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精选多篇]

第一篇：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运用这

一理论来解释当代大学生考研的动因，我们可以认为：

1、大 学生考研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是 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 过程；#、大学生考研绝不是盲目的，他们有明确的动因和目 标。一开始他们是为了获得就业机会解决生存压力，但又是 在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解释，不断反思自己的行 动和调整自己的策略；(、正是因为行动者总是不断反思、调 整自己的行动，故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并非总是能够 被行动者自己预期到的，也并非都是符合初衷的，更不一定 都是合乎理性的结果。可以看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于 社会学的方法论难题作了较好的解答。除此之外，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56789:6;4<=98<>43>?@3><78A>48:4 @9<89;9BC）也同

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研究视角。

由于目前大学生考研主要是一种“ 个人行为”，还没由于目前大学生考研主要是一种“ 个人行为”，还没有

相对固定的形式，但它又在宏观层面反映了整个社会普遍关

注的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因此，从微观

层面出发，通过微观向宏观的转变，使个人行动层次上升到

系统行动层次，以进一步对大学生考研现象做出规范分析，是十分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而社会学的理

性选择理论在这方面恰恰表现出了较强的应用性。

本文的分析依据采用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以大学生

第二篇：关于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教师素质结构的重建论文

论文摘要：教师素质结构不是教师单方面的内部调整，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结构系统。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解决社会理论中关于社会结构和个人能动性之间张力问题的一种尝试，它超越社会思想界的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力图在社会性<客体性)与个人性(主体性)之间寻求一种理论综合，认为社会结构与个人相互建构、不可通约，为我们理解教师素质结构的重建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视角。

论文关键词：吉登斯；教师素质结构；社会结构；能动性

教师素质结构的重建，是一个教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是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共同使然的结果。教师素质结构重构需要与社会结构的整合同时进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我们认识和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视角。

一、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概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吉登斯综合多种不同的理论传统而成他很早就为之命名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更富有创见的理论诉求。结构化理论是解决社会理论中关于社会结构和个人能动性之间张力问题的一种尝试，它超越社会思想界的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力图在社会性(客体性)与个人性(主体性)之间寻求一种理论综合，认为社会结构与个人相互建构、不可通约。

吉登斯不相信有关社会行动、互动和组织的抽象法则，因此他的“结构化理论”不是一系列命题。而是一串敏感化的概念，并松散地联系在一起。

1．行动、行动者与反思性。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都特别强调，社会整体相对于个体组成部分而言，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结构决定一切，社会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揭示出这些社会基本结构。吉登斯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或是忽视了人们反思、考察、定义和决策的能力，在这种结构主义观点中，行动者即使不是被迫，也是被动地按照内在的编码系统行动。对于功能主义用结构满足需求的概念来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的方法，吉登斯认为，功能分析忽略了互动者的能动过程，不能将人类视为有理性的行动者，它过于强调社会结构对行动者的外部制约。吉登斯指出人类行动者认知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所谓的反思性就是行动者自主性的标志，是人们行动中一个十分明显而重要的特征，它使人类的行为从根本上具有非决定性、创造性与能动性的特点。当然．吉登斯并没有把人的自主性过于夸大，而是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正因为有限，便出现了行动的意外后果，意外后果的发生为结构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2．规则和资源。规则是行动者在各种环境下理解和使用的“可归纳的程序”，是一套方法论和技术，成为行动者行动的相关指引。规则是行动者知识能力的一部分。资源是行动者用来处理事务的工具。即使有很畅达的方法和程式——规则——来指导行动，也需要处理事务的能力。这种能力就需要有资源，即物资配置与组织能力，以在情境中进行操作。资源产生权力，但权力不是资源。资源和规则是可转化的和中介性的，可以被转变成多种不同的模式和集合。规则和资源的中介性体现在它们是社会关系的纽带，都是行动者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中创造、维持和转化关系的源泉。

3．结构与结构的二重性。吉登斯吸收了现代哲学中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以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来分析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吉登斯思想中的结构指的是规则和资源。可以概括化为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中”利用规则和资源。资源为规则提供了条件，而规则凭借着这些条件具体体现在社会实践之中。正是通过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行动者在空间和时问中维持和再生产了结构。而结构化即行动者利用结构，并且在利用结构的特质时改变或再生产结构。结构化的过程就需要对结构的性质、利用结构的行动者以及相互嵌套并生产出多种模式的人类组织方式进行概念化。在处理能动与结构的关系问题上，吉登斯用结构的二重性概念批判了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解释学与现象学的错误之处。他认为，社会理论所要解决的，不是像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社会结构如何决定人们的行动，而是行动如何在日常的环境条件下被结构化。

吉登斯提出以结构的二重性原则来取代主客观二元论。他指出：“我们必须从概念上把这种二元论重新构建为某种二重性，即结构的二重性，这一假设正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吉登斯认为，客体主义者强调社会中的结构、制度、制约性，主体主义者强调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这两类因素在社会生活中都是实际存在的，既不可简单否认，又不可把二者对立起来。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这些因素是通过人的行动而动态地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

一方面社会本身是存在结构的，这些结构通过制度关系和规则限制，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动，人们是按着原有结构关系制约自己行动的；另一方面，人们不仅以其自觉性认识原有的社会结构、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且按照自己在行动中不断产生的新要求调整行为规则和社会制度，进而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结构从客观上的制约地位转入主观的创造过程中。社会结构由此而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观创造性两种品格，并且这两种品格是融会而存的。

4．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在吉登斯眼中，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

二、结构化理论视野中的教师素质结构的重建

社会理论不可能取代教育理论，尽管教育同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教育领域是由特定人群所构成的“社会”，一般社会理论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对一些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进行解释，但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有其特殊的价值关怀——对人的成长的关注。一般社会理论研究的是现实中的人，而教育理论既要研究现实的人，又要研究人在现实中的成长，还要思索理念中的人。教育理论更加关心造就个人、促进个人发展的能动性力量，既关注现实社会结构对人的制约与造就，也关注如何使这种结构性力量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因此，当把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应用到教育领域中时，应有所发展，使其更具有“教育”意味，而不是生搬硬套。本研究也不例外。

当前，关于教育与外在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往往局限于宏观领域，尤其在教育理论中存在明显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之间的断裂，致使脱离了对行动者个人直接关照的宏观分析只能限于抽象思辨的层面，属于一种在社会理论中所谓的“宏大叙事”，很少论及这些宏观社会因素对教育中的个人及其社会行为的直接影响与制约。而在微观研究中，则更多地囿于对认为是决定了教育现状的教育者的教育观念进行探讨与反思，很少关注到作为互动者的教师或学生所受到的社会现实或历史的结构性制约。

品读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之后，我们有必要回到现实中，解读我们现在普遍意义上的教师素质结构模型，发现问题，重构教师素质结构。教育要回顾过去，思考现在，也要展望未来。

(一)教师素质结构理想模型的建构

在学校结构和社会结构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师?这一问题实际上是教师素质结构构成问题，是一个既传统而又时尚的话题说它传统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古已有之，孔子就说过：“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称之为时尚，是因为今天对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讨论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焦点之一。

究竟什么样的教师素质结构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真正需求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理想中我们将教师隐喻为“蜡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等，超越教师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实际，过分拔高或过多规定对教师的期望与要求，将教师塑造成为“融渊博的文化知识、正统的道德观念、完善的行为规范及清贫的物质生活于一身”的“圣人”阿，把将来社会对教师的希望全寄托于当前教师的发展，而忽视了教师现阶段的实际需求。国家和教育法中都对教师的责任做了明确的规定。在这种社会制度和规则的指导下，形成了制度化的模式，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才标准或教师的专业素质结构，这种专业素质结构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群体的，但通过作为教育主体之一的教师和教师以及教师与其他人员在时间与空间中的互动，形成一种社会结构框架。

当前在理论层面，对教师素质结构的划分五花八门，但是，总体而言，最基本的还是以下几个方面：

身心素质结构系统。身心素质结构是教师素质结构的基础，也是每个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其主要包括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的素质结构都是不完善的。

知识素质结构系统。教师的知识素质结构主要包括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育理念。其中，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是在有差别的基础上互融互渗的统一体，这种融合是立体的融合，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融合。他们共同构成相对完善的教师知识结构。

能力素质结构系统。教师的能力素质结构是教师从事教书育人活动所必需的实际本领，其立体性之空间维度表现在它是由多种单项能力组成的和谐统一体，主要包括教师的基础能力、专业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三大部分；时间维度则体现在各种能力不仅在同一时间彼此的作用力度不相同，而且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在整体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不相同，即个人的能力形成和发展存在不平衡性。

思想道德素质结构系统。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结构应该在继承传统师德构成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超越，形成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多维复合型教师道德素质结构，这种多维性具体体现在教师道德素质结构的构成层面和构成要素上，构成层面已由单一的职业道德扩展到公民道德，构成要素上由爱岗、爱生延伸到爱社会、爱自己。具体而言，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结构包括教师的公民道德素质和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两部分。教师的公民道德素质是其职业道德素质养成的基础，没有良好的公民道德素质就不可能形成完善的职业道德素质。关键是我们要把这种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教师的个人需求，变附加为自觉，能够意识到教师这种道德付出，同时也是教师自身道德修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教师素质结构理想模型的基本特征：

1．多维复合性。多维性意指教师的素质结构是一个由若干个子结构组成的多层次、多水平的结构群，各个子结构之问以及每个子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主要表现在教师的素质结构已经不再是知识、能力、道德的平面简单相加，而是一个以知识素质结构、能力素质结构、道德素质结构、身心素质结构为基础的互动同构的素质结构系统。其中，知识素质结构中又包括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两大部分；能力素质结构中分为基础能力、专业能力、自我完善能力等；思想道德素质结构中包括公民道德和职业道德素质两部分；身心素质则主要是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有机结合。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影响着其他要素的形成和发展。

2．立体性。吉登斯认为，结构可以概括化为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中”利用的规则和资源。正是通过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行动者在空间和时间中维持和再生产了结构。那么，这里所指的立体性主要是就教师素质结构形成和发展的时空而言的。传统上，我们常常将教师的素质结构看成静态的、封闭的系统，而忽视了教师素质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动态性、开放性。教师素质结构应该是一个“时间上继起、空间上连续”的动态开放系统。其形成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各个要素在整体结构中的内涵、序列、构型和比重都有所不同，它们是处于不断的整合之中的，也即教师的素质结构是一个有待终生完善的长期工程，他不会持久地停留在某一时空点上，并随时空的变换不断完善，最终达到质的飞跃。从空间维度上讲，教师素质结构完善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学校教育的结果，而是教师与学校、社会在结构上的互动；在时间维度上，融职前教育、在职教育和职后教育一体化，完善教师教育的终身培养体系。教师在利用社会资源进行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自己的知识结构等方面也在发生变化，从一定意义上再生产了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在对自身素质结构进行影响的同时，还将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结构后，以教学为途径传递给教育对象——学生，实现了教育的再生产。

马克思讲的两种生产：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另一种是人的再生产，而没有关涉到人的精神结构再生产的重要性。这一部分内容是社会潜在意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物质生产的制约，但同时也影响着物质生产，用吉登斯的话来讲就是：结构性特征，即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的“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征”。教师的素质结构的形成不但是教师职前、职后和在职教育的一体化，也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一体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师范教育禅传结构与社会结构在规则和资源上的互动，是“在社会中经历了时空后的深层次沉淀”。

3．主体性。吉登斯的“结构的二重性”指出行动者利用结构、并且在利用结构的特质时改变或再生产结构。结构具有双重性是行动者的一部分，制度化模式作为能动性的一个结果，同时也作用于能动性。制度和行动者互不可缺，因为制度是行动者再生产出来的。从教师的素质结构的形成来讲，这里的行动者或能动者就是教育学中通常所指的主体所拥有的主体性。无论是教师(师范)教育所提供的资源和规则，还是学校结构之外的社会结构提供的机会，都必须经由作为行动者自身的教师经过积极主动的行为内化为个人的素质，并在内化的过程中再生产自身的素质结构，进而又以这种素质去作用于学校教育和社会。社会规则是资源本身就是教师素质结构的组成部分之一。既是教师主体性的结果，同时也作用于教师的主观能动性。

(三)教师素质结构养成之社会制度结构的思考

1．关于人才选拔制度。教育尤其是师范教育部分的招生，现在又开始实行“免费制”，有人说是时代的进步，有人却认为是时代的倒退，但无论如何评价，在选拔生源的过程中，应将知识和品德以及能力并重，重在培养一种博大的“教育爱”。从时间维度讲，一个完整社会结构框架应包括招生选拔、培养过程和结果考评三个方面，三方面结合在一起才可以算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教育体系，但我们往往是重选拔而轻过程，把人才选拔和人才培养分离开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有效的教育资源和规则对个人的成长所发挥的效率要比整合资源的效率低很多。

2．关于教师聘用制度。在中国存在“教师相对过剩”和“师资严重不足”的地区结构严重失衡的现象。在发达城市，教师职业呈“饱和”状态，而在偏远山区，对于教师素质的基本要求无所言起，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教育政策众口难调。教师的素质结构与教育结构、教育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之间的联系在此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在经济援助的同时，必要的政策倾斜和持续的政治干预是非常必要的。

3．关于学校设施和布局结构的调整和管理。加强学校的布局结构和物质设施质量监控，为教师和学生的教学生活提供良好的外部空间环境。教师及学生内部素质结构的和谐发展，以及将外在社会规则内化为个人的素质都离不开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主体的“本体性安全系统是其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第三篇：风险社会理论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和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的理论为代表

风险社会理论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和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的理论为代表。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正在枯竭、失去魅力。与贝克相比，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他对制度性风险的强调，另一个是他分析了风险社会对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在吉登斯看来，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吉登斯的风险社会不仅仅意味着社会中的风险不断，更重要的是根据规避风险的原则来组织社会，风险社会是关注人类未来的社会。（徐艳晴-p32）

风险社会理论告诉我们作为众多社会现代化努力方向的工业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社会，如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核污染、电子污染等）、环境风险、金融风险以及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带来的社会震荡等等，一旦发生，就将会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这些作为现代性本身后果的诸多社会风险也同样是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所同样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近些年的汶川地震、舟曲的泥石流、南方雪灾以及去年的海南的40年一遇的超强台风威马逊等自然灾害给当地人民生活和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些充分说明了我们抵抗突发风险的意识和能力还需要提高，启发我们政府及社会组织要提高风险意识，防患于未然。在实践中，要求政府及社会做好灾害的应急预警和预防，做好自然灾害前的应急动员工作。（徐艳晴-p34）

第四篇：斯密的理论

对亚当·斯密价值学说的再认识

—谈斯密劳动价值论的一贯性

作者：孔路路

学号：20104120120

专业：经济学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摘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平行的运用抽象法和叙述法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价值理论，首次提出并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其次从分工出发得到劳动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的结论，最后提出收入构成价值论并论述了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斯密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两种价值理论，前后具有一贯性。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可以划为三部分：工资、利润、地租。关键词：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市场价格自然价格

斯密的价值理论内容丰富，包含许多有价值的分析。首先，第一次提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并论述了两者的关系；其次，提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最后，关于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论述。一：劳动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在这部分里，斯密的逻辑过程大致为：人类交换倾向导致了分工的存在，分工一旦确立，产品产量不断增加从而使国民财富不断增加；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商品大多数通过交换所得，从而引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接下来探讨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国富论的主题是国民财富，即研究国民财富如何增加。所谓国民财富，就是一国国民每年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也就是一国国民每年消费的商品总量。

斯密认为财富的源泉是劳动，而增加财富的途径有两个：一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靠增加生产劳动人数。综合来看，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依靠分工，分工带来的好处归因于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由于每个劳动者的熟练程度的提高；第二，由于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而这种转移通常损失不少时间；第三，由于大量机器的发明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工作。分工是一种人类倾向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因此，分工的范围必然要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也就是说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市场范围又与交通运输状况有关。

由于分工，所有不同行业的产量成倍增加，国民财富也随之增加。与此同

时，分工一旦确立，每个人都专业于一种商品或其中一部分的生产，大多数的生活用品主要依靠交换来获得，不管是在物物交换或者物币交换的过程中，都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则，这些规则共同决定着货物交换价值。《国富论》中指出价值一词含有两个不同的意义：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则表示由于占有该物品而带来的对他种物品的购买力。前者被称为使用价值，后者被称为交换价值。

对于一个占有某货物但又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来交换其它商品的人说来，该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对此，斯密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决定商品的劳动，是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即获得一切物品的“辛苦和麻烦”。第二，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是该商品在交换中购买到的或能支配的劳动。

商品数量是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劳动数量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于劳动者而言，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仅仅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劳动也像商品一样，可以说是有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所谓的真实价格就是劳动可以交换回的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所谓名义价格，就是劳动可换回的一定数量的货币。相同的真实价格总是具有相同的价值；但是由于金银价值的变化，相同的名义价格，其价值有时很不相同。只有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货币是所有商品的真实交换价值的准确尺度；因此，劳动才是唯一通用而且精确的价值尺度。

二：收入决定价值

在这部分里，斯密的逻辑过程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的积累及土地的私有化，产物不再是仅仅属于劳动者，从而从生产产品不同的主体出发来讨论价值的构成部分，证明不同主体收入的合理性。在商品售出的过程中讨论了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的关系，市场价格总是以自然价格为中心，受供求关系变化而围绕其上下波动。

在早期尚未开化的社会里，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化的现象都不存在，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自己，商品按等量劳动交换，这时生产商品所耗费劳动等于它所购的的劳动，因此，商品的价值是由耗费的劳动决定。

一旦资本在某些人手中积聚起来以后，劳动的全部产物并不是完全属于劳动者，大多数商品价格分解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劳动者工资的支付，另一部分是支付给雇主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部分资本的利润，剩余的那部分为贡献给地主的地租。然而，所有不同部分各自的真实价值由各自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以谷物价格为例，一部分是地主的地租，一部分是劳动者的工资及耕畜的维持费，第三部分农场主所得的利润。任何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都是由这三个部分或其中的部分构成。从总体来看，构成一国劳动年产物的商品总额，必然由三个部分构成，而且作为劳动工资、土地地租以及资本利润分配给在国内不同居民。

如果当一种商品所售出的价格恰好可以支付生产、创造这种商品和将商品运往市场所使用的按照其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种商品就可以说是按其自然价格出售的。自然价格就是与工资、利润、地租的自然率或平均率相一致的价格。通常商品卖出去的实际价格就叫做它的市场价格。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市场价格可能高于、低于或者恰好等于它的自然价格。

当市场供给量少于需求量，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当市场供给量大于需求量，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当供给量等于需求量时，市场价格等于自然价格。自然价格就可以说是中心价格，市场价格始终围绕这个中心上下波动。三：两种价值理论的一贯性

国富论的研究方法是二重的，一方面运用抽想法，另一方面又运用叙述法。或许正是斯密没有辩证统一的运用这两种方法，所以大家认为斯密的两种价值理论是矛盾的。甚至指出两个明显的矛盾：一是对简单商品生产分析中，把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混同与用该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因此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分析中，他由劳动决定价值转到了收入决定价值，混同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在价值构成中失掉了生产资料的价值。而我认为这两种价值理论并不矛盾，具有一贯性。

针对第一个矛盾，首先，斯密说“劳动虽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一切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按劳动估价的。以一种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另一种商品量来估价其交换价值，比以这种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量来估定其交换价值较为自然。”劳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商品的数量却是可以摸得到看得

见的实体，只是让人更容易理解。斯密区别了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表现价值，并没有混同价值和交换价值。

其次，货币的价值受到两种不同的变动的影响：第一，在不同的时代，同一铸币所含的金银分量不同；第二，在不同的时代，同一金银分量金银价值也各不相同。只有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货币才是所有商品的真实交换价值的准确尺度。对于劳动者而言，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在未开化时期，所有产物都是属于劳动者的，在交换的过程中，劳动者肯定会衡量自己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只有在交换的对方提供的商品所耗费的劳动等价的同时才会同意交换，也可表达为交换发生于能从对方手里购买到相同的劳动量。因此，在交换的过程中，对于交换者来说，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与通过商品所购买到的劳动在数量关系上是相等的。

总之，从价值实现的角度来说，在交换的过程中，对劳动者来说，商品的价值等于通过它所能交换到的其它商品的等量的劳动，商品交换在本质上是等量劳动的交换。

针对第二个矛盾，首先，在未开化时代，多有产物归劳动者所有而且是等量的交换，所以说劳动决定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存着着资本积累及土地的私有化，等价交换的原则便被破坏，提出工资、利润、地租这三种收入构成价值。斯密只是从分配角度来分析价值，把商品价值分解为三部分从而清楚的解释出各收入主体是凭借什么参加分配获得收入的，证明了各种收入的合理性，并不否定剥削的存在其次，斯密并没有丢掉生产资料的价值。斯密说到：“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企业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工资和加工材料的资本总额的报酬。”斯密运用“资本总额的报酬”来说明利润，证明了利润来源于工人活劳动的合理性，劳动创造价值，无论社会上如何分配价值，活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总之，在资本社会，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可以分解为三部分：工资、利润、地租。

斯密的劳动决定论是其价值形成理论，收入决定论是其价值构成理论，这两者是不矛盾的。斯密的价值学说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在生产中说明活劳动

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在交换中说明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在数量上等于购买到的劳动，在分配中说明了各种收入凭借其自身资源参加劳动过程而获得收入的合理性。

斯密的价值学说不够严密，但理论体系并不矛盾。旨在说明其阶级性、合理性，并不否定资本剥削。

参考文献：

《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经济学说史新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漆光瑛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 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

蔡中兴著

第五篇：蒙医院哈斯先进事迹(登)

关爱女性，让女人更健康幸福

三八红旗手康哈斯先进事迹

在 “三八妇女节”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几千名妇女的热烈掌声中，有一位优雅的中年妇女手捧“三八红旗手”的奖状，微笑着站在领奖台上，她就是鄂托克前旗蒙医院妇科专家、妇科主任、主任医师康哈斯女士。从医25年来，她以博爱的胸怀温暖着每一位患者的心，她用精湛的医术换回了无数女性的健康。

康哈斯女士1984年毕业于内蒙古医学院，分配到鄂托克前旗医院从事妇科临床工作。1986年调入鄂前旗蒙医院，是医院的筹建者之一，众所周知当时新建的蒙医院条件十分艰苦，她不畏艰难，先后参加蒙药资源调查及《蒙古民间疗法》整理工作。1987年参加全国首届激光医疗培训，随后把国内先进的医疗技术结合蒙医药应用到妇科疑难杂症临床诊断与治疗中，赢得了患者的赞誉和爱戴。在此基础上又试着向一直被医学界视为妇科难题的“宫颈糜烂”进行探索研究，经过十几年攻关，她循序渐进地突破了这个课题，在1995年11月编写了题为《结合宫颈糜烂》的学术报告，获得了国家级优秀论文奖。至今，她应用蒙、中、西结合医疗与现代尖端技术诊治宫颈糜烂症，使治愈率提高90%以上，每年接诊的患者近千余例。她不仅为患者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还为她们排忧解难，耐心地倾听每一位患者的讲述，认真地分析，遇到有心理问题的患者，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因此，许多患者看完病后经常会说“不用吃药，跟康医生聊一聊就觉着病好多啦！”。靠患者口口相传，不但本地区前来就诊人数增多，外地患者也慕名而来。一位得了“双侧乳腺肿瘤”的宁夏患者多年到处就医未能治愈，在听到她的大名后前来就

诊，用神奇的蒙药制剂根治了疾病。

有人说女人得了不孕症，就等于得了“绝症”，许多女人叹息说，女人一生若与孩无缘，她就不算是一个完整的女人。20多年来，康哈斯女士凭借着多年的妇科经验，精湛的医术，丰富的治疗手段，采用自创蒙药“送子汤”与中西药结合治疗不育不孕，使不孕不育的治愈率提高到85%以上，为众多不孕不育症患者解除了烦恼，圆上了生儿育女的梦想，成就了很多其乐融融的家庭，被人们亲切地誉为“送子医生”。胡女士，34岁。因闭经、子宫发育不良，婚后十四年不孕。1999年6月，她慕名找到了康医生，经综合治疗二个月后怀孕生子，圆了做母亲梦。郝女士，30岁。结婚6年未曾怀孕，多年去过很多城市大医院都未见效，2003年10月康医生给她治疗了半年多，如愿生下了一个女儿。

康哈斯女士从事临床工作的同时不断开展新技术、新疗法、新药方的研究，大胆创新、精益求精，先后研制出 “那日顺——13”、“呼和——6”等特效蒙药新方。尤其是用13味蒙药研制的新药方“那日顺——13”对慢性盆腔炎、附件炎等妇科疾病有特殊疗效，填补了西药治疗慢性盆腔炎症的空白。完成了《羚角四味的新剂型研究》，合著出版了《蒙医史概略》、《蒙古民间疗法》、《鄂前旗蒙医药》等三部著作，发表了《二氧化碳激光治疗宫颈糜烂》、《论蒙医理论指导下应用现代设备的未来》等十多篇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先后获得国际首届民族医药科技博览会“著作一等奖”、世界传统医学博览会“金奖”、中华创新医学大会“金像三等奖”等奖项。因工作突出，荣获鄂尔多斯市“著名专家”、“十佳优质服务标兵”等荣誉称号。面对获得的成绩和荣誉，她淡然处之，常说“没什么，救死扶伤就是医生的天职。”

二十多年过去了，在蒙医院人们常常能看到这位穿着白大褂的女士忙碌的身影，时光淘尽了青春的光泽与丰彩，可却给她增添了成熟的风韵与内涵。她早年曾有一个梦想：关爱女性，让女人更健康幸福。她朝着这个目标每迈进一步，都伴随着众多家庭的幸福与欢笑，她为此深深地欣慰着，自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