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自杀率的现状分析和原因探究（大全五篇）

第一篇：中国农村自杀率的现状分析和原因探究

中国农村自杀率的现象分析及原因探究

[ 摘要 ] 中国自杀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中国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自杀率，而农村自杀率高则因为农村女性自杀率高而引起，农村女性自杀死亡率是农村男性自杀死亡率的1.24倍，这与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自杀特征完全相反。农村妇女的自杀多为失范性自杀，农村妇女无独立的财产权，依附于农村男性的境况，人际交往与家庭代际关系的不和谐，个人文化素质不高，抗逆力弱是造成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的主要原因。但近几年随着农村人口大迁移，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中国农村自杀率出现了新现象，农村青年妇女自杀率在近20年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但有学者认为农村男性和妇女自杀率则似乎处于上升状态，对于近5年中国自杀率及中国农村自杀率的趋势及绝对数字未有统一观点。

[ 关键词 ] 自杀率；农村女性自杀率；农村人口大迁移；代际关系；自杀工具

一、中国农村自杀率的现象分析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将自杀定义为：“任何一桩直接或间接导源于受害者自身主动的或被动的行为，且受害者知道这一行为的后果的死亡事件。”[1]涂尔干还认为“如果个人自杀事件属于个人层次，而群体自杀率则属于社会层次。自杀就其本质上来说，它具有社会性质，是一种社会现象。自杀率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在伴随着现代信息化社会飞速发展而引起的自杀行为的不断增加显得尤为重要，而对其研究则刻不容缓，本文旨在研究影响中国自杀率的最重要部分中国农村自杀率的现象及原因。

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中国1998年的自杀人数为41万，而全国疾病监测点系统的自杀报告死亡率1998年为13.89/10万，即全国1998年死于自杀的人数约为14万。[2]由王黎君等学者通过对全国疾病监测点的23个监测点的1995年8月至2000年8月死因死于“伤害”和“精神疾病”的1653例被试进行入户核查分析后，将中国自杀率从13.89/10万调整到了22.90/10万。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中国自杀率的绝对数字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学术界毋容置疑的一点则是中国自杀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自杀特征均不同，即中国农村自杀率高于中国城市自杀率，中国农村自杀率中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又高于男性。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不包括港澳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473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44万人。从城乡结构看，城镇人口6907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00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1456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上年末提高1.32个百分点。尽管政府在近十几年致力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进程的脚步也不断加快，但农村人口仍然是中国人口结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农村自杀率则直接影响到中国人口自杀率。（就自杀率而言，目前最新的数据无法证实中国城市自杀率由于人口增多的原因而高于农村自杀率，且并未有最新的关于城市自杀率与农村自杀率的数据，因此本文探讨的中国农村自杀率，农村妇女自杀率均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2]的数据和先前的数据）中国女性自杀死亡率高于男性，男性10年平均自杀死亡率为15.69/10万，女性则为17.94/10万，是男性的1.14倍。[3] 农村人群自杀死亡率高于城市，农村自杀死亡率是城市的4倍。在城市，男性自杀死亡率略高于女性，是女性自杀死亡率的1.14倍，而在农村，女性自杀死亡率则高于男性，是男性自杀死亡率的1.24倍。迄今为止，这种现象在工业化以后未在其他任何国家出现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杀死亡率不仅表现在性别上的差异在不同的年龄上体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人群的自杀水平的变化趋势及地理分布》中提到，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人群的自杀死亡水平检查，发现城市人群自杀死亡率无论哪个年龄阶段均是男性高于女性，而在农村，在15-34岁年龄组女性自杀死亡率明显高于男性，35-69岁年龄段男性自杀死亡率略高于女性。通过对中国人群自杀率的地理分布的分析发现，中部农村自杀死亡率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但在不同地区自杀死亡均表现为女性高于男性的特点。东部和西部的女性自杀死亡率为男性的1.13倍，中部为1.22倍。

然而，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发现中国人群自杀死亡率比之以前的模式有所变化，景军等学者在《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中提到我国的自杀趋势与全球的自杀趋势正相反,在过去20多年内出现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我国目前的自杀率已远低于全球自杀率。费立鹏先生在2010年世界自杀预防日也承认这一事实并对我国媒体透露自杀死亡占所有中国人伤害死亡的比例从1987—1988年的34%下降到2005—2006年的20%。[4]景军采用4个数据来源，分别为(1)1987—1989年的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统计年报,这部分数据源于卫生部门的统计,但数据收集的手段和样本量没有说明；(2)1991—2000年的数据来自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在网上公布的“全国疾病监测点数据”,由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在全国选取145个监测点,样本为1 000万人；(3)1990和2001年的数据缺失,用前三年均值补齐的方法予以填补；(4)2002—2009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对这四个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补充所得，从1987年到1997年,农村女性自杀率明显高于农村男性,之后略高于农村男性,到2006年开始略低于农村男性。以往的文献中多认为,我国农村女性的自杀问题非常严重,这是因为1987—1990年,我国农村女性自杀率确实比较高1987年为32•3/105, 1988年为30•3/105,1989年为31•5/105, 1990年为31•37/105;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女性的自杀率降到17•82/105,特别是在2003到2009年的七年内,从17•44/105降到7•87/105。

尽管有学者对这一观点并不赞同，刘燕舞学者在《中国农村自杀问题》中深刻分析了景军先生的《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中的数据来源及整理分析方式，并认为景军先生的数据由于数据本身的缺漏不能有力的佐证其观点，她通过对7省34村的质性访谈而获得的1980-2009年间604例农民自杀死亡案例的数据分析得出，当前农村自杀率仍呈显著上升态势。青年人自杀率的显著下降与老年人自杀率的急速上升并行不悖地运行于当下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率的显著下降拉低了青年人整体自杀率并使之向下运行，然而，老年人自杀率的急速上升则拉升了农村的整体自杀率并使之向上运行。[5]学术界对当前中国自杀死亡率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本文认为，由于刘燕舞学者研究的数据来源范围较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因此并不十分认同其观点。在《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中，作者认为造成农村女性自杀死亡率下降的原因是由于农村人口大迁移中女性也开始逐步离开原居地外出谋求非农业性质的职业，因此农村女性规避了三种既往的自杀风险，即农村女性既往的从属地位、既往的家庭纠纷、既往的自杀工具。所以,农村女性的迁移是分析中国自杀率下降的关键之一。但刘燕舞学者则通过研究发现农村女性自杀率实质上并没有下降，只有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率下降但老年女性以至于老年男性自杀率大幅度上升，这导致了实质上中国农村自杀死亡率的上升，并且她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不是农村大迁移而是更深层次的代际关系和机制问题。然而，在王跃生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分析》中，作者对代际关系深层次分析后依然归结为农村人口大迁移。无论两者观点如何相左，但两者都发现现今中国农村青年女性的自杀死亡率明显下降这一事实。

自杀是一个重要的公众卫生问题，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自杀造成的社会负面效应也不可预估，有效的降低中国的自杀率，尤其中国农村自杀率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影响巨大，研究我国农村自杀率，探究其原因，并找到解决措施对今后我国的发展将发挥重大的作用。

二．中国农村自杀率的原因探究

自杀指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死亡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活动直接或间接造成死亡，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在《自杀论》一书中避开心理学视角而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将自杀类型分为四个类型，即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利己型自杀的主要社会原因是低度的社会整合及由此而来的个人主义膨胀；利他型自杀则实在社会组织高度聚合和社会整合力量过强的状态下产生的，它是个人对集体的牺牲；失序型自杀（**型自杀）则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两方面入手，经济危机等应激事件威胁个人的生存，使个人无法实现自我，从而导致自杀的增多。宿命型自杀是集体力量对个人的超强控制以及个人无法忍受过多的限制所造成的。

中国农村自杀率高主要由于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高引起，刘斌学者的《农村妇女群体高自杀率原因探究》中依据涂尔干的自杀理论将农村妇女高自杀率归因为脱序型自杀，但笔者再次详细阅读自杀分类后，将农村妇女高自杀率归因为失序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尽管宿命型自杀是三大自杀类型的附加类型，但笔者认为，正是社会失序引起了自杀冲动，本来为失序型的自杀在自杀前的一段时间转变为宿命型自杀，但宿命型自杀作为引起农村妇女高自杀率的原因又是一个独立的原因，这主要因为农村妇女不仅面临着经济局势大变动带来的社会失序，也由于农村妇女本身在封建思想禁锢下的顺从天命的思想。而对于农村男性而言，几年随着农村妇女人口迁移，农村男性的自杀死亡率也正在上升，而这一现象也可归因为失序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但农村男性同妇女不同的是两者处于社会失序的不同时期从而导致不同时期两者的自杀死亡率趋势的不同，但两者共同造成了中国农村自杀率高的事实。

在仔细阅读大量文献后，将中国农村自杀率高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经济原因：由于常年贫困导致家庭暴力引起自杀是农村妇女自杀率高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由于中国仍处於经济发展的探索阶段，尤其在建国初期，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城市建设让农村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除了个别经济发达省份的农业部分实现现代化，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依然十分落后，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2月24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68845亿元，比上年增长7.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6957亿元，增长4.0%;第二产业增加值249684亿元，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262204亿元，增长8.3%。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1%。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逾半，但农业生产总值却与人口数不相符合。人口数量大但生产总值低，人均收入为两千的农村家庭在面临着粮食价格下降，收入来源日趋减少，生活开支和教育开支等的日益增加的形势下，夫妻间很容易为一件小事大动干戈，由于丈夫在言语攻击上处于劣势，为了维护男性地位和尊严，丈夫通常会采取暴力手段以捍卫自己的家庭核心权力的地位，妻子在这种情境下，自杀成为他们回击和躲避的最有效简单的方法。

二、社会原因：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农民自给自足，男耕女织。但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农民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自然经济，转而将收入来源投向了高速发展的大城市，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离开家乡前往大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据有关资料[

8、9] ,1982～1987年、1985～1990年中国从乡村迁出的人口占当时全国总迁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67.99%和62.59%,而且在总乡村迁出人口中分别有74.43%和77.54%都迁往了城镇,1995～2000年尽管农村迁移人口占总迁移人口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仍高达58.68%,而其迁移规模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三倍之多。[6]这一大迁移包括两个阶段，一是迁移初期的大量农村男性的迁移，许多传统的中国农村受到这次人口大迁移的影响，原来的生产生活秩序被打破，家庭劳动力减少，只有农村女性支撑的家庭面临着很多问题，经济压力，婆媳关系，并且由于农村男性来到大城市后没有家庭的约束，许多男性发展出了婚外情，更甚者抛家弃子，这些问题成为许多农村女性选择自杀逃避现实的原因。而在人口迁移的第二个阶段，农村人口迁移的主体由男性正在向女性转移，我国农民的打工潮开始有了女性的广泛参与。到最近几年,女性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人数每年有4 000万之多。农村女性的人口迁移从某一方面来说降低了农村女性的自杀死亡率，但是这一迁移却对农村男性和农村老年及幼年人群的自杀死亡率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女性和男性同时离开家乡，大量的留守儿童产生，无父母照顾管教，易受歧视很容易导致农村儿童的自杀行为。有一部分女性在离开家乡后也发展出了婚外情，并且据有关资料调查，这类女性通常会坚持离婚，并很大部分的女性会选择抛弃子女，这一行为对原本在婚姻中更受益的男性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应激事件，许多男性因此产生自杀行为。

三、复杂的代际关系：代际关系是不同代位家庭成员所形成的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7]传统的农村家庭通常出现四世同堂的情景，这是农村老人为保证自身利益所形成的一种家庭模式，在这种家庭模式下，长辈因为掌握着实际的土地权，因此子女和儿媳对长辈处于服从的地位，两者的冲突也比较少。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体制的改革和观念的转变，传统的家庭模式被打破，父母亲不再与子女住在一起，子女实际上掌握了单独的土地权和财产权，子女，儿媳同父母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复杂的代际关系对农村自杀率的影响有两个维度。一是由于子女的赡养冲突引发的农村老年自杀死亡率的上升，由于子女有了独立的土地财产权，并且由于时代的发展，子代的收入明显高于父代的收入，尽管父代为子代留下了自己的遗产并操办婚礼，但代际收入差异使亲子的生存条件并没有获得同步的改善。农村老人在失去劳动能力后大多无任何收入，只能依靠子女赡养，但由于这一原因子女和儿媳在对老人的赡养方面便未尽责任，老人因为没有受到照顾，又不愿意“饿”死，便选择了一种体面地死法“自杀”；第二是在传统家庭模式下的婆媳冲突十分严重，这一冲突导致了农村青年女性自杀死亡率高的现象。无论是在人口迁移前或之后，婆媳关系在这种家庭模式下冲突十分严重，许多年轻的妻子不忍重负，选择自杀寻求解脱。

四、易得的自杀工具：目前国内对于农药的使用的监管力度和范围还有所欠缺，这导致在农村，很易获得自杀工具，农药，除草器等，而且这些自杀工具的致死率相当的高。北京回龙观医院和中国疾病预防中心在全国23个有代表性的监测点开展了自杀和其他伤害死亡原因调查的全国心理解剖课题。在研究的895例自杀案件中发现，85%居住在乡村或乡镇，28&从未上过学，58%服用农药或鼠药，47%的亲友或熟人有过自杀行为，27%有过自杀未遂既往史，63%有精神疾病，仅有9%曾在精神康复中心就诊过。而在58%的服用农药或鼠药自杀的自杀死亡案例中，77%服用有机磷农药自杀，75%服用家中存放的农药，62%服毒后曾接受医疗救治但抢救失败。自杀工具的易得性和致死率高的原因也是导致农村自杀死亡率高的原因之一。

五：农村人群本身的文化程度，思想观念落后。长期处于封闭的农村社会的农村人群很难有受教育的机会，教育造成的沉重的经济负担使许多家庭对教育望之却步，新思想难以传入农村使农村仍存留着大量落后的封建思想，唯命论是造成农村宿命型自杀的重要观念型的原因，面对应激事件，心理承受里差，社会支持网络弱导致农村人群更倾向于选择自杀这一途径逃避危机事件带来的压力和问题。集体性自杀事件在农村常有发生，常年较弱的社会支持网络在集体自杀的行为中得到强化，便易集体自杀。

三：结语

自杀作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现象，研究其现象及原因并制定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对于建设和谐新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高兴的是中国自杀率相比于世界平均自杀率来说并不十分高，但怎样将这一自杀率降到社会所能接受的最低是我们今后要做的主要工作。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加强思想宣传，鼓励义务教育，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支出，规范农药的使用等等就是可行的解决措施。相信在今后的时间里中国的自杀率能在政府和社会及个人的共同努力下降低。

[参考文献]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07王黎君，费立鹏，黄正京等 中国人群自杀死亡报告准确性评估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年10月第24期杨功焕，周灵妮，黄正京，陈爱萍中国人群自杀水平的变化趋势和地理分布特点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4年第25卷第4期刘燕舞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1980-2009）—兼与景军先生等商榷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景军，吴雪雅，张杰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11期王国霞，鲁奇中国近期农村人口迁徙态势研究地理科学2007年10月第27卷第5期费立鹏 中国的自杀现状及未来的工作方向 中国流行病学杂志2004年第25卷第4期 8 陈慧，苗萌农村妇女自杀问题探究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曹彦婷，卢晓慧不同地域女性自杀死亡率差异的经济原因分析-基于城乡差距的视角西北人口2008年第29卷第4期刘斌 农村妇女群体高自杀率原因探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王跃生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4期

第二篇：中国农村饮用水现状分析

中国农村饮用水现状分析

水是生命的源泉，饮用水更是与人们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尽管城镇化进程推动中国农村人口大批涌进城市，但是农村人口仍然占中国总人口的50％以上。农村饮用水环境关系到半数中国人的健康，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事情。然而农村饮用水苦咸、氟、砷、铁、锰等含量严重超标，地表或地下水源被有机物严重污染等现象普遍存在，造成我国农村人口中与水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

这部分农民大多居住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这些地区经济欠发达，资金短缺，交通不便，改水难度极大。他们饮用的的只是改良井水和窖存雨水，达不到或很难达到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的要求，水质亟待提高。他们饮用的浅层手压井水，水源易被污染。此外，80年代初期建成的农村简易自来水厂，大多水处理工艺流程落后，设施简陋，输配水管网系统老化，二次污染的隐患也比较突出，生活给水水质难以得到保障。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农村供水基础设施受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条件制约，我国农村居民饮水卫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由于缺乏必要的排水设施,农村生活污水的随意排放造成了广大农村水资源污染加剧，由于地表水资源无法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地方把目光投到了地下从而导致地下水开采过度、浅层地下水严重污染。

为改善农村饮用水现状，应健全合理的农村饮用水制度，提高农民对水污染的认识水平，对污染物进行集中处理，改善水源环境，加强饮用水处理工艺。作为一位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的学生我认为改善农村饮用水的具体方法有

一、打深井，抽取未受污染的深层地下水供居民生产生活使用，可用于远离城市且地下水水质较好的居民聚集区，但是钻井是有风险的须进行地质勘探，地质勘探后钻井不能100%保证所打的地点和深度一定满足饮用标准，有可能因此造成多次钻井。钻井取水，在地下水水面下降后有可能无水可取。由于地质环境的变化或人为污染，设计所取的饮用水有可能在若干年后变成不可直接饮用的污染水，并对深层地下水造成难以修复的污染。此外，打深井费用非常高，一般须获得政府的批准和拨款。

二、对于靠近城镇的农村，可对水厂和市政管网进行扩建来供给周边农民安全饮水。

三、对于经济水平较好且有可用地表水源的农村地区可单独建设水厂来满足当地农民安全用水。

随着国家对农村水改力度的加大、农民对水污染认识的加深以及对水源的科学保护和给水处理工艺的加强，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村村通上自来水，农民使用放心水”的目标很快就会实现的。

第三篇：中国农村现状和解决办法

中国农村现状和解决办法

当今中国农村拥有8亿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正确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国家稳定繁荣的前提。然而当今农村的现状令人担忧，大多数农村在耕作方式上仍采用传统的方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存在，单位农民的耕作面积较少，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大量投入的积极性。因此很少采用机械化，劳动生产率较低。在作物品种上很少有很大的创新，而且在耕作过程中片面的追求产量，大量施以农药，化肥。从而导致作物的质量下降，出口受到严重的限制，市场份额减少，农民收入较低。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固定设施投入较少，抗灾能力差，靠天收的事实长期存在。

中国当今农村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教育投资较少，教育设施落后，简陋！导致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新的科学文化技术很难在农村得到大面积的推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事实无法在农村实现，以至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剩余，导致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这一方面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也给农民自身维权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进而成为弱势群体的一员。由于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淡薄，以至农民的社会福利和保障问题缺乏物质和法律上的保障，很难实施。

广大农民普遍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往往把选举权作为一种交易工具，以至普选出来的村干部很少成为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农民非法参与有扩大的危险。近几年来，农民通过贿赂、暴力威胁和恫吓等手段影响乡村干部决策或村委会选举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有些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到村级政权，出现了恶人治村。地痞村霸气焰嚣张，扰乱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农民的财产和生命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和威胁，民主和法制遭到了无情的践踏。

广大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落后，政府的投入较少，这在一定程度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遇到雨天，地面泥泞，农民的出行都成问题，更加影响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普遍存在资金不足，技术水平落后的特点。而且产品质量较差，销售渠道窄，市场份额占有率低。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针对这一问题，今年年初国务院颁布了一号文件着重解决三农问题。并把这一问题作为国家生活的重中之重。就目前中国农村的现状，要彻底改变这一现实状况。应该：

A、完善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这就需要立法机关要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坚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坚决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护耕地最重要的是把基本农田保护好，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坚决限制城市发

展占用大量耕地，依法完善土地审批手续。坚持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这是解决当前农村现状的前提。

B、努力在农村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家财政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这不仅包括对生产资料的投入还包括对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彻底转变当今农村普遍存在的靠天收的现实。这种投入包括对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和乡村公路的建设，改变农民的生活环境。实行公司加农户的战略，使农业生产符合市场化需求。

C、是要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减少农民。要把劳务输出作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措施，增强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搞好农民外出务工应用技术和基本技能的培训，扩大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效益。此外还要完善各种维护农民权利的各种法律和社会监督机制。彻底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D、加强对农民政治权利的宣传力度，使他们认清和把握好自己手中的权利，并将选举纳入法制保证。能选举出能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村干部。

第四篇：中国农村现状和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的基本状况是：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乡镇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而如何解决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村治结构中各种权力边界不清，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以及农民非制度参与和非法参与等一系列问题，将决定农村政治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村政治 乡镇体制 村治结构 公共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1]。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而导致失败。

本文将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一

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但存在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表明，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民族国家，现代化是与农村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的体制之中实现全社会的有机整合，才能获得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事实上，这个历史的逻辑也指导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设计。无论是晚清的农村改革，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农村建设；无论是新中国的集体化运动，还是新时期的村民自治，就其总的历史状况和目标而言，都是民族国家力图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统一进程之中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没有进行也不可能完成西方社会那样一个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在走一条“规划的社会变迁”之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政府要在农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的力量”[3]。其表现形式就是国家权力体制在农村社会得以建立。自民国期间国家行政体制下沉到乡镇一级之后，在农村社会直接代表国家的就是乡镇政府。人民公社时期，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社合一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国家及农村干部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统辖而实现了对?┐迳缁嵴?渭捌渌?煊虻目刂疲??蟮厍炕?斯?业纳缁岫?蹦芰Γ?泊痈?旧掀苹盗舜?撑┐迳缁嶂刃虻幕? Ｐ率逼谥泄?┐甯母铮?钪苯拥哪勘旰妥钪匾?某晒?嵌匀嗣窆?缣逯频姆穸ǎ?罢饩褪鞘敌猩??鹑沃疲?乇鹗橇??邪?疲?敌姓?绶稚琛盵4]。而政社分设后产生的“乡政村治”体制，成为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

“乡政村治”体制的“乡政”，是指乡级机构的功能运转主要体现在乡政权上，特别是体现在乡政府的职能上，从乡级政治事务、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管理方面，都突出一个“政”字。而“村治”则是指村级组织对村域事务在自治基础上的具体管理。在这一体制中，“乡政”代表着国家权力，具有系统而完整的组织机构，而且掌握了农村社会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控制着和主导着农村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1）人民公社体制废除时，国家政权的基本属性通过新的“乡政”体制顺延了下来，特别是经过近二十年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全国各地的乡镇普遍建立了完备的党委、人大、政府及政协等政权组织。这些组织机构分别从党务、立法、行政和统战等系统强化着国家政权，以保证国家权力自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性。（2）各乡镇政权配备了大量的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随着公务员制度在乡镇的推行，大批有文化、懂法律的优秀知识分子充实到了乡镇干部队伍，乡镇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他们在乡镇政权的各个岗位上，确保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实施。（3）普遍建立了乡镇财政制度，乡镇政府具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提升了乡镇政权在经济、文化事业和社区发展等领域上的政治能力。（4）乡镇 企业有所发展，增加了乡镇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力。特别是那些由乡镇政府直接管理的具有资源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乡镇政权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工具。

但是，目前的“乡政”也存在诸多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乡镇政权的施政能力，乡镇政权的社会动员能力呈下降趋势。（1）体制上冲突。乡镇政权体制存在诸如党委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现状与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及乡镇长负责制之间的冲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权力受到一定程度虚置；政府职能部门条块分割，乡镇政府的管理职能受到肢解，政府功能和权力残缺不全等问题。（2）人员臃塞，乡镇财政负债严重。目前我国乡镇政权吃“财政饭”和“事业饭”的人数普遍在100—200人之间，有的甚至超过500人。乡镇政权人员的臃塞，势必增加乡镇财政的负担。据对全国81个农民负担监测县调查，平均债务额1098.6万元，平均净负债708.2万元。乡镇财政濒临破产。[5]（3）乡镇干部整体综合素质较低及激励机制欠缺，工作效能差和制度化程度低，其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寻租性，贪污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有些地方为了缓解乡财政的负担或乡镇干部自己获利，采取各种名目增加农民负担，并在与民争利时采取许多非法的失范行为，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乡镇政权处于从农村获利和维护农村安定的两难之中。

为了解决乡镇体制存在的问题，各级政府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1）强化乡镇体制。主张者认为，应该继续强化国家对农村社会的主导作用，大力加强乡镇体制建设，其中在规范乡镇各政权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采取各种办法提高乡镇干部的素质并努力使其行为制度化，特别是要县级政权要简政放权，下放各部门在乡镇的下设机构，以改变目前乡镇体制上条块分割的状况而提高乡镇政府的工作效率[6]。有研究者认为，要强化乡镇体制，还必须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7]，即将政府组织延伸至行政村，实行“乡治、村政、社有”[8]，也就是将村级组织的行政功能扩大或制度化，在村一级实行行政化体制，在村民小组一级实行村民自治体制。（2）弱化乡镇体制。持这种观点者认为，乡镇政权建设应该遵循转型期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即“随着国家对农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农村的政治领域，农村社会将最终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实现从传统的专制家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的个体社会的转型”[9]。其政策性主张是撤乡并镇，在确保国家基本行政职能下沉的同时，逐渐实现 国家行政权力体制上移，达到乡镇社区自治。事实上，近几年来，在一些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实行乡镇规模调整，有的地方有1/3的乡镇被撤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0]。

毫无疑问，现代国家是不可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对农村社会的管制。因为，如果没有国家强制性的影响，传统农业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农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农村的发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缺乏基础。问题只是，在市场化进程中，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才能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这一目标。在现实的农村政治中，乡镇权力体系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这是由行政支配主导型和缺少约束制衡的体制特点所决定，其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利益的驱动。从目前农村社会的基本情况来看，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管制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性的“命令—服从”模式如何有效，而应该主要建立一种“法制—遵守”模式。也就是说，国家应该通过一种法制方式，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利益和国家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强制性的法律预期确定下来。在这种“法制—遵守”模式中，应该将农村社区事务、国家目标进行适当的区分。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则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应该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而对于农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广泛的自治，在村一级实行 村民自治，在乡镇一级实行社区自治。二

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存在各种权力边界不清等深层次的冲突，农村政治制度化建设落后于现实需求，极大地影响了村民自治体制的绩效和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村级治理体制正在实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结构性转型。这种转变是与农村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相联系的。如果说，1980年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在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通过对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那么，从1984年开始进行的农村第二步改革，通过改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合同制，取消生猪、蛋品派购，实行市场价格，则在改变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自此之后，市场成为了配置农村社会资源的主要形式之一。农村社会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促使社会流动增加，并使中国农村社会的分层结构发生变化，即农民职业分化和经济差距的扩大，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刚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但是，这种因市场化取向而产生的社会分化，又受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和影响。正是在这种多样化的制度性冲击和约束下，决定和形成了目前农村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各主体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具体来说，一方面，由于市场化取向的冲击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形成了农村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利益主体的分 化，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大分化，瓦解了中国社会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根基”[11]，中国农村社会正在进行以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过程。然而，“分化本身并不足以导致现代化。发展是分化（既有社会的分工）和整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将分化的结构联系起来）互相作用的过程”[12]，为了达到这一整合，国家需要向农村社会输入新的政治制度规则，这就是村民自治体制的逐渐建立。村民自治是农村基础人民群众自治，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其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居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最基层，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13]。这一体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至1988年，全国各地普遍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乡镇以下建立了村委会。尽管还没有实行村干部的民主选举，但村级组织建设开始规范，村级干部也在精简。第二阶段是1988年以后，随着《村组法》的实施，从建立乡政府和村委员进入到了村民自治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开展了民主选举、村务公开、建章立制等自治活动，并在全国建立了一批示范县。到目前为此，全??ǔ?ㄍ搴透郯峦猓┗?旧隙际敌辛舜迕褡灾翁逯疲?⑵毡榻?兴闹廖褰齑逦?嵫【伲?灿?万多个村民委员、38万名村委会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各地还在不同程度开展了“村务公开”和“建章立制”等活动。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普遍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冲突：（1）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在权力关系上的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实现对农村社会一体化整合的工具，在村级正式组织中处于领导核心位置。可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是以国家法律的授权为依据、以全体村民的民主选举为基础的，在法律上并不具有服从村党组织的义务。两者权力来源和职权不同的客观存在，必然影响到农村政治的统一性。而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有些地方在乡镇党政的支持下，采用控制选举、用党支部会议代替村民会议、以党组织替代村委会行使职权等所谓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方式来控制农民自治组织。其结果是改变了村民自治的民主性。（2）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的自治权力之间的冲突。从国家立法上来看，村民自治否定了公社体制时国家政权与农村组织特别是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过去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变成为国家政权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指导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最主要表现在，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农村权力的基础已由上级授权而改变成了村民授权。这种改变必然影响到国家行政权力对村委会的管辖权限及行为习惯等问题，也必然影响到乡镇政权的权威。乡镇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施政能力，一方面通过强化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并通过建立村级党组织来控制村民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实行“村财乡管”等措施来肢解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3）村委会的自治权与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冲突。根据《村组法》的规定，村委会不仅管理着村集体的土地和财产，还具有支持和组织全村发展经济的责任和义务，并需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因此，人们按照人民公社时期的习惯思维，将村委会视为集体经济组织。有些地方就借发展集体经济为名，将村委会职能扩大，不断强化村委会的经济功能，使之向经济组织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剥夺农民的经营自主权。

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有关国家权力与村庄自治权、社区组织与村民个人权利的边界问题。政治组织理论认为，任何权力边界模糊，也就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不确定性。这样，就会产生组织的不经济性和个人权利的不可预期性。组织的不经济性，不仅包括其运转成本，而且还包括其机会成本的增加，特别是因不必要的职能产生的代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代价就是由于其职能的无限度扩大而自身成本投入又明显不足或过剩所导致的与目标的实现没有内在必要联系的某种损失。为了克服这种不经济性，就必须有效而合理地确定村级组织的权力边界，明确其职能范围。目前最为现实的选择应该是：（1）真正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契约关系。村民自治作为国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实行的一种农村政治安排，是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内生成的这种“自治制度”，对广大村民来说，其选择空间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有关村级织织的性质、结构和职权这些方面都不是村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而只能是在国家法律权威下形成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是说，在国家主义的权威导向下，要求广大村民这些“自治主体”完全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建立符合基层政府意志的“自治组织”，因此，在?逦?岬纳柚煤腿??按宓持Р康牧斓嫉匚坏确矫妫?⒉淮嬖谑导室庖宓脑级ê透?摹Ｒ?朔?庑┪侍猓?捅匦氪罅μ岢?ㄖ迫ㄍ?碌钠踉季?瘢??缯虻痴?⒋寤?愕匙橹?痛迕褡灾巫橹?嬲?魑??缮掀降鹊恼?沃魈澹?⒋偈蛊湎喙毓嬖虻闹贫然??源死辞炕?迕褡灾巫橹?叭ǖ母招浴＃?）限制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功能，通过建立独立的经济合作组织，为农民走向市场提供组织性服务[14]。村民自治解决的是村庄内部的秩序及村庄与国家体制之间的秩序，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村民与社会，特别是村民与市场的关系。村庄内部的秩序，表明的是社区组织所必需的结构环境，是社区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基础，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与控制与正义相关的问题；市场秩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交易赖以实现的市场伦理与信用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国家之外社会的存在。但是，处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并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村民进入社会需要许多中间的渠道。村治体制不能够也不必要为村民提供市场化的组织，根本性出路是通过制度创新来满足农业市场化的组织性需要。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状况和各种组织资源来看，最为现实和有效的市场化组织，就是以平等主体为基础的、通过契?嫉姆绞浇?⒌木哂忻魅返娜ɡ?鸵逦窆叵导昂侠硗顺龌?频幕嵩焙献髦谱橹痆15]。

三

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但是，农民非制度性参与、非法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政治权力运作过程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公共参与是公众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影响和改变政治过程的活动[16]。在传统农村社会，家庭才是法定的基本政治单元，广大农民作为皇权下的“子民”，在村庄事务中，只有通过他们家族或宗族组织进入公共领域，其活动只不过是家庭或宗族组织行为的外化或代表，个人在社区事务中不具有独立的政治身份。民国时期，虽然农民的“国民”身份得到了确认，但在严格的保甲体制中，农民作为“保丁”承担更多的是对国家和社区的义务，而且是一种与社区“连坐”的强制性义务。新中国建立之后，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农村动员体制”下，农民成为了“社员”，社员对集体经济组织在经济和人身上的依附也就决定了其公共参与权利的有限性，法律规定的“社员”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和管理的一切“权利”是一种虚置的权利。只有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之后，农民成为了“村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并拥有了参与社区管理的民主权利。事实上，在 国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特别是在近几年进行的第四届和第五届村民选举时，每届选举全国有六亿、占总数90%的农民参加了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表现出空前的政治参与热情。在一些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村民已在事实上享有了村务的管理权。而当这些选举权和管理权及其它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有部分农民已能够拿起法律武器，与各级党政组织或干部对簿公堂。特别是部分农民通过组织或参加新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在农村形成了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这些都表明，我国农民的民主观念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农民的公共参与已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我国农民的公共参与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1）公共参与主体的分化，形成了新的政治上“有权群体”。据调查，目前许多地方虽然进行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管理体制，村务的管理权在事实上被大约11%的管理者和特权者掌握，大多数村民处于农村政治权力的边缘。（2）农民非制度性参与大量存在，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党政的事件增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和农村干部的行为失范。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民的增收较为缓慢，而有关农民负担却日益增加，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以及乡镇干部的工资及福利补贴都直接依赖于农民的税费，而村级组织在代理国家和乡镇收取上交提留任务时常“搭便车”的行为并有些过激手段和方式，这样在不断积累村民的不满对抗情绪，一旦有动员性力量加入，就可能以非理性的、难以控制的方式发泄出来，农村社会就会处于**之中[17]。（3）农民非法参与有扩大的危险。近几年来，农民通过贿赂、暴力威胁和恫吓等手段影响乡村干部决策或村委会选举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有些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到村级政权，出现了恶人治村，地痞村霸气焰嚣张，扰乱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农民的财产和生命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和 威胁，民主和法制遭到了无情的践踏。（4）村民通过家族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现象有所增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家族势力作为农村社会的一种自在秩序，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扶持，家族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但自中国进行转型期之后，稳定的家族势力遭到了冲击，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的集体化和公社化的开展，宗族组织逐渐瓦解，家族势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国家对农村政治的高压式的控制有所减弱，家族势力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具有完整文化内核的历史悠久的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宗族组织的复兴并成为农村政治参与的主体，一方面为目前缺乏社区归属感的农民提供了精神上的依托和经济上的保障，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有些宗族组织通过操纵或暴力破坏村民选举来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如何解决现阶段农民公共参与存在的问题，目前的政策性取向较为复杂。总的来说，对于非法参与这类直接危害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行为，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必须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事实上，对于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已引起了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许多地方党政在结合国家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运用专政机器对那些由村痞地霸控 制的村进行了集中打击和整治，取得了显著效果。而对如何看待农民制度性参与的发展趋势、解决农民非制度参与及宗族性参与等问题的分歧意见较大。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1）扩大村民的制度性参与，规范村民的非制度性参与，限制宗族性参与，将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往乡镇甚至县市推广。其理由是，村民自治实际上就是村民对村级社区事务的全面参与，其成功经验证明了中国农民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事务。村民自治所形成的民主可以通过制度传递的方式不断向上层递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必然会推进乡镇民主制度的建设”，其“经验必然会向上引伸，发展到乡镇”[18]，即应该按照村民自治所提供公共参与的经验，进行县、市长的直接竞争性选举[19]，这种传递最终影响到国家民主。而对于农民的非制度参与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特别要从农民的利益表达和保护方面来进行规范。为了让农民能够表达和保护自身的利益，需要在国家正式组织之外建立农民的政治组织，应该建立农民利益集团，[20]其中恢复政治性农民协会组织是一种合理的选择[21]。而对于宗族性参与要给予一定的空间，引导其往利益集团方向发展。（2）在严格限制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同时，尽量减少村民的制度性公共参与。其理由是，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具有?康暮褪侄尾豢煽匦裕??；嵩斐缮缁嶂刃虻幕炻遥蛔谧逍圆斡朐蚓哂星渴迫禾謇?梦夜?┐迥壳盎共怀墒斓摹靶问缴系拿裰鳌崩窗?嵘偈?娜跏迫禾宓拿裰魅ɡ??虼苏饬秸叨急匦胗枰匝细裣拗啤６?杂诖迕竦闹贫刃圆斡耄?唤霾荒芾┐螅??Ω镁×考跎佟Ｕ獠唤鲆蛭??衷谛矶嗯┟癫⒉痪哂忻裰鞑斡胝?紊?畹乃刂剩?裁挥行纬擅裰鞑斡胝?紊?畹南肮撸?嗍?┟癫⒚挥忻魅返摹⒆跃醯拿裰饕馐叮?挥邪衙裰鞑斡氲弊鍪亲约旱娜ɡ?鸵逦瘛Ｋ?堑牟斡虢鼋鍪俏??ぷ约旱木?美?娑??械氖侄涡圆斡耄??皇悄勘晷圆斡耄?虼怂?嵌耘┐甯刹炕共荒苄纬捎辛Φ拿裰骷喽剑?荒苡幸馐兜赜跋炫┐濉⑴┮嫡?叩闹贫ê图喽秸?叩闹葱衃22]。而且还在于，任何公共参与都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在农村社会增加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以求增加村民的公共参与，其成本基本上都需要由村民负担，而为了从农民手中争夺维护公共权力的费用，又需要扩充公共权力机构，这样形成的是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在目前农村经济不能提供更多经济剩余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减少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减少村民的公共参与，以节约公共权力的运作成本。公共参与从来都是评价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参与都能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而，现代国家，一方面开放政治领域，通过公共参与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满足民主政治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又在公共参与的形式和程度上加以适当的限制，以确保社会秩序处于稳态。特别在有关农民的公共参与问题，因考虑农村社会的利益资源和权威结构等特性和农民的整体素质，一般将农民的社区性公共参与和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区分开来。对于农民社区性公共参与的范围和程度，以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为根据；对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则赋予农民以公民权，按照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因而，随着我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和乡镇体制改革的深入，乡镇将在组织形式和职能方面由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向社区自治组织转变，农村社区性事务的范围将有所扩大，而国家政治层面将往县级政权提升。而为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强化法律权威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成为必然。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国农村社会公共参与的发展基本趋势：（1）农民的社区性参与将会有增加，而国家层面的政治性参与将有所减少；（2）非制度性参与将受到限制和规范，但使其制度化成为政治性的农民利益组织的努力不会实现，有可能的选择是建立新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主张和保护农民的权益；（3）各种非法参与、宗族 性组织参与因其复杂的社会根源将继续存在，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抑制。

第五篇：自杀行为原因和预防方法的分析

自杀行为原因和预防方法的分析

自杀可以说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无论是古往今来，还是中外各国都非常普遍地出现过自杀现象。可以这么说，自杀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自杀行为是指有意识、自愿的直接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它主要是一种个体行为。它与心理过程、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

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状况的迅速变化与前进，以及很多不可控的社会问题，致使人们也产生的更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问题，从而也导致了更多的自杀问题的出现。据WHO统计，2000年全球自杀死亡的人数达到100万，自杀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一、自杀行为产生的原因

（一）内因

在诸多研究中，无论是什么原因直接导致了自杀，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自杀者的心理绝大多数是不健康的。归纳起来，引起自杀行为的内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躯体的折磨。在自杀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因为身体有残疾，或得了重病乃至不治之症，因而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也有些人是为了不给身边的人增添负担），觉得前途暗淡，看不到光明，不如一死了之。这类原因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车祸中受到伤害和他人人生攻击等（如女孩遭遇强暴等）。

2、自身性格上的弱点。性格对人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原因，很多自杀的人都或多或少会有性格上的缺陷和不完善。可以说性格是产生自杀行为的最重要原因，也是最根本原因，夸张一点，无论遭遇什么坎坷，只要性格足够完美，是永远不会产生自杀行为的。所以说，性格是最大的内因，它直接决定了人们对外界的感知、判断以及行为。好的性格能够很容易化解外界的很大挫伤，而不健全或者是消极的性格，纵是小小摩擦，也会引起轩然大波。所以说性格是影响自杀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

3、有严重精神病。精神病患者一般非常容易产生自杀行为，因为患有精神病的人性格当中多了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性格（或者人格）弱点增多，被疾病控制。所以当出现激进刺激时，容易产生自杀行为。医学上认为，大约有72％的自杀者在自杀前情绪恶劣或有非理性狂乱冲动，抑郁症患者自杀率约为15%，研究表明36％的自杀者是精神病患者。

4、有不良行为或犯罪行为。吸烟、酗酒、赌博、吸毒等不良行为都有可能导致心理不健康，最终引发自杀。有不良行为的人群，性格怪癖，自制能力差，在面对挫折时，很容易出现自杀行为。有犯罪行为的人也极易出现自杀行为，原因是犯罪人群一般抱有一种侥幸心理，一旦走投无路，便极有可能一死了之。

（二）外因

除上述内在原因之外，还有纷繁复杂的外因，可造成自杀的悲剧。导致自杀的外部原因我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1．人际关系僵化。可以说，人际关系矛盾是引起自杀生的主要外部原因。如果一个人的人际关系比较和谐，与周围的人能融洽相处，他（她）就比较容易找到倾诉的对象，内心的种种痛苦、压抑都会得到缓解，一般情形下是不会自寻短见的。

2．家庭原因。家庭原因是一个很重要的隐私，与配偶的关系恶化，是自杀行为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配偶离异，也很大可能会带来自杀行为。众多科学家研究表明，与配偶的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家庭出现了不和谐，是很大可能带来自杀的。

3．意外的挫折和打击。失恋，考试失败、受坏人恫吓，丢失了重要财物、亲人突然去世等突然打击，都有可能使感情脆弱的青少年心灰意冷，悲观绝望。

4.失去社会归属感。

感觉到被抛弃，被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抛弃、被恋人抛弃，有时社会角色扮演失败也会产生被抛弃的感觉，情绪极端时可能感觉到被整个社会所抛弃。失去社会归属感往往使人失去在社会中的坐标和参照系，引发绝望。有时担心失去社会归属，或者预计自己将失去社会定位也可能诱发自杀。

二、自杀行为的预防

（一）完善自身性格，加强承受能力，提高心理素质

提升自身面对逆境的能力，是消除预防的最有效的方法，消除自杀行为首先要从自身做起，加强自身性格优化。只要性格得到了美化，心理承受能力加强了，心理素质、心理排解能力增强了，一般的挫折也就没那么容易对人产生致命的打击了。

（二）心理疏导及心理治疗

自杀行为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所以在他们选择自杀之前，我们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悲剧的产生。加强对他们的心理疏导和心理咨询，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自杀行为的产生。此外，对与有精神病的患者，我们也可以通过心理治疗的方式最大限度的降低其采取自杀行为的可能。、（三）减少挫折

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团体，这个社会来说，要尽可能的为每一个人提供最好的环境，减少挫折，增强人们归属感，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这个群体、对这个社会是很重要的。增强人们幸福感，这样也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自杀者了。

（四）建立自杀预防中心

预防中心的作用是针对数以万计的潜在自杀者，对他们进行心理干预，及时消除他们心中的抑郁和自杀念头。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自杀者的救护，临时救护措施要完备，对已经出现的自杀者，要采取强有力的挽救措施，珍爱每一颗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