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中地区城市化发展对策研究07（最终5篇）

第一篇：苏中地区城市化发展对策研究07

苏中地区城市化发展对策研究

苏中地区通常包括宁、镇、扬、通、泰五市。鉴于南京是江苏省省会城市，镇江位于长江南岸，具有特定的区位条件和经济特点，因此研究苏中地区特别是长江北岸城市化的问题，应以扬州、泰州、南通三市为重点。

一、苏中地区城市化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扬、泰、通三市位于长江北岸，土地总面积约２万平方公里，人口１７３４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８６６人，高于苏锡常地区１１７人。这一地区有３个省辖市、１１个县级市、６个县。１９９９年，三市实现ＧＤＰ１４６６亿元，人均达８４５４元。该地区目前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并已成为江苏乃至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棉生产基地和加工工业基地。苏北沿江地区在长江三角洲具有特定的重要地位。一方面，由于其处于江苏中部，同上海和苏南只有一江之隔，因此在经济发达城市向苏北、皖北等次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辐射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传递作用；随着现代交通框架的加快构建，这一地区的区位优势逐步凸现，中心城市在全省经济梯度发展中的“放大器”功能将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属于后发类型，城市化内生动力较为薄弱，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发展严重不足，其接受和传递经济辐射的能力受到了很大制约。和同处于长江三角洲的苏锡常、杭嘉湖等地区相比，影响苏中乃至苏北经济社会发展和战略传递作用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城市化水平偏低，尤其缺少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的支撑和带动。

从１９９９年三市统计资料分析，苏中地区明显存在着“三个滞后”：一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只有３２％，低于工业化水平９个百分点，比无锡市的城市化水平低２１个百分点。二是中心城市的发展滞后于县城经济的发展。“小马拉大车”是苏中三市的共同特点。三市市区人口１７６万人、ＧＤＰ３５９亿元，分别占全地区的１０．２％和２４．５％。而三市所辖的各个县（市），ＧＤＰ平均达７０多亿元，其中超百亿元的有２个县（市）。三是城市功能的培育滞后于经济发展。如集中反映城市功能的金融、证券、信息、市场等服务业，三市的绝对额及其所占份额都明显偏低。可以这样说，加快这个地区城市化进程不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江苏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实施城市化战略和区域共同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是我省实行跨越式发展的希望所在、潜力所在、后劲所在，应该放到全省“十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规划的突出位置，予以关注和重视。

二、苏中地区城市化的基本思路

苏中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四个重要特征。一是中心城市均衡发展。目前扬、泰、通三市市区人口分别为５２万人、５９万人、６４万人，市区ＧＤＰ分别为１２３亿元、１０１亿元、１３４亿元，这两项反映城市规模与实力的指标无显著差异。苏中地区属于典型的均衡型中心城市群结构。二是区域性经济增长中心尚未形成。“九五”以来，扬、泰、通三个中心城市年均经济增长都在１０％左右，而县域经济年均增长约９％。这表明，苏中地区的中心城市与农村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高速增长并未集中在中心城市周围，而表现出较为匀质的发展形态。三是城市化空间现象并不是中心城市能量释放的结果，而是在特定的政策和体制背景下形成的。泰州市区这几年面积扩大３倍，人口迅速增长，直接动因是扬泰分设后行政区划的调整。大量的县改市、乡改镇也是推动苏中地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体制因素。四是城市化的推进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发展没有伴生大量外来人口的迁移。“九五”期间，苏中地区总人口仅增加１１万人；扬、泰、通三市市区人口约增加２０万人。这说明城市人口增长主要是市区扩大的结果，而非外来移民。这与南方特区和苏南一些城市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差别。

针对苏中地区城市化的特点，未来的城市化道路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中心城市优 1

先发展原则。长期以来，政府的政策导向是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鼓励农村小城镇发展。应该说，小城镇建设有效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拉动了农村经济的增长，极大地改变农村面貌。但是，由于规划和布局上的缺陷，以及行政区划的障碍，不少小城镇出现了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从苏中与苏南比较看，苏中三市城镇密度为每万平方公里１３８个，比苏南低５４个，要达到苏南的城镇密度，必须增加１０８个建制镇；城市化水平要达到苏南４８％的水平，则需要新建８７个小城镇。这在资源和环境约束日趋强化的条件下，显然是不可行的。因此，加快苏中地区城市化步伐，必须把中心城市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二是城市规模扩大和功能完善并举原则。扬、泰、通三个中心城市现有建成区面积１４０平方公里，比苏南低约１００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大城市的规模；中心城市人口集中度为１０％、经济集中度为２４％，分别比苏南低１３和１２个百分点。中心城市规模小、实力弱已成为苏中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把做大做强中心城市与完善城市功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未来５－１０年内，扬、泰、通三个中心城市应该发展成为１００万人口左右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三是长江两岸城市一体化发展原则。目前，苏南的城市化已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强势的多中心开放结构。只有积极呼应和全面融入苏南城市群，并实现一体化发展，苏中地区的城市化才能有大的突破。苏中城市与苏南城市的一体化发展，包含了经济发展一体化和空间发展一体化。其中，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前提，产业发展一体化是关键。实现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客观上要求长江两岸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和合理的产业布局，克服由主导产业趋同而带来的地区产业同构现象。这是苏中与苏南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实质所在。根据上述原则，苏中地区城市化的战略重点是：

１．加快培植新的经济增长极。《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纲要（征求意见稿）》把扬州、泰州、南通规划为二级Ⅰ类中心城市；扬州被纳入到南京都市圈的范围，是宁通城镇聚合轴和新宜城镇聚合轴的节点城市；泰州是宁通城镇聚合轴的节点城市；南通是宁通城镇聚合轴和连通城镇聚合轴的节点城市。应该说，这一规划思路总体上符合苏中地区城镇发展现状，但对如何培植新的经济增长极，则缺乏足够的前瞻性。从苏中地区城市化趋势和苏中、苏南一体化发展的要求看，加快构筑以江阴为中心，以张家港和靖江为两翼的跨江大城市群，是培植新的经济增长极的现实选择。江阴、张家港、靖江三市土地面积为２４１７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５９平方公里，总人口２６６万人。１９９９年三市实现ＧＤＰ６０８亿元，远高于扬州、泰州，仅与南通相差约６０亿元；人均ＧＤＰ２．３万元，远高于苏中地区的平均水平。但是由于三市分属无锡、苏州、泰州管辖，同域分治矛盾突出，城市建设过于分散，形不成中心，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目前，城市化水平仅为２６．４％，低于苏中地区５．６个百分点，低于苏南地区２１．６个百分点；而工业化水平则高达５４．３％。因此，必须突破行政区划制约，以江阴为核心重组三市城镇结构，在长江下游再造一个“武汉三镇”。这样，有利于三市统一城市规划，合理产业布局，推进长江北岸的开发，释放集聚的经济能量，在江苏中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中心，进而有力推动苏中地区城市化进程。但是，目前全省城镇体系规划仅把江阴定位于三级Ⅰ类中心城市，这显然是不够的。江阴长江大桥的建成，为这一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应该把江阴与张家港、靖江三市统筹考虑，整体规划，定位在二级Ⅰ类中心城市。时机成熟时，实施行政区划调整，组建地级三江市。

２．依托中心城市重组城镇空间结构。加快苏中地区城市化进程不能不考虑南京都市圈建设的重要影响。国外都市圈发展的经验表明，都市圈半径大都在５０－７０公里左右，且具有较强的向心性，层次结构十分明显，整体性非常强。南京都市圈中虽有南京这一强势产业中心，但由于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城市之间空间距离较远，经济联系特别是产业关联不强，因而整体性较差。随着南京中心城市服务功能的强化、越江交通的完善和城市之间快速轨道客运交通系统的形成，南京对镇江、扬州的辐射带动能力无疑将会增强。但是从近期来看，南京都市圈的建设以极化为主，扩散效应较为薄弱。因此，应该从更高的定位（一

级Ⅱ类）来规划扬州中心城市的发展，努力做大做强做优做美，推动其成为南京都市圈的重要增长极。发展中心城市不能沿袭过去那种“摊烧饼”的模式，而应该在适度扩大中心城市规模的同时，重组周边城镇，构筑主辅城结构，形成主城与辅城之间以开敞式生态区相连、组团式城市发展新格局。扬州市区应扩大到邗江全境，并合理确定功能分区；同时按照“一体两翼、三沿展开”的战略思路，重组以扬州为中心的城市组团和城镇布局。即：以扬州市区为主体，以江都、仪征两个县级城市为两翼的组团式城市，把江都、仪征城区纳入扬州中心城市统一规划；围绕这一中心城市组团，沿江、沿运、沿交通干线展开城镇布局，形成层次分明、功能各异、布局合理的市域城镇体系。南通市也应在更高的定位（一级Ⅱ类）上规划中心城市的发展，加快开发区建设，统筹规划通州、海门城市的发展，形成合理的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泰州市在继续加快市区特别是高港区建设的同时，应考虑对姜堰和泰兴城区的统一规划，做到整体发展。

３．努力完善城市服务功能。虽然制造业仍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柱，但却难以成为苏中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纽带，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和带动力将主要体现在服务业上。因此，在改造和提高制造业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中心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

目前，扬州和南通市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都在４４％左右，而泰州市区只有３１％，无论是量还是质都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不相称，必须加快中心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发展、优化和提高第三产业，努力形成和强化各具特色的城市功能。以扬州为例，市委、市政府把建设“现代工业城、旅游城和大学科技城”作为扬州中心城市的功能特色，着力进行培育。扬州是国家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１９９８年又成为全国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一，多年来中外游客和旅游收入仅次于宁、苏、锡三市，位居全省第四。“十五”期间，扬州旅游城建设应围绕生态园林城市这个目标，突出古、水两个特色，完善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扬州明清古城、古运河三大景群，强化历史文化旅游、自然风光旅游、鉴赏美食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四个主题，着力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扬州大学是苏中地区唯一一所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达３万多人，占市区非农人口的７％；一批部、省属驻扬科研机构在高新技术领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发挥教育和科技潜力，发展大学和高新技术研发机构，健全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应该是扬州中心城市完善服务功能的一个方向。泰州市应将第三产业量的扩张放在强化城市服务功能的首位，同时根据制造业强市的特点，发展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优势产业，增强对周边县(市)的辐射能力。与扬、泰两市相比较，南通最大的优势在于通江达海，既有深水海港吕四港、洋口港，又有年吞吐量２０００万吨以上的长江南通港，可望形成长江中下游乃至全国较大的物资运输中转基地，建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北翼组合港口。４．加快长江北岸重型基础工业带建设。苏南地区推进城市化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以外向型和高科技两个轮子推动开发区、工业园区和城市新区建设，进而促进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和素质提高。扬、泰、通三市１９９２年以来在开发区和城市新区建设上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苏南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也不够显著。这尽管有基础和区位的因素，但缺少统一规划和准确的产业定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长江两岸产业布局来看，长江北岸４０４公里岸线，只有仪征化纤、扬州二电厂、华新水泥、丁苯橡胶等少数几个大型重化和原材料工业企业，岸线开发利用共３９．３公里，仅占岸线总长的９．７％，占全省已利用长江岸线总长的２８％。长江北岸开发严重不足与长江南岸港口建设、大工业布点趋于饱和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因此，依托中心城市，加快长江北岸重型基础工业带建设，对于合理长江两岸产业分工和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将极大地推动苏中地区城市化的发展。今后一个时期，应该结合长江北岸港口建设，积极发展港口工业区；充分发挥南通、扬州对外一类开放口岸的作用，规划建设出口加工区、保税区或保税仓

库；利用长江岸线资源优势，重点发展高耗水、大运量的能量、原材料、基础化工以及船舶、冶金、建材等重化工业，使沿江重型基础产业带成为中心城市工业转移、升级和集约化发展的主要基地，为苏中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和布局调整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三、推进苏中地区城市化的对策建议

１．以高速化、立体化、网络化为重点，健全苏中地区交通体系。这是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必须超前发展。苏中地区交通体系的建设要适应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要求，以提高综合运输能力为目标，集中力量抓好运输主干线、重点港站主枢纽建设，形成以高速公路、干线铁路、长江和内河主航道为骨架，沿海、沿江主要港口为依托，中心城市为枢纽的水陆空管并举的综合交通体系。建议省里将苏中地区作为“十五”期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主战场，重点规划建设四大工程：①高速公路网工程。加快建设南京二桥和镇江至扬州长江大桥，规划建设苏通长江大桥，发展过江交通；建设长江北岸沿江高等级公路和扬州丁蒋高速公路，全面提升苏北公路等级，加快实现苏南、苏中、苏北高速公路的一体化。②轨道交通工程。建设以新长铁路、宁启铁路、沿海铁路为骨架的干线铁路网络，辅以支线铁路，沟通沿江各中心城市和主要港口，增强中心城市和港口的辐射能力；规划建设南京至扬州、南京至镇江城市轻轨客运交通系统，加强中心城市间的联系。③港口工程。随着沿江高速公路网和铁路网的形成，苏中地区与我国中西部的联系日益密切，物资集散地功能不断强化，因此加快港口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近期，重点发展南通港、扬州港、高港，增加大吨位深水泊位，提高港口吞吐能力和综合配套服务能力。④机场工程。完善南通兴东机场，规划建设扬州机场，与发展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的目标相适应。

２．突破体制和政策障碍，推动苏中地区人口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就是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国内外许多城市的兴盛常常伴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１９世纪初扬州就是世界上拥有５０万以上居民的１０大城市之一，在国内仅次于北京、江宁（南京），名列第三。当时的扬州城商贾云集、人才济济，扬州盐商、扬州八怪、扬州艺人大都是外来人口，正是大量移民造就了扬州昔日的辉煌。因此，加快城市化必须着力推进人口特别是高素质人口向城市集聚。当前，制约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主要是：①户籍制度缺少足够的弹性，农民进城入镇的门槛和成本仍然偏高；②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尚未形成，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的转让受到种种限制，苏中地区仍有近５０％的农村劳动力单纯从事农业生产；③城市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带有明显的身份岐视，不接纳进城的农民。这三个方面的因素相结合，就把农民“套”在了土地上，堵在了城门外。据了解，扬、泰、通三市在今后５－１０年内城市化水平都将提高到５０％左右，这就意味着将有３００万以上的人口要进城入镇。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建议省里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出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综合配套改革措施，对苏中地区人口城市化给予特殊政策支持。

３．加强宏观指导，对苏中地区城市化给予政策倾斜。①进一步完善《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纲要（征求意见稿）》，使之更具前瞻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加强对各市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特别是中心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的指导，鼓励和支持苏中地区中心城市进行更高的定位，向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发展。②研究制定长江北岸岸线资源开发利用总体规划，加强重型基础工业大项目在沿江的布点。③成立区域性协调机构，建议由省发展计划委员会牵头，苏中各市政府参加，负责跨行政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沿江岸线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治理等事关全局重大项目的组织协调。④筹集城市化发展基金，重点支持苏中地区重大交通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⑤给予苏中地区中心城市政府较大的城市经营、管理权限。对城市总体规划范围内的局部行政区划调整权下放给市政府，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对于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城市建设用地、沿江开发用地，可参照苏州工业园的做法进行一次性审批，并在用地指标上给予倾斜。

中共扬州市委政策研究室课题组２０００年８月

第二篇：黔江区城市化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黔江区城市化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复制链接]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短短30年间总体城市化就有1978年的19.5%提升到2008年的40%以上，这是一个旷古未有的现象。但是，在城市化的高速进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那就是各城市的发展在滚滚的投资热潮中或彷徨不知所终或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本是谋求城市发展的良好初衷，却在城市间你追我赶的过程中演变为无休止的过度竞争。城市发展缺乏一种理性的成长机制，城市间缺乏合作机制。在这种背景下城市外延极易出现无序的蔓延与粗放扩张，城市化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的治理与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城市的发展前途。

重庆市黔江区作为渝东南经济中心，其城市化总体水平偏低，且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对城市化进行相关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本论文主要以黔江区为例，试图探究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化历史演变、发展现状、特点及存在问题并提出有助于本区城市化发展的措施。关键词： 黔江区

城市化

统筹发展

1黔江区基本情况介绍

黔江区位于重庆市的东南边缘，地处武陵山腹地，东临湖北省的咸丰县，西界彭水，南连酉阳，北接湖北利川市，是渝、鄂、湘、黔四省市的结合部，素有“渝鄂咽喉”之称，是重庆市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东西宽45公里，南北长90公里。全区幅员面积为2398.7平方公里。全区共3个街道办事处，12个乡、15个镇、489个村民委员会,2005年末，全区户籍总人口50.72万人。区内交通便捷、信息灵通，国道319线和黔咸公路在此交汇，渝怀铁路横穿黔江境内，黔江舟白机场已经完工，并计划在2010年国庆期间实现通航。近年来,全区大力实施“城镇带农村,工业带农业,城乡一体共繁荣”的发展战略,狠抓城市建设、管理和经营,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黔江作为渝东南经济中心的地位日益凸显。2城市化的相关概念

2.1城市化的涵义。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它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加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是城市人口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是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农村传播和渗透的过程。

2.2城市化的相关概念。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另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有延伸出了一些与城市化相关的概念，如郊区城市化、半城市化等。

3黔江区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3.1黔江区城市化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3.1.1工业化的推进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工业化促成了资本、人力、资源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有限的空间内的高度集合，对城市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黔江区正阳镇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依靠其宽松的土地资源使用环境及人力资源的优势，吸引了大批企业的迁入，建立了正阳工业园区，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黔江工业化的进程。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力的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

3.1.2产业结构的转变

随着黔江区工业化的加深，工业的崛起和发展改变了过去农村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生产结构，而二、三产业得到较快发展。以正阳镇为例，随着工业园区的建设，工业的大量迁入，很多原来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员变成工人，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也不断增多。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否决定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因此，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化和优化，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推动力量，也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途径。

3.1.3政策的促进

坚持“城镇带农村，工业带农业，城乡一体共繁荣”的发展思路，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抓住市委、市政府把黔江定位为地区性中心城市的机遇，加大力度实施以“一枢纽六中心”为载体，构建渝东南经济中心，增强全区各级的信心和决心，在各项工作中充分体现区委、区政府的战略思路。城镇建设应按照“规划科学化、建设最优化、机制市场化、管理法制化”的要求，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的思路，以发展的眼光和创新的意识，科学地地编制城镇发展总体规划，提高城市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以适应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环境质量的提高。要完善城市功能，尽快完成城区组团式布局的骨架建设，并对各组团功能进行合理定位，要着眼于完善功能、改善环境、提高质量，加快正阳、张家坝组团建设，特别是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要制订黔江农村城镇化的总体规划，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体系，在小城镇建设中，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实施产业带动战略，以一种主导产业如工业、商业、旅游等的发展带动城镇人口的集聚和城镇规模的扩大，要把生态移民、扶贫移民与调整生产力布局结合起来，促进生产要素向城镇集中。

3.2黔江区城市化的外在动力机制

影响城市化的外在动力机制主要指来自于区域以外，加速或延缓城市化发展进程并影响城市化的性质、方向和特征以及城市规模、功能等的各种自然和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机理系统，主要有境外投入、政策的引导与调控、开发区的建设、管理因素的变动等。

3.2.1境外投入

境外投入是指源自区域之外的资金、技术、信息、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乃至企业的迁入。黔江区处于重庆市经济欠发达的东南地区，经济欠发达，但在土地资源，劳动力成本方面拥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并且因为拥有较完善的公路、铁路、航空立体交通网络，相较于周边城市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因此吸引了重庆甚至东部大城市的企业迁入和外资的注入，极大促进了黔江区工业化的进程，对本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

3.2.2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支持

自80年代起实施的东部倾斜政策加快了东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以三峡工程建设为起点的西部大开发，也必将带动中西部社会经济和农村城市化的大发展。中西部要紧紧抓住西部开发这一历史机遇，用足、用活国家所给予的优惠政策，努力改善自身条件，积极主动地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推进区域城市化发展。党的十七大确立重庆市为我国城乡统筹改革的两个试点地区之一，另外，黔江区作为渝东南经济中心，将吸引更多的国家和重庆市的扶持，黔江区要用发展的眼光，抓住西部大开发和城乡统筹改革的历史机遇，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

4黔江区城市化发展现状、特点及问题研究

4.1黔江区城市化发展现状及特点

4.1.1改革开放以来，黔江城镇化发展很快。

黔江地区成立以前，城镇化水平很低，1978年黔江区仅有城镇人口0.9万人，城镇化率为

2.4%，1987年城镇人口2.3万人，城镇化率为5.5%。黔江地区成立以后，城镇化水平提高很快，城区人口(户籍人口)1992年达到3.86万人，1996年达到5.55万人，2000年达到6.29万人，城区面积由2平方公里扩大到近9平方公里。区县合并建立黔江区后，2001年调整乡镇体制，成立了3个街道办事处和15个镇，城镇人口达到10.79万人，城镇化率为21.9%，2002年又对村(居)组建制进行了调整，全区居委会达到了54个，城镇人口达到16.99万人，占总人口的34%。

4.1.2城镇化总体水平较低。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10月31日，黔江的城镇人口(常住人口)为8.7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比全国平均水平35.4%低15.6个百分点，比全市平均水平33.1%低13.3个百分点，在全市40个区县中排名第21位，远远低于47%的世界平均水平。黔江非农业人口仅有6.87万人，占总人口的13.7%，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每年仅增加0.23万人。

4.1.3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按照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规律，城镇化要与工业化发展相适应，但实际上黔江区城镇化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工业化发展。1978年，城镇化落后工业化5.7个百分点，而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两者差距不断扩大，1987年差距达到9.9个百分点，2002年二者差距扩大到10个百分点以上。

4.1.4城镇规模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

2002年末，全区城区3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为8.77万人，非农业人口为5.33万人，城南街道非农业人口不足1万人，城南和城西非农业人口比重分别为39.8%和49.2%；农村15个建制镇平均人口为1.77万人，总人口最多的两河镇2.76万人，总人口最少的小南海镇仅为0.91万人，平均非农业人口为786人，40%的镇非农业人口少于400人，非农业人口最多的冯家镇为3147人，非农业人口最少的鹅池镇仅有132人，在全区所有镇乡中列最后一位。过小的规模使小城镇建设成本较高，辐射和吸纳能力较弱。很多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用水不便、交通不畅、通讯落后、教学条件艰苦、环境卫生与镇容镇貌较差等，对附近的农民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有的甚至不能称为“城镇”。

4.2黔江区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4.2.1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大。

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村和农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活质量等各方面差距大。据调查，2008年黔江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3.8，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在全区消费品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仅为37.8%，在全区储蓄存款中所占的份额仅为28.5%，而占总人口不到30%的城区人口在全区消费品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为62.2%，在全区储蓄存款中所占的份额为71.5%。代表生活现代化程度的家用电器普及率，农村居民要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如彩电只有城镇的30.5%，冰箱为5%，洗衣机为6.1%，移动电话仅为4.8%。广大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电力、交通、通信、文化等基础设施落后，推行城镇化建设任务十分艰巨。

4.2.2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

城镇化并不仅仅是农村人口的简单集中，而是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一系列制度的变革。长期以来采取的严格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城镇、农村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尽管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农民的市场意识、经济意识、法律意识等观念还非常淡薄。从整体上说，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根据抽样调查资料，目前黔江区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56.2%，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3%，文盲和半文盲比例高达5.5%。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农村居民，即使户籍制度上成为城镇居民，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生活技能，在城镇生存下去也比较困难。

4.2.3在黔江区城市化发展中,由于受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所限,中心城区存在向四周无序蔓延的趋势,造成了城郊土地利用功能混乱、环境质量下降、设施建设重复无序、交通压力加大等问题。缺乏有效的政府引导,造成了一些无视规划胡乱开发的现象和行为不断出现。黔江城区处于河谷地带，城市发展空间较小，近几年，城市周边无视政府规划自建房的现象比较严重，严重破坏城市形象，也不利于城市规模的扩大，对集约城建用地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4.2.4乡镇工业发展缓慢，农村工业化水平落后。

乡镇工业长期徘徊在小型化、分散化的低层次上，难以进入现代化工业层次，致使“聚集效应”十分低下，农村的工业化水平相当落后。2002年黔江区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工业生产的只有3.3%，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高达80%以上，农民非农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仅为6.2%。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农村的工业化，没有农村的工业化发展，农村的城镇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过程中，不但要考虑转移劳动力的生活生存成本和管理成本，更重要的还要承担转移劳动力工业化所必需的技术装备成本和发展成本。面对不到5%的农村工业就业，城镇化发展任务十分艰巨。

5． 黔江区城市化发展对策研究

黔江地处山区，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经济、社会、地理条件的限制，城镇化建设较为落后，我们应坚定城镇带动的战略思路，加快城镇化进程，建设渝东南经济中心，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5.1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从各地成功的经验看，推进工业化进程是城镇化建设坚实的基础。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和正在升级的区位优势，努力把黔江建设成为区域加工基地。大力发展以烟草、食品、林产、制药为主的特色加工工业，加快传统工业的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壮大卷烟、电矿、建材、林产、食品、医药六大骨干产业。大力发展乡镇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现有分散布局的企业向小城镇逐步集中，逐步改变乡镇工业规模小、机械化程度低的家庭手工业现状，提高乡镇工业的竞争能力。依托正阳工业园区，通过工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加速人口向城镇聚集，用工业化带动城镇化。

5.2坚持“城镇带农村，工业带农业，城乡一体共繁荣”的发展思路，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抓住市委、市政府把黔江定位为地区性中心城市的机遇，加大力度实施以“一枢纽六中心”为载体，构建渝东南经济中心，增强全区各级的信心和决心，在各项工作中充分体现区委、区政府的战略思路。城镇建设应按照“规划科学化、建设最优化、机制市场化、管理法制化”的要求，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的思路，以发展的眼光和创新的意识，科学地地编制城镇发展总体规划，提高城市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以适应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环境质量的提高。要完善城市功能，尽快完成城区组团式布局的骨架建设，并对各组团功能进行合理定位，要着眼于完善功能、改善环境、提高质量，加快正阳、张家坝组团建设，特别是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要制订黔江农村城镇化的总体规划，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体系，在小城镇建设中，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实施产业带动战略，以一种主导产业如工业、商业、旅游等的发展带动城镇人口的集聚和城镇规模的扩大，要把生态移民、扶贫移民与调整生产力布局结合起来，促进生产要素向城镇集中。

5.3调整功能，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市化发展。积极调整中心城区的产业结构,实现中心城区用地“退二进三”的调整,继续发挥中心城区在城市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提高其现代化功能。按照城市化的客观要求,推进三大产业之间、各产业内部及产业布局空间3 个方面结构的调整。根据区委、区政府规划，黔江老城区主要规划为商业区和生活区，正阳依托正阳火车站、正阳工业园区发展第二产业，舟白依托舟白机场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冯家主要发展第三产业。以产业为依托,加快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承接中心城区的功能转移,在空间、经济、人口、社会、生态等方面加速实行城乡一体化,实现城区与郊区的协调发展[3] ,避免走国外城市郊区化过程中中心城区“空心化”和经济衰退的弯路。

5.4加快制度创新步伐。关于户籍制度，根据区情，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城镇户口迁移政策。关于用工制度，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和外地人口制定的限制性就业政策，坚持城乡统筹就业的改革方向，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关于土地使用制度，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管理，通过完善供给制约和需求引导相结合的供地机制，优化土地利用结构，逐步健全土地市场机制，提高耕地占用成本，保护耕地。

第三篇：欠发达地区小城镇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欠发达地区小城镇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以汉寿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例

摘要:本文结合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实例,深入分析了我国中部欠发达地区小城镇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典型问题,同时阐述了欠发达地区小城镇产业发展的现状条件及自身优势,并由此提出走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的解决对策。

1.小城镇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中部欠发达地区小城镇受自身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产业多为传统农作物及其产品,深加工比例相对较低,新产品和特色品种较少,这种状况必然导致高产出低收入,最终导致竞争力弱;其次,第二产业门类不齐,工业化程度低,支柱产业力量薄弱,从而难以形成规模;再者,第三产业的基础设施落后,社会化服务设施缺乏。

汉寿县位于我国中部欠发达地区的湖南省北部,沅澧水尾闾,洞庭湖西滨,地处雪峰山脉向洞庭湖平原过渡地带,水域辽阔,湖泊棋布,沃野平畴,耕地连片,土宜稻棉,泽足鱼蒲。规划组于2002年8月受汉寿县人民政府的委托承担了县城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对全县的产业发展现状做了详细深入的调查研究,觉得汉寿县城是我国中部广大欠发达地区小城镇的典型代表之一。

1.1农业生产力落后,竞争力弱

汉寿县的农业生产尚未充分走向市场,产品种类单调,以传统农产品居多,新产品和特色品种少,农产品深加工比例低,生产、加 工、销售环节割裂,效益比较低;农户以分散经营为主,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仍占相当比重,生产效率低。

1.2工业化程度低,支柱产业力量薄弱

汉寿县工业门类不齐,工业化程度较低,工业企业分布较散,既影响环境,又难以形成规模,全县除纺织、机械、食品加工以外,其他工业如化纤、生物制药、陶瓷、玻璃等均只有1~2家生产企业,难以形成整体优势。全县一、二、三产业比37.8:19.7:42.5,农业在经济中比重偏大,第二产业发展严重不足。

1.3科技人才缺乏,技术落后

汉寿县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0914人,其中四分之三的专业技术人员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和教育部门。全县每万人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98.3人,低于湖南省平均水平(105.7人);全县严重缺乏企业管理、经济金融、法律等方面的人才以及各种技 术专家,人才缺乏、技术落后已成为制约汉寿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1.4城镇规模小,城市首位度低

汉寿县城作为全县的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不够强,人口集聚程度低。目前,县城的首位度为2.3,工农业总产值与蒋家嘴、太子庙两个建制镇基本持平,导致县城的辐射力减弱,区域竞争实力不强,不能充分体现中心城市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而且,除县城和蒋家嘴镇以外,汉寿县其他乡镇的非农业人口基本上均在3500人以下,各乡镇的规模过小,经济总量有限,小城镇建设资金分散,造成城镇内面貌陈旧,吸引力不足,严重影响城镇化进程。

1.5乡镇基础设施落后,社会化服务设施奇缺

除319国道和S205省道以外,汉寿县的各级公路特别是乡村道路等级低,路况差,大部分为砂石路面,且缺乏维护,交通设施落 后,通达性差;各乡镇普遍缺乏科技、文化、体育等社会化服务设施,乡镇的服务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2.小城镇产业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分析

2.1交通区位分析

常德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距省会长沙170km,处于长江经济开发带与石长开发带的交汇点,常德市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长沙市,居湖南省第二,长常高速公路、石长铁路与机场形成了常德市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作为湘西北一个重要城市,湖南经济北进的理想突破口,常德市的发展潜力巨大,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也相当明显。

汉寿紧邻常德市鼎城区,又与益阳的桃江、沅江、资阳相连,区位条件优越。作为常德市域的二级中心城市,汉寿距常德市区仅 20多km,离省城长沙仅120km,县城距常德桃花源机场约80km,是常德至省会长沙的必经之地。长常高速公路的开通,境内设有太子庙、军山铺、聂家桥三个出入口,还有319国道和石长铁路的快速连接,大大加强汉寿与常德以及周边市县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联系,提高汉寿县的整体经济实力。

2.2自然资源分析

汉寿县土地总面积为2034km2,农用地1275.8 km2,其中耕地56577.5hm2,林地38975.0hm2,园地5838.5hm2,养殖水面18666.6hm2,全县土地利用率高达94.19%,高出全省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水域和耕地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60.05%,土地垦殖率28.03%。从土地利用类型看,中北部平原区以耕地、园地为主;南部山地区则是以林地为主。

据调查,汉寿境内有乔木68科、162属、305种,属珍稀、濒危的有银杏、楠木、梓木、花榈木、南方红豆杉、黄心夜合等;有水生维管植物67种,隶属2门、3纲、27科、44属,常风优势种群有芦、野莲、菖蒲、苦草、轮叶黑藻、菹草、马来眼子菜、茨藻、黄丝草、浮萍、紫背萍、风眼莲、菱等。县境陆栖野生动物种类不多,主要分布在南部丘陵区,境内水面辽阔,共有鱼类124种,隶属24科、78属。全县已知矿点、矿化点29处,矿种有黄金、锑、铅、锌、铁、粘土矿、草炭、钾矿、天然气、石煤、花岗岩、石英砂等。境内旅游资源也已初具规模,沅水、澧水横贯境内,江东市水库、柳溪水库、清水坝水库风景宜人;五宝山、蔺家山、金牛山、冷铺山山势连绵、巍峨秀丽;鹿溪森林旅游区、目平湖自然保护区已初具规模,并已向游人开放;境内文物古迹众多,开发潜力巨大。

2.3自身优势分析

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基础设施等因素对区域经济和城镇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中欠发达地区小城镇自 然也存在着某些特定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3.1欠发达地区小城镇丰富的土地资源、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农副产品资源等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坚实的物质基础;

2.3.2国家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发电站等)的大力建设,拉近了城乡距离,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能源和运输条件;

2.3.3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涌入小城镇谋求发展,为该地区小城镇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主要的人力资源;

2.3.4欠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发达地区大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也为小城镇生态高效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3.5我国近几年大力推行的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以及目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大潮都为小城镇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机会。

3.解决小城镇产业发展困境的对策分析

3.1汉寿县产业发展战略规划

3.1.1产业结构目标:继续优化经济结构,根据本地生态资源优势,巩固发展第一产业,重点发展与第一产业相关的第二产业,并利用前两者的带动作用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为第一、二产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使三者进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002年汉寿县第一、二、三产业比例为37.8:19.7:42.5,根据近十年汉寿县产业结构比重的变化趋势,参考全省发展水平,预计至2010年第一、二、三产业比例为25:30:45;2020年第一、二、三产业比例为15:35:50。

3.1.2根据现状城镇产业特点及资源分布状况,依据县域城镇发展的交通区位条件,兼顾行政区界完整性,按产业分工协作方式,将县域划分为三个经济区,依托3条发展带动轴。

①中部中心经济区规划以城关镇为核心,以太子庙为次中心,将围堤湖与西竺山纳入县城的发展,并且带动、吸引蒋家嘴、军山铺等乡镇的发展,形成中心城镇群,发挥其全县领导核心作用。县城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条件好,有较强的生产加工及科研开发技术基础。

中心区将以第三产业为重点,大力提升文化、信息功能;以第二产业为动力。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强化化纤、纺织、绿色食 品加工及配套服务建设;组织好城郊农副产业生产,形成生态农业基地,并利用沅水、目平湖等有利的自然条件发展假日旅游。

②北部高效农业区

该区域包括罐头嘴中心镇,以及洲口、酉港、坡头等乡镇,该区域拥有S205省道及沅水等交通设施,劳动力充足;该区域规划为农业基地,着力开发特色农产

品,建立绿色食品基地;走深加工、产供销“一条龙”道路,带动农业相关的加工业、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建立区域性的农贸交易中心。

③南部特色产业基地

该区域以丰家铺为中心,包括朱家铺、崔家桥等乡镇,该区域有鹿溪森林旅游区、江东市水库、金牛山等自然景观以及金牛山金矿等矿产资源;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丰富,在现有基础上充分利用优越的山林水库资源,以鹿溪森林旅游区为中心,结合生态农业,开发旅游链,带动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

④产业发展带动轴

采取点轴发展模式,以轴带点,以轴及面,以区域性交通线为轴,以临近交通线的城镇为点,带动全县发展,完善发展,完善汉寿县县域城镇产业体系。

发展轴线一:呈南北走向,沿S205省道,北至鼎城区方向,南至桃江方向。带动罐头嘴、县城、太子庙、丰家铺的发展,其中太子庙为县域次中心;罐头嘴作为北部农业经济区的中心镇,规划为区域性农贸交易中心;丰家铺为南部经济区的中心镇。

发展轴线二:呈东西走向,沿沅水流域,东至汉寿蒋家嘴(中心镇),西到沧港。加强沧港、县城、岩汪湖、周文庙、蒋家嘴的联系,通过县城的辐射力带动东西两翼的发展。

发展轴线三:呈东西走向,沿319国道,西至聂家桥,东至军山铺。太子庙作为全县的次中心城镇,位于轴线中心;将带动崔家桥、毛家滩等乡镇的发展,强化聂家桥、军山铺的地区优势,使其影响辐射至邻县。

3.2小城镇产业发展困境的解决对策

坚持走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的改革之路,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推动城乡产业来发展一体化进程。首先,是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越,提高农业效益,增强竞争力;二是实施以中心城市工业园区为核心的集中工业化战略;三是依托区位和交通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和旅游业;四是促进三大产业在城乡之间的交流融合,努力实现城乡经济共同繁荣。当然,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需要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作保证。

3.2.1乡村的基本功能是农业生产,不能因产业多元化的发展而由非农产业取代农业。因此,乡村工业发展的规模和位置必须受到限制,非农产业发展集中到乡镇,每个乡镇非农产业发展只能集中到1～2个点,由乡镇统一组织实施。村一级不准发展非农产业,以保护耕地和防止工业污染的四面扩散。

3.2.2乡镇的发展要制定规划,规划要划定农田保护区、工业发展区和商住发展区,特别要明确农田保护区的面积、范围。现代农业的发展需大量的投入,明确了农田保护区的范围后,一方面可保护农田,另一方面可使经营者放心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3.2.3乡镇的工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应由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转移到提高企业效益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防止乡镇的非农产业总是停留在收取租金和管理费的阶

段。因此,必须对乡村非农用地的规模作出限定,建议以户籍人口为依据,规定每个村民非农用地的总量和每年可开发的量。每个乡镇定额用完后,如果还要发展非农产业,则由镇区统一规划发展;如果乡镇继续在区内征用农田发展非农产业,则要向政府缴纳“超额使用农田费”。

3.2.4成立农业发展基金,主要用于资助现代农业的发展和荒地的开垦,资金来源一是政府财政;二是“超额使用农田费”。这样,经济较落后的乡镇农业的现代化才有可能。

3.2.5便捷的区域交通网络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保证,但沿线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往往对交通干线的交通功能造成冲击,也影响公路两旁的景观。因此,对国道、省道、市道两侧的城镇发展进行规划控制,对干道的断面形式,两侧的建设形式进行硬性规定,做到既要保证交通干线的交通功能,又要兼顾到乡村的使用。

3.2.6乡村不论是发展现代农业,还是发展工、商业,都对农民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应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逐步改变农民素质不高的局面。

3.2.7乡村具有与城镇完全不同的景观和环境,随着乡村设施的逐步现代化,未来它将成为都市区的居民假日度假的良好场所, 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优势。因此,乡村的建设必须注重保护具有地方特色的民居、文物和景点,建设的规模和尺度也应与乡村环境相适应,防止在“城镇化”的思潮影响下,照抄照搬大城市的建设形式。

总之,欠发达地区小城镇的产业状况各有不同,但其主要问题所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要我们能够客观地面对现状,坚持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道路,以市场为导向,现代化为目标,规划为龙头,合理地规划,科学地管理,努力完善并提高地区的硬件和软件,欠发达地区小城镇产业的飞跃发展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彭震伟.区域研究与区域规划.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07.[2]李德华.城市规划原理(第三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08.[3]顾朝林.城镇体系规划———理论·方法·实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0.[4]汉寿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成果(2003-2020).汉寿县建设局.2003.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第四篇：中国东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道路分析比较

中国东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道路分析比较

班级：xxx 姓名：xxx 学号：xxxxxxxxx 摘要：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谓艰辛坎坷。我国地域广阔，在城镇化进程的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各地区的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呈现出区域差异，尤其是东西部之间。东西部采取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东西部，发展道路，城市体系。

正文：我国地域广阔，在城镇化进程的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各地区的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呈现出区域差异，尤其是东西部之间。相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具有区域地理条件优势，城镇化起点高，人口密度大，是我国城镇网络较健全的经济核心区，具备城镇快速发展的优势，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容量大，外来劳动力流入形成的准城镇人口较多。西部地区尽管有着煤炭、石油、天然气、矿产等丰富的资源，但由于气候、地貌、土壤、水资源和交通设施等方面的弱势，经济实力较弱，城镇化进程缓慢。这种先天条件的不同使得东西部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作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公共服务的中心，开始受到各地区的重视，促使我国逐渐进入快速城镇化时期，但东西部的城镇化速度和城镇体系建设却有着很大差异。从2008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来看，我国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地级以上市91个，县级市162个。西部地区（包括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地级以上市60个，县级市63个。不仅东部地区县级市较多，其建制镇的数量、增长速度和人口聚集度也远远超过西部地区，快速城镇化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东西部人均GDP差距越来越大。

参考一次对于嘉兴市和兰州市的调研结果可以发现一定的问题

除少数大城市外，很多东部地区存在城镇化滞后现象，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城镇虽然有大量打工人群涌入，但这些人并未在城镇长期居住形成城镇人口。西部地区恰恰相反，建国初期，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西部缺乏吸纳大量劳动力的民营企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以及小城镇的建设，城镇化进程中更多地表现为农民大量外出务工，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导致城镇人口比重相对提高，而整体收入水平提升有限的现象。可见，仅从城镇化率，即非农业人口比重难以比较东西部的城镇化水平。

东西部地区出现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不匹配现象也与我国的户籍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密切相关。在嘉兴市的实地调研中发现东部农民虽然从事非农产业，在附近城镇打工，但居住地仍然是农村，“小富即安”和“离土不离乡”的思想严重减缓了农民转市民的速度。而兰州市中，转为城镇人口的无地农民存在就业难，外出务工不稳定及收入水平低等问题。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过程，城镇化离不开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的发展，它必须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既不能过度超前，也不能过度滞后，必须与经济发展适度同步。因此，东西部地区应当采取恰当的政策措施，进行制度创新，促使东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

下面将进行具体分析：

一丶东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异同分析

按照时间阶段来分析：

1.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东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异同分析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是我国自文化大革命后，开始重新重视城市建设，城市得到快速发展的时期，虽然这一时期东西部城市均从较差的经济基础起步，但城镇化的速度和特征却有所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东部比西部地区具有地理优势和基础设施环境优势，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上优越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促使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为城镇建设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良好的交通条件带来的可通达性，使城镇与农村，城镇与城镇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和便利，有力的推动了城镇化进程。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缺乏沿海区位优势、运输优势、气候优势。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地形复杂，使西部地区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大。由于气候原因导致水资源匮乏，资金和地形原因导致基础设施落后，限制了工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从目前情况看，由于较好的投资环境和已经形成的物质环境基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外资、内资、产业、要素、人口还会继续向东部集聚。（2）民营经济不发达，使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更多的依赖政府推动，形成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与之不同的东部地区依靠民营经济为城镇化奠定经济基础并产生内部动力，形成自下而上的动力机制。企业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使农村土地和资本具有集中趋向，形成了城镇化的促动力量。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形成大量民间资本，加上周边大城市的辐射，使城镇受到工业和经济基础的支撑，得以快速发展。而西部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在资金状况上与东部地区存在巨大的差距。没有政府的推动，城镇化进程非常缓慢。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均是以政府的财政支持为主。农民收入低，资金少，缺乏城镇化意识，自身动力的不足使其更多的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

（3）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速度明显快于西部，成为城镇化的重要拉动力。东部地区深化乡镇企业改革，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同时，建立特色工业城，形成规模较 2 大、产业集聚度高、有创新能力、有产品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现代工业园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提升城镇化水平的产业拉动力。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虽然也强调特色产业的建设，但由于自然条件、区位条件、水资源及基础设施条件的限制，在招商引资方面难以与东部地区抗衡，使其二三产业的发展力度不足。2.本世纪以来东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异同分析

根据世界各国城镇化的经验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当城镇化率超过25％～30％时，地区经济将进入加速发展期，城镇化率超过60％～70％时，地区经济进入成熟而缓慢的发展期（1）一些东部地区逐渐出现城镇化进程的滞缓现象，与西部地区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形成对比。东部地区出现的城镇化滞缓现象并非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就业机会增加过少造成，而更多的是由于“离土不离乡”的政策原因。西部地区在这一时期恰恰相反，城镇化的政策促进中心城市进一步扩张，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无地农民逐渐转变为市民。与此同时，二、三产业带来的就业机会仍显不足，更多的失地农民外出务工或在家待业，产业发展仍是西部地区推进城镇化的一个瓶颈。

（2）东部地区的二三产业需要通过规模化和规范化来优化升级，西部地区二三产业需进一步开拓和发展，形成层级体系。东部地区第二产业仍处于较低层次，需要通过规模化和规范化，进一步提升其竞争力；西部地区产业层级体系不够完善，需要以公平的竞争环境和金融政策的支持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

（3）西部地区小城镇建设不足与东部地区小城镇众多形成对比。尽管西部一些地区城镇化率较高，但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小城镇发展的不足，使得西部地区的总体经济水平较差，城乡差距大，二元结构明显。东部地区与之相反，小城镇数量较多，二三产业就业比重高，但城镇化率较低带来的城镇人口聚集不足，将阻碍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因此西部地区应鼓励小城镇建设，而东部地区应促进城镇人口的聚集和分工协作，加强中心镇和城市的高端建设。

（4）东西部教育水平存在差异。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城乡文明的溶合，并通过改变就业结构、劳动组织结构和物质空间结构，影响城镇化进程。但在教育水平方面，西部明显落后于东部。从调研数据看西部具有较高的文盲率和较低的高素质人才比重。教育水平的落后和人才的匮乏，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

（5）东西部教育水平存在差异。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城乡文明的溶合，并通过改变就业结构、劳动组织结构和物质空间结构，影响城镇化进程[3]。但在教育水平方面，西部明显落后于东部。从调研数据看西部具有较高的文盲率和较低的高素质人才比重。教育水平的落后和人才的匮乏，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

（6）东西部地区不断改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但保障层次普遍不高，无法彻底解决城乡发展的种种矛盾。

二．中国东西部地区城市化体系分析

所谓城市体系，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区域乏味内，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具有不同规模和不同职能的各种城市和城镇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城市体系的变化反映了城市体系内各种不同等级的城市的数量和规模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城市体系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城市发展方针，政治变化，经济发展，对于城，镇的定义（市镇设置标准）和对市镇人口 统计口径等因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对中国城市体系研究产生了兴趣。

建国前的100年间，中国城市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轨道上发展的。从1843到1930年，根据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或在外国势力影响下由中国政府自行开放的商埠共105处，其中60%属于沿海沿江各省，主要是沿海沿江口岸。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国近代城市空间分布体系的框架。在建制市发展方面，中国正式设立建制市，是在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据统计，20年代后期先后设立了17个建制市。这些建制市分别是1925年设立的广州市和石门市（现石家庄市）；1926年设立的海口市，武汉市，南昌市；1927年设立的重庆市，南京市，杭州市，太原市；1928年设立的北平市，上海市，天津市，昆明市，西安市，归绥市（先呼和浩特市）；1929年设立的济南市，青岛市。东部地区拥有10座建制市，占全国的58.82%，而西部地区仅仅有3座，占17.65%，东部城市数量是西部的3.3倍，到19448年，全国建制市增至66座，其中36个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台湾省9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54.5%，西部地区只有9座，占总数的13%，差距缩小为3倍。可见，虽然西部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城市化获得了发展，但与东部相比，其城市数量仍然处于不对称局面。

三．东西部地区采取的发展战略

1.东部城市化发展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和自治区直辖市，面积为129.4平方公里，占我国全部国土面积的13.5%。东部有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水产品，石油，铁矿，盐等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技术力量较强，工农业基础雄厚，城市化发展在全国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带。但东部的城市化发展中也存在产业老化，结构趋于一致等情况，因此，东部地区应针对以上问题制定城市化发展对策。

——强化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

东部地区已经拥有一批经济实力强，辐射范围大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广州，北京，大连等，这些城市位于东部沿海，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较强的高新技术研究和开发能力，丰富的专业化人才资源以及雄厚的工业化生产基础。东部地区应该强化这些城市的功能定位，例如加强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突出其金融功能，使它成为全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经融中心。

——重点发展中小城市

东部地区在发挥大城市的经济中心和聚集作用的同时，实行规模发展的转移，开始向周围中小城市扩散引力，以防产业和人口的过度集中和大城市的过度膨胀。重点发展中小城市，按照注重效益，协调发展的原则，调整区域的产业结构，引导大城市的传统产业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形成合理完整的城镇体系，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带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共同进步。

——加快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

适应现代化国际化发展趋势的要求，东部地区的发展应主要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积极发展集约型的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如金融产业和信息产业等等，形成能够带动区域城市化体系发展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放弃占地多，能耗高，污染严重的行业，如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制 4 造业，以增强东部地区城市的持续增长能力。通过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争取新的经济优势，使东部的“龙头”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依靠大城市先进的信息技术和金融体系，强化对中小城市的服务功能，提高对中小城市的辐射能力和拉动能力。中小城市应以大城市为依托，构建大城市的卫星城市，形成城市群层级结构的次级和次下级；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必然使一部分产业专业，虽然这些产业在大城市已难以发展，但在周边的中小城市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中小城市可以引进这些产业，以大城市尚存的服务于这些产业的技术科研营销等机构为支撑，促进这些产业的进步；以大城市为核心，提高中小城市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发展中小城市在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城市与区域相互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提高对大城市的支撑能力。

——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东部地区应进一步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这就要求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关系，实现东部地区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讲，要加强对城市的发展和建设的前瞻性预测，做好将纳入城市范围的乡村的建设规划，促进城乡规划与建设的协调；要着力在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上下工夫，增进城乡经济的融合度；要提高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素质和能力，促进城乡居民共同的全面发展；同时，要促进产业和人口的聚集，不再增加小城镇的数量，把一些小规模且布局分散的小城镇，集镇和部落加以适当合并，提高农村地区产业和人口的聚集程度，鼓励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把小城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加快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2.西部城市化发展

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9个省，自治区，面积为541.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56.4%。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劣，气候干燥，水土流失，沙漠化等问题突出；人口3亿多，占全国人口近30%，但文盲半文盲比例高达23%；从经济总量看，东部地区GDP占全国的58.3%，中部地区GDP占全国的27.8%，西部地区GDP仅仅占全国的13.9%。另外，西部地区支持城市化发展的环境容量低，工农业生产基础薄弱，交通和通讯设施落后，总之城市化水平较低。

——重点培育大城市，有选择地发展中小城市

规模较大的城市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服务，集中的市场等优势，在科技，信息传递，人力资本贡献等方面还会产生“溢出效应”。因此，在西部这样的落后地区，应该重点培育大城市，充分利用其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通过辐射作用带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以及农村的互相联动发展，从而最终推动整体西部区域经济的迅速提高。而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发展，由于自身条件所限制，要选择那些有产业依托，产业承载力强，具备发展后劲的进行培育，例如大城市的卫星城镇，县或区的中心城镇以及交通枢纽型小城镇等，对于那些有成长条件的要加快其发展，争取培育成为区域经济的核心；而那些条件较差的，要避免盲目追求其规模的扩大。最终使西部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协调发展，规模等级适度，布局和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

——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剩余劳动力内部消化能力

实现我国西部城市化发展的前提是要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有序合理的转移，而短期内城市难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来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为避免出现劳动力转移的“井喷”式行情，西部必须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弱化劳动力转移的推动力，同时增加农业的劳动力容量。具体可以通过农业产业化，以拉长农业产业链条，加强农产品深加工；发展农村的第三产业，加强农业生产前，中，后的服务；发展劳动力更加密集的农业项目建设，如立体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使用，扩大农村就业容量。这样既可以加强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内部消化能力，减少劳动力转移的短期压力，又可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

——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

西部城市产业结构一直以来都是以资源开发和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由此导致城乡产业的双重落后。为了促进西部城市化的发展，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首先要合理确定不要用规模城市的产业定位，大中城市以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精深加工工业和新兴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小城市和小城镇以发展特色产业和资源型产业为重点；小城市和小城镇以发展特色产业和资源型产业为重点，通过这些主导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他相关产业，从而提高整体经济实力；其次要延伸产业链，如资源型产业链等，提高产品的加工深度，以实现资源优势向产品优势，市场优势的转化；另外，还要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夕阳产业”，培育城市新型替代产业等发展对策来进行资源型城市产业的转型。

——采取多样化发展模式，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

西部地区地域宽广，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很大，因此，应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采取多样化发展模式。例如边境地区的城市，通过对外开放以发展通商旅游为主，并通过建立经济合作区，带动自身和周边地区的发展；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地区，可以发展建立经济合作区，带动自身和周边地区的发展；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地区，可以发展支持旅游产业的各个服务行业；农牧产品资源丰富的地区，则应该发展农牧产品的深加工工业，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等等。总之，西部地区个城市都应该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条件，扬长避短，实现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资本资源的最佳利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

——调整西部投资战略，进一步促进城市化发展

西部开发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缺乏。外商投资虽然有限，但国家投资仍在逐年增加。主要原因是西部资金使用过分分散，投资回报率相对地下。因此，可以对国家拨给西部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建设资金的投向情况以及绩效情况进行预测和评估，以此为依据调整西部投资战略。欲乡先城，欲农先工，把宝贵而有限的资金投放到现有城镇的扩张上，利用发达的城镇来吸引穷乡僻壤的农民房企土地，向城市靠拢，这样可起到“一箭三雕”的效果：降低城市化成本；促使落后地区村民尽快与土地剥离；使退耕还林修复生态形成可能。

——改善生态环境系统，推进西部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由于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先天脆弱，环境容量有限，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重视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尤其要加大力度积极治理城市污染啊，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根据各城市化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特点，大力发展西北生态农业，环保农业等新兴产业，生产有西北特色的绿色食品；发挥西北天然气资源丰富的优势，尽快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从根本上减少废气排放，净化城市大气环境，建设生态城市，提高西部城市的城市化质量。总结：

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制约了国民经济整体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政治、社会问题中国的东西部经济差距问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伴随着我国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东西部经济差距也不断扩大，东西部经济差距加大制约了国民经济整体的健康发展。

而东西部地区采取不同的战略道路对于城市化进行不同的理解，渴望通过适合的道路增快城市化的速度使国家走向富裕昌盛。中国东西部城镇化进程及发展道路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必然带来这决策的不同，不同战略决策的实施可以加快中国整体的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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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对策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对策研究

摘要：“城市化”是指城市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农业产业结构由农业型经济转变为工业型经济，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扩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大量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为发展工业和建设城市提供土地，征用农民土地和产生失地农民就不可避免。由于我国土地制度、征地制度不完善等原因，使得一部分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有没有替代土地所必要的生产乃至生活依托，形成了“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边缘群众和弱势群体，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巨大隐患和重大难题。因而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探讨解决农民失地问题的对策，对于维护社会问题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本文在城市化的背景下探讨失地农民问题，以城市化理论、三农问题理论、政府职能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有效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失地问题。

关键词：失地农民、城市化、征地制度、保障机制、问题、对策

引言：“城市化”是一个正在改变着十几亿中国人生活的。并且也令全世界注目的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城市化”主要是指一个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他最主要的内容人口的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结，以及城市型生活方式向全社会的渗透、普及。然而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带来耕地大面积征用，失地农民增多。

现代农业经济理论认为：每征用1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据专家分析，按照目前城市化的速度，我国今后每年建设用地需250万亩到300万亩。按城郊农民人均1亩耕地推算，就意味每年将有250万到300万的农民失去土地，按照此速度，到2030年我国的失地农民将由目前的3500万人剧增到1.1亿人。农民失去土地后，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为一个边缘群体，不仅经历着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剧烈社会变迁，更面临着生活、心里等各方面的巨大困境。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广大农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个人利益的牺牲，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城市化成果，反而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人和弱势群体。离开了土地，这些农民的就业将逐渐向非农方向转变。但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失地农民都是属于文化和技能低、资金少的弱势群体。往往被排挤在现代工业大门之外，失地农民就业难、增收难的问题己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城市化进程的障碍性因素。农民失地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的重大难题。近年来由征地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越来越激烈，由此形成了失地农民、农民工和农地的“新三农问题”。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字表明，目前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是由于土地问题，而其中60%左右直接由征地引起，因此，城市化并不仅仅是建设出气派雄伟的城市建筑、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更重要的是人的城市化，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必须正确认识农村城市化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妥善处理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研究和解决保护农民利益是我们现阶段各级政府的重要课题，是进一步推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如何帮助农民度过失去土地后的阵痛期，保持社会的稳定，是各级镇府不可回避的责任。失地农民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城市化进程对农民的影响

1.1 失地农民数量越来越多

随着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长，征地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失地农民也日益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近年来随着我是招商引资城区开发和工业化进程逐步加快，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特别在一些城市郊区和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所占比例较大。至 2011 年底，全区共有失地农民一万两千余人。土地不仅是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农民所拥有的诸多权利和利益，都是以土地为载体的，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这些权利和利益存在的基础和实现条件，导致这些权利和利益的损害或流失，尤其是导致最主要的权利和利益———生活保障的失去。

1.2 失地农民长远生计堪忧

我国征地的补偿费形式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讲征地补偿标准都偏低。被征地群众对现有征地补偿方法普遍不认可，单一的经济补偿模式也很难给失地农民今后的生活提供足够保障。按现在的物价消费水平，一次性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多可维持六七年，而且还要精打细算。事实上，不少农民缺乏长远眼光，有限的补偿费很快就会用完。由征地拆迁引发的很多纠纷、冲突、上访、诉讼，甚至重大恶性和群体性事件也有时发生，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1.3 就业渠道狭窄

虽然当前有部分失地农民在土地征用过程中能获得较大数额的土地补偿款，但在没有新的生活来源、城市生活消费高的情况下，一旦土地补偿款被消耗，生活水平将马上下降，失地农民群体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呈现出动荡性变化。受文化、技能、年龄和政策性因素限制，失地农民面临就业困境，而对于已经就业（再就业）的失地农民来说，他们大多从事较低社会地位和工资水平的工作，如清洁工、开小出租、饭店服务员等。有的农民失地后背井离乡到外地打工。他们如果没有技术特长，没有年龄优势，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找到，也是既费力收入又低的苦活、脏活、累活。由于失地农民大量涌入大中城市，给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治安带来了一定影响，他们又往往是受排斥、受歧视的对象。总体来说失地农民就业困难，尤其是失地的中老年农民就业更难了。

1.4 失地农民难以适应生活

由于目前失地农民的安置大多是集中地封闭安置方式，失地农民大多仍聚居在城市近郊的回迁小区，仍处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平时很少与城市居民打交道。同时，楼方式的城市居住模式也使得失地农民的互动次数开始减少，可以说，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既保留了农村特点，又有了些城市的特征，兼具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双重特征。在日常生活方面，低收入、高消费的城市生活使得失地农民难以对城市生活产生认同。同时，由于失地农民过分依恋土地，使得他们对城市生活信心不足，内心深处有种莫名的惧怕感，他们面对繁杂而陌生的城市生活，油然产生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心里，对未来充满了忧虑，非常苦恼和烦躁，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造成失地农民一系列问题的原因

2.1 政府补偿标准设立不科学，低位补偿造成失地农民利益受损。

一般的城市采用的征地补偿标准是《土地管理法》第47 条所规定的，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最高不得超过十五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 倍。此种计算方法有其不科学性：首先，土地补偿标准没有与征用土地后的土地所得利益挂钩。补偿考虑的只是过去土地的产值，没有把土地开发后的收益计算在内。其次，土地补偿标准的设立缺乏对土地本身价值的充分考虑，补偿标准没有把土地肥沃程度计入补偿公式之内。

2.2 法律规定不完备，导致征地权运用的不规范。

《宪法》明文规定，我国土地实行公有制，具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有，一种是农民集体所有。《宪法》第十条还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里的土地，显然指集体所有土地。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意味着因建设需要使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即使其使用土地的目的并非为“公共利益”，也必须申请使用政府统征为国有后的原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与《宪法》精神有出入。由于法律规定上的矛盾，在征地实践中就难免不出现土地征用权的滥用问题，一些商业性项目用地也必须由政府低价统征后高价转卖给开发商，对农民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

2.3 现行征地制度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收益和处分权。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就是以村为单元的所有农民共同所有。除了《六十条》对此有界定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农民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其代表是村民委员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任何个人和组织拥有某项财产的所有权，他就相应地应拥有对该项财产的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但现行征地制度，在承认农民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在征地时又剥夺了农民对集体土地拥有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使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虚置，土地所有权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2.4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测算方法不够科学合理。

依据《土地管理法》，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种测算办法对农民说服力较差。第一，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尽合理。因为土地征用单位在实施征地过程中，基本都是套用国家标准进行征地补偿，按传统的粮经作物比测定前三年的农业产值，没有或较少顾及到现在的城郊农村，农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集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为一体的 现代 都市型农业，土地的产出价值已完全不是普通的粮食或蔬菜价值可比的。因此，这样形成的土地征用价格当然不能反映被征占耕地本身的产出价值，是偏低的价格。第二，征地补偿标准未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农地一经征用后，其用途的改变通常会导致地价的飙升。但是，在制定征地补偿标准时却没有考虑增值因素。而当今土地征用后之所以会产生增值，是由于土地的位置差异、国家规划和开发投资两部分造成的，增值部分当然就包括两种形式的级差地租。因此，在对增值部分的分配上应考虑、被征地者的利益。第三，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会导致地区地价差异上欠考虑。一个地区的基础地价从根本上讲是由区域经济条件决定的，任何土地交易价格的形成均受到区域经济条件的制约。由于农地产值的一致性趋势，各地类的产值，特别是耕地的产值与区域的经济条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以此为基础测算的征地补偿标准就无法反映地区的地价差异。

2.5与市场经济规则不相适应。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补偿关系，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合理和适用的，也广泛地被农民和社会各界所接受，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显得不合理。首先，城市土地（除划拨）及其它所有的生产要素均已采取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充分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而惟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制征用和补偿。其次，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都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则被征地主体以较低价格拿走。第三，土地的财富观没有得到体现。土地作为不可再生的特殊资源，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很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发展的生产资料，更应真正成为农民的一大财富。

2.6 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针对城市户籍人群，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身份难以准确定位则造成该群体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缺乏。很多城市征地补偿通常都是以货币补偿为主，基本上没有就业培训及就业安置，也没有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土地是农民的生活保障，农民可以利用土地的价值为自己提供养老保障。然而，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而没有获得社会保障则势必造成农民心理的畏惧感，他们担心失业，担心失去生活保障，担心未来的生存。

2.7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困难重重

一般城市失地农民再就业的职业多数为环卫工人、小贩、临时工等，自主创业比例很低，有些甚至沦为无业游民。为了生存，一些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就很有可能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和谐。据调查分析，缺乏职业技能是失地农民再就业困难的主因。城市失地农民的主要技能是耕种，由于缺乏技能知识，失地农民在再就业过程中完全被动，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其次，政府对失地农民必要技能的培训不到位，部分劳动培训机构完全为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而潦草行，缺乏跟踪检查及反馈；最后，由于就业渠道的狭窄、就业信息的不畅通及企业结构性改革等环境的影响，失地农民就业难问题突出。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后生茫然。一些失地农民不去积极找工作，依赖一次性征地补偿维持生计。村民形容这种靠征地补偿款过日子为“赋闲吃老本，死坐活吃”。

2.8进城后日常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农田地被占用后，农民原来依靠耕地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被严重弱化，进城后，他们收入减少而物价不断上涨造成日常生活支出增长较快，原来自产的粮食、蔬菜、家禽等都要购买，有75.4%的失地农民认为进城后消费支出“增加很多”。许多失地农民对我们说：“过去在农村，烧不用花钱的，吃是不用花钱，用水不花钱。自家种点菜吃有余，剩点还可以卖。现在什么都要像城里人一样，什么东西都得花钱买”。失地农民面对城市的高消费，自然就感到消费成本剧增，生活压力较大。

2.9文化生活缺失，精神文明建设急需加强

失地农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往往能反映出社会适应的程度。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群体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乡居民的差异性，而生活方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闲暇生活的安排。据调查：失地农民闲暇活动排在前五位的是“看电视”、“聊天”、“打麻将”、“打牌”和“串门”。可见，失地农民进城后，闲暇生活基本沿袭传统农村的习惯，闲聊天、串门成为闲暇活动的重要内容，休闲娱乐活动贫乏、单调、不需要消费支出，娱乐活动主要在原村民群体内部，几乎不参与城市社区的文化活动。如何有效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

3.1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实力

党的十六大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城乡统筹”就是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为农村经济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的途径，提高农业的竞争力；要靠加快城镇化、城市化进程，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

3.2 建立健全的土地征用及补偿制度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不仅要考虑农民丧失土地的自身价值，更应从农民日后生计的维护和可持续发展角度为农民的长远利益提供保障。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征地补偿应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以农民征地补偿费全部进入社保后能领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为参照来提高补偿标准，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给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应当包括对生产资料的补偿和对生活保障的补偿。这仅仅是静态预期补偿标准，今后应逐步调升，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分配比例，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要灵活多样，补偿时不仅要考虑土地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补偿，还要考虑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居住安顿、重新就业所需的困难补偿。

3.3 实行多样化补偿，提供多种形式保障制度

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不一样，因此补偿方式也不能完全一样，不同的地方可以采取适合当地基本状况的补偿形式。比如一些地方可以采取土地入股的形式和留地作为村组集体发展集体经济的形式来作为补偿及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式。像北京的高碑店村，被征地后只剩下80 亩工业用地，人均14平米，他们没有把所有的征地补偿全部发放给农民，而是预留一部分用来改造村容村貌，一部分用来开发村里仅仅剩下的80 亩地，他们根据市场需建立了2 万余平米的古典家具民俗园，吸引商户和顾客，大力发展古典家具、古旧家具和硬木家具，产品远销欧美和东南亚，2005 年，该村村域产值就达12.5 亿，人均23652 元，村里每年根据当初土地入股情况进行分红，不仅解决了村民的生存问题，同时也使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值得其它地方借鉴。

3.4 逐步增强失地农民就业适应能力

政府除合理予以货币补偿外，还应考虑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在劳动就业方面给予必要的指导，组织劳务输出，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各级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土地出让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的定期再就业培训。首先应加强宣传和培训在就业指导、就业观念、法律意识等方面加强宣传和引导，提升农民自主就业的意识，使失地农民转变就业观念，积极发展二、三产业，从事个体私营经济。同时，充分利用区劳动市场和区镇劳务输出网络，组织引导失地农民向区域外发达地区转移，实现外出务工就业。建立失地农民就业培训中心，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以较低成本费用，引导青年农民学习劳动技能，应有政府拿出一部分土地出让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的定期再就业培训。此外，对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提供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对自主兴办二、三产业的人员要像对待城市下岗职工一样，在工商登记、税务、信贷、用地、用电等方面给予优惠倾斜，让利于民，增加其自主创业的信心和决心。

3.5 不断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的失地农民社保制度，加快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体系，妥善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问题，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客观要求。首先应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没有达到城市低保标准的失地农民，全部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解决失地农民中的基本生存问题；其次，建立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的资金筹措机制的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确保使被征地人员在年老时有稳定的基本生活费，真正让广大失地农民老有所靠，老有所养；第三、建立失地农民失业保险制度，对失地农民进行失业登记，由政府出资对失地农民进行培训并提供就业信息，对在一定期限内失地又失业的农民进行失业救济，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最后要建立失地农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与城镇职工一样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3.6 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机制。

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必须加强集体资产管理，并处理好 历史 遗留问题。一是加快产权和股份制改革。村集体资产特别是历年土地征用的补偿费要单独建帐、专款专用，优先用于办理村民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二是适时组建转型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应接管原村集体资产并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允许其成为法人实体，给予一定年限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税收、信贷和工商登记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以稳定合作经济组织的收入来源，提高失地农转非人员的生活保障。三是完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机制。明确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制定规范的章程范本，确定合理的股权量化比例及配股政策，使合作经济组织在资产评估、法人登记、股权设置、股东权利与义务、收益分配办法、股权转让等方面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加快产权制度创新，允许股权内、外部自由转让，促进资产的社会化。可以借鉴有的地方搞股份合作制的经验，将征占的村集体土地收益以股金方式分配给村民，通过动员村民自愿入股，再筹措部分资金，建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并通过在村外建立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在村内发展二、三产业，安置人员就业，将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与每个村民（股民）紧密地联在一起；或以征地补偿费置换标准厂房给农民发展集体经济；以及实行“街辖村”的“托管”过渡等做法，保证农民对集体经济财产拥有的所有权，保证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保证集体经济持续发展给失地农民提供的就业和生活保障。此外，在征地过程中，对集体经济资产不能搞平调，为其发展壮大创造条件。

3.7 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户积累资产。

资产的社会福利效用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资产，人们可以从长计议，追求长期目标。更为重要的，积累资产本身对穷人的心理促进、意识提升以及行为方式的改变等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事实也表明，土地、房屋、集体经济等资产收益，在预防失地农民贫困和减少家庭不安全感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进而言之，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既是改善他们生计的一种速效、实惠、一举多得的好办法，也是帮助他们规避各种生活风险的重要的安全网之一。一是抓好失地农民的住宅规划与建设。城市规划部门与建设单位在设计建造失地农民的住宅时，既要考虑确保他们乐有所居，也要方便他们能从房屋资产中形成长效受益机制。二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对于必须由国家征用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可以在规划区内征用土地中留出一定数量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经营。对于那些土地征用量大，土地征用补偿费较多的行政村，政府应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3.8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全面做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安臵

（1）、采取规划留用地或土地流转的办法，解决失地农民从事农业所必需的土地，引导失地农民参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失地农民是城郊农民，从事的大都是经济效益较高的种养业，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失去土地后，多数仍愿意从事原来的种养业。为此，建议市政府可在今后规划征地中为失地农民规划留用地。

（2）搞好服务，不断完善失地农民就业服务体系，为失地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条件。各乡镇、街道办事处要成立劳动保障就业所，加强失地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使失地农民学得一技之长。另外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管理工作，对失地农民可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土地征用情况，发给《失地农民手册》，其作用可相当于《再就业优惠证》等类似证明。

（3）加大支持力度，让失地农民参与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服务工作，拓宽就业渠道。

（4）组织失地农民以股东、交易、管理或服务等形式参与批发市场经营，实现再就业

3.9 强化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

（1）尽快出台失地农民农转非政策。

（2）制定失地农民再就业优惠政策。

（3）进一步改进实物安置政策。

（4）不断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政策，维护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

（5）建立土地入股和租赁制度。用于经营项目被征用的土地，进行土地折价，全部或部分入股、租赁的方式，定额收取红利或租金，使失地农民定期分得红利或租金。

（6）实行预留安置政策。要在土地统征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土地，作为安置用地，组织失地农民发展二、三产业，建市场、停车场等，这样既解决了部分失地农民的就业难问题又壮大了集体经济。

总而言之，近年来，虽然我国城市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农业依然是我国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基础产业，特别是在我国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重大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农业所起的支撑作用更是不可忽视。在这其中，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影响到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也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正确认识农村城市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对提高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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