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第一篇：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近年来，伊敏苏木党委政府在上级机关的正确领导和旅游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参与旗委提出的建设旅游大旗战略，发展壮大苏木旅游事业，在加快小康社会建设进程，发展民族旅游业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和探索。

一、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进程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是影响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伊敏苏木为做大做强旅游业，不断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为进一步改善道路交通条件，伊敏苏木党委政府积极与旗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在2007年修通了“两伊”公路，极大地方便了当地居民及外地游客的出行。为美化镇区，方便居民生产生活，2005年在红花尔基地区主街铺高了宽十米的水泥路，现开始铺设人行步道。

二、旅游的发展促进了文化发展

旅游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无论是旅游消费活动还是旅游经营活动都具有强烈的文化性。只有挖掘出文化内涵,它才会具备吸引旅游者的魅力。伊敏苏木的旅游发展不仅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天然美景，也得益于其文化的发展。为提升伊敏苏木旅游的文化内涵，伊敏苏木积极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元素，先后组建了额鲁特蒙古族服饰队、鄂温克

猎民服饰队，同时挖掘额鲁特蒙古族民间舞蹈“沙瓦尔登”、“红柳情”等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丰富了旅游的文化内涵。伊敏苏木还积极开展牧民那达幕、钓鱼、摄影等各种文化活动，为提升伊敏苏木的知名度做出了努力。

三、旅游业的发展改善了环境和卫生，促进了文明生产

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卫生环境是发展旅游业的的重要条件。为此伊敏苏木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结合爱国卫生教教育活动，加强了城区市容和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极大地改善了旅游环境。通过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人民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环境卫生的意识得到增强，促进了文明生产。2008年伊敏苏木实现退耕还草60700亩，禁牧4万亩，季节性休牧60万亩，围栏草场12万亩，治理沙地1万亩。并配合红花尔基林业局开展森保工作，确保了辖区内无滥砍盗伐及捕杀、销售珍稀野生动物现象。为了改善居民区的环境卫生，苏木政府每年支付20万元，清理红花尔基地区的生活垃圾，认真解决脏、乱、差问题，促进了环境净化、美化、绿化进程。

四、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居、牧民收入

伊敏苏木依托秀丽山川的独特资源及浓郁的民风民俗，积极开发红花尔基森林公园旅游线路沿线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资源，2007年旅游季节苏木境内五个旅游景点共接待游

客6万余人次，实现营业收入200余万元。尤其是红花尔基森林公园作为伊敏苏木旅游业的龙头企业，在扩大旅游收入的同时也为红花尔基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还为旅游纪念品生产厂家提供了销售平台。红花尔基至海拉尔公路沿线的家庭式旅游点的兴起也为牧民增加收入提供了机会，草原旅游业已成为苏木新的经济增长点。

伊敏苏木人民政府

2008年8月15

第二篇：和谐金融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和谐金融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涪陵区石沱镇 林英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商品生产和流通的种类和数量十分巨大，社会上存在着庞大资金供需，金融活动也逐步活跃，金融交易工具十分丰富，交易形式也日趋多样化，金融机构和体系也应需而生，金融立法逐步健全，金融市场的监管也逐步合理，我国基本上形成现代金融体系，但他还是一个刚形成不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金融体系，在当经这个开放的世界格局中，为了能更好地发挥世界逐步一体化的金融活动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促进具有中国的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更快更好地发展，我们有必要探讨出一个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中国金融体系。

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之间关系到广大农村经济运行的状况，也之间影响到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但是我国当前城乡二元的金融体系严重阻滞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对我国农村金融运作体系的现状进行简单的描述，在此基础上探讨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力的表现，进而结合我国农村金融运作体系的实际，提出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

一、新时代使命下构建和谐农村金融体系

随着经济金融的不断发展，和谐金融的定义也越来越广阔，但其本质和内涵始终围绕着三个方面:“一是金融与经济的和谐,即金融能够很好地促进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二是金融与社会发展的和谐,即金融能够很好地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三是金融自身的和谐,即金融的各种要素结构,如金融组织结构、金融工具结构、金融市场结构等是完善的和多样化的,金融资源的配臵结构是平衡和优化的,金融活动中各类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得到了很好的兼顾和协调,广大社会公众

能够分享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成果”。第一个和谐是前提和基础，是后两个和谐得以继续的本质保障；金融与社会的和谐是其他两个和谐的制度保障，也是和谐金融所要达到的目标；金融和谐是经济金融运行的本质要求，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和推动力，是实现前两个和谐的基本条件。要建设和谐金融体系，笔者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二）大力发展中小额信贷机构，避免制度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

1、完善农村中小规模贷款机制

尽管我国已经推出了农村小额贷款机制，并建立了农村乡镇银行等小规模针对性金融机构，但是小额贷款的发放及机制的发展跟不上农村经济运作的要求。我国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的丰富和资金的稀缺现象持续，农村个体或者小企业不断增多。农村市场上，由于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村工业规模较小，农村服务业、建筑业、餐饮业、娱乐业等行业有待开发，所以，农村中小型企业在近期内将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对于在创业起步阶段和大规模投资阶段的农村个体及中小企业所需的资金规模并不大，只要进一步完善农村中小规模贷款机制，提升农村乡镇银行的网点辐射，推动诚信机制和担保及技术扶持配套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具有农村特色的金融体系必将快速的发展起来。这不仅需要观念的转变，还需要政策的扶持及农村经济的优先发展。

2、理清大型商业银行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加速发展县域小型的商业金融机构

首先需要改造国有商业银行的县乡级机构。鉴于国有商业银行与农村金融的脱钩现象，可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县级机构与其总行脱钩，将其改造为地方性金融机构，实现“双赢”。一来对促进农村中小额信贷的发展，二来卸下国有商业银行的“包袱”。具体改造的方式，可以与农信社合并，有条件的也可以改造为地方性商业银行。总之，要通过改造和改革来恢复这些机构的信贷功能，为农村中小额信贷服务。同时鼓

励新设农村中小型商业金融。在中央关于放开农村民间信贷政策的鼓励下，可考虑放宽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条件，新设一批民营的、独资的、合伙的、外资的或集体的县域小型商业金融机构，在充分发挥现有商业银行作用的基础上，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中小金融机构适度竞争，满足农村中小额信贷的多样化需求。

（三）注重发挥农村地区政策性金融的作用

农业具有高度的风险性，其自身高投入、低产出的特征决定了农业在也是弱质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外界的扶持。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经济、金融的发展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很多农村中小企业及个体无法满足商业性贷款对抵押和担保条件的要求，而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对抵押担保要求较低。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具体特征给我们的启示是，解决“三农”发展面临的资金难融问题，不能借鉴城市经济的发展模式，简单的依靠商业金融机构，而是要充分发挥地方性资金以及政策资金在支农方面的优势，在发展各种特色地区性金融机构来支持农村发展的同时，全力发挥政府调节及政策支持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的作用。用政府宏观调控的力量来推动农村金融的发展和完善。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农村开发性金融机制和体系的建立，使开发性金融融入到 “县域经济 ”、“三农 ”和中小企业领域，更多地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项目的投资。

充分利用近阶段国家的大规模投资拉动内需刺激经济战略，发挥政策性银行的纽带作用，促进国家刺激内需政策在广大农村的实施。政策性银行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把刺激内需的政策资金很好的利用起来，做到合理、有效、公平和及时补充农村金融资金的不足，推动农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也可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和完善。

（四）缓解金融抑制现象，消除金融二元结构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要缓解金融抑制现象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快

金融改革步伐，放松利率管制，实行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根据资金的供求、头寸、收益和风险因素自行调节利率，有利于合理配臵资源，能够引导资源的最优配臵，有助于提高整个存款金融部门的资金运行效率，并能够填补资金的供需缺口，缩小民间借贷的生存空间。通过金融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发展，推动我国金融的深化和广化，进而促进城市金融向农村的延伸和发展，最后带动农村金融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整个过程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我国一直以来的金融二元结构局面，缓解或者彻底解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各种体制和机制矛盾，彻底改变农村金融供求失衡的局面，提高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力。金融二元结构的消除不仅需要金融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也需要经济发展做基础以及政策制度的扶持。

（五）充分利用本轮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大力发展农村金融

本轮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无止境深化造成的，它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损失让人们明白了：金融业的发展必须依托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作为趋利的金融业，在现有领域遭受挫折后必然寻找新的获利空间。近几年高速发展的中国农村以及农业经济正好具备现代金融业进入的条件。基于此，金融危机后的金融业具备向农村发展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农村地区应该提前做好承接、引进和发展现代金融业的准备。

金融危机导致的农民工返乡潮也给农村金融的发展再次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主要表现在：①东部较发达地区的农民工返乡后带回了先进的观念，他们用先进的思维方式来发展现代农业，其投资风险大大低于其他农民，这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②具有金融知识和觉悟的人才返乡对农村金融的发展更具备推动作用，在农村金融推广方面将取得良好的正面效果；③农民工返乡带回的大量资金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只要能够充分把握住以上各种因素的有利方面，化“危”为“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将会全面有效运作起来。

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差异、南北差异、城乡差异都极大的影响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模式。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区位的优势无论在自身发展方式的优化、产业链条的延伸以及国际经济合作等方面都走在了前头，而地域更辽阔的中西部丘陵和山区却依然停留在世界的边缘。由于差异化太大以及地域过于辽阔，区域中心极对边缘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拉动有限，区域产业链条无法向更远的地区延伸，以至于内地许多偏远地区被动隔离，经济发展方式失去变革的动力。尽管广大丘陵和山区在发展区域特色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规模、技术和观念跟不上，无法成为区域产业链条上的一点。在世界经济增长极中，我国是一个整体的区域经济体，部分地区发达，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并不能为我国区域经济的持久发展提供根本的动力。

二、和谐金融体系要求区域金融体制的完善

1、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扩散主要原因就在于金融的衍生和金融监管的放松，而我国真正的金融体制发育和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尽管发展速度较快，但起步较晚，发育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金融发展体制不完善，广大偏远丘陵和山区缺少必要的金融发展体系，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不够强，同时也无法将内外富余的资金利用起来，推动储蓄和投资的融合与转化，进而无法连接内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这种陈旧融资体系的弊端充分表现在灾后重建的间断缓慢的融资服务上；二是区域突围力量不强，当前我国金融国际化的呼声虽然日益强烈，但是金融国际化的步伐依然缓慢，使得我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和主导力无法发挥和显现，同时也弱化了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金融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金融无法实现区域突围，必然导致经济的区域联系不紧密，也必然丧失在大环境中转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机会。

2、社会保障及思维观念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总体程度不高，局部性的区域不均衡，再加上人口多，基数大等因素，我国作为全球区域经济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这使得人们在收于不确定的同时又增加了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心里。由于特大自然灾害和金融风暴的突袭，广大偏远丘陵和山区的人们在忙于自救的时候根本无心顾及发展方式的转变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完善失去了中坚支柱。同时，各地方政府在贯彻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发展方式转变政策的时候结合了自身和当地实际，过多的追求总量而忽视质量，对创收较高的“三高一低”产业采取默许的态度；对出口采取以为鼓励的策略、在区域产业转移以承接上较少考虑环境和发展方式等社会和效率因素。大众观点认为：能挣总比不挣好，转变发展方式不能以降低发展速度为代价。

以上构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的主要阻滞因素，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要突破这个阻滞体系，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的突破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优化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主要经济战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区域经济突破瓶颈实现历史飞跃，完成世纪目标的根本出路。要变革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不和谐因素，实现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进而达到富民兴区的最终目的，必要要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明确的政策目标。变革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的突破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以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思路为指导，建构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相适应的指标评价战略体系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关键在于观念的更新。更新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社会实践的发展扬弃旧有的形式来适应新的实践的要求。”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具体地说，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优化，必须树立以下与科学发展观相符的理念体系：

第一、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势，更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观念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也为我国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大地震以及金融危机对产业和市场的极大破坏也告诫我们必须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适应全球化的发展方式就要将高技术和产业化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而大大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的技术含量，提高中国工业化过程的质量和效益，大大缩短工业化的时间，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型；应该充分利用高科技的发展成果，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各产业的综合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发展。

第二，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一整套衡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考核体系

政府政绩、官员政绩的考核要转向就业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环境保护的增强以及民主、科学、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等方面的进步，这些都应纳入到政府政绩、官员政绩的考评之中；要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全面降低发展成本、减少发展代价，特别是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生态环境成本；必须冲破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念，树立新的以现代工业和信息文明为基础的价值观；同时还要要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代价过大、资源消耗过高、环境不断恶化、生态加剧破坏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全面降低发展的成本。

（二）以改革为动力，建立和完善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相适应的制度框架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必须以经济体制的转轨为前提，体制转轨是增

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和制度保证。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演进的关键，就是进一步进行深刻的制度变革，一方面矫正被扭曲的制度，包括产权制度、经营管理体制等，另一方面让市场在资源配臵、制度变革和增长方式转变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快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制度，同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不断深入过程中提出来的，大地震和金融危机破坏了我国区域经济机构和进程，但是也推动了我国中东西部经济的重新组合与构架，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和动力。利用好这次机遇便能全面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突破。

第三篇：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不断加快特色新侨乡建设步伐

－－记耿马华侨管理区开展“四群”教育活动事迹

耿马华侨管理区将开展“四群”教育活动与开展创业致富先锋工程和创先争优活动有机结合,紧紧围绕“干部受教育、作风有改进、发展上水平、群众得实惠、社会更和谐”的目标，努力在服务群众各项工作中创先争优,进一步拉近了党群干群关系,为不断加快特色侨乡建设，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一、抓宣传，重教育，干部思想有改变

管理区通过开展“四群”教育专题学习民主生活会和机关、社区干部学习会等多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干部集中学习、开展思想交流、充分征求意见，深刻学习领会了开展“四群”教育实行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的重要意义，充分理解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发扬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重要内涵。深刻认识到切实增强做好新形式下群众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明确了做好新形式下的群众工作，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需要，是维护团结稳定的需要，是实现管理区“十二五”目标任务及打造特色侨乡小镇远景规划的必然需要。

通过学习教育，机关党员干部把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尺度放在群众拥不拥护、赞不赞成、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上，树立牢固的民本意识、奉献意识，坚持工作重心由机关移至基层，深入社区各居民小组。切实牢树群众观点，解决好“我是谁”的问题；坚持群众路线，解决好“依靠谁”的问题；维护群众利益，解决-1-

好“代表谁”的问题；夯实群众工作，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把开展“四群”教育实行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与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和创先争优充分结合，统一思想认识，认为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就是最大的政治，切实发挥党员干部作用，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加快致富步伐就是最好的创先争优。机关干部进组入户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面向群众作出 “六不”承诺：一是不搞形式主义，机关干部开展“四群”活动考勤由基层群众来打；二是扎实做好入户工作，实绩由群众来点评；三是不推诿群众反映的每一个问题，做到件件有登记，事事有落实；四是不给挂钩群众增加负担，机关干部进组入户自带伙食，费用均自理；五是不放过每一个细节，重点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六是不让群众受气，坚决转变工作作风，用细心、耐心来感化群众。

二、抓制度，重管理，干部联户出实效

管理区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方法，通过落实“五项制度”优化干部结对联户全覆盖工作，有效推动“四群”教育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开展，确保干部联户工作不走过场。一是实行领导小组全权负责制；二是实行科级领导分片挂钩联系责任制。管理区科级领导在抓好重点联户同时，分片负责挂钩社区3至4个居民小组的联系工作；三是实行“四群”工作小组包组负责制。设立15个工作小组，将管委会机关与驻区事业单位的干部混合编组，指定组长明确工作要求，切实加强社区居民小组联户工作；四是实行干部重点联户制。明确干部联户对象及工作任务，严肃工作纪律，真心为群众送政策、理思路，助推产业发展，有效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五是实行“四群”联户工作报备制，强化日常管理。每名挂钩联系干部须在每周五上午将本周开展“三深入”工作情

况上报“四群”工作组，再由各组将本周工作开展情况汇总上报管理区“四群”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钩联系干部要切实做好联户工作的日常痕迹整理，撰写民情日记，年终每人须上交一篇民情工作调整报告。自开展“四群”教育活动以来，机关干部共深入基层调研602人次，全区共召开民情恳谈会10场次，收集到各类意见建议28条，走访群众932户，记录民情日记125天，形成调研报告16篇，建立民情联系台帐2套，机关、驻区事业单位共109名干部与932户困难群众结成帮扶对子，发放民情联系卡932张，实现民情联系农户全覆盖。

三、抓帮扶，重服务，干部作风有改进

在开展“创业致富先锋工程”和创先争优活动中，管理区以“强班子、推动发展有思路，强队伍、带领致富有本领，强帮扶、解决困难有项目，强管理、创业致富有保障”为主要内容，始终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绩于民”的工作方针，把为民富民作为检验党建成效的根本标准，以“思想联谋定思路，责任联动增效能，实事联做保稳定，活动联办促和谐”为活动抓手，实现了“组织领富、党员带富、干部帮富、群众致富”的工作目标。在干部与群众结对联系过程中，始终把党员带头创业致富和帮带群众创业致富作为创先争优活动中开展“党员亮身份、公开践承诺”活动的重要内容，把推动共同创业致富作为开展“四群”教育实行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的重要责任和评判成效的重要指标，通过领导蹲点联系农户、部门挂钩联系农户、干部结对联系农户，与群众一道出主意，想办法，理思路，找门路，帮助他们转变发展观念，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针对群众发展愿望迫切、融资难的问题，帮助争取畜牧养殖、蔬菜大棚建设、微型企业项目扶持、青年创业无息贷款和惠农信贷共875万元。争取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308万元，帮助“4050”、非“4050”580人解决养老保险欠费问题。帮助51人争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12人得到民政临时救助，649人得到政府和社会团体救济，59名80岁以上老人享受高龄补助，112名“两参”人员享受参战补助。

针对社区各居民小组普遍反映的行路难、停车难问题，争取将3个居民小组纳入整村推进范围，同时结合创先争优“三亮四进”活动，与县直各挂钩部门共同出主意想办法，共争取资金88万余元，水泥300吨，组织群众投工投劳234人次，修建水泥硬板路面3120平方米，排水沟 480米，弹石路484米，铺设简易停车场3个，建垃圾池16个。通过开展“四群”教育活动，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作风得到了转变，真正做到把群众当亲人，把群众的事当成家事，用心用情为群众服务，用实际行动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认可。

四、抓产业，重项目，群众发展得实惠

群众要致富，产业发展是关键。管理区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的初步成效，提出了“1234”的产业发展思路：即巩固甘蔗主导产业，提升水果、畜牧两个后续产业，培育大棚蔬菜、食用菌、休闲娱乐三个新兴产业，建设“优质甘蔗原料基地、优质水果生产基地、优质畜牧产品基地、优质蔬菜供给基地”四优基地，不断深化扩展“蔗（饲）、畜、沼、林”农业循环经济，着力打造集侨乡文化、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为一体的特色侨乡，实现了农业转型、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为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推动后续产业快速发展，2012年，管理区争取了蔬菜大棚建设

和500亩标准果园改造等一批产业发展项目，帮助群众加快家庭产业结构调整步伐。2012年共完成110个蔬菜大棚建设，发放项目扶持款60万元。成功引进云南省业邦科技有限公司管理区肉牛育肥基地建设项目，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企业+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引领和带动群众发展肉牛养殖，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针对部分群众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管理区为4户群众争取了微型企业创业项目扶持款13万元，帮助群众争取创业项目12个，落实项目帮扶资金和青年创业贷款共133万元。2012年上半年，全区完成农业生产总值4592.7万元，与上年同比增长15.6%。实现农民纯收入4312元，同比增长16.7%。

五、抓稳定，重民意，区域社会更和谐

在开展好领导干部大下访大接访工作的基础上，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和社区干部通过进组入户走“亲戚”，在宣传政策和法律法规同时，深入群众听群众的真话、感群众的所想、察群众的期盼、明群众的艰辛。注重收集民情民意，及时掌握群众思想动向和发现不稳定因素，从源头上预防各种不稳定因素及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生，并把大众合理的意见建议提供给党工委作为今后研究制定工作目标的决策依据，践行好“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自开展“四群”教育活动以来，先后接待群众来信来访117人次，成功调解群众利益纠纷112起，有效化解了绿色通道替代种植、甘蔗砍运均衡、液态肥灌溉、土地调整等群众反映较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顺民意化民怨聚民心，确保了管理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促进了社会和谐。

第四篇：促进骆驼文化旅游业发展

当前旅游业发展中需要注重的 几个问题

（一）旅游业的发展一定要注重特色，突出唯一性

所谓唯一性，就是无可替代。特色越强，个性越美，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则越高，竞争力也就越强，品牌价值、品牌效益就会越大。

综观国内外旅游业发展较快的地方，成功的因素很多，但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定位准确、特色鲜明。从旅游规划设计，到旅游开发建设，到旅游经营管理，到旅游市场营销，每一个环节都注重特色和唯一性。

但是，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国内

许多地方旅游业的定位和宣传，越来越多地表现出雷同和同质化，比较多地用“大美”、“多彩”、“秘境”等。这类词放之云南、四川、西藏或贵州皆准，只是没有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容易给人一种相当然的感觉。当然也有做得好的地方，比如青海，用“三江之源”大做文章，很好地发挥了唯一性。如果用“大美”或“秘境”就无法充分体现青海旅游资源的唯一性、独特性。进而也就难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从我们内蒙古来讲，自然景观的独特性与草原文化的独特性，实现了完美的结合，构成了一种根本性的优势，就是资源的唯一性。这些年，我们逐步打造出 1

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品牌，像“呼仑贝尔大草原”、“苍天般的阿拉善”等。这些品牌之所以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叫得响，就是因为它的唯一性。“呼仑贝尔大草原”，“苍天般的阿拉善”既有地域自然特色，又有文化内涵，最能体现这一地区的辽阔苍茫、美丽神奇、厚重博大。这种不可复制、独一无二的优势，使其具有唯一性，这是其它地方效仿和替代不了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唯一性决定了她持久的生命力，最能让人浮想联翩，让人心动神往。如果说，一个地区抓不住特色或失去了特色，再好的资源最终也会被埋没。此也秘境，彼也秘境，秘境反而不秘了。

在世界旅游需要日趋多元化、个性化的今天，特色就是价值。旅游业竞争力的培育，其实就是个性化魅力的张扬和差异化品牌的塑造。内蒙古东西跨度大，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我们不但要打造全区整体特色的品牌，而且要打造各盟市各具特色的区域特色品牌，力戒地区间的同质化和雷同。例如，在中部旅游区:要建成在世界上有较高知名度的草原民族沙漠风情名胜古迹综合旅游区及锡林郭勒草原风情旅游区；在东部旅游区，要重点建设海拉尔旅游区，包括陈巴尔虎旗草原风情点，牙克石原始森林狩猎点和滑雪点，阿尔山矿泉浴，满洲里边境旅游点，通辽草原民族风情旅游区，赤峰草沙民族风情旅游区等；在西部旅游区，重点发展巴彦卓尔乌梁素海、大桦背,阿拉善盟沙漠风情

2和金秋胡杨旅游。

同时，还要积极推动旅游衍生产品的开发，重点是土特产、手工艺品开发以及民族服饰展演、民俗文化景观展示等创收项目；要在丰富和完善农家乐、牧户游、少数民族家庭游的同时，加强与当地企业的旅游协作，开发林场游、林家乐、猎户游和农场游，由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向休闲度假产品发展，逐步走向高端。

第五篇：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摘要：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有鉴于此，应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即应实行以人为本的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公平；效率；和谐社会

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它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日趋完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小康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有鉴于此，应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1]，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即应实行以人为本的公平与经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

公平与效率关系，一直是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的课题。经济学家更强调效率，而社会学家更强调公平[2].西方学者从机会成本，即选择成本视角出发，普遍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作是替换关系。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公平与效率存在着替代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3].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哲学的视野提出，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则是增进效率的推动力，它们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增进社会福利。”[4] 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大量经济福利只有凭借效率才能取得，因此人们会优先考虑经济效率；不过不能由此而低估公平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于是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理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强调效率优先的理念导致社会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5％，近10年GDP年均增长8.6％，远高于3.7％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速度。但是，在我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度提高，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世界银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47.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的水平。学者们一般都认同，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储户手里。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

我国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趋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大问题。这一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逐步引起社会关注与理论界的思虑。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有鉴于此，关于效率和公平，今天已不再是孰为优先、孰为兼顾的问题了，而应该是两者并重、相互兼容、统筹发展。[!--empirenews.page--]

二、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1.实行

“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才能抑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之势，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

（1）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相对稀缺，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一方面会使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特别是会使稀缺的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等非劳动要素使用效率得到提高，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出现劳动者收入相对于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而下降的现象，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增加而劳动收入相对减少的变动趋势，从而加剧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

我国劳动力丰富，非劳动要素稀缺，劳动用工用人制度市场化，进一步导致各级各类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或大或小的买方市场。这是我国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中不同于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市场化的新特征。这种劳动力买方市场，压低了劳动者工资水平，使劳动者工资收入低于劳动者对收入的贡献，使非劳动资源所有者收入高于其对收入的贡献。非劳动资源所有者收入与劳动者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可能会引起劳动者对近期收入相对减少现象的困惑与不满情绪，进而否定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改革。因此，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让广大劳动者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2）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要素分布格局是相逆的，即我国劳动力丰富而非劳动要素相对稀缺，发达国家劳动力稀缺而非劳动要素相对丰富，因此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会导致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是相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国际比较表明，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在我国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增加而劳动收入相对减少的趋异格局，社会贫富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在发达国家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减少而劳动收入相对增加的变动趋势，社会贫富收入差距呈收敛之势。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发展演变会引起我国劳动者的困惑与不满情绪，甚至会引发信仰危机。因此在我国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只有使非劳动要素所有者与劳动者收入双增长，才能抑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扩大之势，使社会贫富收入差距逐步呈收敛之势，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

2.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西部地区曾经取得了与东部地区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速度呈进一步加快之势。[!--empirenews.page--] 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2％、31％、17％，到1997年则变化为61.46％、23.74％、14.8％。不仅西部地区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人均GDP的差距也与东部地区逐步扩大。改革开放初期，西北各省区人均GDP高于福建，其中青海甚至高于广东，但是到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已超过10 000元，西北五省区除新疆达到6 435元以外，其余各省区均不到4 500元，相差达1倍以上[5].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开放时间长，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高，投资软硬环境都优于西部地区，因此，市场导向的社会资金和外资受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诱导会大量流入东部地区，与政策导向的西部大开发资金反向流动，从而使我国资本与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分布格局的区域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继续在扩大；进而会使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差距呈进一步扩大之势。要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绝对差距还有一段漫长路程。

因此，可以考虑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给落后地区多留资金以培植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促进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以加速资本折旧、贷款担保等措施吸引国内外资金投入西部大开发。增加西部地区教育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实行高[1][2][3]下一页 工资政策，引导人力资本向西部地区流动。在保证投资效益的前提下，使西部地区与其它后进地区的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保持“西高东低，增长极北移”的相对演变态势，是逐步相对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3、利用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为2.57：1，到2004年上升为3.21：1.国际比较表明，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国民收入为800-1000美元阶段时，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我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国内比较研究表明，1978~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2004年在实施“多予、少取、放活”扶农、惠农政策后，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再次呈现缩小的迹象。

2004年我国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15.20，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53.02％，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31.78％，表明我国的生产结构依赖于工业和服务业，我国产业结构已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的较发达阶段。但我国5.8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表明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依旧依赖于传统农业，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仍处于工业化发展初期的不发达阶段。比较就业结构与生产结构表明，在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过程中，就业结构

优化速度远远滞后于工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结构的升级。要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必须利用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才是根本的富农之道，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empirenews.page--] 农业生产函数显示，增加农民收入有两条途径：一是提高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而农民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农民的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越大，边际劳动生产率越高，农民的收入越多。这就意味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措施。二是要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2004年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3.1％，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这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城乡贸易条件有利于农村不利于城市，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有利于农民增收。2005年上半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夏粮又获丰收，最新统计显示农民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5％，增速比2004年同期提高1.60.农民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出售农产品收入大量增加，第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保持平稳增长，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增加，以及税费负担继续大幅度下降等。但2005年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4.1％，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6％，这一变化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又呈现相对下跌走势，城乡贸易条件又呈现出不利于农村有利于城市的相对变动趋势，农民从事务农收入会再次呈现相对减少趋势，农民增收的难度又会加大。只有较大幅度降低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才能保持或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那么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才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不仅要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而且财政要适度增加对农业生产投入品的价格补贴，降低农民生产投入成本，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是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有效的财政政策措施。

4.增加劳动者收入，既能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又能启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我国总体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与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GDP年均增长率为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4％，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5％[4].依据统计资料与笔者的计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01年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7.3％、8.5％、4.2％和5.82％；2004年这四项增长率又分别变为9.5％、7.7％、6.8％和7.1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距呈缩小的趋势，其中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都超过了经济增长率。表现为历史上少见的居民收入超分配。一般而言，居民收入增长率应小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又应小于经济增长率。由于在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趋近于经济增长率，因此，只要工资增长率不高于经济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工资推动的物价上涨。但是，如果工资增长率长期小于经济增长率，就会呈现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市场需求不足现象；进而既会抑制经济增长与新增就业机会，又会导致原有工人失业与下岗。

工资增长对就业的影响有两种效应：一是静态效应，会减少就业；二是动态效应，工资增长会带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因此，这两种反向效应合力的大小与方向将决定工资增长对即期就业变动的影响或呈减少走势或呈上升趋势及其各自的力度。耗尽性分配定理也显示，在新世纪我们仍有增加居民收入，推动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距缩小的空间[7].这就是说，在即期只有增加我国劳动者的收入，才能启动内需，拓展国内市场，带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增加打工者工作的机会；才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因此我们应该遵照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依照耗尽性分配定理，从实际出发，适度提高我国城镇劳动者的待遇，增加农民收入。只有增加劳动者收入，才能既推动经济增长，又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使全体居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empirenews.page--] 5.实行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依照技术进步原则，调整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效增长；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增大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最有效的途径。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实行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会带来不同收入分配格局，从而导致相异的社会经济效果。亚洲四小龙实行了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的出口替代发展战略，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推行了违背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到20世纪90年代，不仅前者经济发展绩效优于后者，而且失业率低，收入分配比较公平。例如，巴西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是韩国的1/3，而基尼系数则比韩国高1倍左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

国内的发展经验也表明，收入分配格局也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其它生产要素相对稀缺，20世纪80年代解决温饱时期，采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方式，社会实现了充分就业，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就较大，收入分配就比较均等，贫富收入差距就比较小。20世纪90年代奔小康时期，采取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发展方式，社会出现下岗、失业现象，而资本获得较高的报酬，相应地，收入和财富就向少数资本要素所有者集中，贫富收入差距就大。显而易见，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要采取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并重的产业发展方式。既依照技术进步原则，调整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效增长，又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利用我国劳动力比较丰富的优势，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劳动密集上一页[1][2][3]下一页 型产业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实现分配公平，从而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国13亿人口中，大约70％的人口为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现实和潜在的就业群体。但是，劳动力市场化改革造成一部分人群失业、下岗，或者处于就业不足的隐蔽失业状态；还有一部分人群由于年龄偏大、缺乏技能，长期难以就业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所有这些人群就构成社会贫困群体或低收入群体。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一部分人群没有就业机会或就业不足。因此，政府实行最大化就业政策，制定积极促进就业的措施，运用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机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机会，努力提高城乡居民就业率，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农民的收入，是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最根本和最有效的途径。

6.依靠国家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通过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调节收入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一方面，应以调节高收入、反贫困、依法规范分配行为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调整再分配关系；加大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的力度，从重处罚和惩处非法暴富，使其违法行为的成本远远大于其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的收益，提高违法犯罪行为的受罚概率，以遏止非法收入，为公平分配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建立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我国收入分配新格局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与良好的社会安全网，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机制，保护弱势群体；同时发展符合农村实际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抑制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促进分配公平，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这种收入再分配方式特别适宜于解决社会特殊困难群体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问题。[!--empirenews.page--] 7.大力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要增加对农村劳动力和下岗职工的再教育与再培训的投资。增加农民获取非农就业机会，提高下岗职工再就业率，是缩小居民之间贫富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举措。

总之，要以人为本，按照科学发展观，实行公平和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新选择。既要推动经济增长，又要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既全面启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又启动收入

分配约束与改进机制。在改革开放，促使东部地区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应使西部地区收入保持高速增长或同步增长，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扩大之势；在市场导向，推动城市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应使农村收入水平保持适度增长，以平抑城乡差距扩大趋势；在分配市场化，导致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大幅增长幅度的同时，应使劳动者的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以抑制贫富差距扩大势头。这种收入双增长分配新格局能促使区域经济、城乡经济与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发展，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分配结构，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吉利斯。发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译丛出版社，1998.[2]茅于轼。生活中的经济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3]A.奥肯。平等与效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4]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5]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数字中国[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6]汪同三。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与改革动向[N].中华工商时报，2003—12—08（1）。

[7]平新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