教训 《天朝田亩制度》不可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绝对平均分配产品的方案，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根本无法实施，只能是一种空想。一直处于清朝军队的包围之中，军事斗争非常紧张，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来保证社会经济的改革。因此革命也就很难长期坚持下去。再有太平天国也没有彻底战胜封建思想的武器。天京事变的起因就是领导者封建特权思想膨胀，结果断送了革命前程。另外，参加太平军的将士大都是农民，他们大多是迫于生计才参加革命，没有明确的革命目标。

作为在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担负起了反封建反侵略的民主革命任务，为中国的近代历史涂上了浓重的一笔。然而，作为小生产的代表，农民阶级缺乏科学理论武器的指导，承担不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

参考文献：

1、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修订版

第五篇：再论科学安全观

再论科学安全观

【摘要】以科学发展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国际、国家社会发展为背景，综合各个领域提出的安全观，将安全观归纳为:宿命安全观、知命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和大安全观4种基本模式;提出以安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认定为主体的安全价值观是安全观确立的基础，而构成安全观的人生价值观及人命价值观等是人生观乃至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人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笔者试图以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统一人们对安全观的认识，旨在进一步充实完善安全学的学术内容。

0 前言

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把握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多边化、国际恐怖主义相关的国际、国内安全问题;科学地研究包括与自然灾害，大范围突发传染病(如“SARS“)等突发事件相关的公共安全问题;正确理智地对待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相矛盾的环境安全问题;进一步深人地研究科技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以人为本的生产安全与工程安全问题等，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如何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安全观，也是从认识上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安全观，即对安全的作用、地位、价值等总的看法。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安全观是不同的。同时，不同的人群，由于其所从事的职业，所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其安全观也是不一样的。从安全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安全观是一直伴随着人们的世界观的发展而发展，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可以说，安全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内容非常广泛的大课题，所以安全观也是一个覆盖众多领域，多学科交叉的大概念。为了能更好地、全面地统一对安全观的认识，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各个领域提出的安全观，找出安全观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安全观的共性问题。正像人们可以用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统一人们对生活领域，生产领域乃至生存领域的安全问题的认识一样，用科学的安全理论统一人们对安全观概念的认识应当是可行的。

安全观的演变

目前，关于什么是符合时代特点的新安全观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伊拉克战争、美国”9·11”事件、“ SARS”、炭疽杆菌、禽流感、基因工程与生化武器、核材料的安全使用与储存、巨型水坝、主要水源的防毒防污染、有关国计民生的物资(例如粮食、石油等)的储备和供应、亚洲金融危机式的金融风险、吸毒贩毒以及艾滋病的传播、世界人口增长问题等都成为关注安全、研讨安全观的时代背景。人们对所谓的安全观可谓多彩纷云，例如:国际社会、国家安全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念—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新资源安全观;信息时代的新威胁观与安全观;安全生产观;经济安全观;安全工程观— 工程安全和社会和谐;文化安全观;粮食安全观;人口安全观;新能源安全观;药品安全观;甚至还有以以色列为代表的绝对安全观以及美国的

歇斯底里安全观等偏执安全观。

1.1 早期的安全宿命观[1]

安全宿命观的产生由来已久，所谓安全宿命观简单地说就是“听天由命”。该安全观的产生在远古时期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时生产力低下，科技水平尚处在初始阶段，人们面对天灾人祸无能为力，表现出人们的一种无奈、无知和软弱，因而只能听天由命。

从历史过程来看，相对于大自然，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无论到何时，人要顺应自然，才能是安全的。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平安意境”。可以认为，安全宿命观的产生与时代特点有关，但安全宿命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安全宿命观并不只具有消极的一面，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追求的是天人的和谐统一，强调的是人要适应自然，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改造自然。当然“宿命论”所强调的命运的决定支配作用或服从命运的主张并不能代表宿命“安全观”的主流，因为人们早就发现所谓命好的人也并非是事事都安全的人。

1.2 安全经验论与安全知命论

安全知命观，其中的“命”说的是天命。反映了人们开始依据经验，把握安全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总结积累事故的经验教训，从而得出与某事相关联的“命运”的好坏和安全活动的局部预知。

在我国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或秦汉时期，就出现了朴素的辩证的儒家作品《周易》。《周易》通过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化其

中矣”等富有朴素的辩证论的安全活动预知观点。

到了欧洲工业革命时代，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又总结了农业、工业、工程技术和管理的相关安全经验，掌握了保护自身安全的技术，防护方法和措施，人们也就成了安全生产活动的有知者。

与安全宿命观一样，安全知命观既具有时代特点，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因为经验在不断总结，不断升华。经验始终是指导安全工作的宝贵财富，人们常说的吸取事故教训以指导安全工作就是安全知命观的具体体现。

1.3 系统论与安全系统观

系统论的理论与系统方法的提出和应用，大大推动了安全系统论的发展[5]，实践证明，系统论是处理复杂系统工程问题的好方法。

一方面因为任何事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演，另一方面，某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故

也可能发生，所以凭经验预知事故并不能完全避免事故。

正当人们面对极端复杂因素的安全问题而一筹莫展的时候，系统论的提出及其在高端武器系统中的成功应用，给安全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解决了安全工作者凭经验不能完全解决的事故预测问题，并从而树立了事故是可以预知的— 科学的事故预测观。

系统安全观对安全的认识的要点，首先是认为事故的发生和发展是有规律的，是有先兆的，因而用科学的方法是可以预知的。该认识和观点，它已经摆脱了宿命观和知命观以命(天命)为主导的对天灾人祸因果关系的原始认识。

系统安全观是科学的，它对事故的预测是按照事故的特点和规律提出预测模型和解析结果。因为事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所以目前事故预测给出的大多是事故发生的概率大小。

1.4 大安全观

所谓大安全观是指针对人类生活、生产、生存的各个领域，关注安全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合作性等特点，对安全的内涵、目标和解决安全问题的手段所得出的对安全问题总的认识。

目前,有关大安全观的提法可以归纳为如下4个方面:

首先提出大安全观这一概念的是把人文、科技、环境，或是把人类生活、生产、生存领域的安全问题归纳起来而提出的大安全观。

第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家多边化、国际组织多样化而使国家国际安全注人了新的内涵而提出的大安全观[1]。

第三是提出了不仅只关注21世纪议程中的环保主题及自然灾害问题，而应充分关注安全、减灾为一体的大安全观，即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集安全、减灾、环保为一体的安全观[2-3]。

第四是提出了“公共安全”大安全观[4]。因为“公共安全问题”涉及到社会一切领域，是社会公众及各行各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传统的技术性安全问题社会化倾向日趋明显，越来越多地演化为社会问题，使得现代安全问题纷繁复杂。小到社会中的犯罪问题，大到民族性冲突、宗教冲突、文化性冲突、地区性冲突，甚至国家冲突，而冲突手段也由理性向非理性转变，如“9·11”及其以后的暴力冲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升级、毒品泛滥、" SARS”及禽流感传播这些都已经打破了传统国家观念，使安全问题的平台提升到国际层面。

从以上几种大安全观的提出可以认为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安全科学

发展的重要阶段。因为大安全观的提出不只是内涵的扩充或范围的外延，更重要的是安全科学平台的提升和对安全问题达成的最广泛的共识和认定[4]。

安全价值观

安全价值观是人们对安全是否有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认识和评定。一切事物本身的价值的有无及大小，决定了它的存在地位和必要性。显然，安全价值观是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安全观确定的基础。所以，笔者在讨论安全观的时候，有必要对安全价值作一下简要的讨论。

安全是有价值的。其主要体现在安全的社会价值和安全的经济价值。虽然，安全价值不能直接套用价值工程中价值的定义和算法，因为安全的某些价值(如社会价值)不能只用钱来量化，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安全价值的客观存在。

2.1 安全的社会价值

安全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安全的社会效应。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条件，一个优美、安全的生活环境，一种安全可靠的工作，一次安全愉快的旅行，一个和平、和谐、安定的世界……总之，在一个安全的社会中，人们的心情、感觉是不一样的，人们就能够真正做到健康、舒适、长寿、事业有成，安全的社会效应是无法用金钱来度量的。

安全的社会价值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1)安全的战略意义，大多数的安全工作或工作方针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不是一时一地的临时措施。同时多数安全方针、政策都具有长效机制，不安全状态的改变需要一定周期，安全局面的形成又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从国家、政治方面考虑，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安全方针政策举措关系国家大局。

2)安全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保障，安全生产、安全性合格的产品才能保障企业的生存、发展、壮大，保障产品有市场和竞争力。现在市场上的许多产品，食品、药品、家电、汽车等生活用品，工农业生产用的设备、化工材料、武器、能源等都存在安全性的要求，没有安全保障的产品就不会有市场，所以安全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社会效应是很明显的。

3)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素，或者说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是安全。强调安全仍然是大安全概念，只有人人都感到生存、生活、生产安全，个人的安全有保障，他人的安全有保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一个安全和谐的氛围下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昌盛繁荣进步的社会。

4)安全既是人类有生以来的本性需求，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素质之一。安全本性是指人对安全的要求，它是人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一个安全的社会、安全的单位、安全的工作岗位必然会培育安心敬业奉献的人才。同时，所说的安全既是针对个人的，又是针对群体的。个人做事既要考虑自己的安全，也要考虑不能危及他人的安全，属

于安全论理，道德标准问题，所以对个体来讲，把他人的安危放在更重的位置是其高素质的表现。

2.2 安全的经济价值

由于安全系统具有灰色系统的特点，所以安全经济价值也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滞后性和反直观性。所谓，既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性，是说有确定性的安全投人，必有一定的安全价值的回报，不确定性是说安全投人的效益具有不可预知、滞后性、远期性或难以量化计算;反直观性是说安全投人所生产的间接经济效果，是不确定性的延伸。

据联合国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世界各国平均每年的事故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5%，而预防事故和应急救援措施的投人约占3.5%，合计为GNP的6%。如果没有预防事故与应急救援措施的投人，事故发生率及事故损失将会增高许多，到底损失多大，目前尚无可信的统计数据。

从理论上讲，安全价值可以参照一般价值工程的计算方法来表述:

安全价值(Vs)=安全功能(Fs)/安全投人(Cs)

上式表明 :安全价值工程是一种运用价值工程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某技术管理措施进行安全功能分析，力图用最低安全寿命周期投资。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从而提高安全技术经济，即安全价值的方法。

安全价值工程，是以安全功能的优化分析为重点，同时要尽量降低安全寿命周期投资，以充分、可靠地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为目标[8]。

随着我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安全产业的兴起也是安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专门从事安全技术、安全经济研究的院所，以及专门从事安全产品生产的企业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必将促进安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保安公司、保安队伍的增加也也是安全的投入，自然也是安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

世界观、人生观与安全观

世界观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根本观点。世界观也好，人生观也好，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这是经典的世界观、人生观概念。

当前，考 虑“人生观”与现实生活之间内在的联系，对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的思考使人生观的概念注人了新的内涵。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把对人生观的思考更现实地表述为“生涯”或“生计”，或进一步引申为个人一生的道路与发展路径的思考。这其中价值观的澄清和确认，以及寻求社会需求与个人需要的最佳结合点或为人们所

关注的焦点。

人生的目的依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但所有人的最低的，也是最基本的目的是生存。而且理想的或追求的生存状况就是人身心的安全、舒适、健康。人不管经历怎样的人生道路或发展路径，其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如果没有了生命，其任何的理想、目标都是一句空话。因此，从生命的角度讲，安全观是人生观的最基本的目标。

3.1 安全是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安全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人生价值可分为人生的社会价值和人生的自我价值。

人生的社会价值，是指一个人一生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对他人、集体、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所以人生的社会价值的实质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9]。

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人一生通过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对自己的生命、生活的积极作用。

任何个人应该既有人生的社会价值，又有人生的自我价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人生自我价值的人其价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人生价值也是一个“关系”范畴，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价值，不是指对他自身来说有什么意义，而主要是指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有多大，孤立的个人是无所谓价值的。

安全作为个体生存的首要问题，也是作为社会安全、团结、稳定的中心问题。否则不管是什么个体，还是作为社会都将会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所以安全是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取向，也是实现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保障。上升到观念，即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3.2 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肉体与精神的有机统一体，所以生命(人命)也应该包括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两个方面的含义。

人的生命价值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命存在的价值，是指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是有价值，人的生命存在价值也是最基本的人格价值;

第二，生命延续的价值。从社会角度讲是人类的繁衍发展，从个人角度看是寿命的延长对于个人创造和发展的意义。

第三，超越生命的价值即是牺牲的价值，因为牺牲不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否定，而是生命价值的升华、确证和增值。

长期以来，人们把自身的生命看成是一种天命，看成是大自然的一种必然，其实不然，生命价值的大小在于人自身，生命价值问题的研究对于人们清楚地认识自己，完全发挥生命的价值有重要的意义。

人的生命价值包括:人的身体、能力的储备、生命的延续[10]，体力、智力的再生和发展等生命的自我价值。但这不是生命价值的全部内涵，人的生命价值更在于人是理性的，是具有创造能力的，即人的生命具有潜在的创造性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的发挥是人的生命的主要的社会价值。

综上所述，生命的价值是人们对人的一生为自己和社会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一种肯定;而安全最主要内涵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保障人的生命健康，顺利的延续，从而实现人的生命价值。

所以说，安全即命。因此，安全是围绕着生命价值而运动的，即生命价值是安全的核心，上升到观念范畴，也可以说，生命价值观是安全观的核心。

人生观、安全观、安全价值观的相互关联归纳如下图所示。

结论

1)安全观理论是指导确定安全观的理论基础，又是安全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依据科学发展观，可以把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安全观归纳为宿命安全观、知命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和大安全观，这些安全观具有延续性和动态性特点。

3)安全的社会价值观和经济价值观是安全观建立的基础，是认识安全观的客观的依据。

4)大安全观是当今安全观发展的最高层面。大安全观的确立，标志着安全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5)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保障，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